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到五点十二分，在东京大学法医学解剖室由桑岛博士执刀，会同古畑种基博士解剖了总裁的尸体，作出初步鉴定：
一、死因不明；不能断定是绞杀、毒杀、枪杀，或因外伤而引起的出血。
二、不能断定死了多久，大体上可以推断是七月五日晚上死的。
三、外出血少。
四、从尸体各部分的擦伤和头、身躯、手脚被轧断的地方看不出“生理反应”，可以断定是死后轧断的。
另一方面，对那列从这具尸体上轧过的列车进行检验的结果，在第一节敞篷货车以及别的地方发现沾有肉块、血迹的汗衫碎片。总裁穿的是咖啡色胶底皮鞋。在鞋底上发现沾有植物色素——叶绿素。
出事地点是足立区五反野南町九三八——九四二番地的常磐线北千住车站和绫濑车站间的下行线轨道上，与东武线开往日光方面的电车在附近交叉，修有陆桥。
警视厅方面起初怀疑会不会是把在别的地方弄死的尸体搬到现场来，故意让列车辗碎的，因而就对通往现场附近的各条路线仔细作了侦查，但是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迹象。附近有一条绫濑河，就又去侦查有没有用船搬运的迹象。据水闸管理员说，当天晚上没有船经过，为了捕鳗鱼，水闸附近禁止通行，不可能过船。又调查了三家租船站，当天也没有租出过船只。
后来又设想尸体会不会是由常磐线和东武线交叉地点的陆桥底下搬到现场的，于是，就照人体仿造了一个二十贯（一贯相当于三。七五公斤。——译者注）重的砂袋，沿着可能通行的道路作了试验，结果断定“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极为困难”。
我对于《“下山事件”白皮书》的正确性所做的推断，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就自然明白了。
下山总裁的尸体大体上被辗成五部分：头、身躯、右臂、左腿和右脚。头部几乎轧得粉碎，脑浆只剩下约莫三分之一光景。肋骨像是被压碎的，几乎全都折断了，心脏从肋骨间挤出，而且开了孔。尸身的各部分有三百几十处伤痕，但是轧断的地方没有“生理反应”。没有使用麻醉药和毒药的痕迹。据设想，列车轧过去的时候，下山是脸朝下俯卧在轨道上的，形成直角——下巴颏正好放在轨道上；因此，头盖骨压得粉碎，脸上的表皮像被剥掉似的脱落下来。据推断，这是机车的排障器所刮的。
后来一调查衣服，灰色毛料的西服上身一点也没有污损，也没有破碎。衬衫却脏得厉害，尤其是右肩上粘糊糊的，乌黑一团，袖子上端撕破了一大块。黑色的污物显然是油。把衬衫一抖擞，垃圾般的东西沙沙地落在纸上。尘埃上还沾有红、绿、茶、白等色。
另外检查了衬衫、裤子、汗衫、内衣和鞋，好像都没有血迹。但是除了西服上身和鞋以外，都沾了不少乌黑的油迹。尤其是兜裆布、袜子这些贴身穿的东西，简直粘得一塌糊涂。
根据对极少量的血液煞费苦心地化验的结果，查明下山总裁的血是AMQ型的。血液非常少，后来也引起了疑问。
侦查班原以为油是从机车里淌出来的，后来查明机车用的是矿物油，下山总裁的内衣等处沾的却是植物油。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弄清楚了十之八九是米糠油。
还有带颜色的垃圾，经过化验，证明是焦油性染料，以发蓝的绿色为主，夹杂有红、紫、茶、白等色。有人怀疑这种染料是从轧过尸体的货车上掉下来沾在衣服上的，但是经过检查，该列车所载的货物中没有这样的东西。由此可以判断，油一定也是下山被轧之前在别处沾上的。染料的粉末沾在西服上身、裤子和讨衫上，衬衫连里面也沾着染料。把这种沾法与沾油的情况联系起来，就颇引起注意。原来油也不是从衣服外面，而是从里面沾上去的。
第八六九次列车本应在上午零时二分从田端车站发车，然而四号夜里却是在零时十分发车的，也就是说，迟开了八分钟。一查原因，说是负责叫醒山本司机的机车库勤杂工忘记叫他了。
后来查明，那个勤杂工是因为和另一个人下将棋（类似我国的象棋。——译者注）下得入了迷，以致忘记叫醒山本司机和助手荻谷的。荻谷奔跑到D五一六五一号机车上去，只见蒸气的压力已经降低。一看仪表，只剩六公斤了；必须有十公斤以上的压力才能拉得动货车。他赶忙生起汽锅，让蒸气冒上来，因而误点八分钟——零点十分才开出。这趟列车挂五十节货车，但因为几乎全都是空车皮，所以开得很快，经过五反野的出事地点时只误点两分来钟，开到金町车站时就赶上了点。后来警察曾叫山本、荻谷两人陈述情况，不知怎的，山本司机曾对助手荻谷说：“从田端发车的时间迟了那件事，最好不要告诉警察。”因此荻谷就没有提到发车迟了的事。后来这事引起疑问，有一个时期山本司机曾受到怀疑，但经过严密侦查，嫌疑就消失了。那以后整整过了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五年五月，山本突然死去了。
事件发生之后，田端机务段就接连不断地发生奇怪的事情。其中一件是：离出事地点不远的绫濑车站内，轨道旁边遗落一张田端机务段的分析图。田端机务段的轨道错综复杂，从一间信号小楼里操纵转辙杆和转辙柄座，使整个机务段作为一个有条不紊的机构运行，这一切都是按照分析图来操作的。
