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晃到了“飞凡里程”休息室。他最近一直躲在这里，因为他想躲着伊丽莎白，在这个角落他可以放心地不受打扰。而且他很喜欢里面的扶手椅，能看见停机坪的景色。他站在玻璃前，望着那一排飞机，发觉自己想起了罗伯特，他的男友。罗伯特是个博物馆负责人——曾经是个博物馆负责人？是啊，罗伯特很可能存在于过去时了，和几乎所有人一样，别去想了吧。他转过身，目光落在从前摆放三明治的玻璃陈列柜上。
要是罗伯特在这儿——老天哪，那该多好——要是罗伯特在这儿，他应该会在架子上摆满手工艺品，创建一个临时博物馆。克拉克把他不能用的苹果手机放在了顶层架子上。还有别的吗？马克斯坐上最后一班航班飞去洛杉矶了，不过他那张运通卡还躺在B候机大厅墨西哥餐厅的柜台上吃灰。运通卡旁边放着莉莉·帕特森的驾照。克拉克把这两样物品拿到“飞凡里程”休息室，并排放在了玻璃下面。光这两样东西显得很单薄，于是他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放了进去。光这就是文明博物馆的开端了。他没有和任何一个人说起这件事。不过几个小时之后他再回来，看到有人在里面放了另一部苹果手机、一双五英寸鞋跟的红色高跟鞋和一只雪花玻璃球。
克拉克一向喜欢美丽的事物，而在他此时的心境下，所有的事物都充满美感。他站在玻璃柜旁边，发现自己被打动了，为眼前的每一件物品，为每一件物品所需要的人类创造力。想想这个雪花玻璃球。想想那些发明迷你暴风雪的大脑，把塑料片变成白色雪花的工厂工人，绘制带着教堂尖顶和市政厅的迷你塞汶城草图的那只手，中国某地看着玻璃球在传送带上滑过的流水线工人。想想一个戴着白手套的女工把一只只雪花玻璃球装进包装盒，这些盒子会被逐一装进更大的盒子、板条箱、集装箱。想想漂洋过海的集装箱船甲板下的纸牌牌局，一只手把烟头掐灭在满满当当的烟灰缸里，昏暗的光线中缭绕着蓝色烟气，五六种语言中相似的脏话合成的抑扬顿挫，梦想着陆地和女人的水手。对这些人来说大海就是灰蒙蒙的地平线，有横倒的摩天大楼那么大的船舶载着他们去往彼岸。想想货船抵达港口时舱单上的签名，一个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签名，把盒子送到配送中心的司机端在手里的咖啡杯，把装着雪花玻璃球的盒子送到塞汶城机场的联合包裹快递员的秘密愿望。克拉克晃了晃玻璃球，接着举到阳光下观察。隔着玻璃球，那些飞机形状扭曲，裹在漫天飞雪中。
次日，搜寻队回来了，一个个又累又冷。他们从一间工业厨房带回来三车物资，钢架餐车上都摞得高高的。他们找到了一家没被洗劫过的奇利斯餐厅，一晚上就缩在卡座里打哆嗦。他们拿了卫生纸、辣椒仔牌辣椒酱、餐巾纸、盐、胡椒粉、超多的西红柿罐头、餐具、成袋的大米和几加仑的粉红色洗手液。
他们说，在机场看不见的地方竖了路障，还有一个隔离警示牌。没有人到机场来，因为警示牌上说这里暴发了流感，旅客发病了，请勿靠近。路障之外，放眼望去都是被遗弃的汽车，有的汽车里能看见尸体。他们看到机场附近有一家酒店，讨论着要不要进去拿些床单和毛巾，但是那股恶臭让他们知道黑沉沉的大堂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于是决定不去了。再往前走一点儿是几家快餐店。他们一路都没看见有人。
“外面是什么样？”克拉克问。
“很安静。”多洛蕾丝说。回来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这种感情让她吃了一惊。搜寻队推着那几餐车物资，载着那些餐巾纸和叮当作响的辣椒仔牌辣椒酱瓶子，艰难地穿过路障，走上机场公路，随即树木掩映的机场映入眼帘。“到家了。”她心里想，感到如释重负。
一天后，第一个陌生人不期而至。他们当时安排了人手放哨，要是有陌生人靠近，可以吹哨提醒。他们都看过后末日题材的电影，里面总有面带凶相的流浪者为几口残羹剩饭拼命。不过安妮特说，其实仔细想想，她看过的那些后末日电影里全都有僵尸。“我就是想说，”她说，“咱们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
当时阴云密布，但第一个不期而至的男人看起来并不是一脸凶相，而是满脸震惊。他浑身脏兮兮的，看不出年纪，穿了好几层衣服，而且很久没刮胡子了。他出现在路上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枪，不过蒂龙一喊放下武器，他就停下脚步，把枪扔在了路面上。他把双手举过头顶，瞪着聚拢过来的人。每个人都有问题要问。他说话好像很吃力。他的嘴唇无声地一张一合，清了好几次嗓子才发出声音来。克拉克意识到，他有一段时间没开口说话了。
“我待在那家酒店里，”他总算开口了，“我是跟着你们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找过来的。”他说着，潸然泪下。
