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辻主席说他没有理由罢免斋藤。增田长官回答说：请你再考虑考虑这件事。关于今天面谈时国家公安委员会拒绝了政府要求这样一个内容，要严加保密，不要外泄。”
斋藤长官坚持说他没有理由辞职，增田官房长官再三再四地逼斋藤长官辞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增田长官中途败北了，斋藤国警长官留任下来。斋藤这样写道：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议论纷纷，把官房长官说成是个很坏的人，不过至少可以断言这主意并不是他想出来的。我倒是对前辈增田抱着同情，认为他很倒霉。我在这次事件发生前两三个月曾经对增田官房长官说，吉田首相把民政局最厌恶的某要人留在他身边使用恐怕不是上策吧，这话大概也在罢免我这件事上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斋藤升写下了一本好书。从这本书里我们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斋藤升之当上国警长官以及要罢免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由于美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暗斗。
我认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把“下山事件”搞个水落石出。
五
当时，日本内地六个地区都设有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直辖的“反间谍队”有关的机关，这六个地区就是北海道、仙台、东京、大阪、福冈和高松。其中，盖尔申上校的“反间谍队”机关掌管东京地区——从关东起连福冈地区也包括在内。因坎农少校而出名的坎农机关是东京达个地区独立的“反间谍队”下面的特务机关之一。坎农机关还有个附属机关，有代号，通称“柿树机关”。
各种文件中都把这个坎农机关说成似乎与“下山事件”有关，我却认为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各个“反间谍队”的秘密机关迸行活动时是绝对不允许暴露身份的。后来，坎农机关在制造“鹿地事件”（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美国特务机关（坎农机关）将日本作家鹿地直绑架；由于日本舆论愤怒的抗议，次年十二月被迫将他释放。——译者注）时，不慎曾把名字暴露出来，因而在“反间谍队”秘密机关当中它可以说是失败了的。一提到“反间谍队”，人们马上就把它和坎农机关联系起来——目前新闻界的这种肤浅认识还得好好纠正一下。
不用说，情报部是与作战参谋部平行的机关，它拥有最大的权柄，是明确属于作战系统的机关。
但是民政局是占领局面下所设立的一个军政机关，属于所谓的军政系统。跟任何一个国家一样，这个军令机关和军政机关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
美国占领军统治日本以来，最感到头痛的是如何对付共产党势力的问题。如果把占领日本的美军总司令部的历史称作一部对共产党进行弹压的历史也不为过。麦克阿瑟在日本登陆后，最初着手做的是彻底摧毁日本依然保存着的旧军阀系统、右翼系统、右翼财阀等潜在势力，目的在于把这些一扫而光之后，施以美国式的统治。民政局就是为了把这种国家主义从日本清除掉，才借着“民主化”这样一个漂亮名义展开活动，动手破坏战前的秩序体制的。
众所周知，民政局的代理局长克吉斯运用绝大的权柄来摧毁旧秩序，还打算利用共产党的势力。因此，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是个非法政党、干部不得不潜入地下的日本共产党，忽然抬起头来，得到蓬勃的发展，一九四九年有三十五名共产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是共产党势力的全盛时期，还听到“革命时机快要成熟了”的呼声。
但是情报部猛烈抨击民政局的政策，而带头开炮的是部长威洛比少将。
自从昭和二十四年（“下山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年初就逐渐处于劣势的情报部，这时对民政局发动了反攻，并企图用计把克吉斯和戴克赶掉。我本想把这件事更详细地叙述一下，但限于篇幅，这里只想指出美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争夺主导权的剧烈斗争形成了“下山事件”的一部分背景。
无论是情报部还是民政局，大概都曾把各自的特务机关或情报机关散布在日本政界的各阶层。斋藤国警长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着，为了揭发克吉斯的丑事，他曾派人钉克吉斯的梢；及至克吉斯向他提出抗议，他才勉强找一些借口搪塞过去。但后来克吉斯把他的谎言一一揭穿，弄得他不知所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警视厅内部存在着情报部派和民政局派的派系之争；两派人一方面对自己那一派竭尽忠诚，另一方面尽量玩弄手段，想把对方打下水去，这是日本官僚的特性，并不足为奇。