这份图表究竟是谁丢的呢？机务段的职工也并不是个个都有这样的图表，因此很快就查明了是个年轻的站员丢的。他受到严密的讯问，但他只回答说：“死了也不说。”碰到这个年轻人的抗拒，分析图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桩不可思议的事是：从田端到上野的第一个车站——日暮里车站的厕所里发现了奇怪的字迹。男厕所里放东西的板子正中央用粉笔横写着“5.19下山桶”字样。下山的尸体是六日清晨才刚刚被发现的。“5.19下山桶”这六个字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暗号，说明下山是在五日的十九点（下午七点）被装进汽油桶的。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七月五日下午七点到七点半之间，下山总裁失踪的消息通过无线电广播等等办法已经传布开了，只是不知是死是活。这时，东京铁道公司对外联络部的前田某在东京铁道公司工会支部的房间里告诉大家：“刚刚来了电话，说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大家听了都喊叫起来。这个电话是打到东京支部来的，打的是铁道专用电话。于是引起了这样一个疑问：电话究竟是从哪儿打来的呢？马上一调查，田端车站机车库休息室内有一台新安装的电话，五日下午六点钟负责人把这间屋子上了锁，六日早晨发觉锁坏了，看来是被什么人撬开了。那人利用刚安好的电话通知国营铁道工会东京支部，说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这事始终也没能查出是谁干的。
还有一件事。下山总裁失踪的两天以前，新宿车站附近贴出了“杀死下山！”“叫下山‘拜黎明’（日本法西斯军队里的一种私刑。在寒冷地带，夜间将受刑者赤身反缚在柱子上，让他朝东跪着。受刑者在深夜里冻僵，直到黎明时才又苏醒。传单上恫吓要这样惩罚下山。——译者注）”的传单。事件发生后，没等警察看到，传单就被撕掉了。下山失踪的前一天，铁道弘济会的某靑年曾经接到预告要谋杀下山的电话。
另外一件怪事是：尽管警视厅的侦查员在七月九日已经对发生事件的那天（五日）夜里值班的人做过一次调查，后来他们想重新进行一些盘询，就叫人把记载着值班详细情况的值班簿拿来，发觉七月一日到五日的部分竟被胡乱撕掉了。为什么只撕去五天的呢？因为其中包括发生事件的七月四日和五日。
还有一件怪事：在出事地点发现了奇怪的血迹。
在辗轧现场上首——也就是从田端出发的列车开过来的方向——二百来米的路上发现有斑斑点点的血迹。血型是AMQ型的，跟下山总裁的血型相同。大凡一百人中间也只有三个半人是这种血型的。如果是在现场下首、沿着列车驶过去的方向留有血迹，那还可以说是沾在列车上的血滴下来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中，反而是在现场上首发现了血迹。
血迹是根据侦查员从外面探听来的话发现的。有人说“事件发生后三四天，曾有吉普车开到出事地点，美国宪兵用刀刮掉了枕木上沾有血迹的部分”，让侦查员探听到了。《朝日新闻》记者矢田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曾到现场做了调查，找到了枕木上刮过的痕迹。他还在其他的铁道线上也发现了同一类型的血迹。不仅如此，在现场附近的麻绳小屋的门上还发现同一种AMQ型的血迹。这间小屋里面当时没有人。门上的血迹大概是什么人把沾在手上的血抹上去的。看来抹血的人个子相当高。侦查当局决定请东京大学法医学研究室对这些血迹的血型做精密的化验。
以上是截至目前为止关于“下山事件”的种种文章中经常提到的一些情节。虽然我打算尽量叙述得简单一些，但是为了进行推断，这些情节仍然需要重复一下。
前面已经指出，所谓《“下山事件”白皮书》并不是警视厅正式发表的文件。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警视厅大体上确实是以这份《白皮书》中所写的自杀的说法为结论的。但是《“下山事件”白皮书》是按照侦查一科的意见写成的，它并没有采纳侦查二科的意见。事件一发生，侦查一科就主张下山是自杀的，侦查二科则主张是被谋杀的，他们的意见一直是对立的。
八月四日，警视厅在该厅刑事部长官舍召开了侦查总部的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断定案情为自杀。但这是侦查总部内部做出的判断，没有正式发表，对外只是采取不断定下山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谋杀的态度。《白皮书》是单凭一科的意见归结出来的，二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编成了这么个文件。
那末一科为什么偏偏说下山是自杀的呢？一句话，采取“现场主义”的一科的刑事警察们跑到现场去侦查后，就断言这个事件中“没有行凶的痕迹”。不用说，一科主要是侦查谋杀案的，他们凭多年的经验，对犯罪现场有着独特的直觉，而所谓“没有行凶的痕迹”大概也就是从这种直觉中得出来的。
另一方面，专门对付智谋犯的二科却认定：“‘下山事件’是空前的运用智慧的谋杀案，光凭一科对谋杀案所具有的那种一般性的经验是得不出结论来的。”当时，对侦查工作出力最大的是侦查二科二股股长吉武，他代表二科的意见。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吉武股长被调到上野警察署侦查某一案件去了。据说由于吉武股长被调出侦查圈外，本案的侦查工作就失去眉目，检察官们会引为憾事。
三
只要将根据一科的意见撰成的《白皮书》读上一遍，就发现它的写法很有意思。
《白皮书》首先叙述下山总裁在失踪之前心情极其惶惑不安，行动反常，在自己家里晚上也睡不着觉，喝药水什么的，神经衰弱得厉害。然后援引从下山总裁在三越百货商店消失以后，直到他在五反野附近出现为止，好多个看到过他的人的供述；这些人都一致准确地指出下山总裁所穿的西服和衬衫的颜色，领带的花样和鞋的颜色。现在将其中有代表性的供述列举如下：
