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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和新渠一带有一个出了名的诗人，用村民的话讲，叫“写家”，他就是索尊实。索尊实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写的诗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的。他的中文名字是自己起的，意思就是“尊重史实”。谈起祖先的故事，索尊实如数家珍。他说，虽然所讲的未必可考，但是全和想象中的故乡息息相连。他那独具陕西味道的咏诵，道出了东干人沉淀百年的浓浓思乡之情：

虽然中国我没去，也没见过，

可是时常在心里，我可思想。

你的俊美我听了，

打爷跟前，说是那头他生了。

百年之前，好像绿岭摆着呢，

高山树林，冰山明明闪着呢，景景照红。

长江黄河流着呢，打西往东，

一切活物饮着呢，河里水清。

水清滩里落着呢，涝坝跟前，

在水里头浮着呢，巧声叫唤。

跟前莲花开着呢，开的喜色，

麻雀花上落着呢，不想要飞。

历史书上也听过，中国很早，

可是最后可开了，鲜花味道。

就像春天撒开了，花的气色。

一切民族闻见了，她的香味！

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1）

似乎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法国首都巴黎都称得上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国际化大都会。在这里，大街小路上匆匆走过的人群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来自异国他乡。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21世纪，巴黎对中国移民，特别是温州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黄皮肤、黑头发面孔冲击着塞纳河畔这片法兰西文明的汇粹之地。与此同时，不同人群所代表的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磨合、矛盾甚至冲突也变得无法避免。

2003年5月20日，巴黎第11区的区长萨赫先生率领区政府的所有职员举行了巴黎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组织的罢工。他们用停止提供公共服务和示威游行的方式向公众表示：反对大批中国温州的商人涌入本区。而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另外一隅，一个由温州人群组织的争取合法居留权的活动也从地下慢慢浮出水面。这两股从自身利益和追求目的都显得很难协调一致的力量，他们到底在要求什么呢？

统计数据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移民大国。当今法国5700多万人口中，大约有1400万人口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其中，中国移民的总数虽然不多，但高度集中，颇为引人瞩目。温州人在巴黎的故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一批中国的战时劳工在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定居下来，凭借老乡之间的互相扶助，从小商小贩做起，逐渐开店铺设工场，在火车站周围形成了巴黎第一个华人聚居区。不过，这些老一辈的温州人数量不多，到1980年左右，巴黎的温州人也不过只有上千。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来自温州的华人急速增加。他们来到法国后，马上把家里的亲戚朋友接过来，再加上法国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使来巴黎的温州人越来越多，总人数在20年里从上千人猛增到现在的13万人，成为旅法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便在法国产生了一种“温州现象”，自然引起法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

在巴黎，温州人最集中的地方有第3区的庙街一带，第11区的瑟丹波宾古街区以及第18、20区的若干地方，如伏尔泰街、美丽城等。他们基本上是靠温州传统的"三把刀"生意为生，即菜刀（开餐馆）、皮刀（做皮衣皮包）和剪刀（当裁缝）。这几种生意活动的高度集中使得第11区成为全法中低档服装和皮革制品的批发中心，同时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

第11区政府的官员指责说，瑟丹波宾古社区原来有几十家面包店、咖啡馆、药店等，但都被中国商人买下来变成了服装批发店，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恶劣的影响。但由于商业交易自由受法国宪法保护，他人无权干涉，区政府只能以罢工表示抗议。萨赫区长对新闻媒体表示：本区内的中国服装店还在不断增加，交通、卫生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他已经忍无可忍。他还揭露说，所有这些批发商都来自中国的同一个省，这涉及到由人口贩子参与其中的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系统。

萨赫区长的这番讲话在《费加罗报》等主流媒体登出后，在法国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11区的温州商人们也进行了反击。他们聘请了律师，指控区长污蔑华人形象，还抨击区政府企图通过缩小机动车道、频繁查扣违章车辆等方式将华人的服装业挤出去。双方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王庆亮是第11区的一个温州商人，他还担任着法国华人服装业总商会的会长。这些年来，他亲眼目睹了温州商人在当地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与区政府之间所有的恩恩怨怨。他介绍说，瑟丹波宾古街区有法国最古老的服装市场，最近30多年来一直是个搞服装批发的地方，只不过从前规模、名气都没有现在大。在过去几年里，华人的店铺一下子增加到大约400家，使这个街区在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很有名气。在这些店铺中，有350家都是温州人开的。这个地方道路原本就狭窄，现在又有限制，肯定影响生意。前面的车一停，后边的车就过不来了。王庆亮揣测：“也许政府是出于要保护巴黎环境的考虑，把这些比较密集的、单一的商业市场挤到郊区，不让它们在巴黎市区出现。”

