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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阳有两个很好的意大利朋友，在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李向阳几乎天天都在这对意大利夫妇家里吃饭，甚至过夜，现在也只有在他们家里才能看到李向阳过去如此多的绘画作品。“1982年我们认识了，我们的友谊是从1983年开始的。他是个非常奇怪的人。一方面他讲很少的意大利语，另一个方面他永远是独来独往的。没有钱的时候，他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我们很想帮他一把，他有很多画，每张画用很少时间就能画好。他把这些画卖给我们，我们买的比其他的朋友都买得多，他有极大的一个尊严，他用最简单的条件都能生活下去。” 他的意大利朋友如此描述他。

林辉华先生是李向阳在意大利留学时的同学，现在已经是欧洲颇有名气的前卫艺术家。林先生说，李向阳在电影与绘画之间转折了好几次，耽误了不少宝贵的时间。“谈起李向阳已经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了，因为我们在罗马的艺术学院，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年轻，但那个时候李向阳的艺术品已经是有很高的水准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因为已经做了一些很好的画展。后来我们出了学院之后，分开了一段时间，各人就做各人的东西了。到最近才知道，他已经走进了电影的这一方面，因为他也学过电影。我一直劝他说你应该在这一个方向发展，现在我希望他在这一方面不可以再转，因为时间不准许你转两三次，因为每一个地方要进去的时候，要十年二十年。”

李向阳又重新回到了影视界。对于未来的构想，他说他愿意为中国国内新锐的导演写剧本、写电影，做一名真正的导演。虽然现在看起来，他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并且时常还要收到冷嘲热讽，但是他并不气馁。眼下，他正在为一部即将开拍的电影做准备。“我和意大利这位女导演合作的，合写的这部影片，我也做副导演。我们到南部去拍，里面有很多乡村的景色，很多树木。树林和自然占了很大的位置。” 说起电影，李向阳非常专业。对构图，画面，镜头的运动，色彩的运用，李向阳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等这部电影顺利拍完后，他准备将影片送到威尼斯电影节或柏林电影节。

打开意大利的电视，各种新奇的娱乐节目和好莱坞大片充斥着屏幕，有媒体分析说，意大利目前存在着一定的经济问题，像电影电视这些非基础性的产业，就容易被忽视。因此虽然近年来意大利出产了一些有价值的影片，但是总的来说数量很少，业界的竞争十分激烈。作为一个外国人，跟意大利本国的电影工作者相比，李向阳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在意大利生活这么多年，他已经过了意大利语这一比较难的语言关；但电影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他原来熟悉的中国的文化与意大利文化本来就存在冲突，要想在这个电影王国将两者融合，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现在李向阳已经进入了意大利的影视界，他有许多想法需要努力去实现。

“我想做我们时代的安东尼奥尼，我对这个目标相当有信心！”

第三部分乒乓明星焦志敏的跨国婚恋（1）

焦志敏曾经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乒坛国手，但她的内心似乎永远留着一段伤心往事的痕迹。乒乓球给她带来了太多的痛与爱。毕竟，是乒乓球运动导致的跨国恋情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也使她从运动场转战商场，获得了另外一种辉煌。当然，她也不讳言，如果再给她一个机会，她一定要说去争取而不是礼让。

初见焦志敏，我们很难把她和十几年前叱咤乒坛的世界冠军联系到一起。相对于身后的荣誉和辉煌，她显得太年轻。嫁给韩国乒坛名将安宰亨后，焦志敏一直定居汉城。近两年由于在中国的生意业务繁忙，她才开始了空中飞人的生活。每次出差开会一般要一个多星期，最多两个星期，然后就要回家看一看孩子和丈夫，看看他们在她不在时生活得怎么样，然后再出差。这一次，本来焦志敏正在北京开会，为了我们的采访才特意赶回汉城。她说，虽然自己经常接受韩国媒体的报道，但是能接到来自中国媒体的邀请更令她感到兴奋和自豪。

1963年6月，焦志敏出生在中国黑龙江省的伊春市。20多岁的时候，她已经带着“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霸气驰骋乒坛了。从1986年起，她连获亚运会女单金牌、奥运会女单铜牌和女双银牌、世界锦标赛团体金牌等佳绩，成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后来她由于种种原因挂拍退役，淡出了国人的视线。但是在韩国，她和丈夫安宰亨却依然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老百姓热切关注的话题。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乒乓球的一个黄金岁月。当时，曹燕华、童玲、何智丽、焦志敏等一批优秀运动员统领着世界女子乒坛。身材高挑、相貌清秀的焦志敏在球场上战绩骄人，她的一头长发在几乎清一色的短发中国女球员中显得飘逸出众。由于长得很像韩国姑娘，焦志敏成了韩国男乒乓球队队员们倾慕的对象。在这些男队员中，性格内向的安宰亨是最痴情的。安宰亨的中文讲得很好，据说这也是爱情动力的效果。