“好吧，”一个人说，“那你哭什么？”
“我还以为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说。
44
快满十五年的时候，机场里住了三百人，文明博物馆占领了“飞凡里程”休息室。以前，机场的人比现在少，克拉克从早到晚都要为生存的琐事忙碌：捡拾木柴，把水运到卫生间以保证厕所能正常使用，在废弃的塞汶城里搜找生活用品，在跑道两侧窄窄的田地里种植庄稼，剥鹿皮。如今，人多了不少，而且克拉克也上了岁数，好像没人介意他一整天打理博物馆。
世界上没有实用价值但人们想留存的东西好像多得数不清：按键精巧的手机、平板电脑、泰勒的任天堂游戏机、不同型号的笔记本电脑。有几双不实用的鞋子，大多是高跟鞋，优美又古怪。三台汽车引擎并排陈列在一起，都清理一新；还有一辆摩托车，镀铬的车身闪闪发光。有时候商贩们会带些东西给克拉克，都是毫无价值的物件，不过他们知道他会喜欢：报纸杂志、一套邮票、硬币。还有一些护照、驾照和信用卡，这些东西的主人曾在机场生活，后来去世了。克拉克都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
伊丽莎白和泰勒的护照展示的是有照片的那一页。第二年夏天，他们临走的那天晚上，伊丽莎白把护照都交给了克拉克。多年之后，这两本护照依旧让他心里不安。
“他们这两个人就让人不安。”多洛蕾丝说。
第二年，在伊丽莎白和泰勒离开前几个月的一天，克拉克正折树枝生火，一抬头便觉得格拉迪亚航班旁边有一个人影。是一个孩子，不过机场里有好几个孩子，他离得远，看不清是谁。那架飞机是绝对的禁区，不过孩子们喜欢讲鬼故事来吓唬对方。那个孩子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好像是一本书？克拉克发现是泰勒，他站在机头旁边，正拿着一本平装书朗读。
出自《启示录》。译文引自《当代圣经译本》。
“‘故此在短短一天之内，她受的一切灾殃：瘟疫、哀伤和饥荒，要同时临到她身上。’ ”克拉克走过去的时候听见泰勒在念这一句。泰勒顿了一顿，抬起头。“听见了吗？瘟疫。‘一天之内，她受的一切灾殃：瘟疫、哀伤和饥荒，要同时临到她身上。她也要被大火焚烧，因为审判她的主是大有能力的。’”
克拉克知道他念的是什么了。在多伦多的时候，他有一个交往了三个月的男友，对方曾经是福音派教徒，还在床边放了一本《圣经》。泰勒没有读下去，而是抬头看着他。
“对你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你读得很好。”克拉克说。
“谢谢。”男孩明显有点儿不正常，可有谁能帮他做点儿什么呢？第二年里，每个人都还没缓过神来。
“你刚才在做什么？”
“我在念书给里面的人听。”泰勒说。
“里面没有人。”不，里面当然有人。克拉克在阳光下觉得冷飕飕的。飞机始终封锁着，因为打开机舱是一个谁都不愿意去想的噩梦，因为谁都不知道死者会不会传播病毒，因为也没有更好的陵墓了。他从来没有靠得这么近。飞机舷窗黑洞洞的。
“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万事皆有因。”
“听着，泰勒，有些事情没有什么原因。”站在这么近的地方，幽灵飞机静得怕人。
“那为什么他们死了，而我们没死？”男孩问，听语气像在耐心地复述一个反复练习过的观点。他的目光没有躲闪。
“因为他们接触了某种病毒，而我们没有。你可以寻找其他原因，天知道，有几个人已经想得快把自己逼疯了。但是，泰勒，事实就是那样。”
“如果我们得以幸免是另有原因呢？”
“得以幸免？”克拉克想起自己为什么不经常和泰勒聊天了。
“一些人得以幸免，比如我们这种。”
“什么意思，‘我们这种’？”
“就是好人，”泰勒说，“不软弱的人。”
“听着，这不是坏人还是……里面那些人的问题，格拉迪亚航班里的人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好吧。”泰勒说。克拉克转身离开，泰勒的声音几乎同时从身后传来，这会儿他的声音更轻柔。只听他念道：“‘她也要被大火焚烧，因为审判她的主是大有能力的。’”
伊丽莎白已经带着泰勒搬到了法国航空班机的头等舱里。克拉克去找她的时候，她正坐在舱门前带轮子的登机梯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织什么东西。克拉克好一阵子没和她说过话了。确切地说，克拉克并没有故意躲着她，不过他也确实没有主动找她做伴。
“我在担心你儿子。”他说。
她停下手里的活，最初那段日子的躁狂情绪已经消失。“怎么了？”
“他正站在那架隔离的飞机旁边，”克拉克说，“给死者朗读《启示录》。”
“哦，”她笑了笑，又继续手里的活，“他的阅读能力很强。”
