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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拔渐渐升高，盘山公路上出现了玩具一样的老式火车。铁路与公路交错前行，据说这种古董式的机车曾一度是大吉岭通往外界唯一的运输工具。现在，则成了当地人往来各村的公交火车，沿路的铁轨把我们带向山间的村镇。这时，迎面扑来的冷风开始提醒我们，大吉岭就在眼前了。

夜色降临在这个静谧的小镇，一名教师模样的中年男子走在冬日里湿滑的小路上，行色匆匆。这是丘开福给人的第一印象，在这悠闲的山城小镇，他的脚步明显比别人匆忙，因为他要赶着到学生家里去上课。大吉岭的冬天潮湿而寒冷，学校里早已放起了长达三个月的寒假，但作为老师的丘开福，却已经开始四处奔走，给他的学生们上补习课。

丘开福是生在大吉岭的第三代华人，祖籍是广东梅县。他自己也不清楚最初他的爷爷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这里来谋生。他只知道，从爷爷到父亲，似乎都没在这里过上最初盼望的好日子，自己从小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多子女家庭，仅靠父亲一个人打工维持生活。

丘开福的父亲就出生在大吉岭，1905年他回到中国娶了丘开福的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又回到大吉岭生活。当时的印度刚从被殖民的命运中解脱出来，曾经的辉煌古国一度奄奄一息，但在这片被榨取了太多的养分的土地上，仍有众多的人口等待哺育。丘开福一家在这里的生活，和绝大部分印度底层贫民没有区别。父母终日的劳碌除了让八个孩子维持生存，再没有能力给他们任何东西。

开福回忆说，那时英国人刚刚走后不久，小时候家里很苦，他有四个哥哥，还有三个姐妹，而爸爸妈妈每月只能挣300块钱，爸爸还要在店里做工，生活很不容易。对于丘开福来说，物质上的贫困并没有什么，但令他感到终生遗憾的是，由于家里没有钱，他永远也没有机会到向往已久的印度英文学校里读书。

他说：“我那时候六年级中学毕业，中华学校，1961年。英文学校的价钱也不大高，但是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叫我去那里读书。因此，我走到尼泊尔的学校，那里我们只要给6块钱还是7块钱一个月读书，（于是）在那里，我读了4年。”

但是，刚开始小开福怎么也不甘心，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去英文学校报名，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接受他。那个校长说：“你们有这么多中国人，为什么不叫他们帮忙？”开福说：“他们没有帮我，所以我才来，我自己来报名。”校长听他这样说，便被他的决心给打动了，他说：“好，那你来考试。要是考的好，我会接受你。”小开福听后高兴极了，欢天喜地地回到家，告诉了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也很高兴，还在报名表上签了字。可是，谁想到，一个月之后，开福的父亲就不幸病逝了。

父亲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的去世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尽管丘开福在同龄人里是读书成绩最优秀的，但现实使他不得不放弃任何美好的幻想，准备开始挑起养活这个大家庭的重担。于是，他还是放弃了读英文学校的机会。

1970年，丘开福11年级毕业后本来还想去读大学，但是看到自家的小店里没人照应，又再次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他发现镇上有个学校可以读教师培训，一样也可以拿个文凭。为了不浪费大好光阴，开福立刻决定报名，从此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在采访中，丘开福并没有提起他半工半读的艰辛，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个从小就懂得自强的少年知道，迈出了这一步，就意味着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同于父辈们的道路。1978年，丘开福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教师文凭，并开始尝试着在学校里教书。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只会教一两个月，可谁知，这一教就是整整25年。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2）

学校放寒假后，丘开福一周六个晚上都要给学生上门补习，其他时间他还要在自己家里教书。大多数时候，丘开福的妻子和小孩晚上都会和他一起到学生家去上课。他说，妻子和小孩都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离不开他。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丘开福和他去世的父亲一样，也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妻子和孩子的依靠。

“这个是正正，负正，负负，正负，算出来了？是1减4。”

“X减4？”

“不对，是1减4。”

“1减X？”

“不，很简单的。这样得出结果是1减4。”

……

丘开福耐心地给一个小女孩辅导算术。由于学生的程度不同，补习的时间长短也不确定。有时晚了，丘开福一家就会留下和学生一起吃晚饭。学生的家长用家里最好的饭菜，热情款待他们。

