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间丈吉在《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一书中这样写道：
“据说早在昭和三年的‘三·一五事件’时，日本就有特务了。昭和六七年左右，M（或称松村）在党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党的财务、房产、秘密工作、国际联络等，但凡可以说是地下活动的关键自全都掌握在他手里。这表示当时的中央委员——尤其是我，多么没有知人之明。松村从苏联回来后，先在田中清玄等人领导下工作。田中等党中央的成员被捕后，他就当上了党的领导骨干。我在昭和七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左右被捕，他随即隐蔽起来。”
这个姓松村的人刚从莫斯科回来就当上了日共的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国际部的工作。
第二年（昭和五年〉，全国有一千五百人被捕，中央各机关几乎全部被摧毁。松村这次又逃脱了。
昭和六年八月，松村设立了组织部，成立之后就把组织部部长的位置让给绀野与次郞。松村本人则先后当过国际部、军事部、财政部以及其他各部的部长，又作了房产资金局局长。就在这时，他派人袭击了大森川崎第一百银行。
由于担任这样的职务，他对日共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又由于地位的关系，他不曾把自己的秘密住所告诉任何人。但是反过来，全体党员的秘密住所他都知道。当日共的领导人到某处来会见他时，他通知警察逮捕了他们。结果把日共毁灭得除了监狱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活动余地了。
日共方面群情激昂，曾要求公开审判松村，但是尽管官司一直打到当时的大审院（最高裁判所的旧称。——译者注），松村的名字却始终也没有出现。
松村的目的是什么？他不仅要使日本共产党的组织遭到毁灭，还借口筹措资金，派人去袭击大森的银行，抢了当时的三万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个目的是叫各家报纸闭口不谈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而向人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个恐怖主义者的阴谋组织，专门使用杀人、抢劫，欺诈、美人计等强盗般的手段，为了获得资金而疯狂地奔走。通过抢劫事件，深深使一般人民对共产党产生了可怕的印象。不管共产党方面事后怎样提到躲得无影无踪的松村的名字，也无法否认像在“大森事件”中干过强盗行为的那帮人是共产党。因此，从特务工作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制造得很出色。
我不能断言“白鸟事件”中确实有松村那样的人，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设想的。
前面已经说过，在本事件中辩护人方面会要求吉田四郞出庭作证，结果他突然从住所出走，不知下落了。检察官方面对这个重要证人一碰也不去碰，从常识上来判断，这一点令人感到有些奇怪。
目前公开了的有音川和成田的情况。
成田的情况是这样的：正当“白鸟事件”的侦查总部对日共地下组织一点不摸底细，侦查班的工作陷入困境，感到苦恼的时候，成田忽然在西边出现了。如果这是偶然的，那他可实在出现得太及时了，活像是“到来了神风”一样。
成田倒在伊东街头被警察收容时，“最初获得这个情报的是札幌方面的国警队”（据追平的笔记），但究竟札幌的国警队最扨是怎样把这情报弄到手的，笔记中却没有交代。笔记上还说成田散发抢煤的传单被捕后从拘留所回来时，“他遇到的不是同志们的热烈拥抱和敬意，而是猜疑、冷淡和轻蔑”。笔记上还写着：“上级机关也认为他不正常。”
这段文章写得很含蓄。也许成田是因为被捕才变得“不正常”的，由于某人的暗示他才在静冈县那经常有人自杀的锦浦徘徊，“倒在”伊东街头的呢！
幸而成田被一个好心肠的警察收容下来，又有个醋鱼饭卷铺的慈祥的老板救济了他，敎了他三年捏饭卷的手艺。那末成田是否当上了饭卷铺的师父呢？没有。三年之后，他又还乡务农去了。这不免使人感到在那三年中间，原是有人让他独自离开北海道，把他隔离在伊东温泉的。
然而我并不是说吉田、成田和音川都是“松村那样的人物”——他们还不是那样的“大人物”。尤其成田和音川，我认为他们经不起党员生活的严峻考验，是基层党耝织的牺牲者。
八
让我们想想追平写了些什么：
“村上刚就任札幌委员长，就对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发生恶感。他把形同共产党生命的工厂支部的领导工作交给了有着浓厚的工联主义思想的佐藤直道去管，他自己则让北海道大学优秀的学生党员离开学校，把他们和打零工的组成‘核心自卫队’，在这两者上面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寄托。就这样，不管愿意不愿意，札幌的党组织注定被拖进了‘白鸟事件’中去。”
