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附有外务省同美国驻日大使馆之间往来的照会和以《逃往自由世界之前》为标题的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笔记。
公布出来的这个事件的要点是：“二等秘书拉斯托沃洛夫是隶属于苏联内务部的陆军中校，从事情报活动。他在一月二十四日自动前来要求美国当局庇护，理由是上司贝利亚被肃清一事使他深深受了震动，因而决心设法不再返回苏联。美国当局在二十六日用美国军用飞机把此人运到海外。二十七日美国会就此事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若干日本人同拉斯托沃洛夫有牵连，其中有人已经自首。政府高级官员同他没有关系。美国当局没有就拉斯托沃洛夫出境一事同日本政府协商，为此表示遗憾。”
当初日本警视厅曾根据苏联代表机构提出的要求，通令全国各地竭力搜寻。其实，就在他失踪的第三天，美国国务院已把用军用飞机“护送”此人到美国一事通知了日本政府。也就是说，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一事使日本国民焦虑不安达半年之久，可是政府却什么也没公布，佯作不知。
拉斯托沃洛夫同记者们的问答历时四十五分钟，却使通讯社方面感到失望，有一则报道说：“对于某些问题，他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便回答为理由，避不作答，所以谈话内容贫乏。”在问答的过程中，有记者问他情报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拉斯托沃洛夫答称：是从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的各种机构的成员手里弄到的。他还说，那些官员的职位都说不上很高，可以说是中等的。他说他从未会同日本共产党取得联系。他还说明，没有从在东京的美国军人或者民间人士得过情报。
日本外务省和公安调查厅共同发表的声明如下：
“美国当局为了防止泄露本事件的机密和保障本人的人身安全，特别是本人由于怕苏联内务部一旦获知其自愿脱离时会加害其家属，曾强烈表示希望尽可能按照单纯失踪来处理，所以就用美国军用飞机将他运送出境。但是鉴于上述本人的恳求，以及有必要对与本案有关的调查保守机密，不得不迟至今天才发表事情的经过。再者，据政府调查，拉斯托沃洛夫是出于本人自愿而逃走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拉斯托沃洛夫自愿脱离本国前往美国，而美国又帮助他达到了这个目的。其实，这与日本国民是毫不相干的事。他们彼此之间尽可随意行事。但是此刻日本方面之所以不能保持缄默，是由于美国违反了日本的法律，自把此人运往本国。然而冈崎外相就这一点发表谈话时说：“美方已经表示遗憾，保证今后当力求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态，所以日本方面就表示只谅解这一回，”就这样简单地屈服了。
而且，一般的日本人这时才知道，为了对在美国的拉斯托沃洛夫进行调查，公安调查厅的第一调查部部长柏村和警视厅公安三科科长山本曾经在美国待了两个星期这一事实。（长谷检察官后来也去了。）
四
但是这一事件一经公布，日本民众由于知道许多日本官吏与拉斯托沃洛夫的情报网有牵连而戴到震惊。据公布：与拉斯托沃洛夫有直接关系的日本间谍，是原关东军第三十五军航空参谋、少校志位正二（年三十五岁）和另外几名从苏联遣返的人员。报纸也曾发表过公安调查厅长官藤井的谈话。藤井说：“这不过是冰出的一角，背后还隐藏着大批间谍，像蜘蛛阔似的密布着，牵连到许多日本人。”
前少校志位从西伯利亚被遣返后，会在舞鹤遣返救济局对从苏联遣送回国的人员进行过各种调查。他对来访的新闻记者表示，由于外务省、公安调查厅两方面责成他发誓绝不透露笔记内容，绝不发表感想，所以他什么也不能说，始终保持缄默。这样一来，一般人就无法得知这位前少校究竟进行过什么样的间谍活动了。
可是八月十九日夜晚，警视厅公安三科把外务省经济第二科事务官高毛礼茂（年五十一岁）从家里逮捕了去。据调查，自昭和二十四年起，高毛礼就和拉斯托沃洛夫有了联系，截至本年一月底拉斯托沃洛夫失踪时为止，高毛礼一直把由于业务关系而了解到的有关驻日美军方面的情报和日美关系的机密事项等泄露给他，每次接受三万圆到五万圆的报酬，总共接受了一百万圆的报酬。上述情况经调查属实，因此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把他逮捕问罪。
看来拉斯托沃洛夫亡命后不久，前少校志位自首以来，治安当局就在一定程度上发觉了高毛礼的泄密问题，为了寻找证据，接着就进行了调查。小原法务相曾说，关于“拉斯托沃洛夫事件”，除了外务省及公安调查厅共同发表的情况之外，述有一些民间人士牵涉在内，正在考虑不久再公布一次情况。
可是随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八月二十八日下午零点四十分左右，因与本案件有关而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嫌疑被捕的、在外务省欧美局第五科任职的外务事务官日暮伸则（年四十四岁），在受长谷检察官审问时，突然乘机纵身跳上桌子，从南面的窗口跳楼自杀。他掉到地方检察厅中院的混凝土路面上，立即被送往医院，但是由于后脑骨折断，大约一小时后就死了。
