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下面再来谈谈失踪了的两块鱼尾板的问题。
我敢说它们是“失踪了”。据赤间供称，鱼尾板只“卸掉了一处”，检察当局也一直坚持这种说法。然而大概是由于检查现场的结果觉察到仅仅卸掉一处是难以使列车翻车的，同时辩护团方面对这一点也进行了追究，所以到了第二审，检察官又重新拿出两块鱼尾板来，说是以前由于疏忽忘记拿出来的。
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两块板子是弯的，而鱼尾板被拆掉的地方是笔直的，那里的鱼尾板也应该是直的。因此，辩护人方面指出这两块大概是假的——即是说，检察当局恐怕是迫于无奈，才从别处随便拿了两块板子来搪塞的。
我不能断定究竟是哪一边对。这里先就辩护人方面所坚持的鱼尾板是假物证的论点来考虑一下。这么说来，那两块真正使用过的鱼尾板已经消失、不知给藏到什么地方了。如果它们确实存在，检察当局一定一开始就会光明磊落地把这样足以使辩护团信服的物证拿出来。反过来说，也可以认为由于丢在现场上的鱼尾板只有一块，当局才唆使被告赤间说，在破坏工作中只卸下了一处。
“关于藏匿鱼尾板的问题——？
“山本检察官说，因为不知道有这样的鱼尾板，所以没有拿到原审的法庭上去。他自己也说，不知道这事是‘可笑’的。自然是‘可笑’的。山本本人不是在昭和二十四年十月间曾接到过关于鱼尾板的侦查报告吗？
“检察官为了坚持供词的‘真实性’，在法庭上甚至对证人也蛮不讲理地强行诱导讯问，事后还制造了调查书。因此，他们当然不肯拿出与供词显然有出入的鱼尾板。检察官把鱼尾板藏匿起来，勿宁说是出于一般的人情之常。”（辩护人冈林的辩论要旨）
这么说来，除了犯人以外，不可能设想有谁会拿走鱼尾板。犯人为什么单把两块鱼尾板拿走了呢？
犯人既然故意把假装用过的撬棍和活口扳子留在现场附近的田里冒充“物证”，那末他们为什么又把事后自然会引起疑问的两块鱼尾板运走了呢？
这里令人联想起“下山事件”来。从下山总裁的遗体上失落了一些东西，那就是眼镜、领带和打火机。当时连附近一带的草丛里都搜遍了，终于也没有找到，如今已经成了一个隐谜。我想把下山身边丢失了这些东西和这两块鱼尾板下落不明的意义等同看待。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真凶的“战利品”。也许这种说法会使听者感到很奇怪吧。但是在战场上，士兵经常抢夺战败者随身携带的一些东西当作“记念”，悄悄归为己有这是日本士兵曾经在中国大陆上干过的事。至于外国兵，这种倾向就更厉害了。下山的打火机、领带和眼镜都是绝好的“战利品”，因此，当然是不可能找得到的了。我很迂阔，写“下山事件”时竟没有注意到这事。这一次动手写“松川事件”，才回转来想起这一点。
我认为大概是凶犯们没怎么考虑到会引起什么后果，就半开玩笑地把两块鱼尾板当作“战利品”带走了。
然而这次的情况和下山的打火机、领带、眼镜也有所不同。从下山身上剥下的东西可以放在口袋里。鱼尾板却又大又笨重，不易搬动。不过犯人有吉普一类的车子。我想这样来解释鱼尾板之谜。
这件事引导我们去解决另一个矛盾。现在再回到留在现场上的撬棍，和扳子的问题上来——两件东西上头都没有指纹。广津先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犯人好像唯恐人家看不见似的特意在现场上留下这样的东西，是很可疑的。这一点大概是谁都会想得到的。
但是这里又有另外一个矛盾。假若要在现场上留下物证，为什么偏偏留那种事后会令人怀疑是否使用过的、不足以说服人的物证呢？既然留，为什么不留下能使人人都信服的证据呢？关于那把活口扳子，至今在鉴定方面还争论不休。为什么不留个不需要采取如此烦琐的手续而一下子就能肯定的凶器呢？那样做，效果要好得多了。
然而，有一个理由是，所使用的工具显然不是国铁方面具备的。进行破坏工作时大概也使用过铁锤，却没留下来。只是鱼尾板和螺栓帽上留有用铁锤击打过的痕迹。
撬棍和活口扳子这两样东西上都没有留下指纹，想来犯人的用意是周密的，但对工作班来说，这是起码的常识。平素戴手套做工就远比不戴手套做工更符合他们的习惯。
但是犯人们干完破坏工作后撤离现场时，也许注意到必须留下点“破坏工作的证据”。于是，假物证撬棍和活口扳子就起了作用。但是他们却把应该留下来的鱼尾板拿走了。这个矛盾使人感到这一罪行的情节有首尾不相符的地方。
在翻车的现场上，一根铁轨被移到离线路十三米的地方。原因虽然不明，但冈林的辩论要旨上说，从铁轨既没有弯曲，也没有歪过来这一点来看，令人想到它是十个以上有气力的彪形大汉半开着玩笑搬的。“半开着玩笑”这个词儿令人推测到实际进行破坏工作的犯人的性格，更进一步使人推想到犯人的形象和这一破坏阴谋的性质。
十七
这一事件的被告都是根据赤间的供词，像顺着白薯蔓一样一个个地被逮捕的。首先，根据赤间供词逮捕了铃木、高桥、本田、阿部、佐藤——他们大多是国铁方面的人。
接着又逮捕了滨崎，根据他的供词逮捕了杉浦、太田、佐藤代治、二阶堂、小林、菊地——他们大多是东芝方面的人。
