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十三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 第十三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2
在这第一次汇报会上，里根总统听得很认真，问了几个问题，但是没有做任何指示。后来这几乎成了我们每天上午向他汇报时的惯例。我们把各阁员及国会的不同观点摆出来，等待总统来对它们进行剖析，找出它们的根本动机。但他却不这样做。最令人气馁的是，在卡卢奇介绍各派意见的时候，总统几乎不说一句话，直至弗兰克提出建议来。此后，总统只是承认他听了他的汇报，但却不说“是”，也不说“否”，连个“可能”都不说。会后，当我和弗兰克顺着大厅往回走的时候，弗兰克小声嘀咕说：“这算是同意吗？”最后，我们就假定总统知道我们把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加以平衡后，做出了我们最好的判断。总统显然觉得，只要他知道我们以他的名义做的事情就行了，没有必要再说别的。至少，这是我们所做的乐观的解释。
总统消极的管理风格使我们负担很重。我们对于在没有明确决定的情况下实施各种建议感到很不坦然。后来才慢慢习惯了。如果某个决策以后遭到批评，这种决策还能实施得下去吗？总统还会记得这些事情吗？一天上午，在我们做出了不履行一项关键性军备控制项目的新决定之后，总统又未置可否。离开时，弗兰克抱怨说：“天哪！总统不表态，我们的使命可不是领导这个国家的！”
卡卢奇注意到，我们两个人从原班子中承接了5位秘书。我的主要秘书是一位能干而又和蔼的女士，名叫弗洛伦斯·甘特。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20多年了。我问过弗洛伦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秘书。她解释说，因为以前工作人员常常要一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周末还要加班。我把这种情况对卡卢奇讲了。他说：“把其中的两人调走。”我们用正常的时间工作，就能造成足够的“损害”。正是那些不分昼夜的工作狂们把政府推到倒台的边缘。我们是这样工作的：每天晚上7点钟离开办公室，有时星期六来一下，但星期日是决不加班的。卡卢奇总是能在星期五下午7点钟溜出去打网球，然后就不回来了。就是这样，他做的决定也比先前那些夜猫子更明智、管的事情也比他们更多。我们回家的时间也比他们早。但是，像我们干的这种工作毕竟不能按时上下班。我常把工作带回家去做。而且没过多久，就又像在温伯格手下时那样没早没晚的忙了。在法兰克福那些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忠实可信的约翰·威克姆在华盛顿地区的麦克奈尔堡为我们安排了一所具有乔治王朝时代风格的邸宅。那是我们住过的最漂亮的陆军房舍了。全家人第一次走近那栋房子的时候，安妮玛丽学着《飘》里郝思嘉的样子，伸出双臂说：“我发誓，我永远不再受穷了！”麦克奈尔堡什么都好，就是有些与外界隔绝。每当阿尔玛需要点针头线脑什么的，她得开车到14街大桥的对面去。这个地方非常僻静，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静园”。最糟糕的是，这里没有车库可供我装修汽车。上次，当威克姆在喧闹的迈尔堡为我们找到一所比较朴实的住宅时，我们也像这次一样高兴。这是我们不到一年内第三次搬家。
2月26日，托尔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有关伊朗—孔特拉事件的报告。报告把里根总统说成一个糊涂而不了解情况的人，而且认为他的甩手管理方式是他不知道在他自己总统任内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托尔的报告成了我们的“业务指南”。它建议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卡卢奇发布了一道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得卷入任何军事活动。我们是为总统提供咨询的；我们不管打仗的事，也不负责制定隐蔽活动战略。那些事情自有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去做。
托尔报告发表后，迫使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压力日益增大，但总统却一直顶着，不肯这样做。这时把老资格的撰稿人兰登·帕温请来了。根据卡卢奇的指示，我同帕温一道起草一篇应当对伊朗—孔特拉事件做最后交待的讲话。
托尔委员会严厉批评卡尊·温伯格和乔治·舒尔茨，说他们在查明波因德克斯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方面态度不积极。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我清楚地记得坐在温伯格办公室里听他斥责这些武器交易是愚蠢的。我曾帮助他在满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求和指示方面竭力缩小国防部的作用。而且，我知道温伯格和我们在国防部工作的其他人一样，对这一事件最违法的方面——即把向伊朗出售武器得到的利润转给孔特拉——毫不知情。