意思就是说，是村上的方针把党拖进这个事件的。不管愿意不愿意——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种宿命论的说法并不是偶然的措词。是不是有什么人把札幌的党组织引到这个方向去呢？
佐藤博就是在这个“有着浓厚的工联主义思想”的佐藤直道下面工作的。倒在静冈县伊东街头的靑年成田被发现之后，佐藤直道才出现在当局面前。然后当局才开始对日共札幌地区的地下组织进行全面搜捕。
在侦查班的突袭下，村上被捕了。中川、石川、清水、村手等人也相继被捕。追平在东京被捕，押到札幌来，然后当局就确定佐藤博为真凶。也就是说，顺序是这样的：
发现成田——逮捕佐藤直道——（逮捕村上国治）——逮捕追平雍嘉——确定佐藤博为真凶。
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出，靑年成田倒在伊东的街头，被一个“好心肠的巡查部长”收留一事，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其实，发现成田是让佐藤直道上场的序幕，而佐藤又成为破坏地下组织的导火线。而且当局又是以“收留倒在街头的人”这样一种足以迷惑旁人的、极其自然的形式发现了佐藤，并和他发生接触的。
这就是说，由于佐藤直道被捕，追平才被捕，从他口里说出“按照村上君的指示，佐藤博杀了白鸟科长”这番话。看了这个顺序，我也感到有些奇怪。
前面已经谈到由于村上由更正了声明，社会上才开始形成“‘白鸟事件’大概是共产党干的”这样一个印象。
村上是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发言人。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他说：
“党和‘白鸟事件’无关。这个事件是与党毫不相干的过激分子任意干出来的。”
但是他随即又更正说：
“我不知道‘白鸟事件’的凶手究竟是谁。……但是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抵抗警察当局的镇压的英勇行为，而不是个人的恐怖行为。”
这一更正是个谜。事实上，是佐藤直道迫使村上由这么更正的。这一点在佐藤的笔记里也提到了，
“我在报上读了村上由的声明，咸到非常愤懑。我读的时候觉得，那个声明所持的立场似乎是说，党与此事完全无关。现在必须考虑的是：怎样在政治上发展这一事件，而照这样的说法，就等于掐断革命的萌芽。我自己感到满腔愤怒。这时在街头遇到了委员长。委员长也有同感，说希望我从下面彻底予以批制。因此后来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和支部会议时，我就以激烈的语气批判了村上声明。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那家伙不懂得做实际工作的人的甘苦，只知道像个大老爷似的游手好闲。年糕铺也好，日用品商店也好，看了招牌就可以知道它卖的是什么货。可他那块招牌是模模糊糊的，什么也看不出来。’在地方委员会上，村上由君大概也狠狠地挨了批评，所以后来重新发表了地方委员会的声明。”
经过就是这样。由此可见，佐藤曾迫使村上由把声明更正为“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的英勇行为”。一旦发出这样的声明，那末谁都会认为杀害白鸟的是共产党组织了。
这也造成了把“白鸟事件”与共产党联系起来的浓厚气氛。
佐藤在笔记里一口咬定自己与这个案件无关，却说出自己没干，是某人干的，并且明确地指出促使自己说是某人干的原因。（暗指是警察迫使佐藤说是某人干的。——译者注）而且，尽管他这么办，实际上却不会受到任何刑事处分。
总之，如今被说成是“凶犯”的人们，虽然处在看来是犯人的状况中，但是没有任何因素足以肯定他们是真凶。尽管他们处在仿佛是真凶的状况中，不论是看断定他们为真凶的证据，还是仔细听所谓证人们所讲的话，都使人感到他们并不是真凶。
例如，村上国治在发言中说他与这个案件无关，声辩他当时不在现场，否定了高安和追平的证词。村上的申辩看来是真实的。高安在证词中说村上会发出这样的指示：“用手枪把白鸟干掉。马上开始调查白鸟的行动。”但是村上究竟是哪一天的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发出命令的？高安的证词在这一点上谈得很含糊，追平的证词就更使人强烈地感到是编造出来的。
判定村上国冶有罪的一个根据是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他会与人共谋杀人，也就是说，当局认定他们从这一天的上午九点起共谋了半小时。关于这一点，佐藤直道作证说：“一月四日上午十点钟左右，地区的全体常任委员在我家集合，举行了‘组织和战术’的学习会。村上君一向都是提前来的，这一天他也没有迟到，一直待到傍晚。”另一方面，高安的证词却是这样说的：“一月四日或五日进行的那次共谋，连吃晌午饭大约用了两个钟头。”再说，从上午十点钟起在佐藤直道家召开的学习会还有另外许多人参加，就证明开这会是真实的。
但是，札幌高等裁判所判决书上说：“认可村上自上午十点钟起参加了学习会。但是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他不会参加上午九点左右开始的共谋。如果是从九点开始的，那末他用半小时来共谋杀人，又用半小时从共谋的地点（门胁家或村手的公寓）前往佐藤直道的家去参加从十点开始的学习会，可以假定，这并非不可能。”但是只凭这样瞹昧不明的臆测就将村上判处二十年的重刑，审判官大概毕竟感到有些理亏。他们预料到会受到责难，就制造出下述牵强附会的判决理由：
