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终于下定了逃走的决心。但凡一个人经过极端的苦思焦虑之后下定了决心，精神反而会为之一爽，心情也就镇静下来了。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下雪的头一天他在草地网球俱乐部兴高采烈地打网球时，脸上才露出了愉快的神色。于是，这样一种推测就能成立了：苏联方面向警视厅提出的“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经衰弱”的说法，与草地网球俱乐部会员所作的“他精神饱满”的证词都是真实的。
九
失踪了的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达七个月之久。可是日本政府实际上是了解情况的。（参照上述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致冈崎外相的秘密文件。）
无论如何，日本当时已经是同美国缔结了和约的独立国了。秘密出境是违反国法的。美国无视日本的国法，擅自用飞机把拉斯托沃洛夫送走，这是对日本政府重大的侮辱，是蹂躏日本主权的行为。前面已经说过，拉斯托沃洛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后，报纸刊载了冈崎外相的谈话，可是美国当局只表示“这次的处置实在遗憾，今后不再做这样的事情”——难道这么道歉一下就算完事了吗？
而且，美国对日本究竟有没有真正谢罪的意思，究竟有几分遵守保证的诚意，也是令人怀疑的。
关于这一点，令人想起一年前发生的“鹿地亘事件”。当时的国警长官斋藤升在他的《十年的回忆》一书中，曾就鹿地亘先生被日美特务机关幽禁事件写了下面一段话：
“为了使这个问题不致被反美运动所利用，我对美国强烈地表示，希望美国对我国道歉。至少，如果美国发表大意如下的声明：‘和约生效后，不通知日本当局，由美国方面动手逮捕鹿地是重大的失策。’那就会表明美国的公正精神。我认为，既然不是神仙，犯错误是谁也难免的；如果美国方面就这件事坦率地道歉，反而会令人威到美国的伟大。我赴美国大使馆，强烈地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可是他们对我的答复是：‘我们很明白你所说的话。但是要美国方面就逮捕日本国民的敌人——间谍，即卖国贼一事道歉，是有困难的。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结果，只由美国方面发出通告说：‘在与日本政府缔结的和约生效之际，如果就这件事发出通知，本不会引起这样麻烦的问题’，就算了事。”
在斋藤长官提出这项抗议仅仅一年以后，美国就在这次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上干了同样的勾当。因此，美国口头上表示尊重日本的主权，实际上究竟有多少诚意就很难说了。
再说，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日美共同发表声明之前，双方曾通过外交、治安当局以及军事机关当局进行了相当频繁的接触。这个活动是慎重而秘密地进行的，双方谅必下达了命令，对局外严格保密。
可是就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到公布这个事件之间的七个月当中，日本同美国之间曾进行了种种活动。
如果列举其中特别重要的，则有下述几项：
美国方面从外交和军事上研讨了日本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问题。
其次是就“共同安全法”援助方面进行了极为秘密的协商，以致财政界都以为内容是经济援助。在这个期间，随着接受上述援助，日本政府悄悄地拟定并通过了“防卫机密保护法”。据美国方面说，美国向日本提供武器，但日本却没有保守其机密所必要的法律；对美国来说，这与把钥匙交给间谍一样危险。
通过“机密保护法”一事势必遭到日本舆论的严厉抨击，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为了应付这种批评，必须采取对策。因此，就得先让日本国民知道苏联从日本各方面（特别是从官厅方面）取得重要情报的所谓间谍事件。事隔七个月之后才公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实际上是为了在日本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就有必要为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国所发表的供述提出“证据”。果然，在日本报纸公布了共同声明的第二天，就有一名少校向警视厅自首。
“据警视厅说，官方声明中所说的‘与拉斯托沃洛夫有牵连的日本人自首，指的是一位前陆军少校（年三十五岁）。这位前少校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不久的二月五日，到警视厅出面，自愿协助搜寻工作。此人曾当过拉斯托沃洛夫的代理人，为拉斯托沃洛夫做过情报工作，但是由于他自动要求协助当为搜寻，所以不但没有被当作嫌疑犯，也没有作为‘自首’处理，当然更没有加以逮捕。这位前少校一伙人与前陆军特务机关有关系，是从苏联归国的复员军人，据说会通过拉斯托沃洛夫向美国方面提供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和防卫方面的高级情报以及关于苏联的情报。”（见《朝日新闻》，八月十网日）