总之，当局不得不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来选第一任国铁总裁。当局最初考虑人选时，曾向当时的铁道大臣村上义一商洽过，想请他担任。但是正如《白皮书》上所追述的，村上拒绝了。按照美军总司令部的想法，第一任总裁必须承担一项特殊任务：与日本最大的工会——国营铁道工会展开正面斗争，以便把大批职工解雇。因此，他们心目中的第一任总裁大概是以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一张白纸似的人最为理想。政府当局提出几个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是声名狼藉就是受人牵制的，因而情报部和民政局都表示不同意。结果，技术部门出身、毫无政治背景的运输省次官下山定则被选为总裁了。
如果考虑到第一任总裁的困难处境，下山本该向美国占领军当局或吉田内阁提出一定的条件。实际上，下山也透露过要提条件的想法。但是正如《白皮书》上所追述的，他终于没有提。斋藤升在任国警长官时，就立即提出条件；相形之下，不谙政事、或者为人老实的下山从就任时起就真是太疏忽大意了。这就种下了他致死的远因。
这里还得写一点关于实际上决定总裁人选的、负责运输事务的沙格农的事。
沙格农确实是个缺乏敎养的人。他在美国时虽然只不过是内地一家铁道公司的职员，可是一来到美军总司令部，他就大权在握，跋扈起来。当然，沙格农只不过是民用运输局局长，他具有这样大的权柄是很奇怪的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背后有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给他撑腰。
有些情况使人认为，沙格农起初是站在民政局的惠特尼一边的。可是，不知怎地，中途他又倒向情报部那边去了。只要把沙格农是站在情报部一边的这一事实考虑进去，“下山事件”的真相似乎就能了解一半了。
沙格农有两项任务。一项是按照情报部的示意拟定一旦对苏联发生战事时的运输计划，另一项任务是开除国营铁道工会里的进步分子。这任务也可以说就是在国际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反对日本共产党。关于后者，如果说这是美军总司令部在占领初期播下了种子，到头来自食其果，也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自从美军统治日本以来，为了便于清除军国主义而实行的扶植共产党的方针取得了意外的成果，共产党员以及拥护共产党的人在日本社会各方面急剧地增加了。在各产业部门，进步的工会也风起云涌地成立起来了。尤其是自从“二·一罢工”（一九四七年一月，日本国家机关和公共企业职工二百六十万人成立联合罢工委员会，决议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起举行总罢工。但是罢工开始前数小时，麦克阿瑟下令禁止。——译者注）以来，形势的发展使人觉得共产党所说的“革命”未必是梦想。连一向被认为比较稳健的国营铁道工会中，也急剧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这个出乎意料的“成果”使美军总司令部不禁愕然。他们亲手造成的东西正在变成意外的魔障。得及早想点办法。这时，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及中国）这方面，麦克阿瑟的政策不得不改变，只留下情报部一条线。无论如何也得设法遏制日本国内已经强大起来的急进的工会运动。一旦发生什么变化，还得使日本的一切机关能有所准备。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赶快使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日本民主空气转换方向。为此，有必要引起（或是制造出）令人震惊的事件，以便使日本人民对“赤色分子”产生恐惧。得到麦克阿瑟支持的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以七月五日的“下山事件”为契机，“三鹰事件”、“横滨人民电车事件”、“平事件”、“松川事件”等相继发生之后，在情报部与民政局的一场斗争中，情报部取得了胜利，民政局里拥有实力的克吉斯被遣送回国，美军总司令部发挥一切机能全盘向右转。只要联想到这些事实，就可以明白情报部部长威洛比的意图了。
实现这一意图是需要策略的。情报部下面有“反间谍队”这样一个强大的情报机构。威洛比一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动了这部机器。想来沙格农在与国营铁道工会展开决定性的斗争时，也把“反间谍队”这种关系利用上了。