女孩的母亲对我们说，现在她小孩该上9年级了，经过补习，功课有了很大进步，她很感谢丘老师的帮助。她还说，丘老师是个很好的数学老师，在这里很受欢迎，所有的本地人都认识他。“他是这里的英雄，……这条是甘地路，隔壁是尼赫鲁路，对于他说，原本是五分钟的距离，他要用将近半小时（才能走完）。为什么？因为认识他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要和他握手打招呼。在这个小城里所有人都认识他，都很尊敬他，所以说先生是这里的英雄。”

在学生们眼里，先生是个好人，他们没想到先生不但数学讲得好，还很会唱歌。他们说，上次学校里表演节目，先生在学生面前唱了一首中国歌，听起来却和本地歌似的。丘开福听学生们赞扬自己的歌唱地好，开心地说：“那个小小姑娘，那个歌我唱给他们听，他们觉得很好听，他们都无法想象，先生平时教数学，唱起歌是什么样子。……你们还想听那首歌吗？”大家都鼓掌欢迎，丘开福便哼唱起来那首他童年时学会的歌谣：

“小小姑娘起个清早，提着花篮上市场，走过大街穿过小街，卖花卖花阵阵香，花儿真美花儿真香，没有人买怎么办，慢慢再说哥哥小弟，怎么回去见爹娘……”

当初的选择也许是出于枉然无奈，但却决定了一个人数十年的生命轨迹。不善言辞的丘开福，无法向我们呈现自己平凡生活背后的理念，但看到他与学生之间的那份投入与信任，我们相信，这也许就是出于天性，他用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换来了五千多个毕业生。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3）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大吉岭这座带着殖民地味道，又富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边境小镇，逐渐热闹起来。现在每逢集市，除了本地西孟加拉人，来自尼泊尔、锡金、不丹和欧洲的居民和商人都纷纷会聚在这里，但自从1959年—1963年的中印边境的历史冲突之后，华人在这里就几乎绝迹了。由于平时的宁静，周末的赶集几乎成了这里的节日。作为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丘开福一家过着简单而朴素的生活。

行走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丘开福告诉我们，他们平时吃的蔬菜、水果、还有肉、蛋都是在这里买的，虽然比这些商品的货源地——平原地区要贵一点，但因为这里离家比较近一点，就图个方便。他还说，现在这里开店的中国人已经很少了。

不一会儿，当我们走到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时，丘开福说，这里就是以前的中国街了。他说，过去这里有很多中国人的鞋店，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家了，就是他哥哥开的。这里曾经住过1000多个华侨，现在剩下的不知能不能有100个，他们除了开鞋店的，还有开洗衣店的和开餐厅的等等。

说着，我们已经走进了丘开福六哥开盛的鞋店里。丘开福说，他从小，大概从1959年开始，就和开盛在这个鞋店里看管了。开盛告诉我们，如今店里的生意马马乎乎，勉强能够赚钱维持。

在赶集的人群里，我们再也没有发现过华人的面孔。披长袍的印度居民待人友好而善良，小镇上充满风情的生活也显得热闹无比。丘开福说，这里还有一家姓任的华人夫妇。男主人任先生是他的中学同学，现在和太太一起经营一间理发铺。每个月，丘开福会带自己的太太去理发，顺便看望老同学。

“后面要剪一剪，要用剃刀。”

“用剃刀削一下，这样削一下比较好。”

“我不喜欢剪的太短。”

“不过那样也挺好看的。”

“好看吗？我觉得长点好。”

……

理发师遵循着开福太太的意思，精心修剪出她满意的发型。由于华人已经很少，这家理发店主要的顾客都是当地人。印度的传统是男女分开理发，因此这里现在只接待女宾。任先生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是中国宁波人，母亲是当地夏巴人。上个世纪40年代，他的父亲在船上做西餐厨师。后来，二战开始了，日本人攻打印度时，把他父亲工作的船炸沉了。死里逃生后，父亲就在加尔各达居住了一段时间。可由于那里太热了，他们找到了一个山包，就是大吉岭定居了下来，后来就在这里娶妻生子，安居落户。

任先生说，现在留在这里的华人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想出国。因为在他们看来，外国就好像天堂一样，能够挣到很多钱。而印度却如同地府，他们再也不愿留在这里了。但是，对于任先生来说，他觉得自己已经上了年纪，不愿再为了赚更多的钱而四处奔波，在这里只要有一口饱饭吃，就心满意足了。他说，他出生在这里，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乡，如果出去了，又想回家，还是会回到这里。而且，从内心里，他们依然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依旧遵循着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庆祝春节。任先生说，不管他走到哪里，他的黄皮肤告诉他们，自己是中国人。最后，他用一句话，总结性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对，我们是中国人，故乡是大吉岭，这是个美丽的地方，对吗？”

