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起初，塞汶城机场里的人还一天天地数日子，好像他们只是暂时滞留于此。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们很难对年轻人解释这件事。不过平心而论，在那一时刻之前，滞留机场的历史也就是一段滞留期终于结束、登上飞机、起飞离开的历史。起初，大家都觉得必然会等来国民警卫队，救援随时会赶来，带来毯子和整箱的食物；用不了多久，地勤人员也会回到机场，飞机又能重新降落和起飞。第一天、第二天、第四十八天、第九十天，这时候大家已经放弃了回归正常的期望，接着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时间因为灾祸重置了。又过了一段日子，他们又像以前那样计算日和月，只不过保留了新的纪年：第三年一月一日、第四年一月十七日，等等。克拉克是在第四年里意识到，从今以后会一直用这种方式纪年，就从灾难发生的那一刻起，一年接一年地数下去。
这时的他早就明白，世界不会恢复原来的面貌了。不过，这样的领悟让他的记忆变得更加清晰。我最后一次在公园里晒着太阳吃蛋筒冰激凌。我最后一次在夜店里跳舞。我最后一次看见行驶的公交车。我最后一次登上没被改造成住处的飞机，一架真的能起飞的飞机。我最后一次吃橙子。
在机场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时候，克拉克开始思考自己是多么幸运。不仅仅是因为他活了下来——当然，活下来本身就很不可思议——还因为他见证了一个世界的终结和另一个世界的开始。而且他不仅仅见证了昔日世界的辉煌，航天飞机、电网、扩音吉他、巴掌大的计算机、连接城市的高速列车，他还在拥有这些奇迹的世界里生活了那么久。他在那个令人赞叹的世界里度过了五十一年的岁月。有时候他躺在塞汶城机场B候机大厅里，睡不着，心里想着：“我曾在那里。”这样的念头像针刺一般，让他半是难过，半是欢欣。
“这很难解释。”有时候，面对那些来参观博物馆的年轻人，他听见自己这样说。博物馆从前是C候机大厅里的“飞凡里程”贵宾休息室。他对自己馆长的身份非常看重，多年前他就下定决心，“很难解释”是不够的。因此，每次有人问起，他总是试着去解释他这些年来从机场和其他地方搜集来的展品——笔记本电脑、苹果手机、行政办公桌上的无线电设备、机场工作人员休息室的烤面包机、某个乐天派从塞汶城淘回来的唱片机和黑胶唱片，当然还包括背景，他清清楚楚地记得疫情前的世界。不是的，他正在跟一个在机场里出生的十六岁女孩解释，飞机不是直接腾空而起的，飞机要先在长长的跑道上逐渐加速，再斜向上飞。
“为什么要借助跑道？”十六岁的女孩问。女孩叫伊曼纽尔。克拉克尤其钟爱她，因为他记得在可怕的第一年里，伊曼纽尔的出生是唯一的喜事。
“飞机不加速的话就没办法离开地面。飞机需要动力。”
“哦，”女孩说，“那就是说发动机没那么大的推力了？”
“推力很大，”克拉克说，“不过毕竟不是火箭飞船。”
“火箭飞船……”
“就是我们以前探索太空的飞船。”
“不可思议。”女孩摇着头说。
“是啊。”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不可思议，尤其是有关旅行和通信的。他是这么来到这座机场的：他坐上了一台机器，机器载着他以很高的时速行驶在距离地表一英里的高度。他是这么通知米兰达·卡罗尔她前夫的死讯的：他在一个设备上按下一串按钮，几秒钟之内，这台设备就连上地球另一端的一台仪器；而米兰达——光着脚站在白沙滩上，黑暗中，远方的船队灯火闪烁——按下一个按钮，于是通过卫星连到了纽约。这些被视为当然的奇迹曾一直包围着他们。
快满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大部分住在机场里的人要么是在这里出生的，要么是后来加入的，还有二十几个人是从航班降落那天起就没有离开的。克拉克的航班顺利着陆，滑行到了B候机大厅的登机口。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改航备降，至于原因，好像没有一个人能立即解释清楚。克拉克从三百六十度下级报告的稿子上抬起头，不由吃了一惊，因为停机坪上停满了来自各个航空公司的飞机。新加坡航空、国泰航空、加拿大航空、汉莎航空、法国航空，一个个庞然大物首尾相连地停在那儿。
克拉克顺着登机桥，走进灯火通明的B候机大厅。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人群分布得不均匀。几块电视显示屏下面围满了人。克拉克打定主意，不管他们在看什么，他不来上一杯茶是应付不来的。他猜测是发生了恐怖袭击。他在一个售货亭点了一杯伯爵红茶，不紧不慢地往茶里加牛奶。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浑然无知的情况下搅拌奶茶了，他心想，他已经提前怀念起这一刻。接着他走到人群那里，电视上播的是CNN新闻。
