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地球上曾有过这样一个瞬间,让人事后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和人类历史相比,这个瞬间其实还要短暂,根本是一刹那。在这一瞬间中,仅靠拍摄和采访名人就可以谋生。距离世界末日还有七年的时候,吉文·乔杜里约到了阿瑟·利安德的采访。
吉文之前当了几年的狗仔队,收入尚可,不过他厌烦透了躲在人行道绿植后面跟踪和在汽车里蹲守名人的生活,所以他想转行当娱乐记者。他虽然觉得干这一行很不入流,但没有他现在的职业那么不入流。“我认识这位老兄。”他和一个编辑喝酒聊天的时候提到了阿瑟·利安德,对方以前买过他的几张照片,“我看过他所有的电影,有几部还看过两次。我跟着他满城跑,我拍过他老婆。我有办法让他松口。”编辑答应让他试一下,于是到了约定的采访日期,吉文开车去到酒店,向守在顶层套房外的年轻公关出示了身份证件和资格证。
“你有十五分钟时间。”她说着,放他进去了。套房里是一水的镶木地板和自然采光。其中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放着卡纳佩点心,不少记者在看手机。阿瑟在另一个房间里。吉文眼中同辈里最优秀的演员就坐在窗前的扶手椅上,窗外是洛杉矶市中心。吉文一向很会鉴别昂贵的物件,他暗暗注意到窗帘的厚重、扶手椅柔滑的面料,还有阿瑟那身西装的剪裁。没理由,吉文反复这么告诉自己,阿瑟没理由会知道那次抓拍米兰达的人就是吉文。可他当然有理由知道了,吉文只能怪自己太蠢,那天晚上他不该告诉米兰达自己叫什么。当娱乐记者的想法是个错误,他这会儿看出来了。他走在镶木地板上,脑袋里胡思乱想,比如趁阿瑟还没抬头,假装自己突发疾病,立刻闪人。但是公关在引荐的时候,阿瑟面露微笑,把手伸了过来。看起来阿瑟对吉文这个名字没有任何感觉,对他的样子显然也没有印象。吉文下了很多功夫改变自己的形象。他把络腮胡子刮了;摘掉隐形,换上了框架眼镜,希望能显得严肃一些。他坐到阿瑟对面的扶手椅上,把录音笔放在两人之间的茶几上。
这两天,他把阿瑟所有的电影都重看了一遍,又额外查了大量的资料。但是阿瑟不想谈他正在拍的那部电影、他的表演训练或者影响、他成为艺术家的动力,以及他是否仍然把自己看成外人(若干年前他在最早期的一次采访里曾这么说过)。对吉文的前三个问题,他的回答都只有一个字。他好像精神恍惚,宿醉未醒。看他的样子像是很久没睡过好觉了。
“说来听听。”在一段吉文感觉长得叫人尴尬的沉默之后,阿瑟开口了。公关刚刚把一杯救急的卡布奇诺递到他手里。“一个人是怎么会当上娱乐记者的?”
“这是那种后现代理论吗?”吉文说,“你反过来采访我,就像那些名人反过来给狗仔队拍照?”当心,他暗想。他对阿瑟没兴趣和他交流的失望渐渐浓缩成敌意。这种情绪之下还隐藏着许多让他夜不能寐的深层问题:采访演员要好过跟踪他们,可这又算是什么新闻事业?算什么生活?有些人就有办法去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有些人,比如他哥哥弗兰克,现在是路透社派驻阿富汗的战地记者。吉文并不希望自己是弗兰克,只不过他忍不住觉得,相比之下,自己在好多个路口都选错了方向。
“我不知道,”阿瑟说,“我就是好奇而已。你是怎么干起这一行的?”
“一步一步,又突如其来。”
阿瑟皱起眉头,好像在回忆什么。“一步一步,又突如其来。”他重复了一遍,沉默了一会儿,“不,我是认真的,”他回过神来,接着说,“我一直好奇你们这些人的动力是什么。”
“赚钱,一般来说。”
“这是当然,不过难道没有更轻松的工作吗?娱乐新闻这档子事……我的意思是,听着,我不是说你这种人和狗仔队一样,”多谢你这么不当回事,吉文暗想,“我知道你的工作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我看见有的家伙……”阿瑟举起一只手,示意还没说完,接着灌了半杯卡布奇诺。摄入的咖啡因让他的眼睛略微睁大了。“我看见有的家伙还会爬到树上去,”他说,“我不是开玩笑。是在我离婚那会儿,米兰达要搬出去的时候。我正在刷碗,我往窗外一看,上边有个家伙正举着相机。”
“你在刷碗?”
“嗯,管家跟媒体乱说话来着,所以我把她解雇了,然后洗碗机坏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是吧?”
