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十三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 第十三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
对于担任第五军军长这件事，我是自信中又有一丝忧虑。从我在坎贝尔堡指挥一○一空降师第二旅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我以前在野战军中担任过的职务是杰克·赫达切克麾下的一名副师长，在那个职位上没有成为乔治·巴顿那样的人物。而且，直至现在我仍然对越过师长这一级直接升任军长感到不安。我决心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带兵将领，而不是五角大楼繁殖的政治将军。
我原希望4月份就去接任，但是我要替换的那位军官
——罗伯特·L·“萨姆”·韦策尔中将并不急于缩短他自己的任期，因为他卸任后就得退休了。因此，我就利用1986年6月去德国报到以前的这几个月赶快复习一些军事课程。阿尔玛和我还用3个星期的时间突击学习德语，每天学8个小时，每周学习5天。我比她有一丁点儿优势，那就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学德语时得过一个“C”和一个“D”，而且在上次驻德期间学过一些词汇，主要是啤酒和牛排之类的日常用语。德语中的不规则动词使阿尔玛很伤脑筋，所以我实际上得用枪口顶在她脑门上才能逼她学下去。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由于这段时间德国的恐怖主义猖獗，我们两个都得上一个称作“防身驾驶术”的课程，上课的地点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赛车道上。他们让我们围着车道高速行驶，在85英里的时速下急转弯，练习如何躲避恐怖分子，还教我们如何以极高的速度转圈，朝相反的方向驶去，就像一个逃避追捕的黑手党司机。最后一课是猛撞一辆挡路的汽车。你要撞得恰到好处，既要把它撞到路边去，又不能把自己的车撞坏或者把自己撞死。这门课阿尔玛未能毕业，不过她也不怎么在乎。
我一个人先去西德，不久，阿尔玛、琳达、安妮玛丽以及我们的猫麦克斯也去了。她们在莱茵—美茵机场受到迈克尔·鲍威尔少尉的迎接。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时，迈克像我当年一样受过跳伞和空中突击训练，可是他后来当了坦克兵而不是步兵。他现在在驻安贝格的第七军第二装甲机动团服役，任侦察排长。
1986年7月2日是交接指挥权的日子。第五军官兵集合在司令部的阅兵场上，检阅台上站着美国和德国的军政官员。韦策尔和他的妻子艾琳都来了，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韦策尔和我检阅部队，我接过第五军的军旗，至此指挥权就算正式交接完毕。君王永垂不朽！君王万寿无疆！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我上次驻在西德至今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形势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我于1958年12月首次到盖尔恩豪森时是个21岁的少尉，艾森豪威尔是美国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当时在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地区，面对美军5个师和我们盟国的军队，驻扎着20个师的苏联和共产党集团的军队。在此前两年，苏联镇压了匈牙利的自由战士。在我离开德国的一年之后，他们筑起了柏林墙，后来又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争取自由运动。那时东西方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当我于1986年接过第五军指挥权的时候，在一条布满杀伤性更大的武器的边界上仍有美国的4个师和苏联的19个师相对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已经用先进的M—1坦克取代了老式的M—60A3式坦克；用新型的布雷德利战斗车取代了过时的M—113装甲运兵车，并且用命中精度更高、破坏性更大的战术核武器代替了老型号。
然而实际上变化还是很大的。过去两年中，统治苏联的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是一位新型的苏联人，当时54岁，精力充沛、富有朝气，主张实行公开性和改革。不会轻易上当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说过，戈尔巴乔夫是我们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前一年的11月，里根总统在日内瓦同苏联人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晤。里根坚持要继续实施战略防御计划，这使戈尔巴乔夫很恼火。不过，他们还是谈了武器削减问题，设法减少发生核毁灭的可能性。
可是我是个军人，不是政客。我现在的使命是做好准备，苏联部队一旦越过构成富尔达谷地的那些纵横交错的河流，我就同他们开战。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作为一个少尉曾担负过与此完全相同的任务。