日本各地的“反间谍队”机关沿着情报部部长的这条路线展开了活动。他们大概把情报详详细细地汇报给威洛比。这些情报的范围不仅包括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要人，或是官僚个人的动静，甚至还涉及美军总司令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连沙格农也受“反间谍队”的情报网所箝制。
因而，下山一当上国铁候补总裁，情报机关一定就把他的经历、认识些什么朋友、与什么政党有瓜葛，或是有什么后台等等全都告诉了沙格农。这样他才答应叫下山就任总裁。
下山纯粹是技术部门出身的，在铁道省里没有任何私人势力。据他过去的同窗水野成夫说，下山在中学时代就是与水野竞争第一、二名的高材生。他总喜欢站在铁路旁边看火车开过，百看不厌。提起当时下山的火车迷，据说在学校里都出了名。这样的下山进入铁道省后，志愿到现场担任技术部门的工作想来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是技术部门出身，下山当上运输省次官之后，在省里却没有任何强大的私人势力。他就任国铁总裁之后，也和人事局方面处得不大好。这是造成下山悲剧的远因。在这一点上，毋宁说副总裁加贺山的后台倒远比他的硬。加贺山的岳父是十河信二，十河凭着老前辈的资望，在国铁里隐然拥有实力。因此，就他们在省里的政治基础来说，加贺山要远比下山稳固多了。
下山早就打算乘铁道改为公共企业的机会，辞去次官的职务，以在野身份去竞选参议院议员，并且好像已经着手准备了。就在这时，有人和他商洽担任第一任国铁总裁的事。
正如《白皮书》上所指出的，下山对于接不接受总裁这个职位一直犹豫不决，但是他终于还是答应了下来。下山知道第一任国铁总裁的任务就是对付国营铁道公司空前的解雇这样一个难题——也可以说是为了裁员才临时委任一个总裁的。一俟这项工作告个段落，他就打算辞去总裁这个职务，再去竞选参议院议员。一部分人说，下山是为了进参议院才答应当国铁总裁的。其实，凭着他那段运输省次官的资历也足够资格参加竞选了。
总之，下山同意了担任第一任国铁总裁。事前他也曾找村上义一商量过，村上鼓励他就任，所以尽管下山对这职务并不怎么热中，还是答应下来了。
从民用运输局的沙格农来说，正因为下山不受任何人牵制，才认为他最合适。依他看来，第一任国铁总裁固然不能与日本政府有关联，更不能与美军总司令部——尤其是民政局一方有关联，因为国铁总裁必须是个对沙格农百依百顺的人，至少也不能对沙格农的政策多嘴多舌或是妄加批评。他心目中最合适的是个唯命是从的人。一切命令都由沙格农来发，一切人事都由沙格农来决定。如果总裁受民政局的牵制，事情就不好办了。沙格农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让下山定则坐上总裁这把交椅的。但是下山果然使沙格农感到满意了吗？
下山并不是沙格农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下山大概也知道自己只是个临时总裁，明白美军总司令部真正看中的是副总裁加贺山。但尽管他只是个临时总裁，却不甘心完全依照美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行事。就拿国营铁道公司开除职工的名单来说吧，他并不甘心盲目地接受美军总司令部单方面交派下来的那一套公事。在他来说，将平素对他冷淡的人事局所开列的名单囫囵呑枣地接受下来，那大概也是不能容忍的事。处在加贺山副总裁势力底下的人事局，不肯和技术部门出身、毫无后台的下山总裁协作。同时，下山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接受这样一个人事局所开来的名单。（大部分是按照美军总司令部的意旨开列的。）沙格农没有想到下山竟然会有这样的反抗精神。
美军总司令部根据新确定的盈亏自负原则，假借“合理化”的名义拟定了一份裁员计划，骨子里却是要清除国铁内部的共产党分子。美军总司令部所做的调查是颇为草率的。确实有不少人未经详细调查就遽然被看作“赤色分子”，列入被开除的名单。被人叫作“温情主义者”的下山，看了这样一份名单，大概是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他一定是想自己另拟一份名单，以抵抗沙格农。
但这不是下山凭着自己一个人的判断所办得了的。他必须先从什么人手里弄到国铁工会方面的情报。他所能得到的情报只是美军总司令部民用运输局通过日本政府送来的片面的情报——也就是美国方面的情报。下山一定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上，想拥有自己的情报网，以便对情势做出判断。加贺山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一文中也说“下山总裁非常喜欢搜集情报”。这固然也许是出于个人的癖好，但他既然担任了国铁总裁，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势必就得弄到自己的情报。
在《白皮书》里，当时的运输省次官伊能繁次郞说：
“让下山来坐总裁这把交椅的趋势表面化了。当时我就去找下山，告诉他如果答应担任总裁，一定得提出条件来，一切协商妥当。条件就是减少解雇人数，削减工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方法，完全由总裁决定。无论事情结果如何，绝不给政府添麻烦。可是下山好像并没有向政府提出什么条件。了解内情的人仿佛都有避免就任总裁的趋势。想来正因为如此，才临时叫他来担任的。”
