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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打了三十年内战，再加上雨季的时候受灾户面积很大，那受灾户多，旱季的时候也有很多地方无法耕作，所以说米，吃的东西就比较重要。”陈启礼说他组织这些活动并不是专门想要改善他跟柬埔寨政府的关系，“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在这方面。”

过年了，金边也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大年三十下午，许多华人甚至是当地人都到街边小店购买年货。而陈启礼的住宅却是另外一种气氛。陈启礼从小受到父亲严格的儒家教育，影响至深。去年父亲在台湾过世，而他因为有通缉在身，只能在柬埔寨遥拜父亲。父亲去世前没能见上一面，成为他最大的遗憾。到现在陈启礼的住处顶楼一直都设有父亲的灵位，早晚都会上香。除夕之夜，台湾没有亲人过来，陈启礼把自己的助手打发回了台湾过年，一位朋友于是组织了金边的一些台商到陈家来吃年夜饭。但显然来的客人大多都不是很熟，晚上8点多客人们陆续离去。

“对我来说，我应该是快二十年了都没有在家里过过年。我一生也从来没过过年，对过年也没有什么觉得特别的。我关了十几年，什么时候有过过年?这一次来这里也七年多了，所以过年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沧桑，陈启礼饱经沉浮，“因为时间它不会停留，所以说任何事都会成为过去。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一旦你碰到人生的最谷底，你不需要去灰心丧气，你只要了解任何事都会成为过去，你就会勇敢地面对它。因为它会成为过去。”

在金边漆黑的苍穹下，陈启礼已经度过了7年，对于他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他的一个临时避风港而已，我们不知道他在这里还要待上多久，也许当所有的纷争渐渐平息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到他的故乡，台湾。

第三部分食神外传——中餐烹饪大师甄文达（1）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这里，反映各国移民不同文化传统的烹饪手艺可谓五花八门。由于上至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非常喜爱中餐，中餐业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成长为美国一个相当发达的行业。据统计，全美现有将近3.6万家中餐馆，这个数目超过麦当劳、温蒂、汉堡王等主要美式快餐连锁店的总和。地处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是中餐馆最多的州，也是中餐烹饪高手的云集之地。在这些高手中，享有“北美食神”称号的甄文达（英文名字MartinYan）不愧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甄文达可以说是第一位通过专题节目把中国饮食文化介绍给北美电视观众和电台听众的人。他本人是一个大师级的厨师，也是一个连锁中餐馆的老板，出版过27本美食方面的书。他主持的中餐烹饪电视节目《甄能煮》(英文是YanCanCook)已经在全球播放了1900集，拥有近20亿观众。他也是旧金山的著名广播电台节目《美食物语》的特约嘉宾。甄文达是这样评论自己的成就的：“很多人的厨艺比我高超，英文比我好；中国国内的男孩子每个都长得比我英俊、比我帅；讲幽默，全世界的人可能都好过我。但是可能没有一个人能有我这么厚的脸皮，有我这样的勇气和自信心，有我这么拼搏。”

1952年12月，甄文达出生在广州市东山区一个做餐饮生意的家庭中，父亲的祖籍是广东台山。甄文达幼年的时光基本上是在小餐馆里度过的。受父母的影响，他从小就对烹饪比同辈人有着更多的感觉和灵性。上小学时正好赶上了“大跃进”后的食品短缺，在城镇居民当中，所有主要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但甄文达似乎总有一些办法做吃的。比如，他知道怎么把甘蔗渣压成粉，再和面粉或米粉混合起来，还会利用小球藻做饭。他对同学说，长大了一定要去读农科专业的大学，这样就可以有多点吃的，不但自己不挨饿，周围的人也不用挨饿。

甄文达的妈妈有一句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使他永远都不能忘，那就是“近厨得食”。妈妈说，在餐馆做事的好处是肯定不会挨饿，不会挨饿就能做好多事情，全世界有许多人每天都是饿着肚子睡觉的。“近厨得食”这四个字明确了一个自古到今都起作用的生存规则，也对甄文达后来把烹饪作为自己毕生的职业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13岁那年甄文达离开了家，到香港的一个餐馆打工。那时他爸爸已经去世了，妈妈带着弟弟在广州生活。香港那家餐馆的老板管吃管住，还给甄文达开支一些零用钱。甄文达把这些钱省下来继续读中学。

在香港念中学的时候，校长是一个基督教教会的成员，为人友善。甄文达在课余时间经常帮助他干点零活，比如打扫卫生、做饭等等。时间一长，两个人相处得越来越好。1971年，正当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开始接触以解冻双边关系的时候，校长出面担保甄文达到了美国。