“我觉得他可能受了影响，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想法，关于，嗯，关于发生的一切。”他意识到，自己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没有一个人会直接说起。
“什么样的奇怪的想法？”
“他觉得疫情是事出有因。”克拉克说。
“的确是事出有因啊。”
“这个，没错，不过我的意思是，除地球上几乎所有人都感染了致死率极高的猪流感病毒变异毒株这个事实之外的原因。他好像觉得这是某种神的审判。”
“他的想法没错。”她停下来数了数针数。
克拉克觉得一阵头晕目眩。“伊丽莎白，这样的事怎么可能有什么原因？什么安排会需要……”他意识到自己不自觉提高了嗓音。他攥起了拳头。
“万事皆有因，”伊丽莎白说，并没有看他，“这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那年夏天，一个宗教流浪团体从机场经过，他们要去南方。他们具体的信仰不甚清楚。“新的世界需要新的神明。”他们是这么说的，还说“异象在指引我们”。他们含糊地说了些神迹和梦境。机场里的人们在忐忑中让他们借宿了几晚，因为这样好像比直接赶走他们安全些。这些流浪的信徒吃了他们的东西，用祝福作为回报，基本上就是把手按在额头上喃喃地祈祷。晚上，他们在C候机大厅里坐成一圈吟诵经文，机场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语言。他们离开的时候，伊丽莎白和泰勒跟着一起走了。
“我们就是想过更为灵性的生活，”伊丽莎白说，“我和我儿子。”她说很抱歉要离开大家，就好像她离开是放弃了他们一样。他们离开的时候，泰勒跟在那群人后面，看起来是那么瘦小。克拉克心里想，我应该多帮帮她的，我应该把她从深渊边缘拉回来的。然而，他倾尽一切才把自己从深渊边缘拉回来，他又能做什么？那群人沿着机场公路拐了个弯，就不见了。他可以肯定，感到如释重负的不只他一个人。
“那种疯病是会传染的。”多洛蕾丝道出了他的心声。
第十五年，结束了漫长的劳作之后，人们会走进博物馆，缅怀过去。最初摆在头等舱休息室的几把扶手椅保存了下来，大家可以坐在椅子上翻阅最后一份报纸。有十五年历史的纸张已经发脆，看的时候要戴上手套，那是克拉克用一张酒店床单缝制的，手工很笨拙。大家来这里就像是来祈祷的。詹姆斯，也就是第一个从外面走进机场的人，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博物馆来看看那辆摩托车。摩托车是他第二年在塞汶城里找到的，他一直骑到汽车汽油变质、航空汽油耗尽。他非常想念这辆摩托车。伊曼纽尔，也就是第一个在机场里出生的孩子，常常过来看那几部手机。
如今机场里建起了学校，设在C候机大厅里。和所有接受教育的孩子一样，机场学校的孩子们也要死记硬背那些抽象的东西：停在外面的飞机曾经在天上飞。你可以坐在飞机上去往世界另一端，不过——教他们的老师以前在两家航空公司都有飞行常客的资格——登上飞机之后，在起飞和降落之前需要关闭电子设备，比如播放音乐的扁扁的小机器，还有能像书本一样打开的大一点儿的机器。这些机器的屏幕以前并不总是黑的，机器内部布满了电路，这些机器能连到一个全球网络。卫星会向地球传输信息。货物通过轮船和飞机运往世界各地。地球上没有什么偏远的角落是人类到不了的。
密歇根州下半岛形状像一只连指手套。
孩子们知道了互联网，它无处不在，连接了全世界，和人们密不可分。他们借助地图和地球仪得知，互联网能超越一条条边界。这里就是形状像手套的黄色地区 ，墙上这个大头针就是塞汶城。那里是芝加哥。那里是底特律。孩子们都能理解地图上的一个个黑点儿——你在这里。不过就连十几岁的孩子对那些线条也是一知半解——那曾经是国家，有边界。现在这些很难解释。
第十五年秋，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事——一个商贩带来了一份报纸。他从第六年起就常跑机场，主要贩卖炊具、袜子和缝纫用品。他在法国航空的飞机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离开之前，他过来找克拉克。
“我这儿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你会喜欢，”他说，“是给你那个博物馆的。”他说着拿出三张质地粗糙的纸。
“这是什么？”
“是一份报纸。”商贩说。