总之，日本有关方面是单纯从经营“合理化”这一角度来看待解雇问题的，伊能以及下山大概也是这样。但是对美军总司令部来说，解雇完全是为了美军的问题，因此才要裁减机构。日本有关方面却蒙在鼓里，还以为国铁大批裁员纯粹是经济上的问题。这里，日本有关方面和美军总司令部之间在真实意图上就产生了分歧，下山的不幸也就在这里。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大概也没人注意到美军究竟极其秘密地在日本国内策划着什么。国铁裁员并不是根据自负盈亏或是“定员法”这样一些单纯的经济上的理由来办理的，却是为了“美军作战”这样一个严酷的目的，不许日本方面在政治上讨价还价或是与国铁工会妥协。国铁裁员是情报部所提出来的强大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国铁工会方面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国铁工会也没有看出这种大批解雇是美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中的一环。他们只是反对国铁大批开除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急进分子，但还只当这是经济斗争。在“琴平大会”上，他们反对国铁裁员，决定展开包括“使用实力”的强大的反对裁员的斗争。但是他们大概也知道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从“二·一罢工”时麦克阿瑟所下的命令就能明白这一点。但是除了民同派以外的国铁主流派却毅然决然地发出了包括“使用实力”的斗争宣言。关于“使用实力”，连德田球一等人都怀疑过“时机还不成熟”。
但是国铁工会的这一斗争方针广泛地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解雇名单预定在七月三日发表，工会决定届时“立即展开使用实力的斗争”。人民大众一定对国铁工会的这种方针感到不安，总觉得它带有险恶的气氛。
沙格农大概反而欢迎这种险恶的气氛。他在准备制造震撼人心的事件，正好拿国铁工会的险恶气氛作为衬托。所以对他说来，这毋宁是可喜的事。
据说实行解雇日期越逼近，下山定则夜里就越睡不着觉了。据他家里的人说，每天晚上他都喝药水才能勉强睡觉。
七月五日早晨八点二十分，下山总裁离开上池上的私邸，乘大西司机开的车来到东京车站前的交通指挥台时说：“到三越去，要买点东西。”他看到三越还上着门，就说：“白木屋也成，一直开去吧。”他又看到白木屋的正门也关着，这次就说：“绕到神田车站去。”以后又说了“开到三越去”之类的话。这些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莫名其妙的行动呢？
再说，当时从国铁总厅前面开往三越总店的半路上，下山还叫汽车在千代田银行总行前停下来，到银行里去了二十来分钟。他究竟去做什么呢？
后来一调查，才知道该银行的出租保险库里有下山的保险抽屉，里面有用报纸包起来的三叠百圆钞票，每叠一万圆。此外，还有装着股票的茶色大信封，以及装着自己家房契的白信封。最下面还有个折叠起来的纸夹，打开来一看，原来是春画。春画依然摆在那里——这就构成了下山不是自杀而是被人害死的论据之一。打定主意要自杀的人，一般总要把身边的事情清理一下。按照人之常情，不能让外人看到的东西，或是不好意思让遗族看到的东西都要消灭掉。但是在他这个出租保险库里，却有一样见不得人的东西——春画。如果他下定决心要自杀，就一定会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消灭掉的。何况下山总裁一向就是个好面子的人。
六
那末下山又是为什么到银行去开出租保险库的呢？他去办了些什么事？他坐若车子在两家百货商店外面兜了圈子，半路上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跑到自己在银行里租的秘密保险库去，这只能认为他是想存进或是取出些什么。几叠百圆钞票上盖着某银行五月十五日的章，共有三万圆。很难设想下山那天早误会从衣袋里取出三万圆钞票放入保险库里，大概是保险库的保险抽屉里原来有的钱在三万圆以上，他是去取钱的。也就是说，三万圆是取完之后剩下的钱，取走的款数不知道是多少，估计也许和剩下的数目差不多。
那末下山为什么要去取钱呢？假定他从银行的出租保险库的保险抽屉里取出了两万圆或是三万圆，他是不是有必要把这笔钱交给什么人呢？
交给谁呢？
首先会让人想到女人。但是事后警察向森田信子做了调查，证实她到平塚去了，没有在家。森田信子固然是下山的情妇，那天这笔钱却不是为了交给她的。
此外，下山似乎还有个相好的女人。经调查，也得知当天下山没有和那个女人见面。
那末究竟是谁呢？
这里就可以附带说明我前面所提的、下山暗地里有自己的情报网一事了。也就是说，可以设想五日早晨下山有必要会见给他提供情报的某人。关于国铁工会的内部情况，那人能够提供极有价值的情报。据我的推测，那个人并不是个二三流的“包打听”，只因为与工会有些来往，道听途说地弄到一些情报就拿来兜销，而是个连国铁工会中央斗争委员会的微妙政治动向都能接触到的人物。
