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十二章 电话铃不停地响 第十二章 电话铃不停地响.2
“请跟我来，长官。”他想把我锁进带隔栅的后座，我不干。我像电影中那样对他说，我可以不作声地跟他走，但是要坐在前座上。
我们走进设在五角大楼地下室的警察局。一位巡佐坐在办公桌后面，已做好审讯人并向他们宣读“米兰达权利”的准备。我可没想到会有这一幕。突然，一位警察中尉出现了。
“将军，您在这儿做什么？”他问。
“我想他们要逮捕我。”我说。
“这事交给我吧。”他对那位巡警说。然后他转向我说：
“您可以回办公室了。我会让人把您的枪送还给您的。”
我回去后，我的秘书南希·休斯向我解释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来，五角大楼4层（那是空军的地盘）上有位警惕性很高的秘书看到底下的停车场上有两个人在摆弄一支步枪。恐怖分子！她立即打电话报警。聪明机智的南希听到风声，立即通知了一个叫库克“医官”的人。
国防部是由国防部长掌管的，但是这栋大楼却是由戴维·O·库克“医官”说了算。名义上，“医官”是负责行政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可实际上，他是首席大管家。楼上有人不好好干活，需要教训一下？去找“医官”。你是助理部长，想要一个本该有的专用洗手间？“医官”可以办到。你在有名气的滨河大门口的停车场找不到车位？找“医官”试试看。需要解救一位即将被警察逮捕的少将吗？“医官”可替你效劳。“医官”的权力大着哪，他是五角大楼的教父。像凯斯特这样精明的人，在“医官”面前也得甘拜下风。“医官”当过海军上校，对军队中的官僚机构了如指掌，他还当过律师，自有律师那样的心计和头脑。没有库克“医官”，五角大楼早上连大门也开不了，因为别人不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在“医官”和南希两人的安排下，我获释了，而且无需交保证金和保释金，也不必再受难堪。
我母亲去世前受了好多罪。5年前，她发生过一次心力衰竭。恢复健康后又患了癌症，不得不切除乳房。后来心脏病第二次发作。到最后，就像我父亲去世前那样，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纽约去。尽管她总是在受罪，可她的精神却从未颓唐过。当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她发出了牙买加人惯常的那种吸吮的声音，接着来了一个翻译不出来的“啾！”“啾，科林哪，你就把我放到外边，在我身上盖些常青藤，以后就甭管了。”我感谢上帝赐给我艾达·贝尔。此时她已经在我妈妈家寄宿了25年。我父亲患绝症期间，贝尔小姐帮过他。现在她在为我母亲做着同样的事情。我欠艾达·贝尔的情，今生今世也还不完。
莫德·鲍威尔于1984年6月3日去世。此前一周，我知道她快不行了，就开车带着全家回了一趟纽约，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探望她了。我的妻子和3个孩子对我母亲那种亲近之情，使我深受感动。孩子们全都称她“宝贝”，他们之所以挑选这个让人开心的称呼是因为她总是这样称呼他们。
父亲对我长大成人具有楷模性的影响，母亲对我的影响同样重要。我从她身上学到了终生受用的好习惯：勤奋工作，严于自律。她在失去工作能力之前从未停止做事。然而，虽然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她那全心全意的母爱却并未因此而稍减。我永远无法理解，她每天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做那么辛苦的工作，何以能做到使我姐姐和我从未有得不到母亲的百般照顾之感。父母是无法选择的，我有这样的父母，真是再幸运不过了。
葬礼在南布朗克斯区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那是我们家以前常去的教堂，现在已经被现代派接管了。以前对我是那么有意义的一切，那些画像，那些诗，那些礼拜仪式，现在全都变了。教堂现在采用新的礼拜形式，而且圣玛格丽特教堂这位年轻的现任牧师把现代风格发挥到了极点，他居然把上帝变成了一个没有性别的普通人。我知道我怀念往昔那些程式是感情使然，而不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但是，发现自己据以成长的信仰基石原来是可以移动的，却使我不能坦然。我母亲得到的是一次不分性别、低调而毫不隆重的安葬仪式。我不记得我听到牧师何时提到“上帝”一词。我低声自语：“别担心，妈妈。我们以后重新为你举行一次更庄重的仪式，因为你是不想这样离去的。”
