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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吴云涛参与发起了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免疫学学者俱乐部”，每个星期用两次下班后的时间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他的好朋友梅基铭博士是每次聚会的“比萨饼赞助人”。梅基铭以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后，几年前卖出了一个基因科技成果的专利，成立了自己的生物技术公司。他本来已经联系国内单位的工作，希望能回国当教授，搞一个开发疫苗的实验室。但风险基金的投资人希望他留在美国发展，因为美国这方面的基础条件比较好，所以只能放弃回国了。他说，这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在梅基铭的生物技术公司工作的李明林博士，对于在美国搞科研似乎有着自己非常坦率和实际的见解。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区别：“我想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科学家得有一种性格，就是说我的一生可以放弃金钱、家庭，只要我能从事科学就行。而科学工作者呢，这里的工作就是一个饭碗，是我谋生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上大学的时候都有美好的愿望，想当科学家，想得诺贝尔奖，最起码想当一个中国最有名的生物学家。后来，随着发展，大家认识到科学领域其实是非常艰苦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带头人，都能当最著名的科学家，大部分人还是做绿叶的。这时，心情就慢慢地比较实际了，我想这也是正常的吧！”

第二部分华盛顿的科学怪人们（2）

这些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就是在心态变得比较实际后才走上经商之路的。他们最早基本上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对社会了解不多，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才逐步去学会如何适应飞快变化的社会。比如，代表美国公司回到中国谈公司业务，免不了要喝酒。最开始他们不懂劝酒辞，不明白什么叫“我喝干，你随意”，闹出不少笑话。不过，现在他们也成熟起来了，认识到，搞科研是一条路，从商也是一条路，搞好了对社会都有贡献，都是有意义的劳动。

说到从商，在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硕士卖保险，博士卖房子”。王仲会就是这样一个很会卖房子的博士。他在当地中文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把自己的博士学位和对癌症研究的体会作为卖点，吸引了不少客户。现在他的客户里60%是华人，40%是美国人，不过他认为还是跟美国人的生意比较好做。一般来说，如果每谈15-20个客户，能有一个成交就算很不错了。王仲会坦言，最初入这一行的动机就是提高收入。从前，他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癌症基因治疗方面的研究，同那些学计算机的硕士比起来，他虽然是生物科学的博士，发表的论文也不少，但工资相差了一半还多。那时他的月薪才2500多美元，如果再扣掉所得税，实际上拿到手的收入还不到1800美元，勉强够生活用。不平衡和不服气的心理最终令王仲会在2001年从国立卫生研究院辞职，转而开始房地产经纪人的生涯。也许是由于知识积累多，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他很快成为业绩超群的金牌经纪人，生活条件也随之彻底改善了。

王仲会说，以前做研究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还算是一份正常的有固定收入的工作。自己辞职出去做事，刚开始的时候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他拿到房地产经纪人的执照以后，苦苦奋斗了6个月，才做成了第一笔交易，那个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个教训，王仲会一直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客户已经做成了，但又提出了一些很不合理要求，建筑商于是撤消了合同，这笔生意等于告吹了。当时，王仲会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欲哭无泪”。他那时的苦恼能跟谁去讲呢？只能自己承受，咬牙坚持下来，接着打拼自己的事业。

如果说生活中有一个对王仲会非常重要的人，对他的选择表示很可惜的话，那就是王仲会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这位导师对他说，在我这么多的学生中，你是我最得意的几个门生之一。现在你放弃了科学，但我希望你以后能回来继续做学问。王仲会的解释是：我所面对的，一个是科学上的追求，一个是家庭的责任。当时太太刚刚生了小孩，家里非常需要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对科学没有大的突破，那么对于家庭能做更大的贡献也是一个突破。也许，王仲会博士的经历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李明林博士所强调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区别。由于现实的因素，在美国的许多华人高级知识分子最终都没有能够在通往最高科学殿堂的道路上走下去。现在，王仲会已经转型当地产开发商，可以赚更多的钱。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栋毫宅，第二个孩子也已经平安降生。他认为，如果是今天让他再做一次选择，他还是会走现在的路。