温州商人们认为，虽然这几年法国的经济持续低迷，消费不旺，生意难做，但对他们打击最大的还是11区政府的一些做法。比如，警察一看见客人的汽车停下来就开罚单，吓得有些客人不敢来了。商人郑光中抱怨说，由于客人少，他的店营业额比上一年下降了一半。

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2）

第11区的居民对于温州商人的急剧扩张和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显然是不满的。区居民委员会的主席也曾带领一些居民举行过示威，要求区政府限制服装行业的发展。在瑟丹波宾古街区，居民们非常清楚地记得从前哪里有一个书店、洗衣店，去哪里可以喝咖啡、买面包。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由于外来因素的作用变得同以前不一样了，这自然会产生某种对立的情绪。11区政府还给在服装业街区居住的每一个居民都发了通知，征集居民的签名，以便形成一个提交给法国政府的呼吁书，要求修改相关的法律，以便让区政府有权力去干涉本区中出现的过度单一化经营问题。

王庆亮会长也承认，“区政府的行动跟居民的不满有直接关系。可能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发展太快了，一发展大家就多少有点爆发户心态，容易露富。他们这里毕竟是自己的社会，自己的街区，我们这一批人在这里发展这么快，把他们搞乱了，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接受不了。居民有些话在区政府罢工前不敢说出来，现在也说了，比如说，你们中国人回家去吧。还有些居民在楼上把水瓶子扔下来，出现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行动。我们跟区长的沟通有点困难，他有些话讲得比较偏激，对我们的指责多于肯定我们最近几年努力做的工作。”

为了设法调解与区政府的关系，华人服装业总商会请到一位与法国上层社会有着良好关系的知名华商何复机先生出来帮忙。何先生同萨赫区长和一些法国律师、历史学家都谈过话，比较了解法国人的立场。他对王庆亮等人说，你们发展11区是对的，是很好的，但依法国人的想法，你们又是错的。你们的一些想法还是温州市那个地方的想法。区长同你们谈过好多次，你们都说OK，没有问题，但时间过去了，他觉得你们都没有做，所以就不高兴了。他说他差不多每天都收到居民投诉。他希望你们写一封书面的保证，保证第一不会在街上吵闹，尤其是在晚上；第二街道要保持清洁，不要太肮脏；第三在星期六、星期天和节、假日里和其他法国的商店一样不开门；最后还有要解决好停车问题。他说了好多遍，绝对不是要同你们作对。从何先生的话语中人们能清楚地感受到：温州人和巴黎当地居民拥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培育起来的生活传统，这两个人群要在一起和平相处是需要时间的。令人高兴的是，双方的对话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就是由第11区政府的官员、温州商人的代表和中国驻法国的外交官所组成的协商会议。

参加法国华人服装业总商会工作的章毅先生是协商会议的中方成员之一。10年前他在11区的瑟丹大街上开了自己的服装批发店。靠着温州人勤劳的天性把生意越做越大，他创立的品牌在业内也很有名气。章毅早已有了合法的居留权，法国的国籍也很快就要批下来了。但他仍然要面对自己和乡亲们的合法生意不被当地政府所欢迎这个事实。更令他头疼的是，当他回到家里时，他也不能被自己的女儿接受。

章毅的女儿是在巴黎出生和成长的，从小在学校接受的是法式教育。章毅希望自己的女儿以后能回到中国去，学一点中国的文化，毕业后到自己家的公司里干，帮帮他的忙。但他的女儿对此根本没有兴趣。在女儿眼里，温州式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圈子在法国的社会里显然不合时宜，她不愿意重走父辈的路。她说，我宁愿先读书，然后去了解外边的世界。如果外面的世界让我失望的话，我会继续做父亲的这一行，或者开我自己的商店。目前我还没有决定。但是，继续父亲的生意不是我马上想做的事情。如果我继续做父亲这一行，我害怕我一辈子都要做下去，这不是我想做的。我想了解外边的世界，去闯一闯。

