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伊丽莎白·洛弗尔和她的丈夫是第一批离开的。我下楼时，刚好看到他们穿过酒店大门，于是停下了脚步。我不想碰到他们。锡德扶着妻子，为她带路。我知道她能看见，她的秘密已经暴露给了我和霍桑，不知道他们还要继续演多久。至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奥尔德尼岛之后，他们就没再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安妮·克莱利正在前台结账，我走了过去，问：“你是坐十一点的航班回去吗？”
她摇了摇头，说：“恐怕我等不了那么久。”
我有点失望。马萨·拉马尔和伊丽莎白·洛弗尔都是骗子，我跟马克·贝拉米和乔治·埃尔金又几乎没说上话。在奥尔德尼岛的这个周末，安妮是我唯一有好好聊过天的作者，我还以为我们能坐同一趟航班回去。
“你可能觉得还好。”她继续道，“毕竟你喜欢这类事，谋杀案什么的。”
“那倒不是。”
“反正我是受够了，我本来想坐今天的首班飞机，但已经没有票了。”她看了看门外，大巴车就在街对面等着，司机汤姆·麦金利正在装行李。“你们查出凶手是谁了吗？”她问。
“没有。”我不想告诉她德瑞克·阿伯特的事。
“希望你们能抓到凶手。查尔斯·勒·梅苏里尔虽然不是一个好人，但被那么残忍地杀害还是太过分了。还有他的妻子，我真的不明白。她只是嫁给了他，除此
之外，她什么都没做错。”
外面传来了喇叭声。
“我该走了。”她拿起行李箱，“如果你路过牛津，记得来看我。”
“好。”我们行了贴面礼，她离开了。
安妮刚走没多久，电梯门就打开了。凯瑟琳·哈里斯艰难地拽着两个行李箱走出来，眼镜从鼻梁上滑下。电梯里还有第三个行李箱，我走过去帮忙。“需要我帮你拿一下吗？”
“谢谢你。”她同意了，我伸手去拿行李箱，箱子和刚下飞机的时候一样沉。“这两个都是马克的箱子。”她解释道，“恐怕我们没卖出去几本。”
“你们要去哪儿？”我问。
“回伦敦，马克要参与录制《明星宝藏猎人》的圣诞特别篇，他是那一期的嘉宾。”她拉下了脸，“别告诉他我说了这件事！嘉宾名单是保密的。”
我把凯瑟琳的行李搬到门口，然后去前台付款（最后两晚是自费）。接待员很年轻，和我来时帮忙登记入住的是同一人。她有些伤感地看着我，说：“我们会想念您的。奥尔德尼岛很少发生这么刺激的事，以前从来没有过谋杀案。”
“我已经听说了。”我说。
终于，霍桑也拿着行李下来了，大衣平整地搭在他的臂弯里。“你还好吗？”我问。
他惊讶地看着我，说：“很好。”
“昨晚发生了那样的事，”我说，“我完全睡不着，所以我下楼去透了透气。”
我希望他能告诉我他昨天晚上
去了哪里，但他并没有顺着我的话说下去。“我睡得很好。”他说，然后看向了正在等电梯的凯瑟琳。“你看到马克·贝拉米了吗？”
接待员听到了他的提问，说：“贝拉米先生正在露台用早餐。”
我们出去找到了他。
他坐在露台边缘，正在吃一份他会在自己的节目里推荐的那种早餐：鸡蛋、培根、香肠、番茄焗豆、炸面包、烤蘑菇。他穿着一件毛呢西装外套，脖子上系着男士领巾，仿佛已经准备好要参加《明星宝藏猎人》的节目录制了。
“好嘛！”他招呼道，“你们是要走了吗？”
“和你同一班飞机走。”霍桑说，他没有征得同意就坐在了马克的桌旁，“吃得怎么样？”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英式早餐。”马克感慨道，“别给我吃那些欧陆的垃圾，什么酸奶、可颂，还有那坨叫‘什锦麦片’的糨糊。要我说，脱欧的好处有很多，但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复兴传统英式早餐！”他用叉子插起香肠，“这根香肠做得不太好。肠衣是合成的，加了太多面包碎和水，你看它表面的褶皱就知道。”他颇为享受地对着并不存在的摄像头解说道。
“我想问你一件事。”霍桑说。
“问吧。你不介意我边吃边聊吧？十点有车来接我，而且我不想把食物放凉。”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把笔还回来。”
“什么笔？”
“就是你从安妮·克莱利那里
拿走的笔，她说是日本产的樱花牌笔。”
马克戳了戳盘子里的培根，但没有插起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低着头说道。
“我是在说你偷走的那支笔。”
“我什么都没偷，霍桑先生，你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措辞。我被比你更专业的人威胁过。”