甄文达回忆，他到美国的时候，一下飞机感到又冻又饿，于是出机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中餐馆找工作。最开始是在一家中餐馆的后厨干，后来觉得在后厨工作没有当餐厅服务员挣得多，又去当服务员，这样也把自己的英文慢慢练出来了。

在加州的中餐馆工作一段时间后，甄文达决定继续深造。由于有过小时候挨饿的经历，由于曾经下决心有机会就要多读书，以便学习怎么能做更多的吃的，甄文达进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习时选择了食品加工与营养专业。加州大学对外国学生的收费标准比本地学生高出3-4倍，甄文达在上学的同时必须设法把自己的学费赚出来，于是他想出了教授中餐烹饪的办法。按照当时的工资标准，甄文达在餐馆干活，每个小时可以挣到0.85美元，而教授中餐的聘任每小时可以挣18美元，经济收益提高了20倍，何乐而不为？

打定自己开课教中餐烹饪的主意后，甄文达找到学校的有关负责人提出申请。由于甄文达那时还不是厨师，也从来没有教过书，最初的申请被一口回绝了。于是，甄文达向那位负责人展开了“牛皮糖攻势”，每天一放学就到办公室门口等着他，软磨硬泡了整整三个月，最后迫使对方答应试验一次，在本地的报纸上登一个小小的课程广告。如果有人来上课，就给甄文达这个机会，如果没有人来就一切作罢。结果，广告一登出来有40多个人报名，甄文达从此开始了他的烹饪教学事业。

从小到大的环境熏陶、多年积累的中餐烹饪功底、逐渐娴熟的英语交流技巧使第一次走上讲台的甄文达信心十足，课越上越好。好多加州大学的教授和教授太太们也来听课了。甄文达幽默地对他们说，我早上在大学跟你们学习，你们晚上跟我学习；早上我听你们的，晚上你们要听我的。我祝你们不仅好运，健康，而且事业成功，上帝保佑美国。此后，甄文达一边苦读、一边教授烹饪课，终于在1975年拿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食品加工硕士学位。对于美国人的学习精神，甄文达也很有感触：美国有很多大学生，拿了硕士、博士学位后再来念烹饪专业。我们中国国内也应该有这种职业的理想，大学生也应该能从事美食行业的工作。

第三部分食神外传——中餐烹饪大师甄文达（2）

大学毕业后，甄文达去加拿大工作了很长时间，帮助一个中学时代的朋友管理中餐馆，结果有机会上了当地的电视台，开设了名为《甄能煮》的电视专题栏目，通过电视向北美的广大观众教授中餐烹饪。第一次“触电”的时候甄文达比较紧张，不知道眼睛是应该看主持人还是看摄像机的红灯，感觉有点头晕目眩。后来电视台的经理在看了甄文达的烹饪演示后对他说，我们想让你做一个烹饪节目，130集，一集我给你100块钱。甄文达一算，做130集节目能挣到史无前例的13000块钱，便一口答应下来。在加州获得的教学经验此时派上了大用场。甄文达给自己的节目确定了一个富有创意的招牌性口号：“如果甄能煮，你也能”，这个口号迅速得到观众的认可与欢迎，成为一个流行的烹饪时尚品牌。在这个电视节目做到第三年的时候，电视台给甄文达的报酬已经增加到每集400块，这使以烹饪为乐的甄文达更加开心。

甄文达说，一些人认为中式烹饪很神秘，他们都会被吓倒。我想示范给他们看，中式烹饪其实可以很容易、很快捷，每一个人都能学会，而且每一个城市都有你用得着的材料。《甄能煮》专题节目的编导非常欣赏甄文达的才能与轻松幽默的风度：“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我总是听到人们说要有好主意才能出好节目，比如园艺节目、装修节目或者法式烹饪节目等。但我的回答是主持人最重要。有了好的主持人你可以教一些你永远没法子办的事情。马丁（甑文达的英文名）天生拥有那些你永远也没办法教的素质。他在北美和全世界都受欢迎，因为他天生就有娱乐大众的能力。他能让人们笑，让人们对他讲的话感兴趣。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也许，正是甄文达对烹饪的热爱和良好的公众交往能力造就了《甄能煮》的奇迹——这个电视专栏节目已经在75个国家播出了1900集，历时20年经久不衰。它获得过艾美奖等著名奖项，成为世界知名的电视烹饪节目。

为了便于钻研厨艺，甄文达把自己家的庭院变成了提供新鲜烹饪材料的果园和菜园。在这里，他栽了枇杷树、苹果树、梨树、柑橘，还种植了葱、芹菜、韭菜、薄荷、萝卜等。甄文达非常热爱自己的家，认为家庭生活可以给人以修道院般的安宁，一回到家，外面的烦恼和紧张全部消失了，他可以坐在家里享受潺潺的流水声和鸟鸣。甑太太是他在加州大学上学时结识的同学，一位美籍日本裔女士，俩人育有一对双胞胎。甄文达非常爱孩子，他有空就参加美国厨师工会组织的“厨师爱童会”的活动，为救济流浪儿童筹款。