“坦率地说，作这样的假定，也许会受到非难，说判决只采用了对本身有利的数据。然而这样的假定并非不能成立。……”
法庭根据这一点，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佐薛博用手巾包着手枪射击的部分，就以“个别部分难以置信，但整个说来大致可信”的理由判决村上有罪。
但是，对上述具体事实的否定，必然就是对追平证词的全盘否定。将事实否定之后，再凭着事件的整个气氛来断定为“大致可信”——简直不能认为这是着重核对事实而作出的判决，不能不说这是凭着概念或想象而作出的判决。也就是说，这是单凭气氛而进行的审判。
在幌见岭发现射击演习的子弹时，高安也在场。但是追平明明写着高安只到演习场去过一次，原文如下，“就在这样朝朝暮暮从事调查活动（指监视白鸟的行动）的同时，还继续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乘午间有空，就由宍户率领，到圆山深处去练习手抢射击。高安只去过一次。”
参加射击演习的只有以北海道大学学生为中心的几名“核心自卫队”队员。那末到现场去查看时，为什么仅仅叫只参加过一次演习的高安到场作证呢？
既然找人到场作证，检察当局为什么不把去过好几次的其他党员带去呢？比方说，为什么不把高安被捕后五六个月才被捕的村手等人带去作证呢？难道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检察当局带来不便吗？——头一年，侦查队员们像打零工的一样整天在那里找子弹，连草根树根都刨了，也没有找到；而高安在场的这一次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了呢？我在这里只提一下这是件奇怪的事。
高安是被单独分开来审判的。辩护人方面对此提出过抗议，因为如果对高安只以单独审判就判罪，则村上等其他被告的罪状就会自动成立了。
在幌见岭找到的子弹和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发射的——证实这一点的经过，前面已经交代了。但是不知怎地，无论是追平证词或高安证词，都没有明确地谈到在演习场上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手枪。
“‘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出的《单身监房》里说：
“实际上，这两颗作为物证的子弹是不是由与高安君的证词无关的什么人（自然，尽管这么说，除了侦查当局的官员之外谁也做不到）悄悄带到山上去，再装作找到的呢？”
这个怀疑是从《原田情报》里下面这段话得到启发的：“当局说所谓‘核心自卫队’在昭和二十六年秋天射击的子弹，过了两年多之后在幌见岭的深山里找到了。实际上这是在日本冷藏公司的仓库里打靶时射出的子弹。”据说共产党根据这个情报，“经过自行调查后，证实了这一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在幌见岭找到的子弹实际上是从练习射击时就埋在那里的，那末白鸟系被某党员枪杀的可能性就大了；相反地，如果那是警察在日本冷藏公司打靶时射出的子弹，那就是当局为了诬告日共党员是凶犯商策划的阴谋。《原田情报》还说，在日本冷藏公司仓库打靶时使用的手枪是从“畠山警部家里搜到的警察专用手枪？”。
我并不完全相信所谓《原田情报》，其中确实也有些不可理解的地方。然而它又给我这样一种印象：它的一部分内容或许接近真实情况也未可知。从上述情况来看，警察队进行现场搜查时找到的子弹，究竟是不是昭和二十六年秋天演习时射出的子弹，我是抱有怀疑的。
白鸟被杀害的时刻，佐藤直道竟偶然站在现场附近，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他说这是因为他当时在等候追平，以便对某党员进行查问。他的笔记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七点四十分，我在南六条车站下了电车；我看了看钟，记得是这个时刻。我站在车站上，半朝着药房，半朝着北面，等候追平。我站了一会儿，发觉自己一个人待着时就浸沉在奇妙的联想中。这时听到了手枪声。记得我抬头望了望药铺南边拐角处那座房屋的房顶，想到：唔，由于是晚上，小鸟和鸽子都不起飞了。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是枪声。追平君随即骑着自行车从南六条大街电报局那边过来了。”
发生凶杀案的时刻佐藤恰巧站在距现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过了一会儿追平就来了。也许这是出于偶然，但是这却给人以莫名其妙的印象。
而且佐藤站的地方是南六条车站，从芒野方面骑着自行车来的白鸟警部和凶手两个人曾从那里经过。佐藤直道从七点四十分左右就站在那里，跟他面熟的白鸟警部和佐藤博路过时，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正是行人稀少的时刻，而且街头的灯光也相当亮。佐藤直道说是在等待追平，那末他一定会四下里张望。他说他不知道有这两辆自行车经过，这才是咄咄怪事。难道他因为耽入了这样的冥想：“唔，由于是晚上，小鸟和鸽子都不起飞了”，才没注意到吗？
