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带着我继续前行，我们拐了几道弯，脚底下荒漠消失，露出一片赭色的砂岩地貌。翻过几个光秃秃的山丘，我们来到一道山谷的豁口前，其中有一条小径，通向远处一个较大的山丘。各种沙地灌木丛顽强地从小径两侧钻出来，刺旋花、骆驼刺、沙蒿、沙拐枣，以及各种肉类植物，散发着干燥而清爽的气息。远处那个较大的山丘也是赭色的，岩如盔甲，寸草不生，顶上有一个山洞，黑黢黢地像一只独眼。
沙漠的晨曦比想象中耀眼，黑夜仿佛在一瞬间消失。我们沿着小径向洞口走去，还有二三十米远时，洞口慢慢显出了轮廓。里面坐着一个人，灰褐色的大氅，瘦弱的身躯，弱不禁风似的盘腿坐在一块巨石上。我忽然心头一颤，被幻觉侵袭了似的心神不宁。我暗自嘲笑，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杜克回过头来，想说些什么，但我已经不自觉地加快了步伐，开始奔跑，并且在经过他时，毫不客气地撞了他一个趔趄。当杜克在我身后滑倒的时候，我已经奔向那个山洞。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风在摩擦耳朵，胳膊在摩擦衣襟，晨曦在摩擦脸颊，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正在相互摩擦。我一路狂奔，天空青紫，荒漠里没有确定的时间。因为喘息，更因为惊讶，当我站在洞口的时候，我惊愕的嘴巴张得比那洞口还要大。
他盘腿端坐，人比以前更瘦弱，也更苍老，消瘦的脸犹如一块干瘪的布，裹不住他尖刀似的下巴，头顶的白发仿佛是几根即将熄灭的火苗，混杂着一股行将死亡的味道。晨曦渐起，四周静得出奇。他瞪着眼睛，惊讶地看着我，但渐渐地显得坦然，露出一种难以辨别的微笑，就像一个经历了命运跌宕的人，临终之际已经无所萦怀。他指了指洞内的一块圆石头，就像在尖顶咖啡厅里指着某张椅子，示意我坐下。
“没想到你也来了。”他的声音苍老、虚弱，弥漫着冥冥注定的气息，仿佛他坐在这个洞口，就是一直在等待我的到达。杜克瘸着腿从后面跟上来，浑身都是沙土，却毫无怨言。他走到那石头边，像一个杂役似的脱下他的草帽，轻轻掸了掸那块圆石头。“那些藏书者都坐这里。”杜克轻声说道。那块暗褐色的岩石在他帽子的拂动下发出晨曦的亮光，仿佛那是无数臀部磨蹭出来的亮光。然后，杜克转身向面试官点点头，一个熟人带来了另一个熟人，并不需要介绍。
此刻晨光渐亮，荒漠之上静得出奇，山洞里黑黢黢的，却并不深。面试官仿佛一个苦行僧人，盘腿坐在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从宽阔而光亮的程度看，这应该是他睡觉的地方。我所坐的圆石，是除此之外洞内唯一的石头。我看着面试官，两年前他还有些仙风道骨，现在却已骨瘦如柴，刀刻似的皱纹犹如铁笔勾勒出来的一张蜘蛛网，细细密密地覆盖着他的脸。那件灰褐色的大氅空落落地罩着他，却并不能遮掩他已经佝偻瘦削的身躯。大氅的帽子像米袋子似的压着他的背脊，仿佛即将压垮这具无肉的骨架。这才两年啊！我惊疑地望着面试官，而他则肃穆地望着我，那是一种比两年前的面试官更沉寂、更萧瑟的表情——是的，他现在是先知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杜克事先告诉过我他是先知才有的判断，还是他的盘腿坐姿、灰褐色大氅、惊人的苍老、肃穆的神情，以及深邃而神秘的洞穴气氛，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先知。他的目光在晨曦里亮着清澈，一种消瘦纤细的清澈，就像他的身体，就像他的声音，就像我想象中的先知形象。我们并无寒暄，我因为惊愕而忘记了寒暄，而他显然则像杜克一样，向我询问起岛外的情形。
“瓦罕先生现在又出现了？”先知问道。清澈的声音像一把锐利的锤子，在时间的表面凿出了一个罅隙，而其中迸发出来的又是这种清澈的声音。
“是的。”我挺直了腰，望着他，口吻就像杜克一样肃穆垂敬。
“你们都要开始‘最终迁徙’了吗？”
“是的。”我答道。
先知纹丝不动地坐在对面，像是在看着我，又像是在看空气。他轻轻叹息了一声，一种无可奈何接受世间烦愁的叹息声，属于面试官的叹息声。
