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官方采访
H市到了。我来到路边一个电话亭前，拨打贾权办公室电话号码。很快拨通了，幸好他在。
我问他找人座谈的事，联系得怎样了。
他说办公大楼装修的事挺麻烦，昨晚算账算到下两点，没睡几个钟头，这会儿又赶来上班，脑子昏昏沉沉的。
我说你可要注意休息啊，别累坏了身子。
他说装修这么紧张，哪还顾得上休息？只想把它快点干完。所以今天一天还是挺忙，找人座谈的事，恐怕是顾不上了。
我说我对这件事期望值挺高，是不是再帮我联系一下？
他说从前地委的老人不好找，有的调走了，有的找不着。
我说能找着谁就是谁吧。
我把他逼到了墙边。他没了后路，只好实话实说：“我找了几个市委大院的人，平时他们说起向程功，一个个也都抱不平。可是一听说叫他们座谈，一个个又直摆头。”
“为什么摇头？”
“他们说，这件事私下里说说还可以，公开说就不行了。”
“公开说怎么就不行呢？”
“他们说……我说了你可别在意。”
“你说吧，我不在意。”
“他们说，你不是官方记者，又不是官方委派来采访。这种事，在市委院还是头一回碰到，大家有点拿不准，万一以后有什么后果，谁也担不起……”
这时我才明白，他之所以说话无精打采，前后判若两人，原来是有难言之隐。我想起在S市，汪维等人也曾有过相同的顾虑。这种顾虑可以理解。我不想再让他为难：“拿不准那就算了。实在对不起，让你受累了。”
他可能觉得有点不落忍：“受累谈不上，你是向书记介绍来的，我应该接待。只是……要不，我再找几个人试试看？你把你房间的电话号码留下，等我找到了，通知你。”
我说：“别试了。在市委大院里，你恐怕找不到别人了。我也不想在这儿找了。”
放下话筒，我怔怔地坐在床上。不由得想起，就在几天前，贾权在他的办公室里，曾满怀感情地跟我谈论向程功，他称他为“程功书记”。他所谈的一件件往事，曾深深地感动了我，也深深地感动他自己。他还说我做这件事很好，代表了他的心愿……听了他的话，我的心暖暖的。可是现在，由于市委大院的人拒绝接受非官方采访，他变得犹豫起来，我的心也凉凉的。不过我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我和他的身份、角色绝然不同，他身在市委大院里，他的行为处事能脱离这个大院么？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江湖尚且如此，何况是市委大院呢？我若处在他的位置，或许我也会这么做。好在他曾经对我诚心相待，这已经十分难得了。在这里，我非但不该埋怨他，而且应该谢谢他。
由贾权我联想到董刚：他也是市委大院的人，不光是市委大院的人，而且还是司法部门的人，不光是司法部门的人，而且还是副检察长，他的顾虑肯定比一般人还要多，他肯接受我的采访吗？我的内心里矛盾重重，不知到底如何是好。放弃吧，不甘心；继续吧，不落忍；惟恐给人家增加思想负担，或是真的会引起不良后果；万一日后追查起来，人家有个什么闪失，我不成了“罪魁祸首”吗？
我在思忖良久，最后决定，还是要继续我的采访，还是要找到董刚。理由是：他曾经是向程功的秘书，仅此一点，他的命运和向程功的命运，在某一点上便有了联系，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也是回避不了的，因为这是个存在，是曾经有过的一段历史。为这段历史，向程功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他所要做的，不过是尽自己所知，说出这段历史的真实。如此而已，岂有它哉？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这并没什么。
这样一想，我的顾虑消除了，便拨打董刚办公室电话。
这不仅是他的悲剧
董刚终于来了。
他站在门口打量我，我也打量他。
他整个人看上去圆乎乎的，圆脸盘，圆鼻头，两只小眼睛，笑眯眯的，让人看不出心里在想什么。或许他有过顾虑，或许他跟市委大院的其他人一样，也不想见我，但终究还是来了。
寒暄几句，随意往床上一坐，眼睛扫一下室内，诚恳地说：“你的住房条件太差了。”
我被他的诚恳逗笑了：“不差，挺好。我来采访从前的廉政书记，自己先得体验体验廉政的滋味儿嘛。”
他咂一下嘴：“那倒也是。”
我想给他倒杯水，可是房间里没杯子。他看出我的意思：“你别给我倒水，我刚在办公室喝足了过来的。”
我忽然想起另一个问题：“我刚到H市时，第一次往你办公室打电话，有人说你下乡了。你喜欢下乡吗？”
“喜欢谈不上，需要就下呗。”
“你喜欢坐办公室，还是喜欢下乡呢？”
“这两样比下来，我还是喜欢下乡。”
“为什么呢？你是文人，按说你应该喜欢坐办公室。”
“也可能是以前养成的习惯吧。那会儿跟他经常下乡。以后想改都改不掉。”
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谈起了向程功，谈起了从前的事，也谈起了自己。这时的董刚，收敛起了脸上的笑容，神态严谨了许多，越来越多地披露自己的内心，越来越多地显示自己的棱角。