第五军司令部设在法兰克福，占据着欧洲最大的建筑物之一——艾布拉姆斯大厦。那座大厦是以已故陆军参谋长克赖顿·W·艾布拉姆斯的名字命名的，很久以前，我在越南的时候曾向这位将军作过汇报。该大厦原是20年代由德国著名建筑师汉斯·珀尔齐希设计的法本石油化工公司总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段时间，担任驻欧盟军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曾从这个办公室里指挥过千军万马，如今它将归我使用。那座楼的大堂是个装饰派艺术的杰作，可惜却被一个油乎乎的快餐店和另外一些商业摊位煞了风景。我到那里时，人们正要把很大的铅框玻璃窗卸下来，以便排放烤汉堡包的气味。
我的新办公室是个哥特式的洞穴。我搬进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一个人的照片摆在我的办公桌上。此人四十四五岁的年纪，脸上总挂着笑容，长着一头卷发，身穿陆军工作服。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钢铁工人，是那种你会愿意同他坐在匹兹堡的小酒馆里对饮几杯的人。我之所以要把他的照片放在我面前，是因为他是我的对手，驻扎在富尔达谷地对面的有8万人的红军第八近卫集团军司令，弗拉季斯拉夫·A·阿恰洛夫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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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下的师长们年龄都比我大，军龄也比我长。一个绰号叫“棉花”的奥伦·R·惠顿少将是第八步兵师师长。一年前那个师差一点成了我的。惠顿是得克萨斯人，长得又瘦又高，充满自信，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第三装甲师师长是汤姆·格里芬少将，多年以前他与我一道参加过在本宁堡举办的陆军军官高级训练班。配合我工作的副军长是我在国家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林克·琼斯少将。越战后作战原则的制订者之一——托马斯·怀特上校也是刚调到第五军来的，他是第十一装甲骑兵团团长。我还有一位出色的参谋长——罗斯·W·克罗斯利准将。我从美国带来了军士长威廉·诺埃尔，让他当司令部军士长，即军部职位最高的军士。我指望他充当我了解部队士气和需要的渠道。
指挥权交接仪式刚一结束，我就让克罗斯利把这批人全都召集到第五军军官俱乐部来。这个俱乐部以前是法本公司工人食堂。我知道，不管我今天讲些什么，在天黑之前都会在军部的电报上反映出来，而且人们对我这位新军长的第一印象是很难改变的。我对这些指挥官们说，我最重视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仗，二是管理部队。第五军是为在需要的时候打败阿恰洛夫的第八集团军而存在的。每一位前线侦察员和每一位后方的机械师，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到这里来的。至于当好管家，这个字眼对我来说几乎有一种神圣的意味。美国人民花了大量的钱财来使我们这个军做好战斗准备。我们得保证一个美元也不浪费。美国人民还把他们的子女托付给我们照管，如果哪位指挥官不关心官兵及其家属的福利，我断定他肯定会遇到麻烦。这天我所讲的话，同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在本宁堡听到的训话毫无二致：完成任务、照管好士兵。
记得当年在我儿子迈克出发来德国的前一天晚上他上床之后，我曾向他俯下身去，给了他一个父亲的吻，同时也叮嘱他既要保重自己，也要照顾好他的士兵。
我还想让这些指挥官们对我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有所了解。我说：“我这个人不喜欢死搬条文，但也不追求管理方面的最新时尚。”我是不使用“权力下放”和“集中管理还是分散管理”这类含混的词语的。我会给你们每个人做好工作所需要的任何帮助。有时我会对你们盯得很紧，有时我会长时间地让你们放任自流。没有哪种办法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哪种办法是绝对错误的。至于使用哪种办法对于完成这个班子的任务最有利，要视情况而定。
我说，指挥就是独立决断，这并不是一种离奇的陈词滥调。在本军中，同长官探讨问题不会被看成是无能或失败，而会被看成相互信任的表现。但是，你们也不能事无巨细，什么事都靠我来决定。我接着说道：“我是很放手的，我不管你们早上是5点半起床还是5点45起床。这类事不要让我来决定。”
我解释了我对忠诚的看法：“当我们辩论某个问题的时候，忠诚就意味着把你的真实意见告诉我，不管你认为我会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在这个阶段，有分歧对我是一种激励。但是，一旦做出了决定，辩论就结束了。从那时起，忠诚就意味着把我的决定要当作你自己的决定来执行。”
这位皇帝很特别，他希望在他光着身子时，人们能够告诉他要穿衣服。他不想因为不知道自己光着身子而冻死。“如果你认为什么事情不对头，那就讲出来，”我对他们说，“我宁愿早一些听到，而不愿晚听到。坏消息不是葡萄酒，不是越陈越好。”遇到难题，如果你们还能解决，我是不会过早插手的。但是我不愿你在我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把情况告诉我。我还告诫他们说：“如果你把事情办糟了，只要保证下次办好就行了。我不记仇，也不记旧账。”
“我会给你们明确的指导，使你们知道我希望怎样。”我接着说，“如果我说得还不明确，那就来问我。如果我解释再三你还是不得要领，那是我讲得不清楚，不是你听得不明白。我不会认为是你耳聋或愚蠢。”对下属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为了掩饰自己的困惑而不懂装懂，最后把事情办错。“无论何时，只要你在离开我的办公室时对我的要求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立即转身回来问个清楚。”我说。