最开始的时候韩国队员关心的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技、战术情况。后来他们发现其中有一个女队员很漂亮，于是就开始同她交流。焦志敏回忆说：“我第一次出来比赛，上场时韩国队他们就有四五个队员过来，全围着我看，都是男队员。我觉得他们对我都有特殊的那种好感。然后我就开始注意他们队的情况。在这些男队员中，好像最好的就是他（安宰亨）。开始就是这么接触的起来的。接触的时候先是用简单的英语互致问候，然后就开始写。韩国男队的其他人不怎么会写汉字，他能写，所以我那时也用汉字同他沟通。有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不是队里有翻译吗，翻译也给我们讲，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秘密东西。就这样，跟他们聊。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人很诚实。这是他给我的第一感觉。”

不过,焦志敏也没有料到安宰亨为了发展同她的关系在年龄上撒了谎。“人和人之间最初见面时，要相互了解情况。一般都问你多大了、生日是什么时候等等。他那时心里对我有好感，见我就问你多大呀，我是想也没有想就跟他说我是（19）63年的。然后我就问你多大呀，他一听我是63年的，就回答说是62年的。那时我也在想，要谈恋爱的话也要考虑年龄，那个时代很传统，就要考虑年龄嘛！但实际情况是到了结婚登记时一看他的年龄，呀！你多大呀，你怎么说你是62年的呢，这上边怎么写你是65年呢？那时他才跟我说了实话。后来问他为什么，他有一套他的想法。”安宰亨坦白：如果如实承认比焦志敏小，焦志敏可能不会接受他，或者由于比她年龄小，她也许不会把他当成自己的男人，而是一个小弟弟，所以编个个瞎话。

焦志敏和安宰亨谈恋爱的消息传出后轰动了韩国。那时也正当韩国乒乓球最风光的年代，人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球星和一名中国冠军的恋情充满期待，这也给他们俩人带来了很大压力。由于安宰亨一见到焦志敏时就明显地分散精力，中国乒乓球男队的主教练许绍发就半开玩笑地讲，如果我们中国队和韩国队争冠军的时候，一定要让焦志敏坐在中国男队的拉拉队旁给中国队加油，这样安宰亨就不会打好了。安宰亨的特长是双打特别好，他跟梁燕子配对双打是非常有希望拿世界冠军的一对选手，但运气不好，遇到焦志敏就输球。韩国记者成天围着焦志敏和安宰亨转，把他们的眼神也用长焦距镜头拍下来。为了减轻压力，分散媒体的关注度，焦志敏只好唐塞记者说我没有想过我们俩的关系，这样才在比赛中拿了冠军。但那时在心里还是惦记安宰亨。同样，安宰亨也不想让媒体的炒作干扰自己，所以也经常在接受采访时虚晃一枪，结果每一次媒体登出相关的采访消息后，无论焦志敏还是安宰亨的心里都在怀疑和担心是不是对方变卦了。

第三部分乒乓明星焦志敏的跨国婚恋（2）

1989年焦志敏离开中国乒乓球女队，她同安宰亨的爱情在经历了五年的起起伏伏后终于看到了曙光。当时中韩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他们俩人的结婚登记只能在第三国进行。正在服兵役的安宰亨得到了韩国政府特批的三天假期，带着礼服来到瑞典向在那里的焦志敏求婚。对于焦志敏来说，这是她人生中所面临的一个最艰难的抉择时刻：“其实在那三天我的眼泪没少流。每次给家里打完电话我都会流泪，给我的教练打完电话也会流泪，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我的情况跟安宰亨说了，我说我真是觉得很担心，这么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他就跟我说，这样吧，你自己决定。你别管我们韩国有什么反应。如果觉得还要再了解了解我的话，以后再说，没有问题。反正我们都不说了，你自己决定，就这样吧！听他这么一说，我倒觉得这个人更是我可以信赖的人。然后我就作出决定说，那好吧，我跟你去大使馆。”

在瑞典的韩国大使馆登记结婚后，焦志敏和安宰亨飞抵汉城，等待着他们的是盛大的欢迎队伍。韩国体育部长亲自出来迎接他们。昔日球场上的对手，那些韩国的乒坛精英们更是倾巢而出，热情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媳妇。此时的焦志敏心情特别激动，她用刚刚学会的一句韩国话说：大家给予我们俩这么大的支持，非常感谢！应广大民众的要求，韩国体育部为焦志敏和安宰亨在汉城奥林匹克公园举行了三天公开而隆重的传统婚礼，一时间汉城可谓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有人曾开玩笑说，不知道焦志敏和安宰亨的人，一定是刚从北面过来的间谍。