连续三期，是几个月之前的了。商贩说，报纸是新佩托斯基镇的一个人办的，不定期出版。报纸上有出生、死亡和婚礼的公告。还有一个物品交换专栏：一个当地男子想用牛奶和鸡蛋换一双新鞋；一个女子有一副老花镜，想换一条六码的牛仔裤。一则新闻称有人看到镇子西南出现了三个野人——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孩。请所有居民尽量避开她们，万一发生意外接触，请保持语气温和，避免突然做出任何动作。一个叫作旅行交响乐团的团体来到了镇里，不过克拉克从文中看出他们不单单表演交响乐。一篇剧评对他们的《李尔王》赞不绝口，其中特别提到了饰演李尔王的吉尔·哈里斯和饰演柯苔莉亚的柯尔斯滕·雷蒙德。一个当地的小女孩有一窝小猫想送养，猫妈妈是个捕鼠能手。还有一则通知提醒大家图书馆始终需要各类书籍，会用酒作为报酬。
图书管理员叫弗朗索瓦·迪亚洛，也是这份报纸的出版人。看样子，版面不满的时候他就会摘抄他的藏书。第一期里登了一篇艾米莉·狄金森的诗。第二期里节选了亚伯拉罕·林肯的自传。第三期的反面——看样子这个月没什么新闻和公告——一整版都是访谈录，采访对象是柯苔莉亚的扮演者、女演员柯尔斯滕·雷蒙德。大崩溃之后她跟着哥哥离开了多伦多，不过这些都是哥哥告诉她的。她记住的不多，不过她对末日前的那个晚上记得一清二楚。
雷蒙德：我和剧组的另外两个女孩当时都在舞台上，我站在阿瑟身后，所以看不见他的脸。不过我记得舞台前面一阵骚动。接着我记得我听见了一个声音，很响的啪的一声，是阿瑟的手重重地打在了我脑袋旁边的胶合板柱子上。他跌跌撞撞地后退了几步，胳膊无力地挥舞着，接着观众席里有一个男人冲上舞台，朝他跑了过去——
克拉克读到这儿，一瞬间屏住了呼吸。他震惊极了，因为他遇到了一个认识阿瑟的人，这个人不但认识阿瑟，而且目睹了他去世的过程。
这几张报纸在机场里传阅了四天。这是大崩溃之后他们看到的第一份新报刊。报纸送回博物馆的时候，克拉克又拿在手里读了很久，还重读了那篇演员访谈。他意识到，除里面提到了阿瑟之外，这还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进展。既然现在出现了报纸，那还有哪些可能呢？从前，他坐过不少次从纽约飞洛杉矶的红眼航班。在飞机上有那么一刻，曙光从东向西洒向大地，黎明映照在三万英尺之下的河流和湖泊中。他当然知道时区的问题，地球上总有某个地方是白天，某个地方是夜晚。但在这样的时刻，他心里总是一阵窃喜，因为他觉得世界苏醒了。
随后的几年里，他一直盼着看到更多的报纸，可是始终都没有如愿。
45
第十五年的采访，接上文：
雷蒙德：还有别的问题吗？
迪亚洛：我确实还有别的问题，只不过你不会乐意回答的。
雷蒙德：我可以回答，条件是你不要记录。
弗朗索瓦·迪亚洛把手里的笔和笔记本放到了桌上。
“谢谢，”柯尔斯滕说，“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想问，但条件是这段问答不会出现在报纸上。”
“我答应你。当你想到有生之年经历过世界剧变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
“我会想到杀人。”她目光沉着。
“真的？为什么？”
“你被迫这么做过吗？”
弗朗索瓦叹了口气。他不愿意回想这件事：“我有一次在林子里遭遇了偷袭。”
“我也遭遇过偷袭。”
天黑了，弗朗索瓦在图书馆里点了一根蜡烛。蜡烛立在一只塑料桶里，以防万一。烛光下，柯尔斯滕左脸脸颊上那道疤变淡了。她穿着一件夏天的连衣裙，红底白花，已经褪色，腰间的三把匕首收在刀鞘里。
“有几个？”弗朗索瓦问。
她一翻手腕，露出匕首文身。两个。
乐团在新佩托斯基镇休整了十天左右，弗朗索瓦差不多把每一个成员都采访了。奥古斯特说，他背着小提琴，离开了马萨诸塞州空空荡荡的家，跟着一个宗教团体生活了三年，之后再次出走，接着就遇到了乐团。薇奥拉讲述了一段悲惨的经历，她当时十五岁，骑着自行车一路往西，想离开烧成了废墟的康涅狄格州郊区。她隐约地打算去加州，但还没走出多远，就被一群路人袭击了。她伤得很重，接着加入了一个抢劫团伙，里面都是一些半野蛮的少男少女。后来她溜走了，一个人走出了一百英里。她用法语自言自语，因为她这辈子经历的所有不幸都是在英语环境里发生的，她觉得换一种语言说不定就能保护自己。她游荡到一个镇子里，五年之后，乐团来了。第三大提琴手埋葬了双亲，他的父母都是因为没有胰岛素而去世。他一直躲在密歇根州上半岛位置偏远的乡间别墅里，安全而又无聊地过了四年。之后他终于离开了那里，一个原因是他害怕自己再找不到人说话就会变成疯子；另一个原因是他实在吃够了鹿肉，只要能吃到别的东西，他连右胳膊都可以不要。他朝着东南方向，穿过麦基诺大桥，这时距离桥梁中段坍塌还有十年。他在麦基诺城的郊区安顿下来。这是一个亲如一家的渔民镇子，他一直住到乐团经过。弗朗索瓦意识到，归结起来，乐团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故事，分两个版本：周围的人都死了，我四处游荡，我遇到了乐团；或者我当时还很小，我是大崩溃之后才出生的，我对另一种生活没有任何记忆或者只记得一点儿，我一辈子都在四处流浪。
“现在说说你吧，”柯尔斯滕说，“你会想些什么？”
“我想到世界剧变的时候？你指的是这个吗？”