阿瑟咧嘴笑了。“我喜欢你这个人。”他说。
吉文尴尬地笑了,这句话让他觉得受宠若惊。“干这一行很有意思,”他说,“总能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同时也会遇到一些天底下最无聊的人,不过他觉得奉承两句又没什么坏处。
“我一直对人感兴趣,”阿瑟说,“他们的动力是什么,让他们感动的是什么,诸如此类。”吉文想在他的脸上寻找讽刺的表情,但他说的似乎是真心话。
“我也是,说老实话。”
“我就是想问问,”阿瑟说,“因为你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我不一样?真的吗?”
“我的意思是,你是从一开始就想当娱记吗?”
“我以前是摄影师。”
“拍什么的?”阿瑟快把咖啡喝光了。
“婚礼摄影和人物照。”
“然后你不做那个了,跑去采访我这样的人?”
“是啊,”吉文说,“就是这样。”
“为什么?”
“我去婚礼去得都烦了。这一行报酬更好,也没那么麻烦。为什么这么问?”
阿瑟向前探过身子,关掉了吉文的录音笔:“你知道我聊自己聊得有多累吗?”
“你确实接了很多采访。”
“是太多了。这话可别写下来。只演话剧、演电视剧那会儿还容易些,偶尔有一篇人物侧写、专稿、访谈之类的。可等你演电影出名了之后,老天爷,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他举起杯子,做了一个要续卡布奇诺的动作。吉文听见身后的公关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远了。“不好意思,”他接着说,“我知道,我这种工作还抱怨,是有点儿虚伪。”
你是压根不明白,吉文心说,你是有钱人,以后也是有钱人,要是你愿意,你今天就可以不上班,以后也不用上班。“不过你演电影也有好多年了。”他装出了最不偏不倚的语气。
“嗯,”阿瑟说,“大概是我现在还没习惯吧。我还是觉得有点儿尴尬,不习惯万众瞩目的感觉。我对他们说我已经对狗仔队视而不见了,其实不是。我就是不敢看他们。”
那可得多谢了,吉文心说。他意识到安排给他的十五分钟正一点一滴地流逝。他拿起录音笔,好让阿瑟能看见,接着按下录音键,又把录音笔放在两人之间的茶几上。
“你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吉文说,“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失去一些隐私。是不是可以说,你觉得被人审视让你很难应付?”
阿瑟叹了口气。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给吉文的感觉是他在给自己打气。“知道吗?”阿瑟的声音清晰而放松,他演起了一个无所顾忌的新角色,听录音回放的时候,绝对想不到他面色苍白,顶着两个黑眼圈,显然没睡好,“我明白有得必有失,是吧?我们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太幸运了,我是说我们这些以当演员为生的人,我觉得再抱怨被侵犯隐私很虚伪,老实说。我的意思是,咱们有一说一,我们本来就想出名,对吧?又不是说我们当初不知道未来要面对什么。”这番话好像让他耗尽力气。他明显没了精神,接着从公关手里接过一杯新的卡布奇诺,并点头致谢。之后是一段尴尬的沉默。
“你是刚从芝加哥飞回来的吧。”吉文不知说什么好。
“是啊。”阿瑟再一次探过身子,关掉吉文的录音笔。“告诉我,”他说,“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
“吉文·乔杜里。”
“要是我打算告诉你一件事,吉文·乔杜里,在见报之前我有多少时间?”
“这个嘛,”吉文反问,“你想告诉我什么?”
“一件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事,我希望消息公开之前给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TMZ,美国娱乐新闻网站。
“阿瑟,”吉文身后的某个地方传来公关的声音,“现在是信息时代。他还没走到停车场,TMZ 就该曝出来了。”
“我这个人言而有信。”吉文说。在他目前漫无目的的人生阶段,他也拿不准这句话是真是假,不过他愿意认为有可能是真的。
“什么意思?”阿瑟问。
“意思是我说到做到。”
“好,听着,”阿瑟说,“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
“保证是独家消息?”
“对。我不会再告诉其他任何人,条件是你要等二十四个小时。”
“好,”吉文说,“我可以等二十四个小时再发布。”
“不只是公开发布,是二十四个小时之后才能告诉第三个人,因为我不希望你们那家见鬼的杂志有哪个实习生走漏风声。”
“行,”吉文说,“二十四个小时之后我再告诉第三个人。”密谋的气氛让他心情愉快起来。
“阿瑟,”公关说,“我能单独和你聊几句吗?”
“不用,”阿瑟说,“我必须这么做。”
“没有什么是你必须做的,”她说,“想想跟你说话的是什么人。”
“我这个人言而有信。”吉文重复说。第二遍听起来更是添了一分傻气。
“你是个记者,”公关说,“——别犯糊涂,阿瑟……”
“行了,听着,”阿瑟对吉文说,“我一下飞机就直接过来了。”
“好的。”
“我早到了两个小时,差不多有三个小时,因为我不想先回家。”
“为什么不……?”
