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十九章 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 第十九章 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2
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不愧是个民族英雄。但是他关于战争结束得太早的批评反而削弱了他受人尊敬的地位。他很难过。总统始终是个忠实的人，他获悉诺姆感到受了伤害后，再次给他打去电话，要他不要忧虑。诚然，我感到需要把事情说个明白。施瓦茨科普夫参与了停战决策，他现在好像在与之拉开距离。我在与诺姆核对后发表了一则公开声明，内容如下：“施瓦茨科普夫和我两人都支持在1991年2月27日午夜12时（东部标准时间）结束‘沙漠风暴’作战行动，一如总统的全体顾问所做……没有相反的建议。没有不同的意见。
没有进行辩论。”
诺姆开始从他对弗罗斯特所说的话往后退却，在他的《并非英雄》一书中，他解释了他的想法：
我本能的反应是迅速停火将拯救生命。如果我们过了星期四继续进攻，我军部队将有更多的人被打死，也许不会很多，但总会有一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我不久前刚对美国人民说，伊军所剩的兵力已不足以构成地区性军事威胁……我们将那个小子狠揍了一顿，任何人都毫不怀疑，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伤亡人数极少。为什么不结束它？为什么明天再让有的人被打死？于是我定下了停火决心。
施瓦茨科普夫绝对正确。但是，对于半途而废、功亏一篑的指责仍难制止住。而事实真相是，伊拉克依靠一支50多万兵力的军队发动战争，其中大约一半投入到科威特战场，他们在这里伤了元气。在海湾打了这一仗后4年，伊军规模仍只达到原先的一半。而且在伊拉克军队中，我敢肯定仍流传着各种可怕的故事，讲述“沙漠风暴”期间空中和陆上的打击多么厉害。伊军的残余部队已不再是一支具有血战到底意志的力量。
1994年10月，萨达姆·侯赛因向科威特边境派遣2万
共和国卫队的兵力，在设法争取放宽联合国制裁的同时试图装出强硬的架势。很快，主张采用简单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些人叫喊起来：如果在海湾战争期间把萨达姆干掉了，他现在就不会惹事生非了。10月23日，《纽约时报》在头版登载了一篇从一本关于海湾战争的书中摘录的长文，该书由该报记者之一与另一个人合著。摘录的标题是：伊拉克劫里逃生，再次威胁科威特。在该摘录中，作者们指出：“伊军的许多精锐部队即共和国卫队未被歼灭……”这正是萨达姆仍然能够运用其威胁性军事力量的原因。
有人认为，萨达姆在“沙漠风暴”末期进行了某种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种看法过于肤浅。其实，当时我本想截住伊军并将之全歼。然而真实情况是，从科威特逃出的坦克和其和国卫队的部队比我们预计的多。不错，我们可以再用一两天时间就能封锁出逃路线，而且在封锁后我们可以打死、打伤或俘虏被围的共和国卫队的所有士兵。但这不会使萨达姆的未来行径发生丝毫变化。伊拉克拥有2000万人口，它始终能够对只拥有75万人口的弹丸邻国——科威特构成威胁。不管有没有萨达姆，也不管存不存在共和国卫队，科威特的安全都依赖于该地区的盟国和美国的安排，这是战略现实。另一个现实是，1991年，我们在战场上痛击了伊军，而且在实现联合国目标的同时，使伊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并且使它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
但我们在将萨达姆的部队逼得四处逃窜之时为什么不向巴格达推进呢？或者换种方式说，我们为什么不摆动球门柱呢？人们往往会忘记的是，虽然美国走在头里，但我们率领的是一个国际联盟，执行的是联合国明确规定的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了。总统甚至希望在7月4日以前把所有部队送回国内，这本来将成为引人注目之举，但由于后勤原因不可能做到。他已向美国人民保证，“沙漠风暴”行动不会成为波斯湾的越南战争，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联盟，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从未希望伊拉克遭到入侵和肢解。战前，我收到了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查尔斯·弗里曼发来的一份电报的副本。“由于种种原因，”弗里曼说，“我们不能谋求伊拉克无条件投降并由我们占领它。摧毁伊拉克或将它削弱到伊朗和（或）叙利亚不受它制约的程度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大使先生的话多明智啊。将伊拉克分裂为各自为政的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族政治实体，将无助于我们希望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稳定。避免这种分裂结局的惟一途径是主要由美国征服和占领一个2000万人口的遥远的国家。我不认为这是美国人民会支持的做法。