吴云涛最近刚刚在一所美国的大学申请到一份助理教授的职位，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坦言，虽然一直在实验室里做有关HIV病毒的研究，但自己还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艾滋病患者。他非常希望有机会去了解河南老家的艾滋病患者情况，如果有可能，为他们的治疗提供一些帮助，把科学研究与实际结合起来。吴云涛离开之前，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免疫学学者俱乐部”为他开了欢送会。大家在相互惜别之际，也都憧憬着未来。其实，谁都知道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地位和科研条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在这里做博士后的收入仅仅够维持生计的话，那么做了一段时间后，就会有许多人离去。大家都希望不要把华人博士后当成廉价劳动力，年薪的起点至少应该在5万美元以上。然而，在雇员职位有限，竞争非常激烈的条件下，这种希望实现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第二部分暮色中的哈瓦那唐人街（1）

东欧巨变以来十多年过去了，“古巴”不再是一个只能在报纸杂志上见到的名字。哈瓦那街头，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品味雪茄和朗姆酒之外，总会带着参观历史博物馆的心态注视着这颗旧日的加勒比海明珠。

过往风云

哈瓦那曾经是南美最繁华最有魅力的城市，也曾是华人在南美最重要的聚集地。可是今天当人们留连在哈瓦那的大街小巷，却很难见到华人昔日辉煌的印记。然而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古巴华人有着苦难而英雄的历史。19世纪中叶，随着土著印第安人的灭绝和从非洲贩运黑奴的禁止，在古巴的西班牙殖民者迫切需要新的劳动力来源。

1847年6月，首批中国移民被骗卖到古巴。他们作为“苦力”被强迫在甘蔗园和糖厂干活。到1874年，华工的人数达到10万人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工们陆续摆脱“苦力”的身份，开始经营中餐馆、杂货店和其他行业，逐渐融入古巴主流社会。不单如此，在19世纪古巴两次独立战争中，广大华工踊跃参加起义军，其中不少人战功卓著，成为起义军的中坚力量和指挥官。

哈瓦那海滨大道附近的广场，矗立着一座8米高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记录着华人前辈们的英勇与辉煌。碑上面用西班牙文刻着古巴著名的爱国者和诗人盖萨达的名言：“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进入20世纪，华人移民古巴又达到了新的高潮，顶峰时华侨曾多达15万人，居美洲各国之首。50年代是哈瓦那唐人街的全盛时期，上了年纪的人至今仍记得过去的辉煌盛事。

毛罗·特里阿诺是1967-1971年古巴驻中国代办，也是《光华报》的老朋友。目前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古巴中国移民生活和中古关系的书。作为一名关心中国的外交官，特里阿诺先生亲眼见证了唐人街的兴衰变迁。

“以前的唐人街，在某个时期，我们认为哈瓦那的唐人街其重要性相当于夏威夷的唐人街。那时候有很多中国人的私人买卖，很多的商店，卖中国布料、瓷器，还有放映中国电影的电影院。唐人街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候有若干家报社，现在只剩一个，那时候甚至还有中国杂志，那时唐人街是非常繁华的。这都是我书中写到的事情。”

1959年，古巴推翻了亲美独裁政权。1961年，卡斯特罗向全世界宣布：古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许多华人老板因而失去了一切。

古巴革命四十几年来，这里没有新的中国移民。老侨们如昨日黄花日渐凋零，唐人街的命运像暮色笼罩的海滩，朦胧而忧伤。

古巴最大的华人区位于哈瓦那老城的中心，而实际上，现在的唐人街只是两条交叉的小路，总共不到两百米：十几家饭馆，门口站着既不会讲华语、也看不出多少东方血统的华人后裔。周围陈旧的老房子里居住着在古巴的大部分华人华侨和他们的子孙。

唯一尚存的中文报纸

转过古巴唐人街的街角，在一所破旧的楼房里便是古巴唯一尚存的中文报纸——《光华报》报社所在地。

赵文立是报社现任总编辑，今年71岁，退休前曾做过会计和交通警察。4年前，前任总编因为年老多病退下了岗位，于是，赵文立开始接手报社的工作。因为报纸现在还是传统的铅字印刷，而年轻一辈的华人没几个能识中文，所以他还要兼任排版的工作。

赵文立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学会了排字这份工作，但是也有几十年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工作了。从2000年开始，由于报纸先前做排字的人年纪大了不想继续做，他只能接手了这份辛苦的排字工作。

在这群为华人报纸工作的老人之间，赵文立还算是年轻的了。老人们苦苦支撑着这份报纸，不过是希望能够维持中国文化机构。而排版的工作并不是赵文立唯一的一份工作，为了能够维持生活，他还需要做会计、校对。

他并不知道这份报纸还能够支持多久，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有一天做不了了，这份报纸只有停办了——报馆里的人年纪都大了，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第二部分暮色中的哈瓦那唐人街（2）