他在飞机上的时候，疫情蔓延到北美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多年之后，这是另一件很难解释的事。不过在那天早上之前，格鲁吉亚流感似乎还很遥远，特别是对一个不玩社交媒体的人来说。克拉克从来不怎么关注新闻，实际上他上飞机的前一天才知道流感的事。当时，他看到一条新闻简讯，说巴黎暴发了某种神秘的病毒，而且也没有确切地说它会发展成一场大流行病。此刻，他看到为时已晚的城市疏散，三个大洲的医院外面都发生了骚动，每条公路都堵满了缓慢移动的逃亡大军，想着自己要是早点儿留意就好了。堵车的情况叫人费解，毕竟这么多人能往哪儿去呢？如果报道属实，那么格鲁吉亚流感就不仅是刚传播到当地，而是已经无处不在。视频里有各国政府的官员、挽着袖子的流行病学专家，每个人都面色苍白、双眼通红，提醒着大难临头，布满血丝的眼睛下面是发青的眼圈。
“看起来这场突发事件不会很快结束。”一位新闻播音员说道，在轻描淡写的说辞史上，这句形容可谓无可匹敌。接着，他对着镜头眨了眨眼睛，他体内的什么东西好像卡了一下，就好像维系着他个人和职业生涯的某个机制失灵了。他在镜头前的语气换上另一种紧迫感。“梅尔，”他说，“要是你正在看，亲爱的，带上孩子去你父母的农场。要挑小路，宝贝，别走高速。我真的很爱你。”
“有新闻网络任你支配可真不错，”克拉克旁边有个人说，“我不知道我妻子现在在哪儿。你知道你妻子在哪儿吗？”他声调很高，明显透着恐慌。
克拉克决定，就当对方问的是他男友在哪儿。“不知道，”他说，“我完全不知道。”他转身离开电视屏幕，再多一秒他都看不下去了。他在这儿站了有多久？茶已经凉了。他在候机大厅里漫步，走到航班信息显示屏前。每一班航班都取消了。
这一切怎么发生得这么快？他出发去机场之前为什么没看看新闻？克拉克突然想到他应该给什么人打个电话，不，是给他爱的每个人打电话，和他们说说话，把心里话告诉他们。可是现在看来已经太迟了，手机上显示的是一条他从来没见过的信息：系统超载，仅限紧急呼叫。他又买了一杯茶，因为之前买的那杯已经凉了，也因为他现在惊恐不已，而走去售货亭像是有事可做。而且，售货亭那两个年轻的女员工好像对CNN播报的新闻内容完全无动于衷。要么是因为她们极其坚忍，要么是因为她们根本还没注意到。总而言之，走去那里就像是穿越回半个小时之前的天堂，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很快一切都要灰飞烟灭了。
“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嗯，介绍一下大家应该留意哪些方面，也就是症状？”新闻播音员问。
“和每个流感季节的症状都一样，”流行病学专家回答说，“但是更严重。”
“那，比如说？……”
“肌肉酸痛、疼痛，突然高热，呼吸困难。听着，”流行病学专家说，“潜伏期很短。如果接触了病毒，你三四个小时就会发病，一两天就病死了。”
“下面是广告时间，马上回来。”新闻播音员说。
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消息。他们都守口如瓶、惊慌失措。他们分发了餐券，这种心理暗示让大家都感到饿了。于是旅客们在B候机大厅唯一的餐厅前排队买油油的煎奶酪薄饼和烤玉米片——一看这就是家墨西哥餐厅。售货亭那两个年轻女人还在出售热饮和有点儿不新鲜的烘焙食品，时不时地对着没信号的手机皱眉。克拉克买了吃的后进到了“飞凡里程”休息室，看见伊丽莎白·科尔顿坐在电视屏幕附近的扶手椅上。旁边的泰勒盘着腿席地而坐，正在任天堂游戏机上消灭太空怪兽。
“真是疯了。”克拉克对伊丽莎白说，他无奈得不知说什么好。
伊丽莎白正在看新闻，她两只手都按在喉咙上。
“史无前例，”伊丽莎白说，“在人类历史上……”她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泰勒轻轻地咕哝了一声，他在太空大战中遭遇了挫折。两个人沉默地坐着，看着电视。最后克拉克看不下去了，于是借口说去买烤玉米片。
虚构名称。
最后一架飞机降落了，是格拉迪亚航空 的航班，但克拉克看到飞机在停机坪上缓缓地转了个弯，没有靠近航站楼，而是朝反方向去了。飞机停在了远处，没有地勤人员过去协助。克拉克放下烤玉米片，走到窗户前。他意识到，格拉迪亚航空尽量停在了距离航站楼最远的地点。在他站在那儿观察的时候，通知来了：出于公共卫生原因，机场将立即关闭。航班取消，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请所有旅客前往行李提取处领取行李，有序离开机场，不要慌乱。