结婚后，焦志敏和安宰亨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秉勋。秉勋从小喜爱高尔夫球运动，现在已经成为韩国很有实力的少年高尔夫球选手。每次观看儿子的比赛，这两名曾经风光无限的体育明星马上变成了一对最平凡的父母。

自从在自己的颠峰时期选择退役后，焦志敏十多年来一直刻意远离乒坛。同期的中国女子乒乓球名将何智丽因为世乒赛的让球风波几度成为新闻焦点，而同样因为让球失去了奥运冠军的焦志敏却选择了沉默。在儿子比赛的高尔夫球场上，焦志敏终于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是她第一次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细述当年。

1988年，乒乓球第一次被列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时排名世界女子单打第一的焦志敏被认为是最具备夺冠实力的运动员。然而在争夺决赛权的比赛之前，她却被通知要让球给另一名中国队员。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打假球是剥夺了运动员的基本权利，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去年大陆一篇报道引用某位中国体育官员的话，称赞焦志敏当年让球是发扬了集体主义精神，似乎要立她为顾全大局的楷模。对此，焦志敏不以为然。

离开乒乓球的焦志敏开始涉足商场，在韩国展开自己全新的事业。经过十年的磨砺，她已经完全摆脱了当初运动员的稚嫩，拥有一派商业女性的风范。目前，焦志敏是一家信息服务公司的老板，她正计划把韩国的手机增殖服务业务引进到中国。

韩国著名企业SK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在谈到焦志敏的时候对她赞赏有加：“一般人认为运动员只擅长于运动，可能对做生意不是很在行。但我的想法恰恰相反。焦志敏对中国很了解，而且又在韩国生活了13年，对韩国也很了解。作为世界级的选手，她应该也很聪明。我跟她见了几次面，进行了交流，发现她对生意的悟性同对运动的悟性一样好。所以我觉得跟焦志敏一起做中韩之间的生意会有比较好的前景。这样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们会继续合作下去。”

除了生意方面的悟性外，焦志敏还不乏艺术方面的天赋。初到韩国后，她受韩国国家电视台的邀请出演了一部150集的长篇情景剧《媳妇三国志》，饰演一名性格倔强的中国媳妇。焦志敏对那长达8个月的拍摄经历感到记忆深刻。在安宰亨的大力鼓励下，她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导演交待的任务。虽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触电”，却也在韩国观众中颇受好评。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为数众多的中国大陆运动员出国寻求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批乒乓球国手们，出国后形成了实力强大的“海外兵团”，代表各自所在国家与昔日的亲密队友在赛场上激烈搏杀。而像焦志敏这样在出国后彻底放弃原来所从事的运动项目的人并不多见。尽管退役后的焦志敏一直刻意回避着乒乓球运动，这个小球似乎并没有停止给她带来困扰。安宰亨现在是汉城体育大学的乒乓球教授，还两次被聘请为韩国国家男子乒乓球队的主教练。正因为如此，就曾经有大陆报纸指责焦志敏是韩国队的“间谍”，为安宰亨提供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情报。

当然，对于焦志敏来说，乒乓球带来的所有欢乐和苦恼都已经不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这里—韩国的汉城，她的避风港，她的幸运地，还有她人生与事业的新起。

第三部分塔坝——恒河三角洲的中国城（1）

在印度，第一大都会加尔各答是一个充满神奇传说、异域色彩纷呈的地方。加尔各答位于恒河三角洲胡格利河以东，靠近蓝色的孟加拉湾，人口超过1000万。尽管圣洁的恒河流到入海口已经堆满了污垢，但在印度人的眼中，这里仍然是一片能产生奇迹和财富的地方。加尔各答是个相对年轻的城市，300多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690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建立起贸易点，从此加尔各答在欧洲人对印巴次大陆的殖民史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1858～1912年期间成为“英属印度”的首府。在上个世纪初，加尔各答成长为与上海齐名的亚洲商业中心。加尔各答也是印度最国际化的城市，聚居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和侨民，这其中就包括了印度最大的华人组群。他们的繁衍生息之地叫塔坝，是加尔各答70多个卫星镇中的一个，总面积大约10平方公里。

中国人移民印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叶，据考证，最早的一个人来自广东省。清朝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人移民印度的高峰期，在此期间许多人从广东梅县和湖北天门陆续漂洋过海来到印度，其中许多在加尔各答落脚。在华人移民最多的时候，全印度大约有华人5万人。但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大批华人在印度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转而移居他国，使得印度华人总数逐渐减少到目前的大约几千人，其中许多都生活在塔坝这个印度唯一的中国城中。