一、在日本桥三越的目击者的证词。
1.三越女售货员长岛静子（十九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左右，我看到一个五十来岁、比中等身材略高一些、穿一身灰色西服的男人在一楼化妆品的柜台前边蹓跶。我听了当天晚上的广播，心想那也许就是下山总裁吧。”（七月十九日供述）
2.三越服务部店员高田喜美子（三十五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十点一刻左右，我在地下铁道入口的问讯处见到一个经理派头的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体重足有十七八贯。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服，白衬衫，戴着眼镜，没戴帽子，手里没有拿东西。有两三个男人跟在他后面同时走下了台阶，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我听到五日晚间的广播，直觉地感到那也许就是下山总裁。”（七月六日供述）
二、在地下铁道的目击者。
1.开饮食店的西村丰三郞（四十三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我搭乘十一点二十三分由跑谷开出的地下列车，坐在最前面的那节车厢里。后来有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踩了我的脚。他是在日本桥和末广町之间的某个车站上车的。他不知在想着什么心事，也没向我道声歉。我心想：真是个古怪家伙，就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所以记得很清楚。那个人有五尺六七寸高，头发斜分着，穿着白衬衫、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皮鞋，没有携带东西。我在上野车站下了车，那个人乘着车往浅草那边去了。”
2.擦鞋匠尾野平八（六十八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八点钟起，我在浅草地下铁道西口擦皮鞋。记不得时间了。我看到从一号月台走来一个人。”——相貌和装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八日供述）
三、在东武线五反野车站附近的目击者。
1.五反野车站站员萩原涯秋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一点四十三分，从浅草开往大师的电车进了站，下来约莫二十个乘客。我守在剪票口，有个乘客问我：‘这附近有没有旅馆？’我就和他一起走出车站，指点他到我所知道的末广旅馆去。”——相貌和装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二日供述）
2.末广旅馆女老板长岛福子（四十六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两点来钟，来了个戴黑框眼镜、五尺七寸左右、身材魁梧、举止文雅的绅士。他说：‘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带他到二楼上四铺半席的房间去，他就在窗口坐下，说：‘给我点儿水吧。’我端了水去。因为单身的旅客一向是少见的，我就问他：‘就您一个人吗？’他回答说：‘就我一个人。’我又叮他一句：‘真的吗？待会儿还会有人来吧。’他说：‘真是只有一个人哩。’说着就笑了。由于他是位体面的绅士，我就拿了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床单，替他铺好了床铺。我请他在店簿上登记，他说：‘算了吧。’五点半左右，我听见他拍手（日本人的习惯，拍手表示叫人。——译者注），出去一看，他穿着西服，站在楼下八铺席的房间里。我说：‘请您给二百圆。’他就从黑皮夹里掏出二百圆和一百圆小费。事后我想到，他的相貌和装束很像下山总裁。”（七月十二日供述）
四、辗轧现场附近的目击者。
1.公司职员成岛正男（三十八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十分左右，我到五反野南町的澡塘去，半路上遇到一位体面的绅士，他从铁道路基下面的田间小道走到东武线的隧道里去。他在隧道的出口停下来，好像在想什么心事。我从后面赶过他时，看到他的相貌和装束，觉得很像下山总裁。”（七月十一日供述）
2.古川文子（六十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半钟左右，有个绅士在东武线的陆桥那儿走路，看他那样子，就像是不会喝酒的人被灌醉了似的。相貌和装束跟总裁相像。”（七月十八日供述）
3.清道夫辻一郞（三十九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左右，我走到东武线陆桥跟前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千住方面踏着枕木走来。那个人没戴眼镜，除了这一点，相貌和装束都像总裁。”（七月十日供述）