当然，我们很希望看到萨达姆因给伊拉克带来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破坏而被他的人民推翻，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总统把萨达姆说成是魔鬼的化身，也无助于公众理解为什么允许他留在台上。不过，这也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即如果萨达姆倒台，他必须由一个在某种沙漠民主国家中的杰斐逊的追随者所取代，在这个国家中，人民在拜读古兰经的同时还阅读《联邦主义文件》。最后我们很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叫别的名字的萨达姆。我在全国各地旅行时，一些人的父母亲常常前来对我说：“将军，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的儿子（或女儿）曾参加过海湾战争。”在我听后总是有点担心地问道：“我希望他们一切顺利。”他们通常回答说，是的，并对他们家里的军人能安全回到家表示感谢。在海湾战争中，共有147名美国人献出了生命；另有236人因事故和其他原因死亡。从军事统计的数字看损失不大，但对出事的每个家庭来说却是一场悲剧。我会见过其中一些家庭，他们的不幸令人伤心。更令人伤心的是，本军的火力造成大量伤亡，使这种悲剧悲上加悲。我感到宽慰的是，我无须对更多的父母亲说这样的话：“我很抱歉你的儿子或女儿在围攻巴格达的战斗中牺牲了。”我坚守自己的岗位，支持总统关于何时和怎样结束战争的决定。我为此而感到一种当之无愧的骄傲。
“沙漠风暴”不仅实现了它的政治目标，而且它开始扭转中东长期敌对的气氛。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对伊拉克立场表示支持的惟一两个主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俩人的地位都因他们的立场而受到了削弱。因此，3年之后，他们试图与以色列和他们的其他邻国达成和解。“沙漠风暴”后举行的马德里中东和会，开始了这样一个进程，它导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于1993年9月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并且导致侯赛因与以色列于1994年10月缔结了和约。美国今天享有“沙漠风暴”前得不到的进入该地区的权利。甚至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质也在冲突结束后获释。而伊拉克依然脆弱不振和处境孤立，并继续处在联合国检查人员的监督之下。这样的底线不算坏吧！
我对当代世界数一数二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对“沙漠风暴”的评论感到满意。基根写道：“不管说了哪些赶时髦的话，海湾战争确实是一次周密规划和打得很漂亮的军事胜利。”它实现了军事行动的最高目的：“为了维护秩序而战。”
报道战事的许多记者和他们在国内的媒体老板都抱怨说，军方对他们控制过严。他们不能到新闻消息源组织采访新闻。没有军事护卫人员，他们不能到战场实地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传奇记者厄尼·派尔曾经从欧洲的散兵坑和太平洋的滩头堡发送消息，批评我们的人拿他作为例子当面指责我们。然而，新闻媒体对“沙漠风暴”的报道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2500名特派记者中，高峰时共有1400人群集到战场采访。不妨将这一数字与过去的数字比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诺曼底进攻日开始时同首批攻击部队一起上岸的只有27名记者，越南战争高峰时在越南采访的记者不及这次“沙漠风暴”期间在战地采访的记者的四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保密起见，厄尼·派尔和他的同行曾受到极严格的新闻检查。而在海湾战争中，新闻报道仅军方检查有无泄密情况。在由新闻消息源组织记者呈报的1350篇书面报道中只对一篇报导作了修改以保护情报来源。在“沙漠风暴”中，我们一方面要保守军事机密，另一方面还要接待有史以来阵容最庞大的战地采访记者。
不论是好是坏，瞬时图像通信使我们时代的新闻报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采用坐喷气式飞机旅行、卫星传输和小型摄像机，可以像有线新闻电视网那样进行昼夜24小时的实况报道，而且消除了记者与读者之间旧式的印刷媒体编辑手续。
电视的直观性使那些老派的盛气凌人的记者的日子更难过。过去，记者们可以耍弄手腕，以粗暴尖刻的方式提问一些强硬的问题，以便弄到报道的素材。他们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无关紧要，因为谁也看不见记者本人，大家看到的只是经过编辑整理、加了鲜明标题的新闻报道。但是现在，公众能收看到记者的采访活动，看到他们大声喊叫或有时提出一些无理的问题时，即使最优秀的记者有时也会给人以坏小子的印象。