卡普·温伯格是个狂热的亲英派。他的言谈举止，他的外貌，他那种永不道歉、永不解释的贵族派头，确有某种英国味儿，只有口音不像。正因为如此，部长在被邀请参加著名的牛津大学学生联合会辩论时，他抗拒不了这一诱惑。学生们请他去同牛津的一位名叫E·P·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对垒，题目是《从道义上说，美国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差别》。美国驻伦敦使馆的官员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恳请部长不要去。牛津大学的学生左得很，擅长口头攻击，而且谁的账也不买。使馆官员说，这样的辩论是不可能赢的；倘若输了，欧洲新闻界会做出一些令人难堪的报道。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是部长的坚定盟友和个人朋友，她也劝他三思。反对部长应战的人说，堂堂美国国防部长去干这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事情是不得体的。但他们的理由只是更加坚定了温伯格的决心。
我们于1984年2月27日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次日
凌晨抵达伦敦。温伯格还要忙一些别的事情。我注意到，飞行途中他只草草地浏览了一遍他的辩论讲稿。那天晚上，我陪他参观了牛津联合会的各个大厅，从历届首相的挂像旁走过。这些首相自己的辩论才能也是在这里锻炼出来的。我坐到为我准备的位置上，看着我的上司走上讲台，手里拿着2号铅笔阐述他的反方立场。这间座无虚席的大厅内的学生们就像古罗马剧场内等着看一名基督徒被扔给狮子的好戏的罗马人一样。汤普森教授是个大名鼎鼎的辩论能手。
在部里忙乱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长官原先当过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书籍评论家，还曾是一位酬劳颇丰的律师。他那天的发言十分精彩。“我请你们只想想一件事，”他在发言快结束时说。“今晚你离开这里，午夜不会有人来敲你的门。”他是以微弱比数获胜的。温伯格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从未见他像今晚这样兴奋。虽说在我们眼中他的胜利是明白无疑的，但我们还是预先采取了一点保险措施。牛津辩论的胜者是通过分别计数从正方出口和反方出口离场的人数来确定的。我们事先告诉我们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及秘书，一定要从反方的出口出去。
我知道，尽管温伯格外表很镇静，但是贝鲁特机场上的海军陆战队兵营被炸这一不幸事件使他深感痛心。我是在他交给我一份奇特的文件草稿时认识到此事使他所受创痛之深的。他要我看看这份东西，然后交给政府的国家安全班子传阅。温伯格把他当律师的智慧都用在对美国何时应该、何时不该向国外派出军队的分析上了。他上了诸如“隔离部队”、“军事存在”这类花哨字眼的当。原来这些字眼意味着使美国军队在没有明确使命的情况下处于危险境地。他反对以最糟糕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军队。他提出了决定美国出兵海外的六项原则。
温伯格的对头舒尔茨拒不考虑他的建议。我看到，这两个人不断发生口角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已经存在好几个月了。国务卿常常准备派出美国军事力量，甚至派到像黎巴嫩这样没人争的地方。如果你无需时不时地敲打某人以显示你的实力，那又何必在那里保持一支军事力量呢？他的对立面，即那个要对前去流血牺牲的军队负责任的那个人——温伯格，则主张只在至关重要的地区投入力量。
温伯格不仅要在政府内部推销他的指导原则，而且想在那年夏天作公开宣传。我们已开始考虑设立演讲台的可能性了，可是白宫负责竞选事务的工作人员禁止在总统选举结束前发表任何这类有争议的演讲。里根连任后，温伯格于11月28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讲话。我跟他去了，听他说明他建议“我们权衡在国外使用美国作战部队时”需要考虑的几条标准。（1）只有在我们或我们的盟国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才用兵；（2）如果用兵，一定得拥有取胜所需要的一切资源；（3）用兵要有很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4）做好在目标改变时改变用兵决定的准备，因为战争很少是一成不变的；（5）只承担那种能得到美国人民和国会支持的义务；
（6）用兵只能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一招。
简言之，要看国家利益是否受到威胁。如果是，那就用兵，而且一定要取胜。否则就别插手。
克劳塞维茨若听到他的建议，肯定会为他鼓掌。后来，在就派兵参战问题向总统提建议成了我的职责的时候，温伯格的上述标准成了我的实际指导原则。然而，在他发表这一讲话的当时，我很担心温伯格公开宣布的标准过于明确，很容易被潜在的敌人钻空子。
