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回想着这些，房间外开始传来人声。“确实有可怕的味道呢。”男声这么说。很快地，这间办公室的门锁被打开，制服警官进来了。
看到这里，我再次收起抬高了一下的镜头，乖乖化身家电。前往会客室发现遗体的警察惊讶的声音，以及接下来的一团混乱，我全靠声音来掌握。室内进行着对我来说十分熟悉的侦查活动。
从侦查人员的对话，以及后来上网搜寻新闻，我得知了一些事。
死者名叫栗下谷成浩，四十一岁男子，好像在这栋富士大楼一楼的两个房间，一个人经营司法书士2事务所。住家是距离这里约一百五十公尺的公寓，单身独居。身高一七一公分，体重六十九公斤，死亡时的服装是全套灰白色西装，应是在正常上班。死因是左侧头部遭到重击造成的头部外伤。几乎是当场毙命。凶器还没有找到。
只能整理这些讯息，按兵不动的我，怎么样都无法遏止回忆流过脑中。
朱丽小学三年级剩下的时光，和母亲一起在西区琴似的我的住处，几乎足不出户地度过。从四年级开始，她转学到附近的小学就读。
两人在这里逐渐安顿下来了，但我觉得还不能掉以轻心。这段时期，我们都在等待贺治野的判决出来，但感觉只要没有人监视，那家伙不知何时又会对母女伸出魔爪。
据说贺治野在侦讯中承认伤害嫌疑，温驯地供述说：“对于动手打人，我深自反省”、“那只是在管教小孩”、“我想要见妻子女儿，当面向她们道歉”，但综观他的发言，让人怀疑他认为两人理应受他支配的认知根本没有改变。这些观念根植于这个人的本性，应该不是外力能轻易改变的。
我们向小学说明状况，并确认上下学路线就在商店街，一路上都有人。然后彻底叮咛朱丽，一定要和住附近的小学生一起上下学，书包一定要别上防身警报器。
新学期开始约一个月左右，朱丽就和附近的同学变成好朋友，恢复了原有的开朗性情。
至于深春，她极力避免外出，关在家里。除了做家事以外，她好像整天都在看电视、滑手机、用电脑上网来打发时间。她说从网路下载的电子书阅读量增加了，这是她原本就有的习惯。还说业余作家发表小说作品的网站里，有许多意外的杰作。
看到母女俩逐渐恢复日常，我也觉得稍微可以喘口气了。
女儿似乎融入新学校，让深春放下心来，进入夏天的时候，她也开始外出采买食品了。她和我讨论，说等正式离婚和贺治野的判决出来后，生活再稳定一些，就在附近租房子搬出去，母女一起生活。
就在生活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贺治野被判有罪，离婚也成立了。然后即将入冬的时候。
我绝不可能忘记，那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的事。
近傍晚时分，在署内执勤的我的手机接到朱丽的电话。
“势太、势太……妈妈她……”
朱丽就这样哽住，抽抽答答地哭了起来。应该是看不下去，似乎陪在一旁的主妇拿起她的手机向我说明。
深春倒在距离和我同住的公寓一百公尺处的路上。路过的主妇们发现，叫了救护车，这时朱丽他们的小学生放学路队经过了。
深春被送医，但到院时心跳已经停止了。
外观看似没有异状，但医生说死因是头部遭到撞击造成的颅内出血。
但不明白深春是怎么撞到头的。有路人在远处目击她倒地的现场，据说直到上一刻，她都很正常地行走，却突然当场蹲了下去，赶过去的时候已经没有意识了。
医生说明，有时候头部遭到撞击的当下和暂时，都不会有异状，但颅内仍继续出血，让人在之后突然陷入昏迷。
警方认为死因可疑，展开调查，但结果不管是原因还是撞到头的地点，都没有结果。深春倒地的几分钟前，还在蔬果行买东西，很普通地和店员交谈。后来她经过人多的路线回家，直到被人目击倒地为止，都没有人看到可疑的状况。撞到头应该是去买东西之前，但深春出门后去了哪些地方，也没有人知道。