“我要和我的妻子分开,和莉迪娅·马克斯在一起。”阿瑟说。
“老天哪。”公关说。
莉迪娅·马克斯和阿瑟联袂主演了一部刚刚在芝加哥杀青的电影。吉文有一次拍到她从洛杉矶的夜店里出来。当时是凌晨三点,而她精神焕发,打扮光鲜得简直不自然。她是那种喜欢被狗仔队拍的人,有时候她还会提前打招呼。她当时对吉文亮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
“你要和伊丽莎白·科尔顿分手,”吉文说,“为什么?”
“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做。我爱上了别人。”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下个月我会搬去和莉迪娅住,”他说,“伊丽莎白还不知道。一周之前我跟剧组请了一天假,特地飞回来准备跟她摊牌,可我就是开不了口。听着,伊丽莎白有一个情况你得了解:她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件不好的事。”
“一件也没有?”
“这话可别写进去。我不该说的。重点是,我一直没办法跟她开口。每次跟她通电话的时候,我都开不了口,今天也开不了口。但是如果你跟我说这个消息明天就会见报,那我就没得选了,是吧?”
“这会是个很敏感的新闻,”吉文说,“你和伊丽莎白仍然保持朋友关系,你希望她一切安好,除此之外你无可奉告,并且恳请公众在这段困难时期给予她空间。这样行吗?”
阿瑟叹了口气,看他的样子好像不止四十四岁了。“能不能写是共同的决定?这是为了她着想。”
“双方共同并且,呃,友好地决定分手,”吉文说,“你和伊丽莎白仍然保持朋友关系。你们相当地……相当地尊重彼此,并且共同决定分开,这也是最好的选择。同时恳请公众在这段,怎么说,这段困难时期给予你们空间?”
“好极了。”
“你希不希望我提到……”吉文没有问完,不过也没必要问完。阿瑟露出痛苦的表情,抬头看着天花板。
“是的,”他的声音透着不自在,“可以说孩子的事。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最关心的是你们的儿子泰勒,你和伊丽莎白会共同抚养孩子。我会让这句话读起来没这么尴尬。”
“谢谢你。”阿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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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向他道谢,之后呢?阿瑟去世八天后,在多伦多南端的一栋高楼里,吉文躺在哥哥的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回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公关有没有请他喝卡布奇诺?没有,虽然他会欣然接受,但她没请。(吉文这几天总想喝卡布奇诺,因为卡布奇诺是他的最爱。他突然想到,假如情况真有电视里报道的那么糟糕,那他也许再也喝不到卡布奇诺了。我们执着的东西啊,吉文在心里感叹。)对了,那个公关,她送吉文出门时,看也没看他一眼,就把他关在了门外。而这竟然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
吉文躺在沙发上,任凭一段段记忆在脑海里浮现,想着卡布奇诺、啤酒之类的,而弗兰克在一旁忙着他最近接的代笔任务。他正替一个慈善家写回忆录,根据合同规定,他不能透露此人的名字。吉文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他的女朋友,想到他在椰菜镇的家,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了。这时候,手机已经没信号了。哥哥家里没有座机。公寓外的世界正走向终结,雪还是下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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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确实遵守了诺言。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这是吉文为数不多的引以为傲的时刻。采访之后的整整二十四小时里,他没有把阿瑟和伊丽莎白分手的消息告诉给任何人,一个也没有。
“你在笑什么呢?”弗兰克问。
“阿瑟·利安德。”
在另一段人生中,吉文曾守在阿瑟家门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一边抽烟,一边抬头望着那几扇窗户,无聊得直发愣。一天夜里,他骗了阿瑟的第一任妻子,拍到了她状态不佳的一幕。那张照片让他大赚了一笔,但他到现在还是心中有愧。她看向吉文,脸上露出诧异而难过的表情,手里夹着一支烟,头发乱蓬蓬的,裙子肩带从肩头滑了下来。在冬天的城市里想到这些,总有种异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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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别再唱这首歌了。”弗兰克说。
