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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心茹苦、望子成龙的父母借了一大笔钱，将儿子送到国外读书，可谁曾想，会出现这样不幸的事情。现在孩子被杀害了，家里还欠下了一大笔钱，早晚要有逼债的人上门。他们留在挪威，等待案情有新的突破，同时，也在等待挪威政府能够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和补偿。

对于宇航和宁燕的遗体，奥斯陆警方请家属决定是在挪威土葬还是火化。警方还特地从发生凶案的公寓里，取出一些孩子们生前穿过的衣服，请家属们去警局确认。警芳表示，虽然还有更多的衣服，但是由于案情还没有侦破，他们不能够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

第三部分悲情挪威——两起中国留学生事件（2）

在警局里，宇航的父母只拿到了儿子生前穿过的两件内衣、内裤，他们觉得这太少了，便向警方要求保留儿子的一件毛衣和外衣，或是鞋子。警方负责人答应帮他们尝试一下，看看能否让技术人员在不影响他们侦破工作的情况下，找到一件衣服和一双鞋子。

挪威的冬天漫长而寒冷，阴霾的天空下，大地上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给人们的心情增加了几分沉重。离开警局，警方负责人陪同家属来到奥斯陆市郊，考察教会的一块墓地。他们说，如果家属愿意的话，可以把宇航和宁燕的遗体安葬在这里。对于墓地，宇航的父母表示基本满意，但是只有一点，就是看到这里冰天雪地的样子，他们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怕孩子在下面会觉得寒冷。

父亲告诉我们：“宇航生前也挺喜欢这块土地。他也曾经说过很习惯在挪威这边生活，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意愿，就是让他实现他以前自己的理想。但是现在，看到这里冰天雪地的，我们做父母的好像心里面也很难受。我们下午再商量然后最终决定。”

2004年3月17日，奥斯陆法院开庭审理两名中国留学生遇害案。一大早，包括挪威国家电视台在内的当地各大媒体就守候在法庭外。此前，警方已经以谋杀罪，向法院正式起诉，死者吴宇航的堂兄吴佳鸿，并且对他已经关押了2个星期。警方向提出法院申请，将嫌犯的拘留时间延长4个星期。

警方要求闭门审理案件，所有媒体都退出了法庭。下午2点，三个多小时的庭审结束，警方的要求没有得到完全满足，法院只批准再拘留嫌犯两个星期。目前，谁也无法预测给吴佳鸿定罪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根据挪威当地的法律，掌握了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多的证据，才能扣押嫌犯。如果要定罪，就要掌握百分之百的证据，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三部分悲情挪威——两起中国留学生事件（3）

距离首都奥斯陆700公里之外的卑尔根，是挪威的第二大城市。在海边附近的一个街区里，人们总会看到一对父子的身影。父亲推着轮椅里的儿子，每天都会在这里来散步。

1998年，刘争从天津大学毕业后来到卑尔根留学。2000年的夏天，他就能取得卑尔根大学的硕士学位。可是，就在离毕业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一切突然都改变了。

2000年1月17日早晨，刘争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完成最后的一项实验。在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斑马线时，他停下了车。等两边的车都停下来后，他便推着自己的自行车，走在斑马线上，放心地过马路。突然间，一辆汽车从刘争的右侧“嗖”地一下冲了过来，重重地撞在了他的身上。由于冲力过大，刘争被车远远地抛了出去，头冲地摔在了离斑马线20多米远的地上，头盔被摔碎，他也当场失去了知觉。

刘争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他的情况十分危急，处于深度昏迷，虽然还能自己呼吸，但如果没有及时抢救，就会死亡。医生们想尽了一些办法来挽救他的生命，最后，他们只好把一整块的颅骨切开，在他的头上插满了管子，以便把颅腔里的积水引出来。医生介绍，一般来说，如果抢救及时，几天后病人就会苏醒，但是四个星期过去了，刘争一直昏迷不醒。

撞倒刘争的是一位68 岁的挪威医生，他的妻子和女儿早些年都死于车祸，而这位老人自己在这起事故后不久也因为过度抑郁而去逝。刘争在事故后无法完成他的毕业论文，当时他报考了美国的格兰顿大学，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且被不止一所大学录取，他原本可以选择任意其一。

就在刘争出事的那天，远在大洋彼岸的亲人正为刘争小两口的归来忙活着布置新家，打扫卫生。可是，正当父亲催促着家里人擦玻璃的时候，接到噩耗的刘争妹妹将父亲叫到了一边，婉转道出了事情的经过，说他性命保住了，但最坏的结果是成为植物人。父亲表现地很冷静，当时就坚定地说：“要是成为植物人，我就伺候他一辈子。”