虽然想象中的外国是天堂，可这最后的几家华人还是对大吉岭有了难以割舍的乡情，也许他们还得为了生计到别处奔波，但最终他们会愿意回到这个雪域小镇，在此度过余生，而雪山另一面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则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梦。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4）

大吉岭的学校有其他印度城市所没有的特色，对于在这里读书的学生来说，登山是他们中学结业考试的一部分，通不过的学生将不能继续升学。丘开福读书时在登山学校受过严格训练。最近，他教的几个男孩子面临结业考试。由于平时关系要好，他们集体要求丘老师给他们上一堂登山补习课。

“不行，你一定要绑上绳子。”

“你先把外套脱掉，大家都把外套脱掉！”

“谁第一个上？”

“我了！先生！”

“好！绑紧点儿！”

“手贴着山壁，小心，看着你的头。”

“真能干，好，非常好！”

“没事的，两只脚，两双手。”

“要这样，先这样，脚放稳，这只脚也放稳。”

“先把脚放稳，然后手要抓紧。”

“不要同时，要一个个来。”

……

丘开福一边做着示范，一边鼓励孩子们不要泄气，勇敢地向上攀登。看着眼前的这群攀登的孩子，他不禁想起了当年自己经受爬山训练时的情景。

他说：“（当年）我们去爬山学习21天。第一个星期我们在学校里，早上四点钟起床，要用冷水冲凉，冲了凉以后要去跑步，跑5公里这么长的路。然后，回来要做早操。要爬山的话，不止是爬这个石头，要背上25公斤的东西，每天要走20到30公里的路。我喜欢爬山，所以我每天跑步，爬山我不需要用绳子也可以爬。现在他们还小，等到以后他们还可以慢慢地学……”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5）

作为一名父亲，丘开福和传统的中国家长一样，望子成龙。他希望孩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至少不再像自己这样大半辈子为生计而奔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人生能成为孩子的垫脚石。对于孩子，丘开福在他们出生前就有自己的计划，他认为应该教给孩子中文，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人一定要学习自己的语言。尽管他自己的普通话不怎么好，但他还是要用家乡的梅县音去教孩子说中文。他现在也正在努力学习正音，讲好普通话。

他说，平时都是自己对孩子的管教和要求严格一些，妻子对孩子们则是爱惜多一点。也许是教师的通病，在他眼里，妻子和孩子都是自己的学生。他自己则是个完美主义者，总希望把他们教得最好，如果不好，就会感到很气恼，很自责。

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丘开福是这个家庭里的顶梁柱。现在，他的儿子在他曾经读不起的英文学校读书，女儿则被送到加尔各答的亲戚身边读高中，尽管教书挣来的薪水在当地也算是微薄，但他毫无怨言。他认为教书是他的饭碗，而妻子和两个孩子则是他生活的全部幸福。

丘开福说，遇到不开心的时候，他很少和家里人讲，讲了也没有用。1994年，他得了一场大病，那时他很害怕自己死了，就没有人照顾妻子和小孩。他说，自己的责任就是好好看待他们，给他们幸福的生活。“累是没有关系的，从小我都累过来了，每天都是这么辛苦也没有关系，只要她们欢喜，只要她们快乐。这是我的愿望，就是这样每天跟妻子、孩子们在一起，谈谈笑笑，玩，去散步，教书也在一起，（和）她们在一起就可以了。”

对于人生，对于苦难，丘开福有着自己的看法：“那些贫穷，痛苦都是人生一定有的。有的（人）有多，有的（人）有少，我们（的苦难）就可能有多的多，但是也一样的过。我们只是来这里，这个世界，我们要完毕我们的事情，完毕以后，就可以走了。”

就是这简单的几句话，几句表达不怎么顺畅的普通话，道出了丘开福对人生最单纯的看法。在印度雪域的大山深处，在这个古朴、静谧的小镇里，这就是一个普通教书将，简单而又艰辛的生活，正是生活本身赋予了他追求幸福的动力。

