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十四章 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第十四章 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1987年12月18日，参议员萨姆·纳恩的秘书打电话来，要我明日下午一定要收看有线电视网C频道关于国会及其他事务的报导。当他所说的时间到来时，我的心情是又好奇又不安。自从发生伊朗—孔特拉丑闻之后，纳恩这位权力很大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极力反对让军官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到这时，我已经从那个副手的小隔间搬进了弗兰克·卡卢奇新近腾出来的那间地处白宫西翼一角的非常气派的办公室。希望在C频道上看到的事，并不是要我搬出这间办公室的消息。
第二天下午，我打开办公室的电视机，电视正在播纳恩的讲话。他一本正经地拖着长腔，慷慨陈词：“每一名军官都知道他的下一次晋升仰赖国防部长和五角大楼的那些高级将军，”纳恩说，“……担任这个职务的任何军官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对总统负责与自己的军人前途之间所固有的矛盾。任命一个军官担任这个高级的、敏感的职务还会引起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权的严重疑虑。”说到这里，纳恩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来一次例外呢？”提出这个问题后，他接着自己做了回答：“……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况。”他指出，里根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左右了，而且“我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局面”。我们需要连续性。因此，他愿意支持对这个特定的被提名人的确认。
“这位先生会不会让步呢？”电视镜头转向共和党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中的少数派高级成员约翰·沃纳。沃纳也说，让一名军人出任这个高级政治职务是一个坏主意，但是他以赞扬的口吻说：“这位优秀军官已经为国家和他本人争得了殊荣。”
纳恩提议批准对我的任命，接着参议院确认了对我的任命。没过几分钟，纳恩和沃纳就像恶作剧的小学生一样在电话中笑着问我是否喜欢刚才的表演。我当然喜欢。不仅把我作为一个例外是对我的褒奖，而且参议院还允许我在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务的同时保留我的三星军衔。
虽然我觉得自己能够担当这一重任，但是我这个军人的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却依然令我感慨万端。10年前，我穿着跳伞靴，咚咚地走在老行政办公楼的走廊里，去对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Z·布热津斯基说，我觉得我不够资格、也不愿意与他的工作沾边。而现在，我却担任了他和他之前的亨利·基辛格担任过的职务。我不再是什么人的助手或第二号人物了。我将直接同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这些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物一道工作。我将扮演法官、交通警察、训导员、仲裁人、消防员、牧师、心理医生，有时还有打手的角色。我不仅将对别人的观点加以组织然后报告给总统，人们现在还希望我拿出自己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判断来。我已经成了没有内阁官员头衔却有内阁官员地位的“要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有关纽约市新任文物建筑保护局局长吉恩·诺曼的报道。他就是在凯利大街上与我一道玩棍球的那个吉恩。自从30多年以前他参加海军陆战队以来，我只见过他一面。我邀请吉恩和他夫人朱厄妮塔——也是我们在凯利大街时的同学——到白宫食堂来与阿尔玛和我共进午餐。我们谈起了最近重新露面的另一个老伙伴托尼·格兰特。他现在是一位律师兼纽约怀特普兰斯公司的顾问。就在我们不停地笑啊、闹啊的时候，心中悄悄地涌起了一个想法：这一切当真发生在香蕉凯利那个小地方的一帮孩子身上了吗？
在餐厅里，吉恩注意到一件一直使我感到不安的事。白宫餐厅的服务员几乎全部是菲律宾人。这个餐厅是由海军包办的。我在五角大楼的服务员中实行了种族融合，但是以我的新职务，我对打破这里的垄断是无能为力的。白宫的引导员中也有同样的情形。他们全都是黑人，就连在正式宴会上做引导员的也都是黑人。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好像是到了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种植园，而不是在20世纪的白宫。这类工作实际上是父子相传的。它们受到珍视。引导员们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满意自己的处境。不，多谢了，他们不需要某位自命不凡的黑人将军为了实现种族融合而破坏他们的好事。