再来谈谈同佐藤博一起失踪了的宍户均。
正如追平所说，宍户是个出色的组织者。刚一开始贯彻军事方针，他就被选为“核心自卫队”队长。他为人“精悍”，曾把手枪揣在口袋里尾随美国兵，准备予以狙击。率领队员到圆山深处练习手枪射击的也是宍户。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札幌的日共战斗化，鼓动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恐怕就是宍户均吧？
事件发生后，他“不知是上了天还是钴进地里去了，下落完全不明”，但是如今看来，检察当局并不热中于追查他的下落，这是为什么呢？
检察当局也好，共产党方面也好，为什么不进一步把宍户当作一个问题来追究呢？
九
这里还要考虑一下所谓《原田情极》里谈到的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长佐藤英明的事。照原田的说法，佐藤性格非常乖僻，经常注射菲洛本。他为人阴险——例如把来访者的谈话录下音来，事后加以分析等等。据说他又是个变态性欲者，同时他还患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被迫害狂般的症状。
照原田的说法，佐藤还举办过某种猥亵的展览，从而使他在札幌市的知名之士当中颇吃得开。原田还说，他利用理事长的地位非法向外贷款，还挪用公款。原田本来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职员，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信得过的。
无从查明佐藤非法贷出的款项和挪用的公款究竟用在什么地方了。照原田说来，佐藤让当地的暴力团自由出入他的家门，当他们的后台。
为什么佐藤要和暴力团站在一边？原因是不大清楚的。
从“反间谍队”的家伙们总是乘着札幌信用合作社的汽车到处跑这一点来看，他们大概平日间就与佐藤有着某种联系。
事件发生后，佐藤被捕，拘留在北警察署里时，他曾说：“过两三天就都说出来。”当天晚上他曾企图自杀。以后被移到看守所，由十名律师出面将他保释出狱，但不久就呑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
佐藤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由于他非法向外贷款和挪用公款的事被揭露，这会使他丧失社会地位，因而感到苦恼，才寻短见的吗？
《原田情报》说：“他才是‘白鸟事件’的元凶，是他怂恿曾经用手枪犯过一次人命案的流氓A枪杀白鸟警部的”，并且认为他是“由于眼看这事要败露，才自杀的”。
A过去在东京某处参加地痞的群殴，用手抢打死过对方的头子。他还当过自行车竞赛选手，据说车骑得很好。目击者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像是凶犯的那个人骑着自行车逃走的时候是平伏着腰疾驶的。”大家都知道，自行车竞赛选手骑车疾驶时总是平伏着腰的。
一方面杀过人，另一方面又有这种职业上的习惯，看起来犯人的确像是A，似乎可以赞同原田的说法。尽管《原田情报》说“由于佐藤英明托付A枪杀白鸟，A才干下杀人勾当的”，却不能断定佐藤没有同样委托别人枪杀白鸟。
佐藤为什么要豢养一个暴力团呢？据说他有着独特的梅特涅（梅特涅（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奥地利政客，以专横暴戻着称，在他任首相时，曾镇压民族运动。——译者注）式的性格，然而难道他只是出于异常的性格癖好才养着一个暴力团吗？不然的话，他的实际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里就令人想起那伙持手枪的强盗们闯进札幌和北海道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办事处的事。二十几名成群结队的强盗把值班人绑起来，抢劫了文件和钱财。札幌的共产党办事处接连三次遭到袭击。虽然报了警，警察却不理睬。后来由于共产党提出抗议，市民也群起责难，警察才不能再置之不理，就抓了五六个人，但都是些小流氓。
共产党方面说，抢劫案是当时“反间谍队”雇用的当地右翼分子干的。这种让强盗侵入民房的事件，事实上是为了把放在办事处内的共产党文件弄到手而策划的。但是当局并没有追查到实际背景就罢手了。不，也许警察不敢去碰，因为说不定这就是当地“反间谍队”所干的一部分勾当。
这么看来，如果把佐藤英明支持右翼并且与“反间谍队”下级特工人员过从甚密这两个事实联系起来，是可以看出一些苗头的。据说佐藤理事长曾盗用札幌信用合作社的公款并且非法贷放。但是这笔钱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实际情况是不清楚的。说不定是充作这两方面的经费了。现在还有这样的实例：某着名银行过去被“反间谍队”的下级特工人员敲诈过，拉的亏空至今还没有补上。
“反间谍队”本身的预算并不宽裕。这与战前日本军部没有公布所谓军事机密费有很大差别。因此，这些机关就本着经费不足就地筹措的方针办事。尤其是下级特工人员，胡做非为的似乎居多数。
最初，这些特工人员大概刺探到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就以不揭发为代价敲诈了他吧？