取得合法的居留权，仅仅是许多温州人迈进法国社会的第一步。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只能从表面上拉近与这个陌生西方国度的距离。等待他们的，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相对于第11区的那些为自己的合法生意而跟当地政府抗争的温州商人们来说，大批根本就没有合法居留权的温州人关心的是怎样得到在法国生存的权利。近几年来，在巴黎经常可以见到没有合法居留证件的温州人成群结队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法国政府给予他们居留权。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这些积极参加“合法化行动”的温州人，大多是以偷渡的方式来到法国的。

温州人黄松尧这样讲述了他的偷渡经历：“我是跟蛇头先到广西南宁，然后从东兴出发，13个人一组坐船去越南。躺在船的下边，上面用草席把你盖起来，再放上一些纸板、包装泡沫。船在海上开了一夜，估计开了15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才到越南。如果真要遇到什么大风浪的话，那船一翻，我们13个人怎么死掉也没有人知道。后来从越南到柬埔寨的金边，再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后有几个国家都是夜行，我也不知道是到了哪个国家。这样走下去，从意大利进入法国。一共走了三个月零三天，非常辛苦。在路上还遇到好多人，都是去法国，好像法国是天堂。”

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3）

和绝大多数偷渡者一样，黄松尧走上的是一条单程路。他承认：刚到法国时好像感觉很好，但没过几个月就觉得有些后悔了。可是后悔也没办法。既然你到这里来了，就不能回去，这个路是不能走回头路的。十几万块拿出来到了这里，总不能空手回去吧！何况家里的人还要继续到法国来呢。不知道的人说在法国好赚钱，结果到了这里你才会知道这个钱不是很好赚的。对于黄松尧和他的许多同乡来说，只要有了居留权和合法的工作，就能够享受同法国人一样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也许就是他们法国梦的根源。

法国语言文化协会的主席马克.保罗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巴黎的温州人，他撰写的一些有关温州人状况的研究文章多次被提交给法国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马克.保罗先生说，一些温州人是非法进入法国的，也就是说没有居留证。有人把他们送到法国，有人在法国给他们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非法劳工为基础的经济文化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没有必要让外人看到，而且这个金字塔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需要人员补充。这些温州人主要从事两个行业：服装业和餐饮业。温州人是非常勤劳的，这是公认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再进一步了解，他们非常友善，而且很乐观。现在温州人圈子的一个很大问题是，法国人对他们这个群体不了解，现在情况稍微好一点。法国人不知道温州人是怎样生活的，因为他们非常封闭，只有极少的温州人与法国人通婚，所以法国人对温州人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另外确实存在一个经济文化上的金字塔，它使得温州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他们的饮食、家居和工作都完全是中国式的，这样就妨碍他们融入法国社会。由于今后欧盟成员国已经准备实行移民配额管理体制，以后的温州移民在前往法国时就更加前途未卜。

1995年，巴黎的无证黑人移民组织了自己的团体，为争取合法的居留证件进行示威游行，有些人居然因此从政府手上拿到了居留证。从那以后，巴黎的温州人也很快学会了如何利用法国现行法律给予的权利，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发动街头的行动，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一些以温州人为主的民间团体，如第十一团体、第八团体、第三团体和2000团体就这样诞生了。

星期六是第十一团体每周开大会的日子。这种团体的功能主要是帮助成员整理材料，提供咨询，向警察局和内政部提交拘留权申请，组织游行和占领教堂等活动。在开会时一般要散发传单，讲下一阶段搞什么行动，还会拿警察局的表格给大家填写。许多根本不懂法语的温州人很愿意参加进来，为的就是一纸居留证。黄松尧说得很直白：“闹得多了，估计他们政府就会有点考虑。前面有一批人，来了10年还没有拿到居留权。如果解决一批，我们排队就靠前了。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如果大家都不理不睬，政府也不理不睬，将来大家都没有，就是等20年也白等。人是活的，政策是死的，只有大家都闹起来，他们政府才可能会解决一点。你不闹的话，他们永远不会给你。”

巴黎曾被法国著名的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形容为“万恶之都”。尽管如此，这位性格忧郁的文学大师也不得不大声说：万恶之都，我爱你！正是如此，千百年来，巴黎不断吸引着无数遥远国度的人们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地理上的距离可以很容易克服，可是，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距离，让来自温州的移民们不能轻易走出这个城市的边缘，更无法让他们企及她的中心。

第二部分自找麻烦的人（1）

在英国每年都有种族袭击发生，旅英华人亦不能幸免。来英国“讨生活”的外国人常常会成为英国白人青年的出气筒，而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又因为英国警察的种族歧视而未能避免。不少善良的人们，带着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飘洋过海，来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迎接他们的却是歧视，甚至血腥。