虽然对我的任命还没有得到正式批准，但是从11月18日弗兰克·卡卢奇到国防部上任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代理顾问的职责了。我上台刚两天，就在罗斯福大厅向一批奈特—里德报系的报纸主编介绍了尼加拉瓜局势。听众中有一位名叫雷金纳德·斯图尔特的黑人主编，他一直没有发问。到最后，他举起手问道：“作为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位黑人，你认为是否可能有人对你的工作进行暗中破坏或者绕过你的领导？”我好不容易掩饰住了我的惊诧，这位黑人兄弟是在问我是不是一个摆设！我一口气列举了下述一些事实：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工作了10个月，我处理过从军备控制到百慕大税收条约等所有问题，我直接同总统及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打交道。我既不能被破坏也不能被绕过。恐怕我的恼怒已经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两周后，我参加华盛顿的黑人智囊团体——政治研究联合中心举办的一个招待会时看见了斯图尔特。我走过去对他说：“喂！那天你为什么对我来了那么一下子？”
他顽皮地朝我笑了笑说：“这是那天在场的每个白人都在想但却不敢提出来的问题，所以我就替他们问了。”
12月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到华盛顿来，同里根总统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并签署销毁中程核力量的条约。中程核导弹的射程约为3000英里，介乎战术核武器与瞄准华盛顿、莫斯科、纽约和列宁格勒等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之间。中程核导弹是在欧洲发生战争时西方盟国和苏联人会互相发射的那种导弹。11月间，我和舒尔茨国务卿一起到日内瓦去商谈条约事宜，并为12月的首脑会晤作准备。舒尔茨是团长，在美国驻日内瓦使馆同苏联人举行会谈时也主要由他谈。我边听边观察围坐在谈判桌旁的人，从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看起。此人相貌英俊，一头白发，他的表情和柔声细气的讲话很像一位圣公会牧师。
我的眼睛不停地回到一个年纪稍长、又瘦又小、神情刚毅的军人身上。他就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还是苏军总参谋长，因而是苏联全体武装部队的统帅。在我打量这位苏联英雄的时候，我不停地倒拨脑子中的齿轮，仅仅一年之前，我还在指挥着第五军，而这个军的惟一使命就是打退阿赫罗梅耶夫的军队，特别是第八近卫集团军。而现在我是国家安全顾问，正忙着谈判一些应当使美国第五军和苏联第八近卫集团军变得无用的协议。
那天晚上，美国方面在美国大使官邸举行烛光晚餐，招待苏联代表团。趁谈话一度中断时，我俯过身去对阿赫罗梅耶夫说：“元帅，您想必是仍在服役的最后几位二次大战时的军人之一了。”此时距二次大战胜利日已经42年了。元帅点点头。“我是最后的马希坎人。”他说。我笑了，对他如此熟悉詹姆斯·库珀①感到惊讶。“是的，我这一代苏联人都读过库珀、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的作品，你们的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读过。”
①詹姆斯·库珀，18—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著有《最后的马希坎人》等小说。——译者注。
我问阿赫罗梅耶夫在战争年代都做过些什么工作。他说他17岁离开农庄参加红军。在德军包围列宁格勒期间，他的部队驻扎在离列宁格勒大约35英里的地方。那次包围持续了890天，单是被炸死和饿死的平民就有83万之多。
“整整18个月，”阿赫罗梅耶夫说，“我没进过屋子，即使在气温低至零下50℃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两个冬天都露宿在外，从没过过一天暖和日子。老是打仗，老是挨饿。”他说话时，屋子里没有半点声响。“而且，死人那么多。像我这种年纪的男孩10个里有8个都死了。我的32名中学同班同学中，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活了下来。”
对于这位老元帅讲的故事，我有两个反应，一是对一位军人的勇敢精神的钦佩，二是意识到，不仅是为了拯救俄国，而且也是为了维护那个马克思主义的虚假的神，付出这样大的牺牲，这一事实对于阿赫罗梅耶夫来说该是多么难以接受。他理解实行改革的必要性，也支持改革。但是，他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只要改革、而不想放弃老的信仰。
去日内瓦之前，我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谁接替我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把手，在我外出期间替我料理委员会内的事务。我同前国防部长卡普·温伯格过从甚密。我同现任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的关系也同样密切。而且，我本人是个军人。我需要打消任何这样的看法：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防务部门独家把持的一个分支机构。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他就是现在担任负责海洋、环境和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样一个没有什么作为职务的约翰·D·内格罗篷特。内格罗蓬特是国务院外事部门的职业外交官。我喜欢他的管理风格，外柔而内刚，实在是少有的结合。而且，作为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约翰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会有助于消除认为我是国防部的人这样的看法。我还对卡卢奇和我共同组建的班子做了其他一些调整。保罗·史蒂文斯由法律顾问升任我的行政秘书；尼克·罗斯托接任他的法律顾问职务。罗曼·波帕迪乌克担任我的新闻助理。