这是日本方面最早就拉斯托沃洛夫证词提出的证据。但是，这是多么贫乏无力的证据啊！第二天报上立即公布这位少校就是志位少校。他“不但没有被当作嫌疑犯……当然更没有加以逮捕”。正如拉斯托沃洛夫那夸张的声明给与拥到国务院的各国记者以内容“空洞”的印象，在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然而志位少校自首后，有一些人跟着被逮捕了。
接着，外务省国际合作局官员庄司宏、欧美局官员日暮伸则和经济局官员高毛礼茂等被逮捕，可是并未证实案情包含什么特别重大的情报活动内容。勿宁说像以下所指出的那样，内容甚为贫乏。而且这三人都是中级以下的官员，连科长助理也够不上。
十
试把这个事件同“佐尔格事件”（一九四一年，驻日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佐尔格和南满铁道临时工作人员尾崎秀实等二十余名以共产国际的间谍嫌疑被捕，一九四四年佐尔格及尾崎被处死刑。——译者注）比较一下。拿“佐尔格事件”来说，尽管当时实行着严格的言论管制，日籍的协助者所提供的证词的确有充实的内容。“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所引起的轰动虽不亚于“佐尔格事件”，而所谓“曾予以协助”的日本人这方面却几乎什么情况也提不出来。如果是在更机密的中枢部门工作的官员又当作别论，从这几个“自首”的人的地位来说，他们也许能够了解一般秘密事项的一鳞半爪，不过那都是平凡的事情；他们是无从知道价值高到足以称作“重要情报”的那类事情的。从这里也暴露出拉斯托沃洛夫的供述内容的贫乏，与“佐尔格事件”是不能相比的。
这里令人怀疑的是：拉斯托沃洛夫究竟是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从上述情况推断，实际上他大概够不上美国方面所设想的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说，他虽说是情报中校，却是个几乎什么情报也提供不了的小人物，使美国的期待落了空。
那末，美国究竟是从一开头就知道拉斯托沃洛夫的身份而故弄玄虚让人把他当作大人物看待呢，还是中途才查明他原来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呢？前面已经说过，恐怕是后者。这就是说，美国方面把拉斯托沃洛夫当作大人物带走，后来一调查，才发见他原来是个小人物，就大失所望，实际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吧。
然而，虽说是小人物，他也有他的用途，而且恰好就被用在八月十四日的日美共同声明上了。在记者招待会上出现的拉斯托沃洛夫是他本人也好，是个替身也好，反正这是为了收到种种预期效果而举行的一场演出。
据说是这时立即自首的日本方面的志位少校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这一点，当时《每日新闻》作了简单的报道如下：
“志位正二先生（年三十五岁）是在昭和二十四年从西伯利亚地区被遣返的前陆军少校。归国厉，他在美军总司令部的语文学习部任职，曾在舞鹤遣返救济局对从苏联遣送回国的人员进行各种调查。”（八月十五日）
从这则简单的报道也可以看出，被遣送回国的志位少校实际上是在美军总司令部任职的。
关于这件事，欧洲某大国的驻日情报机关曾秘密地指出了下述情况：
“这一事件的真正主角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关，而是美国远东空军谍报部。拉斯托沃洛夫企图窃取、而且已经着手窃取的是有关以下各方面的情报：涉及美国远东空军的空中作战计划、驻日美国空军基地以及包括使用原子弹在内的攻击防御计划。志位少校已经直接接触到通过美空军的成层圈飞行拍摄的苏联基地以及重要机构的照片，但是实际上把志位介绍给拉斯托沃洛夫，直接领导他的人是前中校M，而M也曾把志位介绍给防谍部机关。
“志位以及原关东军航空高级参谋既然已经承认他们是美苏之间的双重间谍这一事实，那末M就当然是双重间谍的头子了。可是M却被认为与这次事件无关，这一点也可以证明问题的复杂性。据我们看来，拉斯托沃洛夫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被绑架的，而显然是为了要求庇护而亡命的。”
有可靠的迹象表明，外务省的一批人被捕是志位少校所谓的自首所导致的。
庄司和日暮受到的嫌疑是：他们曾把驻日美军有关方面的情报和日美关系的秘密情报提供给拉斯托沃洛夫，每次获得报酬五万圆到十万圆不等，前后各获得大约一百万圆的报酬。此外，高毛礼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是苏联经济问题专家，担任有关船舶的工作，当局怀疑他在任职期间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了美军有关方面的船舶动向的横报。这个人战前在渔业公司工作，曾出差去过苏联，对船舶的情况很熟悉。
高毛礼、庄司、日暮向拉斯托沃洛夫出卖了情报。日暮、庄司等人曾买了房子，还大事修缮，花了不少钱。当局怀疑这笔钱是拉斯托沃洛夫给的，就根据这样完全不相干的理由对他们进行了侦查。
因此，庄司当即提出逮捕他是不合法的，要求进行公开审判，公布拘留他的理由。现在这个案件还继续审理中。
十一
庄司是这样说的：
“在讯问过程中，几乎没有触及我所期待的与案件的主要情节有关的事情。检察官专门盘讯我的经历，在外务省都做些什么工作，都处理和保管哪些文件，负责哪些事务等机关方面的事情，一直问到我的收入、财产，怎样把现在所住的房屋弄到手的等等，将这些方面细致地追究个透彻。大约在我被起诉的前一天，检察官会拿两份外务省的文件给我看，问我：‘你知道这个文件吗？给拉斯托沃洛夫看过没有？’在侦查中多少涉及‘拉斯特沃洛夫事件’主要情节的具体讯问，也就是这一次罢了。对以上问题，我明确地否认说：‘我没有拿给外面的人看过。’检察官就这一点所作的讯问是很简单的。”