“我不是在威胁你。”霍桑通情达理地说道，“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办法。你可以给我那支笔，或者我会给托罗德副队长打电话，他会逮捕你，然后检查你的行李。我们还会在里面找到什么？我猜，也许还有一块金色的劳力士手表，和一张五十欧元纸币。”
“我的五英镑也是他拿走的吗？”我问。
霍桑点了点头：“有可能。”
“我什么都没偷！”马克爆发了，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我警告你——”
“查尔斯·勒·梅苏里尔喊你小猪扒，不是因为你很爱吃猪扒。”霍桑打断道，“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每次他和你说话的时候，都会刻意强调这件事。他很擅长这样嘲讽别人。你们第一次在潜水者酒馆见面时，他说：你确实一直很喜欢用手去扒牛肉派。几分钟后，他又说：我印象中你一直都很安静，总是偷偷跑回宿舍！然后，在派对的时候，他说：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偷走一个。小猪扒……是扒手，也就是小偷的意思。他每次说话，都在暗示你会偷东西。而他在说‘你离开得太突然了
！’的时候，是在提醒你并不是主动离开了韦斯特兰公学，而是被开除了。”
“我在那里过得很不开心。”
“你被开除了。”
马克·贝拉米彻底崩溃了。一瞬间，仿佛有飞机遮住了他头顶的阳光，将他笼罩在了阴影中。之前的浮夸、幽默、权威感和自信一扫而空。电视明星消失了，此刻坐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学生，面前摆了一大盘吃不下的食物，手足无措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他把盘子推到一旁。
“不是我的错。”他的声音忽然沙哑起来。他四下看了看，确保露台上没有其他人，然后说，“我拿东西并不是因为想要。我去过医院，也去看过精神科，我患有成瘾性心理障碍——”
“监狱里很多人都患有成瘾性心理障碍。”霍桑提醒道。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我痛恨这样的自己，我甚至拿走过很珍贵的东西。”
“比如价值两万英镑的劳力士手表？”
马克怒道：“这不一样！我拿走那块表是为了伤害他。”
“你从他手腕上摘下来的吗？”
“不是的！他去花园之前，把表留在了厨房。”
“他从厨房门出去的？”
“对。”
“大概什么时候？”
“九点四十五分之后，可能是九点五十分吧。”
“就他一个人吗？”
“有人在外面等他，我没看清楚是谁。他摘下表，放在了厨房柜台上。然后我就想，管他的呢？屋子里还有很
多人，他会知道是我拿的，但他永远证明不了。我只要想想他弄丢了自己的宝贝劳力士，就忍不住想笑。顺便一提，我没留着那块表。我把它扔进海里了。”他指向远处，“已经扔掉了。”
“你真的那么恨他吗？”
“你根本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在学校。你不知道他是怎么伤害我的。”
“那就告诉我。”
“我说不出口。”
霍桑冷酷道：“你必须说，马克。他把表放在了厨房柜台上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你完全有可能是在杀害他之后摘下的表。”
查尔斯·勒·梅苏里尔的表戴在右手上，也就是那只没有被胶带绑住的手。
“我没有杀人！”马克喊道，“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这就是我想弄明白的事。”霍桑顿了顿，“和我说说韦斯特兰公学的事。”
“我从来没说过这些，成年之后就再也没提起过了。”
“查尔斯·勒·梅苏里尔已经不能再伤害你了。”
“他能做的都已经做过了。”马克·贝拉米哭了起来。我愣住了。不光是因为他在这样一个晴朗的早晨崩溃得如此彻底，更因为我和霍桑是导致了这个结果的始作俑者。
我们有些尴尬地沉默着，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韦斯特兰公学是奇切斯特郊外的一所私立学校。”他说道，“一九八三年，我父亲被调去南岸工作，所以我才会转学过去。我当时才八岁，你们知道那种学校有多可怕吗？
简直就是个野生丛林。我之前在哈利法克斯上普通的学校，有普通的朋友，一直很开心。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寄宿学校、宿舍、小卖部，甚至校服都让我觉得自己很蠢。老师都是无知的混蛋，食堂也糟透了。