不久，刘争的父亲就从山西老家赶到挪威，照顾仍然昏迷不醒的儿子。

“刘争，刘争，听妈妈叫你呢，……，刘争，你记得吗？今天是你的生日，2月22日。你是1974年2月22日生的，咱们农历的话，是2月初一。今年26岁了，还有这个，你能不能打个电话呢，刘争，刘争，妈妈在叫你，你听见了没有？……”

“孩子，你听见了吗？爸爸在喊你呢。孩子，我给你唱个歌，小时候爸爸领上你，抱上你，经常给你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录音机里传出父母对儿子一遍一遍地呼唤。这是父亲在来挪威前在家里就已经录好的。

昏迷35天以后，刘争终于苏醒了。虽然性命保住了，但是他却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的记忆。离发生事故那天越近的事情越是记不起来，他甚至忘记了当天自己要去学校做什么实验。车祸从此改变了刘争的命运，也彻底断送了他的婚姻。妻子在他父亲来到挪威之后不久，就决定离开。

刘争理解妻子的决定，他说：“我的生命可以保住就已经是不错了，我可以理解她（妻子）的想法。她那么好的年龄 22岁，快23岁，就一天天地陪着我在医院。她走之前，跟我说过，对我感情是下降了。这话她不说，我也能感觉出来。她说不管怎么样，希望以后能做朋友。”

出院后，刘争和父亲一起住在由当地福利部门提供的服务套房里，生活来源主要靠保险公司的赔偿金维持。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刘争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但是，他内心的落差和失落感却变得越来越强。生性好强的刘争感到自己成了废人，成了别人的拖累，不但不能出去干事，还要年迈的父亲照顾。内心的巨大压力有时使他几近行为失控。

第三部分悲情挪威——两起中国留学生事件（4）

一天晚上，心情烦闷的刘争要父亲跟他下象棋，结果第一盘，第二盘，第三盘他都赢了。敏感的他觉得是父亲在故意让着他，父亲解释说根本没有让。接着第四盘，父亲赢了他。他突然一下子失控了，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都翻在了地上，象棋也翻了，灯也打了。最后，他自己也栽倒在地上，嘴啃在地板上昏了过去。一个多小时后，他才慢慢醒了过来，对父亲说：“爸爸，我失控了。”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和刘争下过棋，怕他用脑过度，对恢复大脑健康不利。

刘争告诉我们，那时候他对父亲的态度曾经非常恶劣，为的就是把父亲赶走，让他回到母亲身边，不要为他操心。

“我给爸爸出难题，因为爸爸一个人在挪威，不懂挪威文，不懂英文。我不跟他说话，他怎么办？他没办法。从父子的角度……爸爸爱我，爸爸愿意让我太太经常陪我，我太太看我爸爸来了就离开了。爸爸一个人没办法，就出去走一走，没人会和他说话，就看动画片，或者看动物世界。两年，三年，四年，就这么过，非常非常困难……。”

“我想用这个办法去逼迫爸爸。爸爸为了我离开妈妈，我要把爸爸逼回到妈妈身边。中国话（说），养儿防老，现在中国是养儿侍候儿子，侍候到老，那怎么这样呢？因为我生病，爸爸妈妈长期分居四年了，所以，我就开始就想逼迫爸爸回家，回国，爸爸不回国，我不止一次想到过自杀。”

但是现在，刘争想通了：“自杀只能是伤害最爱你的人，你能怎么样？名义上，你这样解放你爱的人，你爱他们，你自杀，你解放他们。但实际上，你解放是让人会一辈子见不着（你），而且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你要活着的话，你爱的人还会看着你的进步而高兴，像爸爸这样。我问爸爸说：‘你这几年，人累不累？闷不闷？’爸爸回答说：‘我看着你每天进步，我就高兴。’我觉得这句话说透了。”

现在，每个星期，刘争都会去上几节挪威语课，因为这对恢复记忆力有一定的帮助。他还经常去卑尔根大学的健身房做康复训练。根据医生的诊断，他康复过程拖的时间越长，康复的速度就会越慢，所以刘争要尽可能地争取时间。

看到儿子每天坚持训练，父亲感到很欣慰。他攒钱买了一台家用摄相机，将儿子每天的情况记录下来，寄回国内，让刘争的母亲常常能够看到他每天的进步，让她感到心安，感到安慰。