“我给他当了三年多秘书，他的工资收入、经济状况，说起来我最清楚。我一直不相信他受贿，因为他一来H市，就给了我一个存折。”
“给了你一个存折？为什么？”
“他可能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管理自己的财务，也可能一来就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想把个人财务公开……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想的。总之，他把存折给了我，我也就一直给他拿着。”
“你给别的地委书记拿过存折吗？”
“在他之前，我没给地委书记当过秘书，在他之后，我当过别的地委书记的秘书……叫我拿存折的，只有他一个。”
“存折上钱多吗？”
“存折上的数字是800元。直到他离开，上面的数字还是800元。他在H市三年多，存折上没有增加数字。”
“或许，他不止这一个存折？还有别的存折呢？”
“不会，肯定不会。”
“你怎么这么肯定？”
“人都有感觉。就算他有别的存折，我也能感觉到。他月工资只有200多元，但处事挺大方，招待朋友送往迎来，都用自己的工资。他是穷孩子出身，地道山里的穷孩子，衣食住行不像地委书记，反倒像一个平民百姓。他搞廉政之所以搞得好，是由于本身素质过硬。倘若本身素质不过硬，是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即使搞廉政，那也不过是摆摆花架子，走走过场，做空头文章。他这个人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打麻将，四不钓鱼，五不闲聊……这样的素质，一般人比不了。咱不说别的，就说现在的县长、县委书记，月工资只有五六百元，说句实在话，这点钱连普通烟也抽不起。实际上呢，嘴上叼的都是‘中华烟’。‘中华烟’多少钱一条？你知道吗？告诉你吧，三四百元一条，这还是普通包装，精装软盒得六七百元一条。这烟哪儿来的？”
“恐怕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吧？”
“要是自己花钱买，这烟早就没人抽了。这事不用说，谁心里都清楚。我说的这件事，还是人人眼见的。眼不见的事，咱还不说……”
“叫你这么一说，廉政其实挺容易。我要是大官，别的我不管，我只定一条：县长、县委书记，一律不许抽‘中华烟’，抽别的烟不管。只此一条，许多不合格的县长、县委书记，一下子就刷下去了。”
“问题不在于不许抽‘中华烟’，而在于不抽‘中华烟’的人能否当上县长、县委书记，即使当上的话，能否当得长久？向程功不抽烟，不是很快下去了？”
“当官不抽烟，看来这是个缺点。除了这个缺点，向程功还有别的什么缺点？”
“见不得百姓蒙冤，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当官难免要跟老百姓打交道，老百姓难免有蒙冤的时候，即便你看见了，你再同情他，你也得忍着点儿，不能显示出来。”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显示啊。大家都不显示，就你一个人显示，不显得你太幼稚了。”
“不显示就成熟吗？”
“那当然了。当官不能喜怒形于色，要有城府……他倒好，不但不忍着，一看见就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有时还气得浑身哆嗦……这样怎么能行呢？他最后栽跟头，不就栽在这上面了嘛。”
“我听贾权说，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不懂得掩饰自己。”
“没错。他从不掩饰自己，他以为别人也跟他一样。”
“你跟他一样吗？”
“我以前跟他学得也傻乎乎的，不会掩饰自己。这几年学得不那么傻了。不过跟别人比起来，还是有点儿傻。”
“我乍一见你，脸上笑眯眯的，看不出你心里想什么。我以为你挺精的。”
“精什么呀？乍一看精，实际一点儿也不精。到底还不是露馅啦？跟你净说大实话。”
我被他的大实话逗笑了。
“当年，H地区老百姓中流传一句话：有事去找‘向青天’……这句话的分量可不轻。一方面是百姓有事愿意找他，另一方面他也得愿意百姓找他，两者缺一不可。一般来说，上访群众比较难缠，一般干部见了难免心烦。但我跟他工作好几年，就从没见他多会儿烦过。每天四五十封的群众来信，他是每信必看，每信必答。就算一封信反映一件事吧，每天就是四五十件事需要处理。况且每一件事处理起来，并不是一次就处理完了，少说也要反复几回，要是碰上疑难问题，反复的次数就更多了。即便这样，我也从没见他烦过。他刚来H市时，每天来地委上访的人特别多，办公室都坐不下。可是半年之后，数量明显减少。以后越来越少。一年以后，全区进京上访人数，竟然成了零，进省上访人数也大大降低，就是来地委上访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少……仅凭这一点，你就不得不服他。事后想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看来他是个超常之人。”