为了把国铁和东芝联系起来，还得揑造他们之间的共同策划。这就要靠太田省次的供词了。根据太田的供词，武田久（共同策划的主席）、斋藤千、冈田十良松等人被捕，事件的全体被告都被加上了“共同策划”的罪名。总之，对捡察当局来说，赤间、滨崎和太田的供词是这一事件的三个关键。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人差点没当上事件的另一个主角。那就是赤间被逮捕了一个星期后，由东芝逮捕来的十八岁的少年菊地武。菊地少年以偷盗嫌疑被逮捕，其实这是捏造的。但是当局并没放他回去，却马上就“松川事件”对他进行起侦查来了。然而他偶然得了盲肠炎，就被释放了。
如果菊地少年这时没有患盲肠炎，那会怎样呢？他一定会和赤间一样当上了东芝方面阴谋策划列车翻车的线索。因此，可以说侦查当局在本案中是企图根据赤间、菊地这两条线来进行逮捕的。也可以说是由于菊地少年患了盲肠炎，没办法，只好盯上滨崎作替身。
不管怎样，与其说是根据赤间少年的供词，不如说是把这供词当作桥头堡，一个个地瞄准共产党员，把他们诬陷为被告。当局这种手法诚然可以说是高明的。本田升还没有被逮捕以前，玉川警视就会对赤间说“本田说是你干的”，并让他提出本田的名字。从这件事也可以揣测到这一点。
这段经过的某些地方使人认为警察方面预先就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被告们的动静。对各个被告的性格、习惯、家族的状况、嗜好、兴趣大概都作了详尽的调查。说不定玉川警视也派部下了解过情况，但我深深感到为了取得这样准确的情报，警察当局一定平时就派密探打进东芝方面和国铁方面去了。
有一段插曲足以使人推想到这一点。有个名叫A的共产党县议会议员。他是福岛地区的共产党干部。这一年日共正好受到共产党情报局的批判，据说A就责备起代代木的共产党来了。自从这次批判以来，福岛的共产党也分裂成为两派，A和分裂出去的那一派一起退党了。但是过不多久，那派就把他开除了。理由是，A老早就和特审局有密切朕系的事暴露了。也就是说，他原来就与为了对付共产党而搜集情报的特审局有联系。
我认为这一事实可以作为我推测有密探潜入东芝和国铁的旁证。
十八
“松川事件”发生前后，还有过形形色色有趣的活动。
从松川车站向西约二百米，沿着县筑的公路有一家叫作“松乐座”的小戏园子。八月十六日晚上，也就是发生事件的晚上，有一个巡回演出的歌剧团来到这里，下午十点钟以后才散戏。几个钟头之后，火车就在离戏园子不远的石合村落再过去一点的地方翻了车。奇怪的是，歌剧团只在当天晚上演出了一次，第二天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事件发生后不久，人们开始怀疑这个剧团。轻歌剧团前前后后只在这个镇上出现过这么一次，而特意挑选这样一个小戏园子也是很奇怪的事。当时来调查的人也会向出租戏园子的“松乐座”的老板阿部某打听过几次轻歌剧团团长的情况，但是他始终闭口不答，以后就死掉了。最近听到流传说，这个团长是个怪人，战前就跑遍了中国大陆，战后与国铁、警察和美军都有关系。
共同社的新闻报道如下：
“事件发生后，福岛管理部机车股和养路股对现场进行过调查，在综合调查报告中曾作出这样的推断：‘从妨碍列车使用的手法来看，与战争时期日军在中国大陆和南洋一带所使用的手法相同，要不是精通技术的人或是对这方面有些知识的人，是办不到的。’有一种当时就令人深信不疑的情报，说这是旧特务机关以及右翼方面所犯的罪行。这并不单是根据犯罪手法推测出来的。
“当时被称作‘反共右翼巨头’的T，在离现场二十公里的安达郡和木泽村为土木工人开了个饭堂。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在福岛县到处发表反共演说。所以有人说：‘难道这不是让特工队潜入的最好的根据地吗？’——当然，事后这样的谣传一发生，T就矢口否认。
“但是，和木泽村还有个与当时在福岛县内活动的右翼团体有关的‘日章旗同盟’，由于发生事件的晚上有到过现场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原铁道职员I也住在该村，因此，凡是主张事件是右翼干的人，一定会提到这个村子。”（见《中国新闻》，昭和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尽管松川的破坏工作班与美军有关，却很难设想他们会直接使用军人。据推想，实际的工作班雇用的是日本方面的“包工头”。如果使用了军人，多半也是二世。
至今谁也没有就这方面做出肯定的推论。与“松川事件”有关的人唯恐单凭个人想象会给审判带来不利的影响。由于用意周到，即使提到这事，大家也只是采取小心谨慎的方式，略微暗示一下与美军方面有关而已。
“真凶是与各位被告毫无关系的人。辩护人无法证明本案中列车翻车事故发生的夜晚是否布下了紧急警戒线（检察官在原审第十一次公审庭上提出来的异议〕。但是已经证明当天福岛地区警察署的警备股长在松川派出所逗留到夜深（警备股长佐藤森义在原审第十一次公审庭上所作的证言）。由此，并不是不能推断出真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安然采取行动的胆大包天的人。被告中并没有这样的人物。”（辩护人冈林的辩论要旨）
但是事件发生后如今已经过了十年以上，如果只在法庭记录的范围内展开争辩的话，看来无论如何也没有把本事件的真凶追查出来的希望。