“怎么会出这种事啊！”旅客们怒气冲冲地端着烤玉米片，聚在自动售货机前，交头接耳、喃喃自语。他们咒骂机场管理、运输安全管理局、航空公司、用不了的手机，他们怒不可遏，因为愤怒是拒绝理解新闻报道的最后一道防线。愤怒的背后是某种不可言说的东西，电视新闻的含义没有人愿意去思考。人们可以理解一场大规模的流感暴发，但不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克拉克站在墨西哥餐厅的玻璃墙前面，注视着远处停住不动的格拉迪亚航班。他后来意识到，他在那一刻不明白飞机为什么停在那么远的地方，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知道。
餐厅和礼品店的员工清走客人，拉上卷闸，锁上大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克拉克周围的旅客们也纷纷离开，他们和从另外两个候机大厅离开、缓慢行进的队伍汇在一起。伊丽莎白和泰勒从“飞凡里程”休息室里出来了。
“你要走吗？”克拉克问。他还是觉得有些不真实。
“暂时不走，”伊丽莎白说，她看起来精神有点儿不正常，不过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能去哪儿呢？你也看到新闻了。”每一个看到新闻的人都知道，所有的路都走不通，没油的汽车被扔在路边，所有的商业航空公司都关门了，火车和公交也都停运了。但大多数人还是离开了机场，因为机场广播是这么通知的。
“我想我暂时还是待在这儿吧。”克拉克说。看样子有几个旅客也抱着同样的想法，也有几个人离开半个小时之后又回来了，说找不到陆上交通工具。他们说那些人决定徒步去塞汶城。克拉克等着机场管理员过来赶人，航站楼里还有一百多名旅客没走，但是没人理会他们。票务柜台旁边，格拉迪亚航空的一个代理泪流满面。她头上那块屏幕上显示的仍然是“格拉迪亚航空452航班已到达”，她的无线电通信器里传来刺啦刺啦的杂音，克拉克听到了一个词——“隔离”。
留下来的旅客里，有一半用围巾或者T恤蒙住了口鼻。不过现在已经过了几个小时，克拉克想，如果他们全都要死于流感，起码应该有几个人已经发病了吧？
留在机场里的大多数旅客都是外国人。他们望向窗外，望着他们乘坐过的飞机——国泰航空、汉莎航空、新加坡航空、法国航空——首尾相连地停在停机坪上。克拉克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一个小女孩在B候机大厅来来回回地翻跟头。
克拉克心神不宁地绕着机场走了一圈，安检处无人值守，这让他很是震惊。他穿过安检，来回走了三四遍，只因为他能这么做。他本来以为自己会觉得无拘无束，可他只觉得害怕。他发现自己忍不住盯着眼前的每一个人，观察他们有没有症状。好像没有人发病，可他们会不会是携带者？他找了一个角落，尽可能远离其他旅客，一个人待了半天。
“我们只要等着就行了，”伊丽莎白说，这时克拉克又过来找她了，“明天早上国民警卫队肯定会出现的。”阿瑟一向很欣赏她的乐观，克拉克想起来了。
停机坪上的格拉迪亚航班里始终没人出来。
一个年轻人在B20登机口旁边做俯卧撑。他一组做十个，然后仰面躺在地上，一眨不眨地盯着天花板；过一会儿再做十个，就这么重复着。
克拉克在一张长椅上捡到一份别人扔在那儿的《纽约时报》，看到了阿瑟的讣告。著名电影兼话剧演员过世，终年五十一岁。他的一生归结成了一连串失败的婚姻——米兰达、伊丽莎白、莉迪娅——还有一个儿子。此刻，他的儿子正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任天堂掌上游戏机里。讣告中说，阿瑟在舞台上倒下之后，有一位观众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不过没人知道这位观众的身份。克拉克把报纸收进了行李箱里。
克拉克所掌握的美国中西部地理知识十分有限。他不太确定自己现在身在何处。从纪念品店里展示的商品中，他知道他们身在密歇根湖附近。他对此并不陌生，因为他在多伦多住过，还记得俯瞰五大湖区时看到的景色。不过他从来没听过塞汶城。机场看起来建了没多久。在停机坪和跑道之外，他只看到了一排树木。他想用苹果手机定位，但是地图加载不出来。大家的手机都用不了了，不过听说行李提取处有一部公用电话。克拉克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把所有的号码都拨了一遍，但全都只有忙音和没完没了的接通音。人都哪儿去了？排在他后面的男人大声地叹了口气，于是克拉克挂上电话，在机场里漫无目的地晃了一阵子。
等他走累了，就回到他之前在B17登机口旁边占的长椅，在长椅和玻璃墙之间的地毯上仰面躺了下来。到了傍晚，开始下雪。伊丽莎白和泰勒还待在“飞凡里程”休息室里。他知道应该和他们说说话，可他只想一个人待着，或者说，在一百名惊慌失措、痛哭流涕的机场旅客之中尽可能一个人待着。他晚餐吃了从自动售货机里买的玉米片和巧克力棒，又用iPod听了一会儿科特兰。他思念罗伯特，他交往了三个月的男友。克拉克特别想再见到他。罗伯特此刻在做什么？克拉克抬头看着新闻。晚上十点左右，他刷了牙，接着回到B17登机口的地盘，躺在地毯上，想象自己正躺在家里的床上。