从香港移民过来的黄老板，在伦敦郊区经营着一家中餐馆。他的店铺经常会受到当地一些白人青年的骚扰。7年前的一天晚上，他遭到了最严重的一次攻击。“两个白人大约是十几二十岁，一个在外面，另一个就进来了，我的儿子跑过来说，有个人进到我们的柜台来抢劫啊，说要杀我们，放火烧我们的店铺。我用手推他，他就跳到柜台后面不愿意走。我用手推他的时候，他用手一甩，我就摔到后面的门边了。”歹徒迅速逃离了现场。黄先生报警后被送进医院。医生的诊断结果为骨折，终生残废。当他出院以后，向警方追查案件调查的进展，可发现警方根本没有受理这个案件，连他后来提供的疑犯资料都不知所踪。

在英国打工的小张因精神病发作误伤了他人。警方并不承认他有精神病，仍然把他关进了监狱。小张的精神很困扰，多次写信给他哥哥说他的大限到了，他要用他的鞋带自杀。 他哥哥将这个情况通知了监狱官，但监狱官满不在乎，告诉他哥哥说，你不用担心，我们这里是一个高度严密的监狱。他是不可能自杀的。两天之后，监狱官打电话给小张的哥哥，说小张用自己的鞋带，绑住监狱床的栏杆上吊死了。

王先生则是被一伙白人青年打断了手臂，最近刚刚从香港疗伤回来。8月2日，大约二三十个十四五岁的白人青年冲进他的店铺抢钱。事后王先生报了警，并且把这些青年的住宿地址告诉了警察。但警察并没有去搜查。8月4日，还是这伙人又回来报复，打伤了王先生的头部，还打断了他的左手。案发的时候，有两部警车、十几个警察到了现场，但是没一个人做了记录。事件过去一年多了，他们仍然没有抓捕任何嫌犯。

英国华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不平等对待。特别是警方对华人存在着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关于种族歧视、种族袭击，有29%的(华人)表示受到过种族歧视或者种族袭击。

与黑人不同的是，面对歧视，中国人往往选择沉默的方式。在英国人看来，华人是沉默的一群，华人社区等于沉默的社区。但沉默并不等于不受歧视，中国人只不过是在沉默地忍受着。可种族袭击并未因中国人的这种“遇事哑忍”而消减，反而愈演愈烈。当华人面对滋扰、面对袭击的时候报警，英国警察的态度通常也是爱理不理，案件总是不了了之。旅英华人需要有人能站出来为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说话。林怀耀便担当起了这个责任。

今年48岁的林怀耀是香港人，他的正式工作是伦敦一个区政府的职员。在政府工作以外的时间，他参与处理华人社区的一些事务。1999年他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监督警察行动组，后来又改名叫“民权”。这个组织得到了伦敦地方政府的资助，同时也得到了警方的正式认可，拥有一定的监督警方执法的权利。这样，在近些年发生多起种族袭击事件的背景下，当地华人与警方之间有了一个新的沟通和交涉渠道。林怀耀说：“华人过去一直都没有投诉的渠道，于是社会上其他人就不知道华人受歧视的情况原来这么严重。”

多年来林怀耀一直致力于处理警方执法不公的问题。许多案件都是在他的介入下而有了最终的结果。很多人送给他一个绰号‘trouble maker’，他因此而成为伦敦华人社区一个自找麻烦的人。

第二部分自找麻烦的人（2）

像很多香港人一样，当年林怀耀也怀着梦想来到英国。不过他关心的不是赚钱，而是热心于华人社区事务。2001年他参与组织的口蹄疫抗议活动，使他开始成为伦敦华人社区的名人。那一年英国爆发了严重的口蹄疫。英国一些传媒报道说口蹄疫的来源可能是中餐馆非法进口肉制品引起的。中餐馆的生意因此一落千丈，激起全英华人的愤怒。林怀耀参与组织了上千名华人在伦敦游行，并到英国农业部抗议。农业大臣布朗最终发表声明表示道歉。并澄清有关报道是不真实的。认为是种族主义者故意散播谣言。据说这是历史上英国政府第一次向华人道歉。

林怀耀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伦敦海克利区的房屋署。林怀耀是统计部门的经理，在这里他有一份每周两天半的工作，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林怀耀的工作态度认真，因而对他的两个同为中国人的属下要求也极为严格。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以一个严厉上司的形象出现。