我对他们说，只要是他们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东西，我都会尽力满足。“如果法兰克福没有，我就去找美国驻欧洲陆军总部。要是他们也没有，我就去华盛顿。反正我会始终支持你们的。”
我说，如果你们同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我多半会站在你们那一边，因为这些工作人员是为我服务的。“然而，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无缘无故地欺负我的工作人员，我是肯定要出来维护他们的。”
我说，我上任的头几周，将到驻有本军部队的所有10个西德社区视察。“我去时会提早通知你们，因为我想见见你们的高级军官、该市市长以及当地其他官员。我的妻子将访问诊所和幼儿园，结识你们的夫人。”然而，这第一次视察之后，我再去时就不再提前打招呼了。“我会只让你们来得及把咖啡桌上的尘土掸干净，把内裤收起来。我不是成心要你们好看。但这是我能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的惟一办法。”我这样做反映了我长期以来对于那种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年度大检查的不信任。我知道，有计划的视察总会浪费许多人力物力。
“新喷的油漆味和刚涂过白粉的人行道肯定说明一位指挥官缺乏信心。”我对他们说。
“我讲话会很坦率，”我说，“我会时常使你们气恼不已。”使人们感到气恼，这是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很久以前，当我同约翰·帕多和那个吃了败仗的训练队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一个人的感情受过刺伤，那会对工作大有裨益。
最后，我试图表达一下我对陆军的热爱。“在陆军中供职是开心的事，而不是苦差。希望你们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愉快地工作，不要太玩命。该休假就休假。要留出一些时间来与家人在一起。除非绝对需要，我周末从不打算加班。我也不希望你们加班。若发现有谁在考勤簿上为他自己或他的部下记了星期六或星期日加班，他最好能讲出理由来。请记住，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任指挥职务，大概也是我的最后一任，所以让我们干得开心一些吧。”
我来德国没两天，就像被磁铁吸引一样，到盖尔恩豪森旧地重游。我只带了我的助手布鲁斯·斯科特。到那里后，我们驱车去我所熟悉的科尔曼兵营，把车停到D连营房前面。该连连长迎接了我们，陪我们到连部办公室。这当儿他喋喋不休地汇报着连队当前的工作，我却几乎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陷入了沉思。一个如此这般穿上了将军制服的当年的少尉，被对往事的回忆和当年熟悉的面孔包围着，他们中有汤姆·米勒、“红脸”巴雷特、军士爱德华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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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不得不再度搬迁。琳达回威廉—玛丽学院读书去了，迈克在陆军中服役，现在只剩下我们3个人了。我们搬进军长宿舍，让安妮玛丽入读美军家属的法兰克福中学。我们的住房很像敌国边界线上的哨卡。它位于一个叫巴特维尔贝尔的郊区，距我的办公室8英里。那是一座狭小的两层楼，有一名勤务兵照应。一个洗手间被改造成装甲掩蔽部，如果发生恐怖分子袭击，我们就得躲在里面，直到有人来解救。我们的住房四周装有铁丝网，房子前面是一间警卫室，宪兵一天24小时从它那只能由里面往外看的玻璃窗注视着我们的住所。这就是我们温馨的家。
在我看来，整天盯着将军的房子，除了偶尔能看到安妮玛丽晒日光浴以外，这对不到20岁的士兵来说是再乏味不过的事了。为了调剂一下这种单调的工作，我带一名警卫乘直升机到格拉芬沃尔去了一趟。我问他，当兵营中的人知道他要随军长一道出门的时候，他们要他向我提什么问题。他欲言又止。“说吧，孩子，”我鼓励他，“不要怕。”
“嗯，长官，”他说，“是跑步的事。”我常常到野地里去跑步，而只要我一出发，就会有一两名身穿运动服的宪兵冲出警卫室，不声不响地跟在我后面跑。这位警卫继续说道：“他们想问您是否知道在我们的周末休息日宪兵主任总是要挑几个人穿好运动服等在警卫室内。万一您出去跑步，他们就跟上。”
我嘴上什么也没说，但这种做法正是我所痛恨的那种过分之举。某些可怜的士兵在本该休息的时候，却不得不整天守候在那个小屋子里，只是为了别放过军长可能出去跑20分钟步这种偶尔为之的事情。应当承认，安全是一个难题。我到任的前一个月，恐怖分子就在法兰克福军人商店放了炸弹。但是，我跑步的时间没有规律，路我也每次不同，而恐怖分子搞袭击，靠的是他们的袭击目标活动的规律性。我几天以后才提起此事，为的是不暴露我的消息来源。我要宪兵主任取消这种做法。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如果我遭到袭击，那不是他的责任。看他那表情，好像并没有被说服。