当切尼、诺姆和我上电视时，我们已知道个中奥秘：我们讲话的听众不仅是聚集在面前的记者，还有其他四类人——美国人民、外国人、敌人和我军部队的官兵。例如，我决不会为取悦国内听众而讲些激怒伊拉克的话，反之亦然。在地面攻势开始前夕，我收看《周六夜生活》节目时，就知道我们已经取得了舆论对“沙漠风暴”行动的支持。在这一节目中，一位陆军公共关系军官“皮尔逊中校”穿着沙漠迷彩服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像往常那样，许多人举手大声向他提问：“上校，你说我军在哪个地方最容易遭到攻击？”“我们打算两栖进攻科威特吗？如果进攻，将在什么地方？”“我们打算哪天开始地面进攻？”对观看过在新闻发布会上实际提问场面的任何人来说，都感到在这欢闹之中有一种真实之感。这一次，是报纸记者而不是《比特尔·贝利》连环漫画中某个不称职的哈夫特拉克将军成了讽刺的印象。
在海湾战争期间，我们对军方发言人都进行了试听。在这24小时电视报道的世界上，我们已不能随便安排个人面对摄像机的镜头，不管他消息多么灵通。我们看中了联合参谋部作战主任汤姆·凯利中将，让他担任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官，因为凯利不仅知识渊博，而且看起来像情景喜剧《欢呼》中的诺姆，是人们可以与之交心和信得过的好人。凯利的新闻发布工作的伙伴迈克·麦康纳尔海军少将是位绝妙的陪衬角色，他总是使凯利身边的贤人具有学究式的权威性。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与我相距8000英里之遥，俩人观看了海军陆战队准将理查德·B·尼尔在利雅得首次向记者通报情况。他是我们试听过的第三个人。记者们对尼尔有点不大客气，但是尼尔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诚实。在尼尔首次露面后，我给诺姆去电话说：“我想你给自己物色了一位明星。”理所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战斗。但在这种新的媒体环境下，我们得向昔日的克劳塞维茨学点东西：如何使人民理解和支持我们所做的事情。战后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我们没有徒劳。这些调查表明，参加民意测验的美国人中，百分之八十认为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达到良好或优秀。
施瓦茨科普夫早在凯旋归国前，就想同我讨论他的前途问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令人向往和受人尊敬的职务已经给了杰克·高尔文将军。我说：“你也许能在某个时候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我还未到让位的时候。当然，沃诺快退休了。这将腾出陆军参谋长的位置。”诺姆回答说他也许感兴趣。我说：“当然，不过我得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现在是你激流勇退的最好时间。你在国外时间不短了。你猜不到在你回国时将会遇到什么情况。你现在是全国上下崇拜的偶像。人们都在为你发疯，对你钦佩得五体投地。”我知道，五角大楼中现在没有一个职位大得足以容得下像他这种名声和地位显赫的人。我说：“你在军队中已干了35年。现在外边有各式各样的单位都想请你去，是离开军队的时候了。”
过了没多久，施瓦茨科普夫同其他朋友交谈以后，回电话给我说：“我打算退休，我了解你们这帮家伙今后几年准备干些什么。你们将裁减军队，把军队弄得七零八落。我可没有干这种事的胃口。而且我不想同该死的政客们打交道，也受不了你们面对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希望把军队改革好，而不是把它搞乱。不过，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退休。施瓦茨科普夫容不得愚蠢之举，在战场上独断专行的环境下，碰到这种情况时，他可以把它顶回去。但是到了华盛顿的地界上，不能容忍的事也得容忍。
有一阵子，战火好像又要再起似的。3月，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揭竿而起，要求巴格达给予更多的承认。萨达姆作出反应，派兵镇压起义。在北方，库尔德人试图摆脱伊拉克的统治。两次反叛都未成功。坦率地说，即使它们获得成功，这也不是我国政策的目标。不过，布什总统慷慨陈词敦促伊拉克人推翻萨达姆，可能对叛乱分子起了鼓动作用。但是，我国的实际意图是使伊拉克保留足够的实力，继续对伊朗构成威胁，因为后者仍对美国抱着势不两立的敌视态度。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无视反叛的库尔德人日益恶化的困境。萨达姆杀了个回马枪，将50多万库尔德人逐出家园，驱赶到土耳其南部寸草不长的山区。由于缺乏食物、住所和医疗条件，他们在这里开始死去，死亡的人数每天达600人之多。布什总统指示我们开展名为“给予安慰”的救济行动，由当时已晋升中将的约翰·M·沙利卡什维利领导。然而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山区环境中，库尔德人无法长期存活下去。他们的最大希望是返回家园。把他们送回去并保护他们不受萨达姆的报复是一项艰巨任务。
杰克·高尔文作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从比利时的蒙斯发号施令，他对在该地区的美军实施遥控。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华盛顿，杰克在比利时，俩人各在面前摊开一张地图，在上面画出一个“安全区”，即围着伊拉克库尔德人城市的一个地区，不准萨达姆的部队进入。我感到自己像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名英国外交官，在一家绅士俱乐部的桌布上勾画出像约旦和伊拉克那样的国家。我称担任泛欧角色的杰克·高尔文为“查理曼大帝”，并且告诉他，他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王国缔造者。在划出安全区以后，我们命令伊拉克军队撤出该地区。他们拒不从命。我们炫耀武力，他们就撤走了。在7个星期之内，“给予安慰”行动将近50万库尔德人送回了家园。我看着沙利卡什维利高度熟练地处理这种政治和军事混乱局面，再次断定：他是一名堪当大任的军人。