太阳升起，第一缕光亮跳出了地平线，洞内的幽暗完全消失。先知脸上不曾显露的衰老细节，此刻变得更加真切。干瘪而苍白的皮肤就像洞壁上嶙峋的纹理，让我觉得他既陌生又熟悉。他既是面试官，又是先知，就像沙漠与绿洲在此处相接，就像过去和未来在此重合，两种身份终于在此刻合二为一。
忽然间，他毫无预兆地咳嗽起来，歇斯底里地，惊天动地地，像是要呕出整个肺来，像是要掀翻整个山洞。杜克虽然面有忧色，却见怪不怪地候在边上，像一名时刻听候召唤的随从，谦逊地旁观着命运自行展开。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先知的悲惨模样。不知过了多久，当肺里的风暴终于过去，他的精神却似乎更矍铄了些，眼睛里也亮起了光，好像刚才猛烈的咳嗽是病体祛除晦气的自愈过程。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可以谈谈这几年我的经历，”先知对我说，“杜克为人过于诚恳朴实，很难理解其中最细微、最曲折的环节，而你今天到来，真令我欣喜。”
他沉着而缓慢的口吻，在静谧的晨曦中仿佛有一种召唤的魔力，令我暂时放下探询她消息的急切心情。而他从尖顶公司的一个面试官转变为知然岛上的先知，肯定是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也令我不得不产生兴趣。
“这些年说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追查瓦罕先生的真实身份。”先知说道。
这句话突如其来，令人诧异，就像咬合了一个齿轮，移开了一道门，那个身穿怪异道袍的魅影就挤进这道门缝，出现在这个洞穴里。他像游魂一样，飘浮在先知低沉的声音和虚弱的咳嗽声里。此后，瓦罕先生也在现场的感觉总令人挥之不去，而先知那种矍铄的状态，犹如濒死的回光返照，也令人惊奇，就好像有无数只斑斓的斑鸠从他苍老、衰弱的声音里飞出来，亢奋地冲向天空。而他在咳嗽、停顿和迟疑的语气中不断重述和修正的那些复杂而细微的情节，也让我迷失了复述故事的方向。直到后来，当我在冰棺材里与复活的父亲相互折磨的时候，我发现，一遍又一遍地向父亲复述先知的故事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并且能令我仿佛又身临其境——昏暗的凌晨，微弱的晨曦，赭色的洞穴，干燥的沙漠之风，这个临终的故人就像绘制仕女工笔画一般，将每一个细节都叙述得整齐明亮。而我也一次比一次讲得准确，一次比一次接近真实，直至后来，就像是在叙述自己的故事一样圆熟。
两年前，我们三个人都记得，尖顶公司收购了瓦罕先生的精灵公司，这在当时肯定是一个大新闻，不仅因为后来瓦罕先生的“精灵”算法迅速风靡了全球，也因为收购后的控制权安排。瓦罕先生的公司占股很小，却能在董事会里一言九鼎，控盘一个金融混业经营的庞大帝国——这种不按股份比例决策的治理结构，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就好像一艘航船入海，水面竟然没有泛起丝毫的波澜，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是的，我知道，这是一次透明的交易，所有协议和文件都随时可查，各种对赌、换股、收购的价格都公开在阳光下，即使有诡计，那也是阳谋。也许你们还可以这样解释，小公司以算法为核心来撬动传统大公司，四两拨千斤的收购早已成为潮流，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知道，这些道理都说得通，但也许逻辑太顺，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历史上以小博大，以少胜多的案例，往往都有“运气”两个字，而这场收购案太透明太清澈，你找不到这两个字，仿佛一切都应当如此，不再有其他可能。这种确定无疑的必然性，常常扰得我心神不宁，因为一个人站在太阳底下却始终没有阴影，一定不同寻常。
那时候你刚来公司不久，常常在尖顶咖啡厅里转悠，你总是想和我聊你未曾亲历的气候灾难。但那些事情都过去了，气候灾难怨不了任何一个人，指责人类的愚蠢更没什么意义，也许人类这个种群无论从德性还是智慧上都配不上伟大的地球。那时候我确实非常思念死去的亲人，甚至会心痛如绞，但是对亡亲的哀痛不应该是自我折磨的理由。每一次我落入黑暗之井时，就会寻找借力点，像攀岩似的使出全身力量爬出来，而追查瓦罕先生的身份，就是我的借力点。我在尖顶咖啡厅里沉默寡语，就是为之出神，而尤其让我困惑的是，瓦罕先生究竟用什么样的手段，才逼得公司的大股东拱手放权。要知道那些人都是历经风浪的虎狼之辈，精明、贪婪、老辣，让他们放权简直是与虎谋皮。当时我不得不认为，瓦罕先生一定是用了某种不光彩的手段，才逼迫这些人退场的——在金融圈里混迹多年，我见过无数贪婪、狡诈与险恶的人心，我想这一次也绝不会例外。
