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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医生在王石的腰椎处发现血管瘤，并且肿瘤压迫了神经，由此诊断出最坏的可能是王石会下肢瘫痪。王石震惊绝望之余，为自己订了一个眼前的计划：去西藏，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在烦琐的工作又缠绕了两年之后，1997年，王石终于在万科十几年来第一次休了一个月的长假，他和朋友两人取道青海格尔木，沿青藏线入藏。这第一次入藏，改写了王石以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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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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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运动可以让你直面人生，直面死亡。因为生命随时悬于一线，所以必须要认真地对待生命，正视生命，正因为你敢于面对它了，所以你才珍惜它、珍惜生活。
——王石
2003年5月，我在四川成都采访刚从珠穆朗玛峰下来的王石。其时，所有的媒体、舆论都在激动而热闹地谈论着王石等人成功登顶珠峰的消息，无数的媒体等待着王石出现在自己的采访机或摄像镜头面前。相比外界的热闹，坐在成都龙泉枇杷林下的王石，沉默而寡言，消瘦、疲惫却眼神笃定。他伸出他的手，10个指尖的皮层下都是淤黑，这是喜马拉雅山的严寒留下的痕迹，并且，他的形象大变——珠穆朗玛峰让王石减了12公斤，以至于“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难民”，他自己这么说。他瘦削的脸上表情冷漠，吃饭说话都很踌躇，很矜持，很有距离感。王石后来说，这是每次下山后的反应，看上去很迟钝，思维仿佛还停留在某一个世界里，自己感觉很静，很安宁。
——所有的热闹都在外面，对于王石而言，每一次的登山，都是一次次在红尘世界里永远无法获得的心灵之旅。
生活在别处，山，在那边。
当1997年王石在珠峰大本营见到金俊喜时，他就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会和登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呼唤，一种他本人无法拒绝的呼唤。
1995年，医生在王石的腰椎处发现血管瘤，并且肿瘤压迫了神经，由此诊断出最坏的可能是王石会下肢瘫痪。王石震惊绝望之余，为自己订了一个眼前的计划：去西藏，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在烦琐的工作又缠绕了两年之后，1997年，王石终于在万科十几年来第一次休了一个月的长假，他和朋友两人取道青海格尔木，沿青藏线入藏。
这第一次入藏，改写了王石以后的生活。
在西藏，他来到了著名的珠峰大本营，见到了金俊喜。金俊喜刚从梅里雪山上下来，那里刚刚经历一场空前的生离死别：因为雪崩，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名成员全部遇难在梅里雪山。本来金俊喜是死亡名单上的第18个，但那天正好他的左肩麻痹，于是从山上撤了下来，也许上帝睁开眼睛的时候，正好看见了金俊喜，所以，他幸存下来；而其他人，在上帝转过身闭上眼的时候把生命丢在了梅里雪山。作为中国登山队队长的金俊喜，当身边的17个伙伴突然变成了零，他落寞地从梅里雪山来到珠峰大本营，准备再次登山，没有人敢去揣测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王石开口问了他：“为什么还登山？”金俊喜的表情很平淡，语气很平静，看不出他的内心如何翻滚：“死去的已经死去了，活着的还要面对，还要走完他们没有走完的路。”
写出来像豪言壮语的话，在当时珠峰大本营的情境下其实平淡无奇，却给了王石很大的震惊，曾经是生死的经历，丝毫没有动摇金俊喜作为登山人的信念：一座雪山刚刚给他带来死亡的讯息，他马上又来到了另外一座雪山的脚下。
金俊喜对王石说：你也可以登山。
这让王石坚定了有关登山、有关极限活动的种种念头。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王石站在珠峰大本营的外面，他看到英格兰登山队队长在登山前正轻松地飞伞，表情愉快，全然没有即将要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凝重。王石受到了深深的刺激：登山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快乐人生。
1997年，王石正式开始登山和飞伞。
虽然王石的登山历史已接近10年，依然还有人在不甘心地问他：“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去热衷这么一项高危险的运动？”这些问话的潜台词是：“你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你早就将‘吃苦’两个字排除在了你的生活之外，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甚至有人直接问他：“为什么不选择高尔夫呢？既锻炼身体又是时尚的标签。”王石的回答是典型的不屑一顾的王氏风格：“我就是不喜欢打高尔夫，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打高尔夫就一定安全吗？它的时速是每小时100公里，像颗子弹一样，我曾经有一个香港朋友满口金牙，正好高尔夫球飞到他嘴上，很巧，飞到这儿！——满口牙全掉了。”其实王石未必有一个满口金牙的朋友，他只是需要用这种极端的例子来表达对这个问题的不屑和自己的态度：登山，只是我的一个爱好，只有你们把它看得如此神秘。