当天，长谷检察官从上午十点钟左右开始审问，记录也已写好，正要把这个人引渡给警视厅。日暮大概是事先计划好了的，受审时已经把鞋脱在桌子下面，审问结束后，就向长谷检察官行礼说“那就告退啦”，随即在转身要走出室外时，突然纵身跳上桌子。当时佐佐木事务官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加以制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日暮原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是在昭和二十一年同佐藤大使等一起被遣送回国的那批人员当中的一个。关于他的为人，报纸上曾经报道过。他是一个质朴、勤奋的人，平时沉默寡言，几年前曾患过神经衰弱。
但是在这个事件中，除了高毛礼、日暮这两个人之外，还有一个人被逮捕。他是原外务省国际合作局第一科事务官庄司宏（年四十一岁）。他在外务省任职期间（从昭和二十六年十二月到二十九年七月），曾在东京市内几个地方让某外国人阅读外务省的机密文件，泄露了秘密，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第一百条问罪。
当局发表这一事件的经过，给日本民众以拉斯托沃洛夫似乎利用日本官员取得秘密情报的印象，使他们对其间谍阴谋的可怖感到震惊。而且牵涉的不论是原少校志位、日暮还是庄司，都是从苏联回国的，所以使民众重新认识到苏联的间谍阴谋简直是无孔不入。
特别是日暮事务官在受审判时从地方检察厅楼上向中院里跳楼自杀的事是空前的。这样势必使民众认为他们泄露的机密的内容是重要而大规模的。
可是直到今天，一般人丝毫也不知道拉斯托沃洛夫究竟进行的是些什么样的阴谋，这些外务省官员究竟泄露了些什么机密，以及拉斯托沃洛夫究竟把什么情报送到苏联去了。拉斯托沃洛夫利用这些日本官员取得了什么情报呢？对于这个问题，从公布的材料中是一点答案也找不到的。
不过，曾经审问过日暮的长谷检察官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关于其自杀原因，“在他的供词中有可据以推断的情节”。那末，这个感想从何而来呢？由于长谷检察官避不作说明，所以也无从搞清楚。
表面上看来，是日暮、高毛礼和庄司三个事务官由于向拉斯托沃洛夫泄露国家机密而根据“国家公务员法”被问了罪，但是成为起诉事实的证据基础的，也只是拉斯托沃洛夫单方面的供述，并且不是向日本当局、而是向美国官厅做的供述。至于拉斯托沃洛夫是否确实那样说过，也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明。
拉斯托沃洛夫离开日本以后，保持沉默将近七个月之久。我们无从判断这期间他究竟是保持沉默来着呢，还是作了供述却没有公布。总之，事隔七个月之久，美国突然发表了他的声明，而且还举行了一次戏剧性十足的记者招待会，这一点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给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拉斯托沃洛夫这个人拍，而且也不允许将他的声明录音。
这是为什么呢？任何人都会感到奇怪。不允许拍照片是出于国务院的考虑呢，还是根据本人的愿望，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既然举行这样的演出，当场拍下当事人的照片、把他会见记者的照片供世界各地报纸刊用，所能够取得的宣传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美国当局在深夜特意把苏联系统以外的各国通讯社记者一个个地召集了来，破例使用国务卿会见记者的房间举行规模很大的异乎寻常的记者招待会。然而由于不允许拍照片，并未能使煞费苦心取得的效果达到顶点。
不过根据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保障法方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的纪录，可以略微看出究竟那是出于国务院的指示还是他本人的愿望。该小组委员会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四二四五室举行会议时，会把拉斯托沃洛夫也召了去，听取他陈述他本人的谍报活动。这次会议由参议员威尔加主持，出席的有各参议员和首席顾问摩里斯等人。
由于有新闻记者到场，这不是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开始时，威尔加先谈到各通讯社应注意的事项。他说：
“我想提醒各通讯社的各位摄影记者，务请接受委员会的意见，不论是在本委员会的这个房间或国会山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要拍摄证人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关于这一点，希望诸位协助。由于证人向委员会提出了要求，转请诸位摄影记者协助，我确信诸位是乐于照办的。谢谢诸位。诸位办事一向是光明磊落的。”