“对不起,可这首歌多应景啊。”
“这我不反对,问题是你唱得太难听了。”
《这就是我们眼中的世界末日(而我感觉很好)》(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And I Feel Fine〕),美国摇滚乐队R.E.M.的歌曲,1987年发行。
这就是我们眼中的世界末日 !从吉文推着购物车出现在哥哥家门口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天,这首歌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几天来,他们每天都守在电视新闻前,音量开得很低。一连串的噩梦在他们耳边低语,让他们精疲力尽、心神不宁,就这样睡睡醒醒。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会死那么多人?那些数字让人不敢相信。吉文拿了塑料布和胶布,封住了公寓里所有的通风口,但他不知道这么做管不管用,不知道病毒会不会穿过胶布或者顺着胶布的缝隙钻进来。他用弗兰克的浴巾蒙住窗户,免得晚上有光透出去,又用弗兰克的五斗橱挡住了公寓门。有时候会传来敲门声,这时吉文和弗兰克就一语不发。他们害怕每一个外人。有两回有人想破门而入,弗兰克和吉文听见了什么金属工具撬锁的动静,两个人一动不动,焦灼地等待着,好在门锁够结实。
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新闻无休无止,最后好像变成了抽象的背景,好比一部演不完的恐怖电影。播音员的声音麻木而沮丧,有时候还会边播边哭。
弗兰克的客厅位于大厦的一角,能同时看见城区和湖水。吉文更喜欢看向湖水。如果他把弗兰克的望远镜对准城区,就会看见高速路,而眼前的景象会让人心烦意乱。头两天里,车流一直缓慢地前进,有的挂着拖车,有的在车顶上绑着塑料箱和行李箱。但到了第三天早上,高速路彻底堵死了。于是人们拉着行李箱,牵着孩子和狗,在车辆之间徒步前进。
第五天,弗兰克开始忙他代笔的活,不再看新闻。他说新闻会把他们俩都弄疯,而且这时候大多数的新闻播音员也不是播音员了,而是新闻网的工作人员,看样子并不习惯在摄像机的另一头露面。摄影师和行政人员对着镜头说得磕磕绊绊。接着,各国相继陷入黑暗,城市一个接一个地没了音讯——先是莫斯科,接着是北京,之后是悉尼、伦敦、巴黎,等等。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歇斯底里的传言,本地新闻越来越聚焦于本地,电视台一个接一个地没了信号。最后唯一一个还在播报的频道就只有一个对着新闻编辑室的镜头,电视台的员工轮流站到镜头前播报他们掌握的所有信息。一天夜里,吉文在半夜两点醒来,看见新闻编辑室里空空荡荡。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他盯着屏幕上空无一人的新闻编辑室,怔怔地看了很久。
此时,其他的频道要么只剩下静电噪声和测试图案,要么就在反反复复地播放政府的紧急广播,无谓地提醒大家足不出户,避开人群密集场所。过了一天,终于有人关掉了新闻编辑室里的摄影机,但也可能是摄影机没电了。又过了一天,互联网闪灭了。
多伦多陷入了寂静。每过一天,安静的气氛就越发深沉,城市永恒的嘈杂声渐渐远去。吉文对弗兰克说起这事,弗兰克回答说:“大家都没汽油了。”望着停在高速路上的汽车,吉文意识到,即便车里还有汽油,那些人也走不了了。所有的道路都堵满了被遗弃的汽车。
弗兰克一直写个不停。那位慈善家的回忆录差不多要写完了。
“他十有八九已经死了。”吉文说。
“十有八九。”弗兰克表示同意。
“那你为什么还在写他的事迹?”
“我签了合同的。”
“可是其他签合同的人都已经……”
“我知道。”弗兰克说。
吉文对着窗户举起他那只用不了的手机。屏幕上闪过一条“服务不可用”的提示。他把手机扔在沙发上,望着窗外的湖面。说不定会有一条船开过来,然后……
寂静的下午,吉文待在哥哥的公寓里,不自觉地想着这个城市是多么依赖人,万事万物都是多么依赖人。人们总抱怨说现代世界冷漠非人,但在他看来,这是在说谎。现代世界从来不是冷漠非人的,从始至终都有一个由人组成的庞大而精巧的基础设施。这些人在我们身边默默无闻地工作,一旦他们不再工作,整个系统就停滞下来。没有人往加油站和机场运送汽油,汽车就开不了,飞机也飞不起来。卡车停在原点。食物送不到城市里,店铺关门。公司锁了门,接着被洗劫一空。发电厂和变电站里没人上班,砸坏电线的树木无人清理。吉文正站在窗户前,这时候停电了。
有那么一刻,他傻乎乎地站在前门旁边,反反复复地按电灯开关。开、关,开、关。
“别弄了,”弗兰克说,他借着从百叶窗透进来的灰暗光线,在手稿的页边记笔记,“我要被你烦死了。”弗兰克一直躲在他的工作里,吉文明白过来,但他没办法因此对弗兰克不满。假如吉文也有工作,他也会躲在里面的。
“有可能只是咱们家呢,”吉文说,“兴许是地下室里的保险丝烧断了?”