这时庄司曾一度获释，可是后来又以违反“外汇管理法”再度被捕，原因是他非法持有美元，有从日暮手里拿到二千美元作为情报资金的嫌疑。也就是说，他是以非法持有美元被捕的。
“把我再度逮捕后，担任这一案件的侦查主任的长谷检察官就飞往美国。据说长谷检察官在美国对拉斯托沃洛夫进行了调查。当时写成的《检察厅调查记录》，就成为追究我违反‘公务员法’的唯一证据。另外，关于指控我非法持有美元从而违反‘外汇管理法’一事，检察官向法庭提出的唯一证据是已自杀的日暮先生的供述记录。除此之外，在历时两年的公开审判当中，检察官没有提出任何够得上证据的东西。”（见《日本》杂志，昭和三十四年十月号）
由于受到这个离奇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牵连而遭殃的日本人，公开出来的据说就达十七八名，还有人说是五十多名。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外务省、通产省、大藏省、防卫厅、总理府（内阁调查室方面）的官员，也有民间贸易公司、报馆、通讯社（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以及复员军人等。
由于美国方面的唆使，警视厅公安三科没有改变严厉的侦查方针。但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违反“刑事特别法”第六条，侦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平民当中完全找不到根据法律可以问罪的情节。
从这个案件牵涉的人数来说，规模是相当大的，然而相形之下内容竟如此空洞。
因有违反“国家公务员法”第一百条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官员只有上述三人。但是根据这条法律，至多能判处他们一年徒刑。从这一点考虑，日暮没有必要从地方检察厅的楼上跳楼自杀。即使问了罪，至多也不过丢掉外务省的职位，服刑一年了事。日暮自杀的原因不免令人感到有些蹊跷。
主任检察官长谷会透露，从日暮的供词中是可以推断出一些情节的。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讯问记录没有公诸于世的今天，外界是无法窥知其内容的。以下这段话并没越出推断的范围。
日暮果真作过拉斯托沃洛夫手下的间谍吗？如果他当过间谍，他为什么不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一月间就采取行动呢？从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到他在美国国务院露面的这二百天当中，日暮的动静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他真是间谍的话，本会有一些动摇或者会逃跑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变化呢？关于庄司和高毛礼也可以提出同样的质疑。
自杀的日暮没有留下遗书。他自杀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做好了精神准备的。
由此还令人注意到，由于牵连到其他的美苏关系的间谍事件而自杀的日本人，到目前为止为数也已经不少了，而个个都没有留下遗书。
一、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从苏联前来出庭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草场辰已中将在美军医院横死事件。
二、昭和二十五年一月，关东军原暗号班长、陆军少校松浦九洲男在自己的住宅自杀，原因不明。
三、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已故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的所谓“要求问题”的议会作证人菅季治在东京三鹰车站撞电车自杀事件。（一九五〇年四月，苏联发表声明说，除了正在调查中的二千四百多名战犯，日本俘虏已全部释放。但是当时的吉田政府诬赖还有三十六万人未遣返，并谓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曾要求苏联不要遣返他们。德田同志在国会上彻底粉碎了这一诬蔑。菅季治在国会上作证说，德田同志拫本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为此，他受到美军谍报部和警察的迫害，终于自杀。——译者注）
四、昭和二十五年九月，原驻莫斯科陆军武官佐佐木克己上校在自己的住宅内自缢身死事件。
五、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外务省书记生弘岛昌从东京代代木的本人住所莫名其妙地失踪的事件。
六、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原哈巴罗夫斯克《日本新闻》宣传部工作人员难波明从家乡秋田莫名其妙地失踪的事件。
这还只是一些公开出来的着名事件，这类事件实际上说不定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死者都没有留下明确的遗书。看来陷进美苏关系的谍报深渊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些人毫无例外地都被认为有双重间谍的嫌疑。但是“双重间谍”的罪名是注定加在这些人身上的。美苏双方都不可能单方面搞到情报。如果想从对方搞到情报，就必须拿出自己这方面“可以出卖的情报”。要是什么也不拿出来，就难以弄到对方的重要情报。从第三者看来，这就像是双重间谍了。
