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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2）

55岁的丹青祖籍广西，从相貌上看完全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其实她是一个16岁就加入马共队伍的老兵。眼前的和平难以阻止她对部队生活的怀念，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部队的场景。丹青很小的时候就是橡胶林中的割胶能手，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她刚入伍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部队里她学会了识字写信，懂得了算术，还学会了拉手风琴。丹青在部队收获过美满的爱情，她的丈夫陈凯比她大30岁，曾是马共的一位高级指挥员，走出丛林后因病去世。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部队规定不能生育，许多马共成员在“下山”后才生儿育女。丹青的丈夫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丹青的现在和将来的全部希望。丹青说，部队就是她的家，无论是扛枪打仗还是在兵工厂工作，她从来没有想过有其他选择。在山里生活几十年，青春在丛林中度过，但自己没有什么遗憾。对于她来说，外面的世界到底怎样已经不再重要了。

88岁的老叶原名叫林斯辉，是祖籍海南的马来西亚华人。他打了20多年的游击战，是1972年到1980年间马共南下突击队的主要领导，部下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他的全家都跟随他参加了革命，三个女儿都是马共的战地医生，其中二女儿病死在丛林里。在一贯倡导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马共中，老叶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和平道路倡议者。谈到这个问题，老叶思绪万千：我曾去苏联住了一个月，没有学到一点东西，觉得太空洞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武装斗争是不得已的选择，非要到全国的群众形势已经发展到一定要搞武装斗争的不可的时候才行。如果你叫我反思的话，我们国家的情况跟中国完全不同，我们的农村没有群众可依靠，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当时的革命是不是成熟的？

从南下突击队撤回后，老叶一直留在丛林中，直到和平的实现。但是当他得知马共宣布停止一切活动的时候，倡导和平的他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正式宣布的时候，我非常难过，觉得自己好像白白地干了几十年革命。我是要革命到底的，但你这样一宣布究竟是什么意思？党的一切都停止了，我也不算是共产党员了，我很痛苦，我流泪。我还找党的副总书记谈话，最后他说要用自我革命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这样我的心里才有一点平衡。党都不允许公开合法地存在了，那么你除了自我革命以外也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我觉得，从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讲，从政党发展的规律讲，你也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消亡，你要是继续坚持这样也没有什么好处了。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说，我们在群众里面很有威信，国际上对我们也很尊重。这些是事实，但是这个时代快过去了。”

马共解散后，所有的成员必须接受一定的审查才能恢复马来西亚国籍。但很多人不肯放弃他们曾经坚持了几十年的信仰，也不愿意接受政府方面诸多的审查条件，于是把丛林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选择留在泰南的和平村中，至今也没有国籍身份。提到国籍，老叶怨愤难捺：“我们过去受苦、受罪、受累都是为了民族解放，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现在却落到一个无国籍难民的境地。我死了去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你从哪里来，我怎么回答啊！我们犯了什么罪？根本就没有犯罪吗！我们只是要回去看看我们以前的祖国。为祖国奋斗几十年的，变成了无国籍，会愉快吗？不会！”

在前马共成员中，有300多人通过审查取得了马来西亚国籍，回归马来西亚社会。那么，下山之后他们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在首都吉隆坡的纷繁人海中，有两对前马共的战友夫妻。他们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罗松兴和蔡明京夫妇从泰南地区回到吉隆坡定居已有10年了。罗松兴今年51岁，祖籍中国，出生在马来西亚。下山后通过进修拿到了中医医师证书，在吉隆坡郊区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提供中医针灸、按摩服务。太太蔡明京是北京人，今年50岁。她19岁就加入了马共，现在为一家杂志做排版工作。罗松兴夫妇的青春时代全部献给了单纯的丛林部队生活，当他们真正开始和现代经济文明接触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马共停止活动后，他们曾经感到前途渺茫，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前马共成员的特殊身份使他们难以被现存的社会秩序接受，而蔡明京由于出生在中国，就更加难以获得马来西亚的国籍。由于身份长期得不到解决，生计长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多亏有一些倾向左派的人士，敢于雇佣他们做工，才使他们能坚持下来。

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3）

2001年，经过长达9年的等待，蔡明京终于取得了马来西亚永久居民身份。她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永久居留权拿到后，就可以去其他公司做工，那些老板可以合法地聘用我了。另外就是可以开银行户口，考驾驶执照。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拿到护照，而且我特别急着要回中国一趟，因为我从小是在中国长大的。”虽然现在罗松兴和蔡明京已经是合法的马来西亚居民，但每当他们走在吉隆坡繁华的街道上时，还是感到自己和身边的一切有一种微妙的难以弥合的差距，觉得自己好像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他们的一些亲密战友在下山回城之后，就是由于这种心情而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成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最后又回到泰南山区去了。

