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终于接到贺玉偷偷打来的电话，说他拉痢疾住院了。
下班后，我急忙骑自行车来到郊外的传染病医院。
贺玉避开医院的监视人员，带着我偷偷地来到院外一片刚割完的玉米地里，我俩一下子紧紧地抱在一起……
此刻，天阴阴的，飘着毛毛细雨，周围是一片灰蒙蒙的苍凉。贺玉抱来两捆干玉米秸，脱下他身上的病号服给我披上。我俩相拥着坐在潮湿的玉米秸上。
好几个月没见面了，借着从医院里射来的微弱灯光，贺玉一个劲儿地端详我，抚摸着我圆鼓鼓的肚子，问我去医院检查没有，胎儿正不正
常……我告诉他一切都好，问他怎么样，是不是天天挨批斗……
他说：“没斗几次……”
我说：“你别骗我，我都看见你挨斗了！”
“你怎么看见的？”他很吃惊。
“我去看你了。”
“什么时候？”
得知我趴着墙头去看他，他两眼噙满了泪水，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许久没有说话。
这天晚上，我们谈了好多，谈到我生孩子，谈到他会不会被判刑……
当时，公、检、法、司全部被砸乱了，法律已经变成了儿戏。这些“反革命分子”随时可能被关进监狱，甚至可能被判十年、二十年的。
说到这些，贺玉的心情越发显得沉重。
他说：“雅文，我一直在考虑，如果我真的被判刑，或者被下放农村，你们娘儿俩怎么办？”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什么思想准备？”
“你要被判刑，我就等你。你判多少年我等你多少年。你要被下放农村，我就跟你去。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你放心好了，我永远爱你。”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阴雨的天地之间，却震撼着一颗比这天气更阴沉、更晦暗的心……
要知道，这不是花前月下你爱我我爱你的山盟海誓，而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妻子，对前途未卜的丈夫掏出的肺腑之言。
我知道贺玉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他就说了一句大地主刘文彩是地主的典型，他们就批斗他为地主鸣冤叫屈。他说一个大学生没钱买牙膏，可她学习非常好，他们就批判他是诬蔑社会主义大学生……
后来贺玉告诉我，在牛棚里，他一想起我对他说的那番话，就觉得再苦再难也要活下去。他说：“我当时就是为了你和孩子活着！”
是的，他是为了我们娘儿俩活着，而我们娘儿俩也是为他活着。人在这种时候，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听我说完，贺玉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半天才说了一句：“雅文，这辈子我一定要对得起你……”
接下来，他忧心忡忡地说：“你们娘儿俩现在是最需要我照顾的时候，可我……我担心你生孩子怎么办？”
我说：“不用担心，到时候说不定他们能让你回来呢。”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有那份善心。”
“不回来也没关系，你早晚会回来的。”我虽然这么说，可我心里多么渴望他能回到我身边，回来照顾我和快要出世的孩子啊！但此刻，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俩借着医院射过来的微弱灯光，端详着对方模糊不清的脸，都极力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都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无助。我们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他会不会被判刑，会不会被下放农村，更不知命运会把我们推到哪一步……
一切都是未知的。
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用不多久就要出世了。
天色已晚，绵绵秋雨淋湿了我俩的衣服。贺玉几次催促我：“回去吧，太晚了。”可我一直舍不得离开他。
后来，雨越下越大，我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吻别之后，这才恋恋不舍地分手。他用自行车把我驮到马路上，看着我笨笨地跨上自行车，目送我走出好远，他才转身向医院走去……
可是，当我第二次再去看他时，在玉米地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却始终不见他踪影，只好去病房找他。他同室的病友却说：“他被造反派带回去了。”
“他痢疾好了吗？”
“没有。”
“没好为什么让他出院？”
原来造反派说他装病，把他拉回去批斗了。
我急忙骑自行车来到体校，要求见贺玉。造反派坚决不让见，让我马上离开。我趴在一棵树上放声痛哭……
那是我有生以来哭得最惨烈、最狼狈的一次，两条辫子都沾满了眼泪和鼻涕，哭得我都快晕过去了。后来，体委一位叫王启国的人从我身边经过，看我哭成这个样子，说了一句令我终生感激的话：“雅文，你这么哭怎么能行？会把孩子哭坏的。我去跟他们说说！”
后来，造反派终于同意让贺玉出来见我了。我和他站在体校门口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痢疾好了，让我千万注意身体，别哭坏了身子，让我快回家。
这是我生女儿之前最后一次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