现在的报纸都走向现代化了，都已经开始使用电脑了。而在古巴的这份华文报纸，却没有电脑可以供他们工作，所有的设备都还用那些古老的机器。如果不是这些会用老机器的老华侨们还在苦苦支撑，报纸肯定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尽管他们很可惜这份辛辛苦苦创业的报纸，但是却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

鼎盛时期的古巴曾有四家中文报馆。1959年革命后，由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如今只有《光华报》一家硕果仅存。现在的《光华报》是由《开明公报》和旧《光华报》于1976年合并而成。报头几个大字是董必武先生亲笔提写的。它原来是日报，后为周报。

几年前，迫于人员和资金的严重短缺，改为每月出版两期。《光华报》至今仍采用传统的铅字印刷，每次出对开纸一张四版，头三版是中文版，第四版为西班牙文。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要闻、古巴要闻、国际新闻、古巴华人社会动态、小说连载等等。

近四十多年来，古巴没有新的中国移民，老侨们年事已高且大多生活困顿。报社没有了后备力量，经营举步为艰。现在连社长在内总共11人，平均年龄71岁，平均月工资不到7美金，全部都是由各个行业退休下来的老侨自愿组成。

对于这个勉力维持的报馆来说，其实什么都需要，他们缺的不仅是人，是钱，甚至缺乏来自外面华语社会的消息。以前还有香港的《星岛日报》等中文报纸寄过来支援这份报纸，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报纸就不再寄过来了。于是，老华侨们主要是靠收集翻译一些本土消息来继续报纸的新闻，有时候还会收到一些来自中国的消息，不然这份报纸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蒋祖廉是蒋祖乐的堂兄弟，1950年追随叔父来到古巴，现在担任报社的翻译。老人通常会从古巴当地的西班牙报纸中选取一些新闻翻译过来，而这些报纸通常都是古巴共产党的喉舌，例如：《古巴公产青年报》就是古巴共产党的党报，还有《工人报》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

《光华报》选择翻译的新闻主要是跟中国有关的，比如蒋祖廉老人就曾经翻译过中华人民共和国55周年纪念时，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参加庆祝会的新闻，标题就是“中古两国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报纸也会报道古巴国内的重大新闻，比如对居民供电缺乏情况的报道。

就在那所昏暗的楼房里，几名老人艰难维系着中国文化的血脉。除了一盘盘残缺不全的铅字，一台百年老印刷机就是报社最主要的家当了。

这台历史悠久的印刷机是1900年生产的，是当时的美国华侨送的。当年把印刷机从美国运过来的老华侨们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它能够运转100多年。而世界上现存的这种印刷机恐怕也不多了。毕竟这种老式的机器已经被全淘汰了，现在的人们早已经用上了电脑。

几年前，曾经有法国人想要买这台老式的印刷机，但是老华侨们却不肯出售。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公共的财产，他们要用它将中华文化传承下去，给多少钱他们都不会将这台相伴报纸百年的机器出售的。

现在用铅字的报纸已经越来越少，这份华文老报也缺乏应有的电脑人才。毕竟这里古巴华侨年纪都大了，没办法学电脑了。赵文立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今年也已经71了，但是报馆的其他工作人员年纪比他们还要大，都快要80岁了。

老华侨们也想不到什么办法能够将报纸长期维持下去，现在他们只能把报纸办一天算一天。他们也希望有新人能够加入到办报纸的行列中来，他们也曾经在报纸上登过广告招人进来参与报社工作。这样的招聘启示从2002年就开始在报纸上刊登了，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到了2004年都没有人愿意来做这份工作。

每期报纸出版前，报社的几名骨干都要在一起开个简单的编辑会，商讨选题和内容。虽然报社的前景并不乐观，但他们还是尽力做好眼前的工作。

出版方面，他们尽力挑选有意义的、对中国的发展有特别影响而且比较适当的事情进行报道。而且对于出版时间，他们必须要有确切的日期。不过因为中国侨办和古巴的合约关系，每年都会让几个老侨回去探亲，顺便采访一下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而且消息也可以发出来。

《光华报》前总编辑冯啸天先生的忌日的时候，蒋家兄弟特地买了鲜花去“中华总义山”拜祭同僚。

中华总义山是哈瓦那的华人公墓，位于城市的西南角，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就像唐人街一样，昔日的总义山也曾华丽风光。这些石碑和挽联，对于不得不埋骨他乡的先侨们来说也算是最后的安慰。但是近几十年，华人在古巴逐渐没落，公墓变得破败荒凉。那些没有亲属的老侨，只能葬在拥挤而简陋的公坟里。

