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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刘义和陈厚本相遇在泰国，那一刻的感慨无法用语言形容。经过了那么多惊涛骇浪，命运的小船静静地停泊在泰北的这个小山村。

陈厚本老师多才多艺。他这一生怀才不遇，但他常说，其实我们算什么呢？古往今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多少能干的人都被埋没掉了。诸葛亮如果不遇刘玄德之贤，不一样恭耕南阳吗。我又算什么？很多人常常为这个叹息，真是《易经》上说，时也，运也，命也。

太阳出来了，万籁寂静，大江两岸又恢复了宁静。昨天惊心动魄的一幕，宛如一场不太真实的噩梦，一觉醒来，难以忍受的饥饿感让刘义知道自己还活着，四下里寻找一番，发现昨天跳江的同伴都不见了踪影。这以后他曾被好心的山民收留，也曾在大烟地里收割过鸦片。他就像是被放逐的一头野兽，或是一棵四处飘零的野草，在流浪的岁月里，时间就像一把钢锉，将人的生命和意志慢慢消磨，就在他快要绝望时，命运把他交给了一个马帮队伍。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4）

关于马帮一直有很多神秘的传闻，事实上马帮一直是金三角地区毒品、玉石、象牙走私的主要手段。自从国民党残军盘踞在泰缅边境后，这一带的走私活动基本上都由部队控制。由于金三角地区路途艰险，而且各路军阀都虎视眈眈地盯住过往的马帮，随时准备下手抢货，所以即使有部队护送，马帮走得也十分小心。

“我第一次见着这支马帮队伍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是山东的那些响马绿林好汉。他们有些是拿着一把长刀，有些是拿把匕首，有些则抬着只那种老毛瑟枪，一路上七铜八铁的叮叮当当，毡帽歪戴着，满口的粗言秽语。”

老普今年60多岁，也住在热水塘，当年缅甸的一个云南老乡把刘义托付给他们的马帮时他才30多岁。一路上刘义帮他们煮饭，抬马垛，没人过问他的身份，因为马帮的规矩是互相不打听，从来不问‘你从哪里来，去哪里，驮什么货’这样的问题。只有老普在这群人中显得大大咧咧，常常拿着弹弓打斑鸠，刘义很快就和他混熟了。大概过了一个月，老普说他们进入泰国境内了。

在缅甸边界有个关口。这个关口原来是开的，人可以自由进出。后来缅甸政府将其关闭。早前罗星汉家同三军做毒品的时候还能走。坤沙的部队和佤帮的激战就发生在这里。他们把打死的人的头砍下来挂在沿途的树上，泰国政府军和缅甸政府军都故意让开，让两家为了争夺这片土地和收税权在这里厮杀。

过了这个血腥的关口，进入泰国后，马帮的最后一站就是原来国民党第三军的指挥部汤窝。传闻泰北有蒋残匪的部队，但刘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到这个地方来。70年代末，这支部队归顺泰皇以后，其指挥部也随之废弃。整个缅北走私马帮最后剩下的玉石，玉石垛子，那些驮了犀角，象牙，沉香的垛子全部都停在下面的仓库，等着泰国政府的官员们上来验货，上完税才能被批准通过。

以前七八万的马帮都聚集在此。这个地方到处人头攒动，非常热闹。在汤窝住下的全部都是生意人。“这里有一个叫‘箩洞’的无底洞，那个时候是死刑犯人的刑场。在这里枪毙人根本不用费子弹。他们把死刑犯人拉到洞边，用在军部订做的小锤，对着犯人后脑勺一锤，就把犯人打得滚下洞去。这个洞非常深，具体有多深谁也不知道。拿个石头丢下去，听不到石头落地的声音。有时处决犯人两三天后，还能听到这个人在下边哼，那这个人肯定被拦在半中腰了。真正掉到底子去的臭气都闻不到。”这样残忍的处决方式被用于惩罚那些怀疑是共产党派遣的间谍。“其实真正一个也没有，死了的都是被冤枉的。”刘义说自己是从中国跑出来的学生，这样恐怖的气氛总使自己很紧张。万一人家说自己是共产党派出来的谍报，那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还好当时没人来盘查他的身份。“那个时候主要都是些地富反坏右，阶级成分不太好的人才会从大陆跑出来。在缅甸时候，我还见到做过共产党大队公社书记的人，大家认得他是共产党的书记，也不觉得他怎么，‘同是天涯沦落人’，你过你的生活，你过你的日子，你不要做什么坏事就不管你。”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5）