附记：本文原载于昭和三十四年的《文艺春秋》上。那以后，此案又经历了最高裁判所发回重审、仙台高等裁判所再度审判、门田审判长宣布全体被告无罪以及检察当局向最高裁判所控诉等过程。但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探讨审判过程，因此作者只做了若干修改，无需再加以重写。
“白鸟事件”
一
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译者注）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半钟左右，复盖着札幌市内的雪，被那刚刚降临的黑夜呑没了。
两辆自行车在南六条西十六丁目一带奔驰着，忽然发出了枪声，其中的一辆倒在雪地上了。另一辆自行车照旧奔驰，过了三百来米就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收音机正在广播着《三支歌》。
这条大街行人稀少，冰冻的道路上，只零零落落地点着几盏街灯。
接到行人的报告，警察署的车立刻开到了，警察抱起被枪击的人一看，吃了一惊。从脸容认出那正是札幌市中央警察署警备科长白鸟一雄警部，原来骑的那辆自行车倒在鲜血淋淋的尸体旁边。
行人虽然稀少，还是有人目击到出事以前疾驶着的那两辆自行车。其中一个人是北海道厅的职员，他走到附近被烧毁的邮局的遗址时，看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以普通速度从他右首经过；相隔大约六丈远，另一个人从后面也骑着自行车驰来，赶过头一辆自行车。
那个职员并没有特别加以注意，所以事后也想不起骑车的人穿的是什么衣服。他哼着小调，不紧不慢地走着。快到西十六丁目的街上时听到前面发出砰的一声近乎自行车轮胎放炮的巨响。
随着声响，他看到两辆自行车的后影，其中一辆朝西边笔直地驰去，另一辆倒在那里。他急忙走去一看，倒在雪上的人穿着黑大衣，头戴滑雪帽，戴着眼镜，身子俯卧着，嘴和鼻孔里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五十二岁的妇女。她刚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就看见两辆自行车从身旁过去。其中一辆稍微赶前一点，另一辆在它右边驰着，像是要追过去似的。后面那辆自行车的前轮几乎挨着前一辆的后轮。由于两辆自行车贴得这么近，这个女人还以为他们是一伙儿的呢。
两辆自行车赶过了她，大约骑过去六尺光景。这时只听到啪啪的响声，刹那间，前一辆车上的人，腰下边闪出小爆竹般的火光，随后那人猛然一嗞溜，就像从自行车上滑落下来似的栽倒在路上了。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二十六岁的男子，他也是市公所的职员。下面是他的证词：
“我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无意之中回过头去朝左边望了望，只见离我后边二三十米光景，靠左侧的路上，有两辆并行的自行车朝我驰来。我想：当心自行车来了，得躱开啊，就又把头掉过来，朝西走了五六步。
“过一会儿，就接连听到砰砰两声，我一边走，一边回过头去朝左后方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刚才那两个骑自行车的，左边的那个好像从车上掉下来倒在路上，右边的那个也不去管倒下来的人，以普通的速度朝我驶过来。
“我又把脸掉过去。走到肉铺附近时，微微听到后边嘶的一声——这是自行车骑得相当快时发出的声音。我就掉过头去朝右边望了望那辆自行车。那个人平伏着腰蹬车，以猛烈的速度从我身边骑过去。他在十七丁自临街的一家当铺犄角上拐了个九十度的弯，越过雪堆，往前一窜就向南边拐去了
“我听见自行车在后边嘶的一响，回过头来一望，从侧面瞥见了骑车人的脸。他平伏着腰蹬车时，我又清清楚楚看见了他的身形，所以大致知道他的面容和装束。他有二十七八到三十岁光景，没戴帽子，长头发，蓬蓬松松的没有修剪，鸭蛋脸，没戴眼镜，脸色是白是黑可没看清。从背后看来，个子不算小，虽然不胖，我觉得他的体格却是魁梧的。”（旁证人记录）
此外，还有个目击者。那是住在现场附近的一位家庭妇女，《北海道日日新闻》（昭和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上曾登载过她的谈话：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钟光景，我站在南六条西十五丁目的书店前面。这时，从东边驶来两辆自行车。我走到路当中，望了望靠我这边的那个人的脸。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时，右边并行的那个人朝着靠我这边的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他没有回答。附近有电灯，我记得照得相当亮。我问那家书店有没有我要的那本书，说没有，我就径直走到十一丁目去买了。
