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我们像往常一样为父亲送去救济品。夕阳洒在旧城上，几架飞行器掠过浅蓝的天空。我们背着黄色小包，爬上五楼的褐色公寓，一切都毫无异样，昨夜的不祥预感在这暖色的光线里荡然无存。然而，当我们推开书房的门时，却发现悲剧依然等在前方——一直以来摆在窗前的绿色牛皮椅已经移回到书桌后面，父亲方方正正地坐在上面，头斜靠在椅背上，死灰黯淡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两条腿直直伸向书桌下面，像一架滑梯，右手垂在一侧，手里紧捏着昨晚上的那把裁纸刀，好像他将那幅画像裁下来后就再没放下过。房间里鲜血几乎溢满了每一块地板。四壁书架上那些泛黄的书页也染上了鲜红的血，凌乱不堪，像是用手故意抹上去的。她紧紧抓住我的胳膊，那种窒息感从她的手指之间传递到我的咽喉鼻腔。我觉得我是被她扶着走进房间的。她后来说，如果她不扶着我，就根本无法走进那个房间。当我们完全走进了这个现场之后，便宛如进入一个魔幻的现实中，父亲的死亡像是一种无法为真实世界所容纳的事实，悬挂在一个难以定义的时空里。
父亲应该是自杀的，是用那把裁纸刀自杀的。他右手持刀，左动脉的伤口流出鲜血，现在血已流尽，凝结的伤口泛出暗红与青灰的混杂颜色，仿佛一片火山岩浆涌尽后留下的痕迹。自杀本是一桩寻常事，尤其在一个已经被抑郁症深度感染的世界里。但三十年来，父亲的世界里只有书籍，他脱离尘世，钻研故纸堆，甚至还保持着某种罕见的天真，我实在无法为一个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的人找出任何一条自杀的理由。我呆呆地站着，窗户开着，四月的风吹入，桌上的书哗啦啦地响，四壁书籍几百万张纸也都哗啦啦地一齐响着。震惊先于伤感抵达我的心灵，而她的手比震惊来得更早。从小在山谷里长大的她此时紧紧握着我的手，镇定而冷静。
然后，她像是发现了什么，轻轻松开我的手，走向书房西侧。乌木桌子孤零零地摆在西侧，三十年来只用了两次的那套茶具放在木桌的正中央，淡紫色的珐琅托盘上面，一只壶嘴与三只杯把仿佛测量过距离和角度，都朝西摆放。夕阳从西面很低的角度射入，珐琅托盘的淡紫色反射出奇异的色彩，令这种精心摆放的意图愈加明显，仿佛是在传递什么信息。她在乌木桌前面站了片刻，然后转头远远地看了我一眼，那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我颤抖着走过去，泛滥着血迹的地板仿佛在脚底震动。为了绕开脚下的血迹，我的行走路线弯弯曲曲，竟然让我想到了跳房子的游戏，好像父亲的鲜血充满了暗示，并非随机而是故意地，在地板上留下了巨大的符号。当我终于走到乌木桌边，目光越过茶具，看见她手指下压着一本精装版的旧书。寂然的房间里，夕阳犹如明媚的晨曦，微风轻柔地翻动着摊开的书页，仿佛蝴蝶在风中跳舞。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指尖翻动着书页，一页又一页，就如一个律师在检查档案，血迹在不知所措的恍惚中忽隐忽现。我听见她在对我说话，那声音出奇地冷静，冷静得犹如不在这个死亡的现场。
“第一页好像被裁掉了一句话。”
那是一本褐色的精装书籍，鲜血像油漆一样泼满了第一页。她右手的食指落在第一页的第一行，一条细长的天窗，边缘裁成两条漫长的曲线，空空落落地像盲人一只翻白的眼睛。“是的，正文的第一句话被裁掉了。”我机械地跟着重复了一句。
她又用指尖轻挑书页，泛黄的书页上布满了细密的外文，她看得仔细，仿佛重复检查了一遍，最后才合上。父亲的鲜血浸漫了褐色的硬封面，但未触及书名，仿佛鲜血的存在只是为了令它更为醒目——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John。
“这是英文？”她问道。
“也许是西班牙文。”我答道。父亲只懂这两门外语。