第三部分悲情挪威——两起中国留学生事件（5）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两位遇害的学生吴宇航和余宁燕，在来到挪威以后，加入了奥斯陆的基督教会，而在另一座城市卑尔根，留学生刘争也接受了洗礼，信仰了上帝。

宇航和宁燕生前经常到教堂里去做义工。2003年的圣诞前夜，他们早早就来到教堂帮忙布置桌椅。那天，他们的父母来到了孩子们生前经常来做礼拜和义工的教堂。教会的人听说孩子们遭遇了不幸，都感到十分难过。教堂里响起了肃穆的钟声，父母们感到孩子仿佛就在身边，在天上默默注视着他们。

在另一个教堂里，刘争低下头，闭上双眼，心里默默祷告。此时的他寻求到了内心的平静。他说他懂得了“爱”这个字，意识到爱能带来奇迹。

“其实本来出国留学本身，就是一个开阔你自己的视野，然后打开你自己的思路，应该是提升自己的一种人生状态。我觉得，（自己的）遭遇是不好，但是它的机会很好。这事故并没有把我杀死，它给我机会让我认识到，认识到这个字“爱”，而且意识到这爱所带来的奇迹，它能够给你带来很大的奇迹。”

“我非常感激爸爸，如果爸爸不在我身边的话，我康复肯定没有这么快。爸爸在我旁边，就感觉有一种家的感觉。如果你给我多少钱，给我多少服务，多少护士，多少人陪我玩，这并不重要。但是，在天涯海角，要有家的感觉，特别是你在一个落难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部分伦敦的黄土地（1）

英国，一个富有国际性和多元文化的国度。伦敦，英国少数民族聚集最多的城市。常年来，在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同时，伦敦也成为英国本土最具营养的文化胎盘。虽然信息产业的迅速入侵使传统工业日趋萎缩，但英国的表演艺术产业却以伦敦为中心，巍然不倒。

从1998到2001年，英国政府为鼓励优秀演艺作品的创作，陆续为其注入的补贴资金已超过1.25亿英镑。从芭蕾、现代舞到歌剧、话剧，各种表演艺术门类的大型公司和小型团体不下百家，而其中的华人团体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在伦敦，我们意外的发现了一个以东方人为主要成员的小型话剧团，并结识了其中的三位华人表演艺术家。

2004年6月，在伦敦市中心的SOHO剧院，正上演着一场名为“台风”的读本话剧节。该话剧节已经连续举办三年，每年进行一周的演出。今年的“台风”节将上演七部以亚洲国家为故事背景的剧本，与众不同的是，舞台上的表演全部以读本形式展开，参加演出的人员全部都有东方血统。

“台风”节上，首场演出的剧目是关于柬埔寨战争时期的故事：

“天哪，你怎么不说话？”

“你不会想知道我要说什么，赛巴失踪后，我和女儿乔装成农民在地里干活。”

“祈祷神灵不要让那些士兵看到我们，祈祷我们会消失。”

“他们发现了我们，强迫阿红结婚。”

……

“他指着一个年轻士兵说：‘你愿意嫁给他吗？’她摇摇头说：‘不愿意。’她真固执，这可不行。”

“那个军官拿出他的匕首抓住阿红的头发，他们割下了她的头。”

在演出现场，我们遇到了三位华裔表演艺术家，他们亦导亦演，是本次演出的骨干，并且都来自“台风”节的举办方——黄土地剧团。黄土地是伦敦仅有的两家之一的东方人剧团，成立于1995年，最早只有五个成员。

David作为演员和导演，是黄土地的成员之一。David出生于香港，六岁就随父母移民英国，从事表演艺术是他自幼的梦想。18岁那年，他为了进戏剧学校而放弃了正在进修的法律专业。David的这个选择违背了父母当初的意愿，也从此远离了做律师的富贵前程。在谈到他对自己职业生涯的看法时，David 动情地表达了许多感受：

“（现在当演员）要生活不容易，如果当初我按照父母的心愿继续做律师，物质生活上会舒服很多。但我想这就是你选择的生活中的角色，要跟随你的心，也要承担随之而来的后果。我决不会改变目前的道路。我准备一直做下去直到他们为我的棺材钉上盖子。”