4.工人渡边盛（三十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左右，我到辗轧现场陆桥跟前的池沼去捞蜊蛄。有个体面的绅士从缓坡上走下来，沿着沟渠，在离我六尺来远的路上走了五十米左右，又折了回来。那个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七寸，脸上的皮肤像柚子一样，是淡红色的。眉毛粗粗的，搭拉下来。头发分着，鬓角已经花白了。斜眼镜是米黄色的，没有戴帽子，白糊糊的条纹西服，白衬衫，领带是手工织的，嵌着金丝。脚上穿着咖啡色皮鞋，鞋尖上镶着一道粗线。手里没有拿着东西。我认为那准是下山总裁。”（七月十五日供述）
5.山崎竹子（四十三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半左右，我回家去的时候，为了抄近道，沿着铁路朝东武线陆桥那边走去，看见玉蜀黍地里站着个绅士。我感到纳闷：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地里干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低着头播弄起草叶子来。我站住了，还看着，他没办法，就走起来。他有四十六七岁，皮肤白晳，高鼻梁，没有注意到戴眼镜没有，只记得是个文雅的人。没有戴帽子，穿着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的高级皮鞋。”（七月十六日供述）
把这些目击者的话综合起来看，下山总裁的行踪是这样的：（1）五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从三越百货商店南门走进去；（2）在店内和附近走了一阵；（3）乘上午十一点半以后的地下列车到浅草；（4）搭上东武线开往大师的车，下午一点四十三分在五反野车站下车；（5）下午两点到五点半之间在末广旅馆休息；（6）从下午六点起在出事地点附近徘徊。在这段时间内，他自始至终单独行动，身边一个同伴也没有。侦查一科由此而判断出“没有可引起被谋杀的疑问的余地”。
《白皮书》还对下山身边的人进行了调查，并且部分地引用了盘讯有关人员时所作的记录，共中包括下山的旧友、因公或因私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每段谈话后面都在括号里加上一段批注——看起来那就是“侦查总部的意见”了。
比方说，在以铁道技师身份曾经跟下山同过事的原陆军上校森田某的谈话后面，关于下山总裁的性格，侦查总部加上了如下的批注：（总裁身材魁捂，相形之下，气量却狭小。此人凭直觉，认为下山是自杀的。）在商工省次官小菅乙成的谈话记录后面，批着总部如下的意见：（此人感到总裁的责任心很强，做事心细，但对总裁这个职位是不能胜任的。）在东京工业大学校长和田小六的供述后面，又加上了这样一句批语：（可见工作一遇到困难，总裁的身体就不好了，内心经常怔忡不安。）在佐藤荣作的供述后面则加上了如下的批语“可以看出，下山就任总裁时，对这职位并不怎么热中。）从这些批注里不难看出侦查一科是在煞费苦心地强调下山总裁是自杀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只有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之雄一个人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
《白皮书》上所引用的加贺山的供述是这样的：
“我认为总裁是被谋杀的。理由是：一、总裁是不是为了和森田信子的关系而受到威胁，并遭到暗算的呢？二、也许凶手是在某车站工会方面的影响之下犯下的罪行，但我认为工会方面不会对总裁有什么怨恨。”
这以后，加贺山副总裁又把他的意见写成一篇专论登在《日本》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启发性很大。关于这一点，以后我还要详细提到。
此外，就是法医学家对尸体所做的鉴定。
关于下山尸体的意见，东京大学的古畑博士和庆应大学的中馆博士是完全相反的，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没有必要再去详细叙述。总而言之，古畑博士根据看不出“生理反应”的痕迹这一理由，认为下山是死后轧断的，而中馆博士却说下山是活着被轧的。不言而喻，所谓“死后轧断”是指死了以后才被轧的，死人自然不会自己走到铁轨上躺下来，因此，这是一种谋杀论——即是说，凶手先把下山杀死之后，再让列车把他的尸体轧断的。这是医生做鉴定时所使用的语言，故意不说死者是自杀还是被谋杀；而审慎地使用了“死后轧断”这样一个说法。
中馆博士这样反驳他的意见：
“我曾经解剖过紧接着‘下山事件’而发生的‘三鹰事件’（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晚上，停放在三厅车站车库里的一辆电车突然冲了出来，造成六人死亡和十三人受伤的惨剧。这一事件是美日当局为了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工会会员而制造的。事件发生后，日本反动政府立即诬指为日共的阴谋，逮捕了日共党员和工会干部等十人。在人民的激烈反对下，日本法院于一九五五年六月被迫宣判九名被告无罪，但仍坚持判处被告竹内景助死刑。——译者注）的六个牺牲者以及某一卧轨自杀者的尸体，发现有以下值得研究的迹象：阴囊、睾丸和阴茎出血。眼睑部的皮下出血。手脚的皮下出血。就被轧死者来说，并不是个个都有阴囊、睾丸和阴茎出血的迹象，但是被轧死者有这种迹象是值得重视的。据说这次下山总裁的睾丸、阴茎、手背和脚背都有内出血现象。这并不足以说明他是‘死后轧断’的。”
