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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姐妹并不想像父亲那样，长大以后喜欢开飞机。她们和许多同龄的女孩子一样，怀揣着一颗明星梦，憧憬着能当歌星或演员。因为她们觉得开飞机不适合自己。如果当了明星，就有了钱，就可以雇人开飞机。对于女儿的天真想法，邓汉声并没有干涉过多，他期望女儿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就像他小时候痴迷飞机时，父母也没有干涉一样。

第四部分为梦想而飞（3）

一旦从天上回到地面，邓汉声会立刻失去了那种天马行空的感觉。由于伦敦恶劣的地面交通，他每天只能坐地铁上下班，这比自己开车要快得多。邓汉声的漂亮住宅坐落在伦敦的北边，是当地很好的住宅区。像乔治·麦克尔这样的当红歌星，还有英国的一些知名人物都喜欢住在这个附近。在大多数人看来，一个中国人在英国拥有三架私人飞机，并且还享受这如此富足的生活是很不同寻常的。邓汉声的财富之谜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我是)靠口碑，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因为英国移民律师本来就不多，加上一般好的移民律师都集中在伦敦。离开伦敦以后很难找到移民律师，更不要说找好的(律师)了。移民律师在伦敦就很难找到，而恰好我的公司就在(市)中心。(无论)这是旺风水也好，还是旺我也好，就是种种原因加起来，(生意)就变得这么忙。一般来说，由于外国人都集中在伦敦多，所以我在伦敦做比较有优势。我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多。所以，现在来说，(一年)拿六位数字的收入都不是很难。一般中国人在这里的坏习惯就是去赌博，辛辛苦苦赚的这么多钱就拿去赌了。如果他们不去赌把钱留下来，就可以玩和我一样的爱好。”

邓汉声一天最多能接待大约27位客户。每天这样。下午4点他才有几分钟的时间吃一份快餐，算作是他的午饭。不过，他常常甚至连盒饭也不能顺利地吃完。

正是凭着自己踏实肯干的精神和对自己兴趣的热爱，邓汉声才能执著地将自己的飞行事业进行到底。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开飞机心情马上就变好了。因为感觉就是天这么大，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就感觉像海鸥一样，慢慢地飞。虽然伦敦这么大，但是从直升机望下去，一望无际，整个伦敦都能看得到。我觉得除了从飞机上看伦敦之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到整个伦敦。所以我就有种自己高高在上的感觉。你看下去，你看哪个部分都能看到。我小时候有三个梦想。一个梦想是学开飞机，一个梦想是做警察，一个梦想是做律师。我87年7月读完书，87年11月投考警察学院，87年9月开始学开飞机。所以同一时间达到我三个愿望。我是很辛苦，但同时有什么好处呢，我做到了我希望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做得很辛苦，但可以玩让我自己开心的东西。我想问天这么帮我，如果说天不公平的话我不可以这样说。(天)对我是非常公平的。这个问题如果你相信迷信的话，可能是你的前世积福。但是如果你不相信迷信的话，就是自己争取的。我觉得是缘分。你一生出来天就把路铺给你了。但同时你也要争取。我觉得是争取和缘分。两者加起来。”

第四部分为梦想而飞（4）

黄慕阑是另外一位在英国拥有私人飞机驾驶执照的华人。她与邓汉声是好朋友。她的职业是高级牙医。在英国，这份职业几乎和律师一样赚钱。如果一个星期只做四天，平均大概就是十五万(英镑)一年。

黄慕阑跟邓汉声一样都是香港人。不过和邓汉声不同的是她是在英国出生和长大的。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她通过了英国牙科领域最高级别的考试。这项考试每年都有很多人参加，但是全英国每年只有十个人左右可以通过。

牙医的工作很赚钱。但是黄慕阑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喜欢自己的工作。而是因为她对她的工作很感兴趣，也因为牙医的工作自主性很大。什么时候见病人是由医生自己决定的。上下班不受时间限制。这样自己就有了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安排时间，

黄慕阑自己还没有买飞机，但是由于两家关系很好，所以她经常有机会驾驶邓汉声的那架小飞机。有时候他们会一起飞到法国吃了一顿午餐就飞回来。和邓汉声不同，黄慕阑爱上飞机，是因为她深受父亲的影响。