蹉跎岁月 平静的生活

岁月如逝，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三十年前刘义跟随马帮来到热水塘。从那时起他结束了动荡漂泊的生活，在这个山村落下了脚。这里的人们纯朴善良，虽然这里和他以前的生长环境截然不同，但这里的人们宽容地接纳了他，使他融入了这里安宁的生活。只是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往事和遭遇，村里人只知道他是从大陆跑出来的学生，至于为什么逃亡，什么是知青，他们全然不知。刘义的妻子古月祺，是国民党第三军一个师长的女儿，个性温和，善良贤惠。他们结婚将近三十年，四个孩子现在都在曼谷工作和读书，家里就剩下他们夫妇俩，每天的生活简单而平淡。 每天刘义去买菜，妻子打扫屋子。有时候夫妻俩也拌嘴吵架，但‘不是冤家不对头’。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也许妻子会觉得我性格怪异，其实经历过那么多风雨，我从心底里感谢她给了我这个家，我又怎么会不珍惜眼前的生活呢？只是那些看似远去的往事，会在寂静的时候像潮水般涌来，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我很惊讶自己在回忆那些经历时记忆力会那么好，那些年轻伙伴的面孔，那些鲜血浸染的丛林，那些仓惶逃生的场景如此清晰，它们已经成为我记忆库中最残酷，而且永远无法删除的东西。而我的家乡，我的亲人，是我神经末梢最敏感的地方。”

“我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触碰到她，心情复杂而矛盾。十多年前家乡传来了给我平反的消息，我的家人都还活着。那个时候很想回去，回去并不是看看自己的家乡，而是带有一种报复心理，就想回去给那些人看看，你们没有把我迫害死。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见到过以前打我的那些人，我牙齿咬得紧紧的，我差点手握起来，冲上去揍这些人。后来我克制了一下，这些人最后会受到惩罚。”

“我的回乡引来了当年的知青伙伴们，我们都已年过半百，豪气不再，在酒杯和泪光中交换着各自的际遇。有人说，我们这批人长身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念书时赶上上山下乡，人到中年轮到失业下岗，在大家的叹息声中我更多想到的是那些永远长眠在金三角，连块墓碑都没有的知青战友们。他们错过的不是返城、高考等人生机会，他们搭错了生命的列车。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吸取个教训，希望这些历史的悲剧不要再重演。如果我们有个好的国家制度，有个良好的家庭，难道我们会漂落到海外、难道我们不爱自己的国家、不爱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想参军，我们也想入党，我们也想体体面面地做人，我们也想自己的脸上充满阳光，充满笑容。”

2003年刘义再次返乡祭祖，伫立在南疆街头，他说自己心里总有一丝酸楚。世事沧桑，人生多少事谁能说明白呢？挥一挥手，黯然告别故国，像被大风吹散的种子，他最终落到了异域这个偏僻的角落。他说等他百年之后，金三角北望的墓碑上一定会这样写道：我是金三角人，一个中国老知青之墓。

第二部分锡矿血泪——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1）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的核心地带，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锡矿石和天然橡胶的出产地，这两个产业形成的经济支柱成就了马来西亚今日的繁荣。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中，用开采的锡矿石冶炼锡至少从3000年前就开始了。考古学家曾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商代晚期的锡块，洛阳的西周遗址也曾出土过锡合金兵器。明代著作《天工开物》中对锡的冶炼技术有详细记载，方法是用木炭做燃料，在竖炉中炼得金属锡，书中还附有炼锡炉的插图。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华人同马来西亚的锡矿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在15世纪初马六甲王朝创建的时代，锡矿的开采已有相当的规模。葡萄牙统治马六甲之前，马六甲王朝已经采用锡作为货币。1847年和1880年，位于霹雳州的拉律和近打谷发现蕴藏丰富的锡矿，吸引了大批华工移民。此后，马来西亚的锡矿业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当今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本是一个蛮荒之地，吉隆坡在马来文中的意思是“泥泞的河口”，它是由华人叶亚米率领87名同胞在1857年开埠的。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在1859年发现了锡矿。随着锡矿业的发展，吉隆坡也迅速崛起，叶亚米便成为创建吉隆坡的功臣。其后，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在此开山采矿、修房筑路，终于造就了首都今日的繁荣，书写了马来西亚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19世纪马来西亚锡矿业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多显赫一时的华裔企业家。建于1883年的仙四爷宫，是吉隆坡最古老最受尊敬的华人庙宇。它是叶亚米为纪念华人开矿先驱盛名利而建的。

祖籍福建永定的胡曰皆1907年生于马来西亚，周岁时随父母回到家乡，8岁父亲去世。由于家境贫寒，18岁重返马来西亚谋生，来到怡保矿场任职，从此专心研究采矿业，自己创建了多间矿场，在事业的高峰期一共拥有超过8间锡矿公司，成为一代华裔矿业巨子。1961年8月，55岁的他遭到劫匪杀害，于是他的长子胡万铎承接了父业。

胡万铎回忆说：“我是1935年出生的，可以说从一生下来就在矿山中长大。1961年我爸爸突然去世，刚刚26岁的我就接下了父亲的矿业。我当时一点经验也没有。但是我是在矿业世家里成长的，多多少少得到职员们的协助。另外有很多忠诚的人帮助我，使我五年之内就把公司业务扩大了，还收购了英国公司的一个矿场。”