也难怪有类似的大惊小怪，在大众的视野里，登山毕竟是一件小众而小众的运动，个性十足的王石，恰好爱上了一项个性十足的运动：由登山而传来的有关死亡的黑色消息从来没有消停过。
死亡，是每一个登雪山者都要面临的问题。在茫茫的大雪山，有可能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冰洞，登山者就不小心掉进去了；也有可能碰上雪崩，劈头盖脸的雪把登山的人一下就埋了进去；也有可能碰到突然的暴风雪，碰到突然的降温……总之，雪山的一切神秘之举，都是在登山者穿上厚厚的行装时难以预料的；而且雪山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面临的危险几率都是一样的，王石概莫能外。对于大自然的如此难以捉摸，王石第一次进藏时就感觉到了，那种不由分说袭面而来的是一种无助的绝望感：刚过海拔2000米，王石开始不自觉地流泪，头也开始发晕；到了4000米之后，他已经处于高烧、昏迷状态，并且上吐下泻。当时他和同伴借宿在一个哨卡，“当晚真是痛苦极了，但没办法，只有熬。”但是，在煎熬了一天，经历了苦胆水都吐出来的天昏地暗后，王石说自己却开始清醒了。这种体验对他来讲是全新的：恶劣的环境，顽强地生存，健康地生活。后来这种感觉在他登雪山的时候一次次重现，特别是当死亡的阴影闪过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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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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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王石登博格达峰，他一人进山，在第三天的下午遇到了非常恶劣的环境。因为前面是雪崩区，天气又很糟糕，当天要走过去显然是不可能的，王石在冰地上打锥挂上绳子，套上睡袋，当晚就吊在绳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天气依然恶劣，王石只好下撤，不幸在过一段40多米长的65度坡时，保护绳被飞石砸断。巨大的恐惧向王石袭过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哆嗦，他心里很明白，即便有人从大本营来救自己，也是两天后了，而两天的雪山停留，足以把他送到天堂！王石最后的决定是：关掉与大本营联系的对讲机，抽自己几个耳光止住哆嗦，然后，独自下山。
这一年，正好是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职位的那年，人生的放弃与得到，在他尝试登博格达峰后，越发清晰。
“有人认为登山是征服高山的过程，其实，人怎么能征服大自然？这太幼稚了。登山的过程其实是人一次次征服和挑战自己的过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会上瘾的。”
这种上瘾也许因为代价的惨重而显得越发不能放弃。不仅是自己在雪山上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不时会面临美丽的雪山不经商量地就吞噬掉头一天还生龙活虎生活在自己旁边的人的生命。
2000年，王石从樟子峰刚下来，甫一上网，就看到深圳山友周洪俊在玉珠峰上失踪遇难的消息，王石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就开始上涌，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死亡啊！是永别！周洪俊是深圳山友里跟自己很熟悉的一个人，一个身边的人与自己阴阳相隔，而且走得惨烈，实在让人情何以堪！况且深圳的登山运动是王石带头推动起来的，深圳山友登雪山显然是受了王石的影响。那一夜，王石彻夜难眠，他把所有的愧疚都堆积到了自己头上：如果我当时没有……他们就不会死了吧？他甚至开始后悔每一次自己从雪山归来时给山友讲的那些刺激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也许是我误导了他们呢？让他们以为登山只有刺激的一面，对危险的一面却没有充分意识到。”
王石强烈要求去救援，这样他的心里会好受很多。但组织救援队的人不批准，因为王石的年纪在一群登山人员中，算比较大的了。但王石坚持要去，他用了两条理由说服了对方：第一，正因为我年纪比你们要大，所以我更能面对家属；第二，救援是要经费的，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们解决。这两个理由让对方无法拒绝，于是王石去了玉珠峰参与救援。
