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当局相继采取了迫令《赤旗报》停刊、剥夺日本共产党九名干部的公职权利及解散旅日朝鲜人联盟等有效措施。朝鲜战争一爆发，为了清除反对军国主义思想，又在日本的新闻出版界掀起了“赤色整肃”的旋风。
与此同时，日本还创建了国家警察预备队。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月，麦克阿瑟会致函吉田首相说：“为了切实执行对策，使那些经常违法乱纪、扰乱治安的不法分子无隙可乘，”要求在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的现有保安力量七万五千人之外再增加八千人。随后，美国还开始考虑进一步加强这支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的力量，以它们为中心，让日本重整军备，使日本在军事上也为美国的反共防御计划效劳。
因此，如果没有发生朝鲜战争，大概也就不会有现在的自卫队；即便有，也会比现有的人数要少得多吧。而且，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种由旧日本陆海军将领担任自卫队、海上保安队的“武官派”领导人员的现象。
十
再来谈一下日本人对战争的协助吧。
朝鲜战争进行时，街头巷尾也传说日本人随同美军到战场上去了。关于这一点，也有人明确地指出如下：
“日本的效劳，并不限于工业和领土方面。关于日本人参加朝鲜战争一事，朝鲜人民军方面会不断加以指责。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朝日新闻》报道过这样的事情：住在东京都港区赤坂北町二之五的油漆匠平塚元治的长子重治（尼奥·平塚）随同美军参加朝鲜战争，在汉城附近的战斗中阵亡。据外务省说，还有类似的例子。为了否认上述的事实，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东京分局局长乔治·哈曼通过广播报道说，由八千人组成的幽灵部队正在朝鲜战场上作战，他们是由旅日朝鲜侨民组成的志愿部队。他辩解说，共方所指的‘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实际上就是这些人。
“可是第二天（三十日）韩国驻日代表机构发表声明，承认确有民间团体系统的旅日朝鲜侨民志愿开赴朝鲜，但是人数只有六百二十五人。那末，记者哈曼所说的八千人减去这六百二十五人，剩下的人员是哪一国的士兵呢？因此，记者哈曼事与愿违地证明了至少有七千三百七十五名日本人参加了朝鲜战争。”（刘浩一：《朝鲜现代史》）
且不谈这个详细的数字是否可靠，日本人在朝鲜战场上直接协助美军作战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仁川登陆的时候，在一千多架飞机的掩护下，联合国军五万人由三百艘舰艇输送，当时就使用了相当多的日本运输人员，这是事实。他们有的充当领航员，有的担任扫海作业员，有的作驾驶员，给予协助。
仁川登陆是战略上的极其普通的常识，应该说美国会要求日本旧军人对这次作战给予必要的协助。关于朝鲜的地形、领海的深度等，再也没有比日本军队掌握的资料更丰富的了。这类数据连同其他数据，在占领后都被集中到美国机关里。美军总司令部的另一个建筑物——邮船公司大厦里设有历史科、地理科等部门，有许多旧日军高级军官参加了那里的工作。
“为了协助这伙美国人，威洛比雇用了差不多二百名日本人——名义上是让他们在荒木敎授（东京大学经济系敎授。——作者注）的监督下工作。其中至少有十五人是陆、海军的高级军官。他们当中有些人还参加过实际作战计划的制订，多数人都担任过极其机要的职务。例如有末精三中将就曾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长，相当于美军中的威洛比本人的地位。河边虎四郞中将是参谋本部次长，在马尼拉的洽降谈判中会任首席代表。服部卓四郞上校会长期担任参谋本部作战科长，是东条的秘书。海军方面代表人物以中村胜平少将和大前敏一上校为首；大前曾故作谦逊，自称是日本海军界头脑最笨的人。海军组也是人材济济。在邮船公司大厦的这一批人没有一个是史学家，也不是擅长文笔的人，却让他们搜集日本方面的记录，编纂日本方面的官方战史。他们的工作被列为机密。由于邮船公司大厦这一批人的工作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些观察家认为日本人采取这种工作方式，是为了掩饰日本参谋本部人员同美国占领军协作的事实，连一个名义上是监督日本人工作的美国民间人士也抱着这样的看法。人们怀疑荒木一伙人和协助他们的参谋本部人员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编写战史，这种怀疑由于他们受到的特殊待遇而越发加强了。”（威尔斯：《东京旋风》）