温伯格听说我在为总统起草讲话稿，就告诉我说，他希望我能把他起的作用澄清。鉴于他和舒尔茨当初是反对这项计划的，我就设法争取总统为这两个不情愿的参与者讲几句开脱的话。我们建议总统这样说：“然而，仅仅为了公正起见，我必须说，（托尔）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乔治·舒尔茨和卡斯珀·温伯格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们两人都曾大力反对向伊朗出售武器，也多次向我提出这样的劝告。委员会说这两位部长没有对总统给予支持也是错误的。尽管他们反对这项计划，他们确实是支持我的。我现在发现，这两位部长也被排斥在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些会议之外，排斥他们的正是不让我了解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情况的那些人，所用的办法也是他们用来对付我的办法。”在我参与起草的最后一次草稿中，这些为温伯格和舒尔茨开脱的话都写在里面了。
3月4日，里根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这大概是他所发表的最不愉快的一次讲话了。总统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几个月前，我曾对美国人民说，我们没有用武器去换人质。我的良心和我的意图告诉我，这至今仍是真话。但是，事实和证据却告诉我，这不是实情。正如托尔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一开始是要在战略上对伊朗作些松动，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出了偏差，变成了用武器交换人质。这是违背我自己的信念、违背政府的政策，也违背我们最初想要实施的战略的。这种事的发生有其原因，但是没有借口。这是一个错误。”
然而，为温伯格和舒尔茨开脱的那一段却被删掉了。它是被里根的政治顾问们枪毙的。他们认为这段话会冲淡讲话的主要思想——即总统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我对这种做法感到很不高兴。不过，10天后，总统在每周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至少说了舒尔茨国务卿和温伯格部长“曾竭力劝我不要实施这项建议”这样的话。
罗纳德·里根虽然承担了责任，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自认为是清白的。在他任期的余下时间内，我们学会了回避这个问题，就像躲避毒草一样。如果有谁无意中碰到了这个导火索，里根会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上20分钟，讲为什么这个交易本不是要用武器交换人质，讲我们怎么知道伊朗没有温和派？
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3个。第一个是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创造的东西方关系的新势头。其次是在伊朗—孔特拉事件披露后变得更加混乱的中美洲的混乱局面。最后是中东问题。在中东，伊朗和伊拉克仍然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人质仍被扣押在黎巴嫩的一些隐蔽地点，尽管已经把武器交给了伊朗。
为了履行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我们不得不在使普通百姓眼花缭乱的庞大官僚机构的名册上再增加一个单位。鉴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负责把各部门的立场汇总起来交给总统考虑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协调机构，于是便成立了政策研究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吸收的是一批比内阁部长低一级的出色高级官员。具体成员如下：来自国防部的是里奇·阿米蒂奇，有他在，就好像有我的亲兄弟或保镖在我身边。来自国务院的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迈克·阿马科斯特。阿马科斯特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也当过白宫研究员，我们已相识多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先是约翰·莫勒林中将，后来换成曾接替我担任卡卢奇军事助理的乔恩·豪海军中将。豪还当过国务院军政事务局局长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是该局第三号人物迪克·克尔。布什副总统的安全顾问唐·格雷格也参加了。视所研究的问题的需要，有时还请一些其他的人参加，但以上人员是这个机构的核心成员。我们大家彼此都很熟悉，也都深知在华盛顿“环内”工作的各种奥妙。