“他不超常能下台？”
“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我又被他逗笑了。
“那时候跟他经常加班，没黑夜没白天地干。说句实在话，我除了跟向书记这么干，跟谁也没这么干过。”
我注意到，他从这时起，开始由“他”改称“向书记”了。
“跟向书记时，身上不长肉。不跟向书记了，身上平均一年长10斤肉，从120斤直线长到160斤。”说完他咧嘴呵呵笑，“好像他身上有股劲儿，能把你整个人带起来。你别看跟他这么干，一天到晚累得不行，可心里还没有怨言，干得还挺带劲儿。不光我这样，凡是跟他干的人都这样。他身上有一种人格魅力，天生就是当官的料儿。”
“我总在琢磨，他为什么对群众就不烦呢？就算他是一个穷孩子出身，小时候受过苦，懂得同情受苦人……但仅凭同情，能够作为他的精神支柱吗？能够作为他工作的支撑吗？要知道，这种工作是既琐碎又繁重的，需要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之以恒。
“我也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个人能够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必须得具备三点：第一，从感性上他喜欢这么做；第二，从理性上他认为应该这么做；第三，他脑子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离开这三点，谁也坚持不了多久。有时候我想，应该把官员工作定量化，这样，许多人就不争着当官了。许多人当官，并不是因为自己具备了这三点，而是因为当官有权，可以以权谋私。以权谋私的官好当，稀里糊涂混天的官也好当，像向书记这样的官不好当。不具备我前面所说的那三点，共产党的官是当不成的。
“向程功在任时，发表过一些理论文章，专门谈搞廉政的体会。这些文章有深度、有力度，有的观点十分新颖、独特，说明他对廉政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思考。他不是盲目被动地搞，而是主动积极地搞，站在忧国忧民的高度，真心实意地搞。所以才把H市的廉政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在一篇文章中他说，廉政可以成为一个系统工程。这在今天说或许不新鲜了，但在十多年前，这还是很新颖独到的。即便今天说，这句话也没有过时。倘若它是一句空话，那么，你无论多会儿说，它也没什么意义。倘若它有内涵，那你多会儿说，它也不会过时。所谓系统工程，是指一项工作的连续性和严密性程度。向书记在H市搞廉政，从思想教育到制度建立，从以身作则到真抓实干，从舆论监督到打击惩罚，可以说初步形成了系统工程，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的话，廉政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系统工程的。据我所知，1988年是我们国家的廉政年：全国人大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国务院连续发布关于在接待中不准摆烟酒、严禁滥发钱物和赠送礼品、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一系列通知和决定。H地委和行署所制定的一系列廉政制度和措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率先在全国搞起来的。倘若没有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便不会有H地区的廉政。”
“向程功在H地区搞廉政，叫你说，他主要搞了些什么？”
“要叫我说的话，H市廉政的核心是四菜一汤。”
“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听起来简单，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谁要是说简单的话，那是他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
“叫你说，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改革开放开什么？要叫我说，首先是开了一个吃心，吃喝的吃，接下来就是喝，俗话说‘吃喝不分家’嘛。你知道当年H地区的吃喝风有多严重？向书记要是不搞廉政的话，不出几年，非把H地区吃垮不可。”