不久以后，我们都被裁员，我变成了自由之身，再没有金融从业者的各种法律限制，而且时间足够富余，可以研读各种材料。当时我的身体已有了加速衰老的迹象，但精力尚在，一切顺理成章，我开始追查此事。梳理的过程并不艰难，那一阵子，各种财报、资金往来、股份对价、管理约定、收购公告都在玻璃球的世界里完全公开。我一一搜来，抱着巨大的疑虑研读，我甚至还专门编写了一种算法，作为自己数据分析的助手。但最后的结果却令人遗憾，或者说令人羞愧。我并没有发现预想中的阴谋、隐情或诡计，反而很快发现那些大小股东之所以能将公司的管理权拱手相让，只是因为他们既恐惧又贪婪——作为一个行业老手，我竟然会花费巨大精力去寻找这种老生常谈的原因，这让我难堪了很久。
首先是恐惧。这是显然的，因为大股东们害怕同行捷足先登。在这个数据交易合法化的时代里，尤其在智能合约的时代，不缺优质数据，唯缺先进算法。因为数据可以购买，而算法总是独此一家。这已经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现象了，先进的算法就像一枚银针，无论公司规模多大，银针都能戳破气球。所以，谁会不愿意在手无寸铁的人群里成为唯一握枪的人呢？但判断哪一根是银针，哪一根是貌似银针的头发丝，则极为艰难。算法公司大大小小、千千万万，瓦罕先生的“精灵”算法虽然风靡全球，但也可能仅仅风靡一时，实力远未得到长期验证。我至今不知道我们公司的决策层是如何独具慧眼地选中了它，而后来瓦罕先生带领尖顶公司迅速垄断行业，则证明在这些虎狼之辈里确实有极高明的人，能一眼看出一枚针和一根线的区别。
至于老股东们拱手相让公司决策权，则是因为人类的贪婪。瓦罕先生在并购每一家公司之前，都提供了一份相似的对赌协议，承诺给予公司出资人超乎寻常的利润回报。虽然对赌协议一直是保密的，但我相信收到这份对赌协议的公司肯定不止一家，而只有我们公司的大股东慧眼识珠，或者说具备奇特的想象力，相信了这个近乎天方夜谭的利润对赌。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他们是正确的，瓦罕先生带领尖顶公司垄断了全球行业，随之产生的垄断利润就像气候灾难中的洪水一般涌入公司账户。而在对赌协议里承诺的利润回报，不过是其中的九牛一毛。当那一刻呈现在我眼前时，公司决策层所显示出来的对于金钱的惊人嗅觉、对财富的敏锐与贪婪，甚至蕴含着某种动物生存的哲理，令人惊叹不已。当然，这种分红只持续了两个季度，原因很简单，并非因为任何逾规之举，而是因为发生了机器乱局。
如今往回看，我们是瓦罕先生此后一系列收购中的第一家。先抢占金融领域，经济的核心，这显然并不只是见机行事，而应该是深谋远虑的一步。后来的事情进展很快，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瓦罕先生都以同样的算法技术入股一家标志性企业，同样以小控大，随后横扫行业，不是斩对手于马下，便是迫之俯首称臣，攻城略地就像收割麦子一样干脆利落。事实上，就在人们被辞退的时候，他正在渗入各行各业；当人们陷入失业酗酒时，他正在建立垄断地位；当人们抑郁自杀时，算法、程序、代码却在每个行业里彼此吞噬融合。
我埋头研读那些几乎无人关注的材料，所见的不是数据和曲线，而是一场世界大战、一场新技术的涤荡冲刷。每个行业都出现了垄断巨头，每个垄断巨头都用同一种算法，它们都是“精灵”算法的变种，犹如无数孪生兄弟相互搏杀、倾轧、吞噬，最终融合为一体，仿佛基因代码的自我演化与优胜劣汰的过程。你应该还记得，在气候灾难时，我们为了提高人类的救灾效率，取消了法律对技术的限制。《AI法典》的第二十一条规定，一切因为技术发展所导致的自然垄断，不拆分，不审查，而是任其像蚜虫、浮萍、旅鼠一样生长繁殖。这条法律当然无懈可击，它带来了无法拒绝的回报。三千隔都的建立、有条不紊的移民、玻璃球的升级，可以说人类的幸存几乎全都仰赖于此。但是，它同样给人类投下一个阴影，因为一种不再受控的技术，也许会和气候灾难同样可怕。