在美国已经出人头地的甄文达似乎还保持着同年轻人一样的创业热情。2003年甄文达开始经营“甑能”和“亚洲感觉”这两个连锁餐厅，计划在全世界推广亚洲的美食。2004年他与张艾嘉合演电影《海南鸡饭》，以52岁的年龄开始了他的电影艺术生涯。

甄文达曾经应哈佛大学的邀请去给那里的学生们讲述自己的奋斗历程。也许，人们从他的一腔肺腑之言中能够发现他成功的秘诀，体会他乐观的处世心态：一个人，尤其是我们从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语言不那么好，学问也不一定比人强。但我觉得来自东方的亚裔学生一定要有一种自信心，有个自我肯定。如果你自己没有自信，好多事你就不敢做。有了自信心后才有勇气，有勇气后才会有创意。在择业的时候，你要跟随你的本事、跟着你自己的灵感去做事。不是爸爸妈妈或同学说哪个行业挣钱多你就去干哪个行业。你要跟随自己的心去做一件事。如果你喜欢音乐就去读音乐，喜欢电影就去做电影。中国人有句话，行行出状元。我整天对自己说，我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好开心，越做越开心。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如果人家看得起我就是看得起中国人。我希望为中国人争光，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发扬光大。如果你不欣赏我，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情绪，我可以一样做得这么开心。我的哲学就是：如果我每天能让一个人微笑，令一个人开心，那对我自己来说这天就是很有意义的一天。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1）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位于多瑙河上游的终点，由此开始，河面渐渐展宽，河道愈见弯曲，水流也趋于平稳。蓝色的多瑙河静静地穿流在维也纳市区，像一条蜿蜒曲折的飘带，映衬着两岸绮丽的风光。优美的维也纳森林伸展在市郊，郁郁葱葱，终年绿荫蔽日。这个素有“多瑙河之神”和“世界音乐名城”的浪漫城市，吸引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目光，令许多人的留连忘返。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优雅、浪漫的背后，曾经有过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多少段普通人经历的艰辛旅程。

在维也纳不大的华人圈中，马海滨是个名人。他的一场官司，同时卷入了奥地利的司法和警察两个部门，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反响。而马海滨本人，也在这场风波里苦苦挣扎了十年。十年前，他有着上千万先令的身价，可如今却住在维也纳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库房里，靠朝不保夕的借济度日。

一

马海滨，祖籍云南昆明，1959年生人。出身干部家庭的他，在出国前当过兵，做过导游。1986年，马海滨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的司机，开始了在维也纳的生活。27岁的他是令人羡慕的。同年底，马海滨和一位名叫文芳的歌唱演员相遇，而命运之手也即将把现有的一切颠覆。

一次联合国的联谊活动中，大使夫人邀请当时在维也纳学声乐的文芳等前去演出。活动完毕，马海滨被安排驾车送她们回家。就这样，他们彼此相识。马海滨了解到她比自己大四岁，已成家，有丈夫。但是，在以后的交往中，单身的马海滨从文芳那里得到了最需要的温暖。他们很快便相爱，结婚。

此时，马海滨已经通过倒卖烟酒和中国工艺品，积累了一笔资金。于是，1989年，两人共同成立了一家专门经销台布的公司，名叫三星。马海滨说，他的投资占公司股份的75%。在当时的欧洲，台布生意还是一个新市场，公司的货源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成本低，收益高。三星公司不仅批发零售，而且频繁参加欧洲各地的博览会，利润像潮水一样涌来。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单先生，1991年到格拉兹去”，马海滨回忆道：“他看见我跟文芳在格拉兹博览会上卖台布。回去以后，他就跟别人讲，他们在里面跟发报纸一样，就这样来形容。”他说，当年生意红火的程度真是难以想象，“每天晚上文芳一点钱，都一大摞，好几万先令。”

梦想的膨胀促使马海滨更加拼命地奔波于欧洲的各大博览会，文芳则负责打理公司内部的营运，其中自然包括了理财。对于这一点，马海滨起初并不介意，而随着时间的积累，两人之间出现了夫妻店最常见的问题：意见不合，摩擦也越来越多。