1985年5月，我接到邀请，要我在威廉—玛丽学院举行的后备军官训练团授衔仪式上讲话。从我站在纽约市立学院的阿罗诺维茨礼堂接受我自己的少尉军衔至今，已经是27年过去了。我今天为之授衔的学员之一是迈克尔·鲍威尔。当仪式进行到该我主持宣誓时，我命令学员们转身面向在场的父母和亲友。这一招是我从神枪手埃默森的退休阅兵式上偷学来的。轮到迈克上台时，他不仅得到了军衔，而且还得到了父子间紧紧的拥抱。这是个标志着子继父业的令人激动的时刻。在场的人中，坐在阿尔玛身旁的还有迈克的两个妹妹琳达和安妮玛丽。琳达是该学院二年级学生，安妮玛丽则即将入读该校。我开心地想，当年因拥有奴隶而深感不安的托马斯·杰斐逊一定会对鲍威尔家的孩子进入他毕业的这所学校接受一流教育表示赞赏。
刚被授予少尉军衔的迈克被分配到装甲部队，他想开一辆新车到诺克斯堡去接受该军种的基础训练。我试图说服他再等一等。因为他最终要到德国去，我认为最好到那里去买一辆欧洲车。迈克不依。他已经开够了捡我的那辆“富豪”了，特别是在经历了那次拖车事件之后。一天夜里，由他把方向盘，我用绳子在前面拖，就这样把这辆趴窝的“富豪”拖了90英里，从里士满一直拖到家。拖着车走真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迈克对爸爸的抠门儿已经忍无可忍，现在非买一辆新的“本田”车不可。我把他带到一位本田车经销商那里去，教给他讨价还价的艺术。我花了3个小时，先后同5名推销员、3位经理砍价，这使迈克尴尬至极。但终于按我们的价钱把车买下来了。
到这时，我已在干买下破烂不堪的旧“富豪”车，然后再使它们像圣经中的拉撒路那样起死回生的营生了。人们已经开始向我求购我装修的“富豪”车。还有的人很乐意把他们的行将就木的“富豪”送给我。我会把它们修好，喷上厄尔·施赖布公司价值99美元的漆，然后再卖出去。我的生意很红火。我甚至想领一个经销商许可证，但是弗吉尼亚州认为迈尔堡不是一个合法的商业地址。过去10年中，已有30多辆“富豪”车经过我的手获得了新生。要是瑞典颁发废旧汽车回收利用的诺贝尔奖就好了。
我每天在温伯格办公室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浏览写给他的信件，确定哪些需要他亲自过目。1985年6月17日的一份来函使我很惊讶。那是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方针文件的初稿，题目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上面有白宫的台头，收件人是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务卿舒尔茨，密级为绝密。在给我们的那份8页纸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方针”文件上还标有“国防部长亲启”的字样。不过，温伯格希望所有来函都先由我筛选一遍。我在浏览这份文件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它的实际含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想像基辛格一样流芳百世。以前担任过麦克法兰现在所担任的这个职务的基辛格，曾同尼克松总统一道显示了敢于想不可想象的事情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关闭了一代人之久的大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份文件建议同伊朗开展对话，包括为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伊朗政府提供武器。伊朗现政权把52名美国人质扣押了一年多，美国正式宣布伊朗为恐怖主义国家，里根总统表示永远不同它打交道，美国一直抵制而且敦促所有盟国也一道抵制伊朗这个同炸死美国在贝鲁特的241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案有牵连的政权。还有任何比这更大胆的想法吗？我把这份东西交给了部长，还附上一个建议：让里奇·阿米蒂奇也看一看。我急切地想知道温伯格的反应。
文件送回来后，我真为我的上司感到骄傲。温伯格在文件的封面上写道：“此文太荒唐，不值一评……这就好比邀请卡扎菲到华盛顿来攀交情。”（卡扎菲是利比亚的反美铁腕人物）
在一般情况下，温伯格觉得麦克法兰这个人像一块茅坑里的石头，难以接触，因而不愿同他打交道。但是在麦克法兰的锦囊妙计被冷落之后，他要求见温伯格。我看到平时对人冷漠的麦克法兰是怎样巴结温伯格，而温伯格坐在他那张潘兴办公桌的后面，脸上挂着一副“我才不轻信你呢”的木然神情。麦克法兰争辩说，这个大胆的主动行动能把伊朗的温和派争取过来，使我们能在苏联填补我们留下的力量真空之前再回到伊朗去。而且，此举还能使得目前被扣押在贝鲁特的7名美国人质获释。