众所周知，警视厅侦查一科借助于中馆博士的这个意见，把它当作采取自杀论的根据。古畑博士却指责说：“解剖尸体时中馆博士既不在场，他也没有看过桑岛博士的鉴定书。那末他是根据什么来反驳并断定为自杀的呢？他的用意令人无法理解。中馆先生既没有资料可据，也没有权利来作这样的发言。”这一点姑且不论，侦查一科为什么把古畑博士的死后轧断论抛在一边，却采纳了既没有看到尸体也没看到鉴定书的中馆博士的意见呢？
下山曾到现场附近的末广旅馆去睡过觉，这一点加强了一科的自杀论的论据。但是二科却认为末广旅馆这一线索是一文不值的。原来发生事件的当天，二科曾调查现场及附近一带，彻底侦查过有哪些目击者。但是那时根本还没有出现末广旅馆这条线索，后来才由一科提出来。二科说这简直是荒谬。不仅如此，二科还说，在侦查工作的最初阶段，该科曾对《白皮书》上所载的“目击者”当中的几个做过调查，当时并没得到《白皮书》上所援引的那些供述。过了那么久，同一个人却说起他目击到了什么什么，真是令人吃惊。总而言之，二科完全不信任一科的侦查报告。一开始就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是侦查二科的二股股长吉武，以及当时在本案中担任检察官的布施，但是布施检察官不知怎地以后又倒向自杀论方面去了。
如前所述，知名人士当中，当时的国营铁道公司副总裁加贺山之雄至今仍然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加贺山在《日本》杂志中阐述他的意见如下：
“我认为出现在末广旅馆的下山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旅馆里的人们并不认识下山。如果使用大致相像的替身，就很容易蒙混过去。从出事起一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下山是被谋害的。下山的尸体被发现时，我凭着直觉感到他是被谋害的。因为下山总裁非常喜欢搜集情报，他常常通过自己的下属和朋友搜集到我们所不知道的情报，过后又得意洋洋地向我们炫耀说：‘我连这样的事情都知道哩。’因此，知道他有这种癖好的凶手很可能用‘请你独自到三越来，有重要情报奉告，’这样的话巧妙地把他引诱了去。然后凶手就在三越的地下铁道胁迫他，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就是说，下山从三越的地下铁道被绑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前副总裁加贺山的这段推理是很有趣的，在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它的可靠性。因为我认为当时担任副总裁的加贺山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得到下山身边的事情以及他所面临的危险。对于他的结论，我是持完全相反的立场的，但对他提供的个别资料，我却颇有同感。
加贺山的文章接着说：
“当时国营铁道公司正为解雇十二万人这个重大问题而搏斗着。当然，裁员并不是什么可喜的事。但是当时国铁把从军队上复员的人以及从海外撤回来的人员都包了下来，职工总数膨胀到六十三万名。我们打算把膨胀的人员一下子裁减为五十万三千五百人，使国营铁道公司的经营‘合理化’（即“产业合理化”。这原是一九二五年开始于德国，以后又由各资本主义国家群起效尤的一种措施，目的在于裁减职工、加强劳动强度以增加资本家利润。一九四九年四月，吉田茂政府开始执行裁减职工一百五十万人的计划，以实行国营和私营企业的“合理化”。——译者注）。我当时身为铁道总局的长官，不得不拟定裁员计划。尤其是，在这次裁员的三年前，在夏秋之交就曾计划裁员七万名。当时，伊井弥四郎和铃木市藏等人（以后他们在共产党内都升到相当高的地位）还在国铁里，他们在共产党德田球一的直接领导下，对裁员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因此，计划在眼看就要实现时垮了台。由于有这样的先例，我们估计这次裁员一定也会遇到相当强烈的抵抗，事先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处在现场激烈斗争中的负责人会不会在‘使用实力’的过程中吃到很大苦头呢？我们正在拟定相应的对策。
“在事件发生的约莫一个月以前，即六月一日，下山以总裁身份来到群情激昂的国铁。他担任总裁后，马上就面临连日与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局面。七月二日，他与工会方面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谈判席上的气氛紧张到极点。但是下山总裁告诉工会方面说：‘为了国铁的合理化，计划一定要坚决执行。’这是他最后的宣告。
“以后就只等实行了。我们决定于七月五日在现场宣布第一次裁员——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因此故意避开这一天。四日仅仅宣布了有关总厅的裁员名单。
