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我像许多人一样，怀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认真地聆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积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造反团上街游行，刻钢板，印小报……至今家里还保存着两大本那个时期的小报呢。
这期间，我干了一件最愚蠢、最对不住父亲的事……
有一天，我得知跟我同时分配来的四名运动员早都转干了，有的还加入了共青团，唯独剩我自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转干，一直是工人编制。我很生气，回家就责问父亲：“爸，你去当兵干啥？害得人家连干都转不了！”
父亲一声没吭，只是微微抖着下巴，瞪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母亲急忙把我拽出去，悄声嗔怪我：“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爸刚被批斗回来，脖子上挂牌子的印还没消呢！”接着，母亲第一次对我讲起父亲被抓去当兵的经过……
母亲说：“为了那点破事，你爸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
听到父亲的遭遇，我觉得不该这样对待父亲，急忙进屋向他道歉：“爸，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爸，别生气了，噢……”可是，无论我怎么哄他父亲始终没说一句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糊涂了。
先是贺玉在体委第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邓拓”，批判他的大字报贴满了体工队的墙壁，也贴满了我迷惘的心。对贺玉揭发最多的，正是教过我和贺玉的那位教练……
接下来，世界变得越来越荒唐，越来越不可思议了。
再后来，我和贺玉参加的“8·25”派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头头被抓，司令部被摧垮。我所在的佳东办事处，所有参加“8·25”派的全部退出，最后只剩下我自己……
对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感到越来越困惑、越来越迷茫了。于是，我们在困惑、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情况下，决定结婚吧。当时贺玉已经在体校当教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