温伯格说：“伊朗仅有的温和派，现在在坟墓里才能找到。”扣押人质是这个政权支持的，指望这个政权能在释放人质方面表现出诚意，那是愚蠢的。他对麦克法兰说，霍梅尼政权的邪恶程度只有苏联可以与之相比。麦克法兰走后，温伯格对我说，他希望以后再也不要听到这种胡言乱语。国务卿舒尔茨也同样坚决地谴责了这个武器交易。这是他和温伯格两人之间很少有的意见一致的方面之一。
温伯格有个习惯，喜欢把当天发生的事情记在小白纸簿上。这些笔记的内容五花八门，从“就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问题、与麦克法兰谈话”到“为他的爱犬基尔蒂请兽医”等等，什么都有。他每写完一本白纸薄，便把它放在办公桌右手中间的抽屉里。抽屉满了就收进一个壁橱。他曾对我说，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这些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笔记簿能否算作“日记”呢？由于有了麦克法兰的用武器换人质的计划和其后的伊朗—孔特拉丑闻，它有朝一日对于卡斯珀·温伯格——
也对我——会具有法律意义。
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此时已担任陆军参谋长的约翰·威克姆用他的热线给我打电话。他有些消息要告诉我。我原定当军事助理的时间为两年，这时间快要满了。因此，我随时准备接到命令，而威克姆带给我的确实是好消息。我将被派往德国接任第八机械化步兵师师长。我要替换的是查尔斯·“比尔”·戴克少将，他是陆军中最有朝气的军官之一。当晚我回到迈尔堡的家中时很有些飘飘然。我将告别首都的官场，回到真正的军旅生涯中去了，而且是在阔别德国27年之后重返那里。在后来一次随部长到西德去时，我借机造访了戴克，听他介绍情况。我急不可待地要去接管那个师。
我的欢乐持续了3个星期。威克姆到我的办公室来了，我觉得这不是好兆头。“科林，”他说，“我对你的指挥才能毫不怀疑。”
“是的，但是……”我说。
“但是温伯格部长一直跟我提这件事。他说他对你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同你的关系很不寻常。你在这里起的作用比在任何野战军指挥岗位上都更加重要。我今天带来的恐怕是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
我不用算卦也能猜出他带来的坏消息是什么。
“我再找一位师长并不难，”威克姆接着说，“部长说他这里需要你。所以你还得留在这里。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是，一年左右之后，我们会让你指挥一个军。你不必经过师长这一级就可以当军长。”
威克姆走后，我走进温伯格的办公室，当时他正在嚼一块长形巧克力。他像一位刚刚制止了一个要离家出走的浪子的父亲那样招呼我。“这么说，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你留下来，”他说，“明年，你就不是指挥一个师，而是两个了。”像部长这样的人自然懂得防务策略，但却不懂得陆军中的规矩。
我越过师长一级直接升为军长并不一定会受到同事们的钦佩。事实上，有些人会对这种做法表示反感，发些有关“政治手腕”的议论，而且他们这样议论也是颇有道理的。威克姆向我保证说我的情况不同，这样做不会激怒那些鲁莽的家伙。我却不信。我还记得那位曾得到白宫奖学金的同事，他虽然通过施加政治压力而被提升为上校，但他的军事生涯也就此完结了。然而，今后这一年，我除了部长办公室外面那张桌子之外，是什么也指挥不了了。
每天早上我都会收到一个黑色的塑料箱，里面装的都是传递于世界各地、被我们的电子监听公司——国家保密局——所截收的最机密的情报。一天早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助理阿瑟·马罗海军中将来我这里，使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国家保密局截收到的一些最令人感兴趣的情报，部长办公室竟没有收到。于是阿瑟便自行决定把被扣压的材料拿给我看。我看到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一些花钱收买的外国中间人显然正在里根政府某些官员和所谓的伊朗“温和派”之间撮合一项武器交易。麦克法兰的建议显然正在积极地实施。这些信息的内容固然令人惊讶，但同样使我不安的是，为什么不让部长办公室知道此事？
我把这些截收到的情报拿给温伯格看。他每次给麦克法兰打电话都试图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国家安全顾问始终守口如瓶。最后，有一天，温伯格实在气极了，他把我找去说：“科林，我们是从什么人那里得到这些材料的？”我解释说，是马罗将军偷偷给我们的，他是从国家保密局弄到的。
“果真如此，”温伯格说，“难道国家保密局不归我管吗？”
我说应当归他管，它是属于国防部的。国家保密局局长威廉·奥多姆中将是温伯格的部下。温伯格说：“你给奥多姆将军打个电话，问他是在为谁工作？”