马海滨说，自己不会去计较生活中的买多少钱的衣服这种小问题，哪怕花上几千个先令也不会在意，但是对于生意上的投资和公司的进货问题，他干涉的很多。特别是在国内业务的往来上，在零点几个美金上，都抠得很紧。但是妻子和他正相反，总是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大事上却马马忽忽。再加上马海滨文化程度没有大学毕业的妻子高，高中没毕业就去当兵了，妻子总是觉得他是个大老粗，不懂得经营。马海滨慢慢觉得，他们之间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地方，妻子总是事事以自己为中心，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就这样，双方的争吵也逐渐多了起来。吵得最凶的时候，马海滨曾气得抄起杯子，把自己18K金的名牌手表一下子砸坏。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2）

长期的争吵，使得马海滨和文芳变得貌合神离。1993年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终于触礁，一次回中国谈生意的偶然机会，马海滨和前女友旧情复燃。同年发生了两件事情，马海滨的前女友为他生下一女，而文芳则在怀孕后不甚流产，这两件事情正式宣告了两人婚姻的死刑。1994年2月1日，两人终于决定离婚，但谁知，在法院办离婚的当天，文芳却出尔反尔。

当天，他们心平气和地说好，一同去法院办理离婚手续。两人一起从公司出来，到了当地十五区法院。马海滨交了1000先令的费用，随后便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可文芳不但没签字，反而掉头跑回了公司办公室。气愤之余，她将电脑、电话机、打印纸等办公用品全都摔在了地上，随后便报警说，马海滨威胁她，逼她离婚，否则就杀了她。在此之前，他们吵架，她也曾报过警，马海滨被警察抓走关几个小时之后，就被放了出来。

可这次，她将丈夫告上了维也纳法庭，声称马海滨长期施以暴力威胁，也曾以恐吓手段导致自己流产。法庭判决马海滨半年不能回家，如要探望必须有第三者在场，警方一旦再度接到报警，将立即逮捕马海滨。两个月后，马海滨再也无法忍受无家可归的日子，决定回国探望女儿，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的却是十年的灾难。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3）

1994年4月，马海滨准备暂时离开维也纳，回国探亲之时，他的留奥签证正好即将到期，需要续签。出于夫妻的信任，他委托文芳关注维也纳的签证进度，他打电话跟文芳说，如果我的签证下来了，你马上通知我，随后他便回到了中国。

可回国之后，左等右等，都没有签证的一点消息，文芳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来，马海滨觉得事有蹊跷，就开始不停往维也纳打电话询问情况。在国内的近两年时间，光是长途电话费就花了十几万人民币。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合法进入奥地利的机会。

1995年底，马海滨终于打听到自己在奥地利的户口已经被注销，马海滨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重新托人申请签证，然而尽管他详细写尽了各种理由，一次一次地往使馆跑，到最后，那些领事部的外交官一见到马海滨来都躲他，可他的要求始终遭到大使馆的拒绝。最后一次被拒签，领事给他签下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奥地利不再欢迎你。

这张随意的纸条就像一道宣判书，将马海滨和他在奥地利的所有生活彻底切断。但是，更让马海滨没有想到的是，在离开奥地利的期间，他在三星公司75%的股份已经通过一份有着他本人签名的委托书，瞬间转让给了他人。身在中国的马海滨在收到这份委托书的复印件之后，感到十分震惊。他从来也没有签过这样一份文件，也从没有想到文芳会做出伪造签名，出卖他公司股份的事情。

他发现，这份委托书全部是德文写的，没有经过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奥地利驻中国大使馆的任何认证，就到了他的手上。经过专家鉴定，委托书上的签名也完全出于他人之手。1996年底，马海滨再也不能让事情这样无限制地拖下去了，他决定马上离开，回到奥地利，调查事情的真相。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4）

1996年底，马海滨通过偷渡回到了奥地利，并立即找律师展开调查。可此时，他在维也纳的全部财产早已不再属于他自己。同时，他更没有在奥地利合法居留的身份。很快地，马海滨成为了警察抓捕的对象。在回奥地利的头三年当中，马海滨三次被关押，其中1997年的经历，把马海滨推上了生死线。

回忆起当年被警察关押、侮辱并押送回国的经历，马海滨的脸上显现出激动和愤怒的神情。他说提审他的警察对他十分不友好，甚至侮辱他的人格。马海滨说：“当我说我在奥地利有公司，有财产的时候，他就显现出一脸不屑的样子，摇着头说‘NO……’，还冲我大声地吼叫。”

马海滨告诉我们：“我在克拉根福特有一个代言人，钟老师。他到监狱里来看我，专门带了一些材料来，让他（提审警察）看一看。可他‘咣叽’就给打一边去了，手抬得很高的这个样子。我所说的这些东西，他全部不承认，不让我说话，就非要强行押我（回国）。我就讲了，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就让我回去，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不符合人权的。”

此时的马海滨无论如何是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的，他觉得自己很冤枉，曾经全部的生活都奥地利，可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决定以自杀来表示抗议！