锡矿开采历来被喻为“一将功成万骨枯。”人们兴奋地把金钱和心血统统投进去，却往往以悲惨的破产和倒闭而完结。在20世纪50年代的马来西亚，仅约3%的人能从锡矿业赚到钱，而像胡曰皆这样能够成为千万富翁的更是凤毛麟角。

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全球第一，约占世界总产量的54%。马来西亚各个州都有锡矿，其中锡资源蕴藏最丰富的是霹雳州。由于它的锡产量能占到马来西亚全国产量的60%，这个州被人们称为“银光闪耀之州”，首府怡保更是享有“世界锡都”的美誉。怡保坐落在近打河畔,是一座山城。早年的怡保并不叫怡保，从中国下南洋来锡矿场当矿工的华工当年把这个地方叫“坝罗”，也就是许多人目前所称的怡保。今天的怡保是马来西亚第三大城市，有30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华人。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上可见成片的中式房屋，许多店铺都使用中文招牌。怡保的发展见证了华人锡矿业的兴衰。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的大公司占有最好的锡矿，华人往往仅能拿到一些零星的小矿场。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聪明才智，有些华人矿主还可以发展起来。但也有许多华人，大约有40%的人，由于资本不够而破产。为了同英国的公司进行竞争，保护自己的利益，1935年5月5日在怡保成立了霹雳州华人矿务公会。在马来西亚锡矿业的鼎盛时期，这个矿务公会有300名会员。

第二部分锡矿血泪——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2）

1850年人们在霹雳州的太平发现了锡矿，在此之前仅有非常少的华人住在这里。1850年以后，华工移民迅速增加，到1897年霹雳州的华人已经占全州人口的半数，达9万余人，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怡保从事锡矿生意。由此可见，华人对整个马来西亚的锡矿产业有过一段不可磨灭的光荣历史。华人介入马来西亚锡矿业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他们带来了采矿技术和生产经营方法。像“金山沟”、“水笔”、“洗琉琅”这些约定俗成的名词，概括了华人开采锡矿的方法。

在怡保郊外，我们参观了一个由华人经营的锡矿场。这里采用的是华人经常使用的沙泵采锡法。还未走进矿场，刺鼻的泥浆腥味便扑面而来。地面上是灼热坚硬的沙石，头顶上是无情酷晒的烈日，艰苦的环境足以令人望而却步。一百多年来，无数华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开采出奠定马来西亚经济基础的锡。在这里，记者遇到了一位姓林的经理。林经理今年68岁了，从前在吉隆坡做过矿工。他只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客家人，但不知道祖籍在什么地方。

记者采访：“林经理，您做锡矿多少年了？”

林经理：“我本人差不多是做了40年。这里以前比较原始，现在几乎全部机械化了。这里我们有两条金山沟，华工大约有30多位，还有巫籍（马来）同胞20多位，印度裔同胞10多位。”

据林经理介绍说，他的老板在生意最兴旺的时候有33条金山沟，而现在这个行业已经没落了，整个矿场也仅剩下两条金山沟了。他们用这两条金山沟开采锡苗。从矿底把含锡的泥土挖出，用水冲洗，再用沙泵抽到金山沟上边去，分离沙子和锡。经过几天的开采，如果金山沟内各横木处堆积的锡苗达到相当高度，就会塞住水流，于是就需要清沟。清沟的这一天可以说是日夜劳作的华人各个满怀喜悦的一天，因为这是采锡收获的一天。收集的锡米会再运到洗锡房去进行进一步过滤和冲洗。这些工序以前全是用人力来干，非常辛苦。沙泵采锡是华人一直沿用的旧方法，但它却给马来西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采锡的方法一直到现在可以大致分为铁船法、露天法、矿井法、沙泵法和琉琅法等等，而琉琅法是最原始的方法。早在明朝就有关于华人在怡保“洗琉琅”的记载。干这一行的通常是客家女性。她们用一个被称为“琉琅”的凹型木盘，在水沟中淘洗锡米。在酷暑中，她们往往站在没膝深的水里弯着腰工作4到6个小时之久，因此在马来西亚的锡矿开采史上便有了“琉琅女”这个闪烁而辛酸的名词。

在距怡保不远的瓜拉光村，住着600多户华人。据说这里凡是上了年纪的华人女性几乎都做过“琉琅女”。一位今年72岁的老婆婆向我们演示了洗琉琅的方法。她年轻的时候，从13岁起就当了“琉琅女”，一干就是20多年。在锡价高的时候，洗琉琅一天就可以赚到100多块（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单位。下同），后来锡价暴跌，干一天只能挣到十多块、二十多块钱。迄今她还保留着自己用过的琉琅。