毫无疑问，设在邮船公司大厦里的历史科和地理科不仅整理战史资料，而且还整理作战资料。以苏联为假想敌，这是日本陆军的传统。由此可以了解威洛比热中于起用这些旧参谋本部人员的原因。而且，由于日本曾经占领过朝鲜，谅必保存了包括一部分与之毗邻的中国东北领土在内的极其详细的朝鲜“战略地图”。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这些都在朝鲜战争中起了作用。
战略地图不仅包括朝鲜。它还包括苏联的滨海地区和库页岛对岸一带。由于对苏战略是明治以来日本陆军的传统，就这方面进行的研究是很详细的。战败前夕，这些资料大部分都被藏在信州松代的地下大本营里。停战后，旧陆军军人之间对这些数据展开了争夺战。后来这些资料差不多都落入威洛比之手。邮船公司大厦的历史科和地理科的工作就是整理这样的资料。
这幅战略地图如今还在修改中。它不时被泄露出去，在国会里引起争论。（举一个例子，社会党议员飞鸟田就曾在议会里出示过这幅地图。）
这幅战略地图对美军总司令部说来是最好不过的资料。但是随后所发生的人为的变化，从地图上是看不出来的。军事设施、工厂设施、村落的分布以及人口、新建的交通线、农业生产地等等新发生的变化，都必须随时在地图上加以订正。办法是审查从苏联遣返的人，根据他们的证词作出判断，加以订正。
在协助美军总司令部的旧军人中间，把有末（A）、河边（K）、服部（H）、中村（N）、大前（O）等人当中的中村除去，加上辰已中将的（T），这样就容易念顺口，叫作KATOH机关。它是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日本机关中最起作用的特殊组织，任务虽然不同，它的实力据说与美国的托列西机关的第四二二“反间谍队”不相上下。
其中，据说服部机关（即H机关）曾对仁川登陆作战提出过积极的建议。
这个组织里大概确实有曾经在朝鲜军队里长期工作过的特工人员。一部分所谓海军出身的人和称作船舶部队的日本陆军的旧军人恐怕担任过仁川登陆的运输员。
在这以前，日本的海军是怎样被保存下来的呢？第二复员厅就是它的机关。这个厅里有以原海军次官前田稔为首的数十名高级军官，从事编纂战史等工作。它是与邮船公司大厦的陆军组相呼应的。跟邮船公司大厦的那个组一样，所谓编纂战史，其实就是研究对苏联的海军战略。而且还把从苏联和中国东北复员回来的旧海军军人中可以使用的人都加以审查，安插在这个机构里。这些人后来又移到旧海军大学去，公开成立了战史研究所，通过威洛比，与历史编纂科取得联系。
历史编纂科里网罗了原海军上校大前敏一、上校大井笃、上校寺井义守、中校三上作夫、中校奥宫正武、以及战争结束时担任海军大臣秘书的中村纯平等人材。
据说协助朝鲜战争的日本人的阵容是这样的：由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郞在幕后领导策划，山本善雄负责军政，富冈定俊负责作战，保科善四郞等人负责军需生产等等。以上这些人为海上警备队的智囊，另外还有幕僚长中泽浩、警备部长寺井义守以及海上部队的吉田英三。据说日本就是这样一边协助美国从事朝鲜战争，一边建立起“日本海军”的。
另一方面，原海军大臣副官福地诚夫上校先参加了复员局的工作，后来又到一家民间公司去任职。但是在一九五三年，与“海军”重建同时，他就任第二幕僚部调查科长。担任幕僚长的是运输省官员山崎小五郞，但是他本人发牢骚说，他不过是个傀儡。当时副幕僚长是中泽浩上校。
空军系统的旧日本军人中也有被派去协助朝鲜战争的。他们不是作为一个组织参加，而是通过私人关系被拉去的。
举一个例子：某人现在是日本航空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姑且称他为K吧。K在战后失去了军职，在名古屋的东山公园附近经营一家咖啡馆之类的铺子。昭和二十五年冬天，他接到一封电报，是鸡鸣社发的。鸡鸣社设在明治神宫外苑中央线陆桥附近，是战后失去了军职的飞行员们以田中不二雄（原田中航空学校校长）为中心组成的团体。田中当时主持代代木烹饪学校、代代木编织学院和航空时报社等。
电报说：“可搭飞机速来。”原来美军总司令部的奥康奈尔中校和维·科斯托罗上校去找田中，委托他召募人员。他们说，这是总司令部最高当局的命令，指示重新训练飞机驾驶员：月薪四万圆到五万圆，先召聘五人，要飞行时间在四千五百小时以上的有经验的人，只挑选最优秀的人，还要严格保密。于是，除了他本人以外，田中还召集了中尾纯利、佐竹仁、森田胜一和崎川五郞。集合地点在新桥的地下铁道车站前面。他们在下午一点钟到了那里，立即就有吉普车来接他们，把他们送到横须贺海军医院，在那里受到了异常严格的体格检查。七月三日送来了录用通知书，只有森田胜一因适应力差而不合格，其余四个人都被录取了。他们在七月四日被带到厚木。在汽车里，美军军官们围着他们坐，以免日本工作人员和美国兵看到他们。最初受的是连环训练。由于不懂术语，感到很吃力。他们不懂“Contact weather”。指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是“有视界飞行”的意思。美军命令他们绝对不许跟日本人见面，连食堂也不准去。他们受完训以后就在平塚市的一幢单独的房子里被隔离起来。他们每月薪金九万圆，一年有两次奖金，每次发十万圆。从昭和二十五年一月起，他们被派去执行空运任务，驾驶B－29、B－17等型飞机飞往马尼拉、台湾、汉城等地。这个任务一直继续到朝鲜战争结束，可是他们不知道运的是什么物资。美军还严禁他们谈出自己所干的事。
不仅空军是这样。可以推想还有不少旧陆海军军人被拉去协助过这样的特殊工作。