我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10天之后，1月12日那天，波斯湾局势就成了政策研究小组的主要议题。政府各部门都接到通知，从今以后，美国同伊朗之间只存在一条联系渠道，那就是国务院。军火掮客及背着糕饼和圣经（奥利·诺思一次秘访德黑兰时就这样干过）的詹姆斯·邦德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今后一律不得代表美国讲话。我们还明确宣布，在武器禁运仍然有效期间，美国连一个弹弓也不能向伊朗提供。而且，鉴于波斯湾石油的自由运输对于我们有如经过动脉输送的血液一样重要，对于伊拉克和伊朗对科威特油轮造成的威胁必须予以对付。我们已告知科威特政府，如果它要求为其油轮悬挂美国国旗，从而把这些船只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愿意作出响应。以前不曾有、而我们竭力要确立的是一项人人都理解并同意的政策。由于总统采取消极的态度，以前有少数人做了一些绕过他的权限的、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由于温伯格和舒尔茨总是有摩擦，我们常常是吵架多于合作。卡卢奇和我希望能有一些由内阁帮助制定、得到总统认可并且得到国会理解的明确的立场。
例如，几个月之后，当美国军舰“斯塔克”号在波斯湾偶然被伊拉克的一枚“飞鱼”式导弹击中的时候，由于我们有了一项既定政策，我们就不必向国会解释为什么那艘军舰会呆在那里了。那次袭击是个不幸事件，有37名美国水兵丧生。但是，这个不幸事件是发生在实现一个前后一致的总目标——使石油运输通道保持畅通——的过程中。当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在波斯湾撞到一枚水雷的时候，我们也把由此引起的危机对付过去了，因为这一事件也是在同样政策背景下——保证石油运输不中断——发生的。以前就没有这种前后一致性，因此才有了伊朗—孔特拉这场灾难。政策研究小组成了我们在政府内部形成一种得到广泛理解和同情的对外政策的手段。
下一个大问题是对仍然在同尼加拉瓜的马克思主义桑地诺政府斗争的孔特拉怎么办。奥利·诺思为孔特拉安排的那种避开国会的一项禁令的后门援助是造成伊朗—孔特拉事件最糟糕之处的根源。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抹煞孔特拉事业的正义性。然而，在应当如何同孔特拉打交道的问题上，政府内部、乃至在支持他们的人中间，形成了鲜明的两派。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认为孔特拉对于继续向桑地诺分子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旁是有用的。我们希望能在谈判桌上说服他们在国内实行民主，停止输出共产主义。卡普·温伯格则以一种罗曼蒂克的心态看待孔特拉，把他们看成像在阿富汗同苏联人作战的圣战者一样的组织。在他看来，这些尼加拉瓜人是自由战士，他们为解除马纳瓜的桎梏而做的认真努力值得我们给予全力支持。
我喜欢从基层了解事情的真相。在这个问题上，我最好的消息来源就是一个叫艾伦·菲尔斯的人。他是中央情报局中美洲特工组组长，负责向孔特拉供应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食品药物等等。在政策研究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我问菲尔斯：“孔特拉最终能把多少军队投入战场？”他说，充其量也许能有1．5万人。“这样一支部队有希望从山里出来，打败桑地诺军队吗？”菲尔斯说，根本没有可能。“尼加拉瓜人民有没有可能站起来支持孔特拉？”菲尔斯回答，可能性不大。对我来说，问题就解决了。孔特拉是一张用来施加压力、促成以谈判解决问题的牌，但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雇了一个名叫何塞·索尔萨诺的坚决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来做我们的拉丁美洲事务顾问。何塞管我叫“我的将军”，这使我想起，拉美人200多年来都是这样同将军打招呼的。
为了使我能更好地了解孔特拉，何塞安排我在迈阿密会见他们的一些得到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领导人。我见到的人可谓良莠不齐。孔特拉的军事司令恩里克·贝穆德斯上校作为一个时刻准备为自己的事业而献身的真正的自由战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桑地诺分子接管权力的时候，不收容的腐败的索摩查政权的遗老遗少而已。有人形容他们是“穿‘古奇’名牌的司令官”。但是在东西方两极分化的那个年代，我们是什么人都不嫌弃的。
我同何塞·索尔萨诺以及白宫的两位法律助手——戴夫·阿丁顿和艾伦·科拉诺维茨一道，成了政府中竭力争取国会给予足够的支持、使孔特拉能维持下去的主要吹鼓手。每隔几个月，国会就有一个资助孔特拉的提案要讨论。在非武器援助方面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赢得支持。在杀伤性武器援助方面，我们也可以指望像众议员鲍勃·米切尔、米基·爱德华兹和参议员戴维·博伦、沃伦·拉德曼及特德·史蒂文斯这样一些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的坚定支持。但是，要使大多数民主党人批准提供武器弹药，那真比登天还难。