出于安全考虑，我用的是一辆白色“奔驰”380SE防弹车。参谋军士奥蒂斯·皮尔逊是我的司机。这位来自亚拉巴马州乡下的黑人士兵是个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不大爱说话。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是为了克服不幸的童年对他的影响而来到部队的。现在陆军就是他的家。不久，他也成了鲍威尔家的一员。奥蒂斯以前为我的前任萨姆·韦策尔开车。韦策尔酷爱运动，同德国上层人士交往很多，有时还是一些奢华的狩猎旅馆的宾客。因此，奥蒂斯花过很多时间为韦策尔从树林中捡拾猎物。无论是韦策尔交往的一帮人，还是他的消遣方式都不合我的口味。我更喜欢打壁球和修汽车。而这两样都正是奥蒂斯的所爱。我来德国后，买了一辆几乎全新的“宝马”728，我们两人就玩起它来了。我喜欢像蝙蝠似地冲出巴特维尔贝尔的车库，在我的警卫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使这辆“宝马”以105英里的时速在高速公路上奔跑起来。
虽说西德人很乐意享受驻扎在他们同苏联人之间的美第五军（有7．5万人）为他们带来的安全，但是他们会更乐意我们呆在兵营里，到爆发战争时再出来。坦克和运兵车破坏着公路不说，我们的装甲车队常常使西德人的“大众”汽车无容身之地。我们的直升机整天在头上发出可怕的轰鸣，而且还常常干扰民用机场上飞机的起降。德国的环境保护组织“绿色组织”尤其讨厌我们。在第五军驻扎的黑森和莱茵兰—
普法尔茨这两个州，“绿色组织”的势力很强大。
一天上午，我接到第三装甲师师长汤姆·格里芬少将的电话。头天夜里，“绿色组织”在坦克训练场中央种上了一百棵小树。“将军，我要把它们挖掉。”格里芬对我说。
“别忙，汤姆。”我说。在德国是不能随便把树毁掉的。我们把树挖了出来，移栽到住宅区。后来，格里芬又举办了一次类似“地球日”那样的庆祝活动。我们邀请了当地政要、报界和绿色组织人士参加，但“绿色组织”拒绝了我们的邀请。不过，我们感谢他们帮助我们美化了我们的环境。正如我从温伯格救狗事件中所学到的，只要动动脑筋，就可以把不利化为有利。
我还记得，1958年汤姆·米勒上尉派我去守卫那门280毫米原子炮时，我是多么自豪，直至我在执行这一任务时丢了我的9毫米手枪。那时，作为我那一级军官，我根本不会想到核武器在战场上的妙用。我只是一个空降别动队员！只知道简单地回答“是，长官！”28年之后，我已身居指挥岗位，与属下的高级军官在进行打退苏联第八近卫集团军进攻的演习。我的作训处长杰里·拉瑟福德上校，正在图板前用教鞭解释说，如果敌人越过豪纳河和富尔达河，向福格尔斯贝格山脉挺进，他们就会进入莱茵河流域。那里是一马平川，敌人可能长驱直入，直奔威斯巴登和莱茵河的几座大桥。这样，北约部队就会被拦腰截断，敌人就会转而北上，直指英吉利海峡。“所以说，我们可以防守的最后阵地就是福格尔斯贝格山，”拉瑟福德解释说，“如果敌人真的到这里，那可能就需要请求使用核武器了。”
“把你使用核武器的计划给我说说。”我说。
“我们将用‘长矛’导弹和火炮发射的核弹来打击他们，核炮弹的杀伤范围刚好够封锁道路，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部队行动。”
“那么老百姓呢？”
“那里不会有老百姓。”
“他们到哪里去了？”我想知道个究竟。
“计划让德国人呆在村子里，别妨碍我们发射导弹。我们只袭击森林地带。”
“让我考虑考虑，”我说，“假若你是一个德国老百姓，你刚从紧急广播里听到俄国人要来的消息，而别人让你呆在家里，别碍美国人的事。你说心里话，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一点，我想你应当很清楚：黑森州和莱茵—普法尔茨州的每一辆‘宝马’汽车和‘大众’汽车都会装得满满的，连他们家的狗也放到车上，然后朝西开去。”
我们所谈论的不是往十字路口发射几发炮弹。不论这种核弹的当量多么小，我们都是越过了核门槛。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核弹，将成为自广岛事件以来最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决定之一。俄国人肯定会报复，战争还有可能升级。到那时，世界心脏的跳动会有短暂的间歇。从那一天起，我开始重新考虑这种小型核武器的实用性了。数年之后，当我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时候，我对于应当如何处置战术核武器有了新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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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顿下来了，一切都很舒适。凡是我需要的东西，我的副官布鲁斯·斯科特和我的能干的秘书朱迪·雷奥姆都想到了。雷奥姆在我之前为第五军的好几位军长服务过，知道哪些地方容易发生问题。离我在二楼的办公室几英尺的一间舞厅改成了壁球室，我每天都要在那里同其他军官以及我的司机奥蒂斯打球健身。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艾布拉姆斯大厦，很想把我们以前损坏的地方修复起来。我让随军的工程师们找到了1928年的原设计图纸，从五角大楼请来了乔·皮萨尼，让他像我们在艾森豪威尔走廊里所做的那样重新设计一下。大堂恢复了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模样。我不许人们为了给汉堡包店装排气扇而把那些有着漂亮线条的铅皮玻璃窗搬走。这项恢复原貌的工程一直进行到我的接班人杰克·伍德曼西中将的上任才完工。
不过，我的另一个想法——找到一个以前曾给司令部后面的大院增光不少的裸女雕像，并把这尊很好看的雕像归回原位。那雕像是1947年在一位十分守旧的上校夫人的坚持下被搬走的——却是在伍德曼西之后又过了两任才实现的。
看到五角大楼取得的预算胜利使驻德部队的状况明显改善，使我深感欣慰。多亏有了里根—温伯格的强兵之策，我们第五军才能得到现代化装备，部队的生活环境才能变得比较舒适。到这时，全是志愿兵的陆军已经满额了，而且我们接收的新兵是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当我属下的指挥官抱怨他们的满员额已降至百分之九十八以下的时候，我只一笑置之。他们这么快就忘了仅在几年前还不得不接收四类兵（最低限度的新兵水平）的状况了，也忘了满员额常常在百分之七十以下的时候了。我并不热衷于带兵打仗。但是，一旦战争到来，阿恰洛夫同志和他的红军部队定将面对一个极强的对手。