另一位老阿婆还珍藏着一张在自己16岁时洗琉琅的照片。摄影师是谁已经无从考证了，照片上的她站在水中，弯着腰正在洗锡米。她现在靠做花盆为生，一个月可以挣到1000多块钱。因为非常害怕坐飞机，所以没有机会回中国大陆的老家看一看。她是在锡矿上谈的恋爱、成的家，一说到过去那段虽然辛劳，但又非常有收获的日子，老人的眼中就流露出怀念的惆怅。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连续开发，马来西亚含量最丰富的锡矿已经即将开采殆尽。特别是1985年10月24日国际锡市崩溃以来，大量矿场倒闭，采锡业从此一蹶不振，马来西亚也从世界上最大的产锡国转变为锡的消费国。从1984年到1986年，在短短的两年期间，马来西亚的沙泵矿场从353处锐减为122处，到2003年5月只剩下12处。锡产量也从1970年的7万吨下跌到如今的不到5000吨。

在整个20世纪，马来西亚的华人经历了锡价的大起大落。1925年的时候，一担（也就是中国的100市斤）锡的价格是100多块钱。到了50年代，主要由于朝鲜半岛战争的影响，锡价上涨到500多块。在80年代，锡的平均价格曾经飙升到2152块，后来又跌落到目前的700块钱左右。

锡矿业日薄西山，霹雳州华人矿务公会的会员也只剩下52名。坐落在怡保客栈街71-72号的公会大楼变得落寂空荡，再也没有往日的蓬勃生气。“世界锡都”的四周，到处可见废弃的矿场。放弃锡矿业的华人企业家和华工早已纷纷转行到橡胶业或者其他产业上去，继续他们的奋斗。但无论如何，作为曾经享受锡矿业繁荣成果的一代又一代华人，他们的心中会永远珍藏着那一段的经历……..

第二部分佤邦双雄（1）

如果相信命运的诅咒，解释佤邦的历史就变得简单。

最早的那个诅咒叫做“战争”。整个二十世纪，中缅泰边境上的这块土地一直笼罩在各种战争的硝烟里，直到2003年佤联军才平息了内部的最后一次叛乱，成为这个3.5平方公里缅政府特区的统治者。另一个诅咒叫做“罂粟”。1886年英国人带给缅甸的礼物，这种艳丽无比的花朵，在战争的催生下，开遍了缅北的崇山峻岭。战争和罂粟，这两重致命的诅咒最终把佤邦造就成当今世界最主要的鸦片产地，美国人眼中众所周知的与全世界毒品贸易有联系的恐怖主义组织。15年前佤联军向世界媒体宣称，2005年的春天，佤邦境内将收割最后一季罂粟，从此全面禁毒，不种植、不交易、不加工，现在这个漫长的许诺终于接近终点，而全世界都在将信将疑，佤邦真的能改变100年来的积重难返，从此和罂粟一刀两断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或许是佤邦现在的领导人物。中国孟连县边境检查站的身后是南卡大桥，过了桥，就是佤邦的首府邦康。迎面的大宣传牌上，有佤邦政府主席，佤联军总司令鲍有祥和国际禁毒组织官员的头像，表明佤邦禁毒的决心。1996年，鲍有祥和金三角另一位领导人彭家声签署了《联合禁毒宣言》，以自己的人头担保从2005年开始全面禁止种植罂粟。此举震惊世界。鲍有祥被人称为‘铁腕司令’，是佤邦的一号人物。

鲍有祥，佤族头人鲍岩嘎的儿子，1959年出生于中缅边界的佤族山寨，因为鲍岩嘎亲共，导致全家被国民党残军追杀多年。鲍有祥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长大，“你带着十个人我带十个人，就拿那种水果有这么大，你背一包，我背一袋，就互相敲看谁打得赢，从小时候就这样锻炼了。”16岁 ，鲍有祥组织了4个人的游击队，“因为我看了一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我不服气啊，给那些部落一下派粮，一下派钱，一下派款，我头都疼了。他妈的，这些人来派我们粮，连我自己都不够吃，为什么要给他们？我就咬着牙要对付他们，那个时候，佤族仍然相信猎取敌人的头颅，可以增加武士的威力，“我们两个同志，最后被他们砍了头，他们砍完了头就想跑掉。第二次我就在邦桑领着部队一个连，把他们堵住，我砍了他们十二个人的头。后来我就写了一个标语，从此开始，谁砍我部队里的一个头，我就砍他一百个一千个，你砍我两个头，我砍你一万两万个头。结果他们不砍了，我们也不砍了，就是要针锋相对。”1969年，鲍有祥联合其他佤族游击队加入缅共，此后佤兵一直是缅共最能征战的军人。1989年，鲍有祥发动兵变，和平解散缅共，成立佤邦联合军，自任总司令。