“当然不只是咱们家。你应该诧异的是居然坚持了这么久才断电。”
“就像在树屋里一样。”弗兰克说。这时大概到了第三十天,几天前水也停了。有时候他们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有时候说不清为什么,日子过得很祥和。吉文觉得自己从来没和哥哥这么亲近过。弗兰克在写那个慈善家的回忆录,吉文就看书。他透过望远镜观察湖面,能看上好几个小时,不过天空和水面都空空荡荡。没有飞机,没有船只,还有,互联网去哪儿了?
他很久都没想起过树屋了。他们小时候住在多伦多郊区,后院有一个树屋,兄弟俩常常在里面看漫画,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绳梯能收起来,防止侵略者来犯。
“咱们能坚持好一段时间。”吉文说。他正在查看存水,情况尚可。在水龙头不再出水之前,他就已经把公寓里所有的容器都接满了水,这几天他还把锅碗瓢盆拿到阳台上接雪。
“是啊,”弗兰克说,“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嘛,我们只要在这里待着,等着来电,或者红十字会出现之类的。”最近吉文常常做些电影般的白日梦,各种画面掺在一起,相互重叠。他最喜欢的电影情节是某天早上,他被扬声器惊醒,军队来了,宣布事件结束了,这场流感已经被消灭干净,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他推开五斗橱,走到楼下,来到停车场,也许会有一个士兵给他递来一杯咖啡,拍拍他的后背。他想象着那些人称赞他有先见之明,知道要囤够吃的。
“你凭什么认为还会来电?”弗兰克头也不抬地问。吉文想回答,却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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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年,新佩托斯基镇的图书管理员、《新佩托斯基新闻》的出版人弗朗索瓦·迪亚洛对柯尔斯滕·雷蒙德的采访,接上文:
迪亚洛:对不起。我不该问匕首文身的事。
雷蒙德:没关系。
迪亚洛:谢谢。不知道我能不能问问大崩溃的事?
雷蒙德:当然可以。
迪亚洛:你当时是在多伦多吧。是和父母在一起吗?
雷蒙德:不是。那天晚上,也就是多伦多的第一天,或者应该说是第一夜?随你怎么叫吧。我当时在演《李尔王》,主演在舞台上猝死了。他叫阿瑟·利安德。你记得吧,咱们几年前说过这件事,你保存的一份报纸上还登了讣告。
迪亚洛:为了报纸的读者,也许你不介意再说一遍……
雷蒙德:好的,可以。我之前说了,他当时在舞台上突发心脏病。他的事我不记得多少细节了,因为那一段时间的事情我基本上都不记得了。不过我对他还留着一点儿印象,这么说你能明白吧。我知道他很照顾我,我们有点儿像朋友。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和剧组的另外两个女孩当时都在舞台上,我站在阿瑟身后,所以看不见他的脸。不过我记得舞台前面一阵骚动。接着我记得我听见了一个声音,很响的啪的一声,是阿瑟的手重重地打在了我脑袋旁边的胶合板柱子上。他跌跌撞撞地后退了几步,胳膊无力地挥舞着,接着观众席里有一个男人冲上舞台,朝他跑了过去——
迪亚洛:是那个会做心肺复苏的神秘观众。《纽约时报》的讣告里提到他了。
雷蒙德:他很照顾我。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迪亚洛:好像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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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天,吉文看见远处腾起了浓烟。他感觉火势不会蔓延太远,毕竟到处都是积雪,只是他之前一直没想过没有消防员的城市着火了该怎么办。
有时候吉文会在夜里听见枪声。不管是塞毛巾、蒙塑料布还是贴胶布,都挡不住走廊里传来的腐臭味,他们只能一直开着窗户,身上套好几层衣服。晚上他们挤在弗兰克的床上,紧紧靠在一起,好暖和一些。
“咱们最后还是得离开。”吉文说。
弗兰克放下笔,目光越过吉文望向窗外,望向湖面和晴冷的蓝天。“我不知道我能去哪儿,”他说,“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做到。”
吉文在沙发上伸了伸懒腰,闭上眼睛。很快就得拿定主意了。剩下的食物只够吃两周。
吉文每次望向高速路都苦恼万分,他根本不可能推着弗兰克的轮椅绕过那些被遗弃的车辆。他们得选别的路,但是如果所有的路都一样,该怎么办?