在洗澡的时候，监狱里发了剃须刀。马海滨用打火机将周围的塑料烧化，把刀片取了出来。之后，他就拿万宝路香烟的锡纸将刀片包起来，塞到牙齿底下，藏起来。等到警察来押送的时候，他首先被他们用皮带捆了起来，然后上了车，开往维也纳机场。

车子刚进维也纳，马海滨就取出刀片，往自己的手腕上划去，第一下没有什么反应，当划第二下的时候，鲜血“哗”地一下喷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衬衣、皮带、短裤，不一会，警察们回过头，看见马海滨面色苍白，车子的地板上流了一大片血。他们赶紧用急救包里的物品，将他的伤口简单包扎处理了一下。但他们并没有立即开车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急救，而是一直开到了一个叫什维夏的地方。那个地方靠近机场，有个警察局。他们找到了那里的警察，在当地警察的带领下，他们穿过小路，将马海滨带到了很小的私人诊所，对他进行了治疗。更让马海滨难以忍受的是，他们的态度十分粗暴恶劣，强行将他按倒在地板上半躺着，还用一条腿的膝盖，狠狠地压在他下身的要害部位。马海滨疼得大叫起来。

包扎好伤口之后，他们没法再将马海滨押送回国，只得先将他送回警察局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停下车在一个加油站休息，三名警察轮换着去咖啡馆里喝东西。当时，马海滨手上打的麻药药力已经过去，便开始感到疼痛难忍，不禁呻吟了起来。此时，一个年轻点的黄头发警察在车外，悠闲地抽着烟，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望着狼狈不堪的马海滨。他还打开车门，关掉车里的暖气，存心让冷风吹着马海滨，心里恨不得再让他尝点苦头。

马海滨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冲那警察咆哮，大骂他是“法西斯”。但他毫不在乎，翘着二郎腿，哈哈大笑。一个多小时以后，衣着单薄的马海滨已经被冻得够戗了，他们三人才轮换着喝完咖啡，结束休息，继续赶路，回到了警察局。

由于割脉事件马海滨被送回了监狱。在一间封闭的单人牢房关了5天之后，他被再次遣返。为了防止马海滨有任何过激的行为，警局派了三名外事警察对马海滨进行全程押送。这一次，他们狠狠地将他的手捆了好几圈，勒得他手腕上的伤口又出了血。绝望的马海滨继续反抗，他一上车就疯了似的，拼命用头去撞车窗上的玻璃。警察们看到他如此不老实，就用备用的安全带将他牢牢地捆在了车子的后排座椅上，一动也动弹不得。

到达机场后，还没下车，马海滨一看到车外有人路过，就开始大喊“救命”，拼命地吼叫，但还是被几名警察生生抬上了飞机。坐在了飞机上，他仍然继续大叫不停。警察就拿来了喷雾气，向他的脸上喷了几下。见到不起什么作用，就拿来了一卷胶带，将马海滨的嘴严严实实地给封上了。当时他就觉得自己快透不多气来了，头一下子就大了。他拼命张开嘴，从胶布与皮肤接触的边缘呼吸到一点空气，就这样，才没有被活活憋死。

1997年12月10日，马海滨在维也纳的财产案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就被送回了北京，而这远不是故事的结束。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5）

1998年9月，马海滨第二次偷渡回到了奥地利，进入维也纳后他立刻以人身侵犯和蓄意虐待的罪名指控押送自己的三名警察，并继续追究两年前的财产转让案。几个月内奥地利总统、内政部、司法部都不断收到马海滨的诉状，各大媒体也相继开始关注马海滨事件。在这当中，国际人权机构SOS，以及难民保护组织CARITAS为马海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作为民间的人权组织，他们认为，三名警察强行将马海滨强行押上飞机的行为是违背人权原则的。因为按照通常的情况来讲，遣送的程序应当是，在被遣送者自愿的情况下，警方为其办理了登机手续后，看着他坐上飞机，然后离开，而不应当采取暴力手段。在1991年5月1日，就曾经有一位被遣送者，因为被警方用胶带封住嘴而在途中死亡。当时，奥地利警官第一次被判误杀罪名成立，但是有关他们虐待犯人的指控却被法院驳回。由此可以了解，要指控警察在遣送时虐待犯人有多困难。

指控警察的风波让马海滨成了令维也纳警界头疼的人物，而当他带着摄制组到过去的公司地址进行拍摄时，又再次和警察不期而遇。

那天，在马海滨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公司门口。他指着玻璃窗说，以前这上面写着“三星公司”，现在已经被换成了别的。我们看到，上面分明换成了“INTERNET”的字样。透过玻璃，两个女人在屋里坐着。海滨立刻转过头告诉我们说：她正在里面翘着二郎腿坐着呢，旁边还有一个女的。”原来，他口中说的“她”就是文芳，这是摄制组在采访中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文芳。