2003年春天，罗松兴夫妇花了15万马币在吉隆坡郊区买下了一套宽敞的排屋，建立起他们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家。这里地处原始森林的边缘，远离闹市，生活不大方便。许多客户看过房子后都因为担心昆虫野兽的骚扰而放弃了购买的打算，但对于罗松兴夫妇来说，这里的环境有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亲切感，他们非常喜欢。住在这儿，好像又回到了过去丛林中的战斗营地，那些随着时光消逝的美好记忆也回自然地浮现出来。

直到今天罗松兴还珍藏着一个小包，里边放着在1978-79年间马共“反围剿”战斗中收到的蔡明京的信。他说，那时我在战斗部队，她是民兵队长，我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到她的来信。在质地粗糙的薄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其中的一封是这样写的：“在过去的一年中，你和你的战斗部队的同志们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你自己也得到了很大、很好的锻炼。在敌人的枪炮面前，当战友倒在身边的时候，你们的勇气有增无减。你想，我的心里会怎么想呢？可以想象，谁都会为自己的爱人英勇战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觉得你是好样的！每当水坝的方向涛声隆隆的时候，我都想，希望在那么一天，你带着胜利的捷报来相会。在紧握你双手的那一天，再谈吧！”除了战火硝烟带来的亲人分离之外，到了和平时期，很多马共夫妻因为在是留泰还是回马的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罗松兴和蔡明京也曾因此发生过争执，但他们终究做出了共同的决定。紧张的部队生活使他们失去了生儿育女的机会，但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

在回到吉隆坡的前马共成员中，今年54岁的李雅玉是少数几个能够很快适应新环境并有所发展的人。她靠打工挣的钱在海滨富人区购买了果园和楼房，并在城里的繁华地段经营着一家花店。泰南的丛林中到处都有鲜花，这个小花店也许是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中间对过去生活的一种延续。花店里还有一位插花师和一位送货员，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雅玉喜欢自己动手，在客人来取货之前把花束整理好。和从前打工相比，现在雅玉能够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小花店里的花总是新鲜的，加上雅玉待人和蔼，同许多顾客建立了友谊，所以生意很好，她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4）

李雅玉在当年马共部队中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她是在吉隆坡上的学，参加马共时，最初也是在城市里做地下工作。1977年，由于叛徒的出卖，李雅玉和同是马共地下组织成员的丈夫林书伍不得不抛下只有一岁大的儿子毛毛，断绝和家人的一切联系，立即撤退到泰南参加丛林部队。到部队以后当打字员。由于工作性质，她可以接触到别人不能看的一些报刊资料，所以对外界社会情况的了解一直没有中断。林书伍是和李雅玉一起返城的，目前承包装修工程，有不错的收入。

在物质条件丰富的今天，这对患难夫妻最珍视的东西，仍然是丛林部队战斗生活留下的记忆。今天，他们家里还珍藏着在部队使用了多年的军用水壶、指南针、手电筒、猪毛刷子和只有从原始森林里才能采到的大灵芝。李雅玉说，指南针是我先生的宝贝。为什么呢？因为林书伍在部队是个“跑山”的。“跑山”就是为大部队担任尖兵，在崇山峻岭中侦察和开辟道路。会跑山的人通常都有很强的方向感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在各种代表着艰难岁月奋斗的纪念品中，李雅玉最珍惜的是第一次和长大的儿子重逢时合拍的照片。当时他们夫妇已经和儿子毛毛分别了十多年，为了手续上的方便，会面的地点安排在泰马边境上的黑木山免税区。毛毛是由伯伯带着来的，这样一个骨肉分离的家庭，在重逢时陌生感取代了本该应有的激动和欣喜。回到马来西亚后，李雅玉带着一种很内疚的心情在吉隆坡拼搏，为的就是给儿子更多的爱，让儿子得到一些补偿。她用所有的积蓄送儿子去英国读书，现在，毛毛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未婚妻，并成为妈妈生意上的好参谋。

李雅玉心中无法弥补的缺憾是她没有能够更好地孝敬妈妈。当年突然转移进山的时候，她没有告诉妈妈自己的去向。当局为了寻找她的行踪，用尽各种手段，甚至他们家菜园子里的泥土也被翻了一遍。那时李雅玉的父母都已经年过六旬了，母亲想女儿想得天天哭，由于悲伤过度导致失明。最后她一直等到女儿下山回家后才离开人世。在所有马共的前成员中，李雅玉是幸运的一位，因为大多数人上山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和家人取得联系。