在军队中，我们对手下的人做评价，调动一些人的工作是常有的事。这时，我已经确定了一套“鲍氏用人规则”。我重视部下的智慧和判断力，特别是预见能力和全面看问题能力。我还重视部属的忠诚、正直、有干劲、待人热情、办事沉着冷静，并具有要把事情做好的愿望。学者和专家有学问，固然是宝贵人才。但是，我最需要的是能帮助我使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列火车准点行驶的人。
从日内瓦回来之后，我飞往加州，到圣巴巴拉北面圣伊内斯山中的里根牧场去向总统汇报现已谈妥的中程核力量条约，当时总统一家正在那里过感恩节假期。那座牧场的房舍之简朴令我惊讶。房子很小，而且连暖气都没有。我进了屋子，看到里根总统身着格子衬衫、牛仔裤，脚上登的是一双靴子，显然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南希·里根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一字不漏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在我汇报我们同苏联人达成的协议的时候，总统喜形于色。这不奇怪，因为他是开始销毁核武器的第一位美国领导人。
白宫工作人员住在圣巴巴拉的巴尔的摩四季饭店。我从牧场回到那里后，总统的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在路上拦住我：“现在该你‘下水’了。”马林说。他希望我到附近的喜来登酒店去向驻白宫记者团介绍一下中程核力量条约以及在日内瓦会谈的其他问题。我要谈的是“背景情况”。这就是说，我将成为在新闻报道中引述其讲话而不披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
驻白宫记者团有时会厉害得像吃人的猛兽。为了为第一次亮相做准备，我使出了30年前在本宁堡步兵学校教官训练班上学到的招数——怎样站立、怎样走动、怎样使用手势和声音（决不要咳嗽或移动双脚）、怎样组织你的思路（先告诉他们你要对他们讲什么，接着对他们讲你要讲的事情，然后再告诉他们你刚刚对他们讲了些什么）。交流毕竟是交流，不论你面对的是候补军官学校的学员还是萨姆·唐纳森①。
①萨姆·唐纳森，美国采访白宫事务的著名电视记者。——译者注。
不过，当我走向麦克风时，我仍有一种接近地雷区的感觉。我解释了这项条约和其他问题，然后让大家提问。顿时，空气中充满了军备控制的行话：“密码遥测技术”、“投掷重量”、“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等等。在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之后，我的信心也增加了。这时，问题转到了我们和苏联人商定的两个核查地点——犹他州的马格纳和西伯利亚的沃特金斯克。哪个地点更好？一个记者挑逗似地问。我说：“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选马格纳，”沃特金斯克是个相当荒凉的地方。不过我保证，我们一定能让美国有线电视台的人员到那里去采访。”记者们笑了起来。我不仅装成轻松的样子，我也确实感到轻松了。到吹风会结束时，我对这些记者已经产生了好感。此时的我，就像一个没见过林中的老虎、因而也就认定根本不存在老虎的小孩。
然而，从这第一次实践中，我得到了一些关于与新闻界打交道的有益启示。认识到在这种交锋中，冒风险的只有被采访者。传媒只报道愚蠢或不慎的回答，而决不会报道任何愚蠢或不公正的提问。另外，当记者们就一件事连续发问的时候，那你就快遇到麻烦了，这时你就得岔开话题，动用你的力量，占领制高点或者把对方驳回去。
在一个11月的早上，我老是不安地看我的手表。我的办公室里坐满了苏联人。他们是前来安排里根—戈尔巴乔夫首脑会晤的苏方先遣团的成员。与他们的衣着讲究的新领导人不同的是，这批人所穿的西装好像是明斯克苏联国营第二服装厂统一制作的。这时，我已经被首脑会晤所要求的无数后勤方面的安排累得精疲力尽。这天上午，我竭力说服这些苏联人同意让戈尔巴乔夫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直升机过来，使他可以从空中看看华盛顿的全景。“涅特！”（俄文中“不”的发音——译者注）他们对安全感到担心，因此这样说。戈尔巴乔夫应当由车队送来。
几周前，我曾答应在退伍军人节那天到霍华德大学附近的霍华德饭店去向美国军团詹姆斯·里斯第五欧洲分会的女士们发表午餐讲话。窗外下着一场早到的大雪。这大概会使苏联人感到亲切，但却给我带来了难题，因为即使是一场十六分之一英寸厚的雪也足以使华盛顿陷入瘫痪。我让弗洛伦斯·甘特给第五分会的女士们打电话，问问她们是否打算取消这次午餐会。答复是：不，她们正期待着鲍威尔将军的到来。