当年辅佐鲍有祥兵变，至今仍然称得上是鲍有祥得力合作伙伴的是佤邦的二号人物，大权在握的佤邦政府副主席，佤联军副总司令李自如。李自如与鲍有祥相识于1972年，其时两人都是缅共的低级军官，而李自如得势后，更对鲍有祥有知遇之恩，提拔当时受排挤的鲍有祥作了中部军区的副司令。1989年40岁的李自如审时度势，参与兵变，辅佐自己的副手鲍有祥夺取了缅共政权。同年，他们和缅政府实现了和谈，成为缅甸最重要的地方割据势力。

李自如外表平和，几乎永远在微笑，而传说中，他是战场上的辣手将军，34年戎马生涯中杀人无数。 1956年前李自如出生于中国云南保山一个穷苦农民的家庭。“我在小时候读书学习就特别好，我是全校的标兵，我们有六百多个学生，我一直到小学毕业都是全校的标兵。”“文革”中李自如成为红卫兵头领，经受了最初的革命洗礼。“因为当时我们思想还好，我是我们班里的团支部书记。”1969年李自如高中毕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当时毛老人家还在呢，他跟克钦邦的主席，他们签定了一个协议，就是缅共跟中共的一个协议，毛老人家就答应缅共可以在中国的边境收一部分边民，充实缅共的人民军队。”缅共二十年历史，成百上千中国知青牺牲了青春和生命，李自如是其中的幸运儿和强者，活下来而且拥有了权力。 “我当兵四个月,当班长四个月,当排长六个月,后来就是当副连长，指导员,副教导员，教导员这样……，这样一直升上去,我三十五岁当军区司令。”

对于当年拥戴鲍有祥，李自如有他自己的道理，“鲍总被人称为‘包得拢'，只有我们鲍总才能统一的领导佤邦。应该是这样说。只有他才能控制住、拢得住这些人。因为鲍总他有一个优点，他心胸比较宽，什么人他都能够容忍。有人叫他‘理得顺'，哪里出了事情 都是他去处理。而且基本上每次都能顺顺利利的给处理掉了。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

第二部分佤邦双雄（2）

邦康郊区，有一片古塔林，据说这就是罂粟在东南亚的发源地。100多年前，英国人把罂粟的种子带到这里，在塔林前修建了英式的石门，罂粟也在这里找到适合生长的环境，开始疯狂蔓延。鲍有祥说早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罂粟花的海洋，“这是英国人统治缅甸的时候搞的这个塔。这就是他们的成绩，罂粟。英国人在缅甸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它带动了缅甸的经济发展，这是英国好的一方面；它不好的一面就是留下这个大烟籽给我们，我们很不服气这一点。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寨子就有种鸦片的，有一百多年了。我小时候也种过。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就知道是为了赚钱而已。但那时候家里不吸鸦片，只种。因为我爸爸最恨吸鸦片的人了，他说吸鸦片最丢人，他对我们要求很高的，你不听话，他就砰的一脚，把你踢得扑过去，爸对我们要求很高。以后在我们手上，从我爸爸开始，到你们几个子孙后代，要想办法清理这个大烟，更不能吃它，吃它就要杀头了。”

鲍有祥显然是把英国塔作为了一个象征，在金三角及其周边的鸦片种植区，人们通常认为西方人比其他任何人更应该为这里的毒品灾祸负上责任。当年的确是东印度公司带来了鸦片的种子，手把手地教会了山民怎么种植鸦片，而一战二战期间，法国人从印度支那获得的金钱总额有一半来自周边地区的鸦片贸易。有人认为到越战时，金三角的鸦片最终完成了一个因果报应的循环，美国军人大量吸毒并且通过各种渠道把毒品运回美国，“战后垮掉的一代”成为金三角毒品最主要的消费者。虽然此后西方社会不断尝到苦果，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当地的百姓。一个世纪以来他们把鸦片当作庄稼播种收割，换来一年的家用，现在却必须放弃另谋出路。2002年，联合国禁毒署的年度报告说，缅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至少占全球鸦片产量的50%至60%。而在缅甸，最主要的鸦片生产地就是佤邦。在佤邦的首府邦康，鸦片买卖是被官方明令禁止的，但是只要有当地朋友带领鸦片也不是什么太神秘的东西。

山坡上的塔林孤独地任由风吹雨林，守护他的大榕树依然苍翠，脚下的罂粟还接受着穷苦的佤族女人的悉心照顾。人们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形：当罂粟的花期过时，一片地里，满是摇曳的果实，女人们小心地在地里行走，生怕不小心踩坏一株。用特制的弯刀，把罂粟果实外的黑浆刮下来，就得到生鸦片膏，每粒果只能刮到指甲盖那么少的一点。

