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向程功
我站在马路边，目光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打量着对面那栋二层灰色小楼。它在周围几栋新楼的衬托下，显得有些寒碜。然而挂在门前的牌子却醒目地标明它是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地区的政治权力枢纽——中共H地区地委驻地。
我横穿马路，朝小楼的大门走去。警卫拦住我，问我找谁。
我说：“找地委书记向程功。”边说边掏出证件给他看。
警卫接过审视一眼，朝二楼指了指。
二楼会议室的门敞开着。室内坐满了人，屋顶上的电风扇飞快地旋转着。我朝室内探头，说找向书记。一会儿，一个身穿半袖军绿上衣的男人走了出来。他身材高大，腰板挺直，目光明亮。“找我吗？”
我说是。随后自我介绍：“我叫雨翔，《企业与法律》杂志的记者，刚从省城过来。前不久我们杂志报道了S市国营硫铁矿拖欠农民矿石款150多万元的事。可报道发了，问题依然存在……”
“实在抱歉，”他打断我的话，“我正在主持地委常委扩大会。这样吧，我叫秘书先安排你住下，散了会我抽时间过去，我们专门谈这个问题，好吗？”
根据我以往的采访经验，“抓住”地委书记不容易，不能轻易放他走。可看他诚恳的样子，不像是在推诿，便点点头转身离开。走了两步，又忍不住停下，扭头说：“哎，你跟别的地委书记不太一样。”
他笑问：“怎么不一样？”
“你这个地委书记容易见到，想见别的地委书记可不那么容易……你是不是对记者才这样？”
他收起脸上的笑意，正色说：“我对谁都一样。记者到我这个门坎上不容易，老百姓到我这个门坎上更不容易。我交代过下边，凡是找我的人，不论是谁，一律放行。”
“你这个交代会给自己招来不少麻烦。”
“当地委书记怕麻烦还行？”
散会以后，他果然来到地委招待所。坐在沙发上，手中拿了笔和本子，静静地听我讲述。
“去年冬天，我到S市红村镇采访。我坐在一个柳条筐里，由一根辘轳绳送到井下。在低矮狭窄的巷道里，我看到农民矿工弯曲着身体，两手抡着铁镐，从坚硬的石壁上凿下一块块矿石。这时我才知道，这里的矿石有硫和铁两种，硫矿石是红色的，铁矿石是灰色的。农民矿工们由此也变成了红灰两色。小矿井里没有排风设备，许多矿工连口罩都不戴，你可以想像，一天下来，他们的肺里会吸进多少灰尘。除此之外，小矿井的安全设施也很差，经常发生塌方事故……从矿井里一车一车运出来的简直就是农民矿工们的血汗和生命啊！”
他起身走到桌边，斟上一杯水，轻轻地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我喝了口水，继续说：“这些小矿井，地处矿山的边角地带，都是国营硫铁矿开采不到或是粗粗开采后扔掉不要的。为了充分利用矿山资源，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允许农民开办小矿井。这样，地处矿山脚下的红村镇，出现了不少小矿井。有的是乡镇企业开办的，有的是农民合伙开办的，还有的是个人开办的。大家把开采出来的矿石交给硫铁矿选厂，再由他们代销给钢铁厂。然而，硫铁矿选厂的几个承包人却光收矿石不给钱。几年来，农民们不断到各级政府部门告状，告状信写了好几麻袋。去年春节，许多农民矿工没钱过年，年三十晚上，大家聚在硫铁矿选厂门前，差点拆了他们的大铁门。S市领导分明知道这件事，但他们装聋作哑，明查暗保。不用说，这里有‘猫腻’。S市检察院、工商局顶着压力，坚持依法办事，但屡屡受到打击报复，有人被勒令做检查，有人被调离工作岗位，有个检察官，竟被调到百货大楼站柜台……”
“这个检察官叫什么？”
“李亚军。”
他在本子上记下“李亚军”三个字。
“经过多方调查了解，我写出一篇稿子。先请S市领导过目，他们不予理睬。又请你的前任过目，他不见我，只叫秘书传达他的口头意见：负面报道不利于安定团结，如要发表须经S市委、市政府同意……这叫什么意见？不如干脆说‘不准发表’来得痛快。地委书记的态度尚且如此，下面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好在我们杂志社主编不把他的口头‘意见’当意见，坚持刊发了这篇稿子。可是稿子虽然发了，时至今日，问题并没有解决。”