“在小时候，父亲很喜欢开飞机，他考了一个飞机驾驶证。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想要我们学开飞机。那时候我还没学开车，那时候我小，没什么兴趣。后来我就每个周末去上课。开始学也挺喜欢的，但那时候有很多的考试，有更多的书要读。那时候就觉得很烦，现在就很开心。因为现在有驾驶证就很方便。自己现在也很有兴趣开飞机。我想，开飞机的大多数是男人。我的职业也大多数是男人做的。我觉得没什么分别。我读书时身边也大多数是男人，现在虽然多数是男人开飞机，我觉得是没什么区别的。你是女人。但你想做什么一样可以做到。落日的时候你一路飞，天空会变成红色，黄色，橙色。这个时候开飞机天上真是很漂亮。生命是让你去享受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只是做工，只是赚钱，没有时间花钱，没有时间见家人，朋友，那等于没用。我现在暂时每周工作三天，觉得已经够了。其他时候我陪妈妈吃午饭，逛街，见见朋友，去旅行，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比较好些。这总比给我很多钱，但却没有时间要好些。这就看你觉得什么更重要了。开飞机的时候飞得很高，你往下看，你会觉得世界上的问题是很小的，所以自己应该很开心，不用想的太多。”

“诺斯威尔德机场控制塔我GRONG2号跑道起飞后转左QNH1022转左1022GNG”

“GNG，请把你的无线电频率调到130.75GNG，你从东边飞向机场，不要超过2000英尺”

“GNG你可以起飞了风向290风速10海哩GNG现在起飞”

邓汉声与黄慕阑像所有其他的飞行员一样，每次起飞前都要与控制台取得联系，请求起飞。飞机起起落落，人生也是起起落落。“批准”自己“起飞”的不是控制台，而是自己的心。有些人有足够的资本可供他们追求自己的爱好，但他们常常觉得自己还可以赚得更多，渐渐地便沦为金钱的奴隶。有些人收入平平，没有资本便成了他们搁置自己兴趣的理由。其实追求梦想与钱多钱少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你的心灵已经做好了准备，那就“现在起飞！”

共同的对飞行的感受使他们对人生有了特殊的感悟。他们经常使用的飞机场是以前的空军基地，在六七十年前，很多战斗机飞行员，像他们一样在这里聊天。警报一响，他们马上就上飞机，去跟德国的飞机战斗。其实很多飞机一起飞走以后，就回不来了。

“今非昔比，他们为了和平的梦想而飞，而我们为了飞的梦想而飞！”

第四部分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1）

今天的韩国年轻时尚。东方的思想和西方的制度在这里和谐相容。汉城，世界上距离军事分界线最近的首都，直到现在汉城的市中心还驻扎着成千上万的美军。这座亚洲最时尚的现代都市仍旧笼罩着战争的阴影。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国家，早已没有了54年前的战争痕迹。但时光倒流，在战争的迷雾中我们寻找到了一群特殊的华人，他们就是朝鲜战争中韩国军队的特别情报部队的队员。这群特殊的华人，他们曾出生入死为韩国作战，每个人都有着一段不平常的故事。然而战争过后，这段华人故事却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过去的战争岁月如今已凝固成沉默的墓碑。

韩国军队特别情报部队是在“6·25韩战”（注）中以搜集情报为主、作战为辅的部队。情报就是指要从陆地，海上或者空中派情报人员到朝鲜去。伤亡最惨重的是由海上登陆到朝鲜的后方，而空投队员们基本上是有去无回。队员们大都很年轻，但最终活下来的所剩无几。在这其中有一位特殊的队员，名叫罗亚通。在众多的韩国军官当中他是一位中国人。

罗亚通今年七十七岁，贵州独山县人，是当年韩国军事情报部队华人特别分队的队长。战争过后罗亚通曾在小学里当过30年的教师。从学校退休后他又到一家中文报社打工。晚年的罗亚通在华人圈里是个受人尊敬的长者。人们都知道他是位参过战的老兵，但人们却很少知道，他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军官。那个时候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是相当光荣的事情。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热血沸腾地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潮流中。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他们高唱战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1951年，23岁的罗亚通风华正茂，那时他已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60军179师直属炮兵营的青年军官。刚到朝鲜时面对美军的优良装备，许多年轻的中国军人并没有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

罗亚通回忆道：

“解放军要送饭呀，你煮好了饭要到前线送饭给他们吃。回来呀，碰见两个老美了。这两老伙，他们没有枪啊，就拿那个扁挑，挑东西的那个扁挑就往美国人那里挺。美国人一看，我的妈呀，怎么中国发明了扁的这个武器，挑东西的那个东西不是武器呀。他拿在手上好象枪一样往美国人那里跑。美国人举手投降了。拿着扁挑俘虏了两个老美。”

1951年春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第五阶段战役。但是由于志愿军的战线过长，装备和补给又严重不足，美军在空中和陆地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发动了全面反攻。

