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城事件后的几个月，我的记忆有点模糊。我知道那年冬天约翰坐了几个礼拜的牢，他为了抢女人和别人打架，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珍妮弗和我不知道为什么吵了一架，她搬出去，后来又搬了回来。我们家的屋顶开始漏水，我找人修过之后，有一天在信箱里收到四千美元的账单，这才知道身为屋主有多欢乐。我生日当天，养父母来看我，我们相见时一如往常有些尴尬，不过他们人都很好。约翰送了我一整个信封的焗豆当作生日礼物。
珍妮弗和我都不谈赌城的事，我们也不提吉姆，以及那两天我们经历的奇怪事情。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和约翰一直处不好，因为约翰老爱提赌城的事，还喜欢看鬼怪、异空间和恶魔阴谋论相关的报道。他从网络上查到一堆数据，每次我们见面，他就隔着空啤酒瓶和油腻的比萨盒讲个不停。他一开口，珍妮弗就坐立难安，然后改变话题，我通常都替她撑腰。
然而，我还是习惯四处张望，看外星小白虫有没有从室外飞过，或紧盯着影子，看是不是黑暗影子人从通往那个鬼地方的入口飘出来了。我偶尔会看到东西，但也有可能是我的幻想——我看到黑色形体溜过转角，像煤炭燃烧的火亮双眼飘浮在夜空中。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从眼角或窗户的反射看到，就是在昏暗早晨介于熟睡和清醒之间的瘫软时分看到。这些时候看到的东西都不可信，我也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看到了。
大概在赌城事件的来年春天，有天晚上，约翰约我单独出去，直接就问我有没有看到奇怪的东西，他说他有，而且常常看到。现在他在不具名小镇法院当清洁工，他说他看到一位老人的幽灵在地下室走动，虽然身体是半透明的，却非常真实。“我跟你讲，他就站在那里，跟一道墙似的，就是……真实到不行就对了。”约翰又说了许多类似的事，他说他看电视上的棒球转播，主播提到看台座位只有一半坐满，球队售票面临困难。“可是阿卫，看台坐满了人，我说真的，我的眼睛看到每个座位都坐了人。我觉得我看到了不死人，我看到数千名活生生的灵魂在看球赛，而别人都看不到，是不是很诡异？”
我大致诚实地回答他，说我没看到幽灵、恶魔或走动的影子，充其量都只是眼睛的错觉罢了。我告诉他我认为是“酱油”害我们看到东西，但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吃了，不管“酱油”到底是什么、来自哪里，我很确定药都已经被排出体外了。一阵尴尬的沉默紧接而来，约翰任由我话中影射的意思在空中飘荡。虽然没有明讲，但我等于告诉他我觉得他满嘴疯话，或是脑子坏了。
一个星期后，我在约翰家翻杂志，他则坐在沙发上玩游戏。我瞥了电视一眼，看到他玩的是玩家视角的射击游戏，玩家从枪管上方往前看，走过一条条走廊，把坏人轰成两半，溅出虚拟的红血。我一直都不太喜欢这种游戏。
“药罐还在你家吗？”约翰故作随意地说，两个大拇指用力地敲着控制盘，“你说你后来去罗伯特的拖车，找到药罐了吧？”
“对啊。”
“里面还有‘酱油’吗？”
“没有。里面本来有两颗——就这样算好了——但我都吃掉了。”
“哦。”
约翰在屏幕上射死了某种恶魔鬼怪。怪物身上掉出一个小盒子，屏幕上显示“你获得了一盒霰弹枪子弹”。
过了一阵子我才想通约翰的意思，并感到惊讶又恶心——如果“酱油”还有，他居然他妈的想再吃一次。
之后我就开始躲约翰。
但约翰实在很难躲，他总是夹着游戏机到我家，打电话邀我打篮球，或一直问我是不是在躲他。清洁工的工作他没做多久就被解雇了，他问我能不能让他回沃利出租店工作，我答应了。于是，后来不管怎样，我每天都得见到他，而每次他只要提到有点鬼怪的事，我就学珍妮弗转移话题。
有一天我们去塔可钟墨西哥餐厅，我、约翰和珍妮弗这桌过去两桌坐着一位老太太，她没有吃东西，只是坐在那里，双手握着大腿上的钱包。
