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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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光荣与梦想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刘长乐

由凤凰卫视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唐人街》，因其涉足地域之广、拜访人群之巨、创作立意之高，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遍访世界各地透视全球华人状况的史诗性电视作品。

摄制组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近40个国家，访问了从普通移民到华商侨领，从小留学生到管理高层的各界各类华人华侨，对他们在海外的生存状况、心路历程、周边环境和文化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片中一段段或感人至深或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凝结成一部恢弘的海外华人创业史、奋斗史、功德史和发展史。

许多观众已注意到，拍摄《唐人街》的这群年轻电视人，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有着不同于他人的选材角度和拍摄风格。但他们的镜头语言力求客观真实，他们的采访也充满了人文关怀。这群大多非科班出身的年轻电视人，在凤凰提供的广阔平台上发挥了他们的潜能，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并由此得到了锤炼，走向成熟。

《唐人街》是凤凰卫视继“千禧之旅”、“欧洲之旅”、“非洲之旅”之后的又一次大型电视行动，如果说前三次电视行动是对异彩纷呈的异域文明的解读，那么《唐人街》解读的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是矢志成为世界顶尖华语传媒的凤凰卫视的一贯宗旨和光荣梦想，《唐人街》的摄制工作便是努力实现这一宗旨和梦想的一次成功实践。有专家预言，21世纪是龙的世纪。《唐人街》真实地记录了龙行天下的艰辛和豪迈，也揭示了中华文化和异域文化从水火不容到最终水乳交融、共同组成璀璨瑰丽的世界文明的必然规律。

最近，《唐人街》获得中国纪录片学术奖特别奖，观众和专家的肯定和褒扬，相信是对凤凰人最大的鼓舞。目前，《唐人街》已完成了50集的拍摄和播出，行百里者半九十，摄制组仍在全球各地紧张地拍摄，我向他们道一声平安，也希望通过他们向全球华人道一声平安。

第一部分家中走天下，枕边看异乡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 刘泽彭

那天，和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聊天，听着他“向华人报道世界的信息，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的滔滔宏论，忽然想到，也许，他和他的凤凰卫视就是海外华人故事最合适的讲述者。

后来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几个月后，我就泡一壶茶，和众多凤凰卫视的收视者一起，跟着镜头，走进一条又一条的《唐人街》，家中走天下，枕边看异乡了。

《唐人街》既不粉饰海外华人的幸运，也不夸大他们的窘困，客观探求，平静沉思，关注平凡，领着观众去阅览一个个命运的流程和生活的切片，看他们的欢喜，听他们的歌哭。

他们个人的际遇和命运有时候就是一个民族的际遇和命运。海外华侨华人乐于看到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更乐于看到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因为，中国的发展既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之福，也是几千万华侨华人的福祗所系。

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是中华文明的神经末梢，他们为生存和发展告别祖籍国，用艰辛和勤勉经营自己的生活和生意，用和平与奉献的方式获得住在国的居留权，用他们的努力和成功为所在国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用他们的人生尝试着在经济融合的层面之上，人类不同民族之间消除歧见、和谐共进的空间与可能。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思索。

《唐人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宽广公允的叙述平台。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消弭了事实与镜像间的界限，我们可以在弹指之间触摸到遥远世界的人与事，而对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探访与问候，拉近了全球华人的距离，而这，正是凤凰卫视全球化视野和大中华概念的传播诉求之初衷所在。

我们要感谢凤凰卫视，感谢《唐人街》摄制组的辛劳，正是由于他们使得我们与全球华侨华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也把全球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

第一部分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故事（1）

俄罗斯，这个浩瀚的国度在上个世纪的74年间曾经叫做苏联。苏联的存在改变了20世纪人类的历史，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命运。如今这一片大地已历经风雨，改弦易帜，但时间的印记是无法抹去的。在她的首都莫斯科，我们结识了几位曾经在前苏联留学，后来回国工作，最终又定居莫斯科的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洋溢着对祖国、对莫斯科、对自己母校的无限热爱。

新中国成立之初，莫斯科曾经是点燃无数中国人心中激情的伟大的城市。1953年，一批风华正茂的优秀中国青年肩负着祖国的使命来到苏联，进入刚刚落成的莫斯科大学学习。邹厚工、韩存礼和陈先就是其中的三位。