“对。”
“我会想到我在巴黎的那间公寓。”航空旅行终止的时候，弗朗索瓦正在密歇根州度假。如今他闭上眼睛，仍然可以看到客厅天花板上错综复杂的线脚、通向阳台的高大白门、木地板，还有书。“你为什么会想到杀人？”
“在旧世界里，你从来不用去伤害任何一个人，是吧？”
“当然不用。我是做文案的。”
“做什么？”
“广告文案，”他已经很久没想过了，“就是广告牌之类的，知道吧？上面那些广告语就是文案写的。”
柯尔斯滕点了点头，从他身上移开了目光。在弗朗索瓦现在的生活中，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图书馆。这些年里，他着实收集了不少书刊。书、杂志、一玻璃柜大崩溃前的报纸。他是最近才突然想到要着手办一份报纸的。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让他干劲十足。柯尔斯滕注视着那台简易印刷机，巨大的机器摆在房间最里面，罩在阴影里。
“你脸上的疤是怎么回事？”弗朗索瓦问。
柯尔斯滕耸了耸肩：“我完全不知道。事情发生在我没有记忆的那年。”
“你哥哥去世之前都没告诉你？”
“他说我还是不记得的好。我相信他是对的。”
“你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很忧郁，”柯尔斯滕说，“他什么都记得。”
“你还没跟我说过你哥哥后来怎么了。”
“就是在旧世界里绝不会发生的那种糊里糊涂的死亡。他踩到了钉子，跟着因为感染死了。”她抬头看了看窗户，天色暗了。“我得走了，”她说，“就快日落了。”她站起来，腰间那几把匕首的刀柄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这个坚韧的女人，礼貌而又致命，带着匕首流浪了一辈子。弗朗索瓦从乐团的其他成员口中听说了她高超的飞刀功夫。据说，她蒙着眼睛都能正中靶心。
“我还以为今天晚上只有音乐表演呢。”他总是不舍得让她离开。
“是的，不过我答应朋友们说我会去的。”
“谢谢你接受采访。”他边说边送她出门。
“不客气。”
“冒昧地问一句，你为什么不希望把最后那一部分记录下来？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内容的自白了。”
“我知道，”柯尔斯滕说，“乐团里差不多每个人……不过是这样的，我收集名人八卦的剪报。”
“名人八卦？……”
“我就只关注一个演员，阿瑟·利安德。因为我收集剪报，所以我知道有些东西会留下永恒的记录。”
“而你不希望别人记住你是因为这件事。”
“一点都不错，”柯尔斯滕说，“你要来看演出吗？”
“当然了，我和你一起走吧。”他走回房间，吹灭了蜡烛。这会儿街上已经黑了，不过余晖依旧笼罩着湖湾。要在几个街区之外的一座桥上演出，几辆大篷车就停在桥边。弗朗索瓦听见了一阵乐声，乐手正各自练习和调音。奥古斯特皱着眉头，反反复复地拉着两个小节。阿夏在研究乐谱。早一点儿的时候，几个镇民从山坡上的市政厅里搬来了几把长椅，此时椅子排成了几排，正对着湖湾。椅子基本上都坐满了。大人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看乐手，孩子们如痴如醉地望着那些乐器。
“后排还有地方。”柯尔斯滕说，弗朗索瓦跟着她走了过去。
“今天晚上的曲目是什么？”
“一支贝多芬的交响乐。我不知道是哪一支。”
在观众察觉不到的示意下，乐手们停下练习、调音和交谈，安静地背对着湖面坐好了。人群一片鸦雀无声。寂静中，指挥向前走了一步，面对观众微笑、鞠躬，又一语不发地转身面向乐手和湖湾。一只海鸥在头顶翩然飞过。指挥举起了手里的指挥棒。
46
第十五年夏的这天晚上，吉文·乔杜里正在河边喝酒。如今世界变成了一连串的聚落，聚落就是最重要的。这片土地已经没有名字了，不过这里从前属于弗吉尼亚州。
吉文已经游荡了一千英里。第三年，他流浪到了一个叫麦金利的聚落，这个名字是创立镇子的人取的。最初一共有八个人，他们是麦金利·史蒂文森·戴维斯营销公司的一个销售团队。格鲁吉亚流感席卷大陆的时候，他们被迫滞留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度假屋里。他们离开度假屋，走了几天之后，在一段废弃的公路上发现了一家荒废的汽车旅馆。那里远离主干道，而且看起来他们也找不到更好的落脚点了。于是这支销售团队搬到旅馆的房间里，就此住了下来。最初是因为开始那几年大家都心惊胆战，不愿意住得离彼此太远，后来是因为习惯了。那时，聚落里一共住了二十七家人，大家邻河而居，和平相处。第十年夏，吉文结婚了，妻子名叫达莉娅，是聚落的创立者之一，以前是销售助理。这天晚上，一起坐在岸边的还有达莉娅和他们的一个朋友。