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是二次大战期间在实行种族隔离的部队中作战的黑人士兵的遗孀，至今还在纪念她们的亡夫，这种精神令我很感动。因此，在一次筹备首脑会晤的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我把苏联人扔下，自己溜了出来，直奔霍华德饭店。在该饭店，我受到女东道主伊玛吉恩·斯图尔特和我的听众们的欢迎。我的听众是9位老妇人，她们坐在一间可容纳200人的房间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有线电视网C频道的摄像机已经架在那里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的影响，因为有线电视网在C频道把我对这9位女士的讲话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了3次。
从此以后，我一直同我的女东道主为无家可归者设立的“伊玛吉恩之家”保持着联系。有一次，在我发起了一个五角大楼为她捐献衣物的活动之后，她给我送来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不要再给我送旧衣服来了。我需要能把这些人打扮起来去应聘的套装。”
不管我在场不在场，苏联先遣团都过得很开心。他们下榻麦迪逊饭店的头一晚，把他们房间里的小酒吧大大享用了一番，竟花去了1400美元。我们要求饭店管理人员别再往小酒吧里装东西了。我还得在克格勃和我们的保安机构之间当裁判。苏方人员来时带来了品种齐全的电子设备。而且，戈尔巴乔夫来时还要带来他们自己的核武器发射系统，即相当于我们总统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的那个“足球”的东西。我们的窃听机构——国家保密局渴望能获准把他们的截听设备搬到白宫里来。中央情报局也想这样做。一些特务对另一些特务搞间谍活动，还有一些特务又对前面那些特务搞间谍活动。如果某个装有起搏器的人走过白宫草坪，他要是没被微波装置追踪，那算他走运。
苏联先遣团的保安头目是克格勃的副部长弗拉基米尔·A·克留奇科夫。他要求见我。当我们的保密局得知我打算允许一名克格勃高官进入白宫西翼的时候，他们慌了手脚。我们怎么能知道他的鞋里装着什么？他要是设法安放窃听器，那该怎么办？他要是往你的沙发里插一个针形麦克风又该怎么办？我说：“伙计们，我认为苏联保安头目不会为首脑会晤安放他自己的窃听设备。戈尔巴乔夫来的时候你们怎么办？在东翼对他进行脱衣搜身吗？”我向他们保证，一俟克留奇科夫离开，他们就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个彻底搜索。
克留奇科夫说，他想见我是为了“绝对保证戈尔巴乔夫同志的安全”。我概要地介绍了保安方面的安排，他点头表示称许。“好，”他说，“你们的保安处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就像你们可以向我们学习一样。”然后，他朝我狡黠地笑了笑说：“我们对于我们下榻的酒店里有那么多的新雇员也感到很高兴。联邦调查局的总部想必已经唱空城计了。”
克留奇科夫造访白宫后不到一年，就升任克格勃首脑了。
批评罗纳德·里根的那些自由派人士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里根是一个保守派，支持大力扩充军备，他肯定是个度假牧场上的花花公子式的战争贩子。实际上，里根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的理想是消除核毁灭的威胁。中程核力量条约就是为此而签订的，战略防御计划也是为此而制定的。搞战略防御计划这个“保护伞”的目的就是要使核武器变得无用。战略防御计划（批评它的人坚持称它为“星球大战”）所涉及的科学是极其复杂深奥的，但是这个战略本身却是浅显易懂的。目前的形势就好像交战双方的两个士兵，各自握着一枚手榴弹呆在掩体内。如果你扔出手榴弹来消灭我，那我也有时间扔出手榴弹来消灭你。相互确保摧毁。为了使自己能占优势，士兵甲拿起一支步枪。士兵乙看到后，也拿起一支步枪，俩人就这样循环往复下去。这就叫做军备竞赛。实施战略防御计划的目的就是打破这种循环。里根总统把战略防御计划看做是抵挡剑的盾牌。如果我们的左臂上有一只盾牌，那么我们的右手就不必握有一支很大的剑了。我们越是觉得自己的盾牌保险，我们所需要的剑就越是可以小一些。设计战略防御计划盾牌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人，而是为了保护人。
总统喜欢这个盾牌的形象，尽管它有点夸张。战略防御计划的实际战略威力在于，虽说它不可能阻止敌方全部导弹来袭，但是它能摧毁相当多的导弹，使苏联人不能确保他们一定能进行毁灭性的核打击。这样，战略防御计划就会使继续扩充核力量变得没有意义。里根曾建议同苏联人分享战略防御计划技术，但他们从未相信这种表示是真诚的。连我们自己的许多制定计划的人也不相信里根真想这样做，尽管我知道他是出于真心。总统认为，只有苏联人觉得自己也安全的时候，他们才会把自己的核剑截短。这正是这个人有远见的地方。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是，造导弹要比建造复杂的盾牌省钱，因此苏联人可以不停地增加导弹，使之超过我们所建造的不论多么强大的防御设施。这个论点忽略了平衡经济学的原理。我们拥有选择任何一条道路的财力，搞战略防御计划可以，多造导弹也可以，而苏联人在经济上就承受不了。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表示，如果我们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他可以销毁苏联很大一部分核武器。这表明，虽然他嘴上说不予理会，但实际上是害怕这种新技术的。我们知道他12月来华盛顿时仍然会反对战略防御计划。我们也知道，里根会坚持这项计划。