“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十五丁目，就听见酒馆的收音机在大声播送《三支歌》。又走了一段路，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上，自行车就倒在他身旁。
“那里还有两三个人，说：‘大概是喝醉了。’住在角落上第三家的三上大妈这时来了，说刚才砰砰响了两声。有个穿黑大衣的人把手放在那个人的肩膀上，问道：‘怎么啦？’那人回答了一声‘嗯’。那时他还活着。”
在这里简单谈谈被杀害的白鸟一雄警部的经历。
这个警部当时年三十六岁。十五年前，他在北海道当上了警察，在外事股一直工作到停战，在职时还曾被派到哈尔滨学院去学习俄语。
日本战败后，他在警备股任职，被提升为市警察署的警备科长，兼管批准开业的工作。
白鸟以前从事过以镇压左翼运动为目的的特高警察的活动。从昭和二十六年八月到十月，日共一通过“军事斗争”方针并做好准备，担任警备科长的白鸟就将党员一一逮捕起来，关入监狱。日共党员确实憎恨白鸟，把他看成是镇压他们的最凶恶的敌人。
关于白鸟，有着种种传说。被害的那天下午，他的行踪是这样的：他只在警察署里露了一下面，就到市内南四条西四丁目的酒吧间“紫浪”去，接着又到过两家窑子。由于负责管理风纪的关系，在这一带他很吃得开。
“‘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所出版的《白鸟事件》上有如下一段话：
“说到酒吧间‘紫浪’，直到事件发生的头一年，共产党地方委只会的办事处还设在这家酒吧间附近。共产党的这个办事处曾几次遭到成伙持手枪的强盗的袭击。‘紫浪’原是个复杂的地方，强盗的头子们经常在这里和‘反间谍队’里的二世碰头，接受指示。白鸟大概不仅每天和美国的特务机关取得联络，想来他当天还跟这类强盗和右翼特工人员见过面，但是当局对这些情况都加以隐瞒，避免从这一点来追究白鸟的行动。”
“白鸟事件”发生之前，札幌附近曾接连发生共产党员所造成的险恶事件。小樽庙会的前夕，曾经发生有人往担任该地警备的警察队扔火焰瓶（在瓶子里装上易燃物，抛掷后可引起火灾。——译者注）的事件。所谓“红灯事件”也暴露了。这个计划是要用红信号灯把运煤的列车停下来，让市民去抢车上所载的煤。接着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由于在市公所前面举行“给我们年糕！”的静坐示威，自由劳动者（指没有固定职业的工人，一般都打零工。——译者注）的党支部和北海道大学学生中时几个活跃的党员被拘留，日共党员展开释放斗争，把几百张威胁性的明信片寄给了白鸟警部以及札幌市长和负责公安的检察官盐谷。
当局认为日共党员的这种“暴力行为”恰好配合了日共中央所提出的“军事斗争”。根据党员的这一系列活动，当局估计枪杀白鸟警部这件事也是他们当中的什么人干的。
侦查当局认为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是日共党员，决定首先拿自由劳动者支部开刀。
一个在职的警备科长被枪杀了。警察当局感到异常紧张自是不必说了。为了搜捕凶犯，侦查总部闹腾得沸沸扬扬。从事件发生后第三天（二十三日）的早晨起，就像嘲笑他们似的，共产党员也印着《看吧，天诛地灭！》这样一个标题的传单在市内到处散发。
传单的第一句是：“自由的凶恶敌人，白鸟市警科长的可耻下场正是全体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还说，要正视白鸟被杀害的事件，指出全体市民必须以此为契机，奋起从事革命斗争。传单上署着“札幌委员会”。这就是所谓“天诛传单”。
根据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子弹，查明白鸟警部致死的原因。据鉴定，子弹是从三十二口径的一九一二年型勃朗宁左轮手枪发射的。尸体所在的现场附近还落着一只弹壳。
从子弹射穿状态以及沾在衣服和皮肤上的硝烟痕迹也能够推测出凶手是从极近的距离向该警部开枪的。
从这种状况来推想，正如目击者所说，两辆自行车几乎是并行着的；刚骑到现场，后面那辆自行车上的人就从背后狙击了骑在前面那辆车上的白鸟警部。
二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村上由就到北海道厅的记者俱乐部来，以谈话的方式发表了声明。内容要点是：
“党和‘白鸟事件’无关。这个事件是与党毫不相干的过激分子任意干出来的。党不赞成这样的个人恐怖行为。关于传单，我们毫无所知。传单内容是些毫无政治性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党会不会发出这样的传单是值得怀疑的。”
村上是全北海道日共合法组织的代表和发言人。
“但是第二天村上又在记者俱乐部出现了，他收回了前一天的声明，并宣读了声明书，大意如下：
“我不知道‘白鸟事件’的凶手究竟是谁。关于党和本案的关系，我也无可奉告。但是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抵抗警察当局的镇压的英勇行为，而不是个人的恐怖行为。”