“我不知道，”他们的朋友说道，“现在教孩子们了解从前的世界，还有意义吗？”他叫迈克尔，以前是卡车司机。麦金利有一所学校，十个孩子每天坐在最大的旅馆房间里上课。这天下午，迈克尔十一岁的女儿哭着回到家，因为老师无意间说起格鲁吉亚流感之前的平均寿命要更高，在以前六十岁还不算特别老。她给吓着了，她不明白，这“不公平”，她也想像过去的人那么长寿。
“说实话，我也说不好，”达莉娅说，“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孩子知道。我们掌握了那么多知识，还有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
“可目的是什么呢？”迈克尔从她手里接过酒瓶，点点头表示感谢，“你也看到了，每次有人跟他们说起抗生素或者发动机的时候，他们都是满脸茫然。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科幻小说，不是吗？要是这些东西只会弄得他们心里难过——”他话没说完，喝了口酒。
“可能你说得对，”达莉娅说，“我认为问题在于，知道这些事情会让他们更快乐还是更痛苦？”
“我女儿是更痛苦了。”
吉文坐在旁边似听非听。他并没有喝醉。他只是觉得轻松自在，毕竟这一天让他筋疲力尽：上午一个邻居从梯子上摔了下来，而吉文作为方圆一百英里内最懂医术的人，不得不去给患者的胳膊复位。治疗过程很可怕，患者喝了私酿酒，但还是疼得要发疯，他嘴里咬着木条，不断呻吟。别人在危难时会找他求助，这让吉文很高兴，能帮上忙会给他带来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在没有麻醉的时代，患者身体的疼痛常常会让他触目惊心。此刻，萤火虫在岸边高高的草丛间飞舞。他不想说话，不太想，但他惬意地享受着朋友和妻子的陪伴，而且酒也冲淡了今天最糟糕的记忆——吉文给患者的伤臂复位的时候，对方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他享受着潺潺的流水、树间的蝉鸣、河岸对面挂在垂柳上空的星星。多年之后，他偶尔还是会庆幸自己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份宁静、这个女人，庆幸自己活了下来，看到了这个值得活下去的时代。他握住达莉娅的手。
“她今天哭着回家的时候，”迈克尔说，“我不由得想，也许我们不应该继续跟他们讲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了。也许我们该放下了。”
“我不想放下。”吉文说。
“是不是有人在叫你？”达莉娅说。
“但愿不是。”吉文说，不过他这时也听见了。
两人跟着吉文回到汽车旅馆，一个男人骑着马刚刚赶到，马鞍上瘫坐着一个女人，男人一只手搂着她。
“我妻子中枪了。”男人说。吉文听语气就知道，男人很爱她。他们把女人扶下马，晚上天气很热，女人却一直打哆嗦，意识有些模糊，眼皮颤动着。他们把她抬进吉文的手术室，也就是一个旅馆房间。迈克尔点亮油灯，房间里亮起了黄色的灯光。
“你是医生？”那个男人问。吉文觉得他面熟，但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男人四十多岁，头发编成玉米垄式，和他妻子一样。
“差不多吧，”吉文说，“你叫什么？”
“爱德华。你是说你不是真正的医生吗？”
“我在流感之前学过急救。我跟附近的一个医生学了五年，后来他搬去南方了。能学的我都学了。”
“但是你没念过医学院。”爱德华的语气里满是痛苦。
“这个嘛，我是想念来着，不过据我所知，他们不接受申请了。”
“对不起，”爱德华用手帕擦了擦脸上了汗，“我听说你医术高明。我无意冒犯。她就是，她中了枪——”
“我先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吉文有些日子没见过枪伤了。第十五年，弹药逐渐耗尽，大家都很少用枪，开枪只是为了打猎。“跟我说说出了什么事吧。”他说，主要是为了分散爱德华的注意力。
“出了先知这个事。”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至少伤口相当整齐，子弹穿入腹部，留下一个小孔，没有出口伤，有一些失血，脉搏虚弱但很平稳。“先知是什么人？”
“我还以为这个人声名远扬呢，”爱德华说，握着妻子的手，“南方各地他都走遍了。”
“这些年来我听说过十几个先知，这不是什么罕见的职业。”吉文从柜子里拿了一瓶私酿酒。
“你就用这东西给器材消毒？”
“针我已经用沸水消过毒了，不过我会用酒再次消毒。”
“针？你要直接缝合，不取子弹吗？”
“取子弹太危险了，”吉文温和地说，“你看，流血就快止住了。我要是在她体内找子弹，她可能会大出血。留在里面更安全。”他把酒倒在一只碗里，先擦洗两只手，接着把针和线在酒里浸泡了一会儿。
“我能做点什么吗？”爱德华一直在一旁逡巡。