十二
本来日暮所接触的一些文件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机密。欧美局第五科负责《苏联月报》的编辑工作，此外还给有关的其他刊物撰稿，这完全不是什么机密。拉斯托沃洛夫在声明中说“搜集的情报也有从日本报纸杂志上取材的”，但是如果把这也算作辅助的间谍行为，那可太滑稽了。因此，第五科的工作按说根本不包括那些意义重大到足以使日暮自杀的机密。
与其说日暮属于外务省，勿宁说他属于内阁调查室。有人说这个内阁调查室是日本的“机密室”，它倒也起过那样的作用。不过当时它还没有今天这样庞大的预算和人员配备，机构也还没有扩充到这样大，因为各个上司的裁夺起着很大的作用。
日暮绝没有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过情报。据说实际上他坚决反共，忠于职守，从来没有给“内调”工作带来过损害。有些迹象令人感到他负有特殊任务。实际上他并不属于日本机关。不管他是什么职位（譬如说，派在内调室的专员），当然是不能向别人透露的。如果说得更明确一些，他也许是被纳入美国情报网里了吧。上述这段话不是凭空想像的，而是根据已有的线索推测出来的。
可以隐约看出，日暮受了某方面的委托，曾承诺在“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中多多少少进行一些“表演”。他曾供述自己把干情报工作用的美钞“存在”同事庄司那里，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可是在长谷检察官审讯他的过程中，他可能发觉那不是单纯的“表演”，实际上自己是被当作在日本来反映待在美国的拉斯托沃洛夫的影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发觉自己上了当，一定是惊愕不已。“鹿地亘事件”中的三桥某那样被加上“双重间谍”的污名，在他来说是不能忍受的。日暮的性格认真而直率，而且他还犯了因“表演”而把他的同事庄司也给拖下水的过错。他的死会不会含有弥补自己的过错和对同事谢罪的意思呢？
总之，就“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言，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招待了他，可是他叫美国人大失所望，什么也没贡献出来。既然这样，对他还另有用途。那就是适当地晃出他的影子，以取得另外的、但又是同样的效果。于是，就在美国演出了这个事件本身，并且使它像镜子一样反射到日本来，也表演了一出架空的戏。这正是横跨太平洋的一个大骗局。
而演这出戏的直接目的是对两天前发生的容恩博士逃往东德事件采取的报复行动：此外，它还为在美国国内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打开了道路。
就在宣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两天以前（十二日），美国参议院以八十五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宣布美国共产党为非法的法案。
在这以前，艾森豪威尔总统一直认为这项法案只能越来越迫使共产党员转入地下，有害无益。据说连艾克都对通过这项法案感到为难。通过这项法案的背景，同“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决不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可以认为，“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曾被利用来在美国国内加紧煽动麦卡锡旋风。
当时美国还发生了一桩所谓反间谍事件。据无线电广播通讯社报道，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苏联边防兵发现日本人越境，打死一人，逮捕了一人。为什么日本人会在苏联所属的东面某个岛上出现呢？经过对这个谜的追查，那个被捕的日本人终于坦白出一切有关他的行动的情况。
据他坦白说，他叫谷明，被打死的叫高桑丰（当然都是假名字吧。——作者原注）。谷明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据谷明供述，他从一九五一年四月起就在北海道札幌市美国“反间谍队”的分队里工作，骨托札幌市南十六条西五丁目的“反间谍队”无线电特务情报学校里受过训。在那里负责选拔派往苏联的间谍的是美国格雷上尉和他的助理后藤米次郞。谷和高桑两人先后曾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月以及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三次潜入苏联境内，拍摄苏联地形照片，用无线电同札幌的“反间谍队”机关进行联络。在第四次（即十一月十日）终于被苏联士兵发现了。当时他们携带着美国造的无声手枪、小型无声自动步枪、轻便步枪、无线电照像机及暗号表等。（读过本书前面部分的人在这里请回想一下《白鸟事件》。请注意事情同是发生在札幌市内，而那里的“反间谍队”队员携带的似乎也是无声手枪。作者曾推断凶手或者就是用无声手枪射杀白鸟警部的。——作者原注）