部队回国时，全国一片欢腾。我参加了芝加哥和华盛顿的祝捷游行。在纽约百老汇大街游行时，人们向我们抛投纸带以示欢迎。阿尔玛和我乘坐一辆白色的1959年“别克”牌敞篷汽车。在我们前面的是切尼和他的妻子林恩，在我们后面的是施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妻子布伦达。我们的保安人员要求男人穿着装甲防弹背心。我说：“我不穿，我看上去已足够丰满的了。”诺姆同意，而切尼也依从我们的军事判断力。处于活动的中心，心情十分激动，这种场面我只在历史书里和欢迎林德伯格、艾森豪威尔或麦克阿瑟凯旋的新闻片中见过。诺姆是新泽西州人，我是纽约人，五彩缤纷的纸带和纸屑像雪片似地撒到我们的汽车上，气球随风飘荡，成千上万的人向我们热情地欢呼。我们是两个功成名就的家乡人。在祝捷队伍中游行的海陆空军将领还有：约翰·约索克、沃尔特·布默、查克·霍纳、斯坦·阿瑟。我们大家只是真正英雄们的代表。真正的英雄是第十八空降军、第七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是飞行员、水兵和海岸警卫队队员，他们让美国人民重新感到自豪。游行队伍中还有我们盟国的代表，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老战士，他们终于得到了早该得到的承认。
各军种参谋长坐在看台上，他们的贡献大都未受到歌颂，但是他们极其出色地准备好了他们的部队，并且向切尼和布什总统献计献策。全国人民感谢卡尔·沃诺上将、弗兰克·凯尔索海军上将、托尼·麦克皮克上将和阿尔·格雷上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海军上将和海岸警卫队司令比尔·基姆海军上将。“沙漠风暴”行动是协同配合的杰作，它涉及我国在世界各地的司令部，以及在华盛顿的鲜为人知的国防机构，它们提供了后勤支援、情报、通信、地图及所有其他许多不上光荣榜的胜利因素。
我们全体军人得到了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的文职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对表扬最受之无愧的当数布什总统。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不能按兵不动。”而且他领导一个世界联盟取得了胜利。
庆祝活动的规格无疑超过了成就。我们不是打赢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在朝鲜的僵局和东南亚的长期苦难后，国家渴望胜利。我们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以很小的伤亡为美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美国人民再次爱上了他们的武装部队。我曾想过，如果我们这次得到了太多的颂扬，那么多出来的那部分可算是弥补前几次战争中我军部队打完仗归国时受到的冷遇。
这年春季，我应邀在扬基体育场为扬基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的季度首场比赛投第一个球。作为一个大学运动员，我的冲击力不强，但我发誓我的投球却很棒。后来，我沿着东河大道下行，凝视着河对岸巨大的百事可乐广告牌。我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代，在百事可乐公司的装瓶厂拖地板。翌日，我在沃尔多夫—阿斯特里亚饭店向建设更美好纽约联合会的早餐会发表讲话。我说：“在我年轻时，我是国际工人兄弟会第812分会会员。这里有812地方分会的人吗？”我猜想他们未料到这一点，饭桌旁的工人兄弟会会员发出一阵欢呼。
此行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是我回到香蕉凯利大街。在这社区开始变为盗贼猖獗的贫民区时，我父母离开了这里。现在它正在复苏。我们在凯利大街952号的老房子后来无人居住并被火烧坏了，最后被推倒了，在原房址上现在建起了新的花园公寓。我看到孩子们在凯利大街公园里踢球和跳绳，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垃圾场。
后来，我走过两个街口，跨上莫里斯中学磨平了的石阶。木地板仍然嘎嘎作响，开启和关闭高高窗户的杆子仍挂在我记得的老地方。我即将在那里发表讲话的体育馆散发着熟悉的汗味和消毒剂的气味。我看到体育馆内坐满了人，大都是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黑人。我回想起来37年前这里的情景，就对他们说：“我记得这个地方，我记得达不到预定目标的那种感受。但是你们现在能够达到了。在我上大学时，机会很有限。但现在机会有的是。你们能够干任何想干的事，但是光想干还不够，光梦想还不够。你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为之学习，为之工作和为之奋斗。”我指出，百分之九十七的全国现役军人现在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的毕业文凭证明一件事：他们具有坚持到底的动力和纪律。我向他们呼吁：“不要半途而废。选择一个行为榜样，而且要不带框框地选择一个黑人或者白人，一名将军或者教师，或者是将你送到这个世上的双亲。”我不知道那天我是否打动了某个年轻人。但是我决心在离开莫里斯中学时给这些小伙子留下一个忠告：不要走可能受害的捷径。要敢于选择工作和献身的更为艰难的道路，要敢于选一条通向某个目的地的道路。