到了玉珠峰，王石的心一直是扯着，他很难受，其实明知道救援就是救一具具尸体了，但大家的心情却很复杂，似乎要去挽救一个个生命。每一个人在没有见到尸体之前，心里都在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许，还没死呢？”而最让王石揪心的是死者家属流露出来的那种绝望之下的愿望，他们希望救援的人不要找到亲人的尸体：“也许，他已经被人救了呢，也许他失忆了，所以不记得怎么回家了。也许一年后他就想起来了呢？然后自己就会回家了。”王石无言以对，他说什么好呢？这是一些面临与亲人永生诀别的人，对他们来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只有王石和救援的人心里最清楚，即便是找到失踪者尸体，也不可能把他带回来，因为一个本来就面临危险进山的人，是不可能有更多的体力带回一具尸体的。救援的意义，只在于确认失踪者的确已经遇难，并且确认他死亡的地点，然后就地埋葬。这对于一个登山队员来说，是一件理解范围之内的事，而对于家属，他们只有见亲人最后一面的简单想法。他们除了悲痛，还是难抑的悲痛。
王石在进行劝说工作的时候，好几次难以坚持下去，他发现，在生离死别面前，任何劝说、任何道理都苍白无力。
死亡，始终和登山运动联系在一起。王石从不否认这一点。他也曾经怀疑过，特别是在攀登雪山的过程中，危险的深渊就横亘在自己面前，他心里也开始慌张，也后悔，甚至骂自己：“他妈的，好好的我上来干什么?!”王石从来不讳言自己在死亡的恐惧来袭时自己最真实的想法，那就是害怕。但是，当把危险度过，山在自己脚下，然后，走出山，那不可思议的雪山已经在自己背后，一切的经历就变成了巨大的人生价值：一个人只有在死亡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才会真正去想生命的价值；只有把人置于死地之时，才会真正明白生活里自己真正的需要，自己生命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是不面对死亡的，谈论死是一个大忌。生死两界，几千年来国人只愿意想象阳界的现世安稳，不愿面对往生，不去想生死的相连。其实，每天我们都在面临死亡，交通、疾病、天灾、人祸，只是因为就在周围，被逐渐麻痹的意识隐藏了起来，也就越来越视而不见了。也许极限运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把人逼到生死边缘去，迫使那根从来不动的脑神经动起来，想清楚以后的事，以前的事。“总是想着想着就清楚了，登山带给我的感受恰恰不是冒险，而是要更珍惜，更加踏实地走每一步，因为危险处处都存在。无论生命长短，你都要离开，生命的意义在于质量，在于活的时候你怎么活得更好。”
王石说登山让他想了许多做企业的时候永远都想不到的人生大意义，这些透彻的思考让他更明白了自己，更加明白对这人生，自己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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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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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石已经因为登山而正式成为国家级运动健将的今天，几乎没有人再来质疑他对这项运动的投入和真正的热爱。在最初的几年，很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王石是玩票，是做秀，只不过这场秀做得苦了一点。所有的说法都因为王石是一个名人，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一个名人的成功感和优越感似乎不该来自于这些苦行僧的领域，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阶层，自己的圈子。
王石向来是不吃这一套的，而且，他一直是个很享受世俗快乐的人，对于平凡人的快乐，他向来是毫不犹豫甩开名人的包袱，自顾自争取而来。他和山友们的相处，就是这样。尽管近年来因为王石的带动，已经有许多的名人加入登山的圈子，似乎在山友的圈子里又有了一个名利场，可是，王石是那里面最广泛交往的一个人，他从开始登山，就是和一群纯粹而淳朴的登山人一起，并和他们成了莫逆之交。我曾经问他，山友们的相处就像朋友吗？他说：“应该说像兄弟吧，在那样的生死环境里，大家都抛开了自己登山以外的身份，像兄弟一样不分彼此了。”
在他的兄弟名单里，王勇峰大概是最特别的一个，这个中国登山队的队长，有着无数登山探险的骄人成绩，正是他带着王石从第一座雪山开始，一步步走向了珠穆朗玛峰。每次提到王勇峰，王石都说：“我师傅。”
正因为是师傅，也是兄弟，王石还和他起过一次争执。当年登珠峰的时候，因为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国家体育总局要调整攻顶计划。调整意味着要取消一些队员的进攻机会，但王石所在的队是一支由中国登山协会出面组织的商业业余登山队，7名登山队员都是自费参加来攀登珠峰。调整谁呢？取消谁的攀登资格呢？这正是整装待发的时候，队员的意见是一致的，都不愿意放弃登顶的机会，如果不一起登，大家就都不登了。在紧张的气氛下，有人竟哭了。王石跳了起来，他的情绪控制不住，和王勇峰吵起来，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全国人民都听到了王石的火暴声音：“凭什么！他妈的我们是签了合同的！”大胡子王勇峰虽然身躯庞大，却也一下子承受不住委屈和压力，眼泪下来了：“你也知道是要保证你们绝对安全，你要这样我就保证不了了，这个队长我不当了！”
其实王石也知道，在高山严酷的环境下，团队的规定是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但在那样紧绷的环境，人的神经反而反弹得厉害，虽然他在几分钟后就道了歉，但依然觉得自己太火暴了。