凌晨三点，他醒了过来，冻得直哆嗦。新闻越发糟糕。社会结构要分崩离析了，他心想，恢复正常会很困难，因为在最初的那些天里，大家根本想象不到文明再也不会恢复如初了。
克拉克正在看NBC，这时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走了过来。他之前就注意过这个女孩，她一个人坐着，双手抱着脑袋。她大概有十七岁，戴着一只钻石鼻钉，钻石在光线下晶莹闪烁。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女孩说，“你有怡诺思吗？”
“怡诺思？”
“我的吃完了，”女孩说，“我正挨个问问。”
“抱歉，我这儿没有。怡诺思是什么？”
“抗抑郁药，”女孩回答说，“我本来以为这会儿就能回到亚利桑那州的家里。”
“真的很抱歉。你一定很难受。”
“好吧，”女孩说，“还是谢谢你。”克拉克望着她走开了，又去问一对比她大不了多少的情侣。那两个人听她说完，一起摇了摇头。
克拉克想象着未来的某一天，他和罗伯特坐在纽约或者伦敦的餐厅里，举起酒杯，庆祝他们难以置信的劫后余生。他和罗伯特重逢的时候，他们会有多少朋友不幸去世？他们会去参加葬礼和追悼会，应该还要背负一定程度的哀伤和幸存者内疚，接受心理治疗之类的。
“那段日子太可怕了。”克拉克对想象中的罗伯特轻轻地感叹，他在预想未来。
“糟糕透顶，”想象中的罗伯特说，“还记得吗？那时候你困在机场，而我不知道你在哪儿。”
克拉克闭上眼睛。头上的电视屏幕还在播新闻，但他不忍心再看下去。堆积如山的尸体袋、骚乱、关闭的医院、洲际高速路上双眼无神的逃难者。快想想别的事。如果不能畅享未来，那就回忆过去吧。年轻的他和阿瑟一起在多伦多跳舞。橙子奶昔的滋味，他只在加拿大的购物中心里喝到过这种甜甜的橙味饮料。罗伯特胳膊上的疤痕，就在胳膊肘上面，他上七年级的时候有次胳膊受了重伤。上周罗伯特送到克拉克办公室的那束虎皮百合。罗伯特早上的样子：他喜欢边吃早餐边看小说。这可能是克拉克见过最文明的习惯了。此刻罗伯特还醒着吗？他是不是正想办法离开纽约？暴风雪停了，机翼上盖着厚厚的积雪。没有除冰机，没有轮胎印，没有脚印；地勤人员已经走了。格拉迪亚航空452航班仍旧孤零零地停在停机坪上。
这天后来的某个时刻，克拉克眨了眨眼睛，这才意识到自己呆望前方好一会儿了。他预感到这样很危险，任由思绪散漫地游走是有害的，因此他试着集中精神工作，检查他的三百六十度报告。但是思绪散乱得收不回来，他甚至忍不住想，这份三百六十度报告的“靶子”和他采访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全部都不在了。
他想再读一遍报纸，理由是相比改报告，看报不需要那么聚精会神。他又读了一遍《纽约时报》上刊登的阿瑟的讣告，意识到阿瑟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好像已经变得很遥远了。他失去了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可要是电视新闻里播报的都是真的，那么机场里的每一个人大概都失去了至亲好友。他顿时对这些避难者，这一百多个困在机场里的陌生人，产生了一阵怜悯之情。他合上报纸，望向了他们。这些同胞有的躺在长椅或者地毯上睡着了，有的辗转反侧，有的来回踱步，有的盯着电视屏幕、手里的电子设备或者窗外的飞机和雪景。每个人都在等待着，不管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43
塞汶城机场的第一个冬天：
第二天，人群里一阵兴奋，因为有人认出了伊丽莎白和泰勒，消息随即传开。“我的手机，”克拉克听见一个年轻人沮丧地感叹，他约莫二十岁，头发垂下来遮着眼睛，“天哪，为什么咱们的手机不能用了？我可太想发到推特上了。”
“是啊，”他的女朋友惆怅地说，“你知道，像是说，‘没什么啦，就是和阿瑟·利安德的儿子一起过过世界末日呗’。”
“绝对地。”年轻人说。克拉克从他们身边走开，他还想保持理智。但是过后，等他情绪缓和下来，他才想到，那对年轻人八成是吓坏了。
第三天，机场里所有的自动售货机都卖空了，泰勒那台任天堂游戏机也没电了。泰勒哭个不停，伤心得不得了。那个需要吃怡诺思的女孩病得很重，她说这是戒断反应。机场里的人都没有她要吃的那种药。一支搜寻队找遍了每一间房间，包括行政办公室和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拘留室，翻遍了每个抽屉；之后又出了航站楼，撬开遗弃在停车场里的十几辆汽车，搜遍了手套箱和后备厢。他们找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像是一些鞋子和厚衣服之类。至于药物，找到的就只有止痛药、抗酸药和一瓶神秘的药片，有人说可能是治胃溃疡的。这期间，那个女孩就躺在长椅上打哆嗦，还出了一身汗。她说她一动弹，脑袋里就像在放电。