站在我的角度，我无法不怀疑是贺治野跑到附近来，对深春施暴的可能性。
虽然是判决定谳后的缓刑期间，但这时失业的贺治野的行动并不清楚。警方询问本人，他承认他离开函馆的家，去了札幌，但更详细的行动就不清楚了。他说他在新札幌四处闲晃，但没有人可以证明他是否有足够的空档往返琴似。
即使如此，还是找不到任何足以怀疑贺治野牵涉其中的证据。
据我猜想，是贺治野把深春叫出去，在无人的公园等地点谈判，结果激动起来，打了深春。但深春并未当场昏倒，而是举起防身警报器警告“我要叫人了”，所以贺治野撤退了。深春也许感到头痛，但为了避免引来担心，表现得很坚强，像平常一样去买东西，然后踏上归途。我猜想可能是这样。
但完全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这番猜想。若是如同猜想，就因为深春努力装成没事的样子，结果连她是何时、在哪里挨打的都没有人知道了。所以也完全没有目击者和物理证据。
唯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附近找不到深春的手机，但光是这样，并无法构成她被施暴的证据。也有可能她在跌倒等意外的时候，手机掉出口袋，就此遗失。
深春在下午两点四十一分离开我琴似的住处，三点半去买东西，这一点透过监视器和店员的证词确定了，然后三点四十五分左右，她被人目击倒在路上。
贺治野在两点三十八分及三点二十六分，被人看到在新札幌JR车站及商店街。
从新札幌到琴似，搭地下铁要三十分钟，搭JR也要二十分钟以上。其他交通手段应该都要更久。而且在新札幌，地下铁和JR车站彼此紧临，但在琴似却相隔遥远，到我住的公寓或商店街，从地下铁站走路要五分钟，但从JR车站却得走上十五分钟。
换言之，关键的时段，贺治野没有被人目击的时间只有四十八分钟左右，不可能往返琴似。
如果两人是在新札幌和琴似的中间地点会面，理论上或许办得到，但深春不可能答应贺治野这样的要求。关于这一点，我还有我们唯一的姑姑，都苦口婆心再三叮咛过深春。贺治野的话，为了对外做出“并未违反保护令”的辩解，或许有动机把深春找去中间地点会面，但深春没有理由答应。
此外，两人碰巧前往中间地点、碰巧遇见，更是不可能的事。地下铁大通站等札幌的市中心也算是中间地点，但当天深春应该没有去市中心办事。
结果这件事的侦查无疾而终。书面报告上只说很有可能在某处跌倒而导致头部撞击。虽然是我们辖内的案子，但我并未直接参与办案，无法再提出异论。
倒不如说，我面临了比侦查更重要、更切实的问题：失去最心爱的母亲，朱丽完全封闭自己了。
这段期间，我请假在家，一直陪着朱丽。因为朱丽一直散发出连一刻都不容轻忽大意的危险氛围。
接到母亲过世的噩耗，朱丽整个人仿佛冻结了，宛如抛弃了一切的感情。她跟在应付警方和处理丧事的我身边，没有半滴泪水，面无表情，就这么站着。
火葬和提前在葬礼办的初七法事结束后，我们一起回到我的住处。祭拜父母的样式简单的佛坛上，加入了他们女儿的牌位和骨灰坛。
在佛坛前并排合掌后，我转头看旁边：
“你一定累了吧？会不会饿？”
“不会。”
朱丽的头几乎是文风不动地站了起来，回去自己的房间开始换衣服。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明确地不安起来。感觉就像是之前都因为忙碌而半信半疑的疑惧终于具体成形了。
“晚餐叫外送。朱丽，总之你先休息一下比较好。”
“嗯。”
朱丽一样没有点头，在平常的暖桌前坐下。太阳下山后，她也没有开电视，而是面无表情地一直坐在那里。