一天晚上，正当一个议会委员会又在辩论一个法案的时候，我感到我无法说服民主党人不要立即切断对那些正在为民主而战的人的援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说，“我在丛林中呆过，我在孔特拉现在所呆的地方呆过，只不过那是1963年在越南的事。你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是多么急切地盼望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每隔两周给我们送补给品来。我们依靠那些东西活命，而不是用它来享受。孔特拉现在就处于这种境地。”我指出，我们现在不是在一个有空调的高级房间内举行一个对外政策研讨会。“我们现在谈的是让那些对美国寄予信任的人活下去还是任其死去的问题。”这时，房间内变得鸦雀无声。有些民主党人点起头来。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差不多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休息了一会儿，让双方都有时间商量一下。
当我们回到会议室的时候，我发现特德·史蒂文斯和沃伦·拉德曼落在后面，彼此耳语着什么。我们在会议室内坐好之后，我准备告诉民主党众议员戴夫·奥贝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这时，特德·史蒂文斯霍地站了起来，说除非民主党人也同意确定一个国会讨论追加对孔特拉援助问题的新的最后期限，否则他不赞成前面达成的协议。这个要求以前也提出过，被民主党拒绝了。拉德曼也高声说，他同意史蒂文斯的意见，说完，两个人就开始退场。到了这个时候，人人都想回家了，所以已经感到厌倦的民主党人就做了让步。会后，我同史蒂文斯和拉德曼两人一道从国会山抄近路回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大笑起来。原来，他们的退场只是一种表演，而它奏了效。他们说，我这个人“太不懂政治”，不能玩这种游戏。在五角大楼和白宫，我也许已经毕业了。但是在国会这所大学里，我还只是个新生。
凌驾于我们所关注的所有其他问题之上的是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的防务战略和预算几乎完全是我们认为苏联所具有的能力和意图的反映。苏军的规模和状况是我们扩充自己兵力的依据。在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我们几乎总是从东西方竞争的角度来决定站在哪一方。苏联新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把这种老的冷战公式完全颠倒过来了。看来，戈尔巴乔夫更重视解决苏联国内问题，而不愿再在安哥拉和阿富汗等地进行毫无结果的冒险。他也不想再为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巨额赤字付款了。只有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他才能减少苏联庞大的军费开支，把这个国家的财力用在迫切的民生需求上。因此，到1987年夏末，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通过谈判来销毁中程核导弹。这意味着要销毁苏联的SS—20导弹。对我们来说，则意味看销毁陆军的潘兴—Ⅱ导弹和空军的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当时，罗纳德·里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从这样的地位出发，他具有的远见和灵活性是那些只会做出机械反应的冷战斗士们所不具备的。他承认戈尔巴乔夫是新时代的新人，为和平带来了新的机会。双方可能达成一项关于中程核力量的协议，这个光明前景意味着整个一个级别的核武器将被全部销毁，这还是自原子时代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正当我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致力于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时候，美国人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国会两院关于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联合听证会上。5月5日开始的这种听证会吸引的听众像肥皂剧一样多。听证会期间，美国人看到了奥利·诺思的不寻常的表演。委员会为诺思派定的角色是无赖，但他却用高超的演技使自己至少在一半观众眼中变成了一位具有感召力的爱国者。我不属于这些观众之列。不管诺思的动机多么好，他总归是同波因德克斯特等人一起利用武器销售筹款来做了被美国人民选出的代表禁止做的事情。而且，他采用一种对总统和国会不负责任的做法干这种事。这是错误的。
国会的调查委员会没有传我去做证，但是我于6月19日那天主动地就我在帮助安排向中央情报局调拨“陶”式导弹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向委员会的律师们提供了证词。我是在白宫的情况室内同参议院的首席律师阿瑟·利曼和众议院律师约瑟夫·萨巴会面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国防部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些“陶”式导弹运给伊朗，而是先把它们调拨给中央情报局。我重申了温伯格部长的考虑。“他认为把武器运给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不是国防部该做的事情，此事既然一定要办，那就应当让政府中那些能够做也同意做这种事的人去做好了。”