这与其说是修正了前一天以谈话方式发表的声明，不如说是把它全盘推翻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收回前言。
侦查当局检举不到嫌疑犯，正在焦灼万分时逮捕了自由劳动者支部的靑年党员吉田哲。他是作为“民靑”（日本共产党领导的日本民主靑年同盟）中央的组织干部而到北海道来的。
当局获悉“天诛传单”是吉田散发的，就根据这个嫌疑逮捕了他。这时还检查了吉田的指纹，想知道它与落在现场上的弹壳面上依稀可辨的指纹是否一致。弹壳上的指纹有一部分并不清楚，但据说与吉田的指纹相仿佛，因此就开始对他严加审问。
可是在札幌高等检察厅会议室把吉田的指纹和弹壳上所沾的指纹映照在银幕上研究的结果，认为并不像，于是，吉田的嫌疑就减少了。吉田曾做过假供词，检察官查明那不是真实的，就将他释放了。
同时，检察厅的有关方面收到了几百张威胁性的明信片，侦查总部就把这些收集在一起，仔细加以研究。从明信片上去检查指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当局假定威胁信与枪杀白鸟事件有关，打算从笔迹来追查犯人。于是，根据笔迹鉴定，查出有写明信片嫌疑的共产党员的名字。自当年四月起，以写威胁性明信片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公开党员达十二名；其中有一个是北海道大学的学生，名叫鹤田伦也。在这些党员当中，他是唯一属于地下党组织的，但这时当局还不知道这一点。
侦查当局方面的中心人物是高木一检察官，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他曾作过主任检察官。
被捕的党员以绝食斗争来进行抵抗，当局也找不到关于他们的可靠线索。因此，三个月以后，全体就被释放出狱。
被害者是在职警部。不论从事件背景的严重性，或是从维持警察威信来说，侦查当局都必须全力以赴地搜捕犯人。但是侦查班连一点线索也得不到，他们的焦躁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就这样，侦查当局针对“白鸟事件”而展开的活动一开始就走进了死胡同，老早就传说已经迷失方向了。
但是事件发生后过了约莫四个月的某一天，碰了壁的侦查班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那是从遥远的西方射过来的。关于这段经过，可以从追平雍嘉（被告之一）所着《白鸟事件》这本书里引几段：
“侦查班自不用说，连共产党本身也想不到的一件事，使‘白鸟事件’急转直下地有了解决的头绪。原来札幌的一个共产党员倒在温泉区伊东市（静冈县）的街上，受到警察的保护。
“最初收到这一情报的是札幌方面的国警队。经过多番调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北海道厅支部的N靑年，由于散发传单，诽谤美国占领军是偷煤贼而被起诉的。后来他在保释期间失踪了，当局正在追查他的下落。不料他喝得烂醉如泥，倒在温泉区的海滩上了。
“命运是很奇怪的。恰好在那天晚上值班的巡查部长S是个心肠格外软的人。S从N靑年的态度中感到他不像是个纯粹为了自杀而出走家庭的人，就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并把他介绍给伊东的醋鱼饭卷店‘蛇目鲊’，在大师父下边学徒。‘蛇目鲊’的老板把N当亲儿子般地照看，敎给他做饭卷的技术。
“N拚命干活，从采购材料到洗桶，什么都干。揑醋鱼饭卷的手艺也越来越高了。但是他这段太平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过了一个时期当局就查明N的历史，了解到他是与‘白鸟事件’有关的刑事被告（作为嫌疑犯被检察官起诉，尚未审判者。——译者注）。这时，札幌方面的国警队就派老练的赤坂警部补去把N拘押起来。
“被带到札幌去的N，决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就主动写了备忘录，交给赤坂警部补。正是在这份备忘录里，他具体地记述了札幌委员会指挥下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概况。当局这才知道札幌地区三十个地下支部属于七个地下总支，这七个地下总支又是由札幌委员会领导的。
“侦查总部拿到这份重要情报就忽然活跃起来。”
N就是靑年共产党员成田。成田所提供的情报使直到那时为止对地下组织差不多是一无所知的当局为之愕然，而且备忘录的每一条似乎都可以成为解决“白鸟事件”的重要线索。大体说来，他提供的情报有这样几条：
一、北部总支领导着包括北海道厅支部在内的几个支部。组织干部是被人称作“老直”的佐藤直道。
二、与札幌委员会的委员长村上国治等人一样，佐藤直道也是属于礼幌委员会地下组织的重要党员之一。
三、在“白鸟事件”发生时，“音川”（化名）是直接隶属札幌委员会的联络员，他骑着自行车在重要党员之间进行联络。事件发生时，向第五总支散发“天诛传单”的也是他。
四、他们似乎还组成了“核心自卫队”。“白鸟事件”发生时，以队长身份进行活动的是使用“花井五郞”的化名的宍户均。