2003年7月29日，吉隆坡的华人团体举行了马来西亚抗日烈士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作为那段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的最后见证人，罗松兴夫妇和李雅玉夫妇也被邀请在列。人们不会忘记那段历史，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那些曾经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反抗侵略者、追求更加美好未来的烈士们将和青山常在，与日月同辉！

第一部分两生花——芭堤雅的姐妹人妖（1）

如果要问任何一个想要到泰国旅游的人，看看他或她想去什么地方，那么十之八九的人都一定会提到一个海滨城市的名字——芭堤雅（Pattaya）。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芭堤雅,就没有泰国今日繁荣的旅游业。芭堤雅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芭堤雅地处泰国的中南部，距离首都曼谷154公里，西南是一望无际的暹罗湾。1767年，泰国中部重镇大城府被缅族军队攻陷前夕，泰国塔可辛国王意识到如果只凭勇敢进行战斗，那么帝国很快就会灭亡。于是他率领500多名士兵转向南方，在击退追敌后来到帕塔亚以北的春武里，此后便在这一带活动，芭堤雅的名字即来源于此。

40多年前，芭堤雅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而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为东南亚最知名的旅游城市，享有“东方夏威夷”的美誉。芭堤雅的出名不仅是由于这里沙白如银、海水清净、阳光灿烂的海滨浴场，也不仅是因为生意兴旺的色情业，更主要的还是由于这里的泰国特产——令人感到神秘、精彩和刺激的人妖（即变性人）歌舞表演。

目前，人妖歌舞表演几乎是到泰国的游客们必看的节目。台上能歌善舞、风姿卓越的“佳丽”，令观众有目不暇接、“雌雄难辩”的感觉。一年到头，每天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涌到芭堤雅，带着兴奋和猎奇的眼光，看看这些演员“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

阿卡萨歌舞团是芭堤雅两家人妖歌舞团之一，有20多年的历史。阿茹和阿虹是在这个表演团工作的唯一一对华裔双胞胎演员。俩人今年都是26岁，从事歌舞表演已经有8年之久了。她们的经历说来也充满艰辛。

阿茹和阿虹出生在泰国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潮州人，按照中国的姓氏她们应该姓王。由于没有生活在华人社会，所以她们都没有中文名字，中国话也只会说非常简单的几句。十几岁时，妈妈带着姐妹俩离开了好赌的父亲，从此三个人相依为命。18岁那年，由于姐妹俩在阿卡萨歌舞团找到了工作，全家便搬到了芭堤雅。

在英语中，变性人有一个简单直白的称呼——Ladyboy，而在中文里，她们被带有贬义地被称为人妖。关于泰国人妖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人妖从古印度的“阉人”演变而来。印度阉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在印度北方形成的莫卧儿伊斯兰教国家。在漫长的征战岁月里，穆斯林军中的一些首领专门搜集了一批先天的两性人（阴阳人）负责服侍家中的女眷。莫卧儿帝国建立后，大批阴阳人受到主人的青睐和重赏。此后，国家统治者以及其他达官显贵都竟相聘用阴阳人，这种习俗逐渐扩大到整个印度。于是一些生计艰难的男子便采取各种方式加入阴阳人的行列，人们把这种人称做“阉人”。后来阉人取代了阴阳人的地位，随着人数的增多，有些阉人转而学艺，变为以歌舞表演为生的人妖。后来这种风气流传到东南亚国家，并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景观和旅游卖点。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说起看人妖演出，外国游客大多不是到泰国，而是去新加坡，因为那时新加坡的人妖声名远扬。后来新加坡政府认为有伤风化，于是开展了一场扫妖行动，取缔了人妖。被扫地出门的人妖几乎全部移居泰国，泰国政府和社会宽容的态度给了这批人妖生存空间。她们大多数从事歌舞表演、美容美发等行业，这也使得泰国特别是芭堤雅的旅游观光业增加了新的内容。阿卡萨人妖歌舞团就是在近20年里迅速扩大规模的。

第一部分两生花——芭堤雅的姐妹人妖（2）

从表面上看,阿茹和阿虹完全是普通的泰国姑娘,相貌美丽,身材姣好。她们从小就有做女孩子的想法。先是妹妹阿虹有了这个念头，在行为上也开始喜欢男孩子，愿意偷看男孩子洗澡、帮他们写作业，对男孩子有特别的感觉。然后在孪生姐妹之间的奇妙感应之下，喜欢跳舞的阿茹也从内心逐渐发生变化。经过一段潜移默化的相互影响，她们终于留起长发，做了变性手术，以女孩子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泰国，也有一些穷苦人家为了挣钱，把他们的男孩从小当女孩子培养，再辅以激素和手术，让男孩子的男性生殖器渐渐地萎缩，女性的特征越来越征越来越突出，最后再把她们培养成漂亮迷人的歌舞演员。