利曼随口说了一句：“也许我应当知道这一点，部长有没有日记？”
“据我所知，部长是不记日记的，”我回答说，“他倒是有一些笔记，但我不知道他用这些笔记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把这些笔记怎么处理了。”我从未见他记过够得上通常意义上的日记的东西。但我提到“笔记”，因为我记得那些保存在他办公桌抽屉里的小白纸簿。我从未读过这些笔记，所以我不认为我应当把这些东西说成日记。我以为这些律师一定会接着再提问题来对我施压，但他们却转而谈起别的问题了。这些笔记不是什么秘密。《时代》周刊后来刊登了一张照片，拍的是温伯格在去职的前一周捆包这些笔记的情景。这些笔记后来被放到了国会图书馆，没有销毁，也没有转移。
我本希望这次谈话后，我同这件事再无干系了。然而，当独立律师劳伦斯·沃尔什把他对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调查无限期延长的时候，这些笔记本的事再度被提出来了。1991年，即在第一次约我谈话的4年之后，这位独立律师的助手们在国会图书馆查阅了这些笔记。他们得出结论（在我看来这种结论是错误的）认为卡普说他对于1985年秋，即在总统于1986年1月正式授权之前，向伊朗运送“霍克”导弹零部件的事毫不知情，这不是真话。沃尔什的这些助手就笔记上的条目仔细地盘问我，而我这是第一次获准阅读这些笔记的内容。后来，温伯格的律师鲍勃·巴尼特要我就这个问题做证。那次做证时，我在提到这些笔记本时有一次无意之中把它们说成了“日记”。
得！这下子可惹了麻烦。那位独立律师觉得抓住了我的自相矛盾之处。4年前，我说过据我所知温伯格没有日记，只提到有一些笔记。现在，在看了笔记并就这些笔记接受了检察官的工作人员询问之后，又把这些笔记称为“日记”了。对于沃尔什来说，抓住了我这个过失，就足以在他的最后报告中给我写上一条罪状。
在这份报告于1993年12月3日公布时，它是这样写的：鲍威尔在1985年也是“了解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详细情况的”。这真是大错特错了。当时我知道有些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建议，但是在1986年里根签署《必要性的审查结果报告》、授权同伊朗作交易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已经实际运送了武器。“鲍威尔最初提出的有关这一计划的说法是坦率而前后一致的。”报告得出结论说。它接下去又说：“……但是，他的有些说法则值得怀疑，看来基本上是为了保护温伯格才这样讲的。然而，由于独立律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鲍威尔故意发表虚假声明，这些问题无法追究下去。”我对这些话的言外之意感到非常愤怒。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来评断我是否真的发表了虚假声明。而沃尔什这份报告却在暗示我说了假话之后把这个问题撇开不谈了，只留下一个不公正的、没有根据的结论。被冤屈的不仅是我一个人，阿米蒂奇和另外一些人也受到了类似的不公平待遇。
不过，这份报告至少对我而言是给伊朗—孔特拉事件划上了一个句号。但是，独立律师对温伯格却很不留情。他遭到起诉，尽管布什总统在去职之前赦免了他。在此之前，我和许多人都去找过总统，建议赦免他。温伯格是个自尊而正直的人。遭到起诉对他而言就是奇耻大辱。正是这个人，从这个用武器换人质的计划出笼的第一天起，就把它斥为“荒唐的”想法。这个计划实施的每一步都受到他的反对，直至里根总统决定照办时他才停止斗争。如今，他不仅没有受到赞扬，反而受到一个不受任何约束、有的是时间和经费的独立律师的百般折磨。对卡普·温伯格的指控是对公理的嘲弄。
弗兰克·卡卢奇把政策研究小组会议几乎完全交给我来管。多年来，我吃够了那些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白费时间的事情的苦头，因而自己为举行会议立下了几条规矩。第一，事先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就议程问题提出建议，但是最后的议程由我来定，然后在会前散发给与会者。第二，一旦会议开始，任何人不得更改议程。第三，每个人都知道会议将进行正好一个小时，前5分钟和最后10分钟都是留给我的。我在前5分钟内说明为什么要开这次会，到会议结束之前应当就什么问题做出决定。此后的20分钟让与会者陈述他们的意见，其间不得打断他们的发言。接下去是自由发言，透过那些做姿态的部分来研究各种意见的实质，批驳那些站不住脚的理由，共同向那些极端可憎的观点开战，一般来说大家还是比较开心的。50分钟过后，我再度掌握控制权。我用5分钟根据我的理解对大家的观点加以归纳，与会者如有不同意见可以用1分钟的时间提出来。在最后的四五分钟内，我把作为会议一致意见提出的结论和决定拿出来，然后就散会。谁有意见回去向他们的头头抱怨去，他们的头头可以向卡卢奇申诉。这种办法看起来是行之有效的。
5月下旬，我们全家到威廉—玛丽学院参加琳达的毕业典礼。回家的路上，琳达对我们说她真的很想当演员。我们的几个孩子都是学校剧团的积极分子，但是，以此为职业？成功的机会比买彩票中奖的机会还少。琳达还鼓起勇气问我能不能供她到表演学校去上学。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我同意了。做父亲的不就天生是一个往外拿钱的人吗？琳达报名上了纽约曼哈顿广场戏剧学校开办的一个为期两年的表演班。有趣的是，将近30年前我欣然离开老家纽约，如今我的一个孩子却要回老家去了。