那时候，我已经觉察到现实世界里的行业分界线已经模糊，所谓的市场、需求、购买、供给等几千年来近乎自然规律的经济法则正在分崩离析，人类的厄运从此接踵而至。辞退、失业、破产、流离失所，那种只有战争才会带来的社会动荡，犹如一串串连环爆炸声，正在现实生活中回荡。而更令我惊愕与难堪的是，瓦罕先生的行为完全合理合法，毫无瑕疵，仿佛失业大潮和社会动荡都是市场经济的原罪，仿佛我一直以来所信仰的理性力量中，隐含着巨大的逻辑漏洞。
那时候，不，现在也是如此，我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我研读了那些收购公告与财报，掌握着每个行业的收购案，以及隐藏在它们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股权关系。这些复杂幽深的路径，最后都指向瓦罕先生。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事实，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形——几乎所有行业的命脉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地球上的人，无论失业的还是仍在工作的，归根结底都要仰其鼻息。古往今来的帝王、商贾、政客都不及他更有权势，翻云覆雨对他而言真是易如反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他这种地位。是的，技术催生的新事物总是前所未有的、难以定义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那张全球隔都事务局发布的财富榜单上，本应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的他，却挤在一群垂死挣扎的富豪中间，这不能不令我生疑。而更令人惊愕的是，这张财富榜是AI平台根据海量数据自动生成，绝不至有任何差错。所以，我一开始只是怀疑，瓦罕先生在收购时签订的保密对赌协议里，也许还有外人不知的条款。但是当我将各个行业垄断巨头的股东财富数据与财富榜上的数据做了对比以后，发觉当中的鸿沟犹如宇宙爆炸到人类诞生的距离，无论如何也不能轧差凑齐。也就是说，有一笔无法形容的财富被故意藏匿了。
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事情。它令我意识到，自己多年自诩的经验丰富与见多识广，也许恰恰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说到这里，先知嘴巴张开，像鱼儿那样一张一翕。杜克心领神会地跑进洞穴的深处，取出一只棕色的小木碗，然后站在先知跟前，从腰间取下皮水袋，将清水注入木碗，流水声清澈地响着。先知接过木碗，喝了一小口，几滴甘露浸润了枯木，皱纹交错的脸上露出一丝畅快。
洞外的光线愈来愈亮，太阳即将露出地平线，荒漠的气息温暖而干燥。杜克又躬身向前，为先知斟满水。那小木碗在先知手里，纹丝不动。碗中之水平静如镜，映出晨曦的光芒，映在先知的脸上。随着阳光渐起，先知的精神愈发抖擞，就像注射了某种激素。他手里的那一小碗水仿佛是救命的甘露，这株濒死的老树正在复活。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我问道。
先知又喝了口水，喝得很专心，小心翼翼，就像在走一座独木桥，仔细思考着每一个落脚点。杜克已经坐回到地上，双手抱住膝盖，目光呆滞地盯着先知，水囊和背包靠着洞壁，显然他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
“就是他宣布开源‘精灵’的代码的事。”先知缓缓答道，“当时他在旷野大厅宣布免费开源‘精灵’的代码时，整个地球几乎都沸腾了，但我却大吃一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相当于一个君王向每一个手无寸铁的臣民免费赠送一把火枪，相当于向所有人展露自己的命门所在，相当于亲手砸毁了自己建起来的商业王国——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无异于自杀的决定，除非他早已研制出更优秀的算法系统，所以才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个初级版本。但技术开发周期漫长，必然会出现前期的巨额投入，而我在所有的公开报告里从未发现过任何的异动痕迹。”