我敦促年轻人可以选择任何种族的人作他们的行为榜样，因为我担心，黑人自豪的令人钦佩的楷模会被夸大到造成孤立的极端地步。我举双手赞成向非洲裔美国人灌输自豪感和传统意识，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我将当“野牛勇士”作为我的事业，以便黑人能够回忆在他们历史的另一篇章中自豪的过去。我希望年轻的黑人学习黑人作家、诗人、音乐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学习非洲的文化和历史。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承认，美国的黑人孩子不去非洲某个地方闯荡江湖，他们将不得不在美国的天地里成就一番事业。在继承黑人遗产的同时，他们还应当了解我国民主的希腊渊源，我国司法制度的英国渊源以及所有种族和肤色的美国人对美国民族这幅丰富多彩的图画的贡献。我对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忠告是，学会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生活，而不是在你300年前可能出生的地方生活。文化差距太大，流逝的时间过长，因此非洲已不能向非洲裔美国人的心灵提供惟一的养分。推论同样正确，年轻的白人将不会生活在全是白人的世界上。必须教会他们理解少数民族争取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斗争。
在白人占多数的大学校园中，在我们的内地城市中，在社会相互影响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我们看到正在出现不健康的重新隔离的现象，有时候是自己实施的，有时候是经济条件造成的。在幻想破灭的黑人自行离去时，他们撤回对美国的承诺。他们然后也允许白人离去，并且说：“如果这是他们希望的情况，就这样算了。”即使具有正当的理由，出于好意重新划分选区以增加黑人在国会中议员人数的做法也会使非白人议员摆脱掉照顾黑人选民问题的责任。黑人议程已交给国会的提倡黑人民权小组。非洲裔美国人担心，存在着再次坐到公共汽车后座上的危险，他们的担心是不无根据的。我国是一个机会和严重社会弊病并存的国家；而且我们大家都相处在其中。种族的重新隔离只能导致社会解体。重温马丁·路德·金的旧梦要好得多：建立一个白人和黑人在兄弟之桌的旁边并肩而坐的国家。
我生活和崛起在一个白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和白人占主导地位的专业中，但所依靠的不是否认我的种族，不是把它视为阻止我的锁链或需要逾越的障碍。别人可能利用我的种族反对我，但我决不用它来跟自己过不去。我的黑色是自豪、力量和鼓舞的源泉，就如我是一个美国人一样。我开始立业时就相信这样一个美国，在这里，只要机会均等，任何人都能通过苦干和信仰获得成功。我仍然相信这个美国。
5月2日早上，我去厨房喝咖啡，顺便浏览了一下桌上的《华盛顿邮报》。
我居然上了头版。鲍勃·伍德沃德的书《统帅们》几天后将出版发行，《邮报》登载了一则关于该书的报道。这篇文章是本书日后一连串宣传造势活动的头一炮。5月5日，《邮报》的《书籍世界》将《统帅们》作为其主要的书评对象。5月13日，《邮报》所拥有的《新闻周刊》杂志刊出来的封面报道有我的照片，通栏大字标题是《违心的战争鼓吹者：通往战争道路上的疑虑和分歧》。《邮报》可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一下子成了伍德沃德所谈五角大楼和白宫生活轶事中的主角。我对他描写我的总体情况没有异议。但是传播媒体排炮式攻击的重点在该书的几页上，这几页暗示我在海湾战争问题上私下里反对总统，这是一种宣传策略，旨在通过引发争议而使伍德沃德的书成为畅销书。违心的战争鼓吹者这一主题使得本来反对战争的国会议员和其他反对派可以说：
“看，鲍威尔真的在我们这边。”
在我受到传播媒体和华盛顿小道消息的攻击时，除了几个挚友的电话外，我的电话机出奇地寂静无声。我的上司迪克·切尼对我一声不吭。我忽而寻思，看到我受人教训，切尼也许很高兴。我本性善良的一面在说：迪克就是这样一种人。你自作自受，自己想法脱身吧。
在这一报道刊出的当天上午，白宫接线员在电话中说，总统要和我通话，我心神不定地等着。总统来电话说：“科林，别理这种无稽之谈。不用烦恼，犯不着跟他们生气。”
“谢谢，总统先生。”我说。
“巴巴拉向你问好。再见。”电话挂断了。
那天下午，不管是在讨论关于农业政策问题的会议上还是其他场合，都有记者追着总统询问关于我的问题的更多情况，问的都是伍德沃德的书中写的。总统说：“谁也别想在鲍威尔和我之间制造矛盾，我不管他们出了什么书，提到多少匿名的消息来源，我也不在乎他们没有耳闻目睹，就道听途说……”
我决不会忘记在我最需要朋友之时，美国总统的这一片赤诚之心。