吵完架大家就回帐篷睡觉去了，王石特意把帐篷的灯亮着，等王勇峰回来。王勇峰回来见王石没睡，问了句“还没睡”，就开始闷头脱衣服。王石本来想找队长说说话，突然闻到一股臭味，一下把他熏倒，他赶紧把鼻子捏住，闭眼睡觉，无意再抒情了。第二天一早，王石对王勇峰说：“队长，你该换袜子了。”王勇峰说：“我就这么一双。”王石赶紧掏自己的包：“我有。”王勇峰接过来看，说：“我不要长袜子，我要短的。”王石又在自己包里翻，翻出短的给了王勇峰，王勇峰就换上了，然后一把将自己的臭袜子塞到了衣服下面。正好那天王石要洗衣服，就把王勇峰的袜子翻出来一起洗，正在搓洗着，王勇峰走过来，红着脸就把袜子夺走了，王石后来说：“哎哟，那叫一个臭啊，那个臭味在我手上粘了好久。”
这几乎是一个极为喜剧化的场面，我很难想象当他们离开了珠峰，这种臭袜子的故事还会发生。也许登山的纯粹就在这里，把人都还原成了最本真的状态，尤其是男人们的率性倔强，在这里散发得最为彻底。大概也是这一点的原因，吸引王石一次次和山友们一起粗糙地生活几天，放肆几天，那个时候，他不是万科董事长王石，而是山友王石。
在王石登顶珠峰的时候，和他同在B组的是《华西都市报》的记者刘建，当时两人在登顶前为了互相激励，于是约定如果登顶成功，刘建就在峰顶上向女朋友求婚，王石作为见证人。开始攻顶了，两人都觉得：“坏了，还非得都登上去。不然，要么求不成婚，要么没有见证人。”王石后来对刘建开玩笑：“我是为你才登上去的，不然你那求婚谁给你证明啊。”
在现实生活中，刘建是一个记者，王石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两人的生活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登山，两人成了兄弟，而且一起登了“7+2”里的7座雪山，两人自有一番登山的革命情谊。王石是刘建的老大哥，刘建是王石的小兄弟。2004年12月31日，“7+2”北极探险队在北极登完山，因为第二天就是元旦了，队员们都睡不着，一群人闹着要做游戏，但闹了半天也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大概觉得刘建年岁小一些，于是大家提议给刘建上一堂人生建议课。“说好听是人生建议，说不好听就是批斗会。”王石后来想起来还哈哈直乐。然后还给刘建说清楚：“不许生气，不许反驳，尖锐是为你进步，这样你才印象深刻，才刺激。”刘建没办法，搓搓鼻子答应了。于是王石说了：“我觉得你吧，登山是很出名了，不过你做记者这么多年了，你做记者很一般。”刘建听得眼睛发直，但还是没吭气。王石没在意，继续打击：“比如说你写的文章，真是不好，都是狗屁文章。”刘建不干了，脖子都粗了：“你看过我写的文章吗?!”王石嘻嘻地：“没有看过，但我听别人说过。”刘建气翻了：“你看都没看过，凭什么说我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你说的话才是狗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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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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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说到这里，挠挠头，“你说，这不是兄弟才敢这样吗？完全没有什么顾虑，朋友间都不会这样的。好像不存在什么互相喜不喜欢的关系了，在一个大帐篷里，你必须要一块儿相处，这个关系没法回避，登山者之间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什么样性格的人都有，所以不能用朋友来形容。有时候互相不服气，有时候又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在登完山以后，王石和他的山友们一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去了。在登山的一段时光里，因为只有登山一件事，登山就是所有的生活，所以仿佛是常规生活中的一段放逐，可以不照平常的逻辑、不依平时的约束，尽情地放松，尽情地把自己放到尘世的最低处，撒开欢儿地做人。
在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以后，我问过王石一个问题：“以后登山还会有激情吗？”他说：“激情当然会有。登顶珠峰虽然是一个高度，但它给我的不是一个满足，其实是一种转变，就是从珠峰下来后，我再一次登山时，不会再有后悔，不会再急躁了，所以还会再登。”
王石在成功登顶珠峰后，引起了周围人的无限激动，因为他是中国人登珠峰的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一位。但王石显然不爱听这个，因为在他登顶前的两个小时，有个71岁的日本人就登了顶，所以他觉得实在没有必要拿他的年龄说事，而且在他的观点里，一个男人年过50正是盛年，何必老要说他是什么“年龄最大”呢？
别人的激动是因为王石的确缔造了历史，但在王石内心，珠峰的重要不在于帮助他缔造了历史，而是真正改变了他登山的心态，这和年龄无关，只和那次经历有关，而那次经历恰巧就是珠穆朗玛峰。
在登珠峰以前，王石对登山的感慨是“一种想放弃而没有放弃成功的运动”。他的意思是，每一次登山，因为突发的种种情况，因为种种的危险，总让他有一种后悔的心情，然后就无比急躁，希望尽早拿下一座山，在登山的过程中，也总是对自己发誓：再也不登了！但等到登完山回到城市，他又开始怀念登山，然后又会在某一天收拾好行装，往雪山靠近。王石有时很不理解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是喜爱这个运动的，但这种喜爱却总也让他心生悔意，真正是爱恨交加。