6月27日下午我回到办公室时，仍在德国任第七军军长的安迪·钱伯斯中将刚好打电话来。接到安迪的电话我当然高兴，但我心里在望，他找我有什么事呢，是不是要谈我儿子迈克的事？我猜对了，但却是坏消息。“迈克受了重伤，”安迪说，但他又赶紧补充了一句：“不过他没有生命危险。”他把大致情况向我做了介绍。当时迈克和另一位中尉乌尔里克·布雷希布尔乘坐着技术兵伯泽驾驶的一辆吉普车。这辆吉普车在高速公路上失去控制，翻了车。迈克被抛出车外，可是翻滚的吉普却压在了他身上。另两个人只受了轻伤。纽伦堡的陆军医院很快会打电话来详细告知迈克的伤情。一个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他的心情是很难描述的。当时，我的脑子有一半是在不停地旋转，另一半则在竭力理出头绪，看看应当怎么办。我对弗洛伦斯·甘特说，我要回家去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阿尔玛。弗洛伦斯马上开始安排我们去西德事宜。
我到家时，阿尔玛正在厨房从洗碗机内往外拿洗好的碗。她问我这么早回来有什么事。我对她讲了。起初她很平静，接着脸上就浮现出一种十分坚毅的神情。她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迈克。在这个考验的时刻，我有一个坚强的伙伴——大概比她的伙伴要更坚强——可以依靠。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秘书格兰特·格林已经把迈克发生车祸的事告诉了他的妻子金杰尔。格林夫妇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金杰尔听说后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到我们家，陪伴我们熬过接下来那令人心焦的几个小时。医院终于打电话来了。迈克的骨盆摔断了，内脏也受了重伤。他的伤势非常严重。那天晚上，幸亏有弗洛伦斯和空军帮忙，我们从一架C—5运输机中装的货物上爬过去，进入驾驶舱后面的一个小舱内，然后便向西德飞去。
我们见到迈克时，他躺在特护病房内。他的样子很可怕，但是由于注射了止痛的吗啡，他脸上还挂着微笑。骨盆上有血管，而迈克骨盆的血管破裂了。为迈克输了18个单位的血浆，相当于人体内正常血量的两倍。由于输血，他的身体内聚集了30磅液体，因而引起浮肿。陆军驻欧部队军医局局长弗兰克·莱德福已经从海德堡赶来。我们同迈克在一起呆了一会儿之后，他带我们到一个小房间去介绍了我们儿子的伤情。迈克需要做骨盆手术，这种手术目前还在试验阶段。他还受了其他一些重伤，其中包括尿道破裂。莱德福医生说，迈克的康复需要4至6个月的时间，而且现在还很难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直到好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从迈克的一位朋友那里听到翻车之后发生的事情。那辆吉普车上的3名美军先是被送到一家德国医院。在那里，懂德语的布雷希布尔中尉听见一位医生说“我们对这一个已经无能为力了”，他指的是迈克。听到这话，这位中尉立即从检查台上跳下来说：“不行，你们不能丢下他不管。请马上给美军医院打电话！”就这样，迈克来到了纽伦堡。伤情虽然严重，但却依然活着。
第二天我必须赶回华盛顿，阿尔玛留下来照顾迈克。几天后，那所医院又乱作一团。在一次野外实弹演习中，一发炮弹爆炸了，当场炸死两名士兵。装满伤员的救护车开到医院。阿尔玛看到一名战士被送进迈克的病房，那战士的双腿和大多数手指都被炸掉了。她看到医务人员实在忙不过来，便志愿上去帮忙。医院里的人让她坐在桌前接电话和为探视的人指路。奥蒂斯将军后来对她给予传令嘉奖，表彰她在紧急时刻所做的贡献。
车祸发生不到4天，迈克已经住进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了。布鲁斯·范达姆医生为他做了检查。范达姆医生大概是军队中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肯定也是全国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之一。他考虑问题很周到，专业水平也很高。他对迈克解释说，他和泌尿科主治医生将为他做一些以前很少有人尝试的处理。他离开时又补充了一句：“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军人生涯已经完结了？”迈克不知道，或者一直不愿去想。
当时阿尔玛在场，迈克一个劲儿地说：“我想同爸爸谈一谈。让我爸爸来一下。”我火速赶到医院。自从这次不幸发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儿子已经心灰意冷。“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迈克不停地这样说，“我一直期望把陆军变成我的生命。我现在能干什么呢？”
我出去后与范达姆医生谈起迈克的军人生涯被迫中断的事时说：“你若是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好了。”
他表示理解，但是态度却很坚决。“我很抱歉，但这是现实，”这位医生说，“这个现实是迟早要面对的。”