昭和三十一年二月举行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对拉斯托沃洛夫所表示的这番体谅，跟两年前（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对他所表示的体読原是一样的。
由此看来，不让记者在招待会上拍摄照片，是由于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愿望。这就是说，拉斯托沃洛夫大概是不愿意让全世界、尤其不愿意让祖国苏联看到他在美国的身影，同时也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拒绝让记者拍照的。
但是，他当时已经完全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了。如果美国认为传播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有助于在全世界取得宣传效果，就必然不会再考虑尊重他本人的意愿，而硬要给他拍照吧。这个公布本身已经忽视了他的意愿，此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为什么不让记者拍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具有强烈效果的照片呢？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有报纸上见过的那张正面半身相。那是当时苏联原代表机构成员萨别廖夫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立即向警视厅提出搜寻要求时提供的。
既然举行那么小题大做的记者招待会，为了取得同样的宣传效果，美国不是更该大量向通讯社提供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吗！由于美国当局不准给会见记者的拉斯托沃洛夫拍照，把摄影记者拒于门外，世界各国的通讯社当中，甚至有人怀疑在国务卿的房间里出现的那个俄国人是否为拉斯托沃洛夫本人。连世界各国的报纸读者如果留意到这一点，也必然会纳闷吧。
五
拉斯托沃洛夫的脸长得什么样，按说日本治安当局是充分了解的。他在东京待过三年，在那以前也到过东京。其实，事件发生的时候，由于日本同美国签订了和约，苏联代表机构已经失去了合法的存在权利，因而新闻报道上也就使用了“原代表机构”这个称呼。由于以上情况，所谓原代表机构，只有三十三名工作人员，因为日本当局对工作人员返回苏联是默许的，而对新入境的则加以限制。
而且这三十三名原代表机构成员已经失去了外交官的机能，只有侨民身份。总之，不论日本当局或者美国驻日大使馆，都把苏联代表机构人员当作有间谍行为的人看待。（参照下述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国参议院所作的证词。）所以日本治安当局对他们每个人都分别派人钉梢，监视他们的行动。拉斯托沃洛夫在日本居留期间，一定被当局拍过不少照片。
而且拉斯托沃洛夫“亡命”美国已有七个月了，美国方面一定也给他拍了不少照片。如果他在国务院会见记者时允许给他拍照，日本当局看见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本来是能断言准是他本人的，可是新闻报道中只形容他“身着崭新的灰色夏装，领带、皮鞋等等完全是美国式的”，而没有刊登他的照片，因此就无从判断是否确系他本人。
从日本被派去对拉斯托沃洛夫进行调查的检察官，在记者们问到“你所见到的确实是拉斯托沃洛夫吗？”时，他回答说：“我想准是他本人。”其实用不着回答得这样含糊不清。如前所述，警视厅一定有不少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要核对一下就能够毫不费事地断定是否他本人。应该说，这个回答的措词是很奇怪的。
当时柏村、山本二人出差到美国的理由是考察警察制度。拉斯托沃洛夫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发表后，当局才让全国人民知道他们是为了调查“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赴美的。
再说日美两国报纸同时刊载这个消息时，关于拉斯托沃洛夫究竟进行了哪些情报活动，提得含含糊糊；不过使读者震惊的是这一事实：原来他那苏联代表机构二等秘书的职衔只是个幌子，其实他的身份是陆军中校。一听到“表面上是外交官，实际上是情报军官”，谁都会想到他大概策划过非同小可的阴谋吧。
但是仔细一想，各国都有很多像这样的事例。在作为大使馆工作人员到外国去的情况下，如果想从事情报活动，最好隐瞒身份才便当。并且作为秘书要比作为大、公使馆武官有广泛得多的活动余地。有时，他所接受的命令并不来自大使系统，却来自本国另一个系统。不独是苏联如此，其他国家差不多也都是这样——连日本也是以此为准则的。
例如有这样一些事实：日本治安机关的高级官员以参事或二等秘书的职衔分别被派到驻外使馆去；防卫方面机关（即军事方面的机关。——译者注）的负责官员被任命为驻外使馆工作人员，而这些人对于各驻外机关也隐瞒自己的身份。
不过，美国方面公布这件事的目的必然是特别想给日本人民以这样的印象：“二等秘书拉斯托沃洛夫实际上是苏联陆军中校，在日本策划过非同小可的阴谋。”