5月22日，切尼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你将被继续任命为主席。”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的任期要到9月30日才到，还差4个多月呢。我对迪克表示了感谢。他说：“这是总统的主意，他想早点重新委任你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他用不着背我的包袱，”我说，“他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好好考虑这件事。”
切尼说：“你不了解，关于你在政府中的地位目前有不少猜测，总统想借此消除这样的议论。”
“他想什么时候宣布？”我问。
“明天。”
第二天，我来到玫瑰园，乔治·布什指着我对记者和前来的官员们说：“我现在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表明我对他能力的巨大信任和我对他的极大尊重。”
总统说完后，我接着发表了简短讲话。美国广播公司的布赖特·休姆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将军，最近关于海湾战争的报道提到你至少对使用武力的选择方案……存有一些严重的忧虑，请你就此谈谈看法好吗？”
我刚要开始回答，总统机敏地把我推到一边说：“我只想郑重其事地指出，他说了他的想法；他是公开说出来的。”他回忆起那一天，当时我提出了要萨达姆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平建议的截止日期，于是说：“我认为，当时所有的选择方案都想尽了……在沙漠中划一条底线的功劳应当归于科林·鲍威尔，而不是别人。”总统指向白宫的第二层说：“就在那间办公室内。”这方面的提问就此终止，关于《统帅们》一书的争论也暂时沉寂了下来。乔治·布什在我需要扶一把时把我扶了起来，掸掉我身上的灰尘，并护着我。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对我来说，战争在2月28日并未结束，我们仍面临着撤回国的一系列的后勤问题，要把数十万军队和大批的装备运回国内，这与运来时一样不容易，我们还得落实“给予安慰”行动，而且还要等争议平息下来。6月初，阿尔玛和我最终设法躲到马里兰州的东海岸，在我们的密友格兰特·格林和金格单·格林夫妇的家中度几天假。我发现格林在小溪旁的两棵树之间架起了一张吊床。我爬上吊床，感到彻骨的疲劳在近一年中终于第一次开始迸发出来。我睡得像死人一般。
战争终于结束了。
7月22日，我飞往苏联，与我的苏联对手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举行另一轮建立信任会晤。阿尔玛与我同行。当我们与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妻子加拉重聚时，好像是一个好家庭重新团聚一样。歇脚不久，我就被拉去观看红军表演性的演习。伞兵的跳伞动作设计得活像跳空中芭蕾；他们让我参观食堂，向导力图让我相信，苏军的军需主官就是埃斯科菲耶①；他们还让我参观战斗机、T—80式坦克和AK—47式步枪，直到我累得快要叫起来。苏联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送我一件礼物——手枪。如果我把苏联人这几年送我的苏制武器都佩带在身上，绝对像全国步枪射击运动协会宣传画中的人物。
①埃斯科菲耶（1846—1935），法国烹饪大师，有“厨师之王和王者之厨”之称。——译者注。
海军节那天，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观看闪闪发亮的各类舰艇进行模拟海上战斗。这次演习同我们看到的每一件事情一样，都有薄薄一层气度非凡的虚假外表。在外表的后面，破败的景象一目了然。我被允许参观精锐的伞兵部队，但是我要看看从东欧撤回的苏军的生活情况的请求却被拒绝了。食堂里张贴着花哨的照片，共有7组搭配均衡的食品，它们与从公用大桶中盛给红军兵士的大锅菜极不相称。在为我们表演的闪闪发光的战舰后面，我们看到了码头上到处都是锈迹斑斑的舰船。与我同行的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杰里·约翰逊海军上将以专家的眼光审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后说：“这是一支该退役的舰队。”我此行中遇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已不再是出席早几次首脑会议的极有自信心的人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中，他所经受的连续不断的打击好像已把他打翻在地了。
在这次旅行中，我试图会见普通的俄国人并同他们交谈，但莫伊谢耶夫不断把我引向装甲运兵车。我们于星期五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我们驱车进城的过程中，我发现大批人向相反的方向行进。然后，到了星期日夜里，当我们乘车回机场时，情况正好相反。我向司机打听。“人们分到了自留地，可能有500至600平方米，”他说，“所以一到周末，他们就去乡间照料菜地。他们在国营商店中买不到像样的东西。菜园子给他们增加一点吃的，可能还有点收入。他们像蚂蚁一样工作。你应当看看他们生产的东西。”个人小块自留地生产的东西按相应的比例计算要比集体农庄生产得多。
7月28日，我们准备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飞回国内，当时在将远东军区的一件礼品装进我们的707飞机时遇到了麻烦。他们送给我一个硕大的麋鹿头，留着角，安装在一个沉重的木质底座上。装箱后，麋鹿头需要4个壮实的俄国兵才能搬上飞机。