第一次手术后的那个夜晚真是太难熬了。最难熬的是迈克，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也同样难熬。医生告诉过我们，骨盆可以自动愈合，但是除非手术成功，否则将来会变畸形，成为跛子。必须将一块金属薄板固定在骨盆的背面，再用一个棍子似的东西钉住前面，可以说是把迈克这个人固定起来，不致散架。我们被告知说，患者将会疼得无法忍受。为止住这样剧烈的疼痛所需要的吗啡也会把患者置于死地。
手术后，我们获准去探视身上插满管子的迈克。他被允许使用的吗啡量刚够减轻他的痛苦。阿尔玛在屋子里忙来忙去。可我这个三星将军、这个肩负重任的协调者、这个为别人提供便利的人、这个行政长官，却觉得这一辈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没用。就在我感到自己无法再忍受亲眼看到爱子受罪的痛苦时，一个冒失护士突然闯了进来。“嘿！”她说，“怎么样？让我们来把吗啡量减少一些吧。不能再用那么多了。你会好的。”她走近从迈克体内突出来的支架干与螺栓，“让我们看看这套支架合不合适。”她边说边用一个“西尔斯工匠”牌扳手把那些螺丝帽一一拧紧。她的名字叫巴巴拉·西兰多。她做事麻利、充满朝气，这使我们大家都觉得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她使我想起了自己常常用来开导别人的一句话：“永远乐观会使力量倍增。”在陆军中，我们永远都在想办法增强自己的力量，而积极的态度就是增强力量的一个办法。这一次我是受到别人的乐观精神的感染，而且它的确起了作用。
迈克还要接受好几次手术。不过，我们非常感激像范达姆、斯蒂芬·西赫尔尼克和戴维·麦克劳德等高明的医生，是他们把我们这个已被宣判“死刑”的儿子送上了康复之路。我们也十分感激巴巴拉·西兰多护士，她成了迈克的仁慈天使。
有段时间我们觉得他们之间说不定还会萌发爱情。
此后的6个月，阿尔玛和我的生活都在围着医院转。我在处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种紧急事务之余，只要有时间就往医院跑。我们的儿子在康复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得益于极佳的医疗条件，但也同样是由于他自身具有某种坚不可摧的品格。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指导里根的对外政策，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帮助总统不只是感情用事，而且要凭理智来处理问题。到1987年秋，中东恐怖分子已经扣押了9名美国人。里根不顾对他的总统职位可能带来的风险，还想再搞一次解救人质的行动，这次是用发射一枚“霍克”导弹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既是出于对人质的同情，也是因为他知道一场人质危机对卡特的总统职位造成了何等损害。卡卢奇和我对总统做了很多工作，劝他不要在公开场合多谈这些绑架事件。这倒不是因为绑架不是残忍行为——这的确是残忍行为——而是因为对这种事情过于注意和过分宣传恰恰会使扣押人质的做法产生效果，促使我们的敌人去抓更多的人。为使这个问题得到正确的对待，我们指出，在华盛顿街头，每周都有这么多人落入城市恐怖分子之手。我们不能听任我们的对外政策被一小撮狂热分子的政治空手道牵着鼻子走。
同样，战俘和战斗失踪人员也是一个不时出现的问题。在这方面，总统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其中包括像安妮·米尔斯·格里菲思这样一些能干的领导人。安妮·格里菲思有一位弟弟在战斗中失踪，她是受尊敬的全国家庭联盟的负责人。但是，战斗失踪人员的家人也常受到一些欺骗老手的操纵。他们伪造证据，用虚假的口实筹款，中饱私囊。若能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斗失踪人员约有78，750人、朝鲜战争中有8，100人、越南战争中有2，230人，也许会有助于人们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知道，一个用炸弹做成的饵雷爆炸或一架战斗机爆炸所造成的战斗失踪人员我们也许永远找不到。尽管如此，我认为在得到有关所有战斗失踪人员下落的尽可能充分的说明以前，我们必须继续对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施加压力。
11月初，卡普·温伯格告知总统，他打算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珍妮·温伯格的骨质疏松症和其他疾病加剧了。部长干这项令人劳累不堪的工作已经长达7年。今年，在国会抵制温伯格关于增加预算的要求时，白宫却没有支持他，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总统本人对他依然没有二心，但是他同南希·里根的关系一直不大好，现在更加恶化了。这对本届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讲究实际的第一夫人认为温伯格对苏联那种始终不变的敌对态度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在温伯格和舒尔茨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和中，她越来越站在舒尔茨一边，这使温伯格很痛心。他是一个够格的演员，知道自己该在何时退场，于是他要求总统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