那末再来考虑一下公布出来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内容吧。扼要地说，正如他自己所供述的，他“亡命”的动机是由于他在苏联内务部的直系上司贝利亚遭到了清洗。“这件事使我认清了苏联公民甚至对那些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挑战的、居于领导地位的人物都不能够再信赖了，而我凭着直觉威到，让我回国是有不能对我说明的某种‘秘密’原因的。”看来，预感到回国后自己会遭到危险这一点是拉斯托沃洛夫出逃的唯一动机，而且可以认为这是他的真实动机。不过，在他“下定决心绝不返回苏联”时，有没有受到其他外来因素的影响呢？
在拉斯托沃洛夫回答记者们的询问之前，国务院发表了下面这样一项声明：
“美国政府决定接受苏联驻日代表机构原政治部情报官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先生为政治避难者，代理国务卿史密斯已经在十三日把此项决定通知苏联驻美大使查鲁滨先生。但是，该大使拒绝接受美国政府的此项通知。大使本人自不待言，连他的代表也没有到国务院来。”
这里提到的代理国务卿史密斯就是当时的副国务卿彼得·史密斯中将。他会担任过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也是美国谍报活动的最高权威。这一事实很有参考价值。
拉斯托沃洛夫说他在日本期间“并没有从美国军人或民间人士那里取得情报”。他说他没有同驻日美军机关接触过。
然而他逃走的时候，最初就是去和美国机关接触的。他虽然声称与美国谍报机关没有接触，但是在逃走时依靠了美国机关的协助这一事实，不能不令人想到他平时就同美方的这一线索有接触。
拉斯托沃洛夫写道：
“我最通晓的外国语是英语。我比英国人更了解美国人，因此，我把美国看作我一定要到达的目的地。最初，我会考虑前往美国大使馆，但是想到那就有被公诸于世的危险，而我认为这是无论如何得设法避免的。”
他所以说不能让外界知道，无非是因为他希望此事始终在秘密中进行。理由是，万一走漏消息，他怕留在苏联的妻子和八岁的女儿会遭到迫害。他说道：“要末就诡称淹死了，要末就用其他方式让人们摸不着底细而失踪——有没有办法像这样完全作为一个新的人到美国去安全地过日子呢？我开始考虑种种计划。我想，要是这么做，我的家属就不至于遭到迫害了。”
自称未曾从美国人取得任何情报的拉斯托沃洛夫，却向美国本国和日本之间的谁也不知道的一条线索——这是秘密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提出了协助自己出逃的要求，这意味着不寻常的事。也就是说，他并非“不知道”，而是知道美方机关的。
六
在国务院召集的这次不平凡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的拉斯托沃洛夫的所谓笔记的原文，以及分发给各国记者的抄件，都免除了在这种场合下通常应有的手续：即在文后附以本人的签字。也就是说，完全不附有证明确系本人无误的签字。如果有人怀疑，说那不是本人的笔迹，也没话可说。如果那不是为了装装样子，而确实是打算让苏联出其不意大吃一惊，并且想让全世界信服的话，当然就该公布本人的笔迹。再说，前面已经详细地陈述过，在拉斯托沃洛夫发表谈话时，美国当局会禁止记者拍照和录音，所以在各国报纸杂志的报道中出现了罕见的现象：只刊登了苏联代表机构要求日本警视厅搜寻出走的拉斯托沃洛夫时所提供的那张照片。
总之，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奇怪的是好像美国当局事先反而关照过：不要留下任何足以说明出面的是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证据。不顾宣传效果，而使人们对这次特意安排的记者招待会产生疑窦，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而且，据说副国务卿史密斯在十三日曾把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事通知了苏联驻美大使查鲁宾，大使拒绝接受通知。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自不用说，甚至也没派个代表去国务院。
可是据苏联方面说，查鲁宾前此已就拉斯托沃洛夫一事数次正式提出照会，而美国当局以正在调查为由，故意拖延。据说到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天，美国就把关于拉斯托沃洛夫的声明送去，并表示拉斯托沃洛夫担绝同查鲁宾大使会晤。
综合以上情况，一种看法认为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不是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另一种看法认为出席的是本人，但是由于本人不愿意抛头露面，所以采取了那一系列措施。
但是既然已经无视本人所表示的、将他逃亡一事加以保密的愿望而举行了这次招待会，可见美国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如果美国要想让全世界看到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证据，无论是通过照片、广播，还是签字，都是办得到的。按说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囚徒的拉斯托沃洛夫，不可能坚决拒绝，表示抵抗。由于举行记者招待会，拉斯托沃洛夫以前所表示的“希望予以保密”的一切亡命意图，早已毫无意义了。