先知抬起头，对我微微一笑，因为病容而深陷的眼眶如水纹一般皱起，嘴唇灰白，不知是什么病症，仿佛已经病入膏肓。“你知道，直觉和灵感大多是经验的积累。我阅读了那么多材料，观看了那么多视频，研究了他那么多发言，我在潜意识里其实早有一种判断，只是一直不敢面对。但是到了那时候，我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个判断了——瓦罕先生，也许从来就不是人类的一分子。”
洞穴里的晨曦忽然显得阴沉。坐在地上的杜克缓缓沿着洞壁站了起来，而我瞪着苍老的先知，不知该说些什么。先知似乎并未觉察到我们的惊愕，他将碗放在石床上，轻轻咳嗽了一声，继续说下去。
没有一个人真正见过瓦罕先生，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面对面地相见。自从移居到三千隔都之后，这种曾经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特例，现在人类几乎全部寄生在玻璃球里，就像双锯鱼之于海葵，寄生蝇之于飞蛾。相互询问故乡与籍贯不再是一种社交的习惯，见面、吃饭、聊天、喝酒、握手、拥抱，都像落定的尘埃一般渐渐消失，甚至做爱也因为机器子宫的出现，变成了一种奢侈。人们都习惯了在虚拟神经线路上彼此连接，体验性爱高潮。现在我们在玻璃球上相互问候，仿佛彼此关切，其实却是矫饰的感情、伪装的语言，都是我们忧伤与惆怅的一件外衣。是的，我们仿佛在一起，其实彼此分离。我们虚拟地活在世上，却真实地拥有孤独。正因为这样，我想“精灵”这种聊天机器人才会风靡世界。
那时候，一切技术进步对我们而言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会天真地追问这个算法工程师来自何方，而质疑他是否属于人类，那更是天方夜谭。我们在玻璃球里谈判、交易、下单、订购、交谈、相互倾诉或哭泣，这就是我们眼见的事实，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瓦罕先生没有将自己隐藏在全球财富榜的深处，如果他没有开源“精灵”的代码，我也不会从源头上，从本质上质疑他的存在。而现在，这种怀疑就是一块磁铁，只要出现了，一切证据都会像铁屑一样自动吸附上去。就像你怀疑自己得了不可救治的变异性肺癌（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你发现所有的证据都会向你证明，这确实就是一种基因遗传的不治之症。
我仔细地回忆过往的一切。他不断收购企业，收编一个个行业，摧枯拉朽一般攻城略地，而失业的巨浪与他收购的高潮几乎同步出现。这是巧合吗？他的收购是如此隐蔽低调，如果不是我费尽心力跟踪，那些迷宫一般的利益链条、转弯抹角的交叉持股、复杂难懂的多边协议，又怎能被读懂？他掌控全球经济和权力的事实，又怎能被发现？他几乎以一人之力登上财富与权力之巅，实际上控制着整个世界，超越了亚历山大、凯撒、秦始皇，绝对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传奇，这样的故事你又怎能相信？我小心翼翼地检查他的公开履历，像妇产科的护士梳理着婴儿的胎毛。是的，他从一名开发“聊天机器人”的算法工程师起步，成长为精灵公司的创始人，再到席卷全球的兼并收购，直到他宣布开源代码，没有一丝可疑之处——男性，单身，四十九岁，出生在阿姆斯特丹，父亲身上有日耳曼人和中国南方汉族人的血统，母亲是爱尔兰人与波兰犹太人的后裔，他还有一个妹妹，但他们全都在一场飓风里亡故——气候灾难中最常见的悲惨故事。灾难以前，他在欧洲低地的几个城市辗转，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和汉堡大学上过学。那些地方虽然都已毁灭，但相关数据都无一遗漏地迁移到玻璃球里，全都确凿无疑。
气候灾难之后，他移居北方最大的隔都，就是罗拉居住的那片巨大的北极都市圈。他肯定还去过其他地方；没有人会透露自己的行踪或者真实的居住地，他也不会。但在玻璃球上你随时可以联系到他，他并不躲在黑暗里，但显然他也绝不喜欢被阳光照耀，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与这个世界若即若离。在众多富豪之中，他也不温不火，仿佛在有意混入其中，避免暴露——你相信这一切吗？你无法不相信，就像在气候灾难以前你无法鉴别一份完美的简历，以假乱真的赝品总是使人放松警惕。