这就是无线电广播通讯社所报道的所谓反间谍事件的内容。可是美方有关人员会担心这个潜入组说不定已向苏联坦白了另外一些情况，因为原关东军的高级情报航空参谋组和海军的航空参谋等人一起被合并到某机关里，组成一个特殊的秘密机关；专门对苏联进行某些勾当。所以如果苏联根据了解这些情况的谷的供述，用某种形式予以发表，那就会使得美国非常狼狈。
这个时候，美国准是有必要让全世界和日本知道“苏联其实也在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谍报活动”吧。美国军事谍报机关谅必认为有必要恢复自己的名誉，又痛切感到必须在世界情报活动方面对苏联予以有效的回击，才以这样的形式宣布美国接纳了拉斯托沃洛夫的事吧。
再者，由于发生了容恩博士的事件，美国军事谍报当局有必要让美国舆论看到他们也在进行同样的工作。因为在议会制的美国，如果使人感觉其机关无所事事，那就有可能在议会里遭到攻击，从而在预算方面都会受到影响。搞阴谋活动是需要巨额款项的。这一点也可能被认为是“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产生的成效之一。
以上是对美国所获得的效果的估计。那末，日本怎么样呢？
报纸发表拉斯托沃洛夫接见记者的消息时，绪方副首相正在北海道旅行。他在旅途中发表了谈话，大意说：“鉴于这次事件的发生，我国有必要及早制订‘机密保护法’之类的法规。”报纸上也报道过他的这番谈话。
当时吉田政府正在忙于考虑制订“机密保护法”。事实上，正如这位副首相所说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制造了促成制定这个法案的气氛。
早在昭和二十八年十月左右，保安厅、法务省等就着手研讨并起草这个“机密保护法”或“防卫机密保护法”的具体内容了。最初，有两种想法，一个是这项草案只限于美国根据“共同安全法”援助所提供的武器的保密，另外一个想法是把保密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出动保安队和警备队（现为自卫队），以及在口本制造的武器。可是，后来根据保安厅长官木村的意见，准备制定类似战前“军机保护法”的广泛的保密法。（见《朝日年鉴》，昭和三十年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公布，就起了朝这方向顺利推动的润滑油的作用。
十三
再者，吉田政府当时由于造船贪污案而摇摇欲坠，因此，与吉田对峙的政治派系——鸠山、石桥、松村以及三木这派人就都行动起来，明确地谋求同苏联媾和。此外，自由民主党内的另一派也对吉田向美国一边倒的作法表示不满。
（后来鸠山内阁成立。拉斯托沃洛夫过去的同事、苏联代表机构成员多姆尼茨基通过某一途径接近鸠山，终于排除吉田派的阻挠，在莫斯科缔结了期待已久的《日苏条约》。到那时为直，吉田和鸠山各自的政治势力在明里暗里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已深化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样一来，对吉田政府来说；公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就起了给亲苏派泼冷水的作用。也就是说，借苏联人自己的口道出了苏联在日本进行规模庞大的阴谋活动。这比出自第三者之口更加真实，更给一般人以切肤之感。由于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作证说，苏联驻日代表机构二十三个成员几乎个个都是为了在日本搞情报活动而留在日本的，就更使日本方面感到震惊。
但是与苏联代表机构的三十三个成员比较起来，美国驻日大使馆到底有多少人员呢？据说美籍正式工作人员有二百几十人，雇用的日本人有六百人左右，共计近九百人，算上非正式的工作人员则形成一千余人的大阵容。留在日本的苏联这三十三名所谓“情报人员”，无论如何也不是美国大使馆那负有几乎同样任务的大群人马的对手。各国驻外使馆的一半工作是搜集情报，如今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可是一听到拉斯托沃洛夫作证说“苏联代表机构三十三名成员的情报活动”，就会使一般人产生实在是小题大做的紧张感觉。
拉斯托沃洛夫还负有另一项使命。那就是公布这一事件的两年之后，一九五六年（昭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以公使衔作为渔业机构代表到东京上任的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参事塞尔吉·契夫宾斯基的事情。这位契夫宾斯基是参加渔业谈判的苏联代表，当时渔业问题成为苏联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重大问题。但是日本某方面认为契夫宾斯基入境是苏联在日本从事阴谋活动的开始。这就是说，关于契夫宾斯基不是外交官而是谍报工作专家的流言传布开了。
有见识的外务省官员，例如当时的驻英大使西春彦和参加日苏谈判的日本代表之一松本俊一等，都认为契夫宾斯基是正常的外交官，所以不能不说这个流言是离奇的。但是不久就逐渐弄清了这个流言的背景。原来它竟来自拉斯托沃洛夫这个人。根源出于同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
而且还不只是契夫宾斯基这一件事。在那以前的二月八日，拉斯托沃洛夫在同一个小组委员会上还讲了下面的话：
“摩里斯：‘你知道苏联的通商代表团被利用来做谍报工作的任何实例吗？’
“拉斯托沃洛夫：‘他们利用通商代表团，利用驻外国的大使馆及外交使节团。’
“摩里斯：‘你能否谈谈有关这一点的经验？根据你本人的经验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