他也许是为了安全起见，要求只是在逃走时替他保密的吧？那末他那留在苏联的妻子和孩子会怎么样呢？由于“公布”了这件事，拉斯托沃洛夫所说的家属“说不定会被杀害”的危险按说是增加了吧。即使苏联方面探知他已逃往美国，只要没得到证实，他的妻子和孩子就仍然是安全的。尤其他的妻子又是以前应邀与在莫斯科值勤的美国陆军军官一起乘汽车游览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个。她不仅在当时受到彻底的审查，而且在那件事情发生五年之后的一九五〇年，还在受复查。她就是有这样经历的、受到注意的人物。拉斯托沃洛夫担心家属受迫害，大概就是由于这一类缘故吧。
拉斯托沃洛夫离日后不久，美国大使馆最初曾向冈崎外相送交三封秘密信件。吉田内阁对此严加保密。其中一封是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致日本外相冈崎胜男的。该信说：
“拉斯托沃洛夫在向美国政府要求人身庇护之际，曾恳求不要将此事向外界透露，也不可让苏联内务部知悉。对此，美国政府曾提出保证，绝不以任何形式发表拉斯托沃洛夫逃往自由世界的消息，并且答应他，将尽一切努力使人认为他的出逃仅仅是情况不明的失踪。”
美国当初对拉斯托沃洛夫的照顾，就这样被国务院抛之九霄云外。不能不认为，这是由子国务院发现宣布这件事要比不让拉斯托沃洛夫的家属受到迫害意义来得重大，才决定这么做的，那末，究竟意义何在呢？
美国报纸写道，由于公布这件事，“已取得比前此在加拿大发生的原子间谍罗森堡事件更大的胜利”。不能不说目的恰恰在这里。总之，这是美国的胜利和光荣。
其实，就在那两天以前，被称为西德阿登纳政府中有力人物的容恩博士逃往东德，泄露了西德的军备等机密。美国人民一定会认为，“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美国对此所进行的报复。
那末，美国当局为什么在放拉斯托沃洛夫入境后保持了七个月的沉默呢？难道有必要对他进行如此烦琐的调查吗？但是据公布出来的情况来看，内容却“空洞无物”。因而要想了解美国当局在拉斯托沃洛夫入境七个月后突然小题大做地公布这事的意义，就必须认识到这事发生在容恩博士逃往东德两天之后。
不过，美国对苏联的胜利是与日本人毫不相干的。问题倒在于这个事件究竟与日本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
七
应该更深入地考虑一下拉斯托沃洛夫从日本出逃的情况。
据苏联方面说，拉斯托沃洛夫在失踪前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
可是据警视厅为了找证据而做的调查，情况完全相反；他不但没有患神经衰弱，精神还非常饱满。总之，这个苏联人在失踪前一天（二十三日）下午，还在港区麻布盛冈町的草坪网球俱乐部同美国人拜耶的夫人、俱乐部经理大田先生，以及会员福岛、田子等人兴高采烈地打网球。这天下午开始下雪，下得很大。到了晚上，推雪车都出动了。上面所提到的日本人明确地作证道：这时的拉斯托沃洛夫跟平时没有任何不同，精神抖擞，一点也没有神经衰弱的迹象。
因此，苏联方面说他“神经衰弱”，与草坪网球俱乐部的人们说他“精神饱满”之间有很大出入。警视厅则认为后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证词。
那末，苏联方面的说法中有什么不自然的因素吗？也许可以认为他们由于怕拉斯托沃洛夫在什么地方被人发现时会说出不妙的话，才预先说明他患“神经衰弱”的。
说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经衰弱，也可以拿自从他奉召回国以来心情懊恼这件事作为根据。但是也不能认为网球俱乐部的那些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日本人的证词是假话。这就是说，两方面都是正确的吧。那末，其中的含义有着什么分歧呢？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先谈谈下面的问题。
拉斯托沃洛夫从苏联代表机构出来后，最初的行动是搭乘“美军大汽车”。据美军当局说：“在美军专用的大汽车里，并不要求搭乘者出示身份证，所以一般外国人也有搭乘的。”苏联代表机构也说：“苏联人也有搭乘美军大汽车的。”（见《朝日新闻》，昭和二十九年二月三日）
因此，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美军大汽车”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拉斯托沃洛夫当时还去找两位苏联代表机构成员，再三邀他们一道出去吃午饭。拉斯托沃洛夫那时已经下定决心出逃，而按照原定计划，他是要到银座去，就出逃事宜同某美国人见面的。
如果当时那两个苏联人应邀跟拉斯托沃洛夫一起去了，又将会怎么样呢？拉斯托沃洛夫邀两位同事，大概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出他的举止有什么不自然而玩弄的手法。但是不能不说这是个危险的把戏。如果对方当真陪他去了，他就无法前往与美国人约会的地点。而他再三邀别人去时，他的心情一定像逃过安宅关的弁庆（弁庆是十二世纪的和尚，好武艺，随其主人源义经逃亡，经过安宅关时，义经险些被守关官兵认出。这里比喻逃亡者惶惶不安的心情。——译者注），有“踩了老虎尾巴”之感吧。当然，我对这事并不是没有其他看法的。