邹厚工迄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留苏学生的选拔过程：我是1952年在沈阳参加全国第一次统考的，考后把题目拿回来对了一下，基本上没有错误的地方。如果要说有什么地方扣分，那就是作文了，个别的字句、标点符号等扣分，其他的我都是分数很高的。这样我就考上了。当时我那个省选了18个人到北京俄文专业学校的留苏预备部，用一年的时间学俄语、经受政治审查。选拔留学生肯定是政治标准第一，当然你也要学习好，家庭比较清白，各方面都要好。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新中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过程中，急需大批高级专业人才。当时国家提出了全面向苏联学习，培养一批“红色专家”的口号，对精挑细选出来的留苏学生寄予厚望。尽管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但在留苏学生出国前，国家给每个人发了两箱子衣服，其中有毛料的西服、中山装，还有领带、袜子等一应俱全。运载首批留苏学生的列车从北京前门老火车站出发时，教育部长亲自送行，场面非常热烈，大家的心情都格外激动。

邹厚工和陈先、陈滋康夫妇在莫斯科大学期间都是地质系的学生。他们对50年前的学校状况和学习仍旧记忆犹新：1953年莫斯科大学第一批入学的就是我们，当时学校漂亮极了，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全都是新的，能够来到这么一个高等学府学习，大家特别高兴。我们到宿舍里一看，感到真是上了天堂了，一人一个房间，两个同学用一个洗澡间，还有一部电话，走廊里是红色的地毯一直铺到头。当时在整个苏联，包括其他国家，大学生的这种住宿条件是唯一的，哪里也没有。就是50年后的现在，这种条件也不多。那时在地质系的大楼中，宽敞的大教室可以容纳几百人上课。大教室两边的墙上挂着《苏联地质构造图》、《苏联矿产图》等大型教学地图。教师拿着教鞭往图上任意一处一指，学生就应该能答出来所指地方的地层构造、矿产情况等。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有的中国留学生俄语不过关，听不懂课，急得把书都撕了。因为听说祖国急需地质勘探人才，而培养我们这样一个大学生一年就要花费25个农民的劳动，所以我们的负担特别重，整天就是啃书本。第一个学期比较困难，但学校共青团组织选派了优秀的俄罗斯同学来帮助我们，这样我们才慢慢好一点。

从某种角度上讲，地质专业是一个很浪漫的专业。中国留学生和俄罗斯学生在野外是非常开心的。上二年级时，地质系的同学们一起到黑海边玩，俄罗斯的女同学都穿着三点式泳装，而中国同学还羞羞答答地穿着长袖衣服，大多数也不会游泳。邹厚工的语言基础比较好，而且天性活泼，在比较保守的中国学生中显得与众不同，俄罗斯同学把他称为“最俄国式的中国人”。也许是外向开朗的性格使然，他在莫斯科大学结识了他的第一位妻子——同校的漂亮姑娘柳芭。

韩存礼刚到莫斯科时在另外一所大学的经济系就读，1957年为适应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需要转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他的回忆里充满自豪与激情：“当时中国留学生是非常排场的。那时两国的货币比价是一块人民币兑换两块卢布（1955年时的旧卢布），我们当时一个月发500卢布，相当于250块人民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连部长也挣不到250块钱。这仅仅是助学金，其他的费用咱就不知道了。学费、住宿咱就不管了，反正都是两个国家的事了。所以那时候不想别的，就考虑如何学习就行了。我们几个就属于比较啃书的人，我现在的口语也不大好，主要是因为老是闷在屋子里念书。后来，我们的俄文老师给我们买了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票，说你们不能这么待在屋子里学习，列宁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就这样把我们都轰到大剧院看戏去了。所以在俄罗斯人中间，想起我们这帮留学生都特别留恋。你看莫斯科街上的老头老太太，一谈到过去5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都非常佩服。他们说中国人有铁的纪律，不打架斗殴，不抽烟喝酒，就是一心一意地学习，星期天图书馆阅览室的人都是中国人。给他们的印象是中国学生特别勤奋。”

第一部分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故事（2）

那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所有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永远留在了莫斯科。韩存礼说：“当时中国上万上亿的人，有多少人能够来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呢？我出国之前，班里的同学觉得我要到莫斯科去了，到红场去了，能看到克里姆林宫了，大家都争着跟我照相，觉得我能把他们的心意也带到莫斯科来。可以这样讲，5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的那几年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也正逢一生中的大好年华。”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访问苏联期间来到了莫斯科大学，向中国留学生们发表了那篇非常著名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一番话使在场的所有中国留学生热血沸腾，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