冯啸天可以说是在中国社区里面非常重要也是很伟大的一个人。冯啸天是广州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来到古巴将近四十年。他曾经是一个老师，在古巴教中文教了很长时间，从事中国文化的工作。所有在古巴的中国人都因为他而骄傲。

第二部分暮色中的哈瓦那唐人街（3）

新的一期报纸出版的时候，平日冷清的小楼立时热闹起来。为了生活，报社的员工大多兼任几份工作，只有在这一天，才聚集到一起干活。

每份《光华报》卖2毛钱古巴比索，相当于不到1美分。现在，每期印刷500-600份，每期报纸都有30到40份需要发往古巴国内不同的地方，包括哈瓦那、马坦萨斯、圣地斯皮利图、卡马圭省以及东部的奥尔京、圣地亚哥、马萨尼奥等省份。

但是，即使全部售清也不会有赢利。古巴华人社会的萎缩意味着报纸的读者越来越少。报社一直亏损经营，全靠民间社团和一些华人游客资助。

现在报纸发行量非常少，由于现在古巴没有很多中国人，也没有很多中国人来到这里，这些原因导致发行量减少。以前曾经很多的读者正在慢慢凋零，现在报纸的状况也只能维持十年八年，如果没有人接班，也只有关门了。

现在任职《光华报》的这一辈老侨，正逐渐凋零。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已与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脱节。再过几个春秋，平均年龄79岁的一代人逝去，谁也无法猜测唐人街和《光华报》的未来。

老华侨们的生活

古巴革命之后，大批华人离开古巴，大多数北上美国，重新创业。时光流转，留在古巴的老侨们逐渐去世，而几十年来又没有新的中国移民到来，古巴华人社会日益缩小。目前，在中国本土出生的老侨只有不到300人，平均年龄79岁。就像日渐衰落的《光华报》一样，今天的唐人街已经风光不再，成为苍白的历史见证。

曾经的唐人街集中在今天我们看到的两条破败的小街上。那时候，大部分的华人都住在这里，街的两旁都是唐人商店，有的卖各种洋货，有的卖传统的中国工艺品，甚至连非常地道的中国豆腐都有卖的。中国人的繁华店铺曾经一度占到了哈瓦那店铺总量的40%。曾经生意最好的太平洋酒楼见证了当日的繁华。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里，人们通常可以到太平洋酒楼，享受一杯舒服的早茶，尤其对于中国广东人来说，这更是一项福利。夜晚迟归的人们也可以在这里吃一顿夜宵。中式菜肴的精美也吸引了无数的外国人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但是，这些店铺都被收归国有了，一间都没有留下。新的人接手了唐人街店铺的生意，但是他们都不愿好好经营。从前卖粮食、卖唐人杂货的店铺都被政府收购了，如今实行的是配给制。

老人们的配额是每个月6斤米5斤糖1斤油，还有每人半斤的饼干。另外每个月还有一些豆类。而肉，就是每月一斤。这样的配给是非常少的，如果还想要更多就只有另外买一些高价的商品了。这样的配给制，已经实行有30多年了。

近些年，古巴政府为重现唐人街昔日繁华，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华区促进会。“颐侨居”就是由中华总会馆和华区促进会于1994年共同创办的，里面住的都是70岁以上无依无靠的老年侨胞。很多老年华侨都住在那里。

81岁的温先生在古巴已经居住了50多年了，其实在这个老人院居住的人，每个都侨居古巴将近50年。这些人，原来都在古巴做些小生意，卖卖杂货，后来的社会主义把所有大小生意都收归公有了。现在这些老华侨住在这里算是退休了。对于温先生来说，这里有的吃，有的住，他已经很满足了。毕竟很多人还吃不上啊。

每个月，老人的退休金是古巴币129元，而1美金折合26、27古巴币，所以他们一个月的退休金不足5美金。对于温先生来说，是不够生活的。但是他也接受了这样的命运。曾经他一度想回家乡香港去看一看，但是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钱凑足盘缠。所以只能在这里有吃有住地活下去，再也不做发达的美梦了，只能每天清茶淡饭度日。温先生只是说：“几十年就这样啦。人生，都是很难的，随便过几年就算了。”

第二部分暮色中的哈瓦那唐人街（4）

这些老人也都想去中国，都想看望他们家里人，能看到家里人的话，他们会感到很幸福。他们当年到古巴来，都是抱着挣钱的想法，想把钱带回中国，养活在国内的亲人。但结果生活了这么多年，并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很多人不得不留在了古巴，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孤单一人。