我抬头看远处的父亲，苍白得近乎反光的脸，眼睛紧闭着，显出平静的表情，仿佛只是一个睡着的病人，只是假装死去，正坐在椅子上监视着我们。死亡真是一种诡异的状态，父亲明明已经死去，却依然以某种方式活着，活在这个现场，活在我的感觉里。而就在昨晚，他确实还是活着的，呼吸着这里的空气，听着无数飞行器汇聚的河流从窗外飞泻而过，还从墙壁上取下那幅画用刀裁下送给我们。我努力回忆着当时的情景，仿佛这样就能使父亲从那张椅子上直起身子，奇迹一般复活，又仿佛是在捕捉当时的各种细节，逐一检查它们中是否暗藏着父亲企图自杀的迹象。但我转而意识到，这是一种轻浮而无力的迷思，回忆得不到真相，而父亲也不会再醒来。我的心忽地沉重如铅，乱成一团，深沉的哀痛与迷惑的思绪在那一刻变成了同义词，我分辨不出其中的区别。她的一只手轻轻落在我肩上，像一只鸟儿落在枝头。她是在安慰我，但是当我与她目光相接的时候，又读出了另一层含义。她正在提醒我，那件事情即将发生，时间很紧迫。
“也许我们该找一下那本书里被裁掉的那句话。”她的声音依然极为冷静，我神情恍惚地点点头。是的，应该尽快寻到失踪的那第一句话，既然父亲在临死前仔细裁下，也许藏着某种关键的秘密。我依然方寸慌乱，她的行动远比我迅速而坚决。在父亲的自杀现场，在纸张漫天的混乱书房里，她制定了摸排的次序，从最有可能的地方开始，茶壶、杯子、托盘，然后方桌、椅子、四周的地板，再是书桌、绿色皮椅、散落在桌上和地下的每一处纸张，以及地面血迹中可能的异物（那纸条太细长，也许就混在血迹里）。她甚至还检查了我们的鞋底，排除纸条粘在上面的可能。她的行动从容不迫，像是天然知道自己的计划和步骤，而我怀着一种茫然的悲戚，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在盲目而混乱中我唯一与她相似的是，我们都在暗中祈祷着，在那件即将发生的事情之前，失踪的纸条会自动现身。
我们毫无信心地开始这场寻觅，最终搜遍几乎所有的角落，却一无所获。她忽然停下，远远盯着父亲，然后径直走向遗体，蹲下身子。我发现她正试图轻轻掰开父亲的左手，那只手捏得紧紧的，小拇指那里露出一段细瘦纤长的纸条，已被鲜血蘸透，仿佛是一大滴凝固的血。另外一段在父亲手心里，但他左手的拇指和食指犹如铁钳，那段纸就像一根被他捏住的救命稻草。我走上前去，用尽力气去掰父亲的左手，她则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抽动纸条，但最终纸条还是断为两截，另一截依然留在父亲的指间。当我们全部取出以后，纤长的纸条已是两截发黑的粗线，字迹完全消失在凝固的血迹里。直到那时候，我们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即使那纸条完整无缺、字迹清晰，也毫无意义，因为我俩根本不懂外语。笔译、口译的岗位早在十几年前就被AI淘汰，就像驾驶员在自动驾驶出现以后一样，都沦为历史名词。
“你父亲懂外语。”
“是的，他是最后一代学习外语的人。”我看着那两截黑色的粗线头。
“如果能找到一本同样的书——”她和我对视一眼，没有把话说完，因为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假设。在这个机器失控的乱世里，别说寻觅一本相同的纸质书，寻觅一本相同的电子书都是天方夜谭。我们那时候当然无法知晓后来的局面——玻璃球发生紊乱，数字的证据即将不再可靠。就如父亲生前所说，一切基于代码的记忆都是泥沙之基的大厦，无法彻底信任。
天暗下来了，房间渐渐显出凄凉，窗外遥远的地方传来机器的轰鸣声。风吹入房间，拂动父亲的白发。他斜靠在椅子上，右手仍然持刀垂下，一张凝固的脸像是黑白照的头像，毫无笑意。这间书房就被这种纷乱而虚幻的气息所笼罩。我们忙碌着，去隔壁卧室找来一件父亲在灾季穿的黑呢大衣蒙住了他的脸。就在蒙上去的那一瞬间，我瞥见父亲嘴角的一丝讥讽之笑，仿佛他只是假装死去。我的眼泪瞬间渗了出来，不知为何，脚步慌乱地后退，在鲜血已经凝固的地板上结结实实地踩了一脚，于是带血的脚印布满了整个书房，就像一个凶手留下的痕迹。她走过来，牵着我的手退到墙角，与我席地而坐。我们身体紧紧相依，她的手温暖而细腻，平静地握着我的手，仿佛在我父亲死后，比我更坚强是她的一种责任。她是山谷里长大的姑娘，没有至亲，应该难以体会我此刻的丧亲之痛。但是她今天竟然如此平静地接受我父亲的自杀，或者说如此平静地面对一具遗体，也令我隐隐感到意外。一切结束后，我才意识到，这种极度克制情绪的冷静，就像蓄水超额的水库大坝，是压力过大以后的反常表现。但在当时，我只是将此归结为蜂巢的孩子在面对死亡时的疏离与平静，平静得犹如一个无动于衷的机器人。