1958年，第一批留学生完成了在莫斯科大学的学业，回到了中国。此后，中苏关系暗流涌动，直至冰封阻隔了将近30年。邹厚工、韩存礼和陈先夫妇的命运由此变得曲折不平，难以捉摸。

1958年，当邹厚工准备回国的时候，他和妻子柳芭已经有了一个四个月大的女儿传苏。当时柳芭还在念四年级，她推着婴儿车到站台上同自己的中国丈夫告别。1959年柳芭毕业后来到北京与邹厚工团聚。当时邹厚工在航空物探部门工作，柳芭到北京广播学院担任俄语教师。不久，他们的第二个女儿传华也出世了，姐妹俩的名字寓意着这对异国夫妇对中苏关系的美好愿望。这个四口之家在北京度过了一段平安快乐的日子。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个共产党的关系开始变化，而后逐步影响到国家关系。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两国关系加速恶化，最后走向公开的破裂。在两国关系的阴霾笼罩下，1965年柳芭决定要带一个孩子回苏联，这个原本美满的家庭不得不面临着骨肉的分离。邹厚工觉得小女儿传华的性情不如姐姐那么开朗，万一受到“苏联修正主义”的不好影响，忘了国家忘了本，就白生这个孩子了。于是就毅然让传华留下，让柳芭带大女儿传苏回国。分手前，全家到北京的丽影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张全家福。

现在供职莫斯科广播电台，担任中文播音员工作的邹传华对当年亲生父母分别的那一幕仍然刻骨铭心：“全家分开时我和父亲去南京，我们先上火车，母亲来送行，我就记得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哭，哭得非常伤心。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因为旁边的人都围着，他们可能觉得不理解吧，反正哭得非常伤心。”邹厚工当时想，最多三年，中苏关系就会和好，全家就可以重新团聚。毕竟都是马克思的弟子，都是共产党，怎么会长期为了一点理论上的事情闹得那么厉害？然而，事与愿违，这个家庭从此天各一方，邹厚工与柳芭的人生轨迹也出现了重大的曲折。

中苏交恶后，邹厚工因为曾经留学苏联和娶了一个苏联姑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在南京看守所被隔离审查了7年多。最初，小女儿传华自己在家里觉得很自由，因为没有人管她了。但时间一长，家里见不到亲人，而且听到周围的人议论她爸爸妈妈是坏人，是“苏修特务”，小传华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无名的恐惧，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1979年，当父女俩终于重新团聚时，邹厚工的双眼几乎失明了。他用手抚摸着传华说，哎呀，女儿都长这么大了，俩人泪如泉涌，哭成一团。对于自己和家人所承受的苦难，邹厚工一直认为是两个国家关系不好造成的。他感叹地说，我们只不过是历史车轮下的小蚂蚁，我们的命运是同整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韩存礼和陈先也是1958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到祖国的。他们满怀报国之志，希望马上投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热潮中，大干一番事业。然而，已经习惯吃面包的他们，对国内的政治气候缺乏敏感。韩存礼回国后被分配到洛阳工学院，他说：那时我年轻，思想比较幼稚，一看墙上的大标语写着“大干六个月进入共产主义”，就根本接受不了，结果就越来越不行了。陈先回国后进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马上成为第一批参加大炼钢铁的人。他慢慢地感到，从苏联回国的这些留学生当时并没有被重用，人们反而是带着怀疑的态度看他们，要让他们在大炼钢铁中“洗洗脑子”。此后，他们也确实没有机会很好地运用在莫斯科大学所学习到的专业知识为祖国服务，而是不断地被席卷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甚至被下放到干校、派去喂猪、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挨批斗。

第一部分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故事（3）

“文化大革命”期间，韩存礼在1969年被关进监狱。开始他不服气，不认罪。结果发现越不认罪处境越恶劣，越要遭受折磨，天天挨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韩存礼也只好编瞎话了，承认自己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另外，他还犯了一条在当时看来非常严重的罪行，就是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当手纸。韩存礼说，我们在俄罗斯都养成节省的习惯了，拿报纸当手纸。“文革”期间的报纸上都有毛主席像，习惯性地使用后，就犯了侮辱毛主席像的罪行，于是便受到“群众专政”。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的冲击比较严重，原因就是我这个人不识时务。别人都能够见这个风头不合适的时候就不吭气了，我却是顶风上。为什么呢？我自己有这么一条，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动力，根本不可能是革命的对象。我从来不承认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越不承认越糟糕。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我就是“阶级敌人”啊！