从外观上看，塔坝就像一个中国南方的小镇，随处可见贴着“福”字的红漆大门和高悬的大红灯笼。春节时分，印度唯一的汉语学校培梅中学的操场就是华人聚会的地方，热闹的气氛绝对不亚于中国乡间的庙会。平时在塔坝常住的华人有大约1000多人，但每逢春节前夕从海外回来过年团圆的能超过万人。塔坝华人99%是广东梅县客家人的后裔。由于印度的水牛皮资源丰富，最早的客家人从家乡带来了中国传统的皮革加工手艺，办起了许多皮革作坊，使塔坝从一片荒凉的沼泽地逐渐发展成一个靠皮革业维系生计的小镇。前后四代华人在这里安居乐业，用100年的时间把塔坝变为全印度的皮革业中心。目前这里每天加工处理的皮革数量仍占全印度加工量的的五分之一。

叶启炎是一位在塔坝出生的华人。他继承了父亲留给他的皮革工厂，生意规模在当地颇有名气。他介绍说，我们这里的厂房都跟住宅连在一起。进入华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后，外来的人往往会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还有硫酸的味道，那就是皮革厂的废水气味，不过长期住在这里的华人已经习惯这种味道了。现在皮革生意不好做了，以前最鼎盛时期这一带有250家皮革工厂，现在还剩下100多家，许多以前的皮革工厂都改成了中餐馆。在这种环境中把餐馆开起来是不是令人很奇怪？我都感到奇怪，他们印度人为什么会跑到这边来下馆子。有些客人进到这个地方觉得很臭，一下车就马上冲进餐厅里面去。

塔坝的华人工厂和住宅每家都有一道大铁门，而且还聘请了保安负责晚上的警卫工作，可谓壁垒森严。问其原因，当地华人说是为了安全和防盗。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但自己家人与财产的安全却始终是第一位的考虑。把大铁门一关上，就好像在城堡中，就像客家人以前那种围屋。也许是由于历史背景和乡土文化传统的原因，他们不愿意走出自己的生活领域，而是宁愿在这样一个外人看来非常难受的环境里住在一起。在和当地人打交道时似乎也奉行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中国古训，来往不多。因此在印度人眼里，这些聚居华人总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以前印度人甚至不感晚上来塔坝，说怕进去了出不来，现在的情况已经好多了。

在华人区的边缘上有一条水沟，这是华人聚居区同印度人聚居区的自然分界线。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古老民族的人群终于找到了共同点，能够友好相处。华人的温良恭俭让与印度人的乐观通达使他们最终都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建立起共处共生的关系。在塔坝，华人吃的蔬菜要靠当地的印度人种植，而种蔬菜的种子则是由华人提供的。印度妇女们在卖菜时甚至会用客家话讲价钱。让塔坝华人引以为荣的是他们的信用。他们自称这个信用比信用卡的金卡还好用。在这里，如果华人到印度人开的电器商店买比较贵的东西，而身上又没有带够钱，店主人会毫不犹豫地说，拿去吧，改天再给钱，中国人我肯定能相信。

第三部分塔坝——恒河三角洲的中国城（2）

谢应兴是塔坝中华食街上“碧宝思”餐馆的老板，以前他也是一个皮革工厂的老板。与这里大多数华人不同，他出生在广东梅县，6岁时由母亲带着从香港乘船到了印度。他与牛皮打了几十年交道，自家开办的皮革工厂在1986年前后达到黄金时期，生意很火。但是后来地方政府加强了管理，对污染严重的皮革企业和华人的违章建筑物进行清理整顿。几年前当局要求华人把所有的皮革工厂都迁走，祖传的行业受到了冲击，许多人无法负担搬迁的经济包袱，纷纷变卖家产，移民海外。留下来的许多华人改行做餐馆，于是造就了塔坝有名的中华食街。在这条不长的街道上，人们可以看到“广东酒家”、“金陵饭庄”和“北京饭店”的招牌。

“碧宝思”餐馆刚刚开业不久，三楼还在施工，谢应兴对的生意前景并没有很大把握。但他认为，当代的印度人都很欢迎正宗的中国菜，虽然眼下印度的经济情况还不太好，但将来会有改善，餐馆应该有前途。谢应兴每个星期都要和太太一起亲自去加尔各答市中心的批发市场采购。他说，因为自己是新入行，所以非常艰难。不单是钱，还有精神上，精力上都压在一个事业上了。从前都是太太去市场买菜，但现在开餐厅了就要慢慢学起来，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马虎，最好是自己干。每一件事都要自己经历过，干一段时间后再看有没有可靠的人能当个帮手。谢应兴把自己的餐厅称为他事业的一个“转折点”，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决心拼搏。他说，“如果失败就完蛋了。我已经50多岁了，还有什么时间？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份感情，在这里住了差不多50年了，所以不想一下子离开。假如我的儿子能跟我留下来就太好了，将来这里应该是很好的地方。”