戈尔巴乔夫到来的几天之前，我有一次正向总统汇报首脑会晤议程时，他打断了我的话，让我看两个小盒子。他打开小盒，微笑着把两副金袖扣送到我面前。那袖扣的图案是一些正在铸剑为犁的小人儿。像他的许多新奇玩意儿一样，这两副袖扣是加州的一位好友送给他的。总统要在戈尔巴乔夫到来的那天戴上一副，再在他们于椭圆形办公室举行单独会谈时把另一副送给这位苏联领导人。我指出，我认为俄国人不会戴法国袖扣。但他却执意要这样做。这一天以及其后的几天，我们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个精明的人）。可是，我每次走进总统办公室向他汇报有关首脑会谈的问题，他都要提起袖扣的事。他知道裁军和经济问题最终总是要解决的。但是他也想有一些能把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两个人联系起来的个人的象征物。
离首脑会晤只有几天了，我要求苏联大使尤里·杜比宁尽快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一个难题，他也有一个难题。当我解释我的难题的时候，身材高大、满头白发、通常很友善的杜比宁显得有些狼狈，脑门上闪着亮晶晶的汗珠。我对他说，里根夫人很生气，她邀请苏联首脑的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夫一道喝茶、共进午餐或者做她所喜欢做的任何别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人多次询问之后，仍然听不到回音。既不接受也不拒绝，甚至连一句表示接到了邀请的话都没有。与我共同负责安排这次首脑会晤的白宫联络处主任汤姆·格里斯科姆是个讲话风趣而干脆的人。他说：“难道这是牲口棚，让两位第一夫人争食吃吗？”我知道里根夫人是说一不二的，于是我就告诉杜比宁，如果她不能很快得到简单而有礼貌的答复，我们就会把一次诚挚的首脑会晤搞砸了。
“科林，”杜比宁边说边不安地移动着身子，“这件事很微妙。戈尔巴乔夫夫人她……”他的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我对那些难侍候的第一夫人太了解了。不过，我还是对他说：“如果你们不想因为这类愚蠢的事情而把这次首脑会晤弄糟，那就快行动吧。你为什么不动用你们克格勃的传真机，快些给我们答复呢？”24小时后，我们接到了赖莎·戈尔巴乔夫的回电，说她接受邀请，同意来喝茶。用苏联的标准来衡量，这么快做出决定可以称得上是光速了。
是的，我对固执己见的第一夫人确有了解，但对我来说还是有可学的东西。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设计了一个第一天的条约签字仪式，为的是使首脑会晤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开端。我们定的时间是上午11点。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肯·杜伯斯坦是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人，他精力充沛，政治上很精明。我把拟定的时间表送给杜伯斯坦，他后来打电话给我说，签字仪式必须在下午1点45分举行。我说，这办不到，那会把整个这一天的安排打乱。但杜伯斯坦重复说，一定要在下午1点45分举行。我对他说也许可以改在11点半，最迟12点。杜伯斯坦坚持要在下午1点45分。他的态度很武断，完全不像他的为人。于是我说：“肯尼，1点45分这个时间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但是也不让步。我们只好把时间表全部打乱，以满足这个莫名其妙的要求。
几周之后，杜伯斯坦终于把原因告诉了我。这样，我也就成了白宫中6个得悉这个秘密的人之一。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南希·里根在决定总统应当在何时何地处理美国的事情时一定要听一位占星家的意见。而这位名叫琼·奎格利的加州占星者断定，下午1点45分时的星象最适于签署中程核力量条约。
南希·里根迷信占星术与总统本人身上那种类似神秘主义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对他有很大影响。如果苏联一座核电站发生的一次事故能将有毒的辐射传播到世界上那么大的一片地方，核武器又将如何？总统了解到，切尔诺贝利这个名字是从俄文中表示“苦艾”的那个字演变来的。由于苦艾味苦，所以圣经上以这个字作为敌意的象征。总统的思路从切尔诺贝利引申到苦艾，从苦艾引申到敌意，从敌意引申到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他对我们说，那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是上帝对人类发出的警告。
12月7日那一天，戈尔巴乔夫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我们分毫不差地执行着事先制定好的计划：总书记到达白宫南草坪；在椭圆形办公室同总统进行短时间的单独会谈；里根急不可待地赠送袖扣，戈尔巴乔夫只说了声“谢谢”就装进了衣袋。然后，两位领导人带着他们的代表团进入东厅，举行中程核力量条约签字仪式。里根总统说：“‘控制军备’这个词被‘裁减军备’所代替，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把加了皮套的两份文本摆好，蓝皮的是给美国的，红皮的是给苏联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上面签了字，时间刚好是下午1点45分多一点。
