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我的训练日记，1961年12月4日这天，只写了一句话：“今年一年，又在意外中白白地过去了。”
1961年，伤好之后，我又开始训练了，整个夏天又是在拼搏的汗水中度过的。10月初，我怀着对新一年的憧憬，又满怀希望地来到北安早期上冰。
可是，一场生死大劫又在悄悄地等待着我……
我的两场灾难都发生在北安，北安成了我人生路上真正的黑色驿站。
记得那是一个灰色的早晨，天灰蒙蒙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煤烟味儿。早晨起床，我好像感冒了，浑身发烫，一点力气都没有。教练让我休息一天。我怕影响训练，在房间里自己活动。可是当我做滑进时，却一头摔倒在地……
第二天，高烧四十二度，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省队孙队医给我打针、吃药都不管用，高烧一直不退。教练带我跑遍了北安所有的医院，却始终查不出病因。
北安当时是县城，医疗技术较差。几天后，我连走路都很困难了。
我躺在旅馆里，被高烧折磨得昏昏沉沉的，脑海里出现可怕的幻觉，一会儿是龇牙咧嘴的怪兽，一会儿又是黑咕隆咚的深渊……
这天上午，教练请来五六位医生给我会诊，可是，查了半天仍然查不出高烧原因。
医生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头痛，记忆力不好，连《东方红》都不会唱了。这时，我无意中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我发现我身上有许多小红点……”
一听这话，医生急忙围上来查看我身上的红点儿。那些红点很怪，含在皮肤里，掀开被子一见光就看不见了，避开光，就看到身上一片一片全是红点。我看到医生们的脸色沉重起来，背着我，悄声议论着什么斑疹伤寒之类的话……
后来得知，黑龙江当时正流行斑疹伤寒。这批医生走后，又来了一位年轻医生。他问我那些医生说我是什么病。我说好像是什么斑疹伤寒。他一听，口罩上方的眼睛瞪得老大，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
“小家伙，你这是捡条命啊！再晚发现几天，高烧连续不退，你不死也变成一个傻丫头了！”
我心想，尽胡说八道，我才不会变成傻丫头呢！我并不知道，当时，斑疹伤寒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即使不死，不少人因持续高烧而留下可怕的后遗症，变成了傻子。
他还说：“可能是旅馆卫生不好，有虱子，虱子是传染伤寒病的重要途径。”
教练考虑医院的条件和伙食不如旅馆，没让我去住院，让旅馆给我隔离出一个单间，每天医院派来一位护士来给我打针、送药。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白天，教练带运动员出去训练了，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听着走廊里运动员匆匆离去的脚步声及欢声笑语，内心充满了孤独和痛苦。而且，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一头秀发几乎掉光了。然而，比白天更难熬的是夜晚，发烧，浑身疼痛，梦里经常哭喊着母亲，醒来发现满脸是泪……
教练和队友们一边训练，一边照顾我，他们不顾伤寒病传染的危险，给我打饭、倒屎、倒尿……看着队友们端着痰盂出门的背影，我难过得几次掉下泪来，刚刚能下床走动，我就挣扎着去外面厕所了（旅馆没有室内厕所）。看着教练为我忙碌的身影，我开始原谅他过去那件事了。
二十天后，全省速滑运动员都转到齐齐哈尔训练，准备迎接全国一级、健将级比赛。我也随队来到这里，住进龙江饭店。
不久，我扶着墙能走动了，能去餐厅就餐了。
我的教练一再向队员们解释，说我的伤寒病好了，不会传染了，让大家不用担心。但我很少出屋，怕见人，尤其怕去餐厅……大家都围坐在餐桌前，只有我一个人手拿单独碗筷坐在那里，等着教练给我拨出饭菜，那种滋味太痛苦了，就像乞丐一样。
在走廊里，我怕遇见熟人，更怕别人问我：“雅文，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搞的？去年腿骨折，今年又得了斑疹伤寒……”
我无法回答，只能躲进被窝里偷偷地哭鼻子。
十七岁，本是花一样的年华，而我却变得脸色惨白，瘦成一把骨头，变成一个小秃子了。
去年，我拄着双拐站在医院的窗台前，羡慕地望着街上的过往行人。今年，我又悄悄地目送着队友们夹着冰刀兴致勃勃地向冰场走去，而我只能从床底下拿出冰刀，久久地抚摸着，一次次地擦去冰刀上的泪水……但我内心仍然充满了幻想，幻想我的病好了，又开始训练了，又能参加比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