塔坝小镇上有一家全印度唯一的中文报馆，出版《印度商报》。这张由塔坝华人联合创办的报纸诞生在1969年。报馆现任的负责人叫陈其蕊，他手下还有几个合作了许多年的好同事。报馆的工作人员不多，但报纸每天按时出版，发行量有几百份，而且多年来它始终保持着手工抄写的传统，这在资讯发达的21世纪更加显得与众不同。报纸的内容不仅包括重要的国际新闻和有关中国的时讯，而且包括华人社区婚丧嫁娶的消息。有时，编辑们也会把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广播的消息和互联网络上的信息也刊登出来。几十年来，塔坝的华人已经习惯于在每天清晨收到这份传承着自己的历史和对文字的小报。但是近年来报纸的订户越来越少了。老一辈的华人中懂中文的很多，会讲英语和印地语的很少，所以他们离不开《印度商报》。现在，整个华人社区中懂中文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报纸的份数也日见萎缩。抚今追昔，陈其蕊非常感叹：“报馆前一任社长移民到外国去了，也不再做这个工作了，他享清福去了，只有我还在这里。我觉得担子很重。我们在受苦，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我年纪大了，小孩子他也不太长进，他的工作连自己都解决不了。所以我还是要继续挑这付重担。不过我还是希望能走到柳暗花明的另一个地方。”

陈其蕊的老伴认为，做报纸有助于老爷子的健康。她说，这样可以锻炼他的脑筋。很多老人家有老年痴呆症，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用脑，整天坐下来无所事事。那么他就不同了，天天用他的脑筋，用他的眼神，发挥作用了，就不会那个样子，身体就比较好一点。陈其蕊并不同意老伴的说法：她们的想法是这样，不过我们的想法不是。我们是想维持中华的文化，让它在海外传承下去。当然，他并不否认，没准儿以后这张中文报纸会停刊：我们这一代华人还可以看中文报纸，我们的孩子们就不看了，他们读英文，看英文报纸。在老伴眼中，陈其蕊老人努力维持的报纸，只是帮他排解晚年孤独的一个消遣。报社已经多年没有年轻人愿意加入了，陈其蕊无力改变这些。不管《印度商报》的前途如何，他所能做到的只是凭借对祖国文化的执著，守住心中最后的信念，一直坚持到到自己生命历程的最后一天。

塔坝最热闹的时候同中国一样，都是每年的农历腊月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过春节时，塔坝家家户户都要按照传统习俗来布置，还要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焚烧红黑两色的所谓“天地衣帽”。叶启炎说，中国人总是说不要忘祖，就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地上，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天神地神，但总有一种感恩的心。一年过完了，要感谢他们给我们丰衣足食。这里的华人对宗族还是很怀念的。春天的时候，大家所有宗族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祭拜祖先，然后还有会餐，联络大家的感情。国内现在应该都没有这些了。有一次我回国到梅州农村去，当地人发现我们比他们更保守传统。传统有它自己的价值，我们中华文化五千年一直传下来，一定有它的优点。

叶启炎的两个女儿是在塔坝长大的，她们已经在加拿大有了工作。春节期间她们都请假回到印度和家人一起过年。对于她们来说，塔坝这边就是自己的家乡，而中国大陆那边则是祖先留下来的文明。这种外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情感在看体育比赛时体现得最鲜明：“如果是印度和中国比什么项目，我们都是帮中国；可是如果印度跟别的地方比赛，那当然是帮印度啊！”她们表示，不仅她们非常热爱中国文化，还要让自己的下一代继续保持中国人的传统，使他们在这个急速变化的大千世界上永远展现华人的特色。

第三部分江湖往事——金边访陈启礼（1）

“教父”，江湖上的风云人物。当《教父》这部电影风靡全球的时候，“教父”这个词就成了义气的代名词。它代表着刚烈，强硬，血腥，不怕死，敢打敢拼……亦正亦邪。一月是柬埔寨的旱季，尽管这是一年当中气温最低的季节，但这时气温仍然高达三十多度。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我们就拜访了这样一位台湾江湖道上的风云人物。

陈启礼，被称为台湾黑道的“教父”。60年代年仅17岁的他统一了竹联帮，成为总堂主，在以后的几年间，他把竹联帮迅速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帮派组织，把触角深入到台湾几乎所有领域，甚至在全球各地都有势力。竹联帮涉及很多台湾的大案要案，政府指幕后主脑是陈启礼。80年代他制造的“江南命案”更是震惊世界，现时他仍被台湾政府以“竹联帮精神领袖”的罪名通缉。

从绚烂到平淡

江湖老大的故事总是与“传奇”联系在一起。或褒或贬的各种传闻使得这位传奇人物多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当我们由他的私人助手带领，穿过他由保安严密保卫的宅院时，一位头发已稍见斑白，慈祥容貌、满面笑容的老人在一片树丛后向我们致意。没有想象中的暴戾，代之为祥和之气，竹联帮老大竟是如此轻松随意！