在那个全中国动乱的非常年代，由于中苏两国的关系处在全面对抗的冰河时期，留苏学生的个人命运也就变得跌宕起伏，完全不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结束后，邹厚工他们几个人都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和工作，但那时他们都已经年近五旬，一生中最适合工作的时光就这样蹉跎过去了。

从1982年起，中苏关系开始趋于缓和。1989年5月，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中苏最高领导层一致同意实现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在时代的冰雪消融之后，几位老一代留学生由于不同的机缘，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莫斯科。前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发生了巨变，也深刻地影响了21世纪的世界格局。对于当年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现在的莫斯科是既亲切，又生疏。

1985年，邹传华获准来到莫斯科探望母亲和姐姐。这时，邹厚工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原来的跨国婚姻无法恢复了。几年后，邹传华和丈夫来到莫斯科经商，不久他们把几乎双目失明的邹厚工也接到这里定居。现在每天照顾邹厚工起居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贵霞。他们居住在莫斯科市内一套前苏联时期修建的陈旧住宅中。当年跟随柳芭回苏联的大女儿传苏，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现在完全不会讲中文，两个孩子也看不出有中国血统。虽然在这个特殊家庭里成员间的交流必须使用两种语言，但是彼此的亲情和血脉是割不断的。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就是父母，哪一个国家不好，他们都会感到不舒服。两国的关系不断改善、发展，他们便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韩存礼的妻子在文革期间同他分了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他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重回莫斯科。后来随着中俄贸易的活跃，他开始为两国的经贸企业牵线搭桥，并在莫斯科定居，从事一些当地的华人事务。他现在的妻子是一位俄罗斯老太太，两个老人相依为命，还养了一条狗，一起过着简单而平静的日子。在莫斯科生活的10多年中，韩存礼亲眼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虽然一生历经磨难，但他一直保持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每年的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他都会到红场参加纪念活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陈先、陈滋康夫妇一直在桂林岩溶地质研究所工作。退休后他们被中国一家企业聘请担任驻俄罗斯的业务代表。虽然当时年纪已经大了，但想到还能再回到莫斯科，他们便欣然前往。当然，莫斯科已经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地方了，这座城市给他们的亲切感也远不如从前了。不过，令陈先欣慰的是，在这里可以再见到以前莫斯科大学的老同学。当年教过中国学生的老师们大多已经去世了，只有一位讲师还健在，陈先有空时就会去看望他。

50年过去了，莫斯科大学，这所曾经培养出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俄罗斯最高学府，并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变化，只是它在世界综合大学排名榜上的位次不如当年那么显赫了。今天，人们在这里又能够看到许多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勤奋学习，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同50年前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相比较，他们好像懂得更多——科学技术知识的体系在不断发展，学习的手段也更现代化了，但他们也许永远都无法体会当年那一大批时代骄子的心绪，永远不可能产生对莫斯科的终生眷恋。因为对于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来说，莫斯科是他们心中永不枯竭的激情的源泉，也是他们人生命运交响曲中最美妙的篇章。

第一部分常驻德国的中国少林和尚（1）

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是蜚声中外的中国武术胜地。对于这个历史悠久的佛寺和寺内武艺超群的僧人，不仅中国人怀有深深的仰慕之情，就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在欧洲，喜欢少林寺武功的人非常多，而在这个洲的地理中心区——德国首都柏林，常驻着少林寺的真正代表：一群来自中国的少林和尚。

把少林寺引进德国的是戴勒先生，他现任德国少林寺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戴勒曾经得到少林寺热心方丈的帮助，得以成为嵩山少林寺的一名俗家洋弟子。像许多喜欢中华武术的西方人一样，戴勒对少林功夫如醉如痴，他更看中了少林寺这块金字招牌的巨大商业价值。几年前少林寺有意在欧洲寻找合作伙伴，推广少林文化，戴勒得到机会，便全力推进合作。

2001年7月27日，德国少林寺正式成立，成为欧洲大陆上第一个少林寺分寺。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师傅亲自到柏林出席了成立典礼，并先后派遣多名弟子常驻德国，讲授佛学和传授少林功夫。少林寺的来临轰动了整个德国，一股少林旋风随之刮起。短短的几年时间，德国少林寺已经拥有5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来自德国社会各界，其中有公务员、公司职员、普通工人，也有吸毒者、癌症患者和失业人员，甚至还有青少年。他们来德国少林寺学习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有的想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新的精神食粮，有的要借习武摆脱尘世的烦恼，还有的是只希望通过学习强身健体。