物色新部长没用多少时间。温伯格的能干的副手和亲密的知己威尔·塔夫脱是一个候选人。但是这项使命又一次落到弗兰克·卡卢奇的肩上。他在每一个国家安全部门中的表现都很出色，这使他成了最恰当的人选。塔夫脱则留任原职，当卡卢奇的副部长。
由于卡卢奇要去国防部，我觉得这是我争取重返陆军的一个机会。但是一天早上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华德·贝克在路上堵住我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后，这个机会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我们向总统提议让你来当国家安全顾问，”他说，“你愿意干吗？”
“霍华德，”我回答说，“在波因德克斯特下台之后，你不能再安排一位现役军官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头了。你会因此受到攻击的。”
“总统想任命谁就任命谁，”贝克说，“我现在问的是你愿不愿意干？”
拒绝总统的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事到如今，我再回陆军的希望反正也已经完全破灭了。我就说：“要是让我干，我会接受的。”
10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在白宫情况室开会。弗兰克和总统走进来，坐到我们中间。弗兰克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成了，他对你很满意。”总统本人从未对我谈起这项工作，从未提过任何希望，从未做过任何指示，事实上，他并没有亲自把这项职务交给我，也不曾就我担任这项工作对我表示祝贺。在白宫干了10个月之后，对此我也不觉得惊讶了。里根就是这么个人，他能信任我，我已经感到荣幸了。
1987年11月5日，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略带一丝秋天凉意的日子。我们排成一列走进玫瑰园。总统代表国民感谢卡普·温伯格使国家重新变得强大。他指出卡卢奇有足够的资格接替温伯格的职务。接着，他又宣布，科林·L·鲍威尔中将接替卡卢奇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阿尔玛和两个女儿都在场，但是令我热泪盈眶的是我儿子的出席。他从病床上爬起来，穿上套装，架着拐杖站在那里。这是他出事以来的第一次。
过去10个月来，我在担任副手期间，已经担负了大量的责任，所以我完全有信心做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把手的工作。我是里根任命的第六位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位被某些人称为政府中的“百慕大三角”。我决心做里根的最后一任国家安全顾问。我承认在感到骄傲的同时，还感受到一种压力，因为我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非洲裔美国人，必须努力工作证明自己是称职的。正如专栏作家卡尔·罗恩所说：“要想理解提升鲍威尔担任这项极其艰巨、要求极高的工作这件事的意义，人们必须记住，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以前，还有这样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在外交领域，黑人只能担任驻利比里亚大使和驻加那利群岛公使。”
在我被正式任命之前，还出了点麻烦。的确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反对让一名现役军官来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批评的人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海军上将，里根的首任国务卿、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把手的亚历山大·黑格以及以前在福特总统当政时期也当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本人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次采访时也说过，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应当由一位文职政界人士来担任。艾奥瓦州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哈金还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现役军人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法案若被通过，那对我可真是件头痛的事。
国家安全顾问一职本来无需参议院确认。但是，作为一名三星将军，不管出任任何职务都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才能保住我的军衔。假如我降为二星将军，那对我的任命就不必由参议院确认了。但是，我并不想为了在文职岗位上得到提升而甘愿降低军衔。这样一来，我的前途问题暂时悬而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