莫伊谢耶夫和加拉前来送行，我们4人的周围布满了一层被闪光灯吸引而来的西伯利亚蚊子。我紧紧拥抱莫伊谢耶夫说：“米沙，保重自己。”我这是一片真情。我对这个诚实的军人产生了好感，而且我为他担心。我看到一个栖息在一座行将倒塌的建筑物上的人。他眼中瞬息即逝的伤心神色告诉我他理解我。我们大家拥抱告别后，阿尔玛和我登上归途的飞机。
至于麋鹿的头，当我们在迈尔堡6号住宅内展示时，把我的两岁孙子吓得半死。我最后设法将此野兽的头转移到离它出生之地稍近的地方，至少是象征性地靠近些。我把它送给了我的朋友特德·斯蒂文斯——阿拉斯加州的资深参议员，悬挂在他的办公室内。
8月19日午夜过后20分钟左右，我刚睡着，就接到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值班军官打来的电话。有人正发动政变想推翻戈尔巴乔夫政权。布什总统在缅因州肯纳班克港的避暑地。副总统奎尔在亚利桑那州。切尼在加拿大钓鱼。吉姆·贝克在怀俄明州钓鱼。我“一个人在家”。我给切尼的副部长唐纳德·阿特伍德打去电话，迅即把情况告诉他。我按了常按的按钮，发现苏联常规武装力量的警戒状态没有变化。苏联人有一个系统叫“加盖夫”，使用一个公文包大小的装置，一旦发生核危机，一小批领导人可以用来互相通信联络。我们能够监测这个系统，并且了解到苏联的核态势也无变化。
布什总统很快回到华盛顿，摆出一副等着瞧的姿态。那天我得去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按预约进行年度体格检查和紧张程度测试。当时感到有点紧张吃力。政变后的那天，总统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把“八人帮”召集到寓所。
总统问我：“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科林？”
我说：“你注意到坦克怎么开进莫斯科的吗？它们走在道路的中间，没有特定的前进方向。人们挥着手，把鲜花献给坦克手们，同他们交谈。”我指出，没有坦克封锁克里姆林宫或俄国议会，没有部队接管中央电话交换局，而这些都是政变期间的标准的操作程序。“所有这一切说明，总统先生，”我继续说，“政变的密谋者不掌握军队。军方不支持这次政变。”我还记得在电视上见到5位愁眉苦脸的政变领导人，他们很快就消失了。我觉得他们有点像吉米·布雷斯林书中描述的情况：这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我怀疑这些笨手笨脚的人能否打翻捕狗员①并接管狗栏。
①捕狗员，俚语，指美国政府部门中最低级的官员——译者注。
没过3天政变就垮台了，戈尔巴乔夫恢复了权力。未遂政变标志着苏联共产主义的结束，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末日的到来和鲍里斯·叶利钦的崛起。未遂政变策划者之一季米特里·亚佐夫由我的朋友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接替，任国防部长。我曾相识的列宁格勒的老战士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政变后不久自杀。莫伊谢耶夫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只呆了一天。他显然没有快速采取行动保卫政府，未能中叶利钦的意。于是莫伊谢耶夫很快也销声匿迹了。
他的失踪令我不安。也许这是一个不同的俄罗斯；但我仍无把握说处理失势者的老方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试图通过在华盛顿的俄国人和前往莫斯科的人找到莫伊谢耶夫的下落。我一无所获。4个月后，我终于接到莫伊谢耶夫的一封信，说他和加拉活着，身体健康。他后来成了高技术通信顾问，一个事业有成的资本家。据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莫伊谢耶夫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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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前，在我们一次出差海湾地区后回国途中，我坐在迪克·切尼的旁边，重新提起了我喜爱的一个话题。我曾下令联合参谋部就战术核武器的用途进行研究。联合参谋部的建议是放弃由火炮发射的小型核武器，因为它们容易引起麻烦，需要很多钱才能使它现代化，而且在当今常规武器精度很高的情况下用处不大。我将研究报告发给四军种参谋长，因为它的结论影响诸军种联合军事原则。卡尔·沃诺——我的老伙伴、老知己和拥护者——在许多问题上支持我，但卡尔还有更深的忠心。核武器事关炮兵的声望地位。我是在要求他的兵种自我放弃一部分。卡尔这位美国陆军的资深炮兵不打算主持拆除其核武器的工作，他想将其他军兵种首脑联合起来反对该建议。报告送到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部门——里根时代强硬派的避难所——他们从保罗·沃尔福威茨直至下面，全盘否决了它。不过，这是我在飞机上拿出来并交给切尼的建议，那是一份切尼的特别助理戴维·阿丁顿在上面写满了批评语句的文件。切尼发出哼声，但他开始看了。
“我知道你看到那几位参谋长合起来以4票对1票反对我，”我说，“所以否决我易如反掌。但是不要担心，我明年再提，因为我在这一点上是对的。”
迪克看着我，感到茫然。“我的文职顾问没有一个支持你。”他说。
我取笑说：“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像您一样的右翼死硬分子。”切尼笑了，并继续看下去。我们回到华盛顿后，他拒绝了我的建议。