四个大学兄弟会的男生走进来，直接在老太太的桌子边坐下，仿佛她不存在，其中一个男生直接坐在她身上，穿过她的身体。他津津有味地吃着巨无霸墨西哥卷饼，而老太太的手肘从头到尾都穿透他的身体。最后她从他体内站起来，优雅地穿过——真的直接穿过——其中一道玻璃门出去。
我们都直直地看着她，连珍妮弗也不例外。我们目瞪口呆地盯着她，无法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她就像大家避而不谈的话题、电梯里放的响屁，否认事实反而会显得更滑稽。我们吃完饭，走出餐厅上车，接着珍妮弗把脸埋进手里哭了起来。约翰一脸满意，让我很想揍他一拳，但他还算好自为之，没有多说什么。
我当下就决定我可以撑过去，如果真有需要，我可以一辈子忽略这些奇怪的事情。
我当然错了。
那年暑假，约翰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消息：隔壁州一名女子宣称她的地毯上有块不断出现的污渍，她用蒸气清洗机把地毯洗得干干净净，但一个礼拜后，污渍又出现了。他们换了另一块地毯，污渍再次出现。他们有录像带和各种佐证资料。
约翰告诉我这件事，我随便把他打发掉，后来他把我灌醉，又告诉了我一次，我突然觉得很有趣。我们打电话给这名女子，告诉她我们是拥有清洗地毯新技术的专家，问她能不能让我们过去看看。就因为一时醉晕产生的好奇心，我们花了整个周六，开了七个小时的车，去看这块神奇的地毯污渍。
我们才开上她家的车道，就听见屋里传来尖叫声。我们用力敲门，一个六岁小女孩来应门，手里拿着小孩用的鸭嘴杯。我们走进屋子，看到她的父母在看某个颁奖典礼节目，而客厅中央躺着一名惊声尖叫的男子，一股鲜血从他胯下流出，沾到下方的地毯上。小女孩的妈妈是一位亲切的微胖中年妇女，她指着尖叫的男子，说：“就是这块污渍。”
我们告诉她我们得到车上拿些用具，便开车离开，到当地的图书馆做研究——严格来说是约翰在做研究，我缩在椅子上睡觉——我们找到几年前的报道，一名男子的老二被自制的捕鼹鼠弹簧夹钳住，害他失血过多而亡。
隔天我们回到那栋房子，请屋主一家离开，然后试着跟流血的男子说话。
我们告诉他这不是他的房子了，他太太把房子卖掉，而他已经死了，却还在弄脏别人家的地毯。他不理我们，只是一直惨叫，在地上扭来扭去，抓着他的胯下。不过我们纠缠他快一个小时后，他就消失了，不知道跑去了哪里，从此地毯上再也没有出现过污渍。
这一家人实在太感动了，以至于把这件事告诉给所有他们认识的人；他们也知道我们不是用什么神奇的清洁剂解决问题的。
事后我们接到几十通电话和电子邮件，请我们去看看他们的状况。我们觉得其中只有一件值得一看，因为他提到了“影子人”。然而结果是一场闹剧，只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愈来愈严重的大学生而已。其实接下来三个月内我们接到的案子当中，只有一起是真的闹鬼事件，那就是弗兰克·坎波和他长蜘蛛的车。我们只是告诉他，他没有发疯，他看到的恐怖异象都是真的，然后就把他治好了。他听完之后似乎感到莫名的安慰，毕竟他是律师。
其他的案子都不是真的，都是一些孤独的老太太，还有不愿默默无闻、宁可装疯也想出名的人。
然而，约翰和我却真的会看到怪东西。哦，没错，这时候我们只是走在路上，过我们的生活，就会看到东西。
我们似乎找到了诀窍，懂得怎样转动眼睛就能看见，就像刻意注意挡风玻璃上的泥巴，而不是外面的马路。
有天早上我醒来，看见四双大眼睛从床单上盯着我瞧，离我只有几十厘米——四名小矮人站在我床边，睁着比一般人大三倍的眼睛；我眨眨眼，他们就不见了。我没有告诉珍妮弗。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告诉她，我告诉自己只要适应了就好，人生就是这样，要不断适应。
结果那年秋天，一切又开始见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