玛丽贝尔·巴杰坚持给我寄晚一个星期的《华盛顿邮报》，但我不知为什么对于首都的那些风风雨雨已经不再那么焦虑不安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自打我离开华盛顿就没有再回头望它一眼。
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位杰出的军官——美国驻欧洲所有陆军部队的指挥官格伦·奥蒂斯将军。他也是北约组织的一位指挥官，统率中央集团军群。奥蒂斯辖下有美国的两个军：我的第五军和我儿子迈克所在的第七军。第七军军长是安迪·钱伯斯中将。我接任第五军军长一职后，这两个军都处在黑人三星将军的指挥之下。令人感到振奋的是，谁都没注意到这一点。这说明陆军对于种族区别已经是多么地不在意了，它也可以很好地纠正欧洲人对于美国的种族关系的误解。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点像要塞的地方，我家在法兰克福的生活却是其乐融融。除了在野外演习期间外，我通常都是下午5点钟下班，打一会儿壁球后回家吃晚饭。饭后处理一点公文，便可以休息了。午夜不再有值班主任报告国际突发事件的电话响个不停了。若是打个比方的活，可以说我是由热锅上跳进了安乐椅。在业余时间，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在奥蒂斯的帮助下修理我那辆1982年“宝马”牌车。
不过，社交活动的负担却相当重。我常常同某位市长一起坐在讲台上，或者到德美文化中心剪彩。阿尔玛至少是4个妇女组织的成员，那些组织的名字很难念，诸如斯托伊本舒尔茨协会，等等。但是，让别人来为你做你以前干过的事情，如当勤务兵和马夫之类，那还是很开心的。每逢有募捐活动，人们总是希望我率先作象征性的捐款。每逢军官俱乐部举行慈善拍卖，人们总是希望阿尔玛和我第一个出价。
在每年一度的献血活动开始时，军部的军医主任希望我先捐第一滴血。我随他去医院时，后面跟着一批军报的摄影记者。一位年轻的军医把血压计的绑带缠在我的胳膊上，给我量血压。他显出很疑惑的样子，又量了一次，然后再量一次。他去找来军医主任，主任又来给我量一次。最后，医生们取消了拍照和我在献血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在华盛顿期间多年被午夜的电话铃声所扰、每天要干14个小时的工作，这一切显然造成了恶果——我的血压偏高。我遵医嘱进行治疗，而且一直持续至今，使血压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我和迈克尽管同驻一个国家，但却很少见面。我们的联系主要是靠通信。来自迈克的消息总是使我回忆起自己还是年轻军官的那个时代。他在信中说，有天夜里，他们在边界哨所值班时，他的长官喝多了酒，醉成一摊烂泥。这时，电话铃声响了。由于那位军官已经失去了知觉，什么也听不见，迈克只好接了电话。电话那一头的中队主任参谋怀疑其中有些蹊跷，便追问为何那位长官不来接电话。迈克无奈，只好如实相告。第二天早上，这位指挥官就被解了职。对迈克来说，那真是个倒霉的电话。他那样做是对的，尽管有些同伴出于对长官的盲目忠诚，批评了他的做法。
当迈克对我们讲述他第一次见到死人的感觉时，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的第一次这种经历发生在格拉芬沃尔，当时有一枚流弹击中了一顶挤满年轻的美国士兵的帐篷。这次是在一次深夜演习时，一辆M—113装甲运兵车开到了软质路肩上，碾死了迈克的一位士兵。迈克在给我的一封长信中倾诉了他心中的极度悲痛。作为父亲，我渴望能前去帮助他。但我知道，一名军人必须基本上是独自地经历这种事情，从中汲取教训。没有哪个职业像军队这样，把生与死的责任放在年轻人的肩膀上。不过，迈克成长得很快。这次事件也提醒阿尔玛和我——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这种提醒——即便在和平时期，当兵也是件危险的工作。父母永远不能完全把心放宽。
从那些通过小道传到我这里来的消息来看，迈克干得非常出色，有可能在升为中尉之后担任部队的主任参谋。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也想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陆军。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个决定是他独自做出的。
1986年初秋，一个国会代表团来我们这里视察。对这类检查大员，我本来有一个很合标准的接待场所。这个视察团中有一位45岁的四任共和党众议员。他就是来自怀俄明州的理查德·B·切尼，当时是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我同切尼从未见过面，但我知道切尼年仅34岁就当上了福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我没有安排盛大的表演，而是把视察团领到我办公室，我从桌上拿起了阿恰洛夫的照片说：“此人就是第五军驻扎在这里的理由。”我使用了这样的开场白。我解释说，阿恰洛夫原来是个伞兵，几年前在一次跳伞时摔断了腿，改行来到机械化步兵部队。“他比我年轻，但比我受过的训练要多。”此人是位军事思想家，写过五六篇有关欧洲地面作战的文章。这些文章我全读过。他指挥着8万人的军队，比我指挥的多。他的部队的训练程度和装备水平不比我们差。他们呆在距我们只有66英里的地方。“不过，我指挥的军队可以挡住他们的进攻，”我说，“我们也许挡不住那些一层一层一直排到莫斯科的后续部队，但是我们可以挡住阿恰洛夫。”
切尼议员默默地听着，没提多少问题。不过，他所问的都是击中要害的问题。我意识到，我面前的这个人的头脑可不一般。当时我还无法知道，几年之后，我们两人会变得那么亲密，共同对付现实的、而不是潜在的敌人。