“当时不光H地区吃喝风严重，全国各地都一样。以前人们的肚子受委屈，好容易改革开放了，还不赶紧解解馋？”
“解馋可以啊。问题是你花谁的钱？有人能找到理由花，有人找不到理由花，当官的能花，老百姓不能花……这样矛盾就产生了。向书记一来，针对这种情况先刹吃喝风，规定各级政府招待来宾，一律实行四菜一汤。向书记在H地区搞廉政，就四菜一汤引起的争论最大。中层干部倒没什么，主要是省厅不少人说，‘H地区不能去了，向程功在那儿搞四菜一汤。’H市一度盛传，‘四菜一汤，项目跑光。’”
“项目真的跑光了吗？”
“那是胡说八道。向书记在时，是H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在此之前，H地区每年光吃喝就花掉几百万。基层领导争着比招待，惟恐招待不周，得罪上司不好升官。单位穷得叮当响，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可是向书记规定，上至地委书记、行署专员，下至县委书记、县长，到下级单位吃饭，一律都要交钱。谁接受超标准招待，首先就处理谁。这给下级单位解决了多大的负担，能不受欢迎？别人搞廉政，不过是说说而已；向书记搞廉政，那才叫真抓实干。可是，围绕四菜一汤的争论，实在太大啦。党政干部里，有多少人像向书记那样，不讲究吃喝，只讲究工作？再说人们总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吃吃喝喝。你不叫他吃喝，他不恨死你？”
“恨归恨，但我认为，四菜一汤没有错。不定何时，它还会兴回来，不信你就看着吧。”
“我也希望它兴回来，可向书记下台了。”
“向书记是下台了，可廉政事业没有中断呀。”
我的话使董刚激动起来：“向书记若是一直搞下去，H地区的廉政经验若是能在全国推广开来，根除腐败还是有希望的。”
“希望的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搞廉政是我们的立党之本、立国之策，是由党的宗旨和纲领所决定的，共产党只要执政，她必定要搞廉政；第二，搞廉政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老百姓最欢迎和最拥护，因为廉政是给他们谋利益的；第三，廉政说起来难，实际也不难，就看你真干还是假干，具体到一个地区，只要有一个真抓实干的地委书记和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廉政就可以搞出成效。有了这三条，局部的腐败就可以根除，每一个局部腐败都根除的话，进而就会影响到全局。全国的腐败就有根除的希望。向书记有超前意识。H地区许多廉政内容，都是在全国率先搞起来的，所以能够形成廉政小气候。”
“廉政小气候真的形成了吗？我只是听说，没有亲身感受。”
“当然真的形成了。那时在H地区，党政机关迎来送往，一律实行四菜一汤。吃喝风刹住了，消除了攀比思想，解除了心理负担，老百姓拍手称快，呈现一派政通人和的崭新气象。”
“叫你这么一说，简直就是H地区的‘黄金时代’嘛。我在D县采访时，也听到有人说，向程功在D县时，也曾是D县的‘黄金时代’。”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那时的心劲特别足。有人说，向程功光抓廉政不抓经济。这话不对。他最抓经济。经济靠什么来保证？不抓廉政怎么保证经济建设？他的出发点是，要搞经济建设，必须先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廉政不是目的，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富裕了才是目的。他是穷小子出身，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贫困消除掉，让所有的人都富裕起来。向书记是真正想叫老百姓都富起来的人。他的小城镇建设战略思路，使很多贫困小城镇变化很大。他善于抓典型，用典型带动一大片。当时各行各业，出现许多排头兵和先进典型。人们你追我赶，争着奔小康……若按他的战略思路走，H地区富裕起来有希望。他经常对我们说，南方能富起来，北方就不能富起来吗？柳镇能富起来，其他县市就不能富起来吗？柳镇是当时H地区的‘小温州’，他恨不得把所有县市，都变成‘小温州’。”
“你在市委大院工作多年，一定见过不少下台官员。官员在台上时挺风光，一旦下台便黯淡了。像向程功这样下台后，依然长久地被人们议论和怀念，这样的情形多不多？”
“以我的经历说，他是惟一的一个吧。有的下了台，也叫人感到惋惜和怀念，但惋惜和怀念的程度，远不如他来的大。虽说他下台已经十多年，但今天H市人聚到一块儿，只要谈起政治和廉政，人们总会谈起他，就会拿现在和当年来比较。不管怎么说，向书记和H市的廉政已联结在一起，只要人们谈起廉政，就会想起向程功；只要人们提起向程功，又会想起H市的廉政。这已成为一段历史，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只要共产党还搞廉政，他就不会被人们忘记。”