释永传大师是德国少林寺里唯一的文僧，也是嵩山少林寺派驻德国的主持。永传大师出生在一个世代信佛的普通人家，自幼住在嵩山山脚下，在少林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17岁就在少林寺剃度出家，成为少林曹洞正宗第33代弟子。后来又进入中国佛学院深造，在少林寺年轻一代僧人中脱颖而出。在德国少林寺，释永传大师不仅要主持寺务，还负责传授佛教禅宗，教授太极和少林气功。

除释永传之外，德国少林寺还常驻着5位功夫师傅，也就是武僧，他们都是由嵩山少林寺的方丈亲自挑选的。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少林寺和尚而言，异国他乡的生活充满了新奇和挑战。显而易见，最直接的挑战是语言和饮食习惯。

释永传说：“我们现在有6位师傅在这边，每天讲话还是用中文。虽然我们在学习德语，但是只能说跟学生说话时可以用德语，在外边和一些朋友交流用德语，我们自己每天大多数时候还是讲中文。”为了尽快过语言关，他们请了德语老师，每个星期上两次课，一次两个小时，目前已经学会了使用德语进行简单的沟通，但看小说、看电影、看歌剧什么的就有不小的困难。

少林和尚们在柏林的日子很节俭。每个月除了吃饭之外最大的开销就是学德语。虽然公司出钱给他们聘请了家庭德语教师，但为了尽早通过德语这一关，有的师傅还自费到德语语言学校进修，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释永传大师对克服语言困难很有信心：“我们都是年轻人，吃点苦没有问题。德语应该没问题，把它拿下。我一定要把它拿下来。不仅拿下，而且我要用德语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课。可能的话，在不久的将来，两年或三年以后，我可能要去他们德国的大学里面给他们讲宗教。”

谈到饮食，年轻的少林和尚话更多了：“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斋堂里。在斋堂有专门的师傅做饭，我们自己不需要怎么做。但是出来了就自己做饭了。会做的也不多，反正自己做饭自己吃还可以。口味还是一点没变，在中国几十年，口味不是一下子能变过来的。这里吃饭很简单、随便。早餐是西餐，有牛奶、面包，我们6个人三个烤箱，烤面包来的快。还有草莓酱、蜂蜜酱，然后也吃巧克力酱。德国人叫我们这些师傅巧克力和尚。在中国和尚不吃巧克力，在这边我们天天早上吃，所以是巧克力和尚。”

第一部分常驻德国的中国少林和尚（2）

虽然生活在万里之外的柏林，但少林寺的和尚们还保持着在嵩山本寺的晨练习惯。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到住所附近的小公园做运动。他们说，这是锻炼，也是修行。晨练后的打坐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只是出门在外，一切从简，没有禅房，只能用宿舍的客厅代替。

日常生活中还有一项必须做的事就是剃头。按照佛寺的习惯，出家人一般半个月就要剃一次头。剃的时候先用推子推一遍，然后再用剃刀刮。师傅们说：头发是烦恼丝，除去头发有助于做一个清净的僧人。但剃头也是个手艺活儿，如果剃得不好，会感到头晕、头疼、头皮发麻。在嵩山，剃头的高手很多，而在柏林，少林和尚们就只有互相帮助了。

除了这些生活上的差别外，令少林和尚们感受最深刻的还是中德两国在传统和文化上的差别。刚来柏林时，德国人把他们个个尊为会飞、会跳，刀枪不入的大师，就如同武侠大片中表现的那样。少林寺和尚们通过身传口授，耐心地向学员进行讲解，使他们了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少林功夫，了解少林功夫背后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背景。现在德国少林寺还没有专门的佛堂，和尚们只能在练功房里做法事。做法事是体现少林寺禅武合一的最好方式，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员参与。这说明德国学员对少林武功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了。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德国少林寺的建立也给古老的中国少林文化注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和尚们来到柏林，都感到责任重大。他们也认识到，在坚持自己的佛家信仰的同时，也要吸收西欧发达工业社会中现代化的东西，掌握现代的知识技能。

这一天是佛历中菩萨的生日，德国少林寺收到了德国学员敬贡的巧克力饼。有很多学员喜欢佛教文化，到了菩萨生日时就在佛像前供奉一些鲜花、水果、巧克力饼，表达他们真诚的心愿。