“但是另一方面，美军总司令部的民用运输局却命令我们在七月三日以前执行。领导这个部门的官员名叫沙格农，他简直是个地道的堂吉诃德。这个沙格农对于决定在七月五日裁员一事大为不满。在七月三日那天，他胸前挂着手枪，喝得醉醺醺地闯进下山公馆，谩骂了一通。他原先在美国一家小小的铁道公司担任科长级的职务，对铁道其实并不怎么在行。一到日本，竟当上了民用运输局局长。他还说日本的铁道就是‘麦依·瑞欧若德’（英语的译音，意思是“我的铁道”。——译者注）。瞧他这副样子，简直就是把日本的国营铁道看作他私人经营的铁道。他就以这样一种心情来发号施令。”
以上引用得未免长了一些，但是从加贺山的这篇文章里依稀可以看出形成“下山事件”的背景和当时的情势。
四
把加贺山的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再加上我的注释，大致可以归纳出下列几点：
一、战前，国铁拥有职工二十万人；战争期间职工人数增加了，当时已有六十万人，膨胀了三倍之多。自昭和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国营铁道公司改为公共企业，必须自负盈亏。按照新制定的“定员法”（一九四九年六月日本政府开始实行的一道法令，把政府机构的名额固定下来，超出编制的人员必须裁汰。——译者注），要把同年五月底的五九八、一五七人在七月底以前裁决为五〇三、〇七二人。也就是说，要裁掉约莫九万五千人。
二、国铁工会反对公司当局所发表的方案，自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在热海召开第十五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在最坏的情况下使用实力，包括罢工在内”。“最坏的情况”肯定是指在总部进行的集体谈判的破裂。这个决定是把四月里召开的“琴平大会”上所决定的“反对裁减机构”的运动方针加以具体化。由于遭到民同派（民主同盟派的简称。这是日本工会运动中的右翼组织。——译者注）的剧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定直到天已破晓才付诸表决。
三、当时的运输省次官下山定则当上了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原是技术部门出身。当时的首相是吉田茂，运输大臣是大屋晋三。大屋是企业家。
四、七月一日，国铁当局和工会方面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列席的有运输大臣大屋、下山总裁、加贺山副总裁等人。工会方面的中央斗争委员会副主席铃木市藏等拒绝了国铁当局的方案，竭力主张裁员应通过“集体谈判”来进行，但国铁方面说明按照“定员法”的规定，当局不必通过“集体谈判”就能实行。
七月二日，进行了第二次谈判。国铁当局和工会的意见无法调和。下山总裁宣布说：“双方各讲各的，也谈不出个结果来。谈判就此结束吧。”谈判就这样破裂了。国铁当局方面决定在七月五日宣布裁员，并在七月二十日以前大致完成这项工作。
五、美军总司令部民用运输局局长沙格农对国铁决定在七月五日裁员一事不满，深夜闯进下山公馆，向他叫嚷道：“提前干！”
下山定则并不是由于私仇而“被杀害”的。《白皮书》上刊载着加贺山这样的供述：“总裁是不是为了与森田信子的关系而受到威胁，并遭到暗算的呢？”但是加贺山自己也明明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我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这里我要把这一谋杀案的背景追究个水落石出。
下山为什么独自在五日早晨到三越去呢？自从他在商店里消失后，直到第二天早晨变成死尸在五反野常磐线的铁轨上被人发现为止，这期间总裁的行踪如何？对这个疑问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疑问，大家都希望得到解答。比方说，大量黑糊糊的油为什么没有沾在上衣上，却只沾在内衣上？从上衣和衬衫口袋里抖出来的以绿色为主的粉末究竟是什么？没能在尸体附近找到的领带、眼镜和打火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袜子被油浸得湿漉漉的，鞋里面为什么却没有沾油？如果是被人谋杀的，行凶现场（第一现场）究竟在哪里，并且是以什么方法搬运到辗轧现场（第二现场）去的？尸体里所剩下的血液为什么少得出奇？
赶快来解答这些谜固然重要，但是先看看事件的背景也同样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把事件的背景弄清楚，似乎就会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解答下山临死以前的行动和关于死尸的种种离奇的隐谜。
关于“下山事件”的背景，我采用了加贺山副总裁那篇文章的顺序。其实，为了让读者理解事件的背景，把这顺序颠倒过来反而更好懂一些。
也就是说，先以最后的第五项——沙格农在七月三日深夜为了裁员问题到下山公馆去，把总裁骂了一顿那件事写起，反倒容易理解一些。
说得确切一些，沙格农闯到下山总裁家去骂他一顿的时间，是七月四日凌晨一点钟。当天下午一点钟，下山陪同增田官房长官到首相官邸去拜访吉田首相。接见前，他们一起等候了一会儿。这时，下山对增田长宫说了声“今天下午一点钟还有重要会议”，就回去了。可是后来增田一查问，才知道国铁并没有召开任何下山应该出席的重要会议。下山在这天下午一点钟托词中途离去的谜，留待以后再来推断。