“我们被包围了。包围以后我们还想着怎么样突围出去。和他们也是打了，可是我们伤亡惨重。我们是炮兵教员，只能带支步枪，没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我们就是保护自己而已。要是我们是指挥官还可以呀。我们炮兵教员跟着部队就是自己保护自己而已，保护我们炮兵就可以了。我们没有作战的能力，被人家包围后就被俘虏了。没有办法，我们是牺牲很大啊。”

这次战役共损失了80000多名志愿军，其中5000多人被俘。这是中国志愿军自开战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战役。罗亚通也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被韩国军队俘虏。罗亚通在解放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而审问他的许多韩国军事情报机关的高级军官都曾经在黄埔军校留过学。他们没有把罗亚通送进战俘营，而是劝他留在韩国军队。

第四部分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2）

1951年冬天，罗亚通脱下志愿军军服加入了韩国军队。罗亚通毕业于国民党的黄埔军校，他对自己在解放军中的政治前途本来就忧心忡忡。被俘后他打算另谋生路。1952年韩国军事情报部队让他筹建一支由韩国华人组成的特别分队，派到朝鲜做情报。因为他们做情报比较方便。

“我们会说中国话。我们碰到中国军队，就说是会讲中国话的韩国（北朝鲜）人。碰到北朝鲜的军队，我们就说是志愿军。北朝鲜军队就不会查我们了。那时中国志愿军帮助被朝鲜打仗。韩国人就利用这一点。”

至今罗亚通还与当年幸存的战友保持着联系。他们常常约定在汉江江边见面。汉江是韩国的母亲河。在战争时期，这条全长1300里的河流曾经是交战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人们休闲的场所。

七十三岁的王竹三是当年罗亚通的战友之一。他是当年第一批报名参加部队的华人，也是战后幸存并且健在的队员之一。他参加部队的初衷与罗亚通不同。朝鲜战争开始后，韩国华人对北朝鲜军队十分畏惧。“在那个时候人民军到韩国来，做了一些不怎么好的事，他们抓老百姓去干活，还不给饭吃，对我们华侨也是如此。他不管你是华侨，韩国人。战争嘛，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很多都被杀了。后来我们都撤退到釜山，大家自动组织起来，打的口号是援助韩国，保护华侨。”

罗亚通已经和王竹三已经有五六年没见面了。至今，罗亚通仍然对王竹三当年在军队的表现赞赏有加。

“他是过去在我们部队，韩国人叫分队长。就是中国叫排长，这是第二排的排长。这个人精明强干，虽然个子不大，但是动作特别快。在军队里面他是考第一的。作战各方面训练各方面特别有经验。”其实据罗亚通讲，在队里像王竹三这样能干的队员是非常多的，但最终能像他们这样幸运的毕竟寥寥无几。战争的残酷使他们都逃避不了成为炮灰的命运。

1952年1月，这支由110个华人组成的韩国军事情报部队HId.SC华人分队先在釜山进行秘密封闭训练，随后由美国空军将他们空投到交战区。

“大家都站起来一个跟一个。只要到门边，到地方红灯亮了，美国人就打我们的腿说go，就把我们推下去，你不下去也把你推下去。美国人做情报有时候他不管你死活呀。要派的时候就是派飞机把你降下去。你死就死活就活，拿人命不当回事啊。跳伞的人很多没有回来，十分之九啊，没几个回来的。只回来两三个。两三个就是运气好吧，没被人家抓住或者没摔死。有时候伞打不开就摔死了，有的挂在树上。飞机飞过去，人家听到这个声音，人家也知道这种飞机晚上去啊，一听到这个飞机啊人民军就出来了。有时候你刚落地，人家就把你抓了。能够落下来，把降落伞收拾好跑上山或者到哪去，能够跑掉就万幸了。”

当时北朝鲜的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韩国派遣的军事情报部队进行了严密的防范。因此特别分队的每次行动都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停战和谈是1953年7月27日签的字。我们最后一次工作啊就是15号啊，派我率领30个人到北朝鲜的盖马高原甲山打游击。我们进去后走了五天被人民军发现了。发现以后就被包围了。我们大致有中国队员三个，韩国人（负责）电台的两个，加上我，六个人冲出来找了条船。人民军发现后拉了一门炮来打。有一发炮弹落在我们的船的附近，船差点翻了。我们使劲地往南逃，逃了一天一夜，遇上了美国的军舰。30个人只有6个人回来。”

当时许多队员潜入到北朝鲜后就失去了消息。他们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朝鲜战争中有40余万韩国军人阵亡。这其中包括100多名华人。罗亚通常常心酸地讲：“两年多，我们从陆地、海上、空中失踪和战死的华侨超过了100人。110个华人最后只生还了10名队员呀。特别惨。战争让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每一个家庭都经受了战争的苦难。我这个队长感觉对不起队员，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华侨！”