德国学员在谈到学习少林功夫时，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从小就对功夫感兴趣，就想了解少林功夫。不过只是听说过少林寺的名字，对整个中国，包括少林寺的情况一无所知。当时在德国也没有这个可能。柏林成立了德国少林寺后，我就到这边来了。学习了少林功夫后，我才了解到少林寺还有更多的东西，比如气功、太极，还有佛教。永传法师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身上体现出的佛教文化令人难忘。现在我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这些少林师傅们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好。跟德国人的生活方式相比，我觉得他们的方式更让人舒服。”

周末通常是少林和尚们和德国弟子在一起的日子。和尚们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甚至还有足球比赛。在德语老师过生日的时候，和尚们会全体出动参加老师的生日聚会。当然，他们忘不了给老师买生日礼物。

延心师傅生性活泼好动，自幼就迷上了少林功夫，练就了一身真本领。他的年纪虽然还轻，但已经做过少林武僧团的教头。他跟德国的小徒弟们关系非常融洽。延心的目标或者梦想是在德国一直教下去，有朝一日看到他的学员站到欧洲最高的领奖台上去。延心认为自己的武功虽然可以，但距离禅的境界还差一大截，所以要进一步提高佛学修养。

延宝师傅在几位常驻柏林的武僧中年龄最大，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阅历。他在教功夫课的时候身边总是备着一本字典。他说，从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还要学习外语，光想着练功夫。现在虽然学起来比较困难，可还是要学。延宝不喜欢跟学生深入地接触。他认为作为一个师傅，在学生面前最好要保持师傅的尊严，所以教起学员来也非常严厉。“我整天上课特别严肃，也许学生们会感觉到好像我不近人情，但确实我从内心讲不是这样。我感觉到，既然人家崇拜少林功夫，那咱就要尽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所学的东西传授给他们，不能给少林寺、少林文化抹黑，不能给少林方丈脸上抹黑。有时我在想，如果我真的不回去的话，也许还真会很留恋这个地方。这儿有很多弟子，还真舍不得，也有感情了。我虽然不喜欢跟他们聊天，但他们有时候想多了解我一点。真正朋友的感觉并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而是通过心灵撞击出来的。”

第一部分常驻德国的中国少林和尚（3）

虽然德国少林寺地处柏林，但它的名气早已响遍欧洲。几乎每个星期和尚们都要应邀到德国国内各地和邻近的欧洲国家做表演和授课。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学员越来越多，目前租用的房子已经不够用了。戴勒先生打算在柏林寻找一所更大的房子。按照近期的计划，对新址的要求是起码要有两个练功房，一个佛堂，还要有比较好的环境。最好地方相对空旷，这样对于学员来说有一种换环境的感觉，可以放松身心，这也有利于练习气功。从远期设想来说，将来很可能要把德国少林寺搬迁到山清水秀的德国南部，比如斯图加特附近。在那里建设一个比较大的建筑群，把中国的文化真正地搬到欧洲来。

鉴于德国少林寺的巨大成功，意大利也要筹办一所少林寺的分寺。据说，其他西欧国家的有关人士也有类似的计划。当然，这后边还有商业上的考虑。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师傅要回国一段时间为此做相应的准备。这种“公差”，会令其他师傅们很羡慕。毕竟是海外游子，思乡心切。

德国少林寺的和尚们基本每年能回国休假一个月。在国外的时候，他们有时会想，回家后应该改变一下在国内的生活方式。但是一回国，几天后就又会随波逐流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就象那古老的东方文化一样，是不容易改变的。不过有一点师傅们都认可：今后事业怎样发展，要看缘分和自己生活的乐趣。如果认为可以适应西方的生活，感到有所收益，就可能在欧洲多呆一些时候。如果感觉过上10年、20年还是觉得西方文化没有中国文化的底蕴那么深，心里不踏实，就可能坚持不了几年，最后还要回到中国。

少林寺的出家人以四海为家，随缘度日。他们用自己在德国的经历向世人证明：少林和尚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继承着光辉灿烂的传统，传播着佛家的爱心。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提高自身。也许，这便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禅的感悟。

第一部分瑞米里的中国工人（1）

瑞米里位于意大利东北部。这座人口不到14万的城市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滨资源。南北120公里的海岸线，便捷的交通,温泉和海藻泥，瑞米里在游客的眼中是个度假天堂。每年夏天有一群像候鸟一样的中国人，也会随着哄哄嚷嚷的游客来到瑞米里。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农村。来的目的，不是旅游，而是打工。