对于阿卡萨歌舞团的演员来说，成为女人是每一个人内心的渴望,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的选择。与此同时，生活的压力也是沉重而又不可回避的。人妖歌舞演员的黄金表演时间一般也就是持续十年左右，所以每个人妖都会趁着年轻貌美的时候多挣一点钱。在每天晚上三场演出后的空闲时间里，演员们都会抓住一切机会同游客合影，赚一些小费。还有的演员要到外边去拉客。

阿茹和阿虹的生活简单而平静。她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从下午5点钟开始，一直到午夜。除了晚上的演出外，她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由于从小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姐妹俩早已经学会了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阿茹和阿虹的妈妈说：两个孩子从小就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家里没有能给她们的，她们靠自己的努力。作为母亲，我尊重她们的选择，只要不去危害别人，做男孩还是女孩都无所谓。

过多年辛勤努力，阿茹和阿虹的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不久前姐妹俩用多年的积蓄买下了一栋漂亮的房子。全家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引来许多人妖羡慕的目光。其他一些人妖平时收入虽然高，但也相当挥霍，攒不下钱来买房子。阿茹和阿虹的奋斗历程充分体现了泰国华人自强不息、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

妹妹阿茹几年前结识了她现在的男朋友。他是一个富家子弟，现在也一起住在家里。阿虹也有自己的男朋友。根据泰国的法律，人妖可以和男朋友在一起，但对于人妖的婚姻在法律上还不承认，因为人妖的性别现在仍然被定为男性。虽然泰国的社会风气相当开放和包容，男人变女人是比较平常的事情，但人妖毕竟是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在平常的社会交往方面还是有许多不便之处。在感到孤单时，她们会打电话找朋友。

在泰国，只有少数人妖做了变性手术，彻底改变了自身的性别。除了手术费用高昂之外，还有一些生理和心理的因素让很多人妖始终保持阴阳同体的状态。所以人妖上厕所往往闹出不大不小的误会和笑话。

每个月的泰历佛节，阿茹和阿虹姐妹都会和妈妈一起去寺院拜佛。在这个佛教的国度里，人们笃信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在宽容慈悲的神明面前，生与死、阴与阳、善与恶、富与贫的所有界定和选择都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心里。无论在传说中人妖的前生或来世如何，现实的选择是每一个人妖都必须做出的。年岁大了以后，人妖演员就会离开歌舞团，有的人远离故土到国外嫁人，有的则会投身商海。阿茹和阿虹也有自己的打算：现在努力存钱，老了以后做自己的事业。

再美丽动人的生命也有完结的时刻。据说人妖死后，男友都不会来，只有人妖姐妹们互相帮忙料理后事。阿茹和阿虹这一对华人姐妹花，坚信自己的追求和能力，今生今世给人以欢乐和享受，到下辈子还是要做人妖。

第一部分果敢——金三角的华人聚居区（1）

在缅甸金三角地区的北部，聚居着一个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几百年前的清朝顺治初年。当时，南明王朝的桂王朱由榔在明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一批官员和将领的拥戴下于肇庆起事，宣布建立永历政权。清将吴三桂率10万大军讨伐，历经数年激战，把朱由榔所部从云南逐入缅甸。顺治十八年清军兵临城下，逼迫缅甸交出朱由榔，并于次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将他和儿子极刑缢杀，结束了南明王朝的最后一个政权。此后朱由榔的部下纷纷四散，其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逃进了缅甸果敢地区的深山老林，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变成当地的所谓“土著居民”。这些华人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国外被人看成一个土著少数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华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和政权，把果敢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果敢是缅甸掸帮的第一特区，与中国云南省接壤，是从金三角到云南的必经之地。近百年来，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果敢不可避免地卷入到金三角的武装冲突和毒品交易的旋涡中，这里曾经被缅甸共产党的武装控制长达21年。如今果敢的“少数民族”已经同缅甸政府达成和解，并在2003年宣布全面禁种鸦片。

由云南的南伞边境口岸进入果敢非常方便，完全没有出国的感觉。这里的商家通用人民币，满街的中文招牌和云南方言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中国的一个南方县城。据说这里的水、电都是从云南输送过来的，电话使用的也是中国电信的网络。不过，街上经常能见到的军人身影显示，这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武装自治地区。