“当演员是我的决定，因为我想用艺术来改变那些英国人关于东方人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中国人的思想。如果你看一看英国各地知名的剧团，只有一家有非白种人的艺术导演，而且那个人也只是助理导演，是个印度人，是英国本土的，因为很多印度人都是英国本土的，剩下来没有一个非白种人（的导演）。无论是艺术家协会，还是各个团体，他们都在接受公家（英国政府）的钱，但却没有反映出英国（文化）的构成。我很少看到中国人上电视，如果有看到，多数都是做配角，做黑社会，打工 仔，功夫之类的角色。（所以）现在，我为李小龙、成龙这些人的绝技感到骄傲。”

“就算现在（有）好多由香港去到好莱坞的出色演员，也都是被用在武打动作片里面，白人总是把我们定义为一类的演员。我想，我们要靠自己来改变这一点，我想这也是黄土地存在的原因，最终我希望的是，黄土地不需要在英国（存在）。这是理想的境界，英国实现真正的多民族融合……”

第三部分伦敦的黄土地（2）

有话剧当红娘，David近年来偶尔也和电影有所接触，几年前他曾经参加了好莱坞大片《古墓丽影》的客串拍摄，这个令所有华裔演员羡慕的机会，却也给David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触：

“大部分都是那些西人做主角……，我扮演的是工头，只有一句台词，是在柬埔寨拍的，要用柬埔寨语说。我只有一个近景镜头，在刚进古墓的时候，做祈祷状，只有一秒钟的镜头。你也知道，不是什么有挑战性的角色，没人给你机会。”

“我们需要李安这样的英国艺术家，李安在美国发展的很成功，他是个有非凡素质的导演，我们需要他来……每次拍英文电影都是请西人，请美国人，他们需要明星，但有时候哪怕一个较小的角色，至少你可以用用美籍亚洲人，或者新加坡人、英籍华人，什么都好，但我从没见过。无论他们导演说中文普通话的片子，还是说英文的片子，（都是）请西人，这很让人失望。所以，我们需要他（李安）这种能力的人，或者王家卫，或者张艺谋、陈凯歌，所有这些大导演，多少给个机会。”

“台风”节的第一天，以David导演的剧本做开场戏，观众反响热烈，而让人想不到的是，两个小时的演出背后居然只有短短一个白天的排练时间。David 说：“就读本话剧而言，我们只有一天来排练这出戏，所以对于这么演员来讲要入深些难度很大。我觉得我们做的还可以，但是如果想做好些呢，作为读本话剧应该至少需要两天。这些演员不需要这么紧张，他们会入戏深一些。”

黄土地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政府拨款，微薄的收入无法应付David日常的全部开销。为了补济生活来源，他时常要接一些电视、电影的配角演出。“台风”节的第三天，David没有排戏任务。中午一点半，他约了一场BBC的面试。

这是一部关于四个年轻人生活的苏格兰连续剧，名叫《Meet the Magoons》，故事梗概是这四个年轻人的父母一代都经历了艰苦的创业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而年轻一代却每天无所事事，吃喝玩乐，由此造成了两代人之间的许多矛盾和摩擦。由于剧中安排了四个中国角色，很多东方演员都前来试镜。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David在黄土地剧团中的同事，有的甚至是David担当导演时手下的演员。David 开玩笑地说：“看来我们这个圈子真的很小啊！”

不一会儿，试镜开始了：

“坐吧，各位，来点吃的吧！”

“好啊，来点炒饭炒面，再来点啤酒！”

“Peter肯定告状了……嗨，老爸……”

“你怎么跟这些光头妹混在一起？”

“老爸，拜托你，这些是我的朋友！”

“别找借口！你怎么不找个好好的中国姑娘呢？真是败坏门风……”

第三部分伦敦的黄土地（3）

甘顿老年活动中心是位于伦敦市区内的一家华人老年福利社。在这里，老人们可以找到传统的中国式文体活动。在黄色的人群中，白皮肤的Veronica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她是黄土地剧团的创始演员和社会推广人。因为每周都要到甘顿老年活动中心推广话剧项目，Veronica已经被这里的人视同家人。

Veronica是混血儿，她的父母都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但却是地道的上海人，所以Veronica 虽然拥有一张欧洲人的脸孔，但却保留着传统中国式的生活习惯。由于二战把一切正常生活搅乱，她的父母最后的定居地点变成了香港。Veronica在香港岛出生，18岁时来到英国上大学，今年已经49岁的她，从入行做演员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

Veronica希望在更多的中国人当中培养话剧文化，于是甘顿中心的老人们成为她的第一批宣传对象。她说，她现在的梦想是在这里开一个话剧班，让老人们一起表演，一起玩，但是万事开头难，最重要的是和老人们成为朋友，让他们接受她和她的想法。