但是有迹象表明，在升官思想支配之下白鸟警部打算揭发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白鸟曾经由于揭露北海道拓殖银行的非法行为而立过功。
白鸟的情报工作本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他究竟做到了怎样的程度，人们一直完全不摸底细。他死后市警当局对共产党的情况一无所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日本的治安机关来说，还是对“反间谍队”来说，白鸟大概都是个重要人物。
但是要搜集警备方面的情报，势必就得加强与走私分子的接触。白鸟科长侦查的结果，发现佐藤英明正在干这方面的勾当。白鸟起初只是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提出警告就算了。大概随着接触和侦查的进展，他就越发看出佐藤向“反间谍队”提供资金、替“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垫付经费，并且给他扪介绍冶游的地方等等并不单纯是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这时他大概终于考虑要断然行使职权，揭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了吧。但是白鸟太粗心大意了，他不知道佐藤和“反间谍队”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他了解局部的情况，但不了解全貌。这就是白鸟警部的悲剧。
白鸟警部一方面搜集日共方面的情报，一方面负责管理芒野（当时的冶游区）的风纪，在那一带他颇吃得开。他似乎从那方面也搞到了情报。此外，他还担任着一项重要的工作；替从东京来的美军总司令部人员物色女招待。那些从东京到北海道来的所谓“大人物”，每到冬季就必然去猎熊。他们要找个“旅伴”，据说拉皮条的工作就落在白鸟警部头上。大概这种女招待是专门从芒野方面“征召”来的，不过那些被迫陪伴美国人的可怜虫只是白白遭到蹂躏而已，拿不到相应的报酬，听说无论老板还是女招待都把白鸟恨之入骨。然而干这种营生的人都怕警察，如果违抗白鸟的命令，不知事后会遭到怎样的报复（比方说，从此事先再也得不到警察要来抽查的通知了）。因此，他们大概万般无奈，只好任凭白鸟摆布。此外，暴力团和这些花街柳巷有着密切关系一事，也是值得注意的。
发生事件的那天，白鸟曾到酒吧间“紫浪”去过。这说明他常到“紫浪”去。这里是他做侦查工作时经常落脚的地方，又是“反间谍队”的联络站——“反间谍队”总部在札幌的“大饭店”。
日共办事处就在酒吧间“紫浪”附近，我认为正如日共所指责的，强盗闯进去抢劫文件是“反间谍队”干的，而且事先一定在附近暗中放了哨。白鸟警部准知道这些内情。
当时设在札幌的民间出版审查部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出版物和报纸，首先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连油印的印刷品和小传单都想方设法搜集到手。民间出版审查部的部长是名叫葛特的二世（文职人员），与“反间谍队”队长坪田格外亲密。据说他们有着密切联系，每天晚上不是在这家就是在那家边打桥牌边商谈工作。札幌市警察署的白鸟警部和畠山每星期也冷不防到民间出版审查部来三四次，在葛特的房间里谈公事。据说白鸟警部总是板着面孔，没有露过一丝笑容。突然袭击日共在圆山的宣传站和苗穗的也是民间出版审查部，日本警察并没有随行，估计“反间谍队”的队员参加了搜查工作。“追平证词”里提到的姓向井的中士也是个二世，他是“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据说他还负责验收卸在小樽港的占领军物资。
但是当时占领军的物资大批被盗卖到小樽市内的黑市上。据估计，那是“反间谍队”队员为了搞到冶游费用而指使朝鲜籍的黑市商人干的。这种盗卖越干规模越大，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在小樽港的铁道支线往货车上陆陆续续装货时，把几车货物连车皮一起盗卖了。
干这种勾当的以二世居多，据说品行最恶劣的也是二世。白鸟警部大概与“反间谍队”里的有些队员也结了仇。原因是，由于风纪太坏，据说占领军领导会暗中命令他揭发“反间谍队”队员中不良分子的行为。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末由于当时“反间谍队”的二世队员与暴力团在盗卖军用物资方面也是互相勾结的，就可以推断出也许是被白鸟盯上的“反间谍队”队员指使暴力团枪杀白鸟的。据谣传，出现在前面所提到的《原田情报》里的A，也与“反间谍队”有联系。
写到这里，我的推理不得不慎重了。胡乱猜测的轻率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当然，我无法说出实际下手枪杀白鸟警部的究竟是谁。
但是根据现状，以下两点大概是可以说的。
一点是手枪的声音。前面已经说过，有两种证词：一种说听见了一声，一种说听见了两声。听见的人觉得声音很轻。正如拙文开头处所说的，勃朗宁手枪的声音要大得多，多半是“嗞——嘭”一声震撼肺腑的轰鸣。