伦敦唐人街附近有大大小小的中餐馆上百家。这里既是中国人的聚集地，也是伦敦最出名的闹市区。他的另一间办公室就在这附近。那是华人社区的法律援助中心，也是“民权”的办公室。除了一周有三天要在政府上班以外，剩下的时间林怀耀基本上都会在这里度过。由于他在唐人街的名声越来越大，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要接到一些求助案件。

林怀耀说他在房屋署的工作很单调，所以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民权”的工作中。他在房屋署的工作原来是全职。后来华人社区的事务越来越多，到2000年的时候，他就辞去了房屋署一半的工作，从全职变成半职。收入相应减少的那一半就由在“民权”的工作来弥补。虽然补不足，但林怀耀并不介意。他说够吃够生活就行了。钱是赚不完的，钱不是一切。

大到组织口蹄疫抗议活动，抨击英国的移民政策，小到为唐人街华人餐馆的老板与警局交涉，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林怀耀在华人社区的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发言权。英国BBC之类的媒体对林怀耀的采访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林怀耀向媒体抨击英国的移民政策也不是一次两次。这些年来他一直认为是英国的移民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人的偷渡潮。2000年英国多佛港发生了58名中国偷渡客闷死在集装箱里的事件。2004年20多名中国移民在英国莫克姆湾拾贝时，被海浪卷走葬身大海。林怀耀认为这些惨案发生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英国政府不给予那些受害者合法的身份。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新的移民条例，它把调查移民身份的责任强加在了雇主的身上。这对雇主来说很不公平。很多雇主因为担心触犯移民条例而解雇那些身份不确定的员工。很多在唐人街打工多年的无身份者，由于害怕而纷纷辞工。华人餐馆受员工短缺之苦已有十多年。正是无证劳工的出现，才解决了英国华人餐馆的人手短缺问题。这个新的条例使得华人的饮食业受到打击，让华人有生意都不能做。饮食业是这里的华人的根基。如果饮食业受到打击的，那整个经济根基都受到影响。林怀耀希望媒体能够反映华人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使内政部或者是有关部门正视并且解决这些问题。

在唐人街活跃十多年为林怀耀赢得了不少赞美之词。一位“民权”的共事者说：“共事这么多年，如果没有Jabez(林怀耀)的话，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是没办法做得到的，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例如口蹄疫的运动，例如多佛58人(案件的处理)，例如现在的莫肯姆湾(案件的处理)。因为Jabez(林怀耀的英文名)有一点很特别，他很 energetic，他很活跃。”多年的华人维权经验使得林怀耀深受信赖。许多在唐人街的华人一遇到麻烦就向林怀耀咨询，或者由他直接代为“申冤”。林怀耀成了唐人街上的“包青天”。

不过因为帮助过不少弱势群体，也使得林怀耀在唐人街树敌很多。多年前他因为支持一家中餐馆的工人跟资方打官司，而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有人)恐吓我说如果你再代表这些工人找工会的话，你会血溅街头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必要也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是很不健康的。我当时回答他们的时候说，你说血溅街头是很不应该的。如果要我血溅街头的时候呢，除非我讲不出话了。如果我能讲话。我一定会报警。这都轮不到你怕不怕的。你做的事问心无愧，应该要做的就去做。如果因为这些恐吓你不去做，社区只会更加不安宁。”

第二部分自找麻烦的人（3）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寻求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十多年前开始林怀耀就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华人社区的事务。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疏远妻子和当时还很幼小的儿子，最终家庭生活出现了裂痕。对于家庭的破裂，这个在工作中充满昂扬斗志的男人居然泪流满面。

“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地方不能碰。我是自私的。其实我都不明白什么世界大事。因为我自私。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我的世界。我喜欢做什么事情，我身边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样做是你自己的世界。你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因为工作上的“自私”，使得林怀耀忽视了家庭，忽视了对儿子的照顾。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他的儿子。但是现在他并不是想见儿子的时候就可以见到。“有一句广东谚语叫：如果什么都预先知道，那就不会有乞丐了。有时候碰到事情，你要做出的选择和决定，其后果自己是预料不到的。我们只能去面对。要是能回头，什么事都可以改变。我可能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但事实是你改变不了。也许事情能够补救，但能够补救并不代表事情没有发生。那段时间，家里原有的生活模式突然改变。儿子年龄还小，并不能明白这种改变。他会觉得我对他照顾不周，对他的关注不够感到不开心。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压力。林怀耀说，刚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和儿子待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少，可说话不多，未必开心。后来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忙，要腾出时间陪儿子也越来越困难。但几年过去了，儿子成熟了许多，也渐渐地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因为彼此都懂得了珍惜。他们现在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也更像是一对父子。有时父子俩在一起还会玩一些比赛爬电线杆子之类的小游戏。林怀耀很享受跟儿子在一起的时光。