Veronica告诉我们：“你知道，你就这样开一个班叫人来，小朋友或者年轻人就无所谓了，但是老人家他们不惯你，就信不过你嘛。所以如果我真是想做点事情，想做些话剧的事情，就要跟他们多有些关系，多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我。而且我又不像中国人，但是我会讲广东话，是好处，所以他们也有更多机会认识我。”不过让Veronica欣慰的是，现在她已和老人们相处地很好，大家在一起聊天，一起玩，非常开心。

黄土地创办已经近十年，但和英国无数的大剧团相比知名度平平，今年的“台风”节依旧要靠逐个邀请的方法来联系观众。Veronica给她所有认识的朋友打电话，希望他们能过来捧场。由于这已经是第三届“台风”节，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认识、了解了黄土地，今年Veronica的许多朋友都主动打来电话，问订票的事情，这让她感到很高兴。

“嗨， 莎莎！”Veronica 拨通了一个向她询问过演出情况的朋友的电话，“你好！亲爱的，我要不要给你订明天SOHO剧院的票？……我不知道，通常只需要五镑吧。……你的全名是莎莎波卡，……恩，是的亲爱的，打我的手机吧。我明天一天都会在那里排练，因为我有角色。……好啊……当然，当然，这是一种读本话剧，但应该很有意思，因为他们读的确实很好……”

Veronica现在所住的居所是父母留给她的。这个带着后屋花园的房子是她母亲在1985年买下的，如今父母已经相继去世，只留下Veronica一个人独自居住在这里。她站在窗前，娓娓道来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童年的回忆历久弥深：“我是香港岛出世的，Hong Kong Islands，铜锣湾，大亨道。我的第一个家在吴门府。我很好运，小时候，从我的窗口望下去，就可以看到吴门府。哇，好美啊，那些花园，那些雕像，那些奇怪的动物，精彩的传说……”

第三部分伦敦的黄土地（4）

香港老家的花园已经几十年没回去了，Veronica现在能够收藏的仅仅是一本画册。她一页一页地翻着画册，给我们做着生动的讲解：

“这上面有吴门府，这些我都见过。啊，我就住在这隔壁，事实上如果你在拍这张照的时候稍微朝右转一下，（就可以看到）我就住在这儿。现在这些大厦，我小的时候就没有这些这么大的大厦，全是天空。我家是三层的房子，我们在第二层住，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这个吴门府花园，我喜欢在这儿跑。你能否想象一个小孩，在这些奇妙的地方跑来跑去，跑上跑下？哇，这些动物，我好喜欢这些动物和它们的故事！哦，天哪！这些故事，这些神仙啊，……”

和传统的中国家庭一样，Veronica的起居室里，四壁都挂满了陈旧的家族相片。她指着那一张张照片，给我们讲起她的家史：

“那是我妈妈，她那时34岁，那时候她还没生我。她生我的时候38岁。那是我爸爸，那也是我爸爸，他有一半日本血统，他（爸爸）的爸爸兴许来自中东。我爸爸不知怎么有骑马的天分，他那个时候已经50多了，但就在几年前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他还在骑马。在中国，在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他是个非常有名的骑师。维克多·万德·尼达，骑马的，在上海很有名的……”

Veronica说，她身上像父母的地方太多了，比如她喜欢漫无目的开车，喜欢边走边唱，喜欢学新的语言。独自住在父母留下来的房子里，Veronica感觉他们还在身边，这让她感到很快乐。空闲的时候，她时常翻看十年前和黄土地其他创始成员共同演出的录相，回忆旧时的趣味时光。那天，她给我们播放了以前他们共同演出的一部话剧《神笔马良》，一边看，一边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讲解：

“看，这是演员表。David演马良，Tom吴演神笔，Kumiko演小燕，阿广演飞马，我是金鹰，那个坏人……这是阿广扮演的仆人，很好玩！她是广东的那个阴险地主婆，哈！……我们尽量了，我们打的不是太好，但看起来很好玩，多么可爱的创意啊！……天哪，我们那时候看起来年轻多了。……哦，这套动作我们做了一百多次了，我们每次都盼着演出开场，每次都很喜欢。……哈哈，阿广，好棒的服装……”

第三部分伦敦的黄土地（5）

Veronica常常提到的阿广，全名叫陆开广，马来西亚籍华人。和David，Veronica一样，他也是黄土地剧团的创始演员之一。阿广16岁时来到英国读书，并按照父母的意愿攻读会计学。28岁那年，他决定改行，开始追寻自己钟爱的表演事业。如今48岁的阿广已经从一个理科生变成一名专业的话剧导演。阿广自认为，这20年里他对艺术细腻而快速的领会力也许和他独特的性取向有关。