掸帮特区的秘书长叫刘国玺，曾经在缅共时期担任过财政部长。他以自己祖籍中原而自豪。他介绍说，在整个云南的边境地区，刘姓人氏都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他所在的刘家到他已经是第11代了。在1897年以前，果敢这个地方实际上属于中国，后来英国殖民者侵占缅甸，把缅甸当作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便同清政府重新划界。1897年划界之后，果敢归属于缅甸。在果敢老街的大庙里，至今仍然存放着两块勘界碑，一块是清宣统三年的，一块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的。除了这记载着耻辱的大石碑外，英国殖民者给果敢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记就是罂粟了。

一百多年前，罂粟被引入了缅甸山区。这种俗称“懒汉庄稼”的植物，根本不需要像种粮食作物那样精心耕种。每年11月播种后，到来年的3、4月间果实成熟，就可以采集果浆，制作烟膏了。就这样，东方的山民渐渐吞噬了西方的罪恶。一时间，掸帮高原上的罂粟花盛开，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果敢的鸦片已经远近闻名。果敢九头山一带的鸦片是品质最高的，仅在这一带，一年的鸦片产量就可以高达15-20吨！国际上历来认为金三角的主宰者都是大毒枭，包括坤沙、罗星汉等人，这种印象也涉及到果敢特区政府的官员。对此，刘国玺秘书长断然否认。他指出：鸦片是英帝国主义埋下的祸根，它对当地农民的损害是最大的，但是到头来罪责都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缅甸是1948年宣布独立的，当时国内各种势力的矛盾骤然激化，各个少数民族纷纷武装自治，对抗中央政府。民族纷争和军阀势力反过来刺激了鸦片交易，果敢人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深陷其中不能自拔。20世纪的60年代，果敢成为缅共的解放区，在其后的20年间都处于同政府武装割据的状态。那时，在“支援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指导下，中国不仅给予缅共很多物质上的援助，还派来了军事顾问团。1989年果敢人民军宣布脱离缅共，率先打出与缅甸中央政府和解的旗号，得到了各族各派的响应。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从此缅甸内乱基本平息，大家都有了安居乐业的希望。

战火平息后，根据和中央政府达成的协议，果敢成为掸帮的第一特区。特区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享有高度的区域自治权。大多数原缅共时期的干部都脱下军装，进入特区政府任职。现在担任特区政府办公厅主任的付克忠，从前就是缅共东北军区的军官。他说，整个特区共有七个民族，18万多人口，其中汉族人最多。不过缅甸人把汉族人称为“果敢族”。这里的整个政府机构都是参照中国的模式设置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特区政府主席，现在由72岁的彭家声担任。他平时在家办公，主持着从财政收支到夫妻吵架的各种大小事务。特区政府下设各个职能部门，比如公安局等，工作语言是中文。果敢的地方武装现在叫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旗上有七个圆圈，象征着本地区的七大民族。这支部队的武器只是常规的陆军兵器，加上政治方面的信任，中央政府对它的存在还是很放心的。

第一部分果敢——金三角的华人聚居区（2）

特区成立以后，毒品问题始终是国际社会和缅甸中央政府关注的焦点。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特区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禁毒举措，到2003年向全世界宣布铲除了区内所有的罂粟田。然而，由于这里鸦片的种植和交易延续了100多年，鸦片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了当地居民的血液中，所以要成功实现经济的转型还尚需时日。过去当地人靠种鸦片能比较轻松地赚到钱，如果风调雨顺，一家人的年收入可以轻易达到5万块。禁种罂粟，等于彻底改变了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性。现在种植农作物的收入和以前种植罂粟时有天壤之别。他们说，以前“撒烟”（种鸦片）的时候，每天身上都能有三五百、千把块钱，可现在连十块钱也没有，经济很困难。由于绝大部分居民没有什么文化和技能，而一家老小全年的吃、穿、零用钱都习惯于依赖鸦片的收入，所以当年特区政府出动人力铲除罂粟田的时候，他们简直是泪流满面，痛不欲生。不过居民们也承认：禁毒对于他们的下一代是有好处的。那些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如果沾上毒品，一辈子身体就都完了。

果敢禁毒以后出现的经济困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协力基金从1997年开始针对这里高寒山区干旱缺水的情况，引进了在相同环境下适合生长的荞麦，在原来的罂粟田上进行替代种植试验。荞麦在日本的食品中有广泛应用，通常日本每年要从外国进口12万吨。几年来，虽然有些地方的替代种植已经成功，但是由于销售等方面的各种困难，果敢特区境内仍然存在数量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些贫困人群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口粮不足，其次还有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卫生保健服务的严重短缺。这些贫困人群的境况非常悲惨，有些人对未来的生活前景已经近乎绝望。