例如，参加朝鲜战争的日本人，国籍全部被勾销了，给他们另外起了韩国姓名。这些工作人员充当战争的重要辅助人员，专门从事运输、设营、补给、修理等工作，另外恐怕还有人被当作谍报人员使用。日本人和韩国人长得差不多，所以冒充起来非常便当。然而无法弄清究竟有多少日本人参加了这种工作。
十一
前面已经说过，关于朝鲜战争，南朝鲜方面的数据比较丰富，北朝鲜方面的数据不多。关于这次战争，北朝鲜所发表的尽是打败美韩军的经过以及自己这方面士气如何旺盛等，几乎完全没有分折形势的客观资料。
如果北朝鲜方面发表的数据更丰富一些，那末人们对朝鲜―战争本身的分析和评价就会更加精确吧。
北朝鲜方面数据“缺乏”的原因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任何国家都有弱点，都有可受指责的缺点。北朝鲜方面也许是担心如果发表数据，会被敌人利用来进行反宣传。
因此，正如我屡次说过的，单凭报道战斗经过的新闻电讯，是难以了解朝鲜战争真相的。
这场战争中还有细菌战的问题。
据北朝鲜和中国方面宣布，美军曾使用细菌战术，把攻击范围从北朝鲜扩大到中国大陆。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证据，共产党方面曾列举了具体的事例。据报道，曾发现大量的跳蚤、蜘蛛、家鼠、田鼠、苍蝇、蛤蜊等。例如，北朝鲜的顺阳村曾发现集中在一起的跳蚤数千个。那个地区的人口稠密，每三、四平方米就有一个人；跳蚤被散布在三百平方米的土地上，选的是黑魆魆的地面，颜色与大群跳蚤一样。检查这些跳蚤的结果，发现带有可怕的细菌，尤其是黑死病、破伤风、炭疽病、霍乱等细菌。据说就在发现这些跳蚤之前，美国空军飞机曾在该地作低空盘旋，但没有投弹就飞走了。
跳蛋、细菌、以及容器的碎片，被拍成照片，广为散发。北朝鲜和中国方面向全世界对这种不人道的作战方法提出了控诉。然而，这种细菌战术实际上究竟取得了多大效果，还不清楚。美国方面声称那是中国和北朝鲜的巧妙宣传。
然而，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信美国曾在中国和北朝鲜的后方散布过细菌。
这里我又想起战时在“北满”进行细菌研究的石井中将的七三一部队（参阅《帝国银行事件之谜》）。战争结束前不久，石井中将返回日本，美军总司令部立郞予以庇护，把他藏匿起来。苏联对这个部队的成员进行了审讯，并把审判记录译成日文，在莫斯科公开出版。苏联多次指斥石井中将是战犯，然而美国方面不但始终不把他引渡过去，反而加以庇护。
现在仍有一些人相信美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或者公共卫生部曾参考过石井中将的研究成果。“帝国银行事件”的犯人使用的毒药就类似陆军特别研究所研究出的药品，因此有人甚至认为真凶说不定就是石井部下的军人或军队里的文职人员。这样一考虑，可以说日本在细菌战方面也对美军给予了协助。
从石井中将没有成为战犯一事，令人想起石原莞尔少将的事情。
他是“满洲国建国的有功之臣”，在“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译者注）之际，曾担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的作战方案为占领中国东北立下了“大功”。他理应同板垣征四郞大将等一起列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受审、判处徒刑的。
可是他在美军手里受到了“保护”。据说他患病后还乡的时候，还由美国兵隆重地护送到会津。他住在东北地方的乡下，悠然自得地遥望着东京的审判。这些情况在马克·盖恩所着的《日本日记》中曾略微提到过。为什么麦克阿瑟要庇护石原莞尔呢？石原莞尔是对苏作战的“权威”，而且他似乎曾经考虑过与中苏进行分段作战的方案。这个意图同麦克阿瑟的想法不谋而合。如果允许推想的话，那末在麦克阿瑟从三八线向北追击北朝鲜军队，企图侵入中国东北与中苏进行分段作战的计划上，石原莞尔的建议说不定起过很大的作用。
十二
朝鲜战争真正的过程到底如何呢？美军在三八线上燃起了战火。可是当初作了错误的估计，大概是把韩国军队的实力估计得过高了，而把北朝鲜军队的力量又估计得过低了。美国一定以为，即使韩国军队遭到攻击，至少也能够顶住两个月左右。然而，实际上一干起来，立即被北朝鲜军队打得溃败而逃。如果更早地知道韩国军队的实力如此，美军一定会老早就准备好在朝鲜登陆，更早地开始采取战斗行动了。
当初美国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乘北朝鲜军队攻进来同韩国军队战斗的期间，美国就在联合国指责北朝鲜军队是“侵略军”，立即组成以美军为中心的联合国军出兵，并且可能估计过这个期间至少为一个月或一个半月。
然而事态的发展与预计相反，韩国军队败得太快了，韩国立即陷入危机。事实上，正是由于当初打错了算盘，美军到达朝鲜才晚了。驻日美军几乎全被调光了的局面，也是由于这次作战计划的失算而造成的。