鸦片在当地的计量单位称为‘拽’。一拽大约等于三点三市斤，通常可以卖到人民币两千元。这些在罂粟地里忙碌一年的人们，只能勉强填饱肚子。遇上收成不好的时候，一年种两季罂粟还要亏本。烟农种鸦片的收入仅够维生，但是1公斤生鸦片制成0.1公斤海洛因后在美国市场的价格是九千至一万二美金，这种暴利导致了金三角产生一代代的霸主和枭雄。60至70年代，西方通缉的第一代毒枭是鸦片将军罗星汉，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坤沙称霸金三角。80年代中国断绝对缅共的援助后，为了维持军费，缅共从红色战士沦为白色魔王，1989年缅共解体后，分裂为四个地方割据势力，促成了以缅甸为主的新金三角局势。1996年佤邦经过6年战争，帮助缅政府打败了坤沙，虽然作为交换，得到了坤沙在泰缅边境的地盘，但是也从此背上了毒品王国的恶名，成为新一代的毒品焦点。

“为了某种需要，政府必须要找一个人来戴这顶帽子。把坤沙打败了，那这顶帽子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戴。戴去戴来，这里套那里套，最后还是把它套给了佤邦。打他之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后果，但当时是自卫战争，你不打不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年他大规模来进攻我们，我们不反击没有办法。人家硬要给我们戴这顶帽子，我们也没办法。” 鲍有祥是这样解释的。

佤邦是全世界毒品贸易的“集散地”，因而有媒体称鲍有祥为“毒品王国的君主”，但似乎从没有人指证他和毒品有直接关系。佤邦被称为毒枭的人是魏学钢，他是鲍有祥、李自如之下的第三号人物，此人原是坤沙手下，1995年投靠佤邦。魏学钢异常低调神秘，至今外界没有一张他的照片。2002被他美国列为全球十二大毒枭之一，悬赏200万美元。被通缉的魏学钢从此人间蒸发，不知所踪。佤邦从此不谈魏学钢，但也从未撤销过他南部军区司令的职务。

对于这一点，鲍有祥自有他的解释，“那我找不到他，怎么交他呢？他们也来要过了，但我找不到他。他们来要人之前，广播里都说了，提前都知道了要被抓，那谁不跑啊。就是人家要来抓我，我也要跑么，凭什么要抓我，我还要问清楚。但是他和我们毕竟不同啊，他可以说属于生意人。2002年以前魏学钢在佤邦的排名里还是属于领导人，但现在不属于了，可是我们也没有公开撤他职，也没有公开地处理他，就是无形当中不见了，他也等于不在了。作为这个地方的领导人，我首先还是要保护我自己的人民，这是我的责任。那至于人家怎么说，一切责任都由我来承担好了。他们是生意人，有些时候我们感谢他们支持了佤邦的经济发展农业发展。不单是他一个，有些人如果不是在政治方面犯了法，我们还是原谅他们的。”

第二部分佤邦双雄（3）

外界传说这两位佤邦的当政者，都在1989年之后迅速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因此怀疑钱的来路和毒品有关。但鲍有祥说：“我没有什么财产，你看人家有橡胶地，有果树，我都没有。因为我掌握着公家的钱，反正我投资都属于公家的，我个人没有。我个人唯一有的，就是在松埔电站投资了四百万，房子我是有的，其他没有了，我没有一分钱。如果我死的时候人家会奇怪，这个老倌有钱怎么翻不着什么，那个时候人家就会晓得，这个鲍有祥是个穷光蛋。像人家说我独裁，我做一盘生意赚一小点钱，我都是拿来搞建设，我从来不揣自己的腰包，有些生意人揣自己腰包，我就是一块石头，已经奠基在佤邦了，我也跑不脱。”

据说李自如在老家云南有上亿元的个人投资，对此他对他的生财之道解释到，“我一休息就来我的田上地上。我从小就是农民家庭出身，小的时候在家里读书，除了读书以外，放假回家还要和大人一起做活，去犁田、犁地，去放牛，什么都搞过。我大姑娘都说，我的爸爸只会找钱不会用钱，因为我不喜欢用钱，因为我们从小家庭比较穷苦，养成了省吃俭用的这种习惯，不喜欢用钱，我们生活比较简单。酒我不吃，过去爱抽点烟，现在我的身体因为心脏有毛病，医生说烟也不要抽了。酒我不会喝，烟不抽，有时候茶我也不喝，饮料我也不喝，多数时间就吃点白开水，吃就吃两顿饭，牛奶也不会吃。一个我节省，一个我什么都搞过。比如我打了砖也是一行生意。因为本来是老百姓要跟我借钱，说是要去买砖。后来我就想，你借我的钱去买人家的砖，钱被人家赚掉了么，那个钱还不如我来赚。我就去买了几台打砖机，我来打砖，我借给老百姓砖。除了我的胶农要的以外，我可以卖，最后平下来，我差不多可以得四十万块钱。你看这是小生意，但是大账你算起来是很划算的，小本生意赚大钱，这是人家看不起的。邦桑还没有做这个的，所以我觉得外面不了解的人肯定想不到我是要靠种田和做砖来挣钱的，大家就觉得我们肯定是毒枭。因为这个地区的确存在毒品，所以人家这样怀疑。这样说也是应该可以理解的，那是因为他不了解，不知不罪么。”