陈启礼的住宅是他1996年来到柬埔寨时就买下的，买下后他就对这个宅院进行了改造，将原本是两栋别墅的房屋拆掉其中的一间改做游泳池。满院种上了来自台湾的蕃石榴，“这一棵又香又甜，当初就是因为吃到很好，我就拿籽种，现在长得很好。你看这个都很漂亮，这个造型你看就是这样斜的，就有一种美。”

陈启礼是1996年来到柬埔寨的，当时台湾政府展开扫黑行动，通缉包括陈启礼在内的十大要犯。陈启礼在政府动手的前夕及时出走，先是到了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后来就移居到柬埔寨，这个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陈启礼说如果他现在回台湾，政府一定会立刻逮捕他，“他不逮捕你如何做秀？我到这里一年多后，台湾政府突然用传函发了一个什么“精神领袖”，就等于说我认为你是精神领袖，我传函你，把一个约谈书送到我家。可是他明明知道，我人离开台湾已经差不多两年了，他也知道我在柬埔寨，这就是一个做秀意味很浓的做法。那他就故意传到你家里，他知道你不会来，他就借着你不来，然后他就对新闻界发布通缉。”

他曾是在台湾江湖道上叱咤风云的兄弟大哥，第一次出狱后成为纵横商场的企业家，由大哥转型为“陈董”，现却又孤身在穷困的他乡异域。他坚持：“人本来就是善恶交织的动物，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好人和坏人。人世间只有一种人，他有时会做错，有时会做对，所以说善、恶存于人心，会随着人、时、地的异动而变迁，没有一定的准绳！”

同在金边的台湾商人田毅先生，早在60年代竹联帮刚刚起步时，就是陈启礼身边最为亲密的一位朋友。田先生说“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比如说发生打架啊之类的事情，他头脑里没有跑这个概念。他体力好，身体又好，非常有种。有种就是非常勇敢，不怕，决不退缩的意思。他现在等于处于退休状态，随心地过自己很愉快的生活，最主要就是养病、养身体，不大过问什么江湖事了。现在许多来看他的人都基于自己发自内心的尊敬，很单纯的想法，想他来看他，跟他叙旧，就是这样。”

当年风云不可一世，多少兄弟都无法求见，现在台湾的观光旅行团到了金边，导游一定整团带到他家门口，指着门说这是台湾陈启礼的家，有时适逢他步出大门，一些阿公阿婆看到他都非常关心，抢着和他合照，并亲热地称他“启礼”，他和颜以对。没想到这位大哥经过多年的磨练与转变，最后走回了现实的生活，而他显然也很享受这样亲民的生活。

第三部分江湖往事——金边访陈启礼（2）

“精神领袖”与他的竹联帮

跟许多当地人一样，陈启礼在金边的郊区有一个很大的果园，那里也是他经常与朋友聚会的地方。眼前这位慈祥的老人和轻闲的田园生活，似乎都很难与传说中那些刀光剑影的故事联系起来，不过我们仍然想一探究竟的是，陈启礼和他曾经统领下的竹联帮，究竟是怎样的渊源关系？

陈启礼的父亲是一位法官，陈启礼从小就在严格的管教下成长。1949年6岁的陈启礼随父母从大陆去了台湾，一路上为了防土匪，晚上睡觉还需以木板顶住门，后来在路上捡到一把小刀，就一直藏在身上。小小的年纪就知道要保护双亲，也使他养成义不容辞保护他人的个性。但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特殊的生存环境和陈启礼刚烈的个性，使得他很早就选择了江湖道路。陈启礼说竹联帮的形成有它的时代背景。那时他和家人来到台湾，在学校中他是异数，因为“二二八事件”刚结束，台湾人对外省人心怀仇恨，时思报复，他小学时就常遭本省籍同学的围殴，常常是一人独战群雄，渐渐地在小圈子中结合起来共同对付外侮，如此就有了帮派的雏型。

“我爸爸送我到小学去读，我也是很高兴啊。那时候小学一年级。因为全班连我一共三个外省的，那另外两个下课后就常常被打，不敢反抗。而我的个性不喜欢人家这样对我，所以下完课班上有些人来打我，我们就大打出手。然后到后面演变成每天下完课，全班都来打我。每天打，下完课就打，再到后来就演变成整个年级的学生都统统一下完课，在那个教室外面的走廊，整个年级都来打，我就一直奋战。当时下课铃声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拳击台上，擂台上的那个铃声。每下完一堂课，就是一场拳击赛。我从小这样打上来，我的实战经验太丰富了。但是我有我的原则，我从不会去招惹别人，我也不会欺负任何人，但我就是不愿意人家欺负我，我个性就是这样。”

据传说，陈启礼为人仗义，勇猛顽强，很有领袖风范，因而受到黑白两道的敬重，当时他一句话可以平息一场黑道纷争，而警方也对他敬畏三分，并经常有求于他，所以有种说法，说他既是竹联帮的教父，也是整个台湾的教父。