然而，在登珠峰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就知道要耗时60天，王石平静下来，整整两个月，他没有一天后悔，一直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也许是心里知道珠峰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前的困难也许是自己无法克服的，急躁于事无补，王石反而沉静下来，他什么都不想了，心里只有一个目的：登顶。
“成不成，这个对我来讲很简单，成不成并不仅仅取决于我自己，而是取决于天气和运气，我只要认真去努力，认真去做就行了，登珠峰也有10年登4次、登5次上不去的。所以我真没有想更多，只是想必须以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注意力非常集中的，不允许有任何杂念的一种状态。我当然希望登顶，但登不了顶还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要登。当然我希望一次成功，但我想就算成功了那也是运气，我面对珠峰想明白了一点：不是我想成什么事就能成什么事。”这样的心态在2003年后一直伴随着王石，这是他最感谢珠峰的一点，其他的，比如荣耀，比如光荣，他固然看重，却始终不如一份心止如水的心态来得有价值。
“登山是危险，但这种危险是直面的，把平时逃避的人生问题都摆在面前，你不得不去考虑，这样对长期心态的平和是很好的。如果那样迫在眉睫的危险你都经历了，你还怕什么呢？”他开玩笑说，“我的经验是，特别对谈判有帮助，当大家僵持的时候，我心里是最稳的，我心想，雪山我都上去又下来了，看咱们谁能熬谁能顶吧？”
在王石登珠峰的过程中，到8650米左右高度的时候有一段绝壁，中国人1975年在那儿搭了个铝梯。王石的预期是爬过梯就上去了，但实地有一段必须离开铝梯做横切攀岩动作，脚下就是8000米深的深渊。王石毫无选择，骑虎难下，必须上。他形容自己“什么都没想，什么也没法想，就听见冰爪扣在冰岩里喀嚓喀嚓地响”。然后一下子就上去了，接着王石大喘气，脑袋里一片空白。
但毕竟是拿下了。当回到大本营，连续几天晴空万里，王石不时看看珠穆朗玛峰，他觉得不可思议：“我曾经站在那儿过吗？”满足感和自豪感一点都不真实，直到当总指挥让他填写一张表，上面写着“姓名、单位、高度”，王石写下了“王石、万科集团、1米76”。总指挥拿过一看，说：“不对，不是身高，是你攀登的高度。”王石愣了一下，一秒钟后，他在那个位置改写为：8848.13米，他的眼泪在那一刻流了下来，因为，这也是他生命的高度。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王石登山是一种征服感的体现，是一种炫耀和光荣，他自己也曾说过，登山的最初，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张扬自我、炫耀自我。也许就像一场拉锯战式的恋爱，对方永远是个未知数，是个谜，所以每一次的征服都有无限的回味，然后再一次次地循环往复。也许雪山对于王石而言，就是一个个美丽的谜？不过，当我听到他说，他和队友们登顶珠穆朗玛峰以后，也只在峰顶停留了15分钟，然后在几小时内就撤到了大本营，当他一回头，那美丽的峰顶成了一个小小的尖，成功在一瞬间就成为了过去，我突然明白，我的联想有多么大的偏差，感情的征服是一种抗衡，一种情感的对立；而登山，是人和山的并行，是人和自然共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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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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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到西藏登山队旺加队长的家里做客，在那个传统藏式的客厅里，他和妻子就像平常的人家一样不断招呼我们喝酥油茶，新奇地把家里的数码相机拿出来，问我们该怎么用，他们的笑容就像八廓街的阳光一样安宁祥和。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世界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主峰，旺加队长已经登顶了7座，其中就包括了珠穆朗玛峰，而他妻子的姐姐，也三攀珠峰，两次登顶。
在那样一个温馨的藏式小院，我一点感觉不到那些雪山上的丰伟功绩，那些成功已经慢慢渗透到了这个家庭的内心，幻化成了院子中角落里一丛丛盛开的金盏花……
这类似的一切，正是作为登山家的王石所拥有的最大快乐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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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天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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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
——里尔克《预感》
王石有一个天涯梦。