五日上午十点钟，下山就要参加解雇问题最后的重要会议。为了汇报会议情况，他还得在十一点钟到美军总司令部去。下山必须在那以前从经常向他提供高级情报的那个人手里拿到重要的报告。
为了这事，他需要钱。当然，他一定是平日就付津贴给那个人的，也许这时想起津贴已经到期了。总之，下山有必要付给那个人一笔款子。会面的地点大概就在三越百货商店内，离地下铁道不远。这条地下铁道可以从三越百货商店这边下去，然而从白木屋那边下去也是通的。所以下山才对大西司机说：“三越也成，白木屋也成。”意思是哪边都成。如果搭地道车，紧挨着三越的那站就是白木屋车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有所戒备，不让司机知道自己真正的意图。
那末下山究竟为什么要吩咐司机“绕到神田车站去”呢？
我认为下山大概是非和那个人单独见面不可。不管是从三越进去还是从白木屋进去，反正他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自己和那个人的会见。恐怕是因为两家商店都还没开门，他才想绕到神田车站，从该车站搭乘地道车到三越前边去。过了这么大工夫，三越也该开门了吧。再说，他的行动还得瞒着大西司机。为了前往约会地点，他可以从神田车站前搭乘地道车，在下一站——三越前面下车；也可以再坐一站，在日本桥白木屋前面下车。也就是说，下山和那个人大概是约好在连结着三越、白木屋、神田这三条地下隧道的某处会面。
然而下山来到神田车站，为什么又没有下车呢？
下山这时大概忽然想起一件事：必须交一笔钱给眼看就要跟他会面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来到神田车站前时，他才猛地想起要给那人一笔款，作为活动资金或是津贴。
由于想起这一点，下山就吩咐大西司机从神田车站前面开到三越去。那时，他已经决定要在半路上绕到千代田银行去，从保险库里取钱。
预先约好会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绕到银行去从保险库里取钱也要耽搁一些工夫。我认为因此下山才叫太西司机开足了马力，好像生气似地说：“快点开。”
下山在千代田银行前面让车停下来，独自进去了。机密保险库的机构特殊，非本人的钥匙是开不开的，里面一个外人也没有。下山打开保险库的保险抽屉，拿出几叠钞票：放入衣袋。不用说，他并不打算自杀，里面有春画也好，有什么也好，他都不在乎。假若他果真有意去死，也许他会往里面放一份遗嘱之类的东西。当然，保险抽屉里并没有这类东西。
过了二十分钟，下山从银行里出来了。大西司机的汽车就等在外面。他坐了上去。下山叫大西“快点开”，大西就开足了马力，来到三越正门前。下山下了车。百货商店已经开始营业。大西司机大概以为下山进三越去买东西，过一阵就会出来；但他也知道下山的老毛病，所以等得久一些也是有精神准备的。（下山的友人、运输省次官伊能也在证词中说：“下山有个叫车子一等等上半天的习惯。”）因此，据大西司机的供述，从那时起直到下午五点钟，他把车停在三越前面，差不多等了八个小时。
以上是我大致的推断。不这么推断就不可能理解下山在三越、白木屋前面打转转，绕到神田车站，接着到银行，赶快又折回三越的行动之谜。
但是下山果然在地下铁道见着XX本人了吗？我对这一点抱有疑问。我认为等待着下山的已经不是原来约会的那个人，而代之以具有某种阴谋的另外一个人了。
在《“下山事件”白皮书》里，三越的店员新井君子、高田喜美子以及长岛静子等人在证词中都说，她们看到一位像是下山总裁的人，时间都是在上午九点半到十点过一会儿。从这段时间来说，我认为那确实是下山本人。尤其是高田喜美子的供述中有这么几句值得我们注意的话：“有两三个男人跟在一个人后面同时走下台阶，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被跟的是个经理派头的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足有十七八贯。前额宽阔，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眼镜，举止文雅。”
那以后，开飮食店的西村丰三郞说当天在电车里所看见的下山，以及五反野车站站员萩原的供述中所提到的下山，就都不是下山定则本人了。末广旅馆的长岛辐子所看到的旅客也不是下山本人。后来在傍晚六点钟以后在五反野车站附近十几个目击者所看见的也都不是下山。
加贺山之雄推断说“我认为这些人看到的是下山的替身”，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加贺山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要做一些推断，就只当自己是在写推理小说。”就推理小说而言，那应该说是颇带有纪录意味的。
下山本人在三越遇上了原来约会的那个人的替身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徘徊在五反野一带的下山的那个替身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先来谈谈那个替身。