“你认为，当年的H地区廉政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
“当然是得大于失了。H地区的廉政体现了党的威望和群众的力量。光靠向书记一个人，他就是本事再大也搞不起来。虽然他下台了，但他搞廉政没有错，他坚持的方向没有错，他的一些做法没有错，即使在今天，仍有可借鉴的意义……让人遗憾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廉政，一场红红火火的廉政，一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廉政，一场叫贪官发抖、老百姓拍手称快的廉政……突然销声匿迹了，这实在令人想不通。”
谈完廉政，我们又谈起向程功的个人问题。
“他跟那个女人的事，我没有亲眼看见。他受贿的事，我压根儿就不信。我认为这两件事，从他的一贯作风讲，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跟那个女人若真有那种事，那个女人能那样揭发他？显然是她没有达到个人目的，趁机诬蔑他。沈卫华当上S市公安局长，的确是他推荐的，这个我知道。但我相信，他决不会为此受贿。”
“你这么肯定？”
“他若贪图钱财，应该还有别的受贿的事。可他没有任何别的事，惟独只有这一件。这就很难让人相信。他在H地区提拔那么多干部，难道光收沈卫华的钱，不收别人钱？可他在H地区收谁的钱啦？若是收过能瞒得住人？即使瞒得过别人，他能瞒得过我吗？可以说，一天二十四小时，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我都跟他在一起。有时，下边往办公室送一筐梨或一筐苹果，好说歹说非要留下。他一看见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不管是谁狠批一顿。以后，人们知道了他这个脾气，就告诉下边，你们千万不要再送东西给他。你们要是想感谢他的话，就过来看看，谈谈工作什么的。最好叫他出出主意：向书记，你看我这个工作，咋干好啊……这样他才高兴。向书记在台上时，围着他转的人挺多。但我知道，他的内心其实挺孤独。他大儿子学历不高，很小就退学，十几岁就去打工。他对大儿子有愧疚心理。老伴跟着他受了许多委屈，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凭她一个人照顾。两口子多年分居，向书记一个人在H地区过，老伴退休才到一起。时间不长，又出了那个女人的事。出了这种事，我想，两口子的感情，那就更不好说了。”
“他跟你讲过他的家庭吗？讲过自己的感情吗？”
“讲过。工作之余我们无话不谈。他对自己从不藏着掖着。”
“他跟你诉过苦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他心里孤独？”
“有时，见他一人在办公室呆着，从神态上可以看出来。”
“看出来又怎样？秘书能解除领导内心的孤独吗？”
“那倒解除不了。只能是星期天或周未，过去看看，陪他坐一会儿。”
“他知道你的心意吗？”
“不知道。他问我来干啥？我说不干啥，来拿点儿东西。”
“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像是上下级，更像是朋友。”
“在工作上我们是上下级，工作之余我们是朋友。他这个人没架子，特别容易跟人交朋友。”
“你们之间的关系真令人羡慕。”
“的确不多见。工作这么多年，也就碰上他一个。”
说到这儿，他的腰身挺直一些，面容更加严肃：“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作风扎实、认真、节奏快、效率高；对朋友坦诚、实在；对群众有感情；对工作极端负责任，有事业心，有魄力……以前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可他最后的下场，使我对这些东西产生了怀疑。这些东西究竟对不对？即便学了又怎样？若跟他一样，不也要落这么个下场吗……思想上一直很矛盾，不知道究竟是他对，还是他错？他若对的话，那就是别人错了，可别人错了，他为什么落这么个下场呢？错的难道反而对了么？错就应该是错的，怎么能变成对的呢？可错的为什么总是占上风？对的反而总是遭殃呢……他的事，若是没一个公正的说法，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做人了。”
“事情真的这么严重吗？”