“我自记事起就知道我是同性恋，我一直喜欢同性。十二、三岁的时候，当我有性萌动时，总是因为男人而起。当然你不会和家人谈你的性取向，亚洲人不谈性或者诸如此类的话题。不知算不算幸运，我16岁就来英国了。从此，一切都靠我自己，没有人盘问我，我只需要跟随自己的感觉。”

阿广非常喜爱亚洲的民间舞蹈。这种来自巴厘岛的原始表演形式，是他近来的灵感来源。他富有感悟地说：

“这是一种亚洲的……一种本能的东西。尤其是转圈动作，在佛教里讲究轮回，在京剧里也有转圈的台步，我们转圈时就表示走了一段路，但实际上你又回到同一个地方，虽然你经历了一生的旅程，我想这就是人生，始终在寻找什么。对，你活着，到最后你一辈子经历了这么多，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

我想，亚洲就是我心的所在……”

“我在家乡时说广东话，因为我来自广东人家庭。但我从没到中文学校学过中文，所以中文的读和写我都不会。中国人来到东南亚，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他们也带来了中国的文化，所有的风俗和传统，当然有美妙的春节，还有那些寺庙，那些颜色，还有中国戏曲。”

“我妈妈曾带我去庙里拜佛，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两边都居住了很长的时间，强烈的受到这个和那个文化的影响。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深入到这里，进入到我皮肤、血液、骨骼、头脑，或者说我很幸运，因为我一个人过，我有自己的生活，没人跟我争论，也不用为我的生活方式辩护说我这样生活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在英国而我的家人在马来西亚，他们没法说：‘你不该做这个，这个不好，中国人不应该这么过’。我不会有这些情况，这很好。但当我回家的时候，他们会问我‘过得怎么样？都做些什么？’我说，我从事艺术工作。他们会说，‘你不做会计去搞艺术，你都没钱赚，你都48岁了却还没赚到钱。我那个48岁的儿子都有三辆公爵车了，五个孩子都上大学，还有一个是医生’等等。所以，我在内心时常感到一种伤心，他们无法理解我所做事情的价值……

第三部分伦敦的黄土地（6）

2004年6月14号是“台风”话剧节的最后一天，当晚将演出由阿广导演的新加坡剧本。这场演出虽然是黄土地剧团的压轴戏，但阿广的准备时间仍然只有一个白天。对于阿广来说，表演就如同是在玩游戏，是件非常开心，非常放松的事情，只有在表演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最富活力和创造力。

“快回来，星儿会饿坏的。想想星儿，我们唯一的爱。……星儿，星儿，各位听着，我家有条狗叫星儿，星儿是我的主子……”

最后一次排练开始了，看着台上演员们的纵情表演，我们对晚上的正式演出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在20年以前，英国话剧界是清一色的白种人，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已经不是白人，而是各种各样的其他人种。这一切因何而改变？也许，正是因为像黄土地这样的剧团的存在，有了许许多多David 、Veronica和阿广这样的华人艺术家们的努力，才有了今天这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的成绩。采访中，他们说的话也道出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生活的华人艺术家们的心声：

“我是中国人，我们没忘记我们的历史。”

“一辈子经历了这么多，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我想，亚洲就是我心的所在……”

“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一点，这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实现英国的多民族融合，实现世界的多元文化并存……”

第三部分飞向安东尼奥尼（1）

“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银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快来我小船上,我的小船儿……”。从这首著名的意大利民歌《桑塔露齐亚》，到好莱坞经典名片《罗马假日》，意大利永远是人们心中的浪漫之国！

古罗马斗兽场已经矗立了1300多年，在这里曾经建立过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也创造过最为辉煌的西方文明。不可否认，意大利是艺术的沃土，是文明的殿堂。直到今天，意大利这个历史悠久，有着深刻文化积淀的国度，也是各种艺术文化的重要汇集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现在在意大利，据说有十多万中国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从事商业活动，而在文化领域的中国人则很少听人提起。

许多中国人来到这个艺术之国的初衷都是为了寻梦，追寻那个成为艺术家的梦。但国外艰难的生存状态使大多数这样寻梦的中国人变得更加务实，坚持在文化领域继续探寻的人并不多。李向阳就是这样一个在意大利将‘寻梦’进行到底的中国人！据说他是现在在意大利唯一从事影视工作的中国人。