第四部分赞比亚牧歌（1）

非洲，地球上最后的伊甸园，它的神秘和原始吸引着无数探险家。在西方人眼中，非洲是文明世界镜子的反面——可以从另一种视角让自己对所享受的文明生活进行反省。相对于西方人的痴迷和探险，中国人对非洲的印象是遥远而陌生的。

位于非洲中南部的赞比亚，在1964年独立前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北罗得西亚。除了“坦赞铁路”这个象征性的词汇，中国人对这个非洲内陆国家知之甚少。其实，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相对的落后保护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远离人们想象中的战乱和饥荒。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中国人陆续来到赞比亚投资农业，在一片片荒原上建起国有或私营的中国农场。苍莽的非洲原野从此出现了垦荒的中国人。

赞比亚中垦农场位于首都卢萨卡五十多公里以外的Chesanba地区。赞比亚是传统的农业国家，政府一直鼓励和吸引外资来投资农业。作为赞比亚的友好国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有企业和个人来赞比亚投资农业和畜牧业。这个农场就是中垦集团在那个时期

投资200多万美元买地兴建的。位于中央位置的那所房子就是农场的总部兼宿舍，农场的场长王驰和他的妻子李莉就住在那里。他们是从北京派驻来到赞比亚的，主要负责日常的生产和管理。

在中国人的国营和私营农场中，中垦是面积最大的一个。从目前的规模看，很难想象刚开始的时候这里没水没电，也没有路，到处是灌木林和杂草。王驰他们从修路打井开始，在荒原上开辟出这座农场。

农场生活

从农场兴建的那天起到现在，夫妻两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了。由于农场位置偏僻，周围人烟稀少，为了安全起见，两人居住屋子和屋子的外围地区拉了双层电网，通六万多伏的电压。这样高的电压如果长时间接触的话是会致命的。

有电网的一道门算是最安全的一道门，里面有农场里的“细软”，他们所有的财产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面。无论是牲畜、所有的活物，还是所有的机械和重要的水源，以及农场最重要的经理都在电网的范围里面。所以住到电网里来也是一种待遇，一种身份的象征。

王驰夫妇养了很多狗，这些狗平时都关在笼子里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训练狗，如果狗伤了人，是要被处死的。养这些狗主要是构成一种真正的声势：用它们的叫声震慑住敌人，同时对住在农场里面的人也有一种报警作用。

农场一共雇佣了二百多个工人，可能有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个家庭。但是这些家庭的流动性非常大。工人和家属们也住在农场里面，电网的外面。很多时候，工人的家属们也是也是工人，因为她们也参与农场的杀鸡工作。

当地主要的一种菜，从拼法到发音都跟英文里面的“强奸”这个词——rape，里面不知道有着怎样的一种英国情结。这种莫名其妙的菜就是他们的主要菜品。

在王驰的眼中看来，这里黑人的精神生活的质量远比中国人的普遍精神生活质量要高，因为他们没有忧虑，比如，如果他们一顿饭能够吃上这种叫做rape的菜，喝上点玉米糊，酱油、盐和其他调料都搁得比较合适，他们就会觉得挺幸福的。至于下顿有没有，在肚子饿之前黑人们一般不太为生活发愁。

所以黑人有很多缺点，包括对工作的不负责任或不善经营等等。但是很多时候王驰他们也没法指责这些干活的黑人，因为他给自己干可能还不如在农场干活，最起码在农场里面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保证一家人的一般生活。

其实，王驰也知道，很多时候手下的一些员工很像寄生在农场这样大企业上的虱子，多少有点小偷小摸的行为，这样对家里面的生活多少有点补偿。从王驰自己的经营理念来说，他对这种事情看得并不是非常认真，因为他觉得有时候黑人员工的这种行为是安全阀。如果把安全阀完全堵塞的话，可能会孕育着更大的危险。

第四部分赞比亚牧歌（2）

黑人们都认识王驰这位农场的老板，因为多少王驰算得上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是他们更怕王驰的妻子李莉，因为很多时候李莉比较凶。用王驰的话说：“李莉不是帅才，她是将才，身先士卒。但我得花很大精力来控制她，勒住她。”

眼下这个季节是赞比亚的旱季，地里刚刚收获了玉米。王弛说如果我们早些时候来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整个农场是3570公顷，或者说是9000英亩，或者是52000市亩。