五、N也受过以“核心自卫队”为中心的干部训练。
训练地点在惠庭村新建立的小居民点的一个农民家里，敎导员绀野与次郞是当时潜入地下的八名干部之一。
六、根据“白鸟事件”刚发生后村上国治、佐藤直道等人的言行来看，“白鸟事件”的策划者是共产党。“天诛传单”的起草者是村上，佐藤对“白鸟事件”持反对或是怀疑态度。
七、N也和支部里的其他党员们一起参加了昭和二十六年年底在盐谷检察官的住宅贴传单的事件。
八、N曾经看见佐藤直道把武器——土制手榴弹藏在秘密住所的炭箱里。
由于N透露了这些重大事实，侦查总部这才确定了侦查的基本方向。他们马上就将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依次逮捕起来。
佐藤直道原是日本供电厂的职员，“赤色整肃”（一九五〇年六月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当局非法“整肃”二十四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接着又大批解雇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译者注）的时候被开除。共产党提拔他当了札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接着又任代理委员长。共产党提出“军事方针”后，他就在村上委员长下面作为札幌委员会指导部的成员，专心一意地从事组织活动。
当时年四十二岁的佐藤被侦查总部逮捕之后，在审问官执拗的盘讯之下，终于屈服，开始供述重要事实。
在狱中脱党的佐藤，向侦查总部提供了有关“白鸟事件”内情的材料。这里再摘录一下追平的《白鸟事件》中的要点：
一、札幌委员会的指导部（根据日本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的组织方针而成立的地下组织指导机构）是礼幌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委员长是村上国治（化名K）。指导部成员有佐藤直道（化名Y）和追平雍嘉。
二、札幌委员会的军事部解散，军事委员会并入指导部。军事委员长由K（村上）兼任，宍户均担任副委员长。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伦也是军事委员之一。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左右，军事号员会直属的“核心自卫队”成立，队长为宍户，副队长为鹤田。杀害白鸟警部的计划是作为札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事行动的一环而执行的。
三、昭和二十六年年底，K（村上）与Y（佐藤）协商公开袭击白鸟警部的计划。Y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悄悄地把他干掉，”——暗示应该采取暗杀的办法。
四、自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左右起，札幌委员会就四出奔走，搜集武器。搜罗到手枪和弹药，还制造了手榴弹。
五、昭和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后，佐藤正在南八条街上走着，只见宍户挺着胸脯也在那里走。他觉得宍户那副样子有点奇怪，一问，宍户就拍拍口袋里的手枪说：“我要拿这个家伙干掉美国兵。”佐藤要求K监视宍户的过激行动。
六、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叫佐藤博，他是佐藤直道曾经领导过的共产党员，是个抽水机安装工人。
七、札幌委员会的朕络员是音川（化名），他担任重要党员之间的文书联络。此人现在已脱党，下落不明。
八、此外，佐藤直道还供出入党以来他接触过的约莫一百名之多的党员的姓名、履历及活动状况，其中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指导部的第三个成员追平雍嘉。追平原是北海道大学党支部的领导人，不仅与加入“核心自卫队”的大部分北海道大学学生过从甚密，而且还领导西部总支丸山支部。杀人事件的现场就在这个支部分工的地区以内，而被断定为凶犯的佐藤博正是丸山支部的成员，从追平的指导下转移到军事方面的。
九、起草“天诛传单”的是K（村上）。Y（佐藤）认为这样做很危险，就发出特别指示，要各支部把它烧掉。K听到这事，吃惊地说：“哦，怎么？”显出不满意的样子。
十、札幌委员会上面有北海道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吉田四郞，军事委员长是川口孝夫。“白鸟事件”是未经该委员会许可而干出来的。事后，吉田四郞会严厉批评“白鸟事件”，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流氓地痞式的急躁行为”。