意大利的手工业，很大程度上延习了几百年来的家族模式。这和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的传统生产模式非常相象。来到瑞米里打工的中国人，由于语言上的限制，大多只能从事三种行业：四处卖散货，去海滩为游客做按摩，或者进中国人开的手工厂。手工厂的工作时间最死板，强度也最大。但凡留在这里干活的工人，大多都是为了等政府大赦的时候拿居留。

叶小明,浙江温州人。1994年他随着当地的出国淘金潮离开爱人。一个人跟着假冒旅行团偷渡来到意大利。随后一直为中国老板做工。直到2003年叶小明才用近十年的积蓄开了一家地下成衣作坊。八台缝纫机,三四个工人，加工出来的衣服全部送往意大利人的公司。厂房租在瑞米里近郊。一楼和二楼供工人住宿。工作间设在地下室。由于叶小明每个月按量纳税，政府很少派人来查。

意大利的服装业有很强的季节性，生产旺季只在每年的六月到七月。由于目前没有什么订单，叶小明把工人们都放出去找别的活干。剩下一个工人留守。在同行当中，叶小明算得上是非常宽仁的老板。因为当年他刚来意大利时，也亲身饱尝了一个中国打工仔的无奈。

刚刚来到意大利的叶小明最先面临的是人生地不熟的窘境。技术生疏加上语言不通，其中的艰难让叶小明刻骨铭心。身边都是金发碧眼高鼻梁的外国人，他连跟他们打个招呼都感到别扭。买电话卡，去银行将美金换成里拉，这样的小事都因为与外国人无法沟通而感到异常困难。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跟别人交流。八九月份意大利不招工，而他已经欠了一屁股的债。举目无亲，叶小明说那个时候就好像一个人在荒岛上，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男子汉也曾哭过，但活下去的欲望使他明白了，意大利不相信眼泪。

后来经过别人介绍，叶小明和大部分偷渡的人一样，只能在一家中餐馆打黑工。一面挣钱还债，一面等待机会办身份。

意大利政府在近期，每隔两三年就有一次全国大赦。在大赦期间，没有身份的中国移民可以通过申请拿到当地的居留权，但叶小明的老板并不支持。

“如果老板有居留，你没居留，他可以压住你工人在这里做。因为你东奔西跑让警察抓住了也麻烦。再说工资方面也可以压住你。假如你有了居留就麻烦了。所以说他是不太情愿意大利政府大赦。也不太情愿一个有居留的同胞。”

后来叶小明换了一个在打包店的工作。因为这家店的老板允诺说他给的工资高，还可以给叶小明担保，办居留。但天上不会掉馅饼。叶小明去到那里工作才明白，原来这家店的劳动强度非常高：“这个打包店忙的不得了。他对二厨的要求很高。一般的二厨根本吃不消。我呆进去一个礼拜，到了忙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应付过去。几乎是一天都没休息。从早晨一直干到晚上。这样人根本吃不消。我在厨房里干的活是炸油锅，把料备好晚上给客人吃。后来自己可能太累了，睡着了。反正是昏昏迷迷地不知道怎么回事，整个厨房的油锅就烧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怎么聪明也想不到要用灭火器。整个厨房被我烧掉了。我也不想这样。但自己确实是太累了。厨房被烧掉了，工作也就被烧掉了。那个时候居留还没着落，整个人比下了地狱还难受。接下去自己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就是一个字，干。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干活时间。就是一个干字。”那个时候，绝望的叶小明总在想，如果警察局早给我一天居留，我早点和老板脱离关系，我就早一点上天堂。像现在这样多熬一天就是在地狱里多熬一天。

打包店的工作不能请假，为了办身份，叶小明经常在晚上下班之后才能搭火车去米兰的移民局。每坐一趟火车，就是三个小时。而光为了递交申请，叶小明就跑了700多趟。有时不能当天赶回，叶小明只能在米兰露宿街头。能在街边找到一辆破车过夜对叶小明来说就算是找到了天堂。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但当他高兴的把门打开的时候，从车里下来了两个黑人，对他破口大骂。异国他乡，连一辆破车都是别人的地盘。

第一部分瑞米里的中国工人（2）

1995年叶小明终于拿到了意大利身份。这整整一年的等待虽然时间不长，对于处在双重压力下的叶小明却是一生当中最灰暗的日子。他说那个时候自己‘比马还惨’。看到跑马场边上的马，尽管是不自由地被套在那里的，但马跑累了还可以休息，而他为了拿居留，为了能在意大利活下去，受尽了苦，到现在都不能休息，还不如一匹马。“为了拿这个居留，不值。”