他们用行李提取处的公用电话打了911，但是电话无人接听。他们在航站楼外面，望着白雪皑皑的停车场，机场主路消失在树林里，可是外面除了流感还有什么？
电视新闻播音员并没有宣布这是世界终结，不过“末日”这个字眼开始出现。
“这些人啊。”克拉克对想象中的罗伯特感叹，而想象中的罗伯特没有接话。
这天晚上，他们闯进那家墨西哥餐厅，用碎肉、玉米片和奶酪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上面浇了厚厚的酱汁。有几个人对此心理有些复杂——他们显然是被扔在这儿没人管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911也都打不通，而谁也不愿意当小偷。这时，一个叫马克斯的商务旅客说：“行了，大家都冷静一点儿，这一顿我用运通卡请了。”这番讲话赢得了一阵掌声。马克斯掏出钱包，用夸张的动作取出运通卡，放在了收银机旁边。之后的九十七天里，那张卡就一直放在那里没动过。
第四天，墨西哥餐厅里的食物都吃完了，C候机大厅那家三明治店里的东西也吃完了。这天晚上，他们第一次在停机坪上升起篝火，烧的是从书报亭里拿来的报纸杂志，还有A候机大厅里的一张木椅子。有人洗劫了“飞凡里程”休息室。大家喝到了“飞凡里程”休息室的香槟，吃到了“飞凡里程”休息室的橙子和混合零食。有人建议，也许有路过的飞机或者直升机能看到火光，下来救援他们。但是万里无云的夜空中没有出现光亮。
后来，克拉克意识到，这或许就是他吃的最后一只橙子了。这个没有橙子的世界啊！克拉克自言自语，又或者是对想象中的罗伯特说的。接着他哈哈大笑，怪异的笑声引来了一道道担心的目光。第一年里，每个人都有点儿疯疯癫癫的。
第五天，他们闯进了礼品店，因为有些人没有干净的换洗衣服了。这之后，每时每刻都有一半人穿着大红或者亮蓝色的“美丽的北密歇根”T恤。大家在洗手池里洗衣服。克拉克随处一看，就能看见洗过的衣服搭在长椅靠背上晾干。说来奇怪，效果倒是挺喜庆的，就像是彩旗招展。
到了第六天，B候机大厅礼品店里的零食吃完了。国民警卫队还是没有出现。
第七天，新闻网络接连停播了。“为了让我们所有的员工都能陪在家人身边，”一位CNN主播这样说道，他面色苍白、眼神呆滞，已经连续四十八小时没睡觉了，“我们决定暂时停止广播。”“祝大家晚安，”一个小时之后，NBC宣布，“也祝大家好运。”CBS没有通知，直接重播《美国达人秀》。这时是凌晨五点，还没睡的人都跟着看了几个小时——大家都很愿意暂时忘记世界末日。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停电了，但很快又来电。一个飞行员说，这八成是因为电网瘫痪了，机场启动了发电机。这会儿，所有知道发电机如何运作的员工都走光了。从第三天起，就有人陆陆续续地离开。“我等不了，”克拉克之前听见一个女人说，“我受不了这么干等着，我得做点儿什么，就算是走去最近的镇子也好，看看发生了什么……”
机场里有一个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官员一直没走，就一个。他叫蒂龙，会打猎。到了第八天，没有新人加入，也没有人回来；没有飞机或者直升机在这里降落；每个人都饥肠辘辘，都尽量不去想之前看过的那些灾难片。蒂龙和一个当过护林员的女人带了两把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手枪，一起去了树林，回来的时候拖着一头鹿。他们把鹿绑在金属椅子上，架在篝火上烤熟，日落时分，大家吃着烤鹿肉，喝着仅剩的香槟。而那个需要吃怡诺思的女孩从机场另一侧的入口不辞而别，走去了树林里。几个人一起出去找她，但是没有找到。
需要吃怡诺思的女孩留下了她的行李箱和所有的个人物品，包括驾照。照片上的她看起来很困，稍微年轻一点儿，头发更长。她名叫莉莉·帕特森，十八岁。最后有人把驾照放到了墨西哥餐厅的柜台上，挨着马克斯的运通卡。
泰勒每天都蜷着身子坐在“飞凡里程”休息室的扶手椅上，翻来覆去地看他的漫画书。伊丽莎白坐在他旁边，闭着眼睛，嘴唇飞快地动个不停，在反复祷告。
电视屏幕上变成了无声的测试图案。
第十二天，机场里停电了。不过厕所还能冲水，只要把水倒进瓶子里。于是大家拿了安检处的塑料盒子，装上雪，再运回厕所里，用融化的雪水冲厕所。克拉克从来没怎么留心过机场设计，但他庆幸自己所在的这个机场用了大量的玻璃。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滞留机场的人里有三名飞行员。第十五天，一个飞行员说他决定飞去洛杉矶。雪已经化了，所以他觉得兴许没有除冰机也能行。大家提醒他说，新闻里面洛杉矶的情况看起来很糟糕。