今年是多佛惨案4周年，林怀耀正在筹办一个纪念性质的座谈会，同时也呼吁政府修改移民条例。“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英国的移民政策使得多佛港的死难者没有别的途径，被逼走向这些蛇头。莫肯姆湾的情况也都是因为移民政策不让他们工作，就逼得他们去做一些危险的工作。我相信除非移民政策改变，否则这样的惨剧还会继续发生。这种惨剧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机率是80%以上。我希望通过社区的讨论和探讨可以反映社区的意见，使当局正视这些问题。”跟唐人街上浓烈的商业氛围比起来，林怀耀正在做的事情显得有些不合事宜。主动过来咨询的人寥寥无几。他说他们开这个座谈会，就是希望多一些人来提出意见。冷漠和拒绝的气氛包围着林怀耀和他的伙伴们，但是这似乎丝毫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热情。他说这已经就很好了。至少没有人走过来说，这些无证的工人应该送回中国。

来英国三十年，林怀耀从维护华人权利的活动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为做这样的工作使我长了见识。因为我面对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使我要寻求答案。这个寻求答案的过程，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是从其他人的不幸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我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如果我不处理的话我心里不好过。我有能力的，我就处理好。我去尝试。如果我尝试以后处理得了，我心里会很开心。我处理不了的时候会很沉重。我希望我不需要在‘民权'工作。因为只要‘民权'继续存在，就表示英国社会继续存在歧视华人的现象，英国的华人继续地受到袭击、受到歧视、受到滋扰。希望我不需要做这些工作。但是事实是另一回事。事实是只要英国的华人会受到歧视、袭击、滋扰的时候，这些工作就需要有人去做。我希望更多人来参与这个行动。”

附：2000年6月19日﹐英国多佛尔港的海关人员在一辆货柜车的集装箱内发现60名中国非法入境者。在前往多佛尔港的途中﹐集装箱的通风口被关闭﹐导致58人被闷死﹐只有两人幸运生还。

2004年2月，20多名中国移民在英格兰西北部莫克姆湾拾贝时，被海浪卷走葬身大海。拾贝者大多没有合法身份。每人每天最多可获得30英镑的报酬，而“他们的头”每周则能获利600英镑。

2001年3月，英国爆发了20年来最严重的口蹄疫，《泰晤士》报3月28日报道引述一份尚未发表的政府报告,指最先发现口蹄疫的农场,是因为农场主从一家非法进口东亚肉类的华人餐馆收购泔水喂猪所致。华人餐馆顿时成了口蹄疫爆发罪魁源头的替罪羊。４月８日，全英中餐馆还共同停业两小时，以抗议上述无理指责。此外，伦敦华人还为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共有１６０个华人组织参加，游行人数至少有１５００人。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1）

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岁月。一批共和国的同龄人，奔赴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命运之手的推动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越境到缅甸参加游击队。刘义是一位至今仍然生活在金三角的老知青，回首过往的峥嵘岁月，流浪生涯，他重拾热带丛林里的记忆碎片，向我们讲述他那一段漂泊的人生。

刘义，原名候景贤，他现在生活的地方是泰国清迈府一个名叫热水塘的村庄，这里是国民党93师残部在泰北的一个难民村。村里住着的都是当年部队的眷属，大概有一千多户人家。这里的人都说汉语，学中文，让人觉得自己并没有远离中国。刘义是这里唯一一所中文学校的副校长。由于白天学生要学泰文，所以中文课一般都安排在晚上。学校里的这些孩子虽然懂中文，但是从来没有去过大陆，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方块字的符号，然而中国对于刘义来说却是不能抹去的胎记。

动荡的岁月 动荡的心

1949年刘义出生在云南玉溪的易门。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对童年的记忆却是残破不全。父亲对他来说印象模糊，因为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投入监狱时，他只有5岁。15岁时，在亲戚家寄宿不久后，他就意外地接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我走进龙泉镇的时候，发现好多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门口烧了一堆草。这是我们本地的风俗，人死了家里那些草就拿来烧在门口。那个时候我两个妹妹还很小。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去给我母亲垒坟。小的妹妹就说，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成熟了，长大了，有种责任感了。那个时候我下决心，无论如何要给这两个妹妹读书。”