“我一会儿缝伤口的时候，你们三个负责按住她。你刚才说出现了一个先知。”他发现治疗时最好分散患者亲友的注意力。
“他是今天下午来的，”爱德华说，“他，还有他那些追随者，大概有二十个人。”
吉文想起在哪儿见过爱德华了。“你住在老种植园里，是吧？我跟着医生实习的时候去过几次。”
“对，种植园，没错。我们当时都在地里，一个朋友跑过来说，有一群人过来了，有二十个还是二十二个人。他们沿着公路边走边唱着古怪的赞美诗。过了一会儿我也听见了，后来他们就走到我们那儿了。那群人面露微笑，成群结队地走过来。走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唱了。我看见人数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多，可能也就十五个。”爱德华沉默了一会儿，因为吉文正往女人的腹部倒酒精。女人疼得呻吟起来，一股细细的血流从伤口淌了出来。
“接着说。”
“于是我们就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那个首领对我露出微笑，说：‘我们是光。’”
“光？”吉文手里的针穿过女人的皮肤。“别看，”他说，他听见爱德华在紧张地咽口水，“按住她，别让她动。”
“这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谁了。我们听过他的事，是从那些商贩那儿听来的。这些人心狠手辣。他们信奉什么稀奇古怪的教义，带着武器，看上什么就要拿走。所以我就尽量保持冷静，我们全都是，我看出那些邻居也意识到要对付的是什么人了。我就问他们是想要什么还是就想拜访一下。那个先知笑着对我说，他们手里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愿意用那个东西交换我们手里的枪支弹药。”
“你们还有弹药？”
“在今天之前还有。种植园里存了不少。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四下张望，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孩子不见了。他跟他妈妈在一起，可孩子妈妈又在哪儿？我就问他们：‘你们觉得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呢？”
“然后那群人就分成了两队，我看见了我儿子。他们把他抓去了。那孩子才五岁啊！他们把他绑了起来，还堵住了嘴。我当时吓坏了，因为我不知道孩子妈妈在哪儿！”
“所以你们就把武器交给他们了？”
“我们把枪给了他们，他们就把我儿子放了。我妻子在另一群人手里。所以出现在我面前的只有十五个人，而不是二十个。他们押着她往前走了，当作什么来着，我不知道，当作‘保险单’。”他语气里透着深深的厌恶，“他们对我们说，要是没人追上去，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妻子就会回来，保证毫发无损。他们说要离开这里，往北边去，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他们一直面带微笑，平静极了，就好像他们根本没做什么坏事。我们赎回了孩子，他们带着枪支弹药走了，我们就开始等。过了三个小时，她还没回来，于是我们几个人就追了上去，结果发现她倒在路边，身上还中了一枪。”
“他们为什么要打伤她？”吉文发觉患者清醒过来了。她默默地流眼泪，没有睁开眼睛。最后一针了。
“她说先知想让她跟他们一起走，”爱德华说，“跟他们去北方，嫁给他的一个手下。我妻子拒绝了，于是先知就朝她开了一枪。显然不是想杀了她，反正不是想让她马上死，而是想让她痛苦。”
吉文剪断缝线，把一条干净的毛巾按在女人的腹部。“绷带。”他对达莉娅说，达莉娅已经拿着剪成细条的旧床单在旁边候着了。他小心翼翼地帮女人包扎了伤口。
“她会没事的，”他说，“只要不感染。不过不用担心感染的问题，子弹本身是消毒过的，高温消毒。我们也仔细地用酒精做了消毒。不过你们还是应该在这里住上几天。”
“大恩大德。”爱德华说。
“我尽力而为。”
等吉文处理完伤口，女人已经陷入了断断续续的睡眠，她丈夫一直守在旁边。吉文把沾了血的针放在炖锅里，穿过马路，来到河边。他跪在草地上，用炖锅舀了河水，又回到汽车旅馆，点着自己房间前面的临时烤炉，把炖锅放在上面。他在一旁的野餐桌旁坐了下来，等着水烧开。
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烟草，装了一袋烟，这是他舒缓情绪的仪式。什么也别去想，享受星空和水声就好，别去想女人的疼痛、她的血，以及那些为了泄愤朝她开枪还把她扔在路边的人。麦金利在老种植园南面。如果那个先知说话算话，那么他和他的追随者正离麦金利越来越远，走向毫无防备的北方。为什么要向北走？吉文好奇起来，他们又会走出多远？他想到了多伦多，想到了在雪地上的跋涉。一想起多伦多，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想到哥哥、湖边的大厦、摇摇欲坠的鬼城、挂着《李尔王》海报的埃尔金与冬季花园戏剧中心。想到那天晚上，阿瑟去世了，一切由此开始，也由此结束。