美国陆军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利品之一是一列体现一个已往时代的辉煌的私用火车。火车上有着设备齐全的厨房、一组服务人员、一间休息室和可供6个人睡觉的地方。它现在供驻德美军高级指挥官使用。阿尔玛和我成了罗纳德·劳德及其夫人乔·卡罗尔·罗恩的亲密朋友。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罗恩曾是国防部助理部长，现在——在有纳粹污点的库特·瓦尔德海姆已当选总统这段关系紧张的时期——任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那年夏天，我决定体验一下我在乘地铁的年轻时代不曾领略的气派。我邀请了劳德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简和艾琳一道乘那列火车去柏林一游。罗恩是很有钱的。他赞成这种旅游方式，但是在柏林，我对奶酪汉堡包的爱好以及我所要的装在旋盖瓶内的葡萄酒却令他很失望。在我们后来的友好交往中，我们做了分工：由他来选饭馆，我来享用。
正当我埋头工作于驻德国的第五军的时候，我在华盛顿期间要温伯格给予注意的那些严家保密局的电报终于真相大白，这就是伊朗—孔特拉事件。11月1日，全世界从贝鲁特《帆船》杂志上获悉，美国一直在秘密地卖武器给霍梅尼政权，尽管里根总统保证永远不同恐怖分子打交道。我曾参与把陆军的“陶”式导弹调给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而那些导弹后来转交给了伊朗。接着又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这消息是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于11月25日披露的。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这些人把卖给伊朗的武器提了价，然后偷偷地把获得的利润汇到一些私人银行账户上，以资助孔特拉集团。不仅我对这种资金转移毫不知情，连总统、内阁和国会也都不知情。波因德克斯特辞了职，总统也解除了奥利·诺思的职务。
总统现在得任命一位新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从阿米蒂奇—巴杰这条内线获悉，弗兰克·卡卢奇是首要人选。这是个明智的选择。然而，当朱迪·雷奥姆喊我去接卡卢奇的电话时，我立即感到不安起来。我对他表示祝贺，但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的心沉了下去。他说：“科林，你得回来。我接了一个烂摊子，我需要你来帮助我收拾。我希望你来当我的副手。”
“弗兰克，这个烂摊子可不是我造成的，”我说，“你能找到许多跟我干得同样好的人。”我向卡卢奇指出我是多么不够格担此重任。“你为什么不从你在外事部门的朋友中选一位？”我问，“乔恩·豪怎么样？”——乔恩·豪就是接替我担任卡卢奇的军事助理的那位精明的海军将军——“他现在是国务院的政策计划员。”我指出。
“我要找的不是对外政策专家，”卡卢奇说，“我要找的是懂得怎样开展工作的人。我需要的是你为卡普和我做过的那种工作，一个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整顿秩序、立下规矩的人。”
“弗兰克，我好不容易回到真正的陆军部队中来了。”我向他求情。我对他说，在我证明自己是一个能干的军长之前，我不想离开部队。我不想成为一个当了两个月连长，一年营长和旅长，没当过师长，当了5个月军长又突然溜掉的人。而且，在有了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这两个人的经验之后，我认为，再让一名军人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美国所无法承受的。
“我们需要你，科林，”弗兰克不为所动，“这是件大事。
请相信我，这关乎总统的职位。”
我打出了我的最后一张牌。“你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干系的。”我讲了我根据里根总统的《必要性的审查结果报告》安排调拨“陶”式导弹的事。
“我会让司法部和白宫的律师们去研究这个问题。”他说。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我对他说。
“我们下次再谈。”他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拼命要抓住救生圈那样，我给威克姆将军打了电话。他对我表示同情，但又搬出了他那套老话：“我早对你说过，科林，也许你命中注定不能当指挥官。这事由你来决定，但是我相信你应当去做他们要求你做的事情。”不过，他又说，如果我接受了这个职务，他可以争取在危机过去之后让我很快回到陆军中去。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威克姆很快要退休了。如果我接受了这个职务，恐怕那就标志着我的陆军生涯的完结。然而，压力在继续增大。不久，温伯格又打来电话，说：“科林，我相信在总统需要你的这个当口，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两天后，卡卢奇又打电话来。他查了一下，看看在
“陶”式导弹这件事上我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麻烦。结果我是清白的。看到这最后一条出路也被堵上了，我不再拐弯抹角了。“我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体面地离开这里，这是使我可以面对我的军官同事们的惟一办法，”我说，“而这一点是你所做不到的，弗兰克，得总司令亲自发话才行。这是我这个圈子的人惟一能理解的事情。”