我回到办公室就给奥多姆打了电话，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感觉到了一个受夹板气的人的两难处境。麦克法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倚仗白宫的权威，指示把截收到的这些情报送给极小的圈子看，把国防部排除在外。我们立即澄清并纠正了这件事。
温伯格继续斥责同伊朗的这种武器交易。看来，这笔交易把最卑鄙的不良商人都吸引来了。不过，对总统的忠诚仍旧是温伯格思想中的一条主线。
拟议中的这个武器交易是个糟糕的主意。但在当时，这只是个坏政策，还不是致使总统倒台的犯罪行为。高级官员不能一同总统有分歧就大动干戈。而且，在当时看来，这个计划由于其本身的愚蠢，迟早会破产。但是，我们低估了总统对这个计划的支持，也低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把它付诸实施的决心。
这项武器交易对里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有可能使人质获释。人质的家属来到白宫，总统无论到哪里去发表讲话，他们都跟着他。他们的呼吁影响了他。总统希望人质能获释，而且愿意为他们的获释承担政策上的风险。我本人也认为人质被恐怖分子扣押对于个人来说是悲惨的事情，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来使他们获得自由。不过，不能让对外政策方面的决定受到扣押人质和恐怖行径的左右。赎金，不论说得怎样委婉，毕竟是赎金，是决不应当付的。向扣押人质行径和恐怖分子让步只能证明他们的武器有效。
1985年12月初，麦克法兰决定辞去国家安全顾问职务。那个可能接替他的人并未使我们受到鼓舞。在我陪同温伯格在欧洲参加北约组织的一次会议期间，部长接到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威廉·凯西的电话。卡普挂上电话后对我说，凯西很恼火。麦克法兰的副手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是最有可能取代麦克法兰的人物。凯西说：“卡普，他根本不胜任这项工作。”波因德克斯特缺乏做这项工作所需要的那种深度和广度。凯西希望温伯格利用他对总统的影响帮他打掉对波因德克斯特的任命。
我同波因德克斯特打过交道，对他是否适合担任这项职务自有我的看法。他这个人很有才气，但是是狭义上的、纯技术意义上的才气。他宁愿用电脑同隔壁的一位同事联系，而不愿与他面对面交谈。有一天我打电话同他讨论《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一条有点麻烦的报道。“我从来不读《华盛顿邮报》。”他告诉我。
“你不必同意你读到的东西，”我说，“我也常常不同意我读到的东西。但是，你要在这个城市里做事，就必须知道像《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在说些什么。”
“我也不看《纽约时报》。”约翰回答说。
温伯格的确给白宫打了电话。“总统先生，”温伯格说，“我听说麦克法兰辞职了，你打算让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接替他。比尔·凯西给我打了电话，比尔认为约翰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所以比尔要我给你打电话。我看到，当总统解释他一定要波因德克斯特担任此职的理由时，温伯格不住地点头。温伯格最后说：“总统先生，你若是觉得约翰合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相处得好的。”
1985年12月中旬，温伯格有两个问题要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讨论。一个是有关绝密的F—117隐形飞机的事，二是有关一种军用蜂窝电话系统的问题。英国人研制了一种叫做“雷鸟”的电话系统，法国人也有一个类似的系统，叫做“里达”。两种系统都很先进，我们在数年之中肯定赶不上。这两个盟国都向美国陆军推销它们这种现成的产品，这是一笔40多亿美元的交易。温伯格这次去英国的任务就是要向撒切尔首相解释为什么英国人未能拿到这项合同，而法国人却拿到了。我陪他到了英国。温伯格在准备离开美国大使馆到唐宁街10号的时候，对我说：“科林，我想你应当跟我一起去。我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能把记录记得好一点。”
我们的驻英大使查尔斯·普赖斯也陪我们去了。
我们被带到撒切尔夫人的会客室。那是个安静而舒适的房间，两张长沙发相对摆着，还散放着几把安乐椅。壁炉烧得正旺。首相的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迎接我们。他把自己的姓的发音读成“鲍尔”。这时，首相进来了。她的头发梳得非常讲究，穿的套装看来也花了心思，显得既庄重又有女人味。
温伯格设法先从比较容易的问题入手，来执行他的艰巨使命。他首先谈到F—117战斗机的问题。他刚开口，首相就打断了他。