没过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时代宣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于是，满怀着一腔热血，刘义积极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战斗队，他想通过行动洗刷掉自己家庭出身的污点。然而一张朋友给的100斤大米的粮单，却又将他推入了深渊。

“我的罪名是盗用国家备战粮食。那天晚上在粮食局，一进去以后就拿绳子把我绑起来了，绑起来就叫我交待偷了多少粮食。我已按实际情况说了，但是他们不信。不信以后就把我吊在那个大梁上。当时吊上去的时候，我不像一些人吊上去就鬼喊大叫，反而是若无其事，闭着眼睛养精神。这更把那些造反派激怒了，放下来以后就打。打的时候，有个女的就掐我的脸和嘴，半张脸全都被她掐破了。整个一晚上他们对我就是打了又吊上去，吊上去又放下来打。本来是一百斤的粮票折，最后搞成了三千多斤，就说我偷盗了粮食局的大米三千多斤。这个还不是我主要的罪名，主要的罪名就是因为在晚上批斗我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以前朋友送我的一把少数民族用的刀。他们就问我这把匕首是要杀哪些革命群众，杀哪些贫下中农。我那个时候打晕了，心也打横掉了，我说全部杀。其中有个人就问我，伟大领袖你杀不杀，我说杀，就是为这句话，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当时很恨，恨不得放把火，把整个龙泉镇烧为一片平地。我曾经有过这种打算。后来我一想啊，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受累，所以我才没有放这把火。”

1968年，毛主席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时间全国城乡都沸腾了。刘义这个没有立案定罪的学生也开了证明，去到位于中缅边界的盈江县插队。当时社里有14个同学，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当初大家比较天真，总认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多就是下乡几个月就回来了，哪个想到下去以后就像石沉大海。我的盈江县知青潘金生潘连长，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你们来到盈江就要生根扎根在盈江，死将来也要死在盈江。那个时候大家听了很寒心，觉得大概这辈子回不去了。”在农村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大家的思想都开始动摇了，1972年知青开始返城调动，调走的欢天喜地，调不走的唉声叹气，那个时候绝望的情绪像流感一样弥漫在周围。晚上男生轮流喝着口缸里的甘蔗酒，喝醉的号啕大哭，感叹命运的不公平。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2）

峥嵘岁月 游击生涯

后来有传闻说已经有许多知青越界到缅甸参加缅共闹革命，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对返城调动彻底失望的刘义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创造一个转折点。“在一次外出买牛的时候，和我相处最好的方宇仁送我到了51号界碑。当时我走到界碑的时候，我就停一下，转过头来看一看，再看方宇仁，他正在把眼镜拿下来擦眼泪，我看了一眼扭头就下了界碑。下了界碑呢，走下去是个竹林，竹林背后就有几间茅舍，茅舍上空飘了一面红旗，上面有个五星，那个时候心情很激动，就像以前那些革命青年奔赴延安，见到延安的宝塔一样。那个时候我下决心在缅共好好的干，我想我一定就是要活出个人样来，给那些人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人。”

在缅北的丛林里，刘义和许多四面八方赶来的知青不期而遇，在持续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数以千计的中国知青前仆后继，像飞蛾一样扑向金三角的游击战场。

第一次穿上军装时，自豪的刘义恨不得马上回到中国，让家乡的人看看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他所在的特务营大多都是知青，个个热情似火，写决心书，请战书，在热带丛林中辗转征战，憧憬着有一天能打到仰光去，解放全缅甸。然而一场南下战役的失败，改变了整个形势，根据地不断缩小，兵源也渐渐减少。更可怕的是游击队内部，也开始进行残酷的阶级清洗，知青成了地位最低的五等兵。“我们的生或死变得无足轻重，我亲手埋过一个知青李玉昆。那次他出去侦查，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些农民种着的洋瓜，他就准备摘几个洋瓜回来做菜吃，结果踩着独立军埋的地雷，当场就把他的右脚炸断了。把他抬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那天晚上他就叫啊，‘哎呀，哎呀，你给我一枪吧。’因为他和我稍微好一点，就对我说你一定要补我一枪啊。我们是蒙着耳朵睡啊。他受的伤没人能管得了。当时那些卫生员也处理不了，最多就是拿点酒精，拿点纱布，包扎一下。一直到天亮的时候他就死掉了。死掉了就把他抬出去，抬到一个稍微平整点的地方，我还给他打了个相纸，打了个相纸后就挖坑，拿那个大衣布给他包起来，埋的时候唱唱国际歌，就那么草草地埋掉了。”