十一、发生事件的那个晚上，Y（佐藤）偶然站在现场附近的十字路口上。这时，他听见像放花炮般的啪啪的响声。事后他才知道那是行凶的手枪声。
三
叙述这个事件的经过时，除了审判方面的记录之外，我大致上还参考了“‘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发行的种种传单、追平雍嘉着的《白鸟事件》、高安的笔记，以及村上国治的“控诉申辩书”等等。
其实，我对追平所着的这本书是大不以为然的。尽管如此，这本书编得还是很得要领。
就这样，根据成田的供词，札幌委员会地区委员长村二治，指导部成员佐藤直道、追平雍嘉，军事副委员长宍户均，军事委员（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伦也，联络员音川等都暴露到侦查面上来了，侦查班就集中全力来逮捕他们。
由于村上国治是指导部的最高负责人，又是地区委员长兼军事委员长，就成为首先逮捕的目标。正当他为杉之原舜一竞选众议院议员，到处活动的时候，被十几名警察包围并逮捕了。
村上出生于旭川近郊的贫农家庭，只念到小学毕业。他父亲早已亡故，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靑少年时代他给地主家当长工，战败后农村发生混乱，为了实践自己一向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加入了共产党。昭和二十四年前后他当上了日共留萌委员会的委员长，展开农民运动，进行抗税斗争。
昭和二十六年，日共北海道委员由子看中村上的斗争能力，就任命他为札幌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时，日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提出了“军事方针”。
看来这种形势最适合于村上委员长了。他在每一个总支下面都布置了地下支部网，委派“军事委员”，并组织了“核心自卫队”。
被带到警察署去的村上顽强地行使沉默权，对任何盘讯一概拒绝回答，充分表示出委员长的气概。
另一方面，侦查总部专心一意地调查朕络员“音川”的下落。“音川”正是地下组织与合法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凡是共产党的机密，他全部都知道，因此也了解“白鸟事件”的真相。根据这种看法，侦查总部拚命搜捕他，但是白白耽误了两个星期，下落完全不明。
后来好容易才找到“音川”，原来他自从辞去党的专职联络员的职务后，就脱离了党的工作，正在某人寿保险公司跑外勤。
不仅如此，在这以前，“音川”还会被国警北海道方面的警备情报部门逮捕，在该情报部门所属机关的庇护下，提供了很多有关日共的情报。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国警方面的密探。
侦查总部竟粗心到不知道这些情况，为了查明他的下落，白白地耗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从这里可以看出国警和市警双方的派系斗争。市警在拚命追查“音川”的下落，国警则冷眼旁观，一点也没有把“音川”的情况透露给侦查总部。
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国警的上司）和民政局（自治警的上司）之间相互倾轧的形势在日本警察的基层里也同样表现出来。
还有这样一桩事实：侦查总部对国警的做法深为愤慨，决定逮捕“音川”；国警警备科长却到高木副检察官那里去哀求说，暂时不要逮捕他。
国警马上把“音川”所提供的情报向国警总部汇报，但对“白鸟事件”侦查总部则严加保密。
“音川”的情报是准确的。在当局对日共地下组织的全貌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时，这个人是宝贵的。
但是就“白鸟事件”而论，市警与国警之间的斗争就到此为止。后来当局决定叫国警的警备科在地方检察厅安倍检察官的指挥下，到“音川”家里对他进行讯问。
“音川”脱离专职联络员的地下活动，回到十胜地方的乡下去，是三月底的事——“白鸟事件”发生后已经过一个时期。他辞职的理由是：要结婚了，婚后得养家，不想再当联络员了。
指导部会议决定对“音川”进行查问，但到了那天，他托人带来口信说：“我没脸见大家。”接到这个报告后，党给他以“停止党内活动”的处分，并同意他把户口迁到十胜。
党以为他确实回乡下去了，谁知这位“音川”联络员还待在札幌，而且与警察保持密切联系，向警察提供情报。
“音川”被传到警察署去，受到审问，这才第一次把日共地下组织的全貌供述出来。岂但如此，他还绘制了地下党组织的图表以及党员秘密住所和联络站的分布图，接着又谈了“白鸟事件”发生前后各负责党员的行动以及随着军事方针的发展，札幌委员会搜集并制造武器的情况。
负责的党员们就这样陆陆续续地被捕了，其中佐藤直道是在昭和二十七年八月、追平雍嘉是在昭和二十八年四月被捕的。不过有两个重要人物躲起来了。
那就是宍户均和佐藤博。