从那人在长岛福子的旅馆里休息时的举止也可以判明他是冒充的。他在这里休息了约莫两个半钟头。下山是个烟不离嘴的人，那个人却连一根也没有吸。从一个烟蒂也没留下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一般说来，凡是吸烟的人越是思虑重重，就越比平时吸得多。他待上两个半钟头，为什么连一根也没吸？简直不可思议！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到下山遇难的现场去采访时，看见不知是谁在下山的遭难纪念碑前供了一盒装得满满的“和平”牌香烟。那盒烟被雨淋得湿漉漉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供香烟的人大概知道下山爱吸烟吧。
在旅馆休息的那个人恐怕是有一定的理由才没吸烟的。
不用说，他是为了怕在烟蒂上留下唾液。如果从唾液里检验出他的血型与下山的AMQ型不一样，那可就糟了。
在后来发生的“女服务员谋杀案”（据《两个推理》（松本清张的杂文集《黑色的笔记本》中的一篇）一九五九年，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女服务员武川知子被人杀害。嫌疑犯比利时籍天主敎神父贝尔梅修已回国，此案至今悬而未决。某敎会的神父即指贝尔梅修。——译者注）中，某敎会的神父曾被传到警视厅去作主要旁证。他怕留下唾液，不肯用茶杯喝水。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女老板长岛福子曾要求那人“在店簿上登记”，他却支吾说“算了吧”，当心不把笔迹留下。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小心，连一个指纹也没留下。枕头上沾着两根头发，据推测很像下山的，但弄不清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傍晚六点到七点之间，许多人看见下山在轨道旁边走来走去，差不多每一个目击者都把他的服装描述得很准确。以前也经常有人说过，人的眼睛是不可靠的，还提出过关于实验结果的报告。令人惊异的是，事件发生之后经过相当时日，他们还能说出这样一些细致的观察：他的衣服是深灰色的，领带是深蓝地上嵌金丝的。
我并不认为侦查当局对目击者们做了诱导讯问，然而报上连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下山事件”。似乎可以说，迗些目击者不知不觉之间把从新闻报道上获得的印象铭刻在自己的意识中了。把这情形与侦查二科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对几个目击者进行调查时目击者并没有说出这些细节的事相对照，便觉得耐人寻味。
把下山带到某处去的那个角色和下山那个替身当然不是一个人。从这一点似乎可以判断，这一庞大计划是由几个小组分头进行的。
不用说，冒充下山的那个替身一定是日本人，而不是个二世（在美国出生、取得美国国籍的日本移民。——译者注）。他是从哪儿来的呢？自然不是凭他本人的意志来的，而是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才乔装起来展开活动的。如今，大概永远也追查不出他是什么人了。
这里，我想再引用一下大野达三的文章，以供读者参考
“美国的间谍机关会付报酬给这些日本间谍。对那些山卖机密的官吏，则按照各自的职位加以提拔。不管他们本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亲美分子就这样被组织到政界和官方中去。情报部不仅把警察和检察厅全部彻底掌握住，尤其还像这样把精干的间谍分子抓在自己手里。对高级间谍个别地掌握，下级间谍则组成班，并让他们从事训练间谍的工作。组成班时，通常派一世中尉或少尉担任指挥官。由旧军人、旧特高（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日本战前的一种专门镇压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警察。——译者注）、旧右翼分子组成的机关，地位就更要高些。所采取的方式，一般是先指定一个负责人，由他来召集旧部下。另外还把该机关冠上负责人的名字，供给一切必要的经费。这些间谍及其机关承揽一些任务，以协助美国间谍机关的活动。如今这些机关的组织形式和供给资金的方式虽然改变了，大部分机关却照样继续进行其特务活动。”
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了好几个日本人的名字，但这些人今天都还健在，本文不便引用。根据以上记述，我只想说明这些机关的头子都是地位相当高的旧军人，而且还包括右翼分子和共产党的变节分子。
大致可以推测得出冒充下山的替身是从其中哪个机关派遣来的，但是不能确凿指明。总之，这个替身受到某方面的指示，在下山刚从三越消失后，就立即伪装成下山了。这个替身所接受的命令，大概仅仅涉及他本人应执行的任务，他并不知道下山的实际命运如何。
傍晚时分在五反野附近见到下山的人们的上述证词中，关于下山所穿的西服的颜色、领带的花样等几乎全都说对了。我认为西服及领带确是下山的，因为据估计，下山的衣服全被剥光了，尸体上只剩下一件内衣。