农场远离首都卢萨卡，每天的生活繁忙而又简单。晚饭时间是这里的中国员工能聚在一起聊天的一个机会。农场兴建之初只有王弛夫妇两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王弛向总公司申请又派来了几个管理人员，他们在这儿的派驻时间一般是三年。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去年他们专门去卢萨卡的中餐厅请了一位四川厨师来农场。厨师师傅叫做小祖，他的到来改善了农场的生活，餐桌上居然也有了“夫妻肺片”这种中国的经典川菜。

生活条件的改善也给了新来的中国员工更多的信心。其实所有新员工刚来非洲的时候都不能够适应，但是到了赞比亚之后，发现这里的实际条件比他们想象中的非洲要好一点。他们外派到这里通常时间是3年，但是随着农场的发展，以后雇员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比较长一些，因为农场这个农场的条件在中垦总公司的所有境外企业中，应该算是最好的，所以员工工作起来也会比较安心。他们眼中的王场长也鼓励人性化管理，希望能够帮助员工们的家庭团聚在非洲。因此，有家室的员工很快也会见到自己的家属了。

王驰和李莉的选择

王弛今年53岁，曾经是老三届的知青。17岁时，他从北京四中去到内蒙古的土木特旗，在那里度过了十年。王弛说他的那段经历和一般知青伤痕文学刻画的有所不同。内蒙的广阔原野让他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也形成了他坚韧不服输的个性，而他的一生也和土地有了宿命般的关联。

“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他的话让人想起《飘》那部小说，想起弗吉尼亚。

王驰对土地有非常深的感情，因为他觉得跟土地打交道的时候，尤其是当他在农场用大马力机械开始工作的时候，对土地总会自然生出一种既对抗又融合的感觉。这种感觉在王驰看来，既有戏剧化，又有成就感。这和他当知青的时候，有某种一脉相承的联系。

王驰当知青的内蒙古草原农区的地貌和现在的农场很相似：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大平原，甚至连海拔都差不多高，都是1200到1300米的海拔。所以当他在非洲草原的时候，仿佛恍然又回到了从前的岁月中。

35年前，王驰和其他知青们给他们所在的那个村子打了第一口机井，拉了电线，“全国知青办”给他们奖励了一台拖拉机。11年前，王驰他们来到赞比亚的这个农场时也没有电，又是真正的从零开始。如果从这个概念说，比起王驰，别人恐怕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洋插队，因为王驰才是真正的“洋插队”，而且还是经历过和这“洋插队”非常相似的“土插队”的人。

在中国，大家都在谈论“洋插队”，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所谓的“洋插队”实际上是到西欧、北美去“洋插队”，那是一种沾沾自喜的自嘲。王驰说：“我们才是货真价实的洋插队。”

如果说王驰17岁那年的下乡是出于被动，那么37岁来到赞比亚就是一次主动的人生选择。从内蒙回到北京后，王弛在北京农业大学读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80年代中后期，在“出国热”、“下海热”的影响下，王弛离开清贫的象牙塔，主动应聘中国农业总公司的外派职位，从而被派到赞比亚。

当时的选择对于王驰来说真是前途叵测，因为直到现在赞比亚也不是大多数人的出国首选，很多人还是把目光放在了西欧和北美，更不要说当时国人对非洲的认识还停留在哀鸿遍野的那种埃塞俄比亚饥民的形象。而且王驰自己比较怕热，当时他唯一的考虑是自己能不能够忍受赞比亚的炎热。

可是，这里依旧吸引着他，因为这是一个天高任鸟飞的一个环境。虽然王弛的专业是农业，但是书本的知识和实际经营一个农场是有天壤之别的。除了激情，更需要的是经验和恒心。

第四部分赞比亚牧歌（3）

而李莉原来在北京阜新医院从事护理和实验室的工作，是个凡事认真、要求严格的人。十二年前，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也调到中垦集团并来到了赞比亚。

刚从机场出来李莉有点失望，因为她觉得这儿怎么那么像一个县城？而且人都那么黑，这种视觉效果也不太习惯。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李莉就适应了。她觉得最难适应的不是这儿的人或是天气什么的，而是她没有办法适应这里的饮食。

刚来的时候，李莉经常生病发烧，吃不下饭，喝一次生水就要拉肚子，甚至到输液的程度。因为当地黑人都喜欢喝生水，所以当她想河水的时候，当地人很自然的从水管中接了一杯水给她，结果李莉喝了水之后就就腹泻不止，然后就要输液。而现在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了。