我继续搜索，他的公司注册在虚拟空间里，并无实体办公室，这是隔都时代的普遍情形。公司所有的员工、客户、供应商信息，包括他当年同学的名字，都赫然列在玻璃球里。我想既然见不到瓦罕先生本人，那么就去寻找在线下见过他的人。我继续深挖，绝大多数人都联系不上，后来终于有一个已经离职多年的员工勉强愿意线下见面，因为我答应付费给他。
我们约在一个高纬度的隔都，他戴着口罩出现在约定的咖啡馆里——唉，虽然那种肆虐全球的病毒已经消失快三十年了，但这些宅居在家的独居者像被洗了脑子一样，依然过着备受惊扰的日子。我擅长面试，事先设计了一系列问题。当时还是失业大潮的时代，我富有吸引力的付费标准，保证了足够的时间。但这场会面还是草率告终，因为实在问不出太多信息。他虽然是公司三千多名注册员工之一，但工作地点是在家里，在职不足一周。他不清楚公司内部管理架构，没见过任何一个同事，没参加过任何一次会议，更别提线下见过瓦罕先生本人。他只是投递了简历，便获得了入职确认函，每天的任务是在家登录玻璃球上的某个站点，负责测试“精灵”软件。而所谓的测试，就是聊些家常、说说笑话，或者恐吓、吓唬、咒骂，随心所欲，什么都可以做，唯一的要求是保证工作的时间与强度。这场会面令我兴味索然，但他却自吹自擂，为这种毫无意义的琐碎性工作赋予了钻石般的价值。如果没有他的帮助，他说，“精灵”不可能挖掘到人类最微妙的情绪和需求，变得那么灵巧聪慧，那么体贴人心，以至最后能风靡全球。我当时告诉他，对一款成熟的软件而言，你不足一周的工作量犹如水滴之于大海，不值一提。这句当时惹他不悦的话也警示了我。此后我又找到了很多愿意收费见面的人，十九个男的、八个女的，一共二十七人，他们都在夸大自己的贡献，仿佛没有了他们，“精灵”就是一堆垃圾。每当那时，我便保持谦虚与沉默，在欣赏完这种表演后，除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宏大的事业里，每个人都倾向于夸大自己的贡献”以外，一无所获。
这些人彼此从不联系，与其说他们是公司的注册雇员，不如说他们是自由职业者，甚至只是体验新产品的志愿者。而当我更深地潜入公司的数据后，瓦罕先生这种独特的招聘方式便显得更为惊人。他的算法公司竟然没有一个长期雇员，每个人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进进出出，每日不停。虽然很难精确计算，但可以肯定，一个员工从招聘到解雇的平均速度，不会超过七十二小时，所以虽然公司只有三千个员工名额，但其实至少应该雇用过几百万个员工，也许有上千万，而且全是产品检测员之类的角色，没有一个人涉及算法与编程，哪怕沾上一丁点边。于是，没有程序员、架构师、产品经理，没有合伙人、供应商、营销人员，仿佛那一整套复杂、精巧、体贴得犹如一个红颜知己的“精灵”软件，全都出自瓦罕先生一人之手。
就这样，我一直寻找着瓦罕先生，我在玻璃球如山的资料堆里穿行，寻找他曾经联系过的人，我最终也没有找到瓦罕先生的亲人、朋友、同学，没有找到他公司里的任何长期员工，没有找到帮助他完成一系列复杂收购的任何助手。他显然是一个光杆司令，人们只在虚拟空间里见到他，但没有一个人真实地见过他。
就在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接近那个谜底的时候，也发觉自己渐渐地越来越像瓦罕先生了。虽然我已经老了，余生不多了，却仍然像个少年一般不自觉地模仿着他，穿着、神态、语气、用词、声音、步伐，模仿他的一切，甚至我也开始赤足行走，穿上了大氅似的袍子，就像瓦罕先生的样子。人一旦沉迷在某件事情里，脸上就会映照出这件事来。最终，我发觉瓦罕先生不仅映照在我的脸上，也映照在我的心灵里。我于是理解，或者说我所寻到的所有证据，都让我自己体验到一个结论——瓦罕先生很可能就是整个机器本身，一个自我虚拟的形象。也许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但当这个结论最终站在面前时，我依然生出一阵寒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