十年过去了，叶小明几乎没有意大利朋友。除了偶尔在家看看国语录像带，也没有其他的娱乐。在叶小明的想法中能多接几件活是他每天最大的希望。

施秀锦来到意大利已经多年。她是一位移民辅导员。用她的话说，她是一个桥梁，一个帮助同胞跨越语言障碍的桥梁。因为接触过许多打工的同胞，对于他们的境遇，施秀锦有她自己的看法。她说在国外，沟通很重要。一个人如果语言上有困难，就不会去外面接受更多的讯息。所以很多打工的人就是因为不会讲意大利语，只能在中国老板那里工作。如果幸运的话，老板会提供你吃住的地方，提供你一个稳定的工作。如果不那么幸运，你与老板的矛盾就产生了。

“来到瑞米里打工的中国人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办居留。他们都曾经说过，没有居留的日子逍遥自在；有居留以后就为居留要拼命了。因为如果没工作，居留证就不能延期。许多老板经常会以切掉居留为借口，逼迫自己的工人卖力干活。因而他们要看老板的脸色过日子。事实上任何人，包括老板都没有权力切掉居留。只要有一份正常的工作，不犯法，不影响社会治安，你就有权利留在这里。意大利政府是不会随便让你走的。”

凤姐出生在福建土田。2000年来到意大利，先后在两个中国工厂当过杂工。后来来到施秀锦家作保姆。许多人认为去替人家做家庭的事就是杂工。杂工是最低级的。因为杂工一般都要做十几个钟头，还会被欺负，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会去做杂工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凤姐刚来到施秀锦家里的时候，也不大愿意做这份‘杂工’，仅仅是为了要延期居留。但施秀锦对凤姐却非常尊重：“在这里工作她有自己的生活。她以前工作像动物一样被使唤。在这里她是一个人，是一个劳动者。她赚她的薪水，可以自由出入，享受她的人生。她甚至要去做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我都跟她说你可以自己安排。只要把我家里整理干净都随便她。”凤姐的工作突然变的十分轻松。而就在她最松弛的时候，从前累积的不快乐记忆却超越了她的耐压点。她患上了忧郁症。

“我觉得我现在一个人什么都很好。就是很担心害怕。也不知道在害怕什么东西。我们过来的时候很辛苦。我从中国去南斯拉夫。那些蛇头把我们送到南斯拉夫边界，跟匈牙利交界的地方。半夜三点多的时候，天还黑的，蒙蒙亮，我们就在那边等车。远远的我们看到车子过来了几部。起初还认为是过来接我们的。结果到了我们面前都是警车。原来他远远的不敢闪灯，怕我们知道了是警察就会跑。他们到了我们面前才闪灯。闪灯以后我们就跑。大家就都散掉了。那个时候是半夜的三点半钟，一座山那么长，我们都走不出来。就在森林里面，看到那些很多的动物，长颈鹿啊，还有那些野猪啊，牛啊，蛇啊。还好没看到老虎。如果是看到老虎这条命也没有了。当时非常害怕，一路上提心吊胆地走过来。我们走到第二天的下午六点才出山。”

凤姐在来意大利之前曾有过一段不幸福的婚姻。一个女人该享受的婚姻生活她都没有享受过。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自己的女儿。但女儿出生后一直由她婆婆带大。凤姐曾想把女儿接到意大利来和自己团聚。当她打电话问女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居然是说要问奶奶。“那还是我的女儿吗？”那一刻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悲哀。

“在意大利生活几年很孤独。虽然说钱是比中国好赚，但赚的挺辛苦。那些中国工厂啊，虽说老板也是中国人，但他们都不把我们当作人。没完没了的做工，恨不得我们一天能做二十六个小时。想睡觉的时候就喝一点咖啡，可再好的身体在这里也顶不住啊！”

凤姐来到意大利半年之后，由于无法承受在工厂做工的操劳，她决定脱离工厂，跟随老乡到各地卖散货和做按摩。卖散货，按照意大利的法律是犯法的。因为所卖的东西，像手表一类的小商品，很多都是仿造品。出售仿造品被抓到要被罚款。但按摩不犯法，而且也不需要本钱。于是从威尼斯到西西里，有海滩的地方几乎都有凤姐的脚印。2003年夏天凤姐来到了瑞米里。在施秀绵的帮助下，她终于拿到了意大利身份。到现在凤姐也时常会去海滩上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