他说过，如果不是因缘际会做了企业，他一定去做一个海员，做一个人在天涯的行者。从中国的某一个海湾出发，向东，从大海的边到大海的中心，再向东，从大海的中心又回到港湾，然后，再出发，一次一次，游走在世界的每一个海角；或者，他会去做一个职业的探险者，背上行囊，在山间一直行走，征服山或被山征服，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又或者，是一个漂泊的人，在陌生的世界里见到陌生的人，当回忆起来的时候，一切的陌生都变成熟悉的怀想……只有把自己放在天涯海角的背景，王石的存在感才最强烈。
也许人生的安排总是在平衡命运的需要和个人的需要，这种为了制衡的拉锯造成人生的疲惫，让人的心总有飘开的时候，在这个时刻，一直在我们身边的静静的自然就成了最好的寄托，王石也许就是这样吧？王石有最奔放的性格，却成长在最不奔放的年代，命运的需要是他要完成这个社会的责任，圆满地扮演这个社会的角色，尽管他不喜欢“这一个”角色的扮演；而他个人的需要是个性的张扬，是天马行空地行走甚至奔跑，在年少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一个更广更宽的世界的梦。如果时光退回20多年前，并且给王石更多的选择，很难说他会选择做企业。在中国做企业，无异于夹缝中的生存，就像张瑞敏所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代企业家活得都不轻松，他们创造财富，而财富带来的并不都是快乐和安宁；他们给很多人带来生活的安定，却也给自己带来诸多的社会责任，就像骑上了虎背，唯一能做的是继续驾驭狂啸的虎。王石从80年代企业家的跌宕历史中走过来，个中感受，只有他自己最能体会。
而我们能在表面看到的，只是他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梦想，一个人在天涯的梦想。
王石曾经给一家电视台代言，他在镜头里说：“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虽然是一句广告词，却也道出了王石自己的想法。对于命运，他从来没有带着静止的眼光去看，虽然他现在只能在繁忙中抽出极少的时间犒赏自己，但仅仅是这样一些浮光掠影的行走经验，已经让他受益匪浅。
2005年，王石一行人重走了“玄奘之路”，大致沿着唐朝玄奘和尚西行的道路再走一遍，整个路程有一大部分是在沙漠里行走。所有人对王石的这次旅行都没太在意，因为从技术上讲，登上过无数雪山的王石在平地走路，无论再难，对他而言都不存在挑战。而且城市人爱把探险作为情调之举，在这样的眼光下，“玄奘之路”其实是一次没有什么力量的浪漫之路。
但王石恰恰对这次徒步旅行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本身的安排有多么合他的心意，也不是同行中有周国平这样有意思的人。只是因为活动有着吸引他的主题：“放慢你的脚步。”
慢，对于王石来说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现代人的通病就是快，速度就是一切，随着快速的发展，一切都在机械化，甚至包括人的思想。信息社会的标准化、同一化造就了速度的快，也就导致了人类文化思想领域的粗糙。这两年，关于如何“慢”生活一直是城市文化学者考虑的话题。王石也有相同的体会：无论是万科的创建还是经营，无论是登山还是滑雪，“速度”的概念一直抓着王石的时间。他有时候想，从大学到广州，从广州到深圳，从深特发到万科，自己一路走来，几乎都是急行军的状态，这种“快”在1999年辞去总经理的职位后，稍微在工作上得到缓解，但生活状态立即又被其他的社会活动包括自己的爱好弄快起来。一个公众人物的忙碌，王石全然没有逃脱得掉。所以，当活动主办者告诉他，主题是：“放下，放慢你的脚步”，这深深打动了王石。
所以那一次的玄奘之路被王石称为了“心灵之旅”，在他的理解是，放慢脚步是为了让灵魂跟上脚步，这正是他多年的想法。他建议主办方收了大家的手机，因为，如果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干扰，人的状态一下又被拉进了纷扰杂乱的都市。
王石的认真态度让徒步的队友都很吃惊，他们以为像王石这样登山滑雪的人，在戈壁沙滩上走一走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玩着就应该拿下了。但王石显然没把它当成一件玩乐的事，一路上他除了徒步行走这一中心事情，其他事情完全不考虑，比如路上有一些当地政府邀请吃饭以表示欢迎，他毫无要参加的意思，一心只是体会行走的感觉。他对周国平教授说：“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
王石后来回忆说那一次的经历像童话，因为祁连山下的戈壁很美，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戈壁滩上的小石子因为千万年的冲刷，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那种美很细微很不真实，却又近在眼前。王石早年是在新疆当兵的，戈壁他也无数次经过，但好像从来没有注意过这样的美。所以那一次，他走在玄奘之路上，一路捡了很多的小石头，墨绿的、白的、红的，他不厌其烦地捡了一大兜，然后不顾其重自己一直背着走出了戈壁。同行的人惊奇于王石的投入和沉醉，一个年长的人已经很少被这些简单的快乐所打动，也许换一个环境，王石也不能，但在天涯远处，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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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天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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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因为只有这样的环境，王石才能够慢，才更能够“放下”。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远离的环境下，王石才能够冷静地调节自己的状态。
