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那个最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春天来了，厚厚的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下的冰溜子开始滴水了，马路旁的小树渐渐抽出了绿芽。
1969年4月1日夜里，我和父亲忽然被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声惊醒了。
我说：“一定是‘九大’召开了！”
父亲也说：“嗯，看这架势像是来最高指示……”
当时从北京传来最高指示，也像这样敲锣打鼓地迎接。
正说着，有人敲门，喊我：“雅文，快起来！‘九大’召开了，咱们银行宣传队要上街演出！快点，我在外面等你！”
我虽然是“反革命”家属，但银行仍然让我留在宣传队里唱独唱和二重唱。这在其他单位是绝不允许的。所以，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政治待遇，赶紧穿上衣服，把女儿交给母亲就跑了出去。
从那以后，我跟随银行宣传队没黑夜没白日地到处演出。后来我干脆背着女儿，演到哪就背到哪。我上台演出就把女儿交给别人抱着，下台后再给女儿换尿布、喂奶……
我所以如此卖力气，就是要让别人看看，即使周贺玉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我也要活出个人样来！这种思想成为我坚强的支柱，支撑着我苦难中的生命。
“九大”之后，体委全体人员从靠山屯回到了市里。贺玉被关在城建局的楼上。
这天晚间，银行宣传队在城建局门前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演出，那天我独唱的是毛泽东诗词《答友人》。
我一边唱一边盯着二楼的窗子，唱着唱着，忽然看到贺玉出现在窗子里……我一走神儿，天哪，竟把最后两句歌词给唱错了，把“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唱成了“我欲因之乘风去，芙蓉国里尽寥廓”！这可是政治问题，不过还好，乐队的声音很大，没人能听出来，否则可要闯大祸了。
下了台，我急忙从宣传队员手里接过女儿，跑到贺玉的窗下，把女儿高高地举起来……
于是，就在这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锣鼓声中，在这灯火通明的临时舞台下，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再次见面了。
只见贺玉急忙撕开还没有撕掉的窗缝纸，推开窗子，把脑袋伸出窗外……
我对女儿说：“快看爸爸！快看爸爸……”
女儿歪着小脑袋毫无反应。
贺玉却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伸出双手极力向我们娘儿俩够着……
而我的眼前却是一片模糊，只看到二楼窗台上趴着一个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