可是他又是怎样乘大汽车到银座去的呢？美国当局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们散发的所谓他的笔记，与以后他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笔记，内容是不同的。
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发的笔记中，他是这样说的：
“我搭乘美军大汽车在虎之门下车，换乘街上的出祖汽车到银座。我走进银座的咖啡馆‘顶好’，在那里同那个美国人商谈了出逃的事情。商谈后，我回到代表机构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又花了大约两小时整理预备带走的特产品和随身用物，四点钟悄悄地离开代表机构前往东京温泉。在那里，我在单间里洗了个土耳其浴，让那里的服务员——名叫园田的土耳其姑娘给按摩肩膀。
“从东京温泉出来后，我在银座逛了一会儿，七点钟到以牛排出名的末广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就在约定的地点同会在‘顶好’见过面的美国人会合，逃出了日本。”
可是《生活》杂志上发表的笔记却与这略有不同，有出入的地方是：
“当时，在美国人中间我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中年妇女，她曾在美国陆军敎育中心担任敎师。这里姑且称她为布朗宁夫人。我同这位夫人每星期三在旧海上大厦旅馆见面，互敎英语和俄语。布朗宁夫人把美国的情况和她会住过一个时期的阿拉斯加的情况等告诉了我，而我则把苏联的实际情况告诉了她。”
就这样，拉斯托沃洛夫同布朗宁夫人交往着，他觉得夫人对他有着像对待亲兄弟般的感情。他就是向这位夫人谈出想要赶快脱离祖国远逃的决心的。
“于是，我第一次向这位夫人坦率说出了自己是中校军衔的苏联谍报军官，告诉她，我现在迫切需要她以前答应给予的协助。夫人说：‘再过几个钟头就不必担心啦。’我们就在当天晚上八点钟在夫人所住的旅馆附近会面，我当场和她商量好立即采取奔向自由的最后措施。”
他写道：这样，他靠着布朗宁夫人的协助，搭乘她的汽车，不久就乘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哪一种说法真实呢？与其说哪一种真实，勿宁说《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材料更加详尽。在记者招待会上分发的笔记上所说的“美国人”指的显然就是这位“布朗宁夫人。”
布朗宁夫人究竟是何许人？读了这段文章，就使人觉得，夫人对他有着像对待亲兄弟那样的情谊，而他也对夫人有着很深的爱情。
正如拉斯托沃洛夫交代过的那样，所谓布朗宁夫人是个假名字；读者不免暗自怀疑这个女人大概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员吧。
而且，从一九五四年九月的一期《星期六晚邮报》上刊载的美朕社东京分社社长罗伯特·安森的一篇报道里，也可以窥知这种怀疑不无道理。
在《我们怎样抓住了苏联第一号间谍》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下，这位老练的记者写道：
“抓间谍可不是外行人所能出面的。但是在最近发生的规模极大的一桩间让案件中，如果不是有两个外行人协助，西方大概决不可能获胜。这个间谍就是苏联在远东的谍报活动最高负责人尤利·亚历山大洛维奇·拉斯托沃洛夫。两个外行人是在东京同拉斯托沃洛夫结交的年轻的美国人，其中一人是个姑娘。她平时敎拉斯托沃洛夫英语，还一起去东京的夜总会跳过舞等等。另一人是常常在东京草地网球俱乐部同他打网球的男子。这两个美国人都没有受过间谍活动的训练，而且他们还讨厌同这样的事情发生关系。
“为了摆脱过去的羁绊，拉斯托沃洛夫是怎样乘上了大汽车的？关于这一点，半年之久他没有向外界透露只字，现在我们得以初次披露其真相。这篇报道是记者将自己认为百分之百可以信赖的各方面提供的情报，经过仔细整理后写出的。”
他作了这番交代之后，接着写道：
“有一天，日本警察拿来一张美国妇女的照片——据说她会到苏联大使馆去过。‘反间谍队’当即若无其事地访问了这个年轻的妇女，想探听探听。姑且把这个女人称作玛丽·琼斯吧。玛丽是个天真、漂亮的姑娘，她是作为军队里的文职人员到日本来的。她同其他几百名文职人员一起住在丸之内旧海上大厦旅馆里，在陆军的一个办事处担任秘书工作。‘反间谍队’人员把她的照片拿给她看，使她惶恐不安。但是她终于说明了她到苏联大使馆去是想冒冒险。他们问道：‘你在大使馆看见了什么？’她说：‘这个嘛，房子很脏，使人感到不大结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你没有见着什么人吗？’‘有一个英语讲得很流利的俄国人。他领我到处看了看，还说欢迎再来玩。’‘他没告诉你他的名字吗？’‘叫拉斯托沃洛夫——确实是这么个名字。他问过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号码了吗？’‘当然告诉了。’听到这里，‘反间谍队’的人员忽然高兴得几乎给她下跪。