屋里的文芳很快注意到了我们，她站起身，对马海滨喊了一句：“海滨，干嘛？”海滨没有搭理，对我们说：“就这个人了，就这个人了，她还喊我‘海滨干嘛’，我不理她的。我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公司里面了，再也没回过了，家也没回过了。在这之前，路过这儿我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只能坐在电车上面偷眼地看一看。她在里面看见我，今天要是你们不在场，她很可能又说我来恐吓她了。”

由于10年前她控告马海滨恐吓的罪名仍然未被推翻，文芳见到马海滨出现，果然马上报警。不久，警察便出现了。经过一番交涉，我们同意停止摄像。警察离开后，摄制组当面拜访了文芳。她和摄制组激动地进行了两小时的长谈，但是始终不愿意接受采访。她说和马海滨的结合是个错误，是一段她不愿意提及的痛苦回忆。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6）

第二次回到奥地利后，马海滨在调查自己的财产转让案期间，因德语程度有限，得到了专职德文翻译，刘宝丽的大力帮助。由于长期帮助欧洲无身份的华人处理各种手续和纠纷，她对法律方面已经算是专家。

对于马海滨的财产风波，她认为：证明委托书签字的公证是一定要有本人在场的。签字公证指的就是当事人的签字是公证人面前进行的，这当然要本人去。在这一点上，对方竟然出示了委托书的签字公证，简直就是弥天大谎，因为签字人马海滨当时根本就不在签字现场。她说：“一个法制国家怎么就可以把这种伪造委托书的事情认为证据不足，不能构成犯罪？我是说，主要是为这个事情，也要争这口气，要斗到底。”

2001年，难民保护组织CARITAS为马海滨免费聘请了律师Pochieser，全权负责他的经济案件。在这之前，马海滨的律师不断更换，因为没有一个律师相信他能胜诉。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马海滨关于文芳伪造签名的指控终于在2003年9月得以立案，并且在2004年3月第一次开庭审理。

现在，马海滨仍然还在为自己的官司不懈的努力着，和律师一起准备着第二次的开庭审理。虽然在宝利的帮助下，他在语言上的障碍减少了许多。但由于语言不通，他和律师Pochieser之间的交流必须依赖于翻译的帮助。Pochieser说：“案子的困难之一就是语言问题。两星期前，我们有一次开庭，对方的呈词很流利。而马先生也讲，对方说了很多谎话。而我作为律师，不熟悉中文。所以在庭审过程中，我无法掌控正在发生的事情哪儿有什么不对。”

谈到这个案子胜出的关键所在，他说：“马的处境很困难，即便他在奥地利呆了很长时间，在未来也不可能取得合法身份。所以，这个结局还很难说。实际上，能否打赢这官司，关键要看奥地利的法律到底有多可信。”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7）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马海滨总会到多瑙岛去滑旱冰，有时一呆就是大半天，还要自己带上点干粮，作为午饭。他很喜欢这里，既不用花钱，还可以一滑就是几十公里，特别舒服。在这里，他可以放飞心情，抛开所有的烦恼，尽情地放松自己。

从1996年到现在，马海滨一直没有停止过四处投诉，仅仅用于复印诉状的耗费已经不下一万先令。在没有赢回自己的财产之前，马海滨还是身无分文。十年的过程当中，马海滨不能合法打工，所有的生活来源全靠朋友。他爽朗地对告诉我们：“零零碎碎很多朋友，我都跟他们借钱用。他们也理解我的问题，我说了，一旦革命胜利以后赔给他们。”

他说自己虽然没钱，但和这些朋友相处的时候也不卑不亢。他们也了解他的性格，即便一分钱没有，他也不会有活不下去的感觉。他说：“借我最多的就是我联合国一个朋友。他也是1986年派到这儿来的。在我遇到非常困难，需要钱的时候，我就找个风和日丽的时候，到他们家里去开这个口，希望他不要拒绝我。他借我是比较多一些的，像几百块欧元，几千块先令。七八千块，五六千块这种朋友，就很多了。”

当我们质疑，如果官司输了，他怎样还这些钱时，海滨毫不思索地回答：“不可能的，怎么会打不赢呢？这是在一个法制的国家里面，文明法制的国家里面，我就想到我肯定要赢的，我就没想到我会输！”

采访的最后，我们问他：“你一直坚持把这官司打到现在，你觉得用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值吗？”

他收敛了笑容，严肃地回答：“这不是值不值的问题，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们无言。

阳光下，蓝色的多瑙河显得那样美丽，那样平静，而马海滨，这个普通的华人，在这异国他乡所经历着的不平凡的事情，却让我们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第四部分为梦想而飞（1）