“拉斯托沃洛夫：‘举个实际的例子吧。例如派到东京的通商代表团团长多姆尼茨基上校，这个人是苏联驻日通商代表团的团长，可是这个正式的职位是用来掩饰那个国家的谍报活动的。在世界各地都一样。通商代表团成员中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属于谍报部。’”
总之，拉斯托沃洛夫待在美国，可以说是负有任务来“削弱”日本对苏联接近的政策。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利用他的方法之高明吧。
拉斯托沃洛夫就这样被利用来取得种种效果。当他刚到达美国的时候，负责招待的当局以为他是大有利用价值的显要人物，后来才知道他是个不起作用的三流人物，弄得他们大失所望。可是原来他的用处就在这样的地方。
“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一出内容空洞的蹩脚戏，但是它给予日本国民的敎训是很多的。那就是，位于亚洲东端的弓形的日本列岛，已经成为美苏两国谍报的深渊，而不少日本人被卷进到这个漩涡之中，遭到了厄运。今后同样的状态也许还会继续下去。
这个事件说明，我们日常的和平生活随时都可以被某种阴谋利用而遭到破坏。
朝鲜战争的策划
一
这一组作品接连写下来，终于写到最后这篇了。以前我也说过，这些作品的内容都限于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这一意义来说，本文以“朝鲜战争”为题材，也许会使读者感到奇怪。
朝鲜战争这个主题太大了，也许不宜列为这一组作品的最后一篇。仍是我以前所写的那一系列事件，其最终“鹄的”正是指尚朝鲜战争这样的顶点，那些事件也可以说是一条条伏线，焦点则是朝鲜战争。不过美军不见得一开始就“预料”到会打这场战争的。至少在占领初期，驻日美军是日本“民主化”的忠实使者（自然是在美国的利益范围之内）。远东形势的变化迫使他们改变了做法。美国对朝鲜战争的“预料”可以说是从一九四八年左右逐渐开始的。
光是解剖各个事件并无助于究明其本质，只有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件都是包含在美国的“预料”之中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事件真正的性质。
因此，我不得不在这一组作品的最后一篇里来写朝鲜战争。前面已经说过，这种“预料”的焦点不一定非是朝鲜不可。从地理上来说，这个焦点可以在越南，也可以在老挝，或是在其他地区，反正无非是要选择一个能够改变美国势力现状的地点。选中了朝鲜也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条件合适，在这里干起来便当。朝鲜就是这样被选作“黑色的荣誉”的。“朝鲜战争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朝鲜发生的事情，要不是在这里发生的话，也必然会在世界上旁的地方发生。”（一九五二年，范佛里特将军对菲律宾代表团的谈话。）
朝鲜的三八线是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划定的，它是为了解除在朝日军的武装、接收军方和财阀的设备而暂时划定的界线。它不是按照朝鲜民族的分布和地理条件划定的，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把纬度这样一个地理学上的人为的线当作了界线而已。由于美苏进行冷战，它就变成了把一个民族分割为南北两方，相互对立、相互仇视、半永久性的军事、政治的分界线了。也就是说，在美苏世界性的激烈冷战中，这条界线就变成了区分“两种政策，两种对待殖民地命运的态度，两种对角线式的相反方针的示意图了”。（夏普希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朝鲜》）
二
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经常谈到的问题是“究竟是南北哪一方先发动进攻的”，至今这仍然是个有趣的谜。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文件断言是北朝鲜入侵的：“关于北朝鲜军队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拂晓前（朝鲜时间）越过三八线、全力向大韩民国发动进攻的最初的正式报告，是美国驻朝鲜大使约翰·杰·穆乔发出的。国务院于星期六晚上（即六月二十四日东部夏季时间下午九时二十六分）收到该大使的报告。北朝鲜共产党政权对大韩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乃是对世界和平的疯狂进攻。这是对在一个独立的政府治理下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发动的突然袭击，而这个政府是由人民自己选出、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成立、并且得到世界上大多数自由国家的承认的。”（《朝鲜问题白皮书》）由于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有些人把这次突然袭击看作与对珍珠港的攻击属于同一性质。