“台北的近郊有一个叫‘中永和’的郊区，当时人口不多，当然现在人口多起来了。竹联帮在那边只是一个小小的帮派。我们当然要把整个那一个地区的全部都统一起来，然后再进入台北，再进到全台湾。以武力来说那是最凶悍的时代，到江南案之前力量最大，别的帮派对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的。那个时候也团结，再加上跟全台湾每个角头全部都很好，大家都是朋友，所以等于说在那个时候力量最大，整个全台湾都通嘛，因为全部都好。”

几十年来，台湾政府虽然不断开展扫黑行动，但是陈启礼总是有相应的方法来应对，结果竹联帮的势力反而越来越大。据陈启礼估计，竹联帮的成员累计至少有10多万人，号称“天下第一帮”。

“在我年轻的时候，尽量是精兵制度。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打天下，打天下的时候，我们要跟所有的去拼斗，所以我们就采用精兵制度。而且大家平时在一起，都是不停地拼杀上来，我们彼此的默契非常好。可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因为政府当然一直拿我们作对象，所以我就发现这种精兵制度或这种比较严密精简的组织，其实非常容易破获。岛那么小，如果你用一种严密的组织，彼此都很清楚精兵制度，他一破获就全部破获，他马上知道是哪些人。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组织在台湾的特殊环境之下应该是松散的，就像那个被吃的昆虫一样，一次繁衍很多，要一直繁衍，这样子他根本没有办法扑灭你。所以我就跟现在那个黄少岑，说要把细胞分裂。他带人也带得很有经验，我们当然很有默契。我一讲细胞分裂播种，他就把人松散。松散的时候，竹联帮一个堂真的很大。在台湾通常一个最大的角头大概才一两百人。一般的角头有的差不多二三十个人，有的是四五十人，最多的也就是这样。可是竹联帮的一个堂就会到几千个人。”

对于现在外界仍然把他看作是竹联帮的“精神领袖”，陈启礼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其实从32岁那年起，他就已经离开竹联帮，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了。陈启礼身边的朋友，也大多附和他的这种说法。

台湾商人黄朝晴与陈启礼共事多年，“陈董事长现在台湾那边的事情他从来不管，好像以前是台湾教父，虽然是没有人这么再称呼他，但是实际上在台湾他就是有这个分量。人家说他以前是黑道枭雄，但在这里你根本就感觉不出来了，但是你也知道从他的谈吐上有一代宗师的那种风范。我觉得他这个人，或许他佛学的书看多了还是怎么样，心整个都变了，变得很慈善。”

第三部分江湖往事——金边访陈启礼（3）

三次沉浮饱经沧桑

金边华人圈中关于陈启礼的说法很多都相互矛盾，有传闻说他曾经在这里走私军火，但也有人说他完全脱离了黑帮，现在跟柬埔寨的台商一起合作投资一些正当的生意。在柬埔寨的生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是陈启礼也要应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危机。

1999年他在接受台湾电视台采访时，公开展示了一批枪械，随后他被柬埔寨当局逮捕，并被控以私藏枪支罪而入狱一年多。在狱里的时候他中了风。“我在里面的时候接到我爸爸生病的消息，因为我爸已经八十七岁，这种年龄生病我也知道意味着什么，所以晚上睡觉就想到爸爸从小带着我的各种情形，没办法睡啊。几天以后我就跟小孟说，我说我再想的话一定会中风，才讲完好像两天就中风。”

在陈启礼一生的经历中，这是他第三次入狱，第一次入狱是34年前。1970年7月，外号“赌博郎中”的竹联帮成员陈仁，据传私吞大量钱财，并请求警方保护，竹联帮决定惩处陈仁的“叛帮”行为，结果陈仁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之下，在西门町闹市区被砍死，事件轰动全岛。凶手张如虹被捕后，指称是陈启礼下达的命令，陈启礼随后被捕，在绿岛监狱服刑5年半。这次的入狱事实上对陈启礼来说很‘冤枉’！

“其实是张如虹在杀人之前，他有打电话到我家。打到我家的时候，我家里面就有人跟他说，动。张如虹就把陈仁杀了。杀了那个时候就很轰动，因为陈仁请求警方保护，三个刑警在旁边他还被杀。这样报纸就登得不得了，就说什么我跟警方挑战，把这个事情渲染得很厉害。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在家。家里面说“动”的那个人是吴敦，因为那个时候他读政工干校，礼拜天他放假，他就跑到我家里看我，结果我不在家。当时还有个叫汪培林的也在我家里。他们两个就在那边聊天等我回来。后来张如虹打电话来，他跟吴敦还比较熟，这个时候汪培林接的电话，可能吴敦不知道是谁接的电话，一接，他们就说“动”，接着好像不知道是另外一个抓着电话就说“动”，两个人都说“动”。所以那个张如虹他当然以为是我，其实我不在，结果这是隔了十几二十年后才知道。”