仪式结束后，现在该是讨论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戈尔巴乔夫仍然想阻挠“战略防御计划”的实施，他还想为他的国家争取经济援助。我们则希望苏联撤出阿富汗，希望给犹太人以离开苏联的自由。我原安排让两位首脑及其主要助手于下午2时30分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谈。但是国务院希望让许多人——既有美国人也有苏联人——参加会谈，所以到最后一刻，舒尔茨要求把会谈挪到大得多的内阁会议厅举行。我的直觉不安起来。突然改变计划会使罗纳德·里根的竞技状态受到影响。但我迁就了舒尔茨，这可是个不明智的决定。
此时，内阁会议厅内已是座无虚席。大家坐好之后，总统请他的客人戈尔巴乔夫先讲话。当这位苏联领导人照着手写的讲稿讲话的时候，我开始记下我的印象：“聪明。头脑灵活。不绕大圈。很有分量。很实在。充满活力。精彩的发言。”戈尔巴乔夫满口“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低平弹道”以及SS—12、SS—13、SS—18、SS—24导弹的投掷重量等字眼，就好像他是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一个学者。讲着讲着，戈尔巴乔夫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知道你们准备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的工厂里生产新式化学武器。”他甚至知道这些武器将用155毫米炮弹来发射。这种事连我也不知道。总统不动声色、表情愉快地听着。突然，他打断戈尔巴乔夫说，他有个故事要讲给大家听。我们知道他的资料卡片上记着许多俄国笑话，这些笑话大都是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为他提供的。戈尔巴乔夫停下来让他讲。
“一位美国教授要到苏联去。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总统开始讲故事了，“那出租车司机原来是个学生。教授问他：‘你毕业之后想做什么呀？’那司机说：‘不知道，我还没决定呢？’”
“到了苏联之后，教授又叫了一辆出租车从机场去莫斯科，”总统和蔼可亲地继续往下讲，“在车上他又同苏联司机攀谈起来。那司机也是个学生。于是教授便问他毕业后想干什么。‘不知道。’司机说，‘人家还没告诉我哩。’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
听他讲完这个故事，在场的美国人恨不能钻到桌子底下去，而戈尔巴乔夫则眼睛盯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这是他同总统的第三次会谈，到这时他对里根的风格也有所了解了。他显然认为，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要比为这种事生气更重要。于是，他又继续他的讲话，就好像刚才他什么也没听到似的。
总统接下来的表现进一步暴露出他的准备不足。谈到外交问题时，他转向舒尔茨说：“唔，乔治，在这方面你可能有话要说。”谈到军事问题时，他又转向卡卢奇说：“弗兰克，我相信你会愿意谈谈这个问题。”
会谈结束后，我们这方面的人回到椭圆形办公室。乔治·舒尔茨大胆地说出了该说的话：“总统先生，这太糟糕了。这个人不好对付，他是有备而来。您不能只是坐在那里讲笑话。”
总统知道会谈进行得不怎么好，因而听了这番责备的话也没反驳。但是他并没有一蹶不振。“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他说。
总统和戈尔巴乔夫预定次日上午还要举行会谈。我决心不再重犯今天的错误（我承认发生这些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过错）。“首先，我们不能离开椭圆形办公室。”我说。舒尔茨现在同意了。“其次，总统先生，”我说，“要为您准备一个比较好的发言提纲。”今天再讲任何教训的话都会伤害罗纳德·里根的自尊心。他晚上还要设宴招待戈尔巴乔夫，于是我建议他回家去做准备。我向他保证，到明天早上，我们会把一切都准备停当。
会议结束时，舒尔茨看上去依旧是心烦意乱的样子，好像我们在拳击赛中第一回合就被人击倒了。我建议大家好好喘口气，然后全力以赴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回到办公室，让弗洛伦斯·甘特把我的助手弗里茨·埃尔马思、鲍勃·林哈德和纳尔逊·莱兹基找来。他们一来，我就向他们发布了陆军中那种典型的五段式战地命令：形势——很严重，我们第一次交手就失利了；任务——夺回主动权；措施——使总统对明天的会谈准备得好一些，以便进行反击；后勤——由本班子给总统拟定一份三至四页写得密密麻麻的讲话提纲；指挥与控制——就在本办公室，讲话提纲需经国务卿审查。然后我说：“我在国宴后于午夜时分来看你们。”
国宴进行得很顺利。里根发表了热情洋溢、令人信服、妙趣横生的讲话，这看来是他天生的长处，而且他又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于将近午夜时回到我的办公室，那里是在赶任务时通常都有的乱作一团的景象。男人们挽着袖子，领带结拉下一半，女人头发散乱，人们俯身在涂改得乱七八糟的文稿上，桌子上到处是咖啡喝剩一半的泡沫杯和塑料匙，秘书们坐在文字处理机前噼噼啪啪地打字，打印机吐出最新的修改稿。我看了看打好的最后文本，说：“挺好，但是还要更好。”我在思路方面做了一些纠正之后便回家去稍事休息。到凌晨5点钟就又到西翼来了。我的助手们此时都蜷卧在椅子和沙发上，一个个睡眼惺忪。埃尔马思把总统讲话提纲的最新文本交给我。我看了一下手表。舒尔茨早上7点要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再改一次。”我说完又做了几点新指示。他们又爬了起来，坐到会议桌旁。