一周多了,他们一直没听见走廊里有人走动,于是吉文决定晚上冒险去公寓外面看看。他推开挡门的五斗橱,顺着楼梯爬到了楼顶。接连好几周都待在室内,现在站在寒冷的空气中,让他觉得暴露无遗。月光洒在玻璃上,银光闪闪,此外看不到其他的光。寂静的大都市冷冷清清,有苍凉而意想不到的美。远处的湖面上,星星逐渐被一片云海遮住,一颗接一颗地消失了。他闻到了雪的气味。他拿定主意,就借着这场暴雪的掩护离开。
“可是还能有什么地方可去?”弗兰克问,“吉文,我不是傻瓜。我听见枪声了。电视台停播之前,我也看到了新闻报道。”
“我不知道。某个镇子吧,或者农场。”
“农场?你是农夫吗,吉文?而且就算现在不是仲冬,没有电,没有灌溉系统,农场里还能干农活吗?你觉得到了春天能长出什么吗?这期间,你在那儿吃什么?”
“我不知道,弗兰克。”
“你会打猎吗?”
“当然不会。我从来没开过枪。”
“你会捕鱼吗?”
“别说了。”吉文说。
“我中枪之后,他们告诉我说我再也不能走路了,我躺在医院里,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文明,思考文明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是我认为有价值的。我记得我当时想,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战场了。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外面有一整个世界呢,”吉文说,“就在这间公寓之外。”
“吉文,我觉得外面只有生存。我觉得你应该出去,努力活下去。”
“我不能扔下你自己走。”
“我会先走一步的,”弗兰克说,“这件事我已经想过了。”
“什么意思?”他问,不过他明白弗兰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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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阿瑟·利安德的那篇讣告你还有吗?我记得几年前你给我看过,不过我不记得里面有没有提到那个人的名字——
迪亚洛:你问我还有倒数第二期的《纽约时报》吗?这还用问,当然有了。不过报道里没提到名字。给利安德做心肺复苏的那个观众,没人知道他是谁。正常情况下会有后续报道。有人会把他找出来,查到他在哪儿。不过还是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吧。利安德先生跌倒了,之后……
雷蒙德:对,他瘫倒了,接着有一个男人从舞台前跑了过去,我意识到他是一个观众。他给阿瑟施救,做了心肺复苏。接着急救员来了,他们抢救阿瑟的时候,那个观众就陪着我坐在一边。我记得幕布合上了,我坐在舞台上,看着急救员工作,接着那个观众跟我聊了一会儿。他特别冷静,我就记得他这一点。我们走去侧舞台坐了一会儿,直到负责照看我的女人找过来。她是个保姆吧,我猜。她负责照顾我和剧组里的另外两个孩子。
迪亚洛:你记得她叫什么吗?
雷蒙德:不记得了。我记得她哭了,泣不成声的那种,弄得我也跟着哭了起来。她帮我卸了妆,之后还送了一个礼物给我,就是我之前给你看过的那块镇纸。
迪亚洛:我认识的人里,只有你在背包里背了一块镇纸。
雷蒙德:也不是很沉。
迪亚洛:对孩子来说,这个礼物好像很不寻常。
雷蒙德:我知道,不过我当时觉得它很美。我现在也觉得它很美。
迪亚洛:所以你离开多伦多的时候就把它带在身上了?
雷蒙德:是啊。言归正传,她把镇纸送给了我,我估计我们后来都平复下来。我记得之后我们在更衣室里玩了一会儿扑克。后来她一直给我爸妈打电话,但他们始终没来接我。
迪亚洛:他们给她回话了吗?
雷蒙德:她一直打不通。不得不说,之后的事我不记得了,都是我哥哥告诉我的。最后她打给了我哥哥彼得,那天晚上他在家。他说他也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过她可以把我送回家,他会照顾我的。彼得比我大好几岁,那时候他十五六岁了,所以经常会照顾我。于是那个女人开车送我回了家,让我和哥哥待在一起。
迪亚洛:那你的父母?……
雷蒙德:我再也没见到他们。我有几个朋友也是一样的情况。有些人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迪亚洛:如果这是多伦多的第一天,那就是说,他们是最先走的。
雷蒙德:是,应该就是这样。我有时候会琢磨他们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也许是他们在办公室里病了,于是去看了急诊。我觉得最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等他们去了医院之后,唉,我想医院里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吧。
迪亚洛:所以你就和你哥待在家里,等着他们回来。
雷蒙德:我们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最开始那一阵子,等待好像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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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点儿什么给我听吧。”吉文说。这是第五十八天。他躺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之前他一直睡睡醒醒。这是两天来他说的第一句话。
弗兰克清了清嗓子:“有什么想听的吗?”他也两天没说话了。
“就你现在写的那一页吧。”
“真的假的?你想听一个享尽特权的慈善家怎么看待好莱坞演员的公益活动?”
“有何不可?”