陈启礼的“教父”形象在我们面前慢慢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物，我们感觉自己正在逐渐接近某个谜语的核心，关于竹联帮，关于江南案，也关于陈启礼本人。

1984年发生的“江南案”，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江南”原名叫刘宜良，关于他的被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本身是台湾情报系统的特工，后来被发现他还是大陆和美国FBI的间谍。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他写作的《蒋经国传》丑化了“国家元首”，因此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委托竹联帮对他进行制裁。1984年10月15日，陈启礼带领竹联帮成员“鬼见愁”吴敦和“小董”董桂森，在美国江南自家的车库中枪杀了江南。

在一般人看来，陈启礼的名字是与江南案密不可分的。以陈启礼当时极高的江湖地位，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出马，但是强烈的使命感，还有为了避免滥杀他人，最后促成陈启礼决定自己带人去执行暗杀任务。事件已经过去差不多二十年，作为当年最主要的当事人，陈启礼谈起那段往事并不避讳。

“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觉得我是在对蒋经国‘忠’，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一个国家征召我去做，我就去做，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好像那就是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而已，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这个是为谁做，我没有那么想。”

“情报局在找到我之前有过三次，但他们都没有成功。他们就给了我资料，连刘宜良他每天走的两条路线都标得清清楚楚。我观察他住的社区很大，他家是在最后一家。而且他家后面是一个悬崖，底下就是太平洋。因为没办法侦察，所以后来我就从社区外面找，后来找到发现这边是一个悬崖，我就从这个悬崖一路过去，一直从悬崖爬，看到正好有一个洞，从那个洞看他家一清二楚，后来我们就每天在那个洞这样看，天天观察他的生活作息。他跟他太太形影不离的，一天里面只有早上他们不在一起，因为那时候天气冷，他必须到车库里面去热车，只有那个时间他跟他太太下去，然后他太太上来去为小孩子准备上学。这个当中只有那么大概半小时，或者二三十分钟。我们这样侦察了12天，真正动手是吴敦跟董桂森，就他们两个去，我只是去侦察这些，因为我毕竟要确定那个时候只有刘宜良一个人。当时有的报道说开了两枪，有的说开了三枪，其实都不是，是吴敦他开了一枪，一枪刘宜良就毙命了，然后董桂森上去对肚子就补两枪，就是这样。”

“情报局事后给过我费用，但我不要，我去跟他讲，我说我又不是杀人凶手，又不是职业凶手，我拿你钱干什么？当时他们给我钱的时候，钱是包起来的，我不要，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他们也有给吴敦跟董桂森，他们给他们两个好像是一人两万块吧，但他们两个也都不要。”

江南案发生后，情报局与竹联帮的关系被曝光，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被逮捕，台湾政府同时展开“一清专案”行动，抓捕了三千多名竹联帮成员，陈启礼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减刑到6年半，至今江南案幕后的主脑究竟是谁一直也没有真正的答案。“这个事情当然不可能是汪希苓本人的意图。汪希苓你接触他就知道他是很优秀的，而且他的为人也很好，他非常的忠，他对蒋家的忠诚是不用去怀疑，所以说他背后的人是谁，只有问他了，他也一定带进棺材里面。”

塔子山是神话故事中金边这座城市的由来，也是金边市的象征，山上树木郁郁葱葱，一条条小路纵横交错，回想那段改变自己人生的往事，陈启礼的内心似乎也充满矛盾。

“江南案，我关在里面的时候，有些人替我叫冤、抱怨，讲良心话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冤枉，因为取人的性命这个是一件非常罪大恶极的事，所以在事发前，我早就讲得很清楚，我来扛这个事情。他们也跟我说扛了就是死刑，死刑我也会很坦然地接受，因为我觉得最好是这样，把我打枪打掉算了。”

第三部分江湖往事——金边访陈启礼（4）

一心向善梦回故乡

天灾人祸在柬埔寨似乎一直就没有间断过，来柬埔寨7年，陈启礼经常牵头举办一些赈灾活动。农历春节快到了，他又组织了几家台商以及台湾医院到金边市郊的一个县赈济当地贫民。陈启礼告诉我们，这次赈灾一共安排为300户人家提供粮食和衣服，为400户人家提供义诊，他并且还邀请了柬埔寨总理办公室的主任，以及当地政府官员一起来参加活动。

善恶由人评论，世间自有公道，人们对陈启礼的评价来自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非流言蜚语，“自从我们认识陈启礼先生以来，就觉得他非常地关心他人，譬如说对于老人和小孩，他都是非常照顾的，这是我们认识他以后所观察和了解到的。以赈灾为例，大家就觉得在这里面就体现了陈启礼先生的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