“于是，‘反间谍队’托她刺探拉斯托沃洛夫身边的事情。开头她怎么也不答应，可是终于答应如果有什么情况，就通知他们。
“拉斯托沃洛夫终于向玛丽说出了自己奉召回国，以及担心回国后将要遭遇的事。玛丽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反间谍队’的朋友。他们又托玛丽探听他有没有逃走的打算。
“第二天，她带回拉斯托沃洛夫这样的答复：‘我打算逃走。’‘反间谍队’的人员认为事情来得太简单了，里面有点蹊跷。他们原来预料他一定会要求对他的前途给予种种保障。可是关于这方面他只字未提。他们觉得可疑。他们又吩咐玛丽进一步探询他的意图。
“她问他，‘你知道那对你意味着什么吗？’‘知道。’‘你的家属会怎么样呢？’‘我的家属多半会被杀死。可是，即使我回国也无济于事，我们都会被杀掉。’‘你打定逃走的主意了吗？’‘打定了。’
“拉斯托沃洛夫在终于逃往美国的头一天，打电话跟玛丽联系，作了周密的安排。
“这样，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钻进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厦附近等大汽车的一群美国人当中，乘上了汽车。那以后，直到国务院在八月十四日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再也没有露面。”
读者在这里就会猜想：前面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说的“布朗宁夫人”，莫非就是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在报道中所说的“玛丽·琼斯”吗？诚然就是一个人。
当然，“布朗宁夫人”也好，“玛丽·琼斯”也好，都是假名字；而且可以认为，用这两个假名字来提到的这个女人，正是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美国去的一个重要的美国谍报工作人员。虽然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安森故意说“她是外行人”，但是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像。何况当时美军方面还相信拉斯托沃洛夫是苏联的“头号”间谍呢。
八
从传询拉斯托沃洛夫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一部分速记记录也可以看出，对拉斯托沃洛夫抱有友情的那个女人是个“专家”。
“摩里斯：‘拉斯托沃洛夫先生，我想知道你是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做工作的。’
“拉斯托沃洛夫：‘唔，我有过几个代理人。其中有的在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工作，有的在驻日美军的情报部工作，有的是特派记者。’”
由此看来，尽管拉斯托沃洛夫在接见共同社记者时说过没能从美国拿到情报，但在这里却相反，他说他的某些代理人与美军有关。他在这里说的才是老实话吧。
速记记录里还有这样一段：
“拉斯托沃洛夫：‘我曾经几次尝试与美国人接触。比方说，情报部的军官——那个少校……’
“摩里斯：‘请不要说出名字来。’
“拉斯托沃洛夫：‘我不说名字。那个人是少校，我是经她妹妹写信介绍，试图与她接近的。’
“维尔加：‘应该说是“他妹妹”吧。’
“拉斯托沃洛夫：‘不，那个人是女的。她是情报部的少校。’”
虽然不能够遽然断定他在这个小组委员会上无意之中说出来的情报部的女少校跟他自己的笔记中的“布朗宁夫人”是同一个人，同时也就是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所说的“玛丽·琼斯”，然而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件事可以提供我们一点资料：情报部这样的机关里大概有着叫作“布朗宁夫人”或是“玛丽·琼斯”的女人。
从间谍工作来说，要想把敌方的某人拉到自己这边来，必须随时确切地了解对方的情况，不断地注意对方的性格、举止和环境。如果对方有了什么变化，就毫不踌躇地加以利用，展开攻势，最后和他发生接触——这才称得上是间谍工作。如果由于贝利亚被肃清，拉斯托沃洛夫非常担心他自己奉召回国的前途，因而变得忧郁起来，那末美军谍报机关一定会敏感地发现他这种情况的。
这种接触也许会以甜蜜的诱惑形式出现，也许造成某种机会进行胁迫。
拉斯托沃洛夫自己也在小组委员会上说过下面的话：
“维尔加：‘利用在铁幕后面的亲属来进行胁迫时，他们对代理人做些什么？是威胁他说要杀死他的亲属吗？’
“拉斯托沃洛夫：‘对啦。他们有时谦恭和蔼地、有时又唐突地说：如果你不答应跟我们一起干，你必须想想你的亲属会遭遇什么事。也就是说，他们直接用亲属的生命来威胁。这就是胁迫，是最恶劣的胁迫。’”
读到这里，马上使人联想到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在国内留下了妻子和八岁的女儿。他郑重其事地向美国方面恳求将他逃亡美国一事严加保密，千万不要泄露。也可以说，对方为了达到阴谋而使用的毫不留情的胁迫手段，多半使他感到了恐怖吧。
关于如何把代理人拉拢过来，他做了如下的证词：