声音听起来很轻，会不会是因为那支手枪有着特殊的消音装置呢？按说当时只有美军使用的勃朗宁手枪才有那样的装置。
再说，两辆自行车沿着南六条的雪道。行进时，有个目击者说：“其中一个人（指凶手）跟另一个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他还说，像是白鸟的那个人“脸色非常苍白”，也许是犯人在行凶前威胁了白鸟，因此白鸟的脸色才变得苍白的吧？但是他也许对这种威胁半信半疑，随后半信半疑的事真的发生了，一刹那之间他的背被子弹射穿，就倒在路上了。说不定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是个经过周密策划的阴谋，枪杀白鸟时就不会由跟他面熟的人出面。凶手大概是跟白鸟连一面之缘也没有的人，却以某种方式认出了那就是白鸟。
比方说，可以设想有个人告诉他那就是白鸟，于是他就靠近了正骑车行进的白鸟，先问清楚“您是白鸟先生吗？”然后再行的凶。说不定他把会成为物证的手枪暗地里处置掉了，把自行车也拆开，浇上汽油焚毁了。但是以上只是我的推想，没有任何根据。
如果犯人是佐藤手下的流氓，那就不是普通的暴力分子了。《原田情报》里提到了从黑龙会里解散出来的一个人的名字，我估计不是这样的人，而是某方面经过正规的射击训练的日本人。这样的组织和骨干分子都在潜伏着，而且这又是边骑自行车行进边射击的。
总之，尽管距离非常近，从一枪就击毙白鸟这一点来看，干这事的大概是个枪法极好的人。在幌见岭上每人只打了一枪的所谓“核心自卫队”队员决没有这种本领。似乎也可以断言，更不会是连幌见岭的射击演习也没有参加过的佐藤博。
那末佐藤博为什么要潜入地下呢？假如真像检察当局所说的那样，他受到日共组织的庇护，由人民舰队机关经由海上送到国外躱避去了，那末日共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谁都会想到，如果他没有行凶，他就应该光明磊落地到法庭上进行辩护。
然而这只是局外人的想法，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一下这个事件中被告的处境，也许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白鸟事件”与“下山事件”等等不同，它并不是个一开始就安排好了的、有计划的阴谋，而一半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制造出即便日共的地下组织犯这样的罪也不足为奇的气氛。这种气氛一方面可以说是从“外面”对日本共产党内所进行的勾当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党内也有所滋长。
枪杀白鸟的案件是偶然发生的，然而它的背景却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即便把它作为“日共干的勾当”而加以利用，舆论界也不会觉得奇怪。不仅“白鸟事件”是如此，如果另外发生了一桩完全不同的震撼人心的事件，结果一定也会同样变为“札幌的共产党干的勾当”。
这样的背景随时都是准备好了的。看吧，“白鸟事件”发生之后，北海道最强大的、形成整个北海道中心的、札幌地区日共地下组织不是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了吗？这不正是制造“白鸟事件”的人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吗？
“拉斯托沃洛夫事件”
一
事情发生在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译者注）一月二十七日。苏联原驻日代表机构的成员萨别廖夫来到东京警视厅，声称该代表机构成员、二等秘书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在本月二十四日失踪，要求尽快查出他的下落。为了便于搜寻，他还附来此人的相貌特征和照片，并作了若干说明。
第二天（二十八日）各报晨刊都以显着地位报道了“苏联代表机构二等秘书失踪”的消息。
“据苏联驻日代表机构报告称，二等秘书拉斯托沃洛夫因神经失常有自杀之虞。惟有关方面认为此事可能为政治性亡命事件。公安三科当即通令所属各警察署进行搜寻。”（一月二十八日《朝日新闻》）
萨别廖夫当时向警视厅所作的说明没有在报端发表，据他说，拉斯托沃洛夫二十四日失踪的时候，有人曾亲眼看见过，事情是这样的：
一月二十三日下了一场大雪，但是次日一清早就放晴了，天气很好。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东京是一片雪景。
当天中午时分，拉斯托沃洛夫独自从设在狸穴的苏联代表机构走出。他在坡道下头饭仓一丁目的市营电车站上碰见了代表机构的另外两位成员萨扎诺夫和萨伏洛诺夫。
拉斯托沃洛夫一看见这两个人，就以跟往常一样的爽朗口气大声说，他正要去吃午饭，邀他们一起去。两人说他们已经吃过了，他就非常热烈地邀他们说：“别客气，陪陪我吧。”
这时，美国占领军专用大汽车正从赤羽桥那边沿着被雪复盖的坡道缓缓驶过来，拉斯托沃洛夫一瞥见这辆汽车，就挥手要它停住，矫健地跳了上去，又执拗地邀这两个人同去。
两个人再次推辞不去，已上车的拉斯托沃洛夫就这样越离越远，汽车轮胎上所套的防滑链喳喳响着，向虎之门方面驶去，一会儿就不见了。