“好的。”他说。
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我居然以为自己已经躲过这颗子弹了呢。
12月12日，阿尔玛和我参加了一个圣诞聚会刚回到家，正在厨房里坐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的是白宫接线员那威严的声音。是总统亲自打电话来。电话中的罗纳德·里根讲话很亲切，像老朋友似的，说他希望他不是在不方便的时间打电话来，说他不习惯给将军们下命令。接下去他便进入“正题”了（那是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肯·阿德尔曼为他准备的）。总统说，上次我们一起到格林纳达去，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他知道我在第五军干得多么好；他知道我多么喜欢指挥岗位；他知道阿尔玛和我在法兰克福过得多么开心；我此番去华盛顿只是在军事生涯中稍作迂回，但对美国来说却至关重要；他需要我来帮助弗兰克·卡卢奇整顿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烂摊子。
“是，总统先生。”我回答说，“我一定照办。”我已经没有选择了。
“上帝保佑你。”他说。
对我的任命是1986年12月18日宣布的，头衔是“总统的国家安全副助理”。我一个人先去华盛顿安排住房，购置汽车，为我的女儿安妮玛丽转学。她将回到她5个月前刚转出的那个学校。我还同卡卢奇谈了谈我们在群龙无首、飘乎不定、士气低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所面临的工作。我回到法兰克福正赶上过圣诞节。那个节过得乱糟糟的，搬家工人把我们家弄得一片狼藉。到了1986年的最后一天，我正式交出了第五军的指挥权。
我任第五军军长只有5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倘若我能干满4年任期，我本来会有机会升为四星将军，成为驻欧美国陆军部队总司令。我从萨姆·韦策尔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精锐的军，我的那一班人使它变得更加出色了。我付诸实施的两项新措施在我走后不久就见效了。在此后举行的两次北约组织竞赛中，第五军都赢得了胜利。一个是美国以前从未赢过的博斯莱格骑兵竞赛，一个是加拿大陆军杯坦克竞赛。这后一项竞赛我们也很久没赢过了，尽管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这些竞赛在门外汉看来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北约组织内，那就和在一个赛季同时赢得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和超级杯赛这两个比赛差不多。我的继任人杰克·伍德曼西好心地给我往白宫打了电话，与我分享这一荣誉。但是，我肯定更希望自己仍能身在德国，亲自参加颁奖典礼。
1987年1月2日，我又穿上了我以前穿过的一身便服坐在白宫西翼的一个小房间内，那房间的面积大概跟我的第五军办公室内的洗手间差不多。隔壁的办公室地处楼角，宽敞通风。在那间有名的办公室里坐着我的新上司——毋宁说是担任了新职务的老上司——弗兰克·卡卢奇。他现在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这时的白宫静得可怕，因为里根一家在加州度假尚未回来，总统和他手下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此时都不在。
弗兰克和我都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我们当时的处境就好像是接过一个其营长刚被撤职的士气低落的营；或者是一个因比赛输了球教练刚被解雇的球队；或者是一个高级职员不久前携款潜逃的一家公司。肯·阿德尔曼、玛丽贝尔·巴杰和卡卢奇的前军事助理格兰特·格林已经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帮助弗兰克处理接管事宜了。阿德尔曼的工作最难做：他要先把老的工作人员清理干净，然后才能回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去。卡卢奇和我要做的事情差不多是另起炉灶。
有一天，我正在琢磨我的电话是怎么装的，忽然听到一个略带鼻音的充满热情的声音。“他在里面吗？”突然，我的门口出现了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他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向前伸着手。“我是乔治·布什，”他说，“欢迎你来白宫。很高兴你和弗兰克都过来了。你们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班子。”这时的我，在思想上还把自己当做一名步兵将军，可是美国副总统却到我这里来祝贺我就任新职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受到俱乐部老板欢迎的得奖新手。我听说，副总统和我还要共用一个洗手间呢。今晚可得把这事对阿尔玛说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47年成立的。陆军部、海军部和另外两个军种也是在那一年合并成为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章程很简短，也不特别深奥：“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对内、对外和军事政策的协调方面为总统提供咨询。”