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再见到父亲，已经是两个月后在开原县城的大牢里了。
只见父亲蓬头垢面跟叫花子似的，披着一块不知从哪弄来的麻袋片，坐在一堆干草上，外面都下雪了，他还穿着离家时穿的那件夹袄。母亲哭了，急忙拿出棉袄、棉裤让父亲穿上，又拿出包子让他吃。
原来，父亲到姥姥家第三天，就被开原县派去的两个衙役给抓走了。进大牢不久，有人给父亲捎话，说父亲要同意娶二婶做二房就可以放了他。
父亲却大为恼火：“我张国卿宁肯坐一辈子大牢，也不要那个臭女人！”大骂寡妇二婶不是东西，丧良心，说他出去以后一定要找她算账。
父亲让母亲快回家去弄钱，想办法把他弄出去。
从开原县城回来，母亲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带着哥哥、姐姐来到另一个村子找到张大师，进门就给张大师跪下了，苦苦地哀求他：“张大师，求您看在您孙子的面上，看在老戴家的情面上，救救孩子他爸吧！”
可是，张大师却闭着眼睛念起经来，连眼皮都不肯抬一下。两个小时之后，母亲只好拖着跪麻的双腿，带着哥哥、姐姐离去了。
从那以后，母亲变得越发刚强，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把姥爷家陪送的值钱东西全部送进当铺，张罗着卖山，卖地，带着孩子一趟一趟地跑到离我家六七十里的开原县城，花钱托人找关系，有病乱投医，扔出去的钱无数。这期间，寡妇二婶那边也在变卖张大师的家产，也在托人找关系。双方打官司花的钱都是张大师的家产。
这样，双方就形成了两股誓不两立的势力，那边一心要把父亲关进大牢，这边一心要把父亲弄出来。那边是财大气粗的宗法势力，这边爷爷奶奶都已过世，姥爷年事已高，舅舅整天泡在大烟馆里，只有挺着大肚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到了第二年夏天，父亲仍被关在大牢里，而母亲却要临产了。
母亲说，那天夜里的山风很大，吹得窗户纸啪啪直响，狼嚎得特别人。
我知道我家的山沟里狼多，我家的猪和毛驴都被狼掏过。小时候，月亮大好的夜晚，经常看到两三只狼站在山顶上，把嘴巴往天上一仰就嚎起来，一听到那鬼哭狼嚎的叫声，我就吓得急忙跑进屋里。
这天晚间，母亲哄哥哥和姐姐睡下不久，就觉得肚子一阵紧一阵地疼起来。她忍着疼痛烧了一锅开水，抱来一堆干草来到无人的西屋，掀起炕席铺上干草，预备好剪子……
我的六个哥哥、姐姐都是落生在干草上，而我是在山楂树下露头的。
母亲说，那时候没人拿女人当人，对女人生孩子就更不当一回事了。女人不能在炕席上生孩子，怕血水弄脏了炕席。而且，生完孩子就得下地干活，不少女人都得了子宫下垂，晚间睡觉把子宫送上去，白天干活又掉下来，整天像夹个茄子似的，子宫都磨出血了。
不仅是母亲那个年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看到佳木斯大街上拉煤、拉锯末子、推水泥，全是女的。她们拉着比她们体重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货物，脸上淌着臭汗，身子都快贴到地面了。我曾想过这样的问题：中国男人的承受力远不如女人，大概就因为中国女人承受了太多苦难的缘故吧！
那天夜里，母亲躺在干草上一直折腾到深夜，我的小姐姐总算出生了，却是脐带缠脖，全身青紫，已经断气了。母亲很难过，一条小生命连爹妈都没看一眼，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她给小姐姐戴上一只小红兜兜儿，捆上一捆干草。第二天早晨，让哥哥把草捆扔到了后山上。几天后，母亲在后山只找到那只红兜兜儿和几块小骨头。
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人这一辈子，啥事都能遇到。你说谁能想到我一个富人家的二小姐，一辈子遭那么大的罪？人哪，到啥时候说啥话吧，没逼到份儿上，要逼到那个份儿上，啥事都能干出来！你说我那会儿，你爸爸关在大牢里，等着我把他弄出来，肚子里的孩子要出世，你姥姥家又远，一些亲戚都眼红咱家得到了张大师的家业，都巴不得看咱家笑话。你说我不挺着咋办？有啥法子？”
母亲说得极是，遇到这种事不挺着又有啥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