“是啊，不过新闻里哪儿看起来都很糟糕。”飞行员说。他的家人住在洛杉矶。他不愿意接受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要是有谁想跟我一起走，”他说，“欢迎搭乘飞往洛杉矶的免费航班。”单是这一句话就好像证明世界真的在走向灭亡，因为在这个时代，托运行李，趁行李架还没塞满的时候优先登机抢占行李架，为了享受宽两英寸的空间而承担死亡风险选择应急出口的座位，这些都要支付额外的费用。旅客们面面相觑。
“飞机油箱是满的，”这个飞行员说，“备降的时候我正从波士顿飞往圣地亚哥，而且看情形这次也不会满员。”克拉克想，就算机场里的人全都跟他一起走，飞机上还是会有空位。“你们有一整天的时间考虑，”飞行员说，“我明天起飞，赶在再次降温之前。”
这一行当然没有保证。自从电视屏幕黑了之后，他们就没了外面的消息，他们有时候震惊地意识到——不见得！但确实有可能！——留在机场里的七十九个人或许就是地球上最后的幸存者。据他们想象，洛杉矶国际机场已经变成了一片冒着黑烟的废墟。大家苦恼地盘算了一番。住在落基山脉以西的人差不多都去找那个飞行员了。大多数亚洲旅客也决定一起走，尽管他们和亲人之间仍然隔着一片大洋，不过起码离家又近了两千公里。
第二天中午，旅客们在机库里找到了有移动轮的登机梯，登上飞机。一群人聚在停机坪上，目送飞机起飞。经历了十几天的寂静之后，发动机的动静把众人都吓了一跳。有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没发生，只听见发动机轰鸣。然后，飞机巧妙地转来转去，从停成一排的飞机中间绕了出来——于是国泰航空和汉莎航空之间留下了一片空地——又缓缓地划出一道弧线，上了跑道。有人——离得很远，根本认不出是谁——正对着舷窗挥手。有几个人也挥手作别。飞机在跑道上逐渐加速，轮胎离开了地面。飞机升空那一刻，大家都屏住了呼吸。机器并没有失灵，飞机没有下降，而是腾空而起，并渐渐消失在湛蓝的天空中。克拉克发觉眼泪正从脸上滑落。他以前常常坐飞机，为什么就从来没有察觉到飞行之美呢？简直不可思议。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小，飞机渐渐融进蓝天，最后被寂静包裹，成了天边的一个小黑点。克拉克注视着飞机远去，直到再也看不见。
这天晚上，大家围坐在篝火旁，都没怎么说话。现在还剩下五十四个人，他们都决定不去洛杉矶。鹿肉又干又硬，大家都默默地咀嚼着。泰勒站在伊丽莎白旁边，注视着火焰，他好像都没说过话。
克拉克看了一眼手表。飞机是五个小时之前出发的。此刻，飞机应该快要飞到北美大陆西岸了，或许飞机没有飞到加利福尼亚州，而是中途被迫降落在一条黑黢黢的跑道上，又或许在黑暗中坠毁了。或许飞机在洛杉矶降落了，乘客们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或许飞机降落之后被一群暴民包围了，又或许撞上了跑道上的其他飞机。那些旅客或许和家人团聚了，又或许没能如愿。洛杉矶还有电吗？南方光线充足，装了那么多太阳能板。那个城市的记忆都浮现在脑海里。晚宴上，米兰达在屋外抽烟，她的丈夫正和下一任妻子眉目传情。阿瑟在泳池边晒太阳，怀孕的伊丽莎白在他旁边打盹。
“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一切恢复正常。”此刻的她说，火光中，她冷得直哆嗦，克拉克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洛杉矶航班起飞之后，还剩下两名飞行员，斯蒂芬和罗伊。洛杉矶航班起飞的第二天，罗伊宣布他也打算起飞。
“就是侦察侦察，”他说，“我考虑先飞去马凯特市，我有个哥们儿住在那儿。我去四处转转，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兴许还能弄点儿物资，然后就回来。”
第二天早上，他一个人开着一架小型飞机离开了。他没有回来。
“这根本说不通，”伊丽莎白固执地说，“难道我们该相信文明就这么走到了尽头吗？”
“这个嘛，”克拉克提了一条理由，“文明一直就有点儿脆弱，你说呢？”他们正坐在“飞凡里程”休息室里，伊丽莎白和泰勒在这儿住下了。
“不知道，”伊丽莎白望着停机坪，缓缓地说，“这些年来，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一直断断续续地上艺术史课。当然了，艺术史总是和非艺术史紧紧地挨在一起。你会看到接二连三的灾难、种种可怕的事情。在许许多多的时刻，每个人肯定都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但所有这样的时刻，都是暂时的，都是会过去的。”
克拉克沉默不语。他觉得这一次过不去了。
伊丽莎白说起她在好多年前滞留机场时看过的一本书，当然不是这一次滞留。那本书是讲吸血鬼的，并不是她热衷的题材，但书里有个叙事手法，她一直念念不忘。她说，故事设定是世界末日，所以看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以为世界终结了，整个世界都消失了。但是书里用了一个巧妙的闪回手法，表现出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毁灭了，而是只有北美洲。为了防止吸血鬼病毒扩散，北美洲被隔离起来了。