舒尔茨正好7点来到我办公室。我把我们写好的东西交给他。“我觉得不错，”他说，“不过我得把它拿回国务院去，我手下的人需要看一看。”
“最好能快一点儿，”我说，“我还得向总统汇报，而且他要在上午11点同戈尔巴乔夫会谈。”
当我把提纲的内容讲给总统听的时候，他显得精神很好也很轻松。提纲上的字打得很稀，像电影脚本似的。其中谈到战略防御计划、军备控制、地区性冲突、人权以及经济援助等问题。看他的表情，就像根本没发生过昨天那段插曲似的。我自己的心情绝对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总是在早上起来显得好一些嘛。永远乐观能增强力量，甚至对总统来说也是如此。
“很不错，我都记下了，我都记下了。”当我们把讲话提纲研究了一遍之后，总统点着头连声说道。
当时他坐在一张靠近茶几的安乐椅里。我拉开茶几的抽屉把这三页纸塞了进去，并对总统说：“在我们举行了正式会谈仪式之后，就回到椭圆形办公室这里来。”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一个长相凶恶的克格勃官员，格里斯科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吸血鬼”）会打开公文箱，递给戈尔巴乔夫一个速记簿，上面有手写的笔记。“您就在这个时候漫不经心地从抽屉里拿出讲话提纲，总统先生，您可一定要先讲话。”
第二天上午，里根总统在白宫欢迎戈尔巴乔夫到来。然后他俩带着各自的助手一起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我们让摄影记者拍了几张照片后，便坐下来正式会谈。当时戈尔巴乔夫手中已经拿着他的速记簿了。我望了望总统，他正在从茶几里往外拿讲话提纲。他开始讲话，讲得又自然又有说服力。他指出，昨天是值得骄傲的一天，然而，正如总书记本人所说，他们两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苏联方面愿意把弹道导弹的弹头限制在4800至5100枚，这使他很受鼓舞。40多年来，进攻性导弹维持了和平，但是，我们两国的人民希望用比这更好的方式。这就是实施战略防御计划的目的。这个计划要消除在发生危机时实行第一次打击的诱因，以此来加强世界的稳定。
这出戏演得完美无瑕。总统为讨论定下了我们所希望的调子。我不时地望望戈尔巴乔夫，再一次意识到此人的思维敏锐。他立即明白了我们为了扭转昨天的方向做出了哪些努力。总统讲完后，戈尔巴乔夫翻了一下他的小本开始发言。不一会儿，他索性把那本子抛开，单凭记忆做了一次完全以事实为根据的讲话。这显示出他对自己的材料掌握得滚瓜烂熟。他阐述了他依旧强烈反对战略防御计划的立场。戈尔巴乔夫说，与美国传媒所歪曲的相反，苏联并没有实施它自己的战略防御计划。但是，如果美国想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是你们的事。不过苏联将会做出反应。总之，他讲话的主旨还是积极的，那就是要继续寻求削减核武器的协议。
会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多一点。舒尔茨、卡卢奇和我得不时地就一些细节问题为总统救驾。尽管戈尔巴乔夫在对问题的掌握方面明显占优势，但他的举止中丝毫没有傲慢的成分，绝没有1962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威逼年轻而又缺乏经验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那种情形。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更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阐述方面，这位英国首相也比罗纳德·里根高明许多。她和戈尔巴乔夫都在里根身上看到了在两次总统选举中赢得了美国人心的那些品质。此人不仅是总统，他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他的人民的朴实性格、讲究实际的态度以及乐观精神。聪明的外国元首们承认这一事实，比较刻薄的领导人则不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决不是傻瓜。
12月10日上午，天空阴沉，淫雨霏霏。人们聚集在白宫南草坪上为戈尔巴乔夫送行。然而，戈尔巴乔夫却像一个刚刚赢得了预选的政客一样春风满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确是赢得了一次预选。在从苏联大使馆去白宫的路上，戈尔巴乔夫让他的车队在第16街停了一下，开始向围观的人群做姿态，而且他的姿态做得十分成功。正如我们后来认识到的，他的举动证明，他在国外比在苏联国内更得人心。然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苏联人想要的弹道导弹的最高限额是5100枚，而我们想要的是4800枚。我们只有把这个分歧解决了，才能从中程核力量条约迈向限制战略远程核系统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类战略远程武器是设计未来越洋发射、袭击彼此的城市的。
当我们同苏联人一道挤在内阁会议厅里，争论着可容许的弹道导弹数目问题的时候，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却在那边等待我们结束讨论，使他们能够在浸透了雨水的南草坪上开始举行欢送仪式。最后，卡卢奇向阿赫罗梅耶夫提议，我们干脆来个折衷，把导弹数目定为4900枚。我们的人走向总统，在舒尔茨和我保证这是一笔好交易之后，总统同意这个建议。我感受到了卡卢奇以前感受过的那种激动心情。罗纳德·里根相信他手下的人，他会接受你的建议，所以你的意见最好是正确的。总统曾在一张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向他汇报情况的照片上给我题字。他题的字是：“科林，如果你这么说，那就一定是对的。”这表明他是多么信任我，这种信任真有点令我诚惶诚恐。