第四部分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3）

金亭义，就是当年特别分队的失踪的队员之一。1952年3月在一次行动中金亭义和10名队友被空投到北朝鲜，执行秘密任务。从此家人就没有了他的音讯。金亭义的弟弟金亭智说：“要是能知道他怎么了，是打仗打死了或怎么的。总是得有个消息。这什么消息也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更让人难过。过年过节都来了，儿女都来了，就二哥没有。所以过年的时候人家都吃，我母亲不大吃饭，就想二郎想的。”金亭义的母亲是韩国人。老人直到去世仍旧相信儿子还活着，嘱咐家人一定要到北朝鲜寻找失踪的儿子。

金亭智说起二哥加入韩国军队的原因非常简单：“韩国好像是我们家一样，觉得是跟中国一样的。所以比如这个有人损害的话，就是我也得保护这个家一样。因为在这里住的关系。”朴素的话语中透露着他们对韩国深深的热爱和强烈的责任感。但这个用他们的生命换来和平的国家却对他们的牺牲无动于衷。

韩国是一个不会忘记战争的国家，战争的伤痕至今仍旧深藏在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但所有的韩国人似乎都只记得他们的人民所受到过的苦难、他们的战士所作出的牺牲。没人会注意到还有一百多位华人同他们一样，为了和平而付出的昂贵代价，更没人会注意到幸存至今的当年的华人士兵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汉城龙山地区韩国陆军总部的旧址现在是韩国战争纪念馆。这里陈列着朝鲜战争中9500多件战争遗物。这里能带给他们更多的回忆，因为他们不愿忘记。罗亚通和王竹三常常来到战争纪念馆。在纪念馆一侧的石碑上记录着朝鲜战争中韩国所有参战阵亡者的名字。他们在这里寻找着战友的姓名。

“就是我们看到韩国留的文件，各地都有了，就是缺少我们华侨。我们感觉怎么样。我们当时是一腔热血帮助韩国打仗，结果韩国把我们忘掉了。所以我们觉得不平。我们给你们出力，我们牺牲超过100人，我们失踪和作战死的超过100人。现在我们怎么样，（阵亡记录）一个也没有。所以怎么样，韩国对我们太那个了。感觉好像我们出的力，流的血都有点白费了。白死了。”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hid.sc华人特别分队战死或失踪的队员超过100人。幸存下来的10名队员被韩国政府授予保国勋章。但是韩国政府认为这些华人不是韩国人，因此不能享受退役军人的待遇。罗亚通常常因为这件事而内心充满了不安：“因为这个部队我上面有个负责人以外，我就是第二把手了，我就是队长了。管理作战，管理情报的都是我。可是后来我们战死、失踪这么多人。我这个队长的责任很重大。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家庭，对不起华侨。所以现在我感觉很内疚。如果我能够争取，韩国对我总有一天对我有交待的话，好像我这个责任就减轻了。不想白白叫他们孩子去牺牲了。”

金亭智的二哥金亭义在执行任务中失踪。他觉得在战争阵亡者的名录上应该有哥哥的名字。他说他们全家并不是为了政府能赔偿什么，只要是能知道二哥怎样死的，给个纪念留个碑，算是给后代留下了点什么。

金育安是特别分队队员幸存者金圣亭的儿子。他让我们看了他父亲留下来的勋章和照片并告诉我们，他父亲对自己曾经的军队经历特别重视，战争结束后父亲自谋生路开了一家餐馆，他经商成功后一直念念不忘那段战争的经历，即使是照全家福也不忘记戴他的勋章。

“这些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勋章，一直保存着。这个勋章属于是鸽子嘛，有鸽子嘛表示守护和平，以和平命名的勋章。像这个勋章是6.25参战的所有旅韩华侨都有的保国勋章。像这也是6.25参战以后，韩国政府给我父亲的，比刚才所看到的这个奖章要高一等。这个奖章后面有一个字据，字据它写的是保国表彰，是曾经参加韩战的军人。我们这些都是国防部都有他的记录，他的资料全在。这些都是他特别爱惜的东西。这是他亲身经历得到的一张纸张而已。这张几乎更惨，抛弃了中华民国国籍才得到的。不说了。为了让韩国政府承认华人参战的历史，获得应有的荣誉，他放弃了中国国籍，换取了政府颁发的勋章和参战证书，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2002年金圣亭因病去世，金育安一直在为这段华人参战的历史四处奔波，这也是父亲的遗愿：“对我爸爸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参战的同志们一点痕迹都没有。如果过了这几十年以后，所谓这实际的历史可能被慢慢的被淡忘掉。目前我积极想要做的工作是为了这些当事者，就跟韩国政府要求是，能得到一个精神上的补偿或者精神上的一个荣誉。然后找一个适当的地方给他们树个碑，把当时所参战的人的名字一一列上，做个记录。以后希望我们住这儿的华侨们，也能知道一下当时6.25参战的还有华侨。”