“我觉得这不是隔离，”克拉克说，“我觉得外面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有也不会是什么好事。”
要反驳隔离理论，实际上有好几个可靠的证据，比如说疫情是从欧洲开始的。从最后的新闻来看，除了南极洲，每一块大陆都陷入了混乱。况且怎么可能一开始就决定隔离北美洲呢？航空旅行没有暂停，而且南美洲和北美洲差不多也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伊丽莎白对此坚信不疑。“万事皆有因，”她说，“会过去的，什么事都会过去的。”克拉克没心情和她争论。
克拉克坚持三天刮一次胡子。男卫生间里没有窗户，照明用的是礼品店里越来越少的香熏蜡烛，而且得先用外面的篝火把水烧热，不过克拉克觉得值得。机场里有几个男人一直没刮胡子，看起来像野人似的，而且说实话也有碍观瞻。克拉克不喜欢这种不刮胡子的状态，一半是出于个人审美，一半是因为他认同城市犯罪防控中的破窗效应理论——颓废的外观可能滋生更严重的犯罪。第二十七天，他仔细地梳了个中分，接着剃光了左边的头发。
“这是我从十七岁到十九岁留的发型。”看见多洛蕾丝诧异地挑起眉毛，他解释说。多洛蕾丝是一个商务旅行者，单身，没有家庭。她属于机场里较为清醒的那批人。她和克拉克约好了：要是克拉克流露出心智失常的迹象，她一定会如实相告；克拉克对她亦然。克拉克没有告诉她的是，告别了多年来一直保持的得体的职场形象，换上这个发型，让他觉得又做回了自己。
保持理智需要对记忆和视觉进行一定的重新校准。克拉克学着不要去想某些事。比如说，他在机场之外认识的每一个人，还有机场里的格拉迪亚航空452航班。它静静地停在远处，停在机场围界网附近，大家心照不宣地从来不提起。克拉克尽量不望向那里，有时候他差一点儿就相信了飞机里面没有人，和停在外面的那些飞机一样。别去想那个不可言说的决定——封锁飞机，避免让拥挤的机场暴露在致命性传染病之中。别去想这个决定是怎么执行的；别去想飞机上最后的几个小时。
罗伊离开之后，每天都在下雪。伊丽莎白始终坚持要留一条干净的跑道。她开始用一种吓人的眼神瞪着别人，弄得大家都很紧张。所以一开始就只有她一个人时刻在七号跑道上铲雪。不过渐渐地，有几个人开始出去帮忙，因为明星还是有号召力的。她一个人站在外面，美丽动人，形单影只——去铲铲雪有什么不好的呢？在户外做点儿体力劳动，总好过在一成不变、令人生厌的候机大厅里闲逛，好过坐在那儿思念再也见不到的至亲好友，好过说服自己相信格拉迪亚航班里传来了动静。最后，维护跑道的人有十个左右，这个核心小队时不时地吸引外围的志愿者加入。是啊，这有什么不好？就算伊丽莎白的隔离理论美好得不现实——在某个地方，生活还像以前那样继续着，没有受到病毒的波及；孩子们照常上学，开生日派对，大人们每天上班，去某个地方举行鸡尾酒会，每个人都在惋惜北美洲的失落，但话题最后还是会转向体育、政治、天气；军队还在，带着那些军事秘密和防空洞，带着储备的燃料、药品和食物。
“他们来救我们的时候得有一条干净的跑道，”伊丽莎白说，“他们会来救我们的。你知道的，是吧？”
“有可能。”克拉克说，他试着友好一些。
“要是真有人来救我们，”多洛蕾丝说，“我觉得这会儿也该来了。”
大崩溃之后，他们的确见到过一架飞行器，只有一架。第六十五天，远远地有一架直升机飞过，几乎微不可闻的振动声由北向南快速经过。直升机消失之后，他们还站在原地看了半天。那次之后，他们开始日夜值守，白天两人一组，拿着颜色鲜艳的T恤准备向飞机打信号，晚上燃一夜的篝火。但是，从天上飞过的除了飞鸟就是流星。
夜空比以前明亮了。在最晴朗的夜晚，星星就像发光的云层一般布满整片天空，奢侈得不像话。克拉克第一次注意到的时候，怀疑自己可能是出现了幻觉。他以为内心深处埋藏着难以言喻的创伤，说不定随时就要发展成精神错乱，就像祖母的骨癌在她弥留的几个月里，在X光片上幽暗地绽放。但两周之后，他觉得星星的形象总是一样，不像是幻觉，而且也太亮了，就算只有一弯月牙，跑道上的飞机也会投下影子。于是他壮着胆子，把事情和多洛蕾丝说了。
“不是你想象出来的。”多洛蕾丝说。克拉克已经开始把她当成最亲密的朋友了。白天他们结伴在屋里打扫卫生，相处得很愉快。此刻他们正帮忙用其他人从林子里拽回来的树枝生火。多洛蕾丝跟他解释了这个问题。在伽利略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科学问题之一就是，银河是不是由单个恒星组成的。生活在电气时代的人难以想象古人竟不明白这个问题。但是，在伽利略生活的时代，夜空星光璀璨，而现在的夜空也是星光璀璨。光污染的时代结束了。夜空越来越明亮，意味着电网逐渐瘫痪，黑暗笼罩了地球。我见证了电气时代的终结。这个念头让克拉克蓦地打了个哆嗦。