在大力禁毒的同时，特区政府宣布了吸引外来投资的开放政策，这使得大大小小的博彩厅和娱乐公司渐渐出现在果敢老街城里。也许只有靠这些办法，才能给这个失去鸦片经济的偏远山区注入一剂强心针。用特区主席彭家声的话说，这叫“你帮我发展，我帮你发财。”然而，在鸦片交易被彻底取缔之后，这里的博彩业也日渐萧条了。所以，特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是民生问题，是最令彭家声头疼的问题。

彭家声在果敢是不折不扣的无冕之王，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在少年时期就加入了果敢土司的地方武装，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1965年他发起成立了果敢人民军，加入缅共组织后曾经担任过缅共武装力量的副司令员，1989年又是他率部脱离了缅共，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谈起这一生的奋斗，他非常有感触：“年轻的时候打仗参加革命，那会儿的目标和理想是什么？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和平安定。现在这个理想实现了，但是能不能巩固就不知道了。现在大家还都拿着枪，这个后果是什么现在还不好说。如果处理不好，搞大缅族主义，政府说你是一群土匪，要剿灭你，那仗马上就又打起来了。到时候命令一下去到处都打响，根本没办法管。现在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处在和平建设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是受到种种约束的。”

彭家声所讲的“种种约束”，实际上是指缅甸政府对果敢特区的限制。果敢这几年连续干旱，禁毒后栽种的一些果树存活率很低，连居民吃水都成问题。这里搞农业没有理想的土地，搞工业又没有像样的产品和市场，民众出行也有一定的范围，所以要发展起来非常不容易。彭家声希望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来果敢实地看一看，不要光大讲禁毒，还要帮助果敢发展，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他说：“你美国人如果不吃饭，我看你能顶多长时间？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不吃饭的你说有没有？如果不穿衣服裤子，人家会说你是野人。所以，（保障温饱）这个东西是大家的事，大家的责任。”如果说，以往的武力纷争和毒品肆虐是果敢必然经历的一种磨难，那么也许在未来，果敢人民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起一个繁荣富强的新果敢。

第二部分东边来的人——走访中亚的“陕西村”（1）

中国的友好邻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地处中亚要地，有人口约1700万，国土面积达272万平方公里，是前苏联解体之前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自从在1991年宣布独立后，这个年轻的国家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尝试着崭新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命运与机会的抗争，每天都在哈萨克斯坦交替上演着。而在这个国家的边境地区，却有一个不管风吹浪打，依旧泰然自若过日子的“少数”民族，他们好像生活在120多年以前——这就是被当地称为“东干人”的族群，他们的先人来自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都是炎黄子孙。

从哈萨克斯坦靠近中国的阿拉木图市出发，向西驱车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天山脚下东干人聚居的楚河平原。在这片方圆将近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营盘和新渠两个大村落为核心，生活着大约10万名说着一口地道中国陕西方言的回民，形成了中亚地区最大的华人移民群落。这些回民的前辈是如何来到这里，又是怎样繁衍至今的呢？要揭开这个迷，就必须回顾清朝同治年间那场震动京畿的西北回民大起义。

1862年，即清朝同治元年，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直接推动下，为了反抗满清政府的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西北回族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起义首先从陕西开始，很快席卷了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给满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清朝政府派遣左宗棠等干将率重兵对起义群众进行了历时15年的极其残酷的杀戮，终于在1877年把这次大起义镇压下去。这年严冬，陕西回民起义军领袖白彦虎带领部下万余人经由新疆向中亚方向逃亡。队伍抵达中俄边境时，白彦虎决定用重金向俄国人买路，然后一户留一人在中国境内，以防绝后，其余人马连夜从天山山脉的一个山口进入俄罗斯。那一夜，风雪肆虐，严寒彻骨，上万人的起义军一路倒毙过半，最后只有3314人到达了当时俄罗斯七河省境内的托克马克镇。看到这一带人烟稀少，地势平坦，又有一条水质良好的楚河，于是起义军便安营扎寨——这第一个落脚点就逐渐演变为今日的营盘村。营盘靠山面水，土地肥沃。逃亡路上携带的菜籽，成了回民们新生计的开始。他们在这里种上了当地人不会栽培的中国白菜、茄子、辣椒等蔬菜，盖了房子，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定居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统治俄罗斯帝国的沙皇政府对这批逃亡的陕西回民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政策，赐给他们7万亩土地，并免征10年的赋税。因为语言不通，这些黄皮肤，小眼睛的来客后来被当地人称作“东干人”（陕西方言“东岸子人”的对音）。除了营盘之外，楚河平原上还有建有新渠、江尔泊克、米梁坊、哨葫芦、红旗、坎布隆等10多个东干人的村落，而营盘和新渠一直是东干人的大本营。1924年前苏联进行民族识别与划界的时候，把东干人正式确定为“东干族”，成为前苏联100多个少数民族之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东干人与华夏大地彻底丧失了联系，只是到了20世纪末叶，他们的存在才引起了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第一代东干人扎根楚河平原后，120多年来东干人一直专心种地务农。这期间俄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争，东干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两次战争而改写。第一次战争是1918-1921年的内战，它给东干人带来的是荣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大批外国武装干涉军的支持下，全国各地的敌对势力不断发动暴乱，制造流血和饥饿。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来平息这场内战，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地区就曾成立了一支完全由东干人组成的红军骑兵团。这个团由参加过十月革命、当过工人赤卫队长的马三成率领，全团官兵作战勇敢，屡建奇功。1975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为了纪念这位东干人的英雄，特地将营盘村改名为马三成乡，沿用至今。