第四部分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4）

战争过去了半个世纪。幸存者的心里想得已经不再是侥幸活下来的欣慰，他们反思更多的是这个特殊华人群体在战争中的生命价值。

最近韩国国会正准备通过一项赔偿法，对在战争中执行特别任务的军人进行补偿，罗亚通他们就抓紧时间向各个部门反映情况。2002年情报局接收了他们的资料，今年年初一月份情报局说能发给他们医疗补偿金，并收到情报局寄给他们的医疗补偿金申请表格。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罗亚通他们填完表，交了所需资料，现在情报局突然又说不能接受了。据说是因为现在有关特殊任务执行者的事情已交给了国防部管。他们说这事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

罗亚通为此还去拜会韩国民间团体，也就是曾经参战过6.25韩战的那些老兵们，跟他们商讨一下有关于后勤的问题，就是参战同志们的所谓的补偿或者一些待遇的问题。他们准备通过hid帮助他们搜集资料，提一些资料的问题，然后由hid直接跟国防部联系。hid是韩国军事特别情报部队的缩写代号，在韩战期间，这支部队主要在北朝鲜和志愿军阵地活动，因此伤亡失踪的人员很多。战争结束后，这个协会专门为参战者提供帮助。但hid的基本要求是那些曾经参战的队友加入他们的会员，缴了会费，他们才会一点点帮会员们整理。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为了让死去和幸存的队员得到应有的补偿，罗亚通执行着他一生中最后的任务。韩战结束后罗亚通无法回到大陆，也没有选择去台湾。1964年他在这里娶了一位韩国妻子生下一儿一女。罗亚通最开心的事就是远嫁到印尼的女儿带着他特别疼爱的两个外孙女来看望他。

比起那些阵亡的战友，能够尽享天伦之乐的罗亚通觉得无论如何他是幸运的。战争使无数家庭破裂，也使这些华人队员与祖国大陆骨肉分离。在战后的岁月里罗亚通每年都会到国军公墓悼念战友。但是在他心中这里并不是最后的归宿。

“每年我们都来祭祀。现在我们年纪老了。我们中国有句话叫落叶归根，还是自己想回家了。可是我到现在70多岁没回过家没祭祀他们（亲人）。总想回家去看一看。不管怎么样中国现在也进步了。各方面。始终是我们的国家。所以到现在我还计划回去看一看。我们中国月是故乡圆。现在我们家里面还有哥哥，还有侄子，还有侄女。所以每次来祭祀他们，别人感觉比较那个，我还有一种怀念家乡的思想。我想这个计划总能实现吧。在三年五年以内我想我总要回去一次看看。人老了总会有想回家的心理。我想人民政府也进步了。过去虽然我们犯了错误。现在年限久了就能既往不咎了吧。现在国民党上将大将都回去了，何况我这个小小的人物。我想没什么问题。我想总有一天。每年我都有这种感想。我的处境和四郎探母一样：一曲坐宫难忘，悠然百丈丝长，三十年禁锢属荒唐。四郎心事苦谁尝。十五载截成了寸寸柔肠。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这就是那群参战的韩国华人真实的故事。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同。但他们是值得记住的一代人。

注：6·25韩战，又称作‘朝韩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6月27日美国等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出兵干涉。9月15日美军舰队仁川登陆，并越过“三八线”北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援朝。半年以后，双方军事力量在“三八线”附近形成对峙。随着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而告结束。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1）

1894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活动电影机，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了拍电影的人和看电影的人。也是从那时起，这些人的命运都因为电影，而发生着或喜或悲，或起或落的变化。时空斗转星移，岁月匆匆流逝，在电影世界里，多少颗明星跃然升起，又有多少黯然坠落，今天的人们早已不得而知。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许许多多电影人为梦想而付出的努力，有了这千千万万跌宕起伏的电影人生，才有了今天电影世界里的绚烂和传奇。

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这个故事，正是关于一位在韩国靠卖电影为生的华人的电影人生。他的名字叫王世昌，祖籍山东，是生在韩国的第二代华人。今年73岁的王世昌曾经在韩国影视圈里叱咤风云，有过一个响当当的名号——“电影王”。