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刘义对自己的处境时时感到茫然。“当夜幕降临时，我坐在山坡上，远处的景颇族战士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笛声回荡在山谷久久不散。那一刻我忽然恍惚起来，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呢，我们的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明天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而谁又会来埋葬我呢？ ”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3）

死里逃生 马帮游走

冥冥之中总有一双手操纵着每个人的命运，它们分别叫做偶然和必然。许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义悄悄离开了部队，然而逃兵的身份必然会败露。所幸的是被缅甸政府军抓到后，他并没有被枪毙，而是被关在了腊戌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了几个中国人，日后他们一起逃亡，成了真正的生死之交。

陈厚本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现在也是一新学校的副校长。“刘义和我现在既是同事，又是有过生死之交的同乡。二十多年前我们一起被关在缅甸监狱，后来又一起在押送回中国大陆时跳南坎江，所以我们又是难友又是同乡，有几层的关系。我跟刘副校长稍有点不同，我当时出来是戴着两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当年是北京俄语学院毕业的， 1958年，也就是我毕业的那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开除团籍，当时我是团支书。 1979年，邓小平出山那年，补发了我这个改正决定，错判。还补发了个毕业证。当时被打成右派时，就要带罪工作。我就又被分回云南一个叫云龙的地方，最边疆的云龙一中教书。哎哟，工作真是困难。你教得好点，学生对你反应好，他们就说你是拉拢学生，散布资产阶级思想；你要教得不好，那是破坏生产，就更不得了。哎哟，真是左右为难。”

当时在腊戌监狱的陈厚本属于非法入境的政治嫌疑犯，在大陆已经妻离子散。1974年的夏天，刘义，陈厚本和与他们关在一起的其他一些知青策划越狱。结果事情败露 ，缅甸军队决定把他们13个人遣返回中国。

刘义回忆道：“那天是1974年6月1号，我印象最深刻了，因为刚好是6.1儿童节。我们早上开始的时候被押上车，中午经过桂开吃了点饭，下午大概是五点半左右押到南坎。南坎就接近中国啦，已经是边界了，一江之隔，南坎对面就是瑞丽，就是等于把我们押回中国。押在那里交给南坎移民局，押送我们来的是一个少校。他给我们递了个眼神，意思是祝我们好运，然后就催我们上筏子，他就躲在树背后看。在竹筏上有个看上去很彪悍的傣族汉子，一脸的络腮胡。后来上车的时候，陈老师就说他还带着一块苏联表，把这个表给他，希望他给我们送到下游去。江古理说，妈的，干吧，把这个人干掉，抢了这个竹筏。因为那阵发觉他脚底下踩了把长刀。我听得懂傣族话，听见他说死。当时我们几个在高处一边商量着，陈老师他们几个就说哀求他一下，请他把我们放了，只要划到下游，我们宁愿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正在上岸的时候，我就看见对面的小树丛，对面的小分队沿着战壕在跑，帽徽，枪刺，那是缅共啊。那时时局紧张，逃兵被缅共抓到就是就地正法。正说着那个竹筏就撑到了江中，大江中间，一船人还乱糟糟的。江古理说打翻几个，我说不行，这边上不去了，这边是寨子上的人你也上不了，只有自求出路，跳江。结果我第一个跳江。刚跳下去枪就响了，先是拿手枪打了三枪，啪、啪、啪，接着就是拿冲锋枪哗啦啦扫，半自动步枪拿着跳水这些人是当活靶打。那个水浪打得我记得溅到耳朵上，下面水又是浊浪滚滚，六七月间发着大水，南坎江比平时宽了两倍啊。哎呀，洪波翻滚，我们所有家当时是穿在身上，穿着三套衣裳，皮鞋，舍不得丢掉，就那么跳江了。我跳下去，那些泥沙就往我的衣服里灌，慢慢地我就往江底下沉了下去了，感觉有人拉着你的腿往下拖。我心里想这下完了。后来把这个衣裳一扒，泥沙一下子就全都放出去了，我一头又钻了出来。”

陈厚本说那天在江水中挣扎时，他抬头看见了观音菩萨，后来好像有什么力量，托住他一直漂到浅滩。刘义说他不相信有什么菩萨显灵，只知道那一刻他的求生欲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后来他们几个人都上了岸，各自逃向莽莽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