听了我反映的情况，他说：“我刚上任就听说S市有个事情，群众议论挺大，正想抽空了解一下，你就来了。我一定尽快着手调查。有进展我会及时通知你……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过了些日子，他的秘书给我们杂志社打来电话，说被打击报复的那个叫李亚军的检察官，已调回检察院上班了。并通知我到S市参加还款大会。
会场设在红村镇一个山坡上。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一张张风吹日晒、皴裂黧黑的脸像往常一样，上面并没有我所期待的喜悦表情。
我问一个蹲在地上闷头抽烟袋锅的白发老人：“老大爷，你让硫铁矿选厂代销了多少矿石？”
“有几百吨吧。”
“那你今天能领到多少钱？”
“唉，”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你没听树上的大喇叭广播说，只能领到欠款的６０％吗？”
“怎么只还６０％？”
老人自言自语地絮叨：“……俺挖啊挖啊，等啊等啊，没想到等来一个６０％！大喇叭还说，叫俺们体谅他们的困难，可俺的困难有谁体谅？自古以来就是欠债还钱，不料他们把这条古训改了，叫挨欠的体谅欠债的困难……俺是借钱入的股，几个人合挖一个井，为挖井儿子还伤了腿；几年了，借的钱还不上，６０％的钱到手还不够还债的，大小子还等钱结婚……唉……”说着连连摇头。
我没料到事情会这样，没等散会就离开会场，乘公交车直奔H市那栋灰色小楼，径直闯进地委书记办公室。
向程功正坐在桌前写东西，看见是我，微笑着问：“还款大会开完啦？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我直率地说：“不满意！农民盼了几年的还款，怎么才还给他们６０％？矿石本来就廉价，６０％能有多少钱？那矿石来得容易吗？那是农民用血汗、用生命换来的！农民的劳动太廉价了！”
他起身倒了一杯白开水，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别太激动了。喘喘气，喝口水再说。”待我平静些后，他说，“我说大记者，你知不知道这60％的还款是怎么来的？”
“我正想问你呢。自古以来就是欠债如数还钱，怎么到了这儿，变成只还60％了？”
“欠债如数还钱不假。可我问你，自古以来有没有政府帮企业还债的？”
“怎么回事儿？”我听了一愣。
他耐心地解释道：“上回听你介绍后，地委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随后组成二十多人的地、市两级联合调查组，历时一个多月，内查外调，先把问题搞清楚，再把责任落实到人头，最后着手凑钱还债。硫铁矿是国营单位不假，可这个单位连续几年亏损，已经处于破产边缘。矿选厂承包给了个人，矿石销给了钢厂，可大部分钱收不回来。这叫连环债。责任是落实了，可钱往哪里落实？H地委和S市委两级班子商量来商量去，实在没办法，只好决定从矿上硬挤出一部分，从承包人手里硬扣出一部分，又逼着S市财政拨出一部分，三合一才凑成60％。这样解决并不理想，农民仍然还是挺吃亏。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竭尽所能了。你可以去打听打听，现在全国到处欠连环债成风，有几家像我们这样还债的？有人说，若像这样还债，不几天政府的钱就赔光了。我说，政府就是替百姓排忧解难的，现在摊上了这件为难的事，不这么办又能怎么办呢？你要是还不满意，那你拿出一个更好的办法，说来我听听？”
我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但是想到红村镇的山坡上那一张张黧黑皴裂、风吹日晒的脸，我仍说不出“满意”两个字。
“你同情农民的心情可以理解，可你也要同情一下地委书记呀。你以为他有三头六臂？你以为他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知道我们的两级调查组做了多少工作才换来你不满意的这个数字？咱俩要不换个个儿，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我希望你做得比我好，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都比我做得好。这样，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才会一天天好起来……”
十年相隔闻蜚语
我再次来到H市，已经是十年之后了。我受央视一个栏目的委托，到一个企业做前期采访。采访闲暇时，我同周围人聊起向程功。