“我说的这些话，不是在跟你空口说白话，而是我的内心里实实在在的感受。他的事，平时我很少提，也就是你来了，我才跟你说说……”他低下头，眼睛盯着脚下。过了一会儿抬起头，冲我严肃地说道，“他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实在太惨了。这不仅是他的悲剧，而且是共产党的悲剧，是国家的悲剧，是民族的悲剧！我有时静下来思考，什么样的干部才叫合格的干部？什么样的干部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把向书记这样的干部整垮了，究竟对谁有利？但我找不到答案，常常觉得很痛苦。”
身谏与苟活
回到宾馆突然想起，昨天在中关村孟达家里，我曾跟踞县简长青通过电话。他说今天要由山西长治开车回踞县。在沈卫华一案里，曾涉及他向简长青要20万元回扣一事。这件事有两个证人，一个是S市公安局原政委朱振业，在S市我已采访过他了。另一个就是简长青。我想应该把这件事做彻底。
我拨打简长青的手机。很快接通了。他张口就说：“你盯得可真够紧的啊！我刚从山西跑回来，两脚刚刚迈进家门，你的电话就来了。”
我说：“我能掐会算，当然盯得紧，盯不紧，你就又跑了。我们见个面怎么样？这事挺重要，涉及到沈卫华的案子。我不得不打扰你。”
“打扰倒在其次，问题是采访半天，能干出个啥名堂？”
“我也不知道能干出个啥名堂。”
“不知道你还干？”
“我不干谁干？沈卫华被关在监狱里，当初你们一起联办矿，肯定是哥们儿，这点义气你都不讲？再说呢，腐败坑你几十万，你能不能为反腐败尽点力呢？”
他嘿嘿笑，过了一会儿终于说：“要不，明天你来踞县吧。我在家等你。”
一席话令我振作起精神。我把简长青想像成祝志强一样：头脑敏锐，年富力强，经历挫折而又自强不息，是个十分出色的农民企业家。我在踞县的采访，无疑会一帆风顺，因为他会给我很多的帮助。
打完电话，我信马由缰地走进一个小不点书店。随意翻看架上新书。有一本书叫《名人谈“文革”》，信手翻开来，一眼便看到一个题目：《老舍之死》。在这篇短文讲述了，文革中批斗成风，专家、教授、学者、文人……无一不挨批斗。有的卖身投靠，有的变节求荣，有的默默忍受，有的以身殉节……老舍先生选择了后者。在一次批斗会之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老舍先生来到太平湖边，纵身跳入死寂的水中……老舍先生的遭遇令人扼腕叹息，可又一想，他大可不必投水而死，他完全可以活下来。因为很多遭受凌辱的人，都咬紧牙关活了过来。
老舍先生却不想苟活。
不想苟活的还有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她在“文革”中，用真马列主义理论，反对假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四人帮”，以致惨遭极左政治的极刑。刽子手不仅对她的思想极尽凌辱，还对她的美貌和肉体也极尽凌辱……她的事迹，曾给予中国人的心灵极大的震撼。
“文革”后，曾流传一首有名的诗，大意是——
她把流血的头颅，
放到正义的天平上；
这使一切苟活者，
都失去了分量。
这首诗曾令很多中国人汗颜。
但老舍先生不同。他的投水自尽，体现了他的人格追求，他的死是一种身谏，抗议和谴责了极左政治对人性的扼杀与钳制。“文革”是一场整体愚行。它使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尴尬与耻辱。
其实在“文革”中，不光老舍先生有自己的人格追求，许多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人格追求。我的父亲在一次批斗会后，就曾经说过，下一次，他若被剃“阴阳头”的话，那么他就去死……这句话曾令我的母亲惶恐不安，并再三说他“冒傻气”和“不值得”。尽管这样，在我的身边，还是发生过许许多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人格和气节不同于物质，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可以让人感觉得到。它可以震慑人心，让人的灵魂得以升华。你会感觉自己像一个人，并且活得挺有尊严。
对人格和气节的追求，是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
向程功的遭遇也是一种身谏。它告诉我们，清廉与腐败、高尚与卑劣的斗争，是多么的惊心动魄。
沈卫华一案也是一种身谏。与此相关的一连串的案子，都可以说是一种身谏。它们告诉我们，以权越法、有法不依的现象，是多么的严峻与迫切……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不久前的那个冬天，遭遇侵权、突兀双逝的父亲和母亲，神态安详地来到我的身边。
“君子”与“骗子”
面包车停靠在踞县市15路汽车终点站。
下车后我顾不上别的，先到路边一个小电话亭，拨打简长青的手机。
我想他会很快答话，因为他知道我今天来赴约。