达莉娅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身后。他感觉胳膊被碰了一下，吓了一跳。水烧开了，而且烧开好一会儿了，针应该已经消好毒了。达莉娅握着他的手，轻轻地吻了一下。“很晚了，”她低声说，“回去睡吧。”
47
第十九年，克拉克七十岁了：他比从前疲惫，做什么都很慢。他关节和双手都疼，尤其是天冷的时候。他剃光了头发，而不仅仅是剃左半边，左耳戴了四只耳环。他的好朋友安妮特在第十七年死于某种不明疾病，于是他系着她那条汉莎航空的丝巾作为纪念。他不再觉得特别难过，不过他时刻都准备着面对死亡。
博物馆里有一把扶手椅，坐在那个位置几乎能看到整个停机坪。一架737的机翼底下是食物制备区，临时搭建的架子上挂着猎人打来的鹿、野猪和兔子，肉割下来留着给大家吃，内脏喂狗。六号和七号跑道之间是一片墓地，每座坟墓前都立着飞机上的小桌板，硬塑料板插在土里，上面刻着死者的生平。这天早上，他在安妮特的坟墓前放了一束野花，从博物馆看出去能看到点点蓝色和紫色。那排首尾相连地停在远处的喷气式飞机，如今都锈迹斑斑。花园被停在登机口的飞机挡住了一半。玉米地、远处那架孤零零的格拉迪亚452航班、机场边缘那一圈圈蛇腹形铁丝网，还有远处的森林，他盯着那些树看了有二十年。
他最近把水务有限公司的三百六十度评估报告全部公开了，因为从理论上可以肯定，报告里提到的每个人都已经去世。机场里的几个前高管看得津津有味。一共有三份报告，分别为下级、平级和上级的评语，评论对象是水务有限公司里一个叫丹的高管。他应该已经去世多年了吧。
“好了，就说这一段吧。”加勒特说。这是七月末一个平常的下午。经过多年的相处，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加勒特觉得这几份报告格外有意思。“你这里的标题是‘沟通’，后面这里——”
“你说的是哪份报告？”克拉克窝在他最喜欢的那把扶手椅上，闭目养神。
“下级报告，”加勒特说，“嗯，标题‘沟通’的下面，第一条评论是这么说的。‘他不善于向下属倾泻信息。’克拉克，这人是玩激流勇进的还是怎么着？我就是好奇一下。”
“是啊，”克拉克说，“我肯定受访者就是这么说的。字面意思的倾泻。”
“我最喜欢的还有这一条——‘他能轻而易举地对接我们已有的客户，但至于新客户，那是低处的果子。他具备高海拔的视角，但无法深挖，缺少可以转化新商机的颗粒度。’”
克拉克做了个鬼脸：“我记得这个人。我记得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好像当场小中风了。”
“看得人满脑子疑问。”加勒特说。
“肯定。”
“里面有高海拔，是这么说的吧，还有低处的果子，又有什么颗粒，还涉及深挖。”
“估计这人是个矿工，喜欢爬山，业余时间去果园。我可以自豪地说，”克拉克说，“我从来不这么说话。”
“你有没有说过‘和稀泥’？”
“好像没有。没有，我不会这么说。”
“我特别反感这个说法。”加勒特一边看报告一边说。
“哦，我倒是不怎么介意。我总会想到烘焙。我小时候，母亲有时候会买那种曲奇预拌粉。”
“你还记得巧克力碎曲奇吗？”
“我总梦见巧克力碎曲奇。别折磨我了。”
加勒特好半天没说话，克拉克睁开眼睛，好确定他还在呼吸。加勒特正入神地看着两个孩子在停机坪上玩耍，他们躲在加拿大航空飞机的轮子后面，相互追逐，跑来跑去。这些年来，加勒特平和了不少，不过时不时会盯着某个地方发呆。克拉克如今已经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最后那通电话？”加勒特问。
“说过的，”克拉克温和地说，“我记得说过。”
加勒特的妻子和他们四岁大的双胞胎住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但他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他上司的。他在电话里说的最后一段话通篇都是职场的陈词滥调，这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咱们和南希通个气，”他记得自己是这么说的，“然后应该跟鲍勃打个招呼，回头下周再讨论。我会给拉里发一封电邮。”他说到“回头”的时候压低了嗓音，也许是不自觉地。他清了清嗓子。“为什么咱们总说‘发’电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