天色沉暮，四周静谧，远处的飞行器依然轰鸣而过，我感到一阵阵虚弱。环顾四面书架，上面的血迹已经凝结，令我无法不猜想昨夜的情景——父亲一定在我们离开后的某一刻，先到厨房取出那套茶具，摆在西侧的木桌上。也许他就此坐下，摩挲着茶具上面那些甲骨文的刻痕。也许他什么都没做，直接从书架上取下那本密布着外文的褐色精装书。他走回乌木桌旁，将书摊在桌上，也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也许一遍也没读便直接裁下了书中的第一句话，就用那把裁纸刀，细细地镂出一只虚空的眼睛。他裁下的那句话，他一定读过无数遍，也许他在第一次读到时就铭记在心。父亲将它裁下来，握在左手，也许只是想带走一个真理，或者是想掩盖某一个秘密。我仿佛看见了那自杀的场面——他用那把裁纸刀划破自己的动脉，就像小提琴手将琴弦一拉到底的坚决，发出尖锐而漫长的高音。父亲一定忍着剧痛，抚摸着每一面书架，鲜血喷涌，四处淋漓，仿佛是离别的献祭之酒。这些书是他收养的孩子。我早已意识到，它们比我更像他的孩子，我在这四面书架前总能更强烈地感到父亲与我的疏离。不，我忽然意识到，他一定是在书桌对面的书架前站了片刻，因为那里有一块空荡荡的墙壁，悬挂着木相框，现在全都沾满了血迹，模糊的、毫无规则的血迹。忽然间，我又想到了母亲，那个我从未见过面、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母亲，那个本应全心全意对我的母亲，但是父亲的死亡却让一切都化为泡影。他忘了他的承诺，他将关于我母亲身世的一切消息全部叠在自己走向终点的行囊里，带进了坟墓——除了那幅昨夜他送给我的画，我将不会再有任何关于母亲的消息。我望着黑呢大衣里隆起的父亲身躯的轮廓，忽然怨恨起他的死亡。他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仿佛让我的母亲又死了一次，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有关于我母亲的片言只语了。
她偎依在我身边，默默无语，栗色的眼睛目光闪烁，望向窗外。那里树枝摆动，夜色凄凉。她偶尔回头看我一下，仿佛在担心某件事情。我知道，我们都期盼着那件事情尽早到来，但又恐惧难以承受它的后果，就像两个赌徒，我们在等待着赌桌上旋转中的骰子最终静止的结果。月亮升起，宜季的风拂乱了窗口的老槐树。我俩坐在角落里，两手相握，沉默地听着飞行器掠过旧城上空的金属声，像听着远方不规则的钟声。时间因为枯燥而变得沉重，犹如在泥淖里负重前行。就在这难熬的阒寂中，虚掩的门发出砰的一声，一头凶猛的“野兽”撞了进来。轻微的机械声在房间里四处响着，昏暗的夜色里它闪烁着一身的银光。这头野兽就像一条大型的机械野狗，它脚下踩着十五六个轮子，正吱吱地向前滚动。我们刚才听见的机械声，正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它急速奔入书房，在书桌前忽然站定，就像一匹受惊的马倏地在空中直立。七八只机械手臂，粗的、细的、长的、短的、弯曲的、笔直的，从它身上渐渐生长出来，在月色里精亮精亮，乍看上去，就像从一条崭新的生产线上随意拆下的各种组件，凑在这里犹如新兵上阵。
终于来了！我和她相视一眼，松了口气，但两个人的手却握得更紧了，掌心仿佛都渗出了汗。