前面已经说过，宍户是军事斗争的副委员长，他又是“核心自卫队”队长。他来自全国电报电话工会支部，“赤色整肃”时当上了札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随着军事方针的推行，被选为“核心自卫队”队长。他为人勇猛，会在口袋里暗带手枪，尾随美国兵，想伺机狙击。另一方面，他又有细腻的感情，常把工作场所的靑年男女召集起来指挥他们合唱啦，油印同人的新诗杂志什么的。
他又是“红灯事件”的主谋者。他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当载煤的列车经过石狩平原时，就摇红灯叫火车停下来。事先在线路旁边埋伏下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齐窜上货车，将煤翻在地下，让没有煤烧的民众捡起来，然后一逃了事。这个计划三次都失败了。
关于宍户的性格，追平这样写道：
“但是我们亲爱的宍户队长绝不是个喜欢幻想的、非现实派的党员。谁怀疑这一点，就请看看他作为组织者的活动吧。一小批没有力量的工人和农民，一旦和他接触，不是立即就变为一队精神抖擞的革命尖兵了吗！昭和二十七年春天，他一文不名，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有。他就那样跑到被日高海面的海啸袭击过的海岸上的村子里去。他一下子就发展了四五十个党员和同情党的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有时他在农忙时期到农家去，利用支持农民的运动来发展党的力量。他的活动引起全党的重视。”
当其他党员被逮捕时，宍户均却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六月九日，在离北海道旭川不远的名寄近郊的一家农户里，北海道大学学生，“核心自卫队”队员高安知彦被捕了。
他马上被押到札幌去。据说他“被捕后满不在乎，态度非常洒脱，负责的官员们一致深为感动”。
几天之后，他突然向审问官要纸笔，写了“退党申请书”。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个事件牵连到北海道大学的许多学生。据追平的记述，他们又都是所谓“核心自卫队”队员，以鹤田、大林、高安、村手、门胁等为中心进行了军事斗争。
军事斗争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从旭川被押送到大村去的朝鲜籍党员夺回来，以及截住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斗争十分尖锐，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抵抗自卫斗争，还准备了手榴弹。
那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些队员被召集到民主科学家协会北海道大学分会，委员长村上要求他们分担军事行动的任务。他说：
“在夺回被逮捕的党员的同时，要对以下三人——负责谈判的札幌市市长高田、逮捕他们的白鸟警备科长以及经手此案的盐谷检察官——展开反法西斯斗争。要往盐谷和高田家里扔石头。至于白鸟，等过了年再慎重而彻底地来对付他。”
从当天晚上起他们就开始行动，写了一百多张威胁性的传单，在盐谷检察官住宅的墙上贴了五六十张，还往他家里扔了石头。又以同样的手段袭击了高田市长的官邸。
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那天，村上又召集了队员，吩咐他们说，“要用手枪打死白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要去调查他的行动。”以上就是所谓的“共谋”，而当局就是根据这一点来判村上以杀人罪的。
队员们一致表示赞成。追平这样记述他们的行动：
“队员分成两班，一班守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另一班守在白鸟的住宅附近，从第二天起开始行动。这时，不知由于什么缘故，除了鹤田、大林、门胁、高安、村手之外，佐藤博也被列为队员。他和鹤田、大林一起组成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守望的那个班。
“其余三个人在白鸟住宅附近负责监视。他们一早一晚在公共汽车站和电车站上守望。这期间，共见到白鸟三次，但因他骑着自行车，追着追着就不见了。就在这样朝朝暮暮从事调查活动的同时，他们还继续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乘午间有空，就由宍户率领，到圆山深处去练习射击。高安只去过一次。
“穿过圆山公园，就来到泷泽，沿着通往幌见岭的小路爬去。爬到半路，又踩着没有人迹的二尺多厚的积雪，再走五六十米，就是一道长着一棵大菩提树的斜坡。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
“‘当’的一声，那震撼肺腑的枪响使人感到说不出有多么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