即使生病的时候，李莉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她觉得自己干事情容易持之以恒，不是那种想法特多、永远在变的那种人。她总会想这段时间会过去的，所以也没有想过要赶快回到中国去。而且从小当兵的李莉不是很恋家，所以即使在生病中，即使在自己身体最脆弱的时候，她还是坚持留在了非洲、

李莉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接触到养猪养鸡这些事，但是来到这里后，她很快投入到这些既新鲜又艰苦的农活里，忙碌的工作几乎填充了这些年所有的时间。

她至今记得有有一天王驰进城带着一车货去送，途中发现有中国大使馆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去一个地方。王驰觉得有点奇怪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结果到城里一打听才知道那天是春节。在那种极度忙碌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已经忘了节假日。

其实李莉在来非洲前，正好有去美国的机会。她的一个同学当时已经帮她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而那时王弛却下定决心留在非洲。

当时李莉下到非洲的决心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她的同学一直劝她去美国：“去了美国，以后你去非洲有的是机会。”李莉最终还是鬼使神差地来到了非洲，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

李莉的同学在美国读了学位，学计算机，后来嫁了一个美国人，还在美国生了个小孩。现在李莉还跟那个同学有联系，同学还会问她：“你后悔吗？”李莉说：“当时我选择了这个地方，刚来的时候的确有些不适应。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已经喜欢这儿了，我已经适应这里了，我不后悔。哪怕现在还有机会选择其他国家，我也不会去了。”

不懈的奋斗

整个农场的事业是从养鸡开始的。1995年开始他们的第一间鸡舍，鸡舍非常简陋，甚至连椽子都不是很规范，房子的脊梁也是弯弯曲曲的。

1993年的12月3号，李莉抱着200只鸡和王驰一起进驻农场，两人就和那二百只小鸡分享三间卧室。事实上，夫妻两人都没有什么养鸡的经验，只能自己慢慢学。

两人先找有养鸡经验的人探讨如何养鸡，然后买了乱七八糟很多中英文的有关养鸡的书，开始了艰难摸索的的过程。就是杀鸡，王驰和李莉都研究了很久。

头一天杀鸡非常有戏剧性。两人黑灯瞎火从晚上12点中开始杀鸡，没有经验的两个人在烫鸡这个问题上遇到了困难。王驰觉得，烫鸡烫鸡，顾名思义就是要100度的滚水沸水了。可是用沸水一烫杀好的死鸡，这鸡基本上都熟了。

于是王驰赶紧去查书，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20世纪20年代美国一本比较权威的杀鸡方面的书，还好是翻译过来的版本，不过居然是繁体字向左翻的。“结果查到是华氏70几度，还是90几度，记不清楚了。然后又赶快查字典，查这个华氏跟摄氏之间的转换后来查了半天最后才发现是58度是烫鸡的最佳温度。”王驰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摄氏58度，一分半钟，对于某个年龄层的鸡是最好的效果——这个辛苦从书中找到的经验在实际运用中非常可行。那一次，他们在家中一共杀了七八十只鸡。因为没有电，他们只能在屋子外面支了一口柴锅，吊起上百个马灯和汽灯，点燃熊熊篝火开始杀鸡。他们饲养的狗围在他们身边，黑人在火光映照之下在那儿杀鸡。王驰觉得那种情形跟地狱的形象非常的相似，黑地里的黑人还在那儿动刀子。鸡的惨叫声，狗叫声，还有满眼的献血淋漓，合上热气腾腾的大锅和火焰熊熊的篝火，情景非常血腥诡异。王驰说：“我没有去过地狱，不过估计也不过如此了。”

现在他们杀鸡已经基本达到半现代化了，每个人有一个站立的为止，虽然还是手工杀鸡，但是拔毛有一个所谓的拔毛机了——就是用带棱的胶棒把鸡毛卷小来。杀好的鸡都冰冻起来，然后准备拿出去出售。

农场生产的商品都有一个统一的商标，这个商标是王驰他们自己设计的：J-O-H-N－K-E-N，就是农场“中垦”的发音。然后在这个词的旁边，王驰弄了一个Good（英文“好”的意思）写在旁边。但是这样的商标只有字母显得比较单调，于是王驰在旁边画了几根羽毛作为装饰。同时商标上还注明HALAAL（清真的意思）的字样，最后是农场的地址。