前面已经说过，下山本来约好了要在第二天（五日）上午十一点钟和加贺山副总裁一起到美军总司令部去，以便向民用运输局作裁员情况的报告，但是上午十点钟以后还不见总裁的影子，于是大家着起慌来了。加贺山副总裁在十二点左右回到总厅来，听说还没有总裁的踪迹，就凭直觉感到出了什么事。于是就在与政府、警视厅、总司令部取得联络的同时，提出了通令侦查的要求。
我一向认为，像下山总裁这样一个高级官员刚刚有数小时下落不明，马上就用无线电到处广播，呼吁大家协助寻找，未免操之过急了些。正如加贺山所说，一定是从外人眼中看来，下山身边也充满了不安，以致使他“凭着直觉感到出了什么事”。
这种不安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也得把当时美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政府的关系说清楚，才能使人了解为什么下山为了裁员工作不得不经常与美军总司令部保持联系，以及民用运输局局长沙格农为什么会闯到下山家来发脾气。
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政府是不能站在独自的立场上来起草法令的。
因此，当时日本在制度上的改革没有一项是日本政府独自进行的。按照“定员法”来进行的国铁裁员计划也不是政府拟定的，而是美军总司令部拟定的。由此可知，运输方面的首脑沙格农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把日本的铁道叫作“我的铁道”的，从而我们也大致能了解他何以会深夜闯进下山总裁公馆去吵闹。至于沙格农这么发脾气的直接原因，在下文大概就清楚了。
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当时美军总司令部内部的情况，才能说明美军总司令部为什么要在自负盈亏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下，把日本的铁道改为公共企业，并制定“定员法”来大批裁员。
然而，战后横行跋扈、使得日本发生变化的美军总司令部的历史，迄今还没有人来写。媾和（指一九五一年美日签订的旧金山片面“和约”。——译者注）生效后已经过了将近十年，像“美军总司令部史”之类的正式纪录也还没有公布。
如今大家都已经知道，在日本的占领军总司令部（即美军总司令部）内，以麦克阿瑟为中心，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闹得很厉害，但是更详细的情况一般人就不知填了。
关于这事，最近某家杂志以《美国的间谍特工机关》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描写美军总司令部内部的勾心斗角。作者叫大野达三，多半是个笔名吧。这是一家左翼杂志，会使人认为上面所刊载的文章自然是有偏见的，但我读后后却感到大体上是公平的记述。既然有关美军总司令部史的着作如今还没有出版，我就姑且以这篇文章为线索，把“下山事件”的背景大致勾勒一下吧。
《美国的间谍特工机关》的梗概是这样的：
美军在占领日本的同时，还在日本全国各地布下了谍报网。美军总司令部下面设有情报部，它是驻日美军谍报队中最高的决策机关。它直属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各师和各军的司令部下面也各设有情报部。
“反间谍队”按照对日占领所划分的各军管区，在北海道（札幌）、东北（仙台）、关东甲信越（东京）、东海（名古屋）、近畿（大阪）、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冈山）、九州岛（福冈）等地设立了地方总部，在各都道府县还分设了地区总部，在主要都市和其他重要地带也驻扎了部队。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部长是威洛比少将，各地方总部“反间谍队”队长由上校或中校级的谍报军官担任，大一些的府县各有二三百名军官、军士、士兵以及军队里的文职人员，还雇有五六十名日本工作人员。
情报部和“反间谍队”的这伙人不仅从事间谍活动，情报部还在决定和贯彻占领日本的政策方面参与极其重要的活动。美军总司令部内部在占领日本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机关是民政局，而情报部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它。
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关系很坏。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和威洛比经常在麦克阿瑟面前争吵不休。关于同一件事，日本官员往往同时接到两种不同的命令，弄得莫知所从。情报部不断顽固地主张采取最反动的态度。客观地看来，这种对立反映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在对日占领政策上意见的分歧，然而看来主要的还在于更加卑鄙的争权夺势方面。
紧接着，情报部就开始了他们最拿手的特务活动，把贪污、赤化等罪名加在民政局的克吉斯、戴克以及其他二百数十名进步派身上，向本国告密，并把这些人都赶回美国去了。在这场大争吵中，日本警察也插了一手。他们钉民政局和经济科学局高级官员的梢。
民政局也不示弱。他们与民间情报敎育局建立了紧密联系，把手主要伸进日本的金融界、政界、新闻界和艺术界。他们抓住了广播和报纸，直到一九四七年为止，一直掌握美国在日本的宣传工作的主导权。