在古巴得中国老年人通常都会去老人院，其实在古巴很多人都会这样。因为现在的这个环境，对于很多人来说，找饭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老人们到了老人院，多少会有一个保障。

其实按照一般中国老人的观念是不太喜欢这样的生活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谁会喜欢来到这种地方？在家可以自己做合胃口的饭吃。但是在这里别人做了什么就必须吃什么。

华侨们当初来到古巴，都是想挣钱回中国，组织一个家庭。但人生都不是能这么如愿，那就只能流落在古巴了，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他们怀念自己的祖国，但是却回不去了。虽然他们在古巴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古巴的生活了，但是这毕竟跟自己的国土不一样。

50年代，最后一批华人移民来到古巴，这当中就包括了蒋家兄弟。当年他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却不曾想古稀之年依然一无所有。蒋家兄弟至今未婚，大半生相依为命，当中的无奈令人辛酸。

“当时刚刚打完日本，接着又内战，生活很困难。我伯父写信跟我说：‘如果你没办法生活的话，那就来古巴。于是我们就过来了。离开父母，几千里路来到这里来做工，生活是很辛苦的。但当时也没办法。”蒋氏兄弟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

他们离家之后，就很少见到自己的父母。1989年其中一人回去过中国一次，见了自己的母亲，不过两年之后母亲就去世了。两次见面的时间相隔了几十年，这是他们当年到古巴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兄弟俩盘桓在古巴几十年，但也没想过在这边结婚，因为最开始要挣钱，又要照顾家里人，只能拼命工作，而工作开始也没什么发展。等到工作有发展的时候，古巴政权更迭，他们的生意被接收了。兑换货币的时候，他们辛苦攒下的钱被换没了，所以就只能在古巴留下来，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留就是几十年。

有很多埋葬在古巴的中国人，都不想最终埋骨他乡，大家都不想这样。如果现在再让他们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们绝对不会再走当年的路了，也不会背井离乡到别的国家找生路了。因为现在的中国逐渐强大起来了。

很遗憾的是，那些最早到古巴来的中国移民现在正在消失，再没有新的移民，只剩下华人后裔了。在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对华人后裔是有希望的，对老移民们来讲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们正在消失。

对于过去的岁月，蒋先生谈不上什么后悔与不后悔，因为他觉得，后悔也难啊，因为有时人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71岁的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健健康康过个晚年。

第三部分从北京到金字塔（1）

埃及，千年文明古国，同中国一样，拥有灿烂而厚重的文化积淀。当地球还处于一片蛮荒时，文明的曙光就已经照耀到这片土地上。不同时代里的不同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相遇、融合，汇成了埃及五千年的璀璨文明。金字塔、尼罗河、狮身人面像，这些神秘的文化古迹，使得埃及享有“世界名胜古迹博物馆”的称号。每年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来到这里，享受其独具特色的阿拉伯风情。

“欢迎大家来到伟大的文明古国埃及。为什么叫文明古国？到了埃及你要找现代的东西，太少了。到这里来就是来看古东西。无论什么事，你都要把它和古老的东西结合起来，心里才会觉得舒服。如果你总是要对比欧洲文化和现代文明，那埃及简直太落后了。”

这段开场白是沈大勇对他的游客习惯性的“叮嘱”，也是他对于埃及文化的理解。名胜古迹众多，埃及的旅游业自然发达。在埃及，导游被称为“国内的大使”。沈大勇就是这样一个在埃及从事旅游业的人。但他不是埃及人，而是一个来自北京的中国人。

“这是金字塔，有四千六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名字叫胡夫王。但是这个金字塔，它的旁

边还有两个金字塔。三个金字塔的大小不一样，都是家里人，爸爸、儿子、孙子。我们自己在金字塔前，总觉得有一些历史的压迫感。因为它老不倒，而我们一天天岁数变大。所以有一句名言叫历史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确实是这样。这是几千年的法老的东西。现在多少子孙还吃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应该还有很多未解开之谜在里面。”

“这个地方叫做开罗的购物中心或者叫做旅游者的购物中心，算是老开罗的一部分。像咱们北京琉璃厂一样。标志就是这个大尖塔。”

“这叫侯赛因清真寺，也是一个叫侯赛因的国王修建的。这个地方有一千年的历史。”