这辆美军专用汽车上没有另外的乘客，只有个戴着宽檐工作帽的司机，看来像个日本人。他面无表情地转动着方向盘。
当时日本和苏联还没有恢复邦交。从技术上来说，俨然仍处于交战状态。估计是由于这个缘故，苏联代表机构才没有把成员失踪的事情通知外务省，而是委托警视厅来寻找的。
警视厅接到这个报告也感到为难。日本方面夹在美国和苏联中间，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周密的考虑。
警视厅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结果作出了决定，不把它作为政治性亡命事件来处理，而作为寻找从家里出走的人——也就是说，从人道的立场出发进行侦查。
警视厅公安三科当即根据代表机构成员萨别廖夫提供的线索着手调查。
不久就查明，发生事件的饭仓一丁目这条路线并不是美军专用大汽车行驶的固定路线。不过虎之门附近有美军机关所在的金融大厦，当时有同型的大汽车在这条路线上行驶也是可能的。而且这附近还有汽车修理厂，大汽车在这条路上通过并非不正常的事。
可是那天是星期日。当天是否有特别通过该地的大汽车是个疑问，因为美军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照例休息。
而且，头天下了雪，积雪达三十一厘米，普通的大汽车或出租汽车是不能像往常那样通行的。当时的情况是，在赤坡、虎之门两个地点的车库只备有供金融大厦使用的两辆大汽车，无从查明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的那辆大汽车的司机是谁。
可是正巧那天吉田首相预定从这条路上经过，即通过饭仓大街，为了保卫他，警视厅值班官员放了岗哨，而那辆大汽车正是在警戒时间内通过的，所以立即就调查出有问题的那辆军用大汽车。
结果查明了那辆大汽车，也找到了那个面无表情的司机。可是他提出了与萨别廖夫向警视厅陈述的情况相当不同的证词，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萨别廖夫的申述完全不对，根本没有那样的事情。从此以后，警视厅就一直保持着沉默。
从那时起半年之久，拉斯托沃洛夫的下落一直没有查明。他是横渡了海洋呢，还是飞过了天空呢？谁也无从知晓。日本报纸也不报道这件事了。
然而就在人们的记忆逐渐淡漠下去的八月十四日，日本外务省和公安调查厅就“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发表了联合公告；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召集在华盛顿的各国记者，宣布了这一事件的经过，而且拉斯托沃洛夫本人也出席了那次的记者招待会。不过，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这次记者招待会没有让苏联系统的通讯社参加。
拉斯托沃洛夫在会上以书面方式宣布了他逃往美国的原因和动机。据他说，他出走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月二十四日，东京被雪复盖着的那天，我找到了从代表机构出走的机会。四点左右，我悄悄地从代表机构出来，洗了个土耳其浴。七点左右，在末广餐厅吃了大餐。随后不久，为了同一个美国人碰头，我到约定的地点去。我们如约地碰了头，随即上车，疾驰而去。那时我开始深深意识到我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奔驰。”
可是《生活》杂志上刊载的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笔记，更加详细地叙述了他出走的经过。该文如下：
“当天，我把约合一百美元的日圆放入钱包里，从此永远离开了苏联代表机构。为了尽量令人觉得我是随随便便出门的，我就先到诺森科的办公室待了一会儿，接着又到鲁诺夫的办公室去，分别邀这两个人一道出去吃晚饭。由于我邀得很唐突，他俩都感到有些意外，推辞不去。不过，两个人好像都上了我的当。
“下午六点，我去洗土耳其浴，精神为之一爽，然后就徒步走到东京第一流的末广餐厅。我默默地对即将告别的日本干了杯。台上有几个艺妓正在跳舞，看样子是从朝鲜回来的一批美国兵在目不转睛地观看表演。一瞬之间，我为了要离开东京而感到怅惘。
“下午七点四十分左右，我从餐厅出来，弄清确实没人钉我的梢之后，就向海上大厦旧馆旅馆方向走去。街上杳无行人，我感谢上帝降了这场雪。
“八点正，我到达旅馆附近事先约定的地点去等候美国汽车的到来。几秒、几分钟过去了。我焦虑不安地等了十分钟，一辆小轿车驶过来停下了。
“车上下来一个男人，他走到我面前说：‘您是乔治（美国人这样称呼拉斯托沃洛夫）吗？您的朋友在车里等您昵。’布朗宁夫人在车里。不久，我就搭乘飞往美国西海岸的飞机。”（《文艺春秋》昭和三十年二月号刊载，木下秀夫译）。
可是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罗伯特·安森也写了一篇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始末记：