“亲爱的卡普，我希望你知道，有关“雷鸟”系统的这桩恶心事是多么令我烦恼，”撒切尔夫人开口道，“无论你说什么都不能使我相信没有在关键时刻进行过卑鄙的勾当。我们受了骗。你听见了吗？受骗了。别想对我说事情不是这样。”
这两个人是彼此钦佩并互有好感的，特别是在福克兰战争中卡普大力支持了撒切尔之后。他一动不动地听着她继续数落“卑鄙的勾当”和“上当受骗”。当她终于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温伯格刚想解释一下美国的决定，首相毫不客气地又把他的话头打断。“法国人！”看她说这个字时的神情就好像是在说一个难听的绰号。那些可恶的人显然做了些不得体的事。“我肯定他们没有光明磊落地行事。”说到这里，她转向我：“年轻人，这段话不要记。”此后的10分钟，她继续表达她对法国人的看法和对她的美国本家的失望。最后，温伯格再度试图耐心而讲理地作出解释。“别说了，卡普，”她像一位女教师斥责小学生那样说，“我说了，肯定在关键时刻干了卑鄙的勾当！我不是说了你不要对我讲事情不是这样吗？你没有在听我讲话吗？”
在旁观者看来，这番表演实在很精彩。但我从温伯格脸上那被霜打过似的表情可以猜出，这个发泄对象却感到很不舒服。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公开场合那种铁娘子形象是决不掺假的。她肯定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领导人之一。我可看到她那张有名的利嘴是怎样劈头盖脸地教训温伯格的了。
每当我们以为那个武器换人质建议已经被腰斩了的时候，温伯格却从白宫带回来消息说此建议鼓噪得更响了。一次他从白宫回来后，让我了解一下，如果由以色列把他们库存的武器交给伊朗人，我们能用什么办法为以色列把这些武器补充上。我到国防安全援助局去找了汉克·加夫尼，要他准备一份有关各类武器转让所牵涉的法律问题的备忘录。国防安全援助局是国防部的一个单位，专管向外国销售和供应武器事宜。由于我知道温伯格对此事并不热心，就要加夫尼多强调消极方面。他作了答复，说是为以色列补充武器的恰当途径是依据《武器出口管制法》来办，该法要求把这种武器转让的始发地和最终目的地通报国会。而这正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想披露的情报。就在温伯格要去白宫再次开会的当儿，我把这个备忘录交给了他，希望这一次我们可有了能把这个害兽置于死地的杀手锏。
1986年1月17日，总统签署了一份绝密的《必要性的审查结果报告》。该文件声称，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是符合我国利益的。这个武器换人质计划尽管缺乏周密的考虑，但现在已经成为合法的了。所谓的“伊朗—孔特拉事件”后来之所以被认为是非法，是因为其他原因，即把销售军火的收入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以及参与此事的人在国会作伪证。总统签署这份报告的第二天，温伯格便接到将之付诸实施的命令。他指示我作出安排，把4000枚（后来增加至4508枚）“陶”式导弹——一种反坦克武器——拨给中央情报局。这样做所依据的是一项叫作《经济法》①的联邦法律，它允许政府各部门之间可在物资方面互通有无。就陆军方面而言，这个计划是合法的。这些“陶”式导弹将由中央情报局转让给伊朗。
①注：《经济法》规定，一个政府机构可向另一政府机构提供物资或服务，但必须是在接受一方向提供一方支付全部款项的情况下实施。——见《美国法典》第31卷，中文版第1535页——译者注。
温伯格支持这种间接的办法，因为他觉得，向另一个国家秘密供应武器是中央情报局的事，而不是他的国防部该做的事。“我不想同伊朗人有任何瓜葛，”温伯格对我说，“我希望在实施这项任务时尽可能把我们部撇开。”我们把转让“陶”式导弹这件事看成必须尽快从家中清除出去的垃圾。
我给此时已经当上陆军副参谋长的马克斯·瑟曼打电话，要他们“陶”式导弹给中央情报局准备好。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对他讲。讨论这个武器计划的事，我几个月前就听说了。但是直到温伯格命令我去办理转让事宜的那一刻我才得知总统已经做了最后决定，要实施这项计划，向伊朗提供武器。
第一批“陶”式导弹交给中央情报局后不久，我接到忧心忡忡的陆军参谋主任阿瑟·布朗中将打来的电话。“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要弄到哪儿去，”布朗说，“但它们肯定不会留在中央情报局。陆军总顾问建议说，你们应当明白，如果把这么多的武器运到外国去，那是应当通报国会的。”
“你把这些话写成一份备忘录给我。”我对布朗说。收到他的备忘录后，我觉得最好还是由我自己来起草一份致波因德克斯特的备忘录，重申如果这些武器要被运到外国去，按照法律是应当通报国会的。我把这份备忘录拿给郁郁寡欢的温伯格看了。将会招致的报应正是他所警告过的事情：在一个不计后果的举措中拿政府的信誉去冒险。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温伯格和舒尔茨举行的每周例行的早餐会上，我把这份备忘录当面交给了波因德克斯特。当时我们有所不知的是，波因德克斯特他们那伙人的确打算通报国会，但是是在3年之后、在里根政府在任的最后一周。倘若及时向国会通报，这个计划本来早就会公诸于众了。