沈大勇常常带着游客游览这些埃及著名的建筑物。在埃及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埃

及的名胜古迹如数家珍。

在埃及人们常说这是离真主最近的地方。一切事情都要靠真主。现在沈大勇常常说‘感谢真主’，都是命运的安排。而十年前，他并不知道真主为自己安排了怎样的命运。

35岁的沈大勇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当初上大学时完全是出于好奇，才选择了学习阿拉伯语：“当时我觉得英文法文自学就可以。那时候从小学就学英文，到高中也差不多有十来年了，所以我想学一个比较奇怪的东西。我好奇心比较强，猎奇心比较强，所以就学了阿拉伯语。”

大学毕业后，沈大勇被分配到华润公司工作。工作没两年，国内就掀起了出国热。沈大勇想，自己是学外语的，出国可以锻炼锻炼，能把自己得专业知识用上。正巧公司要在中东开拓业务，他就抓住了这次机会，赶了个‘出国热’的时髦。

那时候埃及的马路很窄，街上纸屑乱飞，交通也很混乱。尽管埃及并未给沈大勇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但毕竟出了国了，他难以压抑的还是初来乍到的兴奋与好奇。

命运让沈大勇来到埃及，而以后发生的变故却出乎他的意料。由于公司业务的收缩，1997年沈大勇被迫下岗回国。当时国内人都难以自保，对海外人员来说，回国以后当然就更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从下岗之前的三个月，到下岗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沈大勇一直都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完全靠自己积蓄来维持生活。“就跟一个小孩一样，一下没有人关心了。心里有深深的失落感，就好像人家把你扔了，抛弃了。那个时候应该算是人生中确实比较困难一段时期。”

失业对于一向随遇而安的沈大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好在那时他还年轻，可以重头再来。有人说喝过尼罗河水的人会回到埃及，不久后沈大勇重返开罗，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第三部分从北京到金字塔（2）

再次来到埃及对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初次邂逅的兴奋和好奇。只是多了谋生的压力和窘迫。重返埃及沈大勇做过进出口，开过鞋厂，然后这里的生意并不好做。

“那个时候我要跟埃及人一样去买大饼吃。一个月每天买菜 、买米、买面，都是由我夫人来做出精心计划。那个时候每个月的花销要做出规划来，不能随便花钱。而且那时候我没有车，跑业务也好，跑生意也好，都是靠在埃及挤公共汽车、小巴士、地铁，什么都坐过。出租车很便宜。起步两镑钱，一公里才一块钱。现在如果我要回家，比如从酒店回家，我可能打车花十几镑钱二十镑钱，那个时候坐地铁，再热再挤也要坐。可能只花七毛五分钱，那当然我要省钱了。”

经营鞋厂倒闭后，沈大勇不得不重新寻找做生意的机会。几年前，他帮几位国内来的朋友安排在埃及的行程。朋友们在埃及玩儿得尽兴，对他的安排也很满意。沈大勇由此突然发现自己很适合做旅游。由此便启发了他做旅游的念头。

埃及是旅游大国，从事旅游业在当地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埃及的旅游业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就是不允许外国人当导游或独资经营旅游公司。埃及有五大旅游公司，于是沈大勇只好承包其中之一的STARCO公司的中国市场部，在STARCO公司之下做部门经理。他的办公地点位于开罗的市中心。从他办公室放眼望去，前面是开罗最大的交通枢纽解放广场，对面是阿拉伯联盟总部。附近还有政府办公大楼和许多希尔顿、喜来登等五星级酒店，可以很方便的为各国旅客办理落地签证等手续，安排住宿。沈大勇说将办公地点选在这个地方，一个原因是为了工作方便，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风水好。“我挺相信风水的。你看那个车轮流转，总是热热闹闹的。要是到冷冷清清的地方，我觉得生意就不会红火。尽管办公楼旧了点，但越旧越好。因为在埃及都是旧的东西好。新的东西都不好，所以我还要选旧的东西。”

因为不允许外国人当导游或独资经营旅游公司，为数不多的中文导游也就非常抢手。沈大勇手下有十多位本地雇员，他们大多是穆斯林。因为阿拉伯文的名字很长，而且重名的很多，为了方便游客记忆，他给他的雇员们都起了中文名字。于是他的办公室里就有了林冲，武松，孙悟空，赵云，鲁智深，张飞，西施……雇员们都很喜欢自己的中国名字。沈大勇很随和，对人友善。他跟他的雇员们相处得很融洽。谁要结婚了，谁刚当上爸爸，谁生病住院，诸如此类的员工情况他都一清二楚，是个体恤员工的好老板。许多中文导游都很喜欢他们公司。但他更希望雇员们把他当成好兄弟，而不仅仅是老板。因为只有兄弟才能互相帮忙，有难同当。