我期待这只是暂时性的状况，但朱丽那藁木死灰般的模样，过了几天依然没有好转。虽然会执行进食等最基本的活动，但除此之外，就顶着一张呆滞的脸坐在那里。就连吃饭也不会主动要求，即使我尽量挑选朱丽喜爱的餐点，她进食的模样，也让人怀疑她是否失去味觉了？
观察了几天后，我问：
“你要去上学吗？”
她的眼睛茫茫然地晃了晃，应道：
“……不想去。”
我不想强迫，只能点头说“这样啊”。
如果朱丽大哭大叫，或许还有办法处理。但仿佛精神死去、一碰就碎的危险预感，让我甚至想不到能怎么做，只能像个木头人般陪在一旁。
除了原有的丧假，我联络职场请了有薪假，但依旧束手无策地过着每一天。看着答应我唯一的要求，自告别式那晚便在我的房间铺床一起睡，却毫无生气的外甥女的睡容，我不断地长吁短叹。
明明那天在火葬场捡骨完毕，进行默祷的时候，我对着姐姐的遗照发誓“朱丽我会好好照顾，你不用担心”。没想到才短短几天，就落得这副德行。我真想大力嘲笑自己的没用。
葬礼后不知道过了几天——事后一算，是第七天——一样两床被子并排在一起入睡的夜晚。我对着换上睡衣坐在床上的朱丽，以整个没辙的声音说：
“我说朱丽啊，舅舅有事跟你商量。”
“……什么事？”
“我可以哭吗？”
“咦……？”
“我唯一的一个姐姐过世了，我实在伤心得不得了。可是我是男生，比你先哭不是很逊吗？我一直在忍耐，可是好像已经忍不下去了。”
“………”
“我可以哭吗？朱丽，你可以安慰我吗？”
“……好。”
“谢谢。”
我缓缓地伸出左臂，将外甥女娇小的身体抱到身旁。
“对不起啊，朱丽。”
“………”
“她是个好姐姐，也是个好妈妈。”
“……嗯……”
“或许她的人生不幸多过幸福……可是她不是说过吗？『光是拥有朱丽，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
“………”
“谢谢你，朱丽。谢谢你让我的姐姐幸福。”
“……呜、咕……”
我在左臂用力，感觉到强烈的震动。
“妈妈……妈妈……”
接下来泪水就像溃堤的洪水，颤抖、抽泣。朱丽以意想不到的力道紧紧地箍住了我的脖子。
“妈妈……！”
完全没有任何演技、算计这类小聪明。我也将脸颊抵在她温暖的头发上，不像话地嚎啕大哭起来。
隔天早上。
穿戴好准备上学，对佛坛合掌膜拜的朱丽一本正经地回头对我说：
“我已经答应妈妈了，我会好好照顾势太，叫她不用担心。”
看着意气风发地出门的外甥女，我无言以对。
——咦？回想起这些种种，泪水夺眶而出——机器又没有眼泪，心理作用。
总之整理记忆之后，我再次确认了。
不久后的将来，朱丽会遭遇危险，这个推测绝对不会错。
从已知的讯息来判断，贺治野应该尚未放弃支配朱丽的欲望。这几个月来，他都没有堂而皇之地出面干涉，这与其说是因为他正在缓刑期间，更应该是因为我这个朱丽的监护人是警察，发挥了牵制效果。
但如果他知道我因为这场车祸陷入昏迷，这份牵制力就会消失。
该说庆幸吗？在网路上搜寻到的新闻，报出昏迷的伤者姓名是“铃木势太”的，就只有一则，其余都是“札幌的警察官”。如果电视新闻也是这样处理，我认为贺治野很有可能还没有发现这次车祸的伤者是朱丽的舅舅。而且就算看到姓名，“铃木”也是大姓。
但如果贺治野察觉，很有可能会把这当成接触朱丽的千载难逢好机会，立刻付诸实行。如果我的肉身死亡，电视和报纸详细报导包括姓名在内的身份的情形就会增加，贺治野得知这件事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我必须在发展成这种状况以前，确保朱丽的安全。
关于朱丽目前的下落，我没有任何讯息，但依常识来看，最有可能的就是在我姑姑——铃木美佐绘那里。美佐绘是我父亲的妹妹，对朱丽来说，也是血缘最近的亲人。最重要的是，姐姐死后，除了这名姑姑以外，我没有其他近亲，因此要交给职场的——我不知道正式名称叫什么——填有“紧急联络人”的文件，我都是写姑姑的姓名和电话。像这次这样，职场得知本人陷入昏迷的状况，应该就会通知姑姑。