殡葬机器人开始清理死亡现场。它关节灵活，行动灵巧，浑身都是机械手，但动作鲁莽而夸张，显出机器失控后自行其是的风格。它最先清洗血迹，喷出一种特别的药水，洒遍了地板和桌子，残留的血迹奇迹般地消隐了。但是它并未清洗书籍上的血迹，仿佛那是另一套程序的任务。然后它开始处置遗体，却并未按照规定的程序，没有顾及死者的尊严，整理遗容，小心翼翼地对待，或者通知在世的亲属，安排合适的悼别仪式。不，它显然只是将遗体当作垃圾来处理。它把父亲从椅子上拖到地上，塞入一只灰色的口袋，用绳子隔着口袋绑住了手脚，最后浑身五花大绑，活像包了一只粽子。那机器动作麻利，活像一个贼在打包一件赃物。忽然间，它头顶上闪烁起一盏灯来，红绿相间的光芒，那是召唤的信号。大约三十秒后，一架青色外壳的小型飞行器飞抵我们的窗口，轻声轰鸣着，悬停在树梢边。飞行器上那只狭小的舱室对着窗口张开，就像一艘摆渡的飞船。殡葬机器人就像一个急于毁尸灭迹的杀手，将父亲从地上匆忙拖向窗口。血渗出那只灰色的口袋，顺着椅子、写字台、地板、窗框迤逦而行，留下一行血迹。殡葬机器人显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耐心，它用机械手举起父亲，用力地塞入飞行器的舱室，我甚至听见了一两下骨折的声音。然后这个急于脱身的逃犯，急速收拢全身的机械手，变回一条野狗的模样，从窗口倏地跳进了飞行器。我俩一直双手紧握，靠在墙角，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目睹着飞行器在轻声轰鸣中渐渐远去，直到最终毫无声息。她轻轻松开我的手，擦拭额头的汗水，我这才发现她竟然比我更担忧这件事。我们站起来，走过去看着地上的血迹以及那件抖落在地板上的黑呢大衣，一切在月光里显得凄凉。但是我们来不及为父亲的遭遇而伤感，无论如何，这已经比某些结局要好上千百倍——在机器变得混乱的日子里，殡葬机器人进门后砸烂家具，捣烂尸体，像强盗一样毁坏一切，并留下遗体在家中任其腐烂，这种故事我们在街头不止一次听说。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公寓里收到一个黑铁盒子。一只燕子大小的微型飞行器下面挂着这份纪念物，飞进公寓的窗口，放在父亲的书桌上——正方形，看上去像一个可以打开的盒子，其实严丝合缝，无处开口，沉重得像一块铸铁，上面印着（对，印着而不是刻着）亡者的名字，以及生卒时辰，就像一块小型的墓碑。这份黑色的纪念物一般会在亲人亡故的次日送达，没人知道它究竟有何意义、是何用途，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东西由谁制作与发送，但它只是一个铸铁块，一种毫无伤害的纪念物。全球隔都事务局曾经将之归结于AI的自发行为。一些传统者则将之视作骨殖盒，他们怀念过去的殡葬仪式，想方设法将其埋入土中。我虽然也希望能如此，却难以自我欺骗，因为所谓的火化与骨殖盒的传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没落。随着气候灾难的加剧，土地大多湮灭，统一的海葬已经是沿袭多年的全球习俗。我望着城市的东面，清楚地知道，今天凌晨父亲就被飞行器送去指定的海域，一定在天亮之前便被扔进大海，葬身鱼腹了。父亲生前对这类风俗并不反感，这是我唯一的安慰。
收到铸铁的黑匣子以后，我们将它和那本读不懂的沾血之书、那张年轻母亲的肖像，以及那套茶具器皿，都一起放进父亲留在公寓储藏室里的一只箱子里。乌木的箱子，所有的东西都密封其中，就像将父亲埋葬在箱子里似的。父亲死后，生活依旧，只是缺了一种依托。隔三岔五地送饭，其实充满了意义，像是固定的生活节律，规定了每日的作息。现在这事情也断了，世界只剩下我与她两人，以及毫无瓜葛的其他人。她从来不提我的父亲，但是，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清晨，她毫无预兆地伏在我的身上，用手指在我肩膀上勾勾画画。我被那挠痒痒一般的动作唤醒，起初以为是一种玩笑，但她神情肃穆，用一种灾季中救援队员的口吻说：“别动，我在写字。”那口吻，听上去她正在做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停止这种练习。每日起床前，她以我的肩膀为纸，以她的指尖为笔，誊写下一个个汉字。机器乱局后，我们都遗忘了很多汉字的笔画，但她总是静默沉思，仔细回忆那些文字的构架。一开始她只是以我的肩膀为纸，后来桌子、墙壁、地面都成为她的纸张。她最初的笔法歪歪斜斜，字迹简单，但透出一股执拗与坚持，仿佛要用这一笔一画来抵抗这个痛苦浸漫的世界。渐渐地，我越来越明白，她是在刻意继承我父亲那种沉迷的习惯，仿佛她明白我父亲的那句话，沉迷就是意义本身。