第二次战争是1941-1945年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它给东干人带来的是伤痛。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人口损失超过3000万，作为少数民族的东干人也无法躲避这场灾难。陕西村的老人们回忆说，为了补充前线急需的兵员，政府动用了非常手段抓壮丁，甚至KGB的人也参与进来。抓住壮丁后就直接塞进火车拉走，许多人从此杳无音信。当时总人口不到三万的东干族，战死沙场的就将近2000人。万幸的是，法西斯的铁蹄没有踏进中亚地区，东干人的村落在战争中完好无损。

第二部分东边来的人——走访中亚的“陕西村”（2）

今天，东干人已经繁衍到第五代，总数超过12万人，其中陕西籍的人口占60%以上。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界河——楚河两岸和伊塞克湖畔，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富裕的生活和独距特色的精神文明。

步入营盘村，人们可以立即感受到十足的陕西韵味：所有建筑都沿袭了关中地区的风格，待客的正房里垒着大炕，房檐上还挂着一串串老玉米。最香的饭是“婆姨”们拉出的面条，最受欢迎的娱乐是悠长的秦腔。陕西人特有的“十大怪”习俗在这里被原样保持，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岁时节令等仍保持着明清时代的古风。这个大村落的男女老少共一万多人，都靠种菜为生，每个家庭最少也有一公顷（一万平方米）的土地。在前苏联时期，实行集体农庄制度，土地和各种农业机械都属于国家。大家一块干活，一起吃饭。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实行了私有化政策，国家把这片土地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售了，每平方米才卖18坚戈（合不到人民币一块钱）。所以现在的营盘村每家都是个体经营。

营盘村里唯一能识汉字、讲普通话的人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白伟华。这个中国名字是2001年开始在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才起的，在此之前他的“洋名”叫谢尔巴耶维奇。他说，我是哈萨克斯坦人，但哈萨克斯坦的人都把我们村的人叫东干人。我们这儿的人跟老毛子讲俄语，跟自己人讲的都是一辈辈传下来的陕西话。我们把跳舞叫“踏”，闲逛叫“浪”，上班叫“活”，面叫“饭”；把阿姨叫“丫丫”，照片叫“影头”，哥们叫“连手”，南瓜叫“倭瓜”，嫁妆叫“陪房”。还有，他们把政府机关称作“衙门”，把官员称作“大人”，管警察叫“衙役”，店铺老板叫“掌柜的”。实际上，由于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俄语是接受教育和对外交往的正式语言，所以这种带有明清时期味道的陕西方言仅仅是一种家庭成员或同村邻里之间的口头交流工具。在表达像“电话”、“导弹”、“电脑”等方言中没有的新词汇时，还是要用俄语或者哈萨克语代替。

营盘村里的人家几乎都是人丁兴旺的大户，现在一家有几个孩子都不算多。早辈的东干人怕人口少，家家都鼓励多生多养，一家有十几个孩子的情况很常见。白伟华在家有一个弟弟马立克和妹妹莎西达。小妹妹莎西达非常聪明可爱，已经上小学，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第一名。她有很好的音乐天赋，会用俄语、哈萨克语和回语唱歌，2004年春节时还作为嘉宾参加了西安电视台的迎春晚会。弟弟马立克今年20岁，已经在附近比什凯克市内的人文大学攻读了几年法律，他的业余爱好是打台球。白伟华的妻子叫罗莎，她的妈妈是学校老师，与白伟华的妈妈是亲姐妹，所以这门亲事是亲上加亲。罗莎说，哈萨克斯坦这边鼓励婆娘们生娃、养娃，每生一个娃政府就发些补贴。所以很多人都是早结婚、早生娃，有的时候，当爸爸妈妈的还是娃呢。不过，这边的年轻人念书也早。营盘村有30%的年轻人都读完了大学。罗莎也在家念大学的函授课程，一年只需要到学校去两次。