“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钻进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厦附近等大汽车的一群美国人当中，乘上了汽车。那以后，直到国务院在八月十四日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再也没有露面。”（据《朝日周刊》译载《星期六晚邮报》报道）
二
关于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事件，就像这样议论纷纭。在出现大汽车这一点上，大约有两种说法是一致的，但是一种说拉斯托沃洛夫是在饭仓搭乘大汽车的，另一种说是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厦前搭乘的。而且前面已经提过，根据他的笔记，出走时有布朗宁夫人这么个人出场，而据美联社记者安森的报道，则由一个名叫玛丽的美国妇女出面协助。关于这些情况，后面还要详细叙述。
且说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当时，不光是日本，而且轰动了全世界，流传着种种臆测。有人说他是根据美方的策划被绑架的。
事件发生前不久，在北海道恰好举行滑冰比赛，苏联选手队由罗扎诺夫担任领队，来到日本。这位罗扎诺夫在三年前曾在苏联驻日代表机构工作过，以日本通知名。他对于滑冰是一窍不通的，所以有人猜测他这次前来日本，跟滑冰赛大概没有关系。滑冰选手队在比赛结束后返回苏联，他却以感冒为由留了下来。就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那天（一月二十四日），他原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预订了两个座位。那一天不凑巧下大雪，飞机没有起飞。事实上，罗扎诺夫是在代表机构向警视厅申报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第二天单独返回苏联的。
根据这一事实，日本报纸曾刊登下述观察报道：
“有一种看法是，罗扎诺夫假选手队负责人的名义来日本是为了向代表机构传达莫斯科的特别指示，并把拉斯托沃洛夫先生带回国去。当局也认为他和这个失踪事件有某种关系。”
据新闻报道，这是“当局”的观察，但究竟是日本警视厅独自的观察呢，还是根据驻日美国当局权威方面的观察而得出的呢，就不得而知了。这篇观察报道中已经说过，拉斯托沃洛夫的失踪与贝利亚在苏联国内被处决有关；拉斯托沃洛夫是内务部官员，贝利亚的嫡系，必然也是肃清的对象。罗扎诺夫来日本的目的说不定就是把奉命回国的拉斯托沃洛夫带走。关于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当时警视厅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么多。
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十天以后，九千万日本人当中，没有一人报告曾依稀看见过他的身影。此外，在当时被杀害者和自杀者的尸体中也没有找到他。
过了几天，当时的苏联代表机构发表了这样一项声明：
“有根据认为，拉斯托沃洛夫是被在日本的美国谍报机关以挑衅为目的绑架后予以扣留的。”
但是美国大使馆和谍报部所属的远东军总司令部都一再声明，对拉斯托沃洛夫失踪事件“毫无所知”。
日本外务省则反复这样声明：“如果拉斯托沃洛夫有亡命的意图，对于其要求可以予以考虑；即使他希望亡命美国，也不可能想象美国当局会在未得日本政府谅解的情况下带他出境。”
这话表明当时日本与美国签订的和约已经生效，成为独立国。也就是说，不经日本政府许可，任何外国人出境都是国法所不容许的。
三
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是在事件发生前三年左右来到日本的，当时他年三十五岁，任二等秘书。他是东京外侨网球俱乐部的会员，平日常常同美国和英国军官开开玩笑，是个单纯的、性情开朗的人。直到一月十八日，他还到草坪网球俱乐部去玩，会员中没有一人认为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他是只身来日本赴任的，在国内留有妻子和一个女儿。
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日本和全世界都就此事件作出种种推测，倐忽间已经过了七个月。如上所述，到了八月十四日，美国国务院突然举行了那次不寻常的记者招待会。地点也很特别，是在国务卿宣布政策的地方。事先，国务院给各国记者一一打了电话，通知他们说，要发表“与日本有关的重要谈话”，请他们出席在国务院大礼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发言人是塞达姆。
在会上，拉斯托沃洛夫亲自答复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拉斯托沃洛夫身着崭新的灰色夏装，领带、皮鞋等等完全是美国式的。他先用俄语、然后用英语宣读了关于在东京失踪经过的书面声明，然后答复记者们的询问。
驻华盛顿的一个日本记者写道：
“他身高六尺有余，精神饱满，谅必吃得很好。他在谈话中不时夹杂着开玩笑的话，他不用国务院给配备的译员协助，差不多所有的问题都是用英语回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