有人说：“十年前他搞廉政的确搞得挺红火。可是后来他出事了。”
另外一个人说：“他哪里搞什么廉政，这都是报纸上替他瞎吹，其实他是个大流氓。”
“什么？不会吧？”我瞪大眼睛问。
“怎么不会？这人看上去道貌岸然，实际上流氓成性。”
越说越玄乎了。
那人见我不相信，又补充说：“我听说，光在H市，他就玩过20多个女人，有总机话务员、电视播音员、机关女干部、农村女孩子……其中有个医院的漂亮女护士，听说向程功下乡都带着她。”
这一切在我听来，就像是天方夜谭。我替向程功辩护：“据我所知，他不是这样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党纪能处分他？他不光道德败坏，还是一个贪官，因为受贿被判了刑。”
“十年前我采访他时，他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官。”
“S市一个公安局长，为了买官，一次就向他行贿两万元。这件事上了报，我亲眼看过的。”那人说。
“我也看过。”旁边的人附和。
看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
“后来他去哪儿了？”我急切地问。
“后来他离开了H市，去哪儿就不知道了。”
“那你们就没有打听打听？”
“看你说的，”一个人笑道，“我们打听这个干啥？吃饱了撑的。再说，我们到哪儿去打听？报纸上都说了，这能有假？”
几个人嘻嘻哈哈，七嘴八舌，就像是在谈论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
我想起那宗农民欠款的事，要不是向程功的果断行动，一市两县数十个村庄上百户农民的血汗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仅凭这一点，我就不能听信谣言，人云亦云。
经多方打听，向程功受党纪处分后，被降职到省供销社当副主任。于是我就往省供销社打电话。
办公室的人说，单位倒是有这么个人，但他调来没上几天班就办了退休手续。他要我去退休办公室打听。
退休办的人告诉了我向程功家里的电话。我多次拨打这个号码，好不容易才有人接听，是向程功的儿媳，她说向程功病了，正在北京住院治疗。我问病情怎样，她说问题不大。我问几时回来，她说说不准。
这件事就这样搁下了。
2001年春节。大年初一早上醒来，鞭炮声不绝于耳。忽然想给朋友电话拜年，不料一翻电话簿，一眼便瞅见了向程功的宅电号码。顺手拨了，话筒里竟传来他的声音。开头我没报姓名，但刚说两句话，他就听出了是我。他问我后来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直杳无音信。我说后来去了海南，前些日子才回来。现在央视当聘用记者，整天忙东忙西的。又说，多年未见，惦记你的情况，想抽个时间前去拜访。
他朗声道：“好啊！等过了年，我们约个时间见见面，叙叙旧。”
三月的一天，我又拨通了他的宅电，他说他最近比较忙，以后再约时间吧。听他的语气，显然对见面兴趣不大。我寻思，向程功是个务实的人，如果没事可做，他不会陪人闲聊。况且，他在官场上倒了霉，一个遭受政治打击的人，怎么会有闲情逸致聊天呢？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从海南回来后，我曾去H市采访，听到关于你的一些风言风语。以我对你的了解，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想当面证实一下。问题如果属实也就算了，如果不属实，我想从记者的角度，对一个人，一个地委书记说几句负责任的话。”
话筒里久久没有声音。
我问：“你在听吗？”
“在听……”声音听起来压抑低沉，“那……我们在哪儿见面？”
“就在我家吧。”接着讲了我家的地址。
他说：“我们住在一个区，相隔不远，打的也就是十分钟的路。”
原来我们住得这么近。
毕竟是与多年前的一个朋友见面，心情难免有点激动。在二楼窗口望了一会儿，不见人影，我就到楼下去迎。拐过街角，远远地看见一个身影从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上下来。正是向程功。不过，原先魁梧的身材似乎矮了些，腰板不如过去挺直，眼睛没有过去明亮，体态有点儿发福。
走近了，我们像从前一样握手。他的笑容里包含着一丝苦涩：“你还是从前的老样子。”