一经战斗，美军本身被北朝鲜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前面已经指出过，战斗机和轰炸机也都没有起什么作用。坦克也由于地理条件没能发挥威力。而且还得不断地苦于应付北朝鲜军队的游击战。北朝鲜军队擅长于打游击战，那是素以“长白山之虎”着称的金日成部队的拿手好戏。用从敌人夺来的武器发动攻击，是他们最得意的本领。
美军被包围，在南朝鲜的一隅仅剩下立锥之地，好不容易才凭着仁川登陆而转入攻势。麦克阿瑟本打算乘势挺进，突破三八线，把北朝鲜军队追逼到鸭绿江边。他认为苏联战后的创伤还没有医好，根本没有战斗力；还估计中国也是革命刚刚成功，无暇对付外敌。可是中国出兵了，而且是以志愿军的形式一拥而来——这是他事先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按照麦克阿瑟的想法，即使占领中国东北，苏联也不会出兵。事实上美军轰炸了鸭绿江的水丰发电厂。只要炸毁这座发电厂，中国东北的重工业设施就得不到电力，生产立即停顿。美军炸坏了水丰发电厂。然而，苏联始终没有出兵。
对美军来说，破坏这座发电厂说不定也是个冒险的尝试。也许他们是这么想的：苏联不会干预，美国就可以打中国军队；还可以使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夙愿得偿，把失去的中国夺回来，仍旧充作包围苏联的一环。
可是这个冒险政策把英、法等国吓坏了，“优柔寡断”的杜鲁门也出面制止。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中国是明智的。它不上美国的圈套，不派出正规军，而把它称作人民志愿军的大批游击队投入北朝鲜。
当时的实际情况大概是这样的：苏联储存的原子弹远不及美国的多，而且军需生产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正如麦克阿瑟所预料的，是不能够干预朝鲜战争的。
美国之所以把苏联外交部长马立克的停战方案称作“乞和”，原因就在于此。
正如美国屡次公开宣称的那样，日本是同冲绳、台湾、菲律宾一起包围苏联和中国的坚固的纽带，而日本是中心的一环。在朝鲜战争中，日本在军需工业上所起的作用，比美国原来期望的要大。要使日本人不断感到共产党国家的威胁，就得使朝鲜永久分为两个部分，而且一定要日本不承认中国。
中日两国不睦这一事实，起着使日本人对国际局势不断保持紧张感的作用。自卫队本身保卫日本的任务反倒靠后了，它成了美国在远东的辅助战斗力。新日美“安全条约”正是起了这一“铁的原则”的作用。为了维持这种局面，美国必须不断地向日本人民灌输害怕共产势力的思想。
正如过去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都集中在这一个焦点上，今后（实质上日本仍在美国占领之下）美国大概仍将努力把这一类阴谋继续搞下去。
朝鲜前线美军司令范佛里特将军曾说：
“朝鲜战争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朝鲜发生的事情，要不是在这里发生的话，也必然会在世界上旁的地方发生。”
伊·弗·斯通说，朝鲜战争秘史的钥匙就在这段朴素的自白里。毫无疑问，今后当美国在远东某地发现了“第二个朝鲜”的时候，最先遭到灭亡危机的必然是日本。
我为什么要写《日本的黑雾》
——代跋
经常有人问我写《日本的黑雾》的意图。
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作品，这本书可能使读者感到有些奇怪。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松本是不是出于反美的意图而写的呢？”大概是因为大家有这样一种印象：这些作品把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发生的离奇事件一概归咎于占领军的阴谋了。
此外，也有人指责我说，这种写法“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单纯的报告或评论，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大概由于我是个小说家，他们才提出这种疑问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抱着反美观点来写这一系列作品的，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占领军的阴谋”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
首先谈谈我写《日本的黑雾》的动机吧。先得回到最初写完《帝国银行事件》这部小说的时候。在探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查出它的背景与美军总司令部的某部门有关连。我认为要是不把这一点追究清楚，“帝国银行事件”是无法弄个水落石出的。
判决书上至今也没有说明，被认为是“帝国银行事件”的真凶的平泽贞通所使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毒药，他又是怎样弄到手的。