如今的韩国是亚洲青春偶像最多的国家。近年来，一股强劲的“韩流”旋风席卷着整个亚洲地区，韩国电影异军突起，在东亚电影市场频频创下票房奇迹。在韩国国内，国产影片更是成为韩国人的首选和民族骄傲，制造着一个个好莱坞般的电影神话。在汉城，我们惊奇地发现，韩国的电影和电视剧海报像贴花一样，张贴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让人觉得这里更像是一座被施了魔法的城市，人们仿佛都生活在电影的迷幻之中。

但是，对于王世昌来说，这个不断制造电影神话的时代和国家里，早已失去了他的立足之地。当年的辉煌，就如同人生中的黄金岁月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当年，他代理的香港电影在韩国市场都是最卖座的影片，可如今他却只能找到买卖几部二、三流韩剧和卡通片的小生意。采访的第一天，他正好受一家香港公司的委托，来到韩国MBC电视台国际市场部，购买韩国卡通片。

他自我安慰地告诉我们，虽然和以前相比境遇要差很多，但是现在还有公司委托他来买港片和有限电视版权，已经让他很满足、很高兴了。每天，王世昌都会和以前一样，去电视剧拍摄现场了解行情，关注一下剧情内容和演员情况，考察这些电视剧能否出口，能否赚钱。

这个曾经的“电影王”在事业的巅峰时期一部影片能赚到300万港币，合现在的七八千美元，可现在却终日奔波于一些不入流的韩剧拍摄现场，寻找有限的商机。如果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电影王”的人生曾经像当时的香港电影一样辉煌灿烂，那么如今，随着香港电影在韩国地位的彻底衰落，他的电影生涯也即将走向终点。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2）

走在汉城的街道上，看着那富有现代气息的戏院，王世昌不禁感叹道：“以前都是老人们来这里看电影，可是现在呢，却是年轻小孩的天下，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很少来这里了。”在影院的招牌看版上，张贴的基本都是清一色的韩国国产影片的海报，偶尔才能看到几部美国片。“不要说是韩国国内了，在香港、台湾，韩剧、韩国电影都很吃香，可以说，现在是韩国片的天下！”在王世昌眼里，眼前的景象无疑意味着过去黄金时代的终结。

回忆起当年香港电影在韩国的火爆场面，“电影王”的话语里充满了激情：

“六七十年代香港制造的武侠片雄霸当时的亚洲电影（市场），那时韩国电影院最卖座的是香港电影。韩国观众啊，以前从来没看过这种片子吧！还有那个时候有一两部戏，什么戏呢？就是《龙门客栈》。《龙门客栈》（观众）看过以后呢，（都想）中国片子还有这种打法？飞来飞去的，很新奇，所以观众越来越多了。每一部戏拍出来在戏院上演，人山人海，卖座得不得了！每一部戏都赚钱！所以没话讲，赚了钱！韩国人赚钱，我们中国人也赚钱，开拓了市场，这个市场蒸蒸日上，大家心里都高兴！”

当时，正是由于香港电影的火爆，韩国的许多电影公司便争相邀请香港电影同行到韩国合作拍摄武侠片。刚开始，王世昌是给合拍片当翻译的。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触电影是在拍电影的片场。

于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原联邦电影公司的布兰片场的地址，那里是他曾经拍过30多部戏的地方。

王世昌告诉我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里曾经合拍过许多影片，如《新剑魔剑》、《大破白莲教》、《毒火掌》等等，当时韩国电影没什么发展，直到和中国合拍了一些后才有所进步。“电影王”编剧、代理的许多片子很多也是在那里完成的，其中的《山东犯人》，曾经有很多香港的电影明星加盟。他还说，当时由于在那里拍片的人很多，各公司拍戏都要排日程表，什么时候拍什么戏都要安排好了，然后按照日程表进行工作。

“电影王”滔滔不绝地继续说道：“所以说，那个时候可热闹，热闹得不得了！工作人员也是很高兴，为什么呢？他们自己拍戏的时候是以很快乐的心情来拍戏，因为环境造成的这样。还有啊，当年，许多韩国电影演员都是拍武侠合拍片迅速成名的。现在片场里还保留着他们的剧照，比如李海龙、黄海、崔信，他们都拍过中国片！”

后来，王世昌的华人背景使他深受香港韩国电影公司的信任，很快他就担任了编剧和制片。1969年上半年度，最卖座的几部合拍影片都是由王世昌担任编剧的，比如《毒龙》等都出自“电影王”之手，当时他的笔名叫做王嗣常。“电影王”还说，当年很多香港演员经常来韩国拍戏，比如成龙和洪金宝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出名，只是给人当替身，王世昌就曾亲眼目睹过他们拍戏时的艰辛。