佤邦原来一个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鲍有祥说为了方便供电，教学，他要将村子并拢，“起码一百家以上，最少不能少于五十，这样我们好供电，好找老师。二十户一个村，派老师麻烦，供电也是麻烦，开会也是麻烦。我就下了这个命令，最好是两百户以上，但实在没办法了，五十户不能少，五十户一户一个小娃也可以搞一个班了。一是好教育，二是好供电，三是好供水，我的思路就是这个，让他们开始集中。我们以前就像猴子一样，隔老远一家人，你都找不到他们谈话，走在路上一淌汗，心情都没有了。城市里的人，天天都在脑海里接受的比较新的东西，这里的人住得远，一两天见不着一回，也不跟别人讲一回话，怎么会不落后？这个不行，一定要改变。”

禁止种植罂粟，当地的老百姓就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那我们将来靠什么活呢？”李自如主张在禁绝罂粟后，积极发展替代罂粟种植的产业，可以把橡胶作为主要替代作物来解决佤邦人的经济问题，“海南产橡胶，广州产橡胶，海南的橡胶平均每亩的收入大概是八十公斤左右，变成干胶以后广州这一带的大概是一百二十公斤左右。”当他开始算账的时候，就是活脱脱一个精打细算的老农。

但是他一次次出行时身边越来越多的卫兵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将永远生活在战场上的人。他的生活并不太平，“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军人。如果我是老百姓那就自由了。是军人就有敌人，俗话说杀人多的人才能当将军。我们在战场上，如果打仗胜利了，那肯定杀人多。杀人多的才是胜利者，战争本身就是杀人。过去坤沙还没有被打垮的时候，坤沙家就经常派人来想做，他们要我们鲍总和我的头，一个头一千万。后来我又倒着给他们说回去，哪个拿到坤沙的头，我给他五万缅币。我说我们鲍总的头和我的头，还很值钱，一个值一千万么，我说坤沙的头就值五万缅币。五万缅币现在就是五分钱不到，一发子弹钱不够。”

佤邦的军营很多，令人吃惊的是，军营里有众多小孩，是从小入伍的雇佣军。他们每个月的薪水是10到20公斤大米，终身服役，将来即使离开军队也只能算休假，战争时要随时准备归队。虽然不怕打仗，但李自如并不希望下一辈的小兵们还要在打仗中过活。“打仗并不是好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好。打仗实际上就是一种灾难。特别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更大。”

传说中的佤邦神秘而且封闭，而鲍有祥也曾经多年抱着不愿解释的心态对待媒体，无形之中这就给别人造成了一种神秘的感觉，甚至是不易亲近。“我们有时候，师长团长他们吃饭都不敢和我们一起吃。所以有时候我都生气，我们当官的没有福气。吃饭都不跟我们吃。打牌都不跟我们打在一起，都怕你。这种老是过着被人怕的日子也挺难受的。”

第二部分佤邦双雄（4）

昆马被中国的群山所环抱，这里是鲍有祥打游击时的根据地。2002年美国人用卫星遥感技术，发现佤邦的罂粟种植成倍增长后，曾通过盟邦泰国透出消息，不排除对佤联军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当时有人分析，如果打起来，昆马就是鲍有祥最后的退路。因为这里是他的老家，还有他的母亲住在这里。人们都说他是个孝子，可他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世上最亲的人就是父母。现在爸爸已经不在世了，我就觉得我关心妈妈还不够。”鲍有祥的母亲由他妻子照顾了四十年，到现在婆媳关系仍然非常好，鲍有祥总说“母亲她更爱我太太，她不爱我。”

美国政府称他为“继本拉登、萨达姆之后第三个需要军事打击的恐怖组织首领”，首级价值300万美元，对此鲍有祥不置可否，“我们连炮仗都搞不清，还把我们叫做什么恐怖份子？我认为美国说这个，是为了要称霸世界，以这个借口那个借口说人家，他们要来打佤邦，凭什么呢？我们有的那些枪和子弹还是缅甸共产党留下来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给缅甸共产党的，如果不是这些枪，我们也就没有枪了，我们没有搞什么爆炸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制造那些爆炸物品，更谈不上什么炸弹炮弹了，完全是胡说了。”

“如果他们真的来打，那我们还是有办法对付他的。我认为他不会用打伊拉克的办法来打佤邦。他的坦克又爬不了山，又爬不了崖子。那个时候我鲍有祥不用打，我的老百姓一人一支枪，来一个撂倒一个，来两个撂到两个，我的老百姓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地方。我鲍有祥，老百姓这些人是打过仗，生存过来的人，三十多年的战争已经教育了佤邦人民，我们不怕催泪弹。但是他们凭什么来打？他们应该想好一下，那么贫穷的地方，那么落后的地方，浪费他们的炮弹，他们会后悔的。打伊拉克他是想控制石油，对佤邦，除非他想来种佤邦的大烟，那他来打吧。”