“总有一天会来电的，”伊丽莎白仍然坚持己见，“那时候，我们就终于能回家了。”可是，真的有什么理由去相信这个说法吗？
机场住民习惯了每天晚上都聚在篝火周围，这是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克拉克心里又爱又恨。他爱的是交谈、轻松的时刻，哪怕是沉默的时刻，总之他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可有时候，这一小圈人和火光好像显得这片大陆格外空旷、格外孤寂，像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摇曳着的一支烛火。
让人惊讶的是，没过多久，把登机口旁边的长椅当成家、把随身行李箱当家当的生活，就变得习以为常了。
泰勒穿着伊丽莎白的毛衣，毛衣长到膝盖，越来越脏的袖子挽了起来。他大部分时候都一个人待着，看他自己的漫画书和伊丽莎白的《新约》。
意为“我叫克拉克。我住在机场里。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
大家在学习彼此的语言。到了第八十天，不懂英语的大多都在学英语，会说英语的则在学由汉莎航空、新加坡航空、国泰航空和法国航空带来的旅客的语言。克拉克跟着汉莎航空的乘务员安妮特学法语。每天干活的时候，比如把水运到洗手池洗衣服、学着剥鹿皮、生篝火、打扫时，他就自言自语地练习。Je m’appelle Clark. J’habite dans l’aeroport. Tu me manques. Tu me manques. Tu me manques.
第八十五天夜里，发生了一起强奸。午夜过后，一个女人的尖叫把机场惊醒了。他们把那个男人绑了起来，天亮之后，用枪指着他，把他赶去了森林，还警告说，要是他敢回来就开枪。“我一个人会死在那儿的。”他啜泣着说。没人否认，可他们还能怎么办？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到这儿来？”多洛蕾丝问，“我一直想不明白。我不是说没人来救咱们。我指的是没人无意间发现这里。”机场位置并不是特别偏远。塞汶城就在二十英里之外。没有人走到这儿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有多少人还活着呢？早期的报道说死亡率有百分之九十九。
“另外还得考虑社会崩溃，”加勒特说，“说不定一个人也没有了。”他是个商人，来自加拿大东海岸。从他乘坐的航班降落到现在，他一直穿着同一套西装，只不过现在搭配的是纪念品店里的“美丽的北密歇根”T恤。他目光灼灼，让克拉克看着有点儿忐忑。“暴力，兴许还有霍乱和伤寒，有抗生素的时候能用抗生素治好的各种炎症，还有蜜蜂蜇伤、哮喘……谁那儿有烟吗？”
“你真逗。”安妮特说。她第四天就把尼古丁贴片用完了。几周之前，她犯烟瘾犯得厉害，还试图用咖啡店里的肉桂当烟抽。
“这意思是‘没有’喽？还有糖尿病，”加勒特接着说，看样子是忘了烟的事，“艾滋病毒、高血压、能用化疗治疗的各种癌症——在有化疗的时候。”
“没有化疗了，”安妮特说，“我也想到了。”
“万事皆有因，”泰勒说。克拉克没注意他也走过来了。最近泰勒总是在机场里走来走去。他走路很安静，让人以为他会突然闪现似的。他不怎么说话，所以很容易忘了他也在一旁。“这是我妈妈说的。”他对着大家诧异的目光解释说。
“是啊，不过这是因为伊丽莎白就他妈是个疯子。”加勒特说。克拉克之前就发现，加勒特说话口无遮拦。
“当着孩子怎么说这种话！”安妮特用手指缠绕着汉莎航空的丝巾，“你说的可是他的妈妈。——泰勒，别听他胡说。”泰勒什么也没说，就只是盯着加勒特。
“对不起，”加勒特对泰勒说，“我过分了。”泰勒还是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知道吗？”克拉克岔开话题，“我觉得咱们可以考虑派一支搜寻队。”
第一百天的黎明时分，搜寻队出发了：蒂龙、多洛蕾丝，还有来自芝加哥的老师艾伦。搜寻队真的是个好主意吗？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论。他们打的鹿肉够吃了，而且需要的东西一应俱全，或者说勉强够用，除了肥皂和电池用完了。何况外面除了疫情，还能有什么？尽管如此，搜寻队还是出发了，他们带上了蒂龙的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手枪和几张公路交通地图。
寂静的第一百天。等着搜寻队归来，带着物资或者流感，或者被精神失常、见人就杀的幸存者尾随，又或者回不来了。前一天晚上下了雪，世界悄无声息。白茫茫的雪、黑黢黢的树、灰蒙蒙的天，放眼望去，飞机尾翼上的航空公司标志是唯一的几抹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