不料，话筒里传来电话小姐的刻板录音：“对不起，用户没有开机，对不起……”
我的电话号码本上，记了简长青两部手机的号码，这还是在K市沈卫华的妻子刘婕给我的。我猜想，或许他这部手机没开。于是拨打另一部手机。不料，耳畔还是传来电话小姐的刻板录音：“对不起，用户没有开机，对不起，用户没有开机……”
放下电话猜想，现在正是中午，或许他正在吃饭吧。
我的肚子也饿了，便到路边一个小饭店，要了三两素炒饼，一碗鸡蛋汤，坐在桌边，望着街景慢慢吃。
吃完喝完抬腕看表，指针恰好指向1点。
连忙起身又到亭子间。这次仍然没人接。索性两个号码轮流拨打。拨来拨去，灌进耳朵里的仍是电话小姐的刻板录音：“对不起，用户没有开机，对不起，用户没有开机……”
放下电话在路口溜达。心想，老板吃饭比较麻烦，一般来说吃、喝、抽全活儿。赶上应酬，一顿饭少说也得两小时。我无心再看街景。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看表好容易过了10分钟，赶紧回来拨打电话。两个号码轮流拨毕，耳朵听到的还是那句刻板录音：“对不起，用户没有开机……”
周而复始一小时。我这才起了疑心：简长青不是故意不开机，是不想见我吧？
可他昨天说得好好的呀。他说他在踞县的家中等我，还叫我一到踞县就打他手机，他开车来接我……当时，我问他是否真的在家等我？他保证说：“真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难道说这话的人，会是个骗子吗？不会的。骗子不会说出这么掷地有声的话。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他是“君子”。可他再是“君子”，我找不着他，于我也是没用啊。我能跟他联系的，就是两个手机号码，他家电话我没有。踞县我是头一次来，满大街人来人往，但没有一个我认识的。
想来想去想到K市刘婕，也只有向她求援了。电话拨通后，恰好她在家。我讲了在踞县的遭遇，她告诉我简长青的宅电号码。我问她知不知道他家地址，她说她不知道。她只是为沈卫华的事，和简长青通过电话。
我拨打简长青的宅电号码。拨通了，但是无人接。我还是尽量往好处想，或许一家人出去吃饭了，过会儿会回来。于是耐心等待。几分钟打一次，只要家中有人回来，就会及时拿起话筒……话筒里不断传来“嘟－嘟－”的长音鸣叫，我边听边注意看表……看着看着，我突然起了疑心：家中是真的没人呢？还是原本有人就是不接？或许此时此刻，简长青本人就守在电话旁边，耳听着电话的长音鸣叫，就是故意不接电话……这个疑心一产生，我原有的信心立刻跑到了爪哇国。
约定是双方的事，一方不遵守承诺，就会坑害另一方。简长青虽然受到了联合调查组的伤害，但在这件事上，他又反过来“坑害”我……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合同法》在中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执行的。
我站在踞县街头，茕茕孑立，无所适从……
好汉子世界
正当我茫然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吼声：“站住！你给我站住……”
我回头一看，一个身体发福的中年男人，从便道上斜刺里跑过来，后面几个头发染成红绿黄颜色的小伙子，正怒气冲冲地边喊边追。我惟恐他们撞倒我，赶紧撒腿跑到旁边。中年男人刚跑到公园围墙跟前，后面几个人也包抄过来。他自知无路可逃，便抬起两臂护着面颊，做出防备挨打的样子。他好像刚才被打过了，面颊、额头上有一些伤痕，嘴角流出一股血渍。
小伙子们有的手中拿着砖头，有的拿着木棍，有个小伙子没的拿，顺手从路边地摊上抄起一个马扎……几个人好像刚刚喝过酒，舌头有点僵硬，嘴里翻来复去只是一句话：“你……服不服气？”中年男人梗着脖子不回答。
“好，你小子还挺硬！我叫你硬……”红头发的小伙子上前重重地踹了他一脚；黄头发的小伙子抬手“嗵”地给了他一拳；绿头发的小伙子跳起来专打他的头……其他几个也都跃跃欲试。中年男人用两臂极力遮挡着，身体极力躲避着，但是躲了东躲不了西，避了上避不了下，总是有拳头和脚，不断地降落到自己的身上。
马路边很快聚起驻足观望的人群。
几个小伙子边打边还是那句话：“你……服不服气？说，你服不服气！”中年男人涨红了脸庞，还是梗着脖子不回答。在众目睽睽之下，叫他回答这个问题，的确令他感到难堪。小伙子们见他不吱声，一个个越发生气，一双双穿皮鞋的脚和一个个有力的拳头，更加像雨点似的落在他的脸上、头上、胸前、腰背……
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驻足观望的人群也跟我一样。然而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制止这野蛮的暴行。
喊声仍在继续着，拳头和脚，仍在不断地落到中年男人的躯体上……人的忍耐毕竟是有限的。中年男人终于轻微地点了点头。