戈尔巴乔夫也同意了这个折衷限额。于是，就在华盛顿那个下雨的午后，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了。
1988年1月，我们进入了里根政府的最后一年。对于像我这样仅仅一个月前才从侧翼走上全国性舞台的人来说，这个时期是在饶有兴趣的气氛中开始的。我收到了阿拉斯加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同布什副总统之间两封往来短笺的副本。史蒂文斯在圣诞节刚过的时候写信道：
亲爱的乔治：
我的确对科林·鲍威尔印象很好。
据我判断，他应当列入你遴选副总统的“最后考虑名单”。
几天后，1988年1月5日，布什回信说：
特德：
你对科林·鲍威尔的印象没错。他在各方面都是属于A级的人。
承蒙恭维。但是他俩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布什从未对我提过这件事。
那个时期民主事业在拉丁美洲正在取得胜利，但是在桑地诺派掌权的尼加拉瓜和诺列加执政的巴拿马则不然。我在一段时间以前已经知道尼加拉瓜孔特拉决不可能高举胜利的旗帜和枪支在马那瓜凯旋游行。他们还不够强大，但是他们仍是我们促使桑地诺派继续坐在谈判桌旁的手段，这个策略当时是起作用的。双方已在头年8月达成初步协议。我认为，为了保持压力，我们应该继续向孔特拉供应武器，不是从后门送过去，而是在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公开提供。我当时仍在为一项向孔特拉提供武器的一揽子计划尽力游说，而那是使我深感失望的日子。在临近2月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要达成协议了。只要共和党人能答应作少许次要的让步，我们就能在民主党人中间把我们所需要的能左右局面的票数争取到手。但是我没有把众议院少数党督导迪克·切尼的性格考虑在内，我早在法兰克福第五军的时候曾向此人介绍过情况。切尼不同意再作任何让步。他宁愿输也要坚持原则，不愿为了赢而作进一步让步。结果，政府方案在2月3日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不那么可取的协议，即以继续提供非武器援助来使孔特拉保持勉强的团结。
2月19日，我随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取道芬兰前往莫斯科，我们将在那里筹划拟在夏季举行的下一次首脑会晤。这时我与舒尔茨的关系日益密切。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杰出的公务人员之一，我对他知之越多，印象就越深。我钦佩舒尔茨不仅是因为他有智慧，还因为他坚忍不拔地想方设法为里根的理想注入实质内容。他和我，还有卡卢奇，每天早晨7点钟在我办公室碰头。我们3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以相互竞争的政府系统的头领的姿态进行工作的。在政府里舒尔茨是惟一负责对外政策的部长，我总是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明白这一点并始终支持他。
我们中途在赫尔辛基停留，下榻怡人的渔村饭店，以便先消除一下飞行时差造成的疲劳，然后再去见苏联人。舒尔茨盛情在饭店请我们一行15人吃晚饭，吃着吃着我们成了邻桌一批日本游客大感兴趣的对象。
我们散席的时候，日本人拿着相机围了上来。他们希望同名人合影留念。舒尔茨和我稍稍整了整仪表，不料日本人却围上了别人。他们想与之合影的名人是国务院公共事务助理部长雷德曼。雷德曼是每天在电视摄像机前向报界发布新闻的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人们由电视影像形成概念的时代，而真实在这些概念掩盖下黯然失色。后来我也看到这种失真现象在我们对外政策的审议中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
到莫斯科后，我见到一位经历了冷战全过程的人物，他就是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各时代连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多勃雷宁一定是软木做成的人物。他在前几代推行强硬路线的共产党政权中安然无恙，在现在的公开性和改革时代又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我们到后，白天在昔日的沙皇宫殿、如今是外交部宾馆的一幢外交别墅内同多勃雷宁和谢瓦尔德纳泽讨论有关将要举行的首脑会晤事宜。
白天的会谈结束时，多勃雷宁悄悄走到我面前说，他想我们应该聊聊，就我们两个。他的司机开着吉尔车把我和他送到了莫斯科河对岸与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饭店。过厅里空荡荡的看不到什么人，我问多勃雷宁：“这是什么地方？”“供大人物用的，政治局、克格勃。”他用悦耳的美国英语说道。我们乘电梯上到4楼，多勃雷宁带我走进一个包间。人们到苏联去通常不是为了享受美味佳肴，但是这顿饭却精美异常。服务员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动作干脆利落的俄罗斯女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