随着生意的扩大，沈大勇接的国内团队越来越多。生意好的时候，几员干将会在外面忙。包括沈大勇在内，最忙的时候从清晨到深晚，十七八个小时都在外面。如果人手紧张，沈大勇会外聘一些中文导游。工作清闲的时候，沈大勇有时还会请大家吃饭：埃及快餐，一种埃及风味的典型的烧烤快餐。在埃及待了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各种埃及风味的食品，道理很简单，“不习惯就饿死了”。

埃及是一个以旅游业为经济支柱的国家，2002年埃及和中国正式签署协议向中国开放旅游市场。那一年，沈大勇抓住这个机会顺利完成了中埃首航团的接待。这次成功的运做成为沈大勇生意的转折点。现在沈大勇的公司安排的中国团队的埃及旅游路线是：一般以开罗为中心，包括金字塔，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还有博物馆。在南边有撒卡拉、孟菲斯。撒卡拉是梯形金字塔，孟菲斯是个博物馆。再往南部有阿斯旺和卢克梭，还有最古老的埃及首都底比斯，再往前是阿斯旺。沈大勇说公司一般安排中国团队的行程是四天或五天，最少不能少于三天。因为走这么远的路程，由于时间紧而看不到埃及这些景色的话，他们也替大家感到遗憾。中国市场是世界旅游市场里最大的市场，如果航班增加，中国游客的数量还会增加。中国市场的潜力非常大。现在每年他接待的中国团队已经达到300多个。

“这是银器。这是塑料的，这是真皮的，草纸画，铜盘子，蜡烛……这是由老鹰神带着她向天空女神，或者向这个亚马特神来朝拜。前面这个叫赫托尔女神。赫托尔女神是负责礼仪舞蹈音乐的，所以一般的王后都要向她来朝拜。”

沈大勇热心的向游客介绍埃及的特色纪念品。因为经常要陪客人来这里买，沈大勇跟小摊主人已经很熟。“客人需要中国人给他们解释。比如要买东西。懂得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才能明白这些小工艺品的意义。包括价格方面他们也需要一个希望一个比较放心的人来做向导。看这是什么东西多少钱。他们害怕在这被宰。”

第三部分从北京到金字塔（3）

虽然人在埃及，但沈大勇每天都能接触到不同省份，不同类型的中国人。由此他也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变化。他说现在中国人富裕了，有了钱去世界各地旅游。而且不管是衣着，还是出门在外的言谈举止都比较注重中国人的形象。在公共场合下很少能看到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乱扔烟头。看到这些变化，他感到很高兴。但另外也有不好的现象。许多客人来了以后就问有没有桑拿按摩？他说埃及是一个宗教控制很严的国家，不可能有像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那样的东西。在埃及可看的地方很多，在这里能感受到另一种文化，一种与别的地区截然不同的文化。埃及的旅游市场很纯净，没有东南亚旅游市场上那种导游专门带客购物拿回扣的现象。因为那样会对埃及整个的旅游业产生消极影响，一经投诉就会吊销其导游证。每个地方都有它各自的特色。

对于文明，埃及人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那就是真主安排了欧美国家拥有现代文明，也就安排了埃及要保留古老的文明。就像千年的尼罗河一直静静地流淌，却永远生生不息。在这样的国度生活，也许就要倾听她的心跳，顺应她的节拍。这种‘静静流淌，悠闲自得’的心态从埃及的假期安排中就能窥见一斑。

“政府部门有的部门礼拜四礼拜五休息，有的部门礼拜五礼拜六休息，私人企业还有很多商店是礼拜天休息。所以干活能干到一起的就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这三天。其他这几天你都有可能找不到人。所以我们中国想到这里投资的人，到埃及以后看到埃及这种环境实在受不了。什么事都慢。他也不紧张，也不要求自己快。所以我的生活压力或者生活的时间概念已经是模糊了。没有什么时间观念了。更多的压力是来自于自己的。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竞争的压力很大。外力就是竞争的压力。内力就看你自己主观上想不想把这个饭碗保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想不想吃饭。要想吃饭的话就要去努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压力的。而且我这人也喜欢自己给自己压力。”