1986年的头几个月，我一直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一面做着眼前的工作，一面计划着离去。至于我的日常工作究竟是什么，简直是乏善可陈。刚上班时可能是挑选需要让温伯格过目的简报，而到下班时则在修改温伯格下一次讲话的讲稿。在当中的时间内，我可能要为首长排解心中的怨气，安排阅兵场周围的栽花种树或者是调换部长餐厅中的服务员。那个餐厅的服务员是清一色的菲律宾人，让外宾看见会觉得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我的大多数任务和我接到或打出的无数电话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在任国防部长的军事助理期间，我还真留下了一个印记。部长办公室在五角大楼的艾森豪威尔走廊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我向来有特殊的吸引力。他是一位不靠疾言厉色或武力威吓来博得敬重或实施指挥的战争英雄，他是一位没有使他的国家卷入每一个麻烦地区的总统，他是一个既懂得使用武力又知道克制的重要性的人，是一个具有坚强的个性因而能采取恰当行动的人。例如，当法国兵败奠边府的时候，正是艾克抵制了要求对越南进行干预的压力。不论他作为军人、总统还是普通人，我都很崇拜他。
陆军、海军和空军的走廊内都布置得像个小型博物馆，而艾森豪威尔走廊内却只挂着几幅画像。我认为，艾克大厅应当存放更能表示对他的纪念的物件，重视历史和传统的温伯格也同意我的看法。为了推行我的重新布置这个走廊的计划，我去找了库克“医官”。“医官”从某个预算小金库内找到了钱，又把他手下那位能干的艺术家乔·皮萨尼给了我。于是我们就干起来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个走廊都用罩单罩着，就好像要办杰克逊·波洛克（美国抽象主义派画家——译者注）作品回顾展一样，整天又是钉又是锯，没完没了。
工程进行到一半时，玛丽贝尔·巴杰来把我拖进大厅。由于纪念欧洲胜利的缔造者的走廊被漆成了指甲红色，她问我们是不是打算开妓院。
于是，我便问那个工头：“你觉得这颜色合适吗？”
“颜色不是我们选的，将军，”他说，“我们只管往上涂。”
原来是工票上把油漆标号弄错了，所以这个走廊还得返工。与此同时，某个捣蛋鬼在走廊里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鲍威尔皮扎饼店，不日即将开张。”
开工9个月后，故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主持了这个重新装修过的走廊的落成仪式。我们展出了一块老的招牌，上面写着“购物站——贝尔—斯普林斯乳品店”，艾森豪威尔小时候每周在这个乳品店工作80个小时。我们摆放了他的西点军校年鉴，翻到有他的照片的那一页。照片下的说明是：“勇猛的德怀特，无畏的唐……他是全队头号美男子。”在玻璃陈列柜中，展示着能使人想起这位曾发出决定命运的诺曼底登陆命令的盟国领导人的戎马生涯的各种物件。从展品中，你可以追寻艾克的生活轨迹，从堪萨斯州的阿比林一直到白宫。今天，这个走廊成了参观五角大楼的游人必到之处，也是我永远引以自豪的业绩。
3月25日，我和阿尔玛坐在大概是全华盛顿最气派的所在——国务院的外宾接待厅内。这是温伯格借来为我举行送别晚宴的地方。我接受了这番美意，把它看作友谊和我同温伯格之间近乎父子般亲密关系的象征。次日，卡普亲自为我加上了随着我的军长新职务而来的第三颗星。
我是经过威尔·塔夫脱的游说才得以离开五角大楼的。在我的诸般请求均告失败之后，威尔出来帮忙，终于说服温伯格坐下来考虑一个替代我的人选。温伯格的新任军事助理将是唐·琼斯中将。到这时，就是他们选择《比特尔·贝利》①连环漫画中的某位将军来，我也不在乎了，只要让我离开就行。
①《比特尔·贝利》——美国出版的一本连环漫画，其中讲述了一些无能将军的故事。——译者注。
讲信用的约翰·威克姆果然言而有信。我要到德国去指挥第五军了。这个职务使我感慨万端。我现在要回到我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的地方。那时我指挥40个兵，而如今我将指挥的是一支有7．5万人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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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里根总统到格林纳达去接受那个岛国的人民对美国1983年10月出兵赶走共产党人的感谢时，温伯格把我也带到“空军一号”飞机上，权作对我的一次追加的欢送仪式。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统出国。当我坐在后舱内看着我的专用电视，服务员频频送来饮料和小吃的时候，我在想，这样旅行可真开心。后来，温伯格又带我到前舱专用间去同总统合影。罗纳德·里根是那样亲切地同我打招呼，以至我分不清他是真的记得我抑或我所经历的是标准的里根式拉拢。总统穿着他那惯常的雪白的衬衫，领带打得极其仔细。但他的外衣挂在衣钩上，下身穿的是运动裤，免得把西装裤弄皱。