约翰·根室写道：“（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清晨，我同妻子一起从京都回到东京，又径直到日光去旅行。临开车时，惠特尼少将来给我们送行。他说，他不能同我们一起到日光旅行去了，因为按照麦克阿瑟的吩咐，刚好在这个星期日他必须到总司令部（指美军总司令部。——译者注）去。但是当时我们并没认为这是由于出了什么意外的事，因为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星期日被召去也是常有的事。时间是上午八时二十分，想来总司令部里还没有人知道恰好那时候在朝鲜发生的事件。我们到了日光，参观了寺院——那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名胜之一。正要吃午饭时，一名高级官员突然被喊去接电话。他一回到我身边就低声说：‘大消息：韩国军队向北朝鲜发动进攻了。’”（《麦克阿瑟之谜》）
根室的这段文章在各种书里经常被引用。据说那个高级官员当时确实会悄悄地说过：“韩国军队向北朝鲜发动进攻了。”根室接着写道；“关于哪一方先发动侵略的问题，这则新闻闹了大错，但是……”根室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变更了主客位置。意思就是说，那个高级官员是由于过度兴奋而说颠倒了的。
根室接着写道“东京的总司令部自不用说，连驻在韩国的美国人也完全出乎意外。他们都非常惊愕，仿佛是太阳突然消失了一样。北朝鲜方面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战术上的真正的奇袭，甚至还是战略上的奇袭。老实说，这次我们比在珍珠港事件中还要丢脸。我们不仅闭着眼睛，而且全身都在酣睡。”
这篇报道所写的也就成了日本国民对朝鲜战争的印象。当时日本各报第一次报道这则消息时，都用了《北朝鲜军队入侵三八线》的大字标题。因此，大多数日本人至今仍相信是北朝鲜向南朝鲜进攻的。
据根室报道，六月二十五日早晨，北朝鲜方面派出包括正规军四个师和三个警备旅的大军发动进攻。在战线上投入七万官兵，坦克约七十辆，在四个不同的地点同时行动。根室还说过大意如下的话：集结这么多军队，发给武器和装备，于预定日期，在广阔的战线上一齐发动预定的进攻，至少也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如果情况真是这样，三八线上的这些动静，难道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竟一点也不知道吗？在那以前，三八线两侧会发生过不下数百次小战斗，局势极为紧张。实际上美国国务院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战争爆发前两天，曾到三八线前沿的战壕里视察，刚回到东京。如果说美国的情报网对北面“突然袭击”的活动完全是“闭着眼睛，而且全身都在酣睡”，那可就太松弛了。
华盛顿的新闻记者们想把这一点弄清楚，曾向中央情报局局长罗斯克·霍·希伦凯特海军少将提出过疑问。他回答说“朝鲜处在本周或下周也许就会发动侵略的状态，”并且说美国的情报机关是了解这种情况的。这位少将第二天还出席了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他一方面要共和党议员们确信“这并不是出乎美国情报网意料的事”，同时却又说：“北朝鲜军队一年前就具备了侵略南朝鲜的实力，但是他们会不会真地发动进攻，以及按照怎样的预定计划来发动进攻，这是无法逆料的。”这番话和他前面讲的话是有出入的。第二天，他被召到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在秘密会议上又进一步作了说明。据说由于希伦凯特少将这次的证词与以前的含糊不清的谈话迥然不同，还出示了情报机关那些装订成册的报告，证明这并不是出乎自己意料的事，因此，从会议室里出来的委员们便相信了“中央情报局干得不错”。（伊·弗·斯通：《朝鲜战争秘史》）
那末，东京的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又是怎样呢？根室为麦克阿瑟辩护说：“但是，麦克阿瑟没有怎么注意朝鲜。在战争发生以前，他只到朝鲜去过一次，而且只待了一天——那次是去参加一九四八年八月举行的韩国独立庆典。在八月十五日韩国独立后，无论在政洽上或军事上，麦克阿瑟对朝鲜都没有任何责任。元帅这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朝鲜不在他的管辖之下。”然而大概根室毕竟感到像这样也实在说不过去，紧接着又委婉地责备道：“但是另一方面，作为美国远东军最高司令官，他本应更深切地注意朝鲜的事态吧。”说朝鲜不在麦克阿瑟的管辖之下，就等于说朝鲜不在远东军司令部的管辖之下。谁听了都会觉得这话很可笑，只能认为是强词夺理的诡辩。霍奇中将是作为司令驻在朝鲜的，不用说，他经常与远东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保持联系。
而且，难道麦克阿瑟的最高情报长官——情报部部长威洛比也跟华盛顿一样，事先不知道北朝鲜军队的入侵吗？
与上述的报道相反，在爆发战争的六月二十五日清晨，平壤广播电台播送了内务省的公报。公报说：“南朝鲜伪国防军突于二十五日拂晓在三八线全线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发动了意外的进攻。敌军在黄海道的海州西部地区与金川地区以及江原道的铁原地区，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一公里至二公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省已命令共和国警备队将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敌人予以击退。目前，共和国警备队正抵抗着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防御战。共和国警备队击退了从襄阳方面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敌人。”
