那个冬天，实在太可怕了。
我的身心坏到了极点，每天只能靠安眠药睡觉，随时都发生心绞痛。而且，牙床溃烂，牙龈出血，口腔没有一点唾液，鼻子上一个接一个地长疖子，一连长了五个，吃药、上药全不管用，弄得鼻子又红又肿，出门只好戴口罩。而且天天感冒，在屋里穿着毛衣毛裤披着棉大衣还冷，清鼻涕一把接一把的……
更可怕的是，我越来越自闭，不愿见任何人。在北京小区里住着，只跟在国家体育部门工作的李振如和张巨芳夫妇接触，一见到人家就没完没了地唠叨我那点破事，像祥林嫂似的。这对善良的夫妇给了我很大安慰，从此成了要好的朋友。
即使这样，我每天仍然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要求，玩儿命地修改着《盖》剧本和小说，把两部四十五万字的作品分别压到三十五万字，就连参加全国作代会期间都在改稿。
2002年除夕，午夜时分，全家都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观看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活泼可爱的外孙女满屋追赶着姥爷给买的一只红色心形气球，追着追着，只听“砰”的一声，小家伙立刻喊起来：“哎呀！我的心碎了！我的心碎了！”
没想到，孩子的这句戏言却说中了我……
电话响，我端着饺子来接电话，一位朋友来电话拜年，末了他说了一句：“哎，雅文，我看到中国电视报上打出的《盖》剧广告，编剧署名好像不是你……”
“是谁？”我急忙问了一句。
“好像是……”
我撂下电话，急忙问先生：“贺玉，我让你买的电视报呢？”我知道《盖》剧播出前肯定会打广告，今天下午让他去买电视报，他回来却说电视报卖光了。
见我问他，先生只好说了实话：“雅文，我本想让你过个好年……”他走进卧室拿出一沓《中国电视报》递给我，心情沉重地说，“雅文，我希望你千万看淡点吧，咱不要那个编剧署名算了……”
他的话音没等落地，我手中的盘子和饺子却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女儿急忙劝我：“妈，他们不就是要那个编剧名吗？咱不要了，给她算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连四期《中国电视报》，半版篇幅都打着《盖》剧广告，编剧位置上醒目地打着一个人的名字：赵女士。根本没有张雅文的事！
而且，《盖》剧广告已经登出四期了，全家人早都看到了，就是不敢告诉我。
此刻，我的心就像地板上那几片皱皱巴巴的气球碎片一样，不是碎了，而是爆炸了。我相信，一个人的心要被挤压到一定程度也会爆炸的。不过，心要爆炸不会像气球那样变成几块残破的碎片，而是要淌出鲜血。因为人毕竟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动物。可我找不到人的良知，脑海里只有四个字：欺人太甚！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一种对人性的绝望！
我先生急忙取来几粒救心丸塞到我嘴里……
小外孙女愣愣地盯着我，忙端过来一盘饺子，说：“姥姥，吃我的吧。”不谙世事的孩子以为我为饺子掉到地上而难过呢。
我哆哆嗦嗦地抓起电话，想让A先生给我一个解释，可我按到最后一个号码还是把电话放下了。我想还是让他过一个愉快的除夕吧。
此刻，我想到了那位编剧同行以及那些决策者，一定过得很愉快、很开心吧！而我在这个除夕之夜，却体会到人为什么会崩溃，为什么会发疯，为什么会自杀或杀人……我相信任何人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
我不求得到他人的青睐，我既不年轻，又不漂亮，既没钱，又没背景，只求他人能公平待我，可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我不知这到底是我的错，还是别人的错。此刻我不由地想起小C说的那句话，“雅文姐，这真像要强奸你还得要你同意一样！”
不，强奸只是被人强暴一次身体，而现在强暴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视文学为生命、并投入了巨大精力与财力的作家或艺术家来说，其作品就是她的生命。
我知道，多少人为咽不下一口窝囊气而走上绝路，甚至走向叛逆，走向仇视社会……
我不知我这个花甲之躯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我的思想会不会也走向极端……
不，不会的！我有疼我、爱我、全力支持我的丈夫，有懂事孝顺、事业有成的两个儿女，有那么多关心支持我的朋友，还有我自己正处在高峰的事业……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夜未合眼的我，等到上午十点，拨通了A先生的电话，问他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不是我搞的，更不是我的责任。我已经向广告部提出抗议了，他们下一期就改过来！”
我不知又是谁搞的，更不知由谁来承担这份责任，但我却知道我承受着一次次心碎的后果……
大年初一，我揣着这颗破碎的心，又改了一天稿子。晚间六点一刻，两部书稿终于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之后，我给《中国电视报》广告部发出一封抗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