切尼在核问题上并不是死脑筋。恰恰相反，他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远见。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他命令他的文职分析人员以新的眼光研究单一统一作战计划中的核目标。实际上，切尼提出了一个40年来没有得到满意回答的问题：多少数量才足够？他的参谋人员发现事情正在本末倒置。每次一种新的核武器系统研制成功，制定单一统一作战计划的人员就另寻新的打击目标，并且达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程度。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将把一枚弹头对准一座苏联桥梁，而市政厅只隔几个街区之遥。根据当时的计划，单单乌克兰首都基辅就有近40件武器对着它。在华沙条约解体和东欧各国成为民主国家后，五角大楼就取消针对东欧的目标问题发生了一场大辩论。切尼和他的文职分析人员彻底改变了长达40年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想法，并在合理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核打击目标。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已经达成协议，不再用核武器瞄准对方了。
海湾战争后数月，即9月5日，在国家安全班子的一次会议上，布什总统敦促我们就军备控制问题提出更新的思想。到这时，海湾战争胜利之花已部分凋谢。我们又回到超级大国的角逐场所，在苏联发生未遂政变后，这里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想看到在核裁军问题上的一些新的主意，”总统说，“我不要高谈阔论。我要实实在在的建议。”
不几天，我们就制定了一份建议，它远远超出了我曾敦促的取消火炮发射的核武器的范围。建议的范围无所不包。取消短程核武器，像陆军的“长矛”导弹。停飞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已经值班32年之久的轰炸机，并卸下其核武器。除了三叉戟核潜艇上的战略导弹外，从所有舰艇上都卸下核武器。拆除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仅保留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大胆地关闭尽可能多的“民兵”导弹发射井。这一次对急剧变化的世界作出反应的四军种参谋长署了名，保罗·沃尔福威茨和他的强硬派分子也署了名。切尼准备顺着变化的风向而动。没出三个星期，布什总统于9月27日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些单方面裁减核武器的建议。
在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我国武装部队拥有2．3万枚作战核武器。在我们自己提出的倡议与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之间，我们应在2003年前减少到8000枚弹头，即减少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虽然布什总统任命我担任第二届两年任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仍需要参议院的确认。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萨姆·纳恩——他支持制裁并反对战争——设法确保我得不到例行的重新确认。听证会持续了两天，在会上，纳恩批评我与鲍勃·伍德沃德的讨论，就如伍德沃德书中报道的那样。我不否认同伍德沃德谈过。政府中有许多人也同他谈过。会谈不是什么秘密：切尼和我也经常谈起这些会谈。纳恩还试图证实，对于延长制裁政策，我同他持有一样的观点。我提醒他，我们实行制裁几近6个月，而它未能打动萨达姆·侯赛因（在随后的4年中也没有）。是否实行更长时间的制裁是一个政治决定。布什总统做出了该项决定。在决定发动战争时，我的任务是确保我们做好准备。而且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纳恩将听证会一直拖到9月30日，即我任期的最后一天。我向他指出，到午夜时，我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是代理主席，因为从法律上讲，我将让出这个职务。于是，他迅即将我的重新任命付诸表决。我得到参议院的一致确认。
海湾战争后，《时代》杂志专栏作家休·赛迪写道：“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位美国总统像乔治·布什这些天来那样以非凡的气度驾驭着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学家仍绞尽脑汁……搜索着可与之相比的事例。他们一无所获。”即使现在，即7个月以后，对总统的支持率仍达到稳健可靠的百分之六十六。在我得到重新确认后，看来在乔治·布什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我还将担任相当长时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