更刚好的是，姑姑现在住在小樽。我送医住院的地方应该也在小樽市内，朱丽投靠姑姑家，然后去医院探望我，这样想比较自然。
美佐绘姑姑我记得才刚过四十，年纪比起她的哥哥，也就是我的父亲，更接近她的侄子侄女，所以小时候她很疼我们姐弟。我还在念书，她已经出社会的时候，还有我父母过世的时候，她都多方照顾我们。
但如果看在关系如此亲近的分上，说得不客气一点，姑姑一言以蔽之，就是个绝对会被烙上“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烙印的人。她每一份工作都做不久，都已经四十多岁了，仍是个骄傲的自由业者，结婚也八字没一撇。唯有年轻的时候出于兴趣开始做的木雕小物是她的生活意义，现在和朋友在小樽租了家小店，贩卖这类小物给观光客。
这十年左右，每年大概一、两次，在我都已经忘记的时候，她会突然传来求救讯息：“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收到求救，我会连忙跑去把她扛到饭馆喂食，每次都不例外。
这部分的详情姑且不谈，现在重要的是，深春和朱丽搬来和我同住以后，我们也在那些赈饥行动中一起吃过饭，所以朱丽和美佐绘见过几次面，两人相当投合。姑姑的经济状况相当令人不安，但我认为她应该不会拒绝短期收留朱丽。
但另一方面，若是这样，可以说朱丽的处境更危险了。
因为和我同住的时候，我向校方及邻近街坊说明过状况，请众人帮忙留意，而且上下学路线的商店街随时都有人，也有监视器。我千交代万交代，叮咛朱丽上下学一定要和朋友一起，绝对不能落单。而且不用别人说，朱丽对前继父的嫌恶和恐惧，让她到现在都还会做恶梦，所以不可能违背大人的提醒。
相对地，如果她到小樽和美佐绘同住，那边的防备会是如何？不太可能得到邻居的协助，而且如果每天都去医院看我，也无法保证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最重要的是，美佐绘和朱丽很有可能都只关注我的状况，完全忘了防范未然。
至于贺治野，如果能查到昏迷的警察在哪里住院，只要在医院守株待兔，要逮到去探望的朱丽，是易如反掌。只要跟着她回家，也可以知道她住在哪里。若是挑选时段，在只有朱丽一个人或两个女人在家的时候侵入攻击，根本毫不费力。
由于可以轻易想像这些情节，我简直是坐立难安。
即使要请求警方保护，我也想不到比联络富田更好的方法。而且我并没有贺治野想要对朱丽下手的明确证据，这样的通报内容，也很难促使警方行动。要是我知道美佐绘的电子信箱，就可以警告她了，但现在也无从查起。
总之，我想要亲眼确定朱丽平安，但从札幌市的现在地点，到小樽的市中心，有约三十公里的距离。若是搭车移动，一点都不远，但现在的我没有移动的方法。
我想不到要人来搬运这台扫地机器人的理由，也没有传达的方法。即使成功离开屋子，试着自力移动，以最高时速一·八公里的这具身躯，就算能够顺畅无阻、马不停蹄地前进，也需要将近二十个小时。一般从现实来看，即使花上一天一夜都难以抵达。
然后又回到上一个阶段，现在的我，是侦查现场的物品之一。侦查结束之前，我应该没办法离开这里，甚至很有可能在现场勘验结束之后，被搬到某处保管。
真正是走投无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
2 司法书士为日本的准司法人员之一，工作性质类似台湾的代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