这样的调节对他来说已经很有必要。王石自己算了一下，现在他每年待在深圳的时间不会超过1/3，另外1/3是在全国各地公务出差，再有1/3的时间，他基本上都安排在国外度过。
王石曾经说自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是需要补补课的，他在年少甚至青年时期的阅读都被西方的文学所占据，所以他对欧美的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早年国门没有打开的时候，他的梦想就是能够真正出现在那些书里所描写的环境里，再次回味当年阅读时的一切美好想象。不过在当年的环境里，这种希望只能是梦想而已，所以他有打算去远洋公司应聘做一个海员，这样就能够在世界的各个大陆之间飘荡。王石分析过自己的血统，他认定自己是个不安定的人，他注定不会在一个地方有太久的停留。
命运总是眷顾有梦想的人，到今天，王石早就实现了自己要行走世界的梦想，虽然时间总是匆匆，但这些惊鸿一瞥的经历也让他难以忘记。
2004年的中秋，王石在传统节日的前一天到了诺曼底，在著名的二次大战之地迎来了中国人的团圆之日。这样的反差让他感觉很奇特，他站在海边，遥想半个多世纪前的战争之声。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时代造就了英雄，英雄推动了时代，如今，一切的风云都成为了过去，当年的战场已经成了供人温情流连的海滩，叱吒风云的将帅也已纷纷谢幕。人事已非，诺曼底的海滩却依然惊涛骇浪，这让对二战史迷恋至深的王石内心起伏不已：一切的光辉都会随历史的洪流退潮，留下的只是这一片海滩而已，英雄们都隐藏在了时代的后面。而那一刻，遥远的祖国正在祥和地过着中秋，朋友们的充满喜庆的短信不断塞到王石的手机里，这样的两重天，王石心情异常复杂，他给朋友发了一条短信：“阴云重重，惊涛拍岸，阵亡墓地，追思D日。”
在那一刻，王石的英雄情结被再次唤起，他心里突然很感谢这样的经历，每一次来到这样一些拨动他心弦的地方，他都会想起自己的少年，那些遥远年代的点点滴滴在几十年后重新想起，在他看来实在是幸事。
那一天，王石想起了多年前看的电影《巴顿将军》，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恺撒大帝征战而凯旋，回到罗马城时，迎接他的是整个罗马对他的欢呼，一时威风八面，一呼天下应。当恺撒的马车行进在两边挤满了欢呼人群的街道上的时候，马车上的一个奴隶俯首在他耳边说：这一切荣耀，都只是过眼云烟……
巴顿和恺撒，是两个王石无比崇敬的历史人物。
也许在一个远离熟悉地方的环境里停留，总是能引起人的无限思绪，王石也是一样。在国外的时间里，总能让他想起很多，是那种令人感喟的天涯感叹。
每到一个国家，王石很喜欢到墓地去参观，也许是登山等极限运动带来的思考，每次来到墓地，王石都有新的发现。他说自己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这个公墓在王石看来就像一个户外雕塑公园一样，几乎每一个曾经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的墓前都有一座雕塑。王石记得最深的墓前雕塑，一个是乌兰诺娃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赫鲁晓夫的。乌兰诺娃的雕塑是她的经典剧目《天鹅湖》的演出造型，表情很欢快、很深情，没有任何死亡的阴影；而赫鲁晓夫的墓前雕塑却非常有意思，是一个他本人的头像，而且头像被一个大理石的框给框了起来，这个框则一边是白、一边是黑。
不知道这是不是赫鲁晓夫自己的意愿，不过，决定由谁来雕塑自己的墓碑确实是赫鲁晓夫自己的遗嘱指定的。这是前苏联一位很有名的雕塑家，在上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全苏艺术协会的主席，但讽刺的是，赫鲁晓夫生前对他大加鞭挞，在参观完他的一次现代艺术展览后，赫鲁晓夫当众指责他“用人民的鲜血来传播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随即就封杀了这位艺术家。但是，在赫鲁晓夫临终前，他留下遗嘱，一定要让这位艺术家担任自己的墓碑创作者。
“你不觉得有趣吗？”王石似乎还沉浸在当时参观墓地的情境里，“到了墓地，我感觉是在和逝去的人对话，是一种和历史的交流，这种经验是多么难得。我想到在我们这里，清明节拜祭几乎就是烧纸，恨不得把山都烧着一样，完了扭头就走了，阴阳之界何其远！”
王石最欣赏的则是美国华盛顿的阿灵顿公墓，第一次去阿灵顿公墓，是因为肯尼迪埋葬在那里。在美国历史上，王石最欣赏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巴顿将军，一个就是肯尼迪总统。王石还是一个崇敬军人的人，一是因为自己曾经是军人，另一则，军事里的风云跌宕是他最爱的年代，而阿灵顿公墓就是美国专门埋葬军人的墓地，是为国捐躯的军人长眠的地方。