在伦敦每年都会举办许多航空展览，展览会期间会有一系列精彩的飞行表演。人们在被高科技所折服得同时，也尽情地享受着飞翔带给人们的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邓汉声就常常参加这样的航空展。但他和朋友往往不单是来看表演的，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一一买飞机。

在最近的一次航空展上，他很快就签下了购买合同。合同号码是0001。他定的这架飞机最快速度每小时175海哩，起落架可以收放，是一部高性能的飞机，最高可以飞到18500英尺，可以一次飞行1000海哩……这是英国第一架拥有这种高性能的萨拉托加型飞机，是六座的飞机，可以完全依靠仪器来飞行。他打算在英国注册这架飞机，之后他将成为第一个在英国注册这种飞机的英国华人。

邓汉声是英国华人社区的一名律师。他的头衔很多，如英国中华饮食协会副会长、著名专业移民律师，伦敦街坊会首席会长、英国华埠商会首席副会长、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法律顾问等。这些职位足以说明他在事业上相当成功。但最令他自己自豪的则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还是一位“飞行员”。

据说全英国只有两位华人考取了私人飞机驾驶执照，邓汉声就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黄慕阑。邓汉声现在有三架飞机。他在展览会上预定的那架萨拉托加型飞机就是他卖掉他的其中两架后，与黄慕阑合伙买的一架更为先进的飞机。

“飞行对我来说呢，差不多觉得是生命里的一部分，我想如果我不飞的话，就好像我身体里有一部分不存在。”

今年43岁的邓汉声，70年代从香港到英国留学。毕业以后在伦敦做过警察，后来成为一名执业律师。邓汉声从小对飞行产生的特殊热情，让我们相信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在他的童年找到依据。

“我大约两岁的时候随父母搬家。新家正好面对香港的启德机场。可以说我从一个小孩子开始，就每天看着飞机起飞，降落。我想，飞机这么大，可以起飞，降落，觉得很有趣。当时我就跟同学讲，说我长大了也要飞。于是，其他小孩子每天放学回来玩其他的东西，我就不玩，就是在那儿看飞机。其实，买飞机这种事是小孩子不敢想的。那时只是想着开飞机，也没考虑到开飞机要很多钱，买飞机要很多钱。当时小的时候只是想我长大了要学开飞机，要开飞机。因为我看到每天飞机升降很好玩，看着直升机飞来飞去很好玩。我就跟自己讲，我长大了要买直升机，就好像(每个)小孩子都会说我长大了要做这件事，我长大了要做那件事。我跟自己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开飞机，这就变成了我从小到大培养出来的爱好了。”

在不少人看来，直升飞机空间狭小，噪音巨大，并且还经常会上下颠簸，远远不如民航客机舒适。不过，邓汉声对此好像充满了无穷的乐趣。按照他的说法，人们追求爱好，其实就是享受其间的过程。

“你享受一件事情，并不是总睡着，坐着。做事也是享受的。你要喜欢做才会享受。如果你在飞机里就这么坐着不动，有什么享受呢?就不如坐在飞机模型里更好。所以你现在享受一件事，自己要控制这架飞机。这个飞机怎么飞，调节这个频率，要同控制台通话，你才有挑战性才有满足感。”

享受的是飞的过程，但飞行经历中的第一次，总会使人终生难忘。

“我的第一次坐飞机“远游”是坐直升机飞跃大峡谷。那时能坐在飞机座位的前排是很荣幸的，于是我和朋友们就在上飞机前用抛硬币来决定谁坐最前面。现在想想，真是非常有意思。”

“我第一次亲自驾驶飞机飞是跟教练一起飞的，那是在87年的9月。教练说如果飞机坏了，你要马上降落，所以教练就把飞机的发动机关了滑落下来。我当时就感觉好害怕，但我也知道教练在旁边，是不会有事的。所以第一次飞完之后，我就知道我一定会继续学下去。”

“考到驾驶证以后，我马上就叫我哥哥坐我旁边，所以我哥哥成为了我的第一位乘客。那时候每个周末就跟朋友说，喂，我跟你一起飞法国吧。我跟你飞那里吧。找人一起飞。但当时我刚刚才学完飞行，很多人就很害怕，说你刚刚学完(飞机)牌，我不敢跟你飞。一步一步来，现在变成很多朋友想跟我一起飞。”

第四部分为梦想而飞（2）

邓汉声不仅自己享受着飞行的乐趣，还积极地将这份乐趣与大家分享。去年１１月份他参加了一个癌症慈善晚会。主办人想要大家捐款或者捐礼物。他说我捐礼物，礼物是可以让三个人坐直升机伦敦游。刚一宣布出来很多人都很感兴趣。当场就有三位人士竞争。他们捐出2000英镑来得到坐邓汉声驾驶的飞机进行观光飞行的机会。邓汉声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活动。