弗兰克清了清嗓子。“一位慈善家不朽的思想,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不过就算我说了你也没听过。”他说。
我喜欢看到演员利用名气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有些演员设立了慈善基金,努力让大家关注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的困境,或者拯救非洲白犀牛,或者突然热衷于成人扫盲,不管是什么吧。当然了,这些都是崇高的事业,我知道他们的名气有助于宣传。
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好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进娱乐圈是为了为人类做贡献。就说我自己吧,在我成功之前,我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做慈善。我那些当演员的朋友成名之前整天都忙着试镜,拼命要获得注意,什么活都愿意接,免费出演朋友的电影、在餐厅里打工或者在宴会上当服务生,只为糊口。他们当演员是因为热爱表演,不过说句实话吧,他们也喜欢受到关注。他们最想要的就是受到瞩目。
我最近常常在思考不朽的意义。被人记住意味着什么,我希望别人记住我什么,就是一些关于记忆和名声的问题。我爱看老电影。我看着屏幕上那些早已作古的演员的面孔,心里想,他们永远不会真正地死去。我知道这是老生常谈了,不过说得确实没错。不光是那些家喻户晓的明星,像克拉克·盖博、艾娃·加德纳那些,还有那些小角色,比如端着托盘的女仆、管家、酒吧里的牛仔、夜总会里左数第三个姑娘。在我看来,他们也都是不朽的。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受到瞩目,可是等我们受到瞩目之后,又觉得不满足了。在那之后,我们又希望被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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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洛:你离开多伦多之前那几天,那段最后的日子,都发生了什么?
雷蒙德:我就待在地下室里看电视。附近的人渐渐都走光了。彼得晚上会出门去,应该是去偷吃的吧。后来有一天早上,他说:“柯柯,咱们得走了。”他靠搭电打火启动了一辆被遗弃的汽车,我们开了一段路就被困住了。所有上高速的匝道都堵满了被遗弃的汽车,辅路上也一样。最后我们就只好和大家一样徒步前进。
迪亚洛:你们是往哪儿走的?
雷蒙德:先往东,再往南。沿着湖岸,到了美国。这时候边境都开放了。所有的边境警卫都不在了。
迪亚洛:你们当时有一个目的地吗?
雷蒙德:应该没有吧。但是不离开的话就只能在多伦多等着,有什么可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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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文打算沿着湖岸走。岸边全是沙砾和岩石。雪天里很难走,而且又是黄昏。他担心自己会扭到脚,还担心会留下脚印。不过他打定主意,只要可能他就不走公路。他迫切地想要避开其他人。
在公寓的最后一个晚上,他站在窗前,用望远镜观察高速路。整整三个小时里,他只看到了两个人,都是朝着远离市区的方向,鬼鬼祟祟地,一路上不断扭头察看身后。这三个小时里,他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从弗兰克的卧室里蔓延出来的寂静。他检查了两次,确认弗兰克真的没有了呼吸。他知道第二次检查是不合理智的,可是万一弗兰克醒来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该多糟糕啊。他觉得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好像踩在即将塌陷的悬崖上,他能保持理智,靠的完全是意志力。他状态很不好,不过现在有谁状态好吗?
他坐在弗兰克的办公桌前眺望湖面,等着夜幕降临。他努力想要抓住最后的宁静,在这间他住了这么久的公寓里。弗兰克的手稿还放在书桌上。吉文翻到弗兰克正在写的那一页,是一个慈善家对老电影和名望的思考。页眉留着弗兰克无可挑剔的字迹:我最近常常在思考不朽的意义。这么说,这是弗兰克自己的想法,而不是那个慈善家的?很难说。他把这一页折起来,揣进了口袋里。
日落之后,他背着背包离开了公寓。那是弗兰克在脊柱受伤之前徒步旅行用的包,已经落满了灰。它为什么还留着是一个谜。莫非弗兰克想象着自己有朝一日还能站起来走路?还是他打算把这包送人?湖面上的最后一线光亮消失了,吉文推开挡门的五斗橱,迈进散发着死亡和垃圾腐臭味的可怕走廊,顺着黑黢黢的楼梯下了楼。他在通向大厅的门后站了几分钟,聆听着外面的动静,接着缓缓地推开门,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一颗心怦怦直跳。大厅里空无一人,不过玻璃门被砸碎了。
从躲进公寓到现在,外面的世界已经清空了。广场、街道和远处的高速路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烟味,其中有化学物的刺鼻气味,说明着火的是办公室和住宅。不过最引人注意的是电灯彻底不见了。他二十出头的时候,曾有一次走在央街上,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左右,街上的电灯突然闪烁着熄灭了。一瞬间,他周围的城市消失了,紧接着,灯光又马上亮了起来,快得让人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街上的行人都纷纷问同伴有没有看到。“是我的错觉吗?”当时他想到城市陷入黑暗,就一阵浑身发冷。现在的情形就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他只想逃走。