前面已经说过，验尸时内衣上粘糊糊地沾着一层黑油。在一般情形下沾油——比方说，从机车上洒下来的油沾在被轧的尸体上——应当是从上衣逐渐渗透到内衣上去。按道理，上衣的污迹应该更深，越是靠里面的衣服，污迹就应越浅。下山的情形则正相反：上衣并没有污迹，越是里面的衣服污迹越深。
下山的尸体上的确只穿着内衣，处于裸体状态。
凶手之所以让下山赤身露体，可以设想得到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杀害方法上的需要而剥下他的衣服，另一个是必须把上衣和领带从下山身上剥下来给替身用。有些目击者还针对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这个时间提出了证词，而那时下山应该早已远远到了别的地方。但是目击者们看见的那个在五反野轨道附近徘徊的人身上所穿的西服和系的领带，却是下山本人的。这一点从《白皮书》上的这段话也可以明白。
山崎竹子（四十三岁）的供述：
“我在七月五日沿着常磐线下行线朝陆桥走去，发觉东武线铁道路基的铁柱那边的玉蜀黍地里有个绅士。我感到纳闷：天都快黑了，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地里干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大概觉得有点心虚，就蹲下去，低着头播弄起草叶子来。我还看着，他没办法，就走起来，横过轨道从陆桥下面走去。我跟在他后面走，离开两丈来远。那人若有所思地走下缓坡，蹓蹓跶跶地朝火警了望塔那边走去了。”
仿佛是为了证实山崎的证词正确无讹，鉴别科还这样写道：
“据鉴定，在现场所发现的下山总裁的衣服内袋里的乌麦壳和从现场附近采来的乌麦壳是同一个品种。”（《白皮书》）
目击者的话和鉴别的结果的确恰好吻合。毫无疑问，那个替身正是穿了下山这件西服在那里播弄草叶子，并且把乌麦壳放在口袋里的。
那末，鞋呢？
关于鞋，就连这位智谋犯也不免留下了个漏洞。前面已经说过，下山的鞋是咖啡色胶底皮鞋。按照习惯，跟下山住在一起的人每天早晨都替他涂赭红色鞋油。下山从来不在街头让擦鞋匠给他擦鞋。但是找到的鞋上却涂着茶色鞋油。赭红色和茶色是容易混淆的。大概是鞋太脏了，另外一个不知道下山的习惯的人大意了，以为原来用的是茶色的，就给涂上茶色鞋油了。
大概是因为鞋太脏了，才涂上茶色鞋油。这件事也给我们一点启发。下山的鞋上多半沾着不少尘土或垃圾，而且恐怕还是一种特殊的尘土或垃圾，从这上面可以推断出现场——也就是下山被杀害的地方。凶手一定是留心到这一点才把鞋刷干净，涂上茶色鞋油的。在遗物当中，偏偏对鞋下了不少工夫。然而凶手还是不够细心，竟涂上了茶色鞋油，露出破绽。
如前面所说的，鞋底上沾着叶绿素。警视厅的鉴别科说：“不知道鞋底上沾的泥跟辗轧现场附近的泥是不是相同的。鞋底的叶绿素是植物性的。”侦查一科由此推断“鞋底上沾的叶绿素是现场的草汁”。
但是东京大学药物学敎授秋谷博士说：“经检查，鞋底上的绿汁显然是染料，并且与衣服里抖出来的是同一种染料。”不用说，草汁是自然的有机物，染料则是经过化学加工的无机物。
如果这是与检查衬衫、西服时抖出来的色粉性质相同的东西，那末就可以设想下山曾被监禁在放着这样的染料或色粉的地方或环境里。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犯人粗心大意地在下山的鞋上涂抹茶色鞋油之前，鞋上所沾的尘土或垃圾究竟是什么，下山被监禁的地方大概就更容易推断了。
七
这里再来推敲一下真正的下山到哪里去了。下山和某人约好在三越的地下铁道附近秘密会谈。日期大概是五日以前——多半是前一天（四日）。可以想见，对方是供给下山十分可靠的高级情报的人。既高级，又可靠，那末在当时来说，这个人一定是一方面在国铁工会里拥有情报网，另一方面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或劳动部那边也有情报关系；不然的话，像下山这样一个人就不会特意独自来会他。如果那是个不三不四、普普通通的“包打听”，下山大概连睬也不会睬吧。不过，下山大约不知道这人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方面另有勾结。于是，下山的悲剧就产生了。下山在裁员问题上对沙格农进行过抗拒，已经使得沙格农忍无可忍。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沙格农又探听到下山在悄悄搜集自己的情报，于是勃然大怒。总之，如果美国占领军想制造什么震动人心的事件，下山就有可能被充作这一事件的主人公。
这个供给下山情报的人究竟是谁，大概是无法查明了。凭着直感，我认为此刻他的踪迹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
前面已经挺过，前一天（四日）下午一点，下山和增田官房长官一起去见吉田首相时，下山曾借口有事中途退了席。后来一调查，原来国铁并未召开任何重要会议。与这事实联系起来一想，下山会不会是约好了在这个时刬去与提供情报的人见面呢？前面我已经这么推断过。
但是下山之所以在五日早晨赶着时间从银行里取钱（这是推断），接着就进入三越的地下铁道，是不是因为前一天下午一点钟没有见着那个人呢？也就是说，从这件事可以推断出，对方会约好和下山在四日下午一点钟见面（这次约会非常重要，以致他不惜放弃和吉田首相的会晤），但由于提供情报的人有事，没有见成，就改约在五日上午九点以后（百货商店是九点半钟开门）碰头。这种约会大概一向是利用电话秘密来安排的。