“拉斯托沃洛夫：‘我说对方在日常生活中有异常行为，指的是同性爱之类的事。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斯科防谍部曾接近一个姓菲蒙维尔的大使馆武官，想把他拉拢过去。原来防谍部知道这个人有异常行为。
“‘另外再举一个例子。莫斯科的防谍部为了达到目的还拉拢过一个日本官员。那人是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二等或三等秘书。防谍部派了一个年轻的女代理人接近他，这个女人勾引上了他。日本官员同那个女人谈情说爱，后来那个女人说自己怀孕了，到了要去堕胎的节骨眼儿上，男的被警察逮捕了。由于眼看这桩极不体面的事情要暴露出去，那个人就下定决心为苏联谍报部工作。”
不能断定驻日美军不曾按照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说的步骤试行对他展开攻势。难道不是正当拉斯托沃洛夫表现出不顾奉召回国的时候，也就是说，正当他处于异常状态的那一瞬间，“女代理人”就承担了拉拢他的任务吗？至于她是“布朗宁夫人”还是“玛丽·琼斯”，那不关紧要。即便是证词中所说的“女谍报少校”也成。总之，从各种情况可以推想得到，美军曾对拉斯托沃洛夫进行过这样的“拉拢”。
但是就以“布朗宁夫人”或“玛丽·琼斯”跟拉斯托沃洛夫接近后获得的成功来说，难道在那以前美军方面就没有策划过同他接触吗？
这是不大可能的。这个策略恐怕早就一再进行过的。关于这一点，某方面还流传着这样一段插话：
情报部系统的某谍报人员让他的情妇（日本人）去接近过拉斯托沃洛夫。她巧妙地同拉斯托沃洛夫亲密起来。不久，她就对拉斯托沃洛夫说：“我认识的一个美国军人对他的差事感到不满。我想，如果向他搞情报，他一定会提供对苏联方面有利的数据。”可是拉斯托沃洛夫十分谨慎地拒绝了这个提议。据说他这种警惕的态度使美国方面把他俨然当成了一个大人物。
临到实际逃走的时候，拉斯托沃洛夫也是被当作大人物对待的。驻日美军谅必是极其缜密地协助他逃出的。美联社记者安森在拉斯托沃洛夫的记者招待会举行以前，即在他逃亡后不久的二月二日，曾拍发过下述电讯：
“现在有可能揭露苏联在亚洲最大的间谍网的真面目了。原苏联驻日代表机构的二等秘书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从一月二十四日以来一直下落不明，而大家日益认为他是在美军手里。如果是这样的话，过去两年多以来使美军感到伤脑筋的情势，其内幕就要由秘密警察查明了。然而，人们越发相信，拉斯托沃洛夫已于上月二十四日乘飞机离开东京，前往美国军事基地冲绳。”
这则报道是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六个月就发出的，所以令人感到惊讶。在这则报道中，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手一事给予的高度评价，说是：“现在有可能揭露苏联在亚洲最大的间谍网的真面目了。”
而且，还可以认为这则报道是为美国日后发表“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打下的底子——是个准备阶段。也就是说，当时拉斯托沃洛夫还被认为是头号人物——“大人物”。
另一方面，苏联方面除了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时向警视厅提出过搜寻要求之外，一直完全保持沉默。
前文已提到过，叫作罗扎诺夫的那个人以参加在札幌举行的滑冰比赛大会的苏联代表队领队身份来到了日本。当时报纸上注销消息说，正是他奉了本国的命令要把拉斯托沃洛夫带回国去的。
被召回本国的苏联代表机构成员不仅是拉斯托沃洛夫一人，另外还有索维利耶夫、萨伏洛诺夫等八人，他们最初预定搭乘苏联轮船回国。可是在二十五日下午又挂了电话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定下了两个座位。用电话定座时，似乎是这样模棱两可地讲的：“还不知道是否赶得上起飞时间呢。”
说到二十五日下午，当时拉斯托沃洛夫已经失踪一天多了。如果相信声明所说的、他是在二十四日下午四点钟失踪的话，那末也已过了二十小时以上，这时他早已待在美军机关里了。
然而苏联谅必也布有并不亚于美国的周密的谍报网。苏联不会不立即知道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真相。证据是：滑冰代表队走后，原说因感冒留下来的罗扎诺夫却在二十八日就回国了。如果负有如此重大使命的罗扎诺夫没有查明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真正原因，即便推迟回国日期，他也要在日本滞留到查明为止。从他匆匆回国这件事来看，苏联谍报网也必然肯定拉斯托沃洛夫已经落到美国手里了。
再说，美国方面的引诱一定使拉斯托沃洛夫心里很烦乱。他必须下相当大的决心。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如果他逃走，他又担心留在国内的妻子和女儿的安全。但是，如果他奉召回国，说不定会被当作贝利亚的嫡系遭到肃清。可以想见，他对这些感到忐忑不安，对于是否逃走犹豫不决达数日之久，既烦闷又懊恼，这大概就是他被看作神经衰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