夜空中挂着一弯新月。他尽量放轻脚步。每走一步,他都能感觉到背包沉甸甸地压在身上。他尽量避开公路。湖在他左手边,黑沉沉的水面闪着波光。幽暗中,湖岸显得一片苍白。他无法不去想弗兰克——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床头柜上放着空了的安眠药瓶。但他不能沉溺在对弗兰克的怀念中,因为每一个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结束,每一团影子里都可能隐藏着一个想抢背包的持枪分子。他感觉自己的感官变得敏锐起来,达到了全神贯注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湖面上有什么东西在动,一个白色的轮廓上下起伏。是帆船,他这么断定,八成就是几周前他在公寓里看到的那艘船,八成船上没人。他继续赶路,而城市不断地引着他偏离湖岸。他爬上湖堤,沿着湖滨的街道,直到又回到水边,终于看不到城市。每走一段路,他就停下脚步聆听动静,不过传到耳边的只有湖水冲刷湖岸沙砾的声音,还有轻柔的风声。
走了几个小时,他听到了枪响,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连续两下,刺耳至极,接着夜色淹没了所有声音。天地间只剩下吉文,只剩下湖水,只剩下一个个惊恐的幸存者。他真希望自己能走快些。
指利比亚战争,爆发于2011年。
月亮要落下去了。他走到了一片工业废墟的边缘。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累坏了,也意识到睡着了会很危险。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仔细想过在野外该怎么睡觉,他没有任何保护。他很冷。脚趾已经冻麻,舌头也是,因为他担心脱水,一直在吃雪。他把一撮雪放在舌头上,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和弗兰克还有母亲一起做冰激凌的情景。“先来搅拌香草。”弗兰克站在凳子上,两条腿活动自如,利比亚的那颗子弹在二十五年后才会切断他的脊髓 ,不过已经在逼近:一个女人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有一天会扣动扳机;一个设计师绘制了那把武器或者武器前身的草图;一个独裁者做出了决定,点燃了战火;而弗兰克将成为路透社派驻海外的记者。一块块碎片渐渐地拼凑完整。
吉文坐在一根浮木上,看着太阳升起。他不知道女朋友劳拉怎么样了。她好像离自己很远。他想到自己的房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去,而几乎是马上,他就意识到,他再也不会回去了。天渐渐亮了,他用浮木和背包里的垃圾袋搭了个帐篷,其实就是一个临时的架子,能挡风,但愿从远处看起来就是一堆垃圾。他抱着背包,蜷起身子,时断时续地睡了几个小时。
上午醒来的时候,他一时间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他从来没这么冷过。
他一连走了五天,都没有看到一个人。最初他还为形单影只而庆幸。在他的想象中,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无法无天。他无数次想象背包被人抢走,自己忍饥挨饿,只能等死。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才渐渐领会到空虚的含义。格鲁吉亚流感太厉害了,几乎没有什么人还活着了。
但到了第五天,他看见远处的岸边有三个人影,一颗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他们和吉文是去往同一个方向的。这一整天,吉文一直和他们保持着一英里左右的距离。夜幕降临,三个人在岸边生起篝火,吉文决定豁出去了。那三个人听见脚步声,都注视着他走近。在二十英尺远的地方,他停下脚步,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武器,又大声打了一声招呼。最后其中一个人伸手示意他可以过去。他们是两个二十岁左右模样的年轻男人和一个年长一些的女人,分别叫本、阿卜杜勒和珍妮。火光中,他们都露出疲惫憔悴的神色。他们比他出发的日子早一天,从北边的郊区穿过城市一路南下。
“城里是不是犯罪横行?”
“是啊。”阿卜杜勒说。他很瘦,整个人紧张兮兮的,长及肩膀的头发披散着,他一边说话一边把一缕头发绕在手指上:“无政府状态,是吧?没有警察。太他妈可怕了。”
“但实际犯罪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珍妮说,“因为根本没那么多人。”
“他们是离开了,还是都……”
“要是你病了,”本说,“四十八小时内人就没了。”他经历过。他的女朋友、父母和两个姐妹在第一周里相继去世。他不懂为什么自己没死。他一直在照顾这些亲人,因为到了第三天所有的医院都关门了。他在后院里挖了五座坟墓。
“你肯定是免疫了。”吉文说。
“是啊,”本怔怔地望着火苗,“我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了,是吧?”
他们结伴走了将近一周,接着吉文打算继续沿着湖岸前行,而另外三个人打算去东边,因为珍妮有个姐妹住在那边的镇子。他们为此争论了一两个小时。吉文坚定地认为去镇子里是错误的决定,另外三个人不这么看,而且珍妮怕自己以后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姐妹。最后他们祝福对方好运,就这样分道扬镳了。吉文一个人走在路上,感觉自己要在天地间消失了。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在湖岸边漂泊。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活着,也是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觉到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