凶犯所使用的毒药一般被认为是“氰化钾”，其实它并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东西。只要读一下最初的侦查记录就可以知道它是氰酸化合物；可是当局并没有从化学上解释明白这是怎样一种化合物，就不了了之。
再说，平泽最初的“供词”中关于他怎样把毒药弄到手的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甚至连检察当局也无法写到判决书上，只好简单地说那是“被告所曾持有的”。因此，把这看作是凶器的说法确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许多人都说这种毒药是由战争期间的陆军特殊研究所系统制造出来的，他们至今也仍抱着这种怀疑。但是由于当时这个陆军特殊研究所的性质是保密的，战后也没能把该所成员的行踪全都调查清楚。该所最高领导人石井中将还受到美军总司令部的庇护，当上了顾问。他在中国东北曾进行过战略用的细菌研究，苏联方面要求把他作为战犯予以起诉，然而美国方面一直把他庇护在自己的翼下。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警视厅在侦查工作的最初阶段曾一再追究旧陆军系统的人，这个事实如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故，侦查方向半路上忽然急剧地改变了，把一切罪过都加在从北海道押来的一个市井画家身上，案件就这么“解决”了。我认为当时警视厅在侦查的最初阶段所遇到的强大障碍，就是美军总司令部这堵高于一切的墙壁。
美军总司令部有个专门调查日本旧陆军特殊研究工作（指细菌研究。——译者注）的组织，我认为这堵墙壁实质上就是由于美军总司令部力加防范，不让这个组织在日本方面的侦查之下暴出来而形成的。不管凶手是谁，反正美军总司令部都是不愿意由于追究这一案件而让外间知道有这样一个严加保密的组织。
由于美军总司令部不愿意暴露其秘密组织，“帝国银行事件”才有了那样的结局，但是我认为“下山事件”是美国占领军在比这大得多的意图之下策划出来的。
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定则究竟是自杀的呢，还是被谋害的，警视厅至今还没有做出结论。不过从公布出来的《“下山事件”白皮书》的内容来看，已断定为自杀的。现在侦查工作已告结束，看来得出的也是自杀的结论。
可是这个案件里存在着种种矛盾，很难断定下山确是自杀的。详细情节我在那篇文章里已经谈到，这里就不再重复。我认为警视厅当时的负责人员至今还相信下山不是自杀的。
警视厅起初认为下山总裁是被谋杀的，但是随着侦查工作的进行，他们必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巨大障碍。只要看一看警视厅的侦查工作是什么时候从谋杀论转到自杀论上去的，以及那以后该厅曾怎样为了替自杀论找到证据而搜集材料，就不能说我这种臆测是没有根据的了。
那末下山又是为什么而被害死的呢？大凡一件凶杀案，其中必然有人由于消灭对方而得到好处。也就是说，我们不妨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受益的是美国占领军（说得确切一些，是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这种看法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
众所周知，当时国营铁道公司曾预定根据“定员法”大举裁员，而这是按照美军总司令部对日本政府所做的建议——实际上是变相的命令——来执行的。
当时的国营铁道工会是日本最大的工会。从“二·一罢工”事件也可以看出，它是工会运动的核心力量。环绕着开除十二万职工的问题，国营铁道工会正准备再次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下山事件”发生后，就像往台风的漩涡里丢了一颗原子弹似的，斗争陷入了低潮，终于烟消云散了。
正如加贺山副总裁所写的：“下山总裁并没有白死。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国营铁道公司的大批裁员工作逐渐进行下去，平安无事地结束了。总裁的死是可贵的牺牲。”
东京芝浦公司经理石坂泰三也说：“我所以能重建东京芝浦公司，还多亏下山的死。直到现在我仍认为他的牺牲对当时那混乱的形形色色的劳资纠纷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受益者。沾到最大一份利益的是美军总司令部。这一年美苏冷战逐渐激烈起来，靠了这个事件，占领军把当初他们自己鼓动起来的日本民主势力不知朝右边拉回了多少。可以想见就在这个时期，美国方面已经预测到一年后的朝鲜战争了
关于“下山事件”，我做了相当大胆的推测。以前也不是没有人对这事件发表过一些推测性的文章，但是我认为把下山总裁致死的经过、地点及方法全面地加以推测，并且公开提出来的，恐怕还是以我的文章为最早。为了调查这个事件，我自己也花费了不少时日。
最初发表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考虑到自己是小说家，本打算用“小说”的体裁来写。