对她来说，这像一种神圣的任务，但是对我而言，这像是一种新的游戏。除了每日排队领取粮食，我们有着一大把无聊的闲暇，别人用赌博、酗酒、斗殴来消磨精力，而我们则步行去旧城南侧的郊区。那里曾经是旧城的中心，已经被遗弃多年，但在宜季中却洋溢着奇特的生机。灌木丛与杂草在废弃的街道、积灰的商铺、玻璃残缺的政府大楼之间顽强地生长，很多地方的杂草没了脚踝，颜色既黄又绿。我们穿着防蛇的工装裤，戴着防蚊的面罩，探索早已失踪的道路。我们进入破败的房屋，翻箱倒柜，抖落几十年的积尘，在这片无人区里收集发黄的纸张、残缺的圆珠笔、空了墨水的钢笔，以及半截的铅笔。这些我们的父辈曾经天天使用的文具，在我们这一代早已绝迹的物什，现在成了她生活里的珍稀品。我们偶尔会遇见蛇与蝎子、无所不在的老鼠，以及各种顽强生长甚至变得异常活跃的畜生。我们尽量退避，而它们则视我们如无物，大摇大摆地出没在各个角落。一路上，她仔细地搜罗着所需的物品，凡是看上去能用的，就扔进包里带回公寓，像一个严谨的拾荒者。于是我们每次都满载而归，并且必然会带回一些小动物，比如几只蚂蚁、一两只甲壳虫或者小蝎子。它们从包里钻出来后，便慌慌张张地溜进我们的城市里。我们只是悲悯地目送它们离去，没有追杀任何一个。我们知道，这种小东西活不过灾季来临的第一天。
与收集工具相比，练习书写要艰难得多。在这个早已习惯用语音输入一切，甚至连键盘输入都变为老年人专利的时代里，用手直接书写文字，几乎相当于一种传说中的杂技。她那么笨拙生疏地上路，回忆那些笔画成为最痛苦的训练。她总是要与我探讨某一字的架构，或者笔画顺序是否准确，而我总是一脸苦笑地看着她，仿佛在看一个人练习用手走路。她就此痴迷在书写里，一种无中生有的爱好，仿佛随手捡一个玩具，她便能钟情一生。那种忘乎一切的欣喜，与我父亲沉浸于三万册书籍时毫无二致，但我并没有问，就像我从不深究父亲为何沉迷于书籍。她仿佛从此有了某种寄托，不再对这个无望的世界感到绝望，反而生出一种毫无畏惧的平淡与自然。直到她离开我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竟是如此愚昧，竟会一厢情愿地相信，沉迷就是沉迷，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从来没有毫无理由的沉迷，就像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那段时间里，我一直挂念着那幅油画。调酒师酒吧里的毯画与西斯廷教堂的《创造亚当》之间的微妙关系，带着一种不平凡的气息，萦绕在我心头。但是调酒师已经不知所终，那幅酒吧毯画也随之失踪，而玻璃球里的梵蒂冈，也在机器乱局中消失殆尽。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面试官，这个孤僻但实际相当睿智的老头，仿佛先知似的总能提前预知未来。甚至我还会想起瓦罕先生，这个神秘莫测的家伙，用一张诡异的AI绘画结束了旷野大厅上的笨拙演讲。不知如今他们都在哪一个隔都，排在哪一个救济站的队伍里。是的，没了玻璃球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乱世里的灰尘，风一吹就没了影。那时候，我反而赞赏起她的沉迷，那种不顾一切的投入，将自己精神力量和全部勇气都倾注其中的爱好，让她在所有飘浮的灰尘里，显得亮光闪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