不仅是传说中来自美国的打击，来自政府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威胁也一直存在，有专家分析，战争的阴影是佤邦禁毒的主要障碍。禁毒之后，佤联军将没有足够的军费保持缅甸最强大地方武装的地位。刚刚结束的佤邦政治局会议有了若干的决定，鲍有祥的弟弟鲍有华因为吸毒，并牵涉进制造化学毒品的案子，被撤销了中央警卫团团长的职务。这次会议还决定佤联军将裁军20%，部队的建设重点也转移到农业生产，这些事件可以看作是佤邦为明年禁种所作的准备和决心。

“毒品是世界的敌人，更是佤邦人民的敌人，我决心把金三角改造成无毒的地区。佤邦的人民种植罂粟100多年，越种越穷。如果不清理，一代传一代，民族会灭亡。若是国际支持我，我要这样做；若是国际不支持我，我还是要这样做！”鲍有祥这样表示。

今年秋天，佤邦的烟农将要播种最后一季罂粟，这种美丽而邪恶的花朵，真会从这片土地上永远消失吗？一家著名的媒体曾这样描述：看上去鲍有祥像是那个能带领佤邦禁毒的人。如果我们暂且忘记战争的威胁，百姓的贫困，特权带来的腐败，或者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佤邦真的已经开始摆脱命运的两重诅咒。那么鲍有祥、李自如这两位乱世英雄，在金三角历史上的角色将和坤沙不同，而佤邦的百姓也会因此拥有比“活着”再多一点的尊严和希望。

第二部分华盛顿的科学怪人们（1）

在美国的东部，从首都华盛顿到邻近的海港城市巴尔的摩一带被人们称为“生物技术谷”，与西部加州的“硅谷”遥遥相对，是美国医学和生物高科技的摇篮。最近几十年来人类生物科学和医学的许多突破性进展就是从坐落在这一带的许多研究机构中发端的。其中执牛耳者，就是庞大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即NIH），它是全美乃至全球最大的医学研究和资助机构。

国立卫生研究院创建于1887年，隶属于联邦政府卫生部，总部设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拥有75座建筑物，占地120多公顷，总资产超过230亿美元。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设27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目前一年的预算高达27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许多国家全年科学研究经费的总和。在这个研究院里工作或接受过其资助的人，有许多是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和医生，他们中间有106位曾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5位获奖者的成果是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取得的。在这里从事科研工作的人群中，有近千名来自中国的雇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只能通过几个曾经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过，或者同这里有密切业务关系的华人知识分子，来窥探一下他们这些“科学怪人”的境况。

吴云涛博士的老家在河南省，他来美国后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和努力进入了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当博士后，跟随美国科学院院士纳什博士做有关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病毒学研究。他读博士的时候做的是昆虫病毒，同人的健康没有关系。在国立卫生研究院，他要天天同那个可怕的HIV病毒打交道，就是这种病毒能使人的免疫系统被彻底破坏。吴云涛说，对HIV病毒的追踪、监控和根除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研究项目。他把这种病毒比喻成一群看不见的狼。“真实的病毒的样子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我们有仪器和各种手段，知道它的存在。这个病毒像一群狼，它进入人体的时候，人体也知道。艾滋病刚刚侵入人体时，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很快把很多病毒都基本上杀掉了，但是就是有一小部分隐藏了下来，它的潜伏期很长。大家都在想各种办法怎么把这群狼杀死。现在我做的研究就是要找到一种系统，我做的病毒，看起来很像HIV，它就相当于‘披着狼皮的羊'。我要让它混在狼群里，然后让它告诉我这些狼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可以很有效地把狼杀死。”

吴云涛对所在实验室主任纳什博士的敬业精神非常钦佩，他说，纳什博士已经60多岁，马上就退休了。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科学。第一次听他做学术报告，我就看到了他特别的亮点。他在试着做比别人更难的东西，工作刻苦而且有效。他那种地位的人有很多荣誉，完全可以待在家里休息，但是他把很多精力花在实验室里，默默无闻地在那里做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非常前沿的课题。这种对科学的孜孜探求精神，也许就是吴云涛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最大收获和支撑他的力量。其实，当科学家们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功时，这种成功与世界上其他的成功没有什么两样，都取决于三个因素：天才、努力和运气。对于运气这个东西谁也无能为力，天才也是一种先天的素质，但努力就有很多的差异，有的人仅仅是一般地努力，有的人则是非常努力。纳什博士每天下班后都会和夫人一起吃晚饭，然后回到实验室工作到深夜，几十年如一日。他的研究如果有一天出现了突破，将会是对医学的重大贡献，但也许终其一生，他都不会看到这一天。这就是任何科学研究都有的艰苦、甚至是残酷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