但是如果写成小说的话，就得多少加上一些虚构的成分。那样一来，读者就无法区别哪是真实的材料，哪是虚构的部分了；也就是说，由于加上了虚构，客观的事实反而会被混淆，真实性也就会被冲淡。我认为还不如把调查到的资料原封不动地摆出来，再根据这些资料提出我的看法，那样给读者的印象要远比小说的体裁直接得多。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也不是单纯的报告或评论”的特殊体裁。我根本没有打算写“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我想发表的是以自由的体裁随自己的心意而写的文章，即便违反了常规也在所不惜。只要能把作者所想的事最有效地传达给读者，釆用什么文学体裁是不重要的。我就以这样的方式写下去了。
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是取自美军名副其实地占领日本的期间（指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国军队开始实行对日占领到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签订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为止的这个时期。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和约”生效后，日本虽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但由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美国并拫据日美“安全条约”与日本签订了“美日行政协定”等条约，日本仍处在美国半占领状态下。——译者注）所发生的事件，那以后的事姑且不包括在内。但是历史的长河不断地流下去，从这个意义来说，把内容局限于美军占领期间并不一定妥当，然而我还是先止于此，作品的素材以不越出这个范围为原则。
发生在北海道的“白鸟事件”、“拉斯特沃洛夫事件”、“帝国银行事件”、“松川事件”等，是所谓“事件”色彩比较浓厚的，并且这些事件发生的时期也很相近。有些事件是在同一年内陆续地、或是连锁反应般地发生的，如“下山事件”、“松川事件”、“三鹰事件”及“白鸟事件”等。
从后果上来说，这些事件都起了压制民主势力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事件都对日本共产主义势力的“暴动性”提出了“警告”。我认为这一连串事件与第一桩“下山事件”的背景有着共同的政治的策略性——或者不如说，军事的策略性。
这是我对各个事件进行调查后所得出的结论。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的，因而对各个事件，我努力做到客观地采用素材，并加以组织。我还竭力采用了可靠的资料。
不用说，单凭资料是无从了解事件的真实面目的。资料与资料之间，多半是既没有连续性又没有关连性的；也就是说，没有相连的号码。这里存在着巨大的空白点。我就仿效历史学家们靠资料来恢复时代的本来面目的办法。
历史学家先搜集可靠的资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把它们整理得秩序井然，加以综合判断，然后组织成历史。当然，仅仅依靠稀少的资料是难以做到客观的复原的，因为遗失的资料要比留下的部分多。根据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对失落的部分加以推理，这大概就表现出历史学家的“历史眼光”了吧。因此，我写这一系列文章时，自认为是蹈袭了历史学家的这个办法，同时我也是本着这个意图来写作的。
资料虽说是可靠的，写得也并不都正确。这里所说的“可靠的”资料，有时是指作者是知名之士，或是指收录这篇文章的书或刊载它的杂志是由可靠的出版社出版的。其可靠，毕竟只是作为引用资料来说的。但我并不是囫囵吞枣地采用这些资料的。它们的作者有着各自的立场，内容也有谬误的地方。
照我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也尽量客观地做了解释。但是，在许多场合下，“歪曲”的报道反而会传达出真实面貌来。也就是说，由于把它与其他资料一对照，有时候反而能发现可以认为是真实的面貌。
这些文章最后的一篇是关于朝鲜战争的，因为这场战争是美军占领期间在日本发生的一系列离奇事件的总合。
当然，美军总司令部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发动朝鲜战争的。不过随着美苏冷战激烈化，美国开始认识到朝鲜对它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于是，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就开始“预料”到要发生战争了。