他说：“当时成龙做反派主角的替身，天快黑了，导演着急啊，赶快把这个拍完啊。可是呢，第一次跌下来，不行；第二次跌下来，也不行；第三次还不行，结果最后七次、八次，那个效果（还是）不怎么好啊。后来用卡车吊绳以后从后面拉，你看前面是马拼命地跑吧，后面是卡车拽吧，（成龙又）往下跳，就是效果不好！跌了十次，成龙跌了又跌，跌了又起来，后来差不多跌了十二次了，成龙脸都发青了，躺下去了，实在受不了了。可是，那个时候武术指导是洪金宝，他是师兄啊，臭骂他，粗口骂他：‘吊你个老母’怎么样，怎么样，意思是这一点事情做不来，跌十几次有什么了不起，赶快起来再来一次。那个时候成龙啊眼泪（都）掉下来了，可是他听师兄的话还是照样再拍，结果呢，拍好了。”

尽管做替身演员这么辛苦，可一部影片的片酬也不过500港币，而王世昌这样的编剧、制片，每部戏最多时能拿到300万港币，而每年起码能拍四部戏。可想而知，70年代正是李小龙功夫片这样的武打影片把香港电影推到了巅峰，而王世昌的电影人生也随之走向了辉煌。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3）

1978年，王世昌改行做了电影发行商。也就在那一年，成龙的功夫喜剧《醉拳》在韩国的国都剧院上映。“电影王”永远都无法忘记当时《醉拳》在韩国的票房神话：“（国都剧院）上映了我们中国片子很多很多，尤其是成龙的《醉拳》等等。《醉拳》上映了6个多月，同时动员了83万多人。除了这个以外，很多的片子，我引进来的，在这个国都影院起码上了六七部，八九部！”

他说，从1987年开始，香港影片在韩国的票房收入不断攀升，到了1990年以后，甚至超越了美国八大公司在韩国的票房和销量。当时许多香港影星，如成龙、周润发的影片都成为了抢手货，大家愿意卖也愿意看。一直到1995年，香港电影在亚洲地区都处于霸主地位，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将这一切都颠覆了，王世昌的生意用他的话说是“不但没有赚钱，而且亏得一塌糊涂”，他的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就在香港电影开始滑落谷底的时候，韩国电影则在政府的保护下，连续创造着本土票房神话。不仅如此，这股无人抵挡的“韩流”还成功地占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市场。在韩国最大的影院——汉城影院门口，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在那里排队买票看电影的年轻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最喜欢韩国电影，而对于香港电影，他们大都根本就没听说过，更没有看过。因为近十年来，香港电影基本没有在韩国的电影院放映过。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4）

经过在路上的稍许停留，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个让“电影王”魂牵梦绕的地方——联邦电影公司布兰片场。我们难以想象，“电影王”形容的那个鼎盛一时的片场，就是眼前这幅破败的模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旧仓库。令“电影王”喜出望外的是，十几年后，他竟然在这里又碰到了以前一起工作过的两位老同事，如今他们都成了看库房的老人。他们现在仍然改不了口，还是称王世昌为“王老板”。

“你好吗？道具总设计！”

他转过头给我们介绍说：“他是以前专门负责道具的，道具的总设计，老大，他下面养了好多人啊！那么，他现在负责这里。”

“电影王”又问到：“你还记得我们以前一起拍戏吗？”

那老人笑着说：“记得！以前一起拍了多少戏，当然会认识啊！”

“电影王”对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人都是不会忘的，那个时候每天都在一起。”

说着，又有一位老人走了过来，和“电影王”打招呼：“王老板，你也来了！”

“我来这里看看，你们过的怎样？”

“还好，你呢？”

……

王世昌介绍说：“他也是道具，他是老大，他是老二，他以前跟我做的最多，每一部合作戏全是他跟我做。道具，大道具，小道具，我们拍的合作戏很多很多。”

对于昔日的“电影王”来说，电影虽然离他越来越远了，但是在内心深处，电影依旧是他的一个梦。一旦有机会，他还是会去做电影，给自己的电影人生划上圆满的句号。现在，王世昌和当年的几个伙伴仍在策划一部电影，他给这部电影起名叫做《战时春梦》。那天，我们跟随他前往一个小影视公司，洽谈这部相关事宜。