第四部分赞比亚牧歌（4）

万事开头难。在养殖业刚刚开始的阶段，类似杀鸡的故事还有很多。不过经验就是这么慢慢积累起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多年来，伴随着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功，农场的种植和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头牛、二十多万只鸡、一千多头猪，年产玉米近两千吨，而且鸡蛋的销量已经占到卢萨卡的一半。在赞比亚的十多个中国农场中，这是经营得最好的一个。

第一次母牛生产的时候，王驰夫妇都在场，他们紧张而兴奋，因为小牛的出生非常有象征意义，说明他们的生产活动是有结果的，农场是向前不断发展的。

王驰和妻子李莉刚来的时候觉得挺浪漫的，毕竟这看上去是多么悠然的田园生活。但是深入下来发现每天有这么多累人的事儿，然后到处是鸡屎、牛屎的臭味。原来夫妻二人把鸡养在卧室的周围。

两人的卧室周围还种满了丁香花，而丁香花在雨季是一个开花的季节。浓郁的丁香花伴随着浓郁的鸡屎臭味，王驰开玩笑说这丁香的品种就叫做“鸡屎丁香”。外人听了不明就里，还以为真有这种品种的丁香花。尽管他们都不喜欢这种怪异的味道，但是自己已经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就只有坚持下来。

黄昏的农场安详静谧，像一首动人的田园诗。而在牛群归栏的时候，农场一天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每天收工的时候，各部门要点算汇报当天的产量和损耗量。这一套管理方法也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农场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每天成千上万的活物，如果不做到细致的数字化管理，那么将会造成失控的局面。

每天凌晨，李莉就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按王弛的话说，他现在是管一些宏观的、农场规划方面的事情，而李莉就是管理微观的、具体的生产活动。

每天早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司机就都到位了。他们一共有两辆车：七吨的车主要是装蛋和一些牛奶，两吨的冷藏车装一些蛋和冻鸡。每天早上派活儿都是李莉的工作，从凌晨两点钟起床就开始检查工人们所有的昨天工作完成的情况然后把今天的工作给他们安排一下。

李莉会给每个司机一个袋子，里面除了有发票本之外，还有一个项目本。司机们按照这个本子就去送货，晚上到农场再向她交班，然后李莉再一个个核对发票，看他们开得对不对，包括价格和所有的送货情况。这样辛苦的生活意味着李莉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充足的睡眠：平均下来她觉得每天有五个小时的睡眠就不错了。

在农场的日子里我们基本没有见到李莉有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尽管王弛和她在管理思路上有种种不同，但是护士出身的李莉对清洁、免疫等工作的重视甚至苛求使整个农场十几年从来没有爆发过疫病。而这个在自己手中渐渐成长起来的农场已经成为她生活的全部。事实上，农场养殖中面对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免疫，尤其是鸡。如果鸡不幸染上病症的话，一夜之间就会集体死亡，然后这个养鸡场就必须关闭，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再养鸡了。

护士出身的李莉总能够很好的为农场饲养的牲畜免疫，而且一做就是八年。李莉说农场的免疫工作和她当护士还是有共同之处的，毕竟这两份工作都需要细心负责的态度。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李莉觉得养鸡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而且在养鸡的过程中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所以，杀鸡的时候，多少有点舍不得：“我可以告诉别人怎么杀，可是我自己总是下不去那个刀子。而且我在这儿前半年，因为养鸡和鸡有感情。前半年我都不吃鸡，一吃鸡就想起我养的这些鸡了，我就挺难受的。”

看着小鸡一天天的健康成长，李莉觉得非常欣慰。她至今记得第一批鸡出售的那天，她是多么的激动：“那是在我们进驻农场七周的时候，我们买了二百只小鸡饲养。后来我们第一次就卖了一百出去，而且价钱还挺好的，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我们后来就更加有信心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养好小鸡。”

农场距离市区有五十多公里，其中一段十八公里的土路上，基本没有别的车辆经过。在这条路上，李莉坐的送货车曾经三次遭到抢劫，所以现在每天出门他们车上都带着枪。

第四部分赞比亚牧歌（5）

憧憬未来

赞比亚的农场大多数是白人在当地经营多年的。要想在别人已经建立的销售市场中分一杯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一开始自己带着活鸡到集市上兜售，王弛他们一点一点打开了销售市场。现在中垦的农产品已经在卢萨卡地区站住了脚。