李向阳目前是副导演，用他的话说，“做副导演，就是要组织整个拍摄过程。导演有什么要求都由我具体来实施。”他同时还是一个演员，意大利国家电视三台正在拍摄一个节目，内容是不同华人群体的生活状况，反映几代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李向阳是第一主角，他在剧中一直在为找房子而奔波。

而在现实生活中，李向阳也时常为自己的住宿问题而奔波。“这套房子也是一个中国人租下来的，共有四间，布局不错。我就租了其中一间。每月给他310欧元，水电费就全包了。所以我就不用自己每个月专门操心去交水电费，很省事。如果我不租了，提前一个月通知他，把多交的那一个月的押金给拿回来。这省去了我很多管理的精力。我就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投到电影上。否则就真没办法和别人竞争了。我经常搬家。搬进这里是去年的时候，我现在住了差不多有一年了。如果意大利房主人跟中国房主人说要把房子卖了，那我就不得不退掉，所以我也不买什么大的家具，说走马上就能走。”

住处附近的洗衣店是李向阳常去的地方，因为这个已经47岁的男人至今仍然是独身一人，生活上的事情他都必须自己打理。李向阳说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一个学建筑的19岁的女孩子。他们是1985年他到意大利中部东海岸山里的一个镇去办画展的时候认识的。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后来她到罗马和他一起生活。但碰巧那个时候也是李向阳的老师说他画得正好的时候。老师要求他抓紧时间打进画廊。精神压力巨大的李向阳常常为此忽略了女友。她后来很不高兴就离开了。之后他又有过几个女友，但都因为他过于忙于事业而最后分开。

“我是不会结婚的，这是肯定的，我可以说是跟电影结婚了。我的女朋友只是我的情人，她不可能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电影。每一个完全献身电影的，真正投入艺术的，就是高层次的搞电影艺术的人，只能是这样的。他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我再说一遍就是，你选择了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你已经无法选择了。”

李向阳的这间小房子只有大约15平方米，但是这并不能限制李向阳思考的范围。在这间屋子，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研究安东尼奥尼的作品，电影《红色沙漠》他已经不知看过了多少遍，

“我经常研究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表现人存在的一种危机，不断的这种危机。你像我们现在在意大利也是一连串的危机，但是对于做艺术而言，这是一个健康的现象。我们在危机中必须能够成长，能够经受危机，能够经受这些痛苦，能够忍受这些东西，能够转败为胜。他这个电影也是一样的。我非常喜欢安东尼奥尼对电影语言的运用，跟他对人的内心生活的描写。他对人的心理的这个活动真是推到了极致，他对画面造型价值，那是极端注重的一位大师，一位伟大的色彩家，而且他的作品非常优美，非常富有节奏。你走进他的电影好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就是说我想创造一个我想走进去的世界。”

第三部分飞向安东尼奥尼（2）

李向阳1981年被北京电影学院派到意大利留学，后来就留在这里。对于许多在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李向阳在意大利的二十多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就等于他的梦想，他对电影，还有对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梦想。二十三年来，他的梦想始终没有改变过，“我想做我们时代的安东尼奥尼，在文化史上写下一笔，不过，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李向阳当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些同学，如今说起来是一长串的名人名单：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霍建起，吕越，而李向阳去到意大利却是另外一种命运。1981年，中国教育部和文化部联合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北京电影学院有6个名额，当时24岁的李向阳全力以赴地参加了考试，终于获得了去意大利留学的名额，家人和朋友都为他感到无比高兴，李向阳自己也欣喜若狂。出发之前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要在意大利实现他全部的梦想。

李向阳刚到意大利时，经常会到圣母玛丽亚白雪教堂。那时候他已经在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开始学习，他心目中的偶像安东尼奥尼也曾经在这所学校学习过。“期望呢，就是说野心很大，我也希望能够像安东尼奥尼他们这些人，能够有他那样的如此有人文主义厚度的，有国际的层次的这样一种电影，就是说在文化史上写下一笔。”

“我后来到安东尼奥尼家里去了。我那天起了个大早，换了一身我从中国带来的，那种周恩来那时候穿的浅浅的西装裤。我的德国同学说，哟，你今天穿得像要去教堂，过节一样的啊。我说今天我要去找安东尼奥尼。他问哪个安东尼奥尼？我说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嘛。他震惊得简直是要瘫到地上了。我就赶紧出发了。安东尼奥尼住在法国路，我大约的是一点钟到，结果找半天找不到，很可惜我一点半才到。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谈，我就说您关于中国的那部电影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说当然。后来就问他怎么学电影的，他就告诉我了。这时候两点钟，门口门铃响了，进来了一个意大利“全景”杂志的记者。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下次吧。我现在都非常痛恨自己晚了半小时，很可惜，简直想给我自己一个嘴巴。”