陕西村的后代从哈萨克斯坦实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中受益无穷。这里的孩子6岁上学，从第一年级一直念到第十一年级，所有的费用都由国家负担。上课时使用的语言可以是哈萨克语或俄语，但是在课堂上不能讲回语。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教学语言是东干文，它是一种用俄语拼写出来的陕西话。这种东干文使用了40多年，但由于拼写规律性不强，不规范，表达的意思也相对有限，所以现在除了40岁以上的人能懂外，年轻人对它没有兴趣。老一代东干人担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自己的母语以及它所代表的传统和文化标志会慢慢地丧失。

陕西村里最有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是乒乓球。这项在中国有“国球”美誉的运动在这里简直可以称为“村球”，这恐怕也是某种天然的联系吧！白伟华介绍说，营盘的马三成学校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乒乓球比赛，比赛要邀请吉尔吉斯斯坦的乒乓球运动员们。届时在阿拉木图、托克马克等市镇和其他陕西村居住的人也都会来。有一些托克马克的东干族老人，非常喜欢到这里打乒乓球，他们往往是星期五在营盘的清真寺做完礼拜后就来学校打球。为什么他们要到这里打球呢？因为他们从小也是在营盘长大的，后来才住到别处去。

第二部分东边来的人——走访中亚的“陕西村”（3）

对于回民来说，封斋和开斋是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在斋月里，所有信奉穆斯林教的村民白天都不能开火进食，各人要精心反省，多做善事，以励练信仰、净化心灵。斋月结束的日子，往往是一年中的农闲时节。这期间陕西村的村民便按照代代相传的习俗，纷纷张罗婚嫁喜事。媒妁之约，似乎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名词，而在营盘和新渠，所有少男少女的终身大事仍然必须通过父母的筛选。从托媒到娶亲，男女双方即使从未谋面也很正常。为了维护血统的纯洁，避免族人被当地的主体民族所同化，陕西村的村民几乎没有和外族通婚的先例。120多年来，东干族的女子从不外嫁，男儿也不外娶。近亲通婚在这里是极其普通的事，村里的人几乎家家是亲戚。

在举办婚礼的时候，东干人都要严格按照清朝时期陕西一带的老规矩办：出阁的前一天，新娘子要穿上绣花长袍，梳好“燕燕头”，在家里闭目静坐，俗称“坐炕”。为新娘子梳燕燕头，是婚礼中最重要和最繁琐的一个细节，只有几位老婆婆才会这门已经流传100多年的手艺。娶亲的这一天，新郎家要用最好的席面招待上门祝贺的乡亲们。筵席的原料一般以牛羊肉、萝卜和上等大米为主，做出羊肉抓饭和各种菜肴。操办这种筵席主要是已婚婆姨们的事情。东干人的女子一旦出嫁，就必须戴头巾，穿长裙，不能轻易外出示人。所以大规模的筵席也是已婚婆姨们聚会碰头的好机会。东干人吃席讲究摆长桌，上三排菜，其规格有18盘、24盘、36盘和48盘几个级别。一般的婚宴要准备100多人的午饭，这种场景往往是宾客如云，人头济济，颇为壮观。当迎亲的队伍来到新郎家门口时，新郎和伙伴们会“挡车讨喜钱”，这是新娘子过门前的最后一关。据说只有这样，小两口以后才会幸福美满。陕西村的男男女女，就像两棵连理树，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变化，他们总能用传统的联姻方式，用朝夕固守的信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今年只有43多岁的安胡塞被营盘人尊称为“胡赛舅舅”，他是现时代东干人的领袖，陕西村里的大忙人。他的正式头衔是陕西村的村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干协会会长。根据他自己的反复“寻根”和国内有关学者的考证，他的祖籍在陕西长安与蓝田交界处的安家山。对他来说，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怎样让陕西村的孩子们学习和掌握现代汉语，以便向陕西村的大众推广他们久已遗忘的汉字，用中文这个语言的载体和纽带延续自己的母语和文化。2003年11月，胡赛舅舅选派了7名陕西村里的少年去中国西安博爱国际学校学习中文。这7名少年里有6人高中毕业，还有一位叫马涛的少年19岁，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上了大学。他们7人都是参加村里的考试后从200多名候选人中选拔出来的。胡赛舅舅的长远计划是，等他们学好了，再回来教其他人。以后每年都要派人回“老家”学习，每年又都有学成回来的老师。这样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用中文取代过渡性的东干文，使所有村民都会使用流利的现代汉语，做新时代新丝绸之路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