“但最糟糕的是其他男生。如果你要在学校生存，就必须是他们的同类。如果你不是，他们瞬间就能分辨出来。他们家世显赫，父母都很有钱，家里还会请保姆。他们有自己的小团体，这种学校就是为了他们而建的。我刚转学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我当时比较瘦小，几乎就相当于在额头上写了‘猎物’两个字。
“很快……霸凌就开始了。第一天晚上，他们在我床上糊满了苹果派。我的领带被剪成了两半，妈妈寄来的信被偷走，他们当众朗读取笑我。转学第一个星期，他们就在给我起各种外号。六周后，我被抓到偷了一张汇票。你还记得汇票吗？我偷的那张值两英镑。宿管用棍子打了我三下，但其他的孩子更糟糕。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叫我小猪扒，再也没变过，不断地提醒我这件事。”
“查尔斯·勒·梅苏里尔是头头。他不比其他男孩更聪明或者更强壮，所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是老大。在我印象里，他一直是个瘦瘦的小孩，每次想到要做什么坏事，眼睛里都闪着精光。现在说起这些，你可能
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要大惊小怪？但是在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就会把你掏空，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我这次见到他，那种感觉又回来了。闪电。他喜欢别人这么喊他，他不觉得这个名字是侮辱，而是胜利的勋章。他很喜欢这个外号，并且为此自豪。
“他们管入学的新生叫菜鸟，每天晚上都会找一个新生来捉弄。他比我们大两届，有一个四五人的小团伙。他们经常站在走廊里等着猎物上门。他们会抓住你，把你扔进装脏衣服的洗衣篮，然后封死盖子。被关上几个小时后，才会有人放你出来。他还会用胶带把你绑在自习室的椅子上……你就赶不及去教堂做礼拜了，然后就会被宿管狠狠教训一顿。有一次我去自习室，发现他把我桌上所有的照片——爸爸、妈妈，还有我家的宠物狗——都毁掉了。他用马克笔在上面乱涂乱画。我都不用告诉你他画了什么，我深信他就是个残忍的变态。”
他深吸了一口气。
“我继续偷东西。第三次被抓住的时候，学校把我开除了。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但是父亲从未原谅过我。他是‘大刀号’护卫舰上的少校。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因偷窃被开除，影响了他的仕途。自那之后他就没跟我说过话。我试图跟他解释，但他根本不听。”
马克·贝拉米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支银色的笔，放
在桌上。“拿去吧，”他说，“这是克莱利女士的笔，你们还给她的时候，记得告诉她我没进过她的房间。她把笔给了凯瑟琳，凯瑟琳把它落在了吧台上。”
“你还从拉马尔女士的钱包里拿了五十欧元。”
“我可以还给你们……”他翻起自己的钱包。
霍桑制止了他。“不用了，她已经走了。你当时有拿硬币吗？”
“不，我没拿。”
“嗯，好吧。谢谢你如实告诉我们这些。”霍桑站起身说道。
我不知道霍桑是否心怀愧疚，但我十分同情马克·贝拉米的遭遇。我也上过那种私立学校——这也是一种英式传统。我非常了解那些学生漫不经心的残忍行径，还有排外心理会对人造成怎样的伤害。这种创伤会伴随你一生。
我们离开露台，走回酒店。我已经没有胃口吃早饭了，但霍桑给自己倒了一杯黑咖啡。
我们找到了另一张桌子，坐了下来。我说：“他刚才说的那个故事。查尔斯·勒·梅苏里尔用胶带把他绑在椅子上。”忽然间，我想通了：“贝拉米就是凶手！”
但霍桑摇了摇头，说：“我们没和别人说过勒·梅苏里尔被害的细节，所以如果贝拉米是为了复仇，你觉得他会告诉我们刚才那个故事吗？这就相当于是在坦白自己凶手的身份。”
“可能他就是想这么做。”
霍桑没有回答，我却控制不住自己奔涌的思绪。有没有可能，凶手是当时和
查尔斯·勒·梅苏里尔一起上学的其他人？比如科林·马瑟森，或者奎利佩尔医生？他们年龄相当。有没有可能，虽然线索都指向了德瑞克·阿伯特，但他其实不是凶手？
现在一切都变了，没准我真的能写出第三本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