自从美国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日本是它在远东对付共产党的防波提时起，它就开始纠正日本走过了头的民主主义（其实，也只限于美国政策的范围内）了。
但是想改变一个重大政策，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预先制造一种相应的气氛。依我看来，为了制造这种气氛，就出现了一连串奇怪的事件。美军总司令部大概是从一九四八年起就开始“预料”到朝鲜战争要爆发了。
翌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设在马尼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总部搬到日本来了，这也可以说是朝鲜战争将要爆发的一个征兆。“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芦别事件”等铁道方面的事故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发生的。请注意，这些事件都和铁道有关。战争和铁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运输事业是作战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这些阴谋决不是按照美国本国政府或是五角大楼的意图来策划的。我认为这是驻日美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所策划的。这和过去日本关东军的情况颇为相似。关东军就曾“忽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进行阴谋活动。再说，实际的阴谋不一定就是美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下的命令，有时大概就是在“现场”活动的下层机关任意干出来的，弄得上级机关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来收拾残局。我认为“下山事件”和“松川事件”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
由于占领军行使强权，这些事件都是在不让日本人民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收场的。美国方面曾要求日本当局予以协助。这就意味着，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美军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他们策划的阴谋。因此，占领局面一旦结束（即便只是在表面上结束）后，收集在《日本的黑雾》里的那种奇怪事件就再也没有发生。我们应该直率地承认这一事实。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这类事件所以不再发生，是由于社会形势起了变化之故。但是以在占领时期最后发生的“白鸟事件”为界，从那以后这类事件就像是用剪刀剪断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了。这岂不是怪事！
那以后的社会形势也有过需要策划这类阴谋的时候——比方说，在反对修改“安全条约”斗争的时期。从当权者来说，难过这不是制造震撼人心的事件的“大好时机”吗！这样一来，就可以煽动舆论去反共，使斗争陷入低潮。但是终究没有突然发生第二个“下山事件”或是“松川事件”，那是因为无所不能的美军占领局面总算已经结束，所以美军无从制造这类事件了。
这一连串事件如今已经快被人忘干净了。当时在报上读到它们的人，也都记不清了，依稀只剩下个影子。当时的少年如今已经快成年了。我写下这些事件，一半也是为了把它介绍给年轻的读者。
关于本书，我还听到过这样的批评：“结尾都说成是出于美军的策略，枯燥无味”，或者说“千篇一律”。但是这些并不是虚构出来的故事，因而不能把它们写得“饶有趣味”。除了自始至终运用归纳法做出结论以外，没有旁的办法。本书恰好单单收集了同一倾向的事件，这与编一部同一倾向的短篇小说集毫无不同。我并不是预先为了“把一切都说成是出于美军的阴谋”而写作的。
美军总司令部占领日本的历史之类的书，现在已经零零落落地出版了一些。
但是其中大部分都类似“正统的”现代史，只是勾勒出个大致的轮廓，抱着我这样的观点来写的却很少。我们要不趁早以某种形式把这类事件记载下来，将来会不会使真相湮没了呢？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私衷之一。
这本书写得是否成功，那只有留待读者去判断了。就我个人来说，写得有许多不足之处，资料也有搜集得不充分的地方，还有调查得不完备的地方。但是作为我在一九六〇年所做的一件工作，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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