在洽谈中，王世昌建议，由于这是一部具有历史跨度的合拍影片，从日本侵略时代一直讲述到越战时期，所以不但要表现韩国的战争，也要表现中国的战争。在演员方面，最好也要有当前韩国知名影星，比如：张东健、元彬、全知贤的加盟，还要有中国当红影星参加。在谈到故事内容时，王世昌认真地介绍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主人公的命运，我们看到了昔日那个“电影王”工作时投入的神情。

“那个战争的背景，（是从）我们的东北事变开始，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开始，七个小孩，中国小孩和韩国小孩一起长大。（描写）跟着世界的变化，战争的延续，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的遭遇，（描写）一直到韩战，到越战为止，这四十年期间，这些孩子们的遭遇。描写民族的悲哀，通通在影像里面。所以，这个故事说起来规模很大。当然了，这七个小孩跟着时代的背景，遭遇不同，有的在战争死掉了，有的残废了，有的非常开心。所以，（描写）这七个小孩的遭遇等于（在描写）中国、韩国的国运。描写这个社会，这个人民的痛苦、快乐、成功、失败……”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5）

王世昌的一个朋友在韩国搞了一个电影娱乐项目，特意邀请他去看看。高先生，是一位台湾的老电影家，跟“电影王”已是快四十年的好朋友，当年他也是率先将中国影片带到韩国的电影人之一。后来，他还把韩国片引进到东南亚，对韩国的电影业贡献颇多。现在，他还在美国和阿根廷搞电影，生意不错。目前，他在韩国搞的这个电影娱乐项目，就是同美国一家娱乐公司合作进行的，叫做“好莱坞恐怖屋”。那天，恰逢这个“恐怖屋”刚刚开幕，就邀请老朋友王世昌一起过参观。

据说，这个恐怖屋是将所有好莱坞恐怖片的经典片段剪接起来，制作成各种视角的视觉效果，在加上声、光、电的配合使用，从而营造出一种真实的恐怖气氛。它很受年轻人的喜爱，许多女孩子被吓得尖声尖叫，差点从屋子里面跑出来。

高先生的二儿子查里是美籍华人，他是这个项目的主要策划。作为新一代的电影人，查里在美国接受教育，经营电影的理念和方法完全不同于父辈。在过去，人们的娱乐活动非常单一，看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娱乐休闲方式，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影派生出来的娱乐方式也花样翻新，比如各种主题公园，环球影城等等。这些在“电影王”的年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他看来，现在的电影产业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王世昌居住在汉城的江南区，他的三个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现在他寄居在儿子的家中。在他那间小小的卧室里，昔日让“电影王”经历过辉煌的电影，如今已变成了一本本仅供收藏的录像带，上面记录着他起起落落的电影人生。回首这几十年的电影生涯，王世昌感到自己与电影有着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缘：

“电影和我结缘以后，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好像我的人生和电影起伏的情况完全一样，所以，我有时想起来，（觉得）我解不开跟电影（的这份情缘）。我学了这些拍戏、开戏、做买卖电影片子（的本领）。我学会的是这个东西，别的生意我也不会做。那么，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咬紧牙关，一定会攻破这个难关，站起来吧。所以了，我这个人生和（中国）电影的上上下下，高高低低，起伏不断的这种过程完全结合在了一起。”

莎士比亚说：人生如戏，“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有在场的时候，也有不在场的时候，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扮演着好几种角色。”王世昌也说，他的人生就如同电影一样，有起有落，曾经辉煌灿烂，也曾经黯然失色。他的电影人生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的注脚，记录着中国电影发展道路上经历过的光荣与梦想，曲折与艰辛，铭记着中国电影人为他们心中的电影梦所付出的辛勤与汗水，热泪与鲜血。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1）

大吉岭被称为印度雪山中的皇后，在南亚炽热的阳光下，这个依然保持着清凉古朴的小山镇有着印度特有的静谧与虔诚的氛围。我们寻访华人来到这里，在雪山脚下遇到一位教书先生。他的名字叫丘开福，是远近唯一的华人教师，也是侨居印度的华人中能留下来的少数人之一。

平凡的丘开福给了我们一个不同凡响的印象。他是怎样散落到这里？微薄的薪水，孤寂的人生，怎样支撑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他乡异土教书度人？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他默默的教书生活，同时更想探究他将如何艰难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离开印度最大的城市加尔各达，驱车前往西孟加拉邦的边界，一望无际的印度平原到这里突然拔地而起，形成了世界上最壮丽的山脉——喜马拉雅。早在英国人殖民印度的时代，为了躲避蚊虫和酷热，殖民者来到雪山脚下，开辟了一块避暑胜地，并沿用了印度语的名字大吉岭，意思是“神秘的雷神”。殖民者在这里种植茶叶，同时给这个山城带来了一批批的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