根据种种数据，可以大体看出南朝鲜方面预见到战争的爆发，而且采取了种种准备措施。但是无从知道北朝鲜方面是否也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不是由于北朝鲜在这方面的数据不多，就是由于他们“完全没有”采取“措施”。但是根据常识判断，后一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在那以前，三八线事实上发生过一千多次小战斗，而且很难设想北朝鲜一点也没有搜集到后文里将要提到的南朝鲜方面备战的情报。北朝鲜遭到南朝鲜方面的“入侵”后，立即迎击，轻而易举地将南朝鲜军队击退，而且猛烈地追击。因此，很难设想当时北朝鲜仅仅作了防御准备，只部署了人数不多的警备队。根室会谈到北朝鲜的部署情况。美国着名军事记者汉逊·鲍德温也报道说：“三八线上部署着北朝鲜四个师的主力以及据报是警备旅的两支部队。前线上部署着据信是日本造的轻型坦克和中型坦克、苏联式一二二毫米野战炮约三十门，以及其他重装备，部队的集结日益明显了。”报道中列举的数字究竟有几分可信，这姑作别论；不过北朝鲜恐怕是配备了能够立即从防御转入大举进攻的兵力。
麦克阿瑟退役后，他本人也就这一点提出过证词。关于战前北朝鲜军队的部署，他曾说：“双方都耝织了可以称作轻装备的部队。南朝鲜国境警备队的实力比正规警察强一些，他们当然是警卫边境的，但是不能与正规军相比。就我的记忆所及，北朝鲜军队中的保安队编成他们所谓的四个旅，其实力几乎相当于北朝鲜的正规军。但是北朝鲜方面还在沿着三八线部署的保安队后方，组织了新的队伍。这支队伍是在严密的情形下组织的。总之，北朝鲜军队是部署在远离三八线的地方。那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进攻所作的部署。”
这是一段奇怪的证词。麦克阿瑟作证说，北朝鲜并未为进攻而部署兵力。这是他被免职之后说的，怎么能用这番话来解释美国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时所指控的北朝鲜的侵略呢？关于这事，斯通也写道：“北朝鲜方面为什么不等完全准备就緖之后再发动侵略呢？其原因恐怕威洛比少将会予以说明。”
一年之后，威洛比所说的下面这段话是与斯通的话前后相呼应的。他说：“数周以来，北朝鲜全部军队一直待命出发，沿着三八线做好了随时可以出动的准备。”美国参议员就美国情报机关的效能问题向艾奇逊提出质问时，艾奇逊说：“我不认为情报工作方面有什么失误。”关于北朝鲜军队的意图的情报，迄今常举的实例是六月二十五日以前提出的两个报告。其中之一是美国远东军总司令的每周综合情报。这个情报说，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收到了关于北朝鲜人民军预定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开始侵略的报告”。美国远东军总司令指的当然是麦克阿瑟。另外，关于韩国一旦与北朝鲜交战，美国准备给予多大程度的支持的问题，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接见华盛顿一家有影响的周刊的记者时会发表谈话，经东京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五月三日）予以转载。该报的大字标题是：《康纳利预言共产党军队要把美军从南朝鲜赶出去》。
不管麦克阿瑟怎样闪烁其词，但美国方面确实会频频收到关于南朝鲜也许会向北朝鲜寻衅的警报。希伦凯特海军少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第二任局长（这一年的十月，他被免职，由大名鼎鼎的艾伦·杜勒斯继任）。他在任时，曾获得“美国情报机关干得不错”的赞语。华盛顿的情报机关当然知道这些警报。不言而喻，东京的情报部也是知道的。东京的情报机关在朝鲜布下的情报网势必比华盛顿布下的要多，不论从地理方面来看还是从当地驻军的直接影响来看，这都是不难想象的。在朝鲜搜集到的情报间或直接发往华盛顿，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认为情报是由东京转发的，也许更为妥当。正如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记录所表明的，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拥有无与伦比的情报网，是堪称头等的情报机关。其中有“反间谍队”、独立的坎农机关、以及所谓Y机关等等，共投下数十亿圆巨款，并动员一切机构，专门搞关于中国、北朝鲜和苏联的情报，连各种密码以及来往信件都通过秘密手段搞到手。
情况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又给人以遭到了“突然袭击”的印象，在美国国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也大吵一通呢？而且，美军总司令部的气氛为什么还悠闲到使根室在星期日去日光游览的程度呢？这里，我不由得联想到，每当一个犯人蓄谋犯罪时，他总是先设法让旁人以为他当时不在现场。在这一事件中，美军把韩国军队部署在三八线前面，而且声言他们始终是处于防御的状态，未能预料到北朝鲜的进攻。这就是美国证明自己当时“不在现场”的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