我以前从未看到过像总统在格林纳达所受到的那种群情激昂的场面。这个岛国的总人口为8．4万人，看来他们全都聚集在体育场上了。欢迎仪式主持人在介绍里根时称他为解放者、救世主耶稣，这引起了会场人群的热烈欢呼。里根总统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听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不过，我注意到了以前在他身上也看到过的东西——某种专业表演似的东西。就好像导演喊出了“群众欢呼”，而他也就当作脚本的一部分接受了。
两年零10个月过去了，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时间。我是带着对我为之服务的那个人极其眷恋的感情离开五角大楼的。卡普·温伯格这个人尽管有些怪癖，但是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一位杰出的鼓动者，一个像他的总统一样，确定了一些简单的目标就决不放弃的人。他表现出了他的力量、他的镇定和极端的自信。然而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在地中海上空的一架空荡荡的波音707飞机上的那个真情流露的时刻。那是发生在1984年10月，在一次对几国首都进行马拉松访问的最后一程中的事。我们先后访问了意大利、突尼斯、以色列和约旦。在西奈，我们遇上了经常笼罩那个地区的、能引起肺部感染的雾霭。全团的人都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温伯格。当时在飞机前部的一个机舱内，阿米蒂奇和我坐在一侧，温伯格坐在另一侧。舱内很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以为他睡着了，但就在这时，那个厚重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我们总是把部长当成不可动摇的人物。然而他却说出了——看起来像是自言自语——下面这样一番话。“这种日子太孤寂了。树立真正的敌人易，结交真正的朋友难。它真是令人身心憔悴。我竭尽全力忠实地为总统服务，但要得到总统和他夫人的感谢却并不那么容易。”他停顿了一下，似乎突然意识到对我俩过于明显地表露心迹了。他接着说：“我可以对你俩说说。我信任你们。”发现这个看起来永远不会泄气的人也有我们其他人所有的焦虑，这使我更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对他的钦佩。但是我们总算有一次机会看到他的这一面。
温伯格更为惯常的表现是他那份执著，这既是他的长处，又是他的短处。他主持五角大楼工作的那几年中，世界发生了变化，但温伯格却没变。他要求不停地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已开始像堵塞了的哨子，吹不太响了，他终于不再能引起国会的注意了。就是在那个“邪恶的帝国”开始在我们眼前解体的当儿，他也不想放过它。无论怎么说，他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提出了正确的意见。经过在越南遭到惨败、“沙漠一号”行动沦为笑柄之后，美国再度成为一个受到敬重的、可以信赖的军事大国，这都得感谢温伯格和里根。我并不否认卡特—布朗政府在开始研制迫切需要的现代化武器方面的功劳。但是，如果没有里根和温伯格所做出的加强军事力量的努力，大多数这类武器仍将处于研制阶段。或许，里根和温伯格所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结束了美国人民同他们的保卫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疏远状态。这段时间内，裂缝愈合了：美国再度伸出双臂，拥抱它的武装部队。
3月16日，我离开了五角大楼，开始做走上新岗位的准备。我走过温伯格办公室外面的岗哨（我始终未能将他们撤掉）时，向警卫行了军礼。我交回了我的身份的真正标志：滨河大门口停车场的停车牌。对于为我的祖国效力，我除了感到自豪之外，从来没有别的想法。今天，我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大了。这也许是我的想象，但我确实觉得，在里根—温伯格时代，每一个军人也都变得比以前高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