讲得通俗一点儿，就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许多机构和个人都想让总统听从他们的意见，因此总统需要一个“裁判”，即一个不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机构，来客观全面地向他说明每个竞争者的观点和国家安全顾问自己的立场。一个好的顾问应当是一个诚实的掮客。亨利·基辛格使这个机构的权力达到了顶峰。那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比国务院的权力还大，直接从白宫西翼掌管对中国和苏联的政策。在他当上国务卿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还保留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以防止任何人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这个国务卿。
在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诺思这伙人的把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无法正常运转。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错。他们为总统工作，而他们的总统却不喜欢插足于他的那些权力很大的阁员之间，做出困难的抉择。他们为之工作的总统希望人质获释、孔特拉继续存在，但自己却不大操心具体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其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填补了一个权力真空，成了自己的进行小型战争的国防部、成了自己的实行自己的秘密外交的国务院、成了自己的从事隐蔽活动的中央情报局。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伊朗—孔特拉丑闻。
我上任头一天就打了我在这里的第一仗。卡卢奇向来讨厌与讲话稿打交道，于是便派我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参加一个高级助手会议，讨论为总统起草的一份有关防务预算的讲稿。推销这个讲稿的是总统的主要撰稿人——爱吵架的托尼·多兰。此人以前是专报调查性新闻的记者，获过普利策奖，现在是里根撰稿人中的极右派。我提出，这份讲稿是否过于尖刻了。多兰立即跳了起来，指着鼻子斥责我对文字上的事一窍不通，除了军人手册以外，对其他东西一概没有资格评论。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一个新来者进行的考验。我没有退让，但是这个地方的人比五角大楼总部的那些人还要难对付。
过了几天，在总统回来之后的一天，卡卢奇从我的门口探进头来说：“来吧，我们去向他汇报。”当时，约翰·托尔正领导一批人对伊朗—孔特拉事件进行调查。他在白宫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有关国家安全顾问或他手下的人向总统说了些什么、总统同意了些什么的任何记录。卡卢奇对我说，我的职责就是填补这个空白。他说：“你想说什么尽管说，但是你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对他说的话和他做的决定记下来。”
我们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正在听他的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汇报其他问题。我们来后，总统站起身来，亲切地笑着，向壁炉左边的安乐椅走去。他再次对于把我从德国调回来表示歉意。这时，副总统布什进来了，坐到了总统左边的安乐椅上。卡卢奇坐到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到该沙发的另一端。里根坐在我们对面的长沙发上。总统在开始讲话之前先说了一个笑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例行程序）。我的目光落在他的双脚，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穿皮鞋都会使鞋的面部出现一些皱褶，而他那双像镜子一样亮的鞋何以会一点儿皱褶都没有呢？不论是这一次，还是在其他场合，他的鞋看上去永远都像第一次上脚。
卡卢奇先把过去24小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回顾了一遍，接着便谈到眼下的难题，即我们打算怎样把已经彻底毁于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重建起来。“首先，总统先生，”卡卢奇说，“我们把奥利·诺思那一摊工作取消了。我们要使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此以后不再从事隐蔽活动。”他进一步解释说，我将对中央情报局目前正在从事的全部隐蔽活动进行审查。“我们已经拟定了4条检验标准，”弗兰克继续说。对每一项活动，我们都要提出以下问题：（1）它是否合法？（2）我们是否知道它应当达到什么目的？（3）它是否正在实现为它确定的目标？（4）如果这种行动突然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美国人民会怎么说？他们会说“我们真是些聪明的小鬼头”，还是会说“这帮人都是些蠢货”？卡卢奇说，如果一项计划通不过上述检验，我们就将建议把它取消。“而且，”他最后说，“我们雇了一位名叫保罗·史蒂文的律师，确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