下山一定经常和那个至今已经连名字也永远查不出的提供情报的人会面。（大西司机也说过类似的话。）《白皮书》上引用岛秀雄（下山的朋友）的这样一段供述：“下山当上总裁之后，口气之间有时透露出好像在雇用提供情报的人。”警视厅在括号里照例加上批注说：（其实他并不曾雇用提供情报的人，不过对外面的人说成自己仿佛是在雇用。）但警视厅是不可能知道这事的。也许警视厅知道底细，不过不便发表罢了。这一定是严加保密的，除了下山和那个提供情报的人以外，大概谁也不知道这层关系。
当然，这个人以前也一定经常和下山秘密会见，每次的地点都不同。据大西司机供述，下山仿佛常常与提供请报的人见面。但是下山并不单是在三越会见他。每次大概都轮流变换地点。受到下山信任的大西司机在一定程度上准晓得这些底细。司机当然不知道对方是提供高级情报的人。他也许认为秘密会见的对方是以下山的情妇为媒介的小“包打听”呢。现在好像还有一部分人抱着这种想法。
下山到三越的地下铁道去了。他在那里见着某人了吗？
如果见着了“他”，也许二十分钟就谈完了话，说不定只消五分钟或十分钟。即使不谈话，只要从“他”手里弄到书面情报就成了。但是下山会不会没有在那里见着“他”呢？只要联想到下山那天上午十点钟有会议，约好十一点钟和加贺山副总裁等人一起到美军总司令部去就明白了。
也就是说，下山曾在车子里嗫嚅道：“今天赶十点钟到处里去就成了。”因此，他一定是打算九点多钟在三越的地下铁道见那个人，马上谈完了话，赶十点钟到国铁办事处去。但是实际上下山走下地下铁道后，就被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为什么下山没有在那里接受情报，却被领到旁的地方去了呢？也可以设想他是被胁迫而去的，但多半不是。据我想，下山没有见到“他”，另外一个人说要把下山带到“他”所在的地方，从而把下山诱拐走了。也就是说，代替“他”而来的人告诉下山，由于某种原因，“他”不能到约定的地点来，因此想劳下山移驾到新地点去。这种遁词编起来十分便当。譬如，如果说那个人生病住院了，想在医院跟下山见面，下山就必然会上当。代替“他”的那个人给下山打电话时暗号使对了，因此没有引起下山的怀疑。
对方一定告诉下山说，要带他去的地方距离很近，可以赶上上午十点钟的国铁会议。下山一疏忽就上了当。如果是个远地方，他大概也会拒绝的。因为说很近，他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
那末，我为什么推断“他”本人没有在三越地下铁道出现呢？从头一天下午一点钟“他”就没有践约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一些苗头。下山很想在约定的时间见到“他”，以致下山和增田官房长官一起待在吉田首相官邸时，竟借口有事，中途就回去了。据我的推测，对方（“他”）遇到了严重障碍，当时没有联系上。于是，多半重新约定五曰上午九点以后在三越地下铁道见面。请读者设想一这个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障碍”恐怕是指“他”已经落到阴谋者的手里了。给下山打电话通知改变约会的那个人佯称是“他”的代理人，那个人用拷问等方式从“他”口中得到了与下山联络用的暗号等等细节。
据我推想，前一天（四日）下山所以在警视厅总监室、法务厅和国铁的公安局长室等处徘徊，举止非常奇怪，神色惶惑不安，或者就是由于觉察到了“他”遇到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他”遇到障碍——也就是说，与下山失去了联络，使下山威到不安，怕“他”会在工会方面露了马脚，被拘禁起来，遭受私刑。因此，下山在警视厅和保安部门瞎转悠了一阵，但是终于没有下决心说出来。他只是激动地做出一些奇怪的言行。
这时，“他”打电话来联络了，下山等得正急，就赶快去接。与工会的谈判已经到了决定关头，一刻也不能犹豫了。等了好久才盼到的联系电话，是“他”的代理人打来的，转告了“他”的话，这也没有引起下山的怀疑。下山如约来到了三越。但是对方本人呢，却没有来。
八
下山虽然没有见到“他”，却遇上一个可以代表“他”的人——比方说，联络员一类的人。于是他俩就一起走去（参看三越店员的证词），大概没有乘地道车，而是从三井银行总行那边的地下铁道口走出去的。那与大西司视在等着的三越正门的方向正相反，拐了个弯，大西司机是看不见的。从布置阴谋的人们来说，在这段时间内，附近连一个认识下山的人也不能有。
下山从地下铁道另一个方向的出口走上去时，有一辆小轿车已经在等着他了，那人让下山坐上去。这时，下山发觉了阴谋吗？我认为大概还没有发觉。当然，为了防备下山发觉自己陷入了圈套，策划阴谋的人一定毫不疏忽地做下了万全的安排。
读者大概会记起鹿地亘先生被绑架的情况。但是下山的事情是白天发生的，况且下山又是日本的高级官员，总不能连踢带打地把他推进车去。如果下山发觉了，也许对方会从左右两边用手枪对准他的侧腹——这个假想是不无现实根据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为了去跟“他”见面，下山坐上了车子。那个人大概告诉下山目的地很近，三五分钟就可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