所以，尽管虽然旅游的生意已经做的很顺手了，但沈大勇还想在这个各方面都还不发达的国家寻找一些新的机会。他说穆巴拉克现在提倡科技建国的新政策，就要把埃及搞成一个信息化科技化的国家。他想扩大经营业务，结合他原来做过贸易的经验，注册一个科技交流的公司。因为符合埃及的国策，而且现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前景比较好，因而他对这件事情充满信心。

沈大勇现在基本上是一年回国一次。他说他在埃及生活习惯了：“阿拉伯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性格很热情，很豪爽，也很容易获得满足。每天只要吃饱了他们就感谢真主。跟他们生活在一块。首先我自己的心态也放松了，没那么累，很快乐。所以到这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挣钱是次要的。在这个地方我最满意的就是在这种人与人比较轻松的环境中工作。我人生真正自谋生路的一开始就到了埃及这个国家。这里是我人生成长的一个起点。到现在为止，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年。十年是很长的道路，对我来讲意义很大。我在这里有所得有所失。当然我觉得得是大于失。中国讲究的是落叶归根。我将来肯定会离开这块土地，但是我会很怀念它的。”

第三部分悲情挪威——两起中国留学生事件（1）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挪威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在这个只有400多万人口的国度里，目前为止也不过居住着一万名左右的中国人。不过，随着近几年北欧留学热的逐渐升温，中国留学生开始增加，他们的生活和境遇也越来越多地被挪威社会所关注。

一位名叫刘争的中国留学生，在即将取得硕士学位的前夕，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而导致终身残疾。四年来，他在挪威的命运一直被媒体所报道。而使中国留学生成为挪威媒体报道焦点的是，2004年2月两名中国留学生，在首都奥斯陆被谋杀。这一案件在当地社会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在挪威漫长的冬天里，我们把镜头转向这两起不幸事件中的中国学生，还有仍然滞留在那里的家长们。

一

挪威当地时间2004年2月20日星期五，奥斯陆警方接到一个从学生公寓打来的电话，说发现了两具尸体。警方立即对现场进行了调查，确定两名死者为一男一女，他们都是被谋杀的。

二十二岁的吴宇航和二十三岁的余宁燕，生前是一对恋人。他们在距离奥斯陆一百多公里以外的萨尔普斯堡音乐学院读书，案发时来挪威才半年多。事前他们与家人和朋友失去联系已一个星期，所以等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死亡一星期了。

向警方报案的人是死者吴宇航的堂兄，吴佳鸿。他跟吴宇航和余宁燕是同一所学校的留学生，也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案发后不久，他就被警方正式逮捕并被指控为凶手，但是警方拒绝向外界透露详细情况。因为目前案子还没有彻底调查清楚，他们担心这件事情会给整个挪威的华人带来某种恐慌心理，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在真相没有弄清楚之前，妄作华人内部自相残杀的判断会给中国的形象带来一定影响。据警方介绍，这是第一起中国留学生被杀案件，而且是两人同时遇害，死者又那么年轻，的确令人震惊。

案件调查的过程中，警方决定传召遇害学生的家属到挪威协助破案。2004年3月3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12天，两位学生的家属一行5人，从他们的老家福建省福清市来到了奥斯陆。

孩子遇害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使父母和亲属悲痛欲绝。他们不愿相信灾难真的降临到自己的孩子身上，觉得仿佛他们还在自己身边。吴宇航的父亲老泪纵横地回忆道：“他（吴宇航）经常会这样说起‘我现在是在火车站打电话。’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边，走到火车站，好像宇航就在我们身边一样。我一生的希望，就托付在这个儿子身上，想培养成材。那我一下子儿子就没了，以后我的生活不知道是怎样，路怎样走下去……”父亲哽咽了，再也无法继续说下去。

宇航的母亲擦着泪水说：“我们12号还跟他（吴宇航）联系，结果13号再找他，就开始找不到了，心里都一直在担心着。他春节的时候都打电话给他表姐，他就说2004年他要回来，回家结婚。你说，我们一家三口，是多么幸福的一个家庭。因为我只有一个孩子，我就想他每段，每段那个（时期），给他照相，留下纪念。他晚上如果吃水果的话，他都是削一个给我吃。我晚上有喝凉水的习惯，他就把开水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他每天都是这样做好了，他就到他屋里去。有时候他爸爸不在家里，都是他和我一起看电视。看完，他就回到他屋里去睡觉。我儿子天天都是在家里照顾我，他来到这里出国，说舍得，这个是说假话的。我看到他来到这里，我是（表面）非常高兴，哭在心里。我在家里两三天可以收到一个电话，他每时每刻的事情，我都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