邓汉声考取英国的飞机驾驶执照已经有十多年了，累计飞行时间已超过了900个小时，而且英国对民用航空的管理非常宽松。邓汉声的私人直升机就停在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型机场。只要提前一点通知机场，私人飞机就可以随时起飞。但每次飞行前他仍会严格检查飞机，并且认真确认飞行路线和飞行时间。邓汉声对待飞机的态度非常认真，就像对待朋友一样。不过他也有和他的飞机朋友配合的不默契的时候。

我们的摄制组曾经坐着他的价值35万美元的直升机进行空中拍摄伦敦。当我们正在专心拍摄时却不知道危险正在临近。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正从同一个机场起飞，高速向我们飞来。战斗机的驾驶员没有听到空中管制发出的无线电警告，因此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飞机就在他的附近，为了拍摄方便，起飞前我们拆掉了直升机的一扇门。结果当直升机急转弯避开战斗机的时候，我们的摄像师差点摔了出去。虽然危险就在一瞬间发生，不过，邓汉声却显得非常地镇定。

“刚才飞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架飞机。这架飞机没有听控制台的说话。这样就没有看到我。这个机师可能是新手还不熟悉。他只顾着开飞机，降落，没有注意周围的交通，好在我远远地看到他。我听到控制台的通话，知道这架飞机正飞过来。我看周围就看到他了，见到的时候越来越近，我都吓了一跳，所以马上就想到，用当时课堂上学到的紧急降落将整个直升机转左，紧急降落。所以避开这次可能(发生)的意外。”

其实这种惊险对邓汉声来说，已经是屡见不鲜。他以前还碰到过比这更加危险的情况。那是在拉索，就是在巴哈马群岛。从巴哈马飞回美国的时候飞机的发动机坏了。这就意味着收不到频率，收不到无线电。飞机要进入的地方跟地面沟通不了。他说他在那时候确实有一些紧张，因为从巴哈马群岛飞回佛罗里达那是没有陆地的。海上差不多200海哩。他会游泳，一旦落水，他怕的不是被淹死，而是怕海里要命的鲨鱼。

这种紧急情况遇到的多了，自然邓汉声的经验也就多了。他不但对各种飞机的型号，性能异常了解，而且通常还都能很准确地判断出飞行天气的情况，“如果飞机遇到云层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最主要是你自己能够控制得了飞机。最要紧的是你不要飞到有雷电的云层，有雷电的云层就很危险了。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就是你的感觉会颠簸一些。但其实是没事的，对飞行没有影响。”

在这次“飞行历险”半个月以后，我们从新闻中得知一架小型私人飞机跟一架直升机就在这个机场的上空相撞，有两人遇难。这让我们不得不产生了一些担心。当然，更为担心的是邓汉声的家人，因为飞行是一件相对惊险的活动。为此邓汉声与他贤惠的妻子之间早已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规矩：在他起飞之前和飞完之后都要给妻子打电话进行“汇报”。虽然有些担心，但是邓汉声的妻子还是非常理解他。她和孩子们也常常跟他一起飞行。在她看来，飞行是丈夫最好的放松减压的方法。

“因为他在办公室里做事很紧张的。他的电话不停地(几乎)每秒钟都是响着的。但是他说他开飞机就是没有(想)事情的，不用(动)脑子的。就是飞，觉得像一个鸟儿一样。所以呢，就是这么可怜这么辛苦。所以，他飞也是应该的。就是像我们女人有时候很喜欢购物一样。不让(女人)购物怎么行呢?”

邓汉声另外两个宝贝女儿和母亲一起住在英国的另一个城市，戴温。那是在英国的西南部，距离伦敦160英里，大概要飞行1个小时左右。通常如果学校放假，两个女儿会到伦敦来玩几天。邓汉声就亲自负责接送女儿的工作。他跟别的父亲不一样，他的交通工具是飞机。无论是身边有妻子的陪伴，还是在接送女儿的路上，邓汉声都不会在空中“玩”飞机。即使是碰到恶劣的天气，他也能用他多年积累下的经验来将飞机开的尽量平稳，这样，女儿们总是在他的飞机上睡觉。

“她们是这样的，一起飞就睡觉，降落了就醒来了。因为飞机上没什么东西玩，没东西玩就睡觉咯。如果跟家人一起飞的话呢，飞得就平稳一些，她们坐得舒服一些。但如果我一个人飞的话，我侧着飞也行，竖着飞也行。因为我一个人没关系。但如果有人跟我一起飞的话，我会比较小心一点慢一点还有平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