阿灵顿墓地设在一个山地上，墓地一排一排，依然像受阅的士兵方阵一样整齐肃然。王石第一次去，是一个下午的时候，那天正是阴天，密云低垂，有一缕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露出来，像天堂里一束关切的目光。正在这一刻，一支送葬的队伍走近，队伍的前列是一辆马车，由几匹战马拖着，声音空旷，“跨！跨！跨！”地走过来，王石看着，觉得自己眼里湿湿的，他说：“我没感觉那是在送葬，好像是送一名累了的将士来这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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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天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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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感觉是一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体会，是超越了小我的惶恐，是人与自然、与历史最自然的交流，这让王石感喟无比。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停留，王石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感到过死亡的恐惧，相反他似乎更深地理解了死亡的含义，他有些开玩笑地说：“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将来是像这样步入天堂。”
一家电视台曾经要王石写下那一年他觉得意料之中、把握之中的事有哪些，王石只写了一句话：“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来。”
王石计划着要去航海，这是一件比登山技术指数更高的事情，却也是最符合他梦想的事情。当他把航海的计划拿出来，当他描绘以后航海的地图，会让人觉得，他的登山、滑雪、飞伞或者无数次的行走，都是航海这个梦想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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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脾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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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来崇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凿大理石，他还是有自己的圣殿与尊神的。
——梭罗《瓦尔登湖》
如果你的上司是一个坏脾气的人，大概上班乃至下班的时间都有些不好过：上班时紧张，下班时心有余悸。坏脾气的上司一般还兼具以下特点：言语不多，言辞简练到必须琢磨才能把握他的说话方向，不定时发脾气，不分场合发脾气，发脾气时用词极不注意，口不择言。
这样的上司通常有如下缺点：暴躁易怒，不随和，不可亲，冷热无常，对下属要求过高。
通常也有如下优点：智慧过人，雷厉风行，直来直往，发怒之后容易后悔并忘记，对自己要求比对任何人都高。
很不幸，以上特征，王石都比较具备，在万科历史上，他可谓留下了坏脾气的斑斑“劣迹”。
曾经一段时间，王石在万科内部的外号是“王老虎”，据说他的办公室里经常传出地动山摇的拍桌子声音，然后伴随阵阵咆哮，肝火之旺，一时无两。这样的动静在1999年以前，据万科内部人称是三天有一次大硝烟，两天有一次小硝烟。特别是在80年代创业期间，王石在公司内部几乎没有什么笑容，与员工说话时大部分是在教训人，言辞激烈，永远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让下属们要么自惭形秽，要么觉得透不过气来。最严重的时候，当他主动过去和职员们说话，对方有双腿和声音都发抖的现象。
外界的传说就更离谱了，比如王石发脾气摔坏了四五个“大哥大”手提电话；比如他开会时因为生气把杯子都砸到了手下的脸上之类。王石听了只有苦笑：“我就没用过大哥大，杯子也没砸人，只是自己拍碎了。”
所以，在万科要听到说“王总很可亲”这句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万科人面前听到过三种背后对王石的称呼：“王总”、“王老虎”和“老头子”。说到后面两个称呼时，一般都会带上两三个王石在办公室如何发脾气的例子。由于王石发脾气已经成为长达近20年的习惯，下属们也就自动给他找了台阶，他们对王石坏脾气的原因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性格问题，不仅对同事们是这样，对任何人都这样；第二，管理公司一定要用铁腕手段，脾气大是管理方法强硬的体现；第三，王总有少数民族血统，难免过于直率。
王石听到这三方面总结，心里颇有些过意不去，他觉得下属们在给自己找理由，是原谅了自己。他当然知道自己的问题，而且也知道这三个理由都不是理由，脾气大只是因为自己天生脾气就大。
王石早年在登山时，有时登到山顶，想拍照留影，但旁边没人，只好自己对着自己按下快门，等回来一冲洗，发现照片上的人基本上都拉长了脸，王石自己看着都别扭：“一张脸怎么那么严肃啊！”——看来一个人最真实的时候的确就是独处的时候，也最能在这个时候真正了解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