现在农场的产品在整个赞比亚供不应求，因为整个赞比亚的农业需求以及现有满足的程度不是很高，可以预见将来在十年以内销路不会有真正的问题，暂时也不会出现压价和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牛奶往海里倒”的状况。

随着几笔资金的到位，农场的发展已经到了比较快速的阶段。回顾过去农场发展的过程，王驰说：“我曾经在内蒙古呆过很长时间，农场的发展用内蒙老乡的话讲就是：‘驴走驴看。’或者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前途，王驰希望能够越轰轰烈烈越好，而他目前的经历也是越来越富有色彩。即使现在王驰的计划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抽象的目标上，他不知道具体自己要养多少只鸡，也不清楚最终要把农场发展成怎样的规模或者把市场锁定在哪个位置上，他现在最大的野心是能够争取到一笔680万美元的贷款，这样他就可以实现不少理想，也能够让农场在短时期内达到比较全面比较完善的发展。

王驰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几岁退休。他记得曾经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有这样的情节：美国西部的一个农民，他有四个精壮的儿子，这老头在咽气之前也是绝对领袖。后来某地发生了事故，老头骑着马就奔赴事故现场，那马在跳跃一个栏杆的时候把老头摔下来了，当场毙命。王驰觉得这是一种死得其所的方式，他认为那些经营农场的人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事业和生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

王弛夫妇离开中国已经十多年了，女儿现在在南非读书，只有母亲还在北京。中国有句老话：“父母在，不远游。”不过王弛说，母亲当初给他起这个名字时也许就注定了他会离家很远。作为国有企业的外派人员，王弛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将来。但是他觉得，任何事情的过程要比结果重要。因为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把握好生命中的每一天，享受这其中的甘苦，就能拥有别人无法体验的人生。

王驰和李莉已经认识20年了。这20年的风风雨雨，两人相濡以沫地度过，尽管都不愿回首往事，但是他们还是会记得相识的纪念日是7月11号。两个人的生活中都发生了很多事，从万里之外的北京来到了非洲赞比亚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开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开着车驰骋在非洲草原上的时候，他们总会有一种恍惚：在非洲的生活仿佛就是一场梦。

和王驰牵手度过20年，李莉不愿多回首。但是，只要后半辈子王驰还在非洲，她也会一直跟王驰在一起。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农民随农民。”王驰接过话茬说：“只要我不休她的话，她可能跟我在一起的几率比较高。”

“谁休谁？”李莉笑着说。在这一瞬的交流中，夫妻俩似乎有了更多的甜蜜。

非洲的原野上，他们的传奇还在继续······

第四部分回来，罗琦（1）

13岁，她离家独自闯荡江湖；17岁，被封为“中国摇滚第一女生”；18岁，身在巅峰却惨受失明之痛；22岁，成为中国娱乐圈第一例被公开曝光的吸毒者；23岁，带着满身创伤黯然远赴他乡。她的名字尘封已久，却从不曾被人遗忘；她的故事充满传奇，却记录着成长的苦辣酸甜；她曾经历过炼狱般痛苦的人生，却依然找回自我，重获新生。她选择回来，回来寻找自己新的天地。

德国的冬天漫长而寒冷，天空灰蒙蒙的一片，在东西柏林交界处的一间地下酒吧里，我们见到了罗琦。因为是感恩节，在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小型PARTY，罗琦要和她的德国朋友一起演出新创作的舞曲音乐。酒吧不大，舞台上DJ热情地为大家介绍：“先生们，女士们：下面演出的是罗琦，来自中国，她为我们演唱的是——《火烈的女孩》，我们共同合作的歌曲，你们喜欢吗？”

眼前的罗琦，一如当年面对万千歌迷的那位“指南针”主唱，歌声中依旧蕴藏着无限的激情与活力，保持着职业歌手的风范和水准，但在她的身上早已不见了当年那个不更世事的小姑娘的影子，而是散发着一种成熟的魅力。

如今，对于29岁的罗琦来说，过去的人生是绚丽而曲折的。她富有诗意地将自己的人生阶段用不同色彩来比喻：童年时代是粉红色的；父母离异后是灰色的；在北京的日子是蓝色的；成名以后是红色的；失落的时光是黑色的；找到了温馨的家庭后是黄色的。

当灵魂赤裸在苍凉的天和地

我只有选择坚强来拯救我自己

所有奔腾的风所有疯狂的梦

全都在痛苦中复活了我的心

——罗琦歌曲《选择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