中央情报局和心理战略局的人员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日本来的。据说带着这两个组织的全权使命而来到东京的负责人叫加尔盖特。他先在邮船公司大楼的四楼上设了办事处，成立记录调查局。加尔盖特持有总统的手谕，因此权柄实在大得很。他从情报部、“反间谍队”两个机构里抽去精干的人，还网罗了一大批高级间谍，改编了在日本的间谍机关。初来时在横滨的“反间谍队”、后来又到第八集团军情报部工作的坎农少校（后升为中校）也被编了进去。他奉命管理一个单位——坎农机关。
由于有美军谍报部的命令，“反间谍队”不得不服从加尔盖特，但是他们心里很不痛快。据说“反间谍队”曾对记录调查局进行过违抗，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国。两个谍报机关之间的争执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关于加强情报机关的法令》不经讨论就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这时，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个法令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第一个法律根据。
上面就是大致的情况。
说起来，关于企图罢免前国警长官斋藤的那段经过是尽人皆知的。斋藤升在回忆录中写下大意如下的话：
“我曾竭力推荐久山秀雄，认为他是最适宜担任国家地方警察总部长官的人，却遭到民政局的强烈反对，原因与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和情报部之间的内部纠纷有关。关于这个问题，以前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原任山梨县县知事，后奉命调到内务省任次官。我到美军总司令部有关各部门去拜会时，民政局中很有势力的某上校（指克吉斯上校。——作者原注）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听说最近警视厅的警察在对我们驻军军人的女友及其身边的人进行起调查来了。如果确有其事，那真是岂有此理！我提出严重警告，不准警察做这样的事。’
“过了一个来月，某上校又把我叫去，说：‘从上次谈话以后，日本警察的调查还没停止，一直继续着，甚至还打算调查我的女友。’说着就把曾经前往调查的警察的名片摆在我面前。他又说：‘干这样的事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要马上调查清楚回答我。’我把警保局（旧内务省的一个局。为全国警察机构的中心，全面指导警察行政。——译者注）局长叫来一问，才知道是当时任内务省调查局局长的久山委托警视厅警务部部长调查的一个案件。
“原来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的某上校尽管在局内拥有无上权力，又是拟定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中心人物，但是据说他的政策非常左倾，有人议论他也许是个共产主义者；在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里有许多朋友的吉田内阁某要人S就和情报部结成一伙，布置下把这个上校从日本赶走的策略。因此就有必要抓住上校行为不轨的事实，以及足以迫使他离开日本的其他材料。久山是受S的委托才叫警视厅进行调查的。当时风传上校和日本某夫人（指乌尾夫人。——作者原注）关系很亲密。至于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调查方法，这里就不去记述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抓到什么真凭实据。因此，我就向上校汇报说：‘原来是收到了匿名信，说某些军官把进驻军物资运到日本女人那里去。为了弄清事实，掌握证据，才进行调查的。结果查明并没有违法行为，侦查工作就结束了。’
“可是过了将近一年——那时我已调任警视总监了——那个上校对我说，我的汇报是一派谎言。根据他自己的调查，已经弄清楚这是久山遵照政府某要人的命令委托警视厅的某人、并以那个人为中心所策划的阴谋。
“总之，由于这件事，美军总司令部的民政局和情报部某科之间的对立加深了。据推测，久山招来了憎恨自不用说，恶感甚至波及自由党总裁吉田本人。
可以说是因果循环吧。罢免问题后来也临到斋藤国警长官自己的头上。斋藤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昭和二十四年七月初旬，增田官房长官给国家公安委员会主席辻二郞打来电话，要求和他会面。辻主席问我：‘这么突然，有什么事呢？’我回答说：‘确切的情况不清楚，多半是关于我的罢免问题吧？我这么感觉。’辻主席马上到增田官房长官那里去。果不出所料，是要他设法‘叫斋藤国警长官辞职’。‘国家公安委员会似乎没有理由叫长官辞职。政府对这个问题怎样看？’辻主席这样反问他。增田官房长官说：‘反正政府认为斋藤君不适宜作国警长官。因此，希望你能按照政府的意旨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