“后来我就走了。出来以后我甚至觉得天空都比半小时前要灿烂得多，我感觉像透明水洗过一样，阳光就像穿透了云层。在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导师安东尼奥尼关门之前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微笑，我在眼睛里看到了电影。我心情激动得抑制不住，就漫无目的地走了三公里左右，没有目的地走，根本停不住。就感觉到还有什么不可以征服的感觉。”

虽然在精神上能够感受到安东尼奥尼的支持和鼓励，但是李向阳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和意大利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征服的。“搞电影的话，在国际上你又不懂这个，意大利生活你又不是特别懂，意大利文也不是特别好，你怎么跟他们做？跟他们好像你有点劣势，而且他们不太接受你，因为电影的抽象性很小，比较具象，他们不太接受，因为具体事实他们不太接受，因为电影界的人也不大接受。第一个剧本是写我在意大利的生活，短篇，差不多是二十五分钟三十分钟。第二个呢差不多四十五分钟，写的有一点意大利的，主要是中国的，是我做农民时候的那种生活。到我写第三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空了。”

创作力的枯竭使得执迷于电影的李向阳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失望的情绪终日弥漫于心头。他曾靠走夜路来派遣郁闷的情绪，也曾多次想到自杀，“一个人夜里两三点走七八公里，反正我没钱不怕抢。要么拿一瓶红葡萄酒，咕咚咕咚咕咚，一口喝下半瓶，就是这么来喝。靠喝酒来摧残自己，麻痹神经，就是把自己的神经扭曲起来，这样才能够经得起外来的扭曲的压力。所以老得喝酒，不喝酒就坚持不住了。”

李向阳被迫从电影转向绘画，幸运的是他得到了罗马美术学院院长的关照，有了自己的签约画廊，每个月都能从画廊得到一笔稳定的收入。在与这位院长关系恶化之前的那几年，是李向阳在意大利最幸福的时期。

当时李向阳在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院长的工作室学习，师从院长小罗雅。小罗雅不仅在意大利美术学院，而且在欧洲乃至世界上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国际级大师 。他推崇的是无形抽象主义。李向阳那个时候就在小罗雅的个人工作室里面当助理。小罗雅把他介绍到罗马和米兰的几个国际连网的大画廊，他还有专门的经理人。1996年，在FLAH　ART这个全世界最棒的当代艺术的美术杂志当中还有对李向阳的一页专门介绍。那个时候，专于美术的他应当说是“风光无限”。当时他每个月只要完成几幅绘画作品，画廊就付给他差不多2000欧元的酬金。他从未为生计发愁过。

第三部分飞向安东尼奥尼（3）

李向阳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对待艺术要求完美。一旦投入全部精力，他就努力使自己做到最好。但他所面对的是个国际级大师，尽管他的评论常常是对艺术不对人，但如果评价的分寸没有把握好，总会出现矛盾。于是，不知在哪一次的争论中，李向阳把他的老师“得罪”了。

失去了老师的关照，再加上画廊的倒闭，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李向阳生活又突然陷入了窘境。他的绘画生涯也不得不随之结束。

那几年李向阳的画卖得好的时候，他曾天真地认为他永远不必为生活发愁。那时他常常请知名的艺术家、评论家到昂贵的饭店吃饭，要么就是跟搞电影的朋友们到南部去了解欧美文化，不会理财的他根本没有任何积蓄，因而1991年画廊的倒闭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李向阳说他那时听到那个消息就像是破船掉到了大洋深处，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幸亏还有在美国的姐姐可以支援他。向同学借钱也是暂时过渡。在向姐姐和德国同学总共借过两次钱后，李向阳的思想发生了转型，“我必须得面对生存了”。后来他去做过翻译，到现在如果拍戏不忙，手头不富裕的他还会做导游。

“我根本就特别讨厌带团，完全是不得已。1998年的时候曾一个月带26天左右。下午三点钟出发到法国巴黎去。意大利司机开那种大的旅游车，我就躺在后面的椅子上睡一睡，感觉很辛苦。那时总在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前途啊，前途在哪里啊。钱是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在学术上，艺术上能不能达到光明的境地呢。心里七上八下的总是很苦闷。有时客人抱怨我说不够热情就是因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