红头发的小伙子立刻喊：“他服气啦！算啦，他服气啦！”
黄头发的小伙子瞪眼问：“他哪儿服气啦？我怎么没看见？”
绿头发的小伙子证实：“他是服气啦，我看见他点头啦！”
“他点头啦？叫他冲我点一点！”黄头发的小伙子不干，“你点不点？”说着又踢过去一脚。中年男人在他的威逼下，只好再次轻微地点了点头。“不明显，不行！”黄头发不依不饶。
看着眼前的一幕，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暴力绝不止是暴力，它必须还要掺杂上侮辱的成分才行。这就是说，施暴者不光以侵害别人的身体为满足，同时还要以剥夺别人的尊严为满足。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中年男人，我想此时此刻是他最难堪的时刻。他可能愿意有个地缝钻进去，但是这不可能，他必须要面对眼前的屈辱……他的脸涨成紫茄色，终于比较明显地点了点头。这次通过了。
黄头发小伙子向哥们儿挥手发话：“他真的服气了，这次我看见了！算了，算了……”说罢，几个人扬长而去。边走边不断回头看，大概是想看看身后的失败者，究竟是真服气还是假服气吧。
等他们走远了，围观的人群才开始小声议论：
“……挨打的是个出租车司机。刚才在公园门口，他已经被他们打过一次了。”
“他们为什么打他？”
“还不是想白坐车不给钱？”
“他说过不要钱了。不要也不行，说他不服气，又追着打过来。”
“他不会报警吗？”
“他哪敢报警。”
“为什么不敢报？”
“他前脚报警，警察抓了他们，后脚他们出来了，能轻饶他？”
“现在谁管谁？谁知道谁有啥背景？”
“老大不小的人了，平白无故叫人打一顿。”
“怎么是平白无故呢？这是没理的打有理的。”
“这理儿上哪儿去说？”
……那个挨打的人没有走，他仍站在原地，抬手擦拭嘴角流出的鲜血。他的样子十分沮丧，他可能为刚才自己的点头而懊悔。此时此刻，他已经不再顾忌别人怎么看他，重要的是他自己怎么看自己。我相信他内心里屈辱的感觉，大大超过了肉体疼痛的感觉。他嘴角的血涌流不止，他便一直抬手擦个不停。
当他再次擦拭嘴角时，他的手顺便抹了一把眼睛。我蓦地发现，他哭了。泪水沿着他脸上的皱纹，悄悄地流下来。他佯装擦拭嘴角，再次又用手抹了一把，但泪水依然涌流不止……
眼泪从来都令人心颤，何况是男人的眼泪？我的心似乎被揪了一下，随即升腾起一股愤怒：这都是暴力造的孽！我从来不像此刻这样，从心底里、从骨子里、全身心地憎恨暴力，厌恶暴力，鄙视暴力……暴力是世界上最不人道、最具兽性、最野蛮、最不文明的行为！
从眼前这个挨打的人，我想起我采访中所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的挨打的人：向程功、沈卫华、刘婕、姜圣尊、汪维、蔡征……在这一串挨打者的名字中，除了姜圣尊是“文革”挨打外，其他人都是串案挨打者；其中刘婕还是女性。施暴者并不因为她是女性，而对她略为文明些。
记得刘婕哭着对我讲述：“他们说我不老实，叫我跪在地上，周围站着四个小伙子，用胶皮棍子打我，打得我……打得我休克了……醒来还打，非叫我说沈卫华的事，非叫我承认，沈卫华给向书记送过礼，不承认……就打我……他们四个人，都是壮小伙子……我浑身上下，都叫他们打遍啦，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红肿流血，浑身上下都是血印子……我坐都没法坐，躺也没法躺，连厕所都去不了，一动浑身疼……”
我也是女人，我难以想像当时的情景。我设想假如我是刘婕，我肉体的感觉和内心里的感觉会怎样？每当我想到这里，我便会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承认我是弱者，我承认我害怕肉体遭受蹂躏的感觉。
……然而，弱者难道就可以任意凌辱吗？弱者不是弱者的错误，而是大自然的分工。大自然把所有的动物，分成了豺狼和绵羊、老虎和小鹿、狮子和金丝雀……但大自然对待弱者，只是实行“优胜劣汰”的进化原则，却从不施加另外的恶意。而人类中的暴力者对待弱者，他们不仅要实行暴力，而且还要另外增加许多的恶意。这些恶意是他们独有的，是其他所有动物都没有的，他们是动物中最恶劣的动物！
面对暴力与凌辱，弱者能够怎么办？我的眼前突然出现父母临终时的样子：那般屈辱，那般忍耐，那般宿命……鼻子一阵发酸，泪水模糊了双眼。不用说，弱者的行列里包括了我的父亲、母亲，同时还包括了我。因为，在他们双双遭到侵害时，我对他们一无用处，我一丝一毫也帮不了他们……犹如现在，我一丝一毫也帮不了那个挨打的人……我们都在看着他，可我们对他一无所用。而他心中的屈辱感觉，正是从众人的目光中得来的。如果大家不看他，他心里的感觉或能会好些。
我转身快步离开人群，边走边抬手擦拭眼中不断流淌的泪水。
我想起在D县采访时，不少人曾对我说过的话：“向书记没来之前，D县是个‘好汉子世界’……自打向书记来后，老百姓有了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