“样子没变，可是老了。”
“你要是老了，我就更老了。”
他的话勾起我内心的沧桑之感。想到在这十年里，我们各自都经历了人生的许多波折和酸甜苦辣，我一时无语。
不信抹不黑你
——引自与向程功的谈话记录
你在H市听到的一些议论，总的来说确有其事。我的确因为“作风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又因为“受贿”两万元，被人民法院判处过缓刑。
先说前一个问题。事情起因于两个女人：一个是我的妻子；另一个是地委总机话务员，名叫许艳。
地委书记免不了要跟总机话务员接触，因为我的往来电话，都要经过总机转达。不过，我在调来H市一年多的时间里，跟许艳从没见过面，充其量也只是认得她的声音。有一天，许艳在电话里跟我说，她弟弟是滨河县一家工厂的厂长，已经工作十几年，却还是农村户口。她问这种情况能不能办“农转非”。我说，当了十几年的企业厂长，还是农村户口，这的确不合适。你可以叫他写个申请送来，我签个字，转给县里，让他们按照“农转非”的有关政策酌情予以办理。她很快送来一份申请，我们这才第一次见面。我在申请书上签了字，通过秘书转给县里。以后，她时常打电话催问此事。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电话铃响了，妻子接的电话，没说几句，就和对方吵起来，接着把电话一撂。我问谁的电话。妻子生气地说，是总机话务员许艳的。
我立刻批评她：“不管是谁的电话，你这样做不对。”
“你的电话一天到晚没完没了，一家人连顿安生饭都吃不上。”
“你认为吃饭重要，可办事的人认为办事比吃饭重要！”
“你是地委书记，可我不是！你说说，嫁给你有什么好？没事便罢，一有事，你就先批评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我一向对家人要求比较严格，引起妻子对我的不满。这是我们夫妻间的老矛盾了。一时几句话说不清，我索性不再理她，起身去了地委办公室。
第二天，我到省城开会，一走就是十多天。回来又忙着召开机关党委会，传达会议精神。会议间隙，H市电信局长把我叫到一边，悄悄说，我妻子给他打过电话，反映地委总机话务员许艳动辄跟人吵架，工作不称职，应该把她换了。既然地委书记的妻子说了话，他决定调换许艳的工作，考虑只调换她一个人不合适，干脆把总机三名话务员一齐都调换了。许艳被调到一个小邮电所做报刊分发工作。我说，话务员工作称不称职，应该进行全面考察，广泛听取一下群众意见。你不要听我妻子那么一说，就把三个人都换掉。她给你打电话的事我不知道，她的意见不代表我的意见，这件事你要尽快更正过来。他答应重新考虑。接下来事情挺多，我没顾上过问这件事。
有一天，我正主持召开地委常委会，秘书说许艳来找我。我抽不出时间，便叫秘书告诉她等散了会我再见她。可是散了会她却不见了。接下来事情仍然挺多，这件事就又搁下了。不料这段时间内，事情有了惊人的变化。
许艳几次来地委见不到我，一气之下找到地委秘书长杨利君，向他发泄心中的不满。杨利君说，你和向程功老婆吵架的事，已在地委机关传得沸沸扬扬，这件事，你明摆着把他得罪了。你已经调动了工作，要想回来，就得向程功表态，他不表态，你肯定回不来。许艳问怎么办。杨利君说，你要是真想回来，就豁出去告他，不告则已，告就要把他告倒。许艳问怎么才能把他告倒。杨利君说，向程功一个劲地搞廉政，贪污受贿的事暂时找不着，不过，有一件事却能一告一个准。许艳问什么事。杨利君说，男女关系的事。许艳说，这方面的事她不知道。杨利君说，你不知道别人，还不知道自己？这方面的事你不好给别人扣，你可以扣到自己头上。这使许艳很为难。可想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踌躇再三，终于按照杨利君的意思，当下写了一封“揭发检举信”。
杨利君拿着这封信立刻找到行署专员罗涛。两人合计了一下，罗涛又写了封信，叫杨利君专车赶到省城，把两封信交给了B省纪委书记周平。
有一天，我正在郑县下乡。地委秘书长杨利君突然来电话，要我立刻回去。我问有什么事。他支支吾吾不肯说，只说你回来就知道了。我赶回地委才知道，许艳对我的“揭发检举”已列为“大案要案”，省纪委为此已组成数十人的专案组，并由省纪委书记周平亲自带队，进驻H地委调查。这不啻是当头一记闷棍，打得我一时有点发蒙。我万万没有料到，两个女人的几句口角，竟会演变成如此大祸……继而冷静下来，我想爱查就查吧，反正没有的事，你不能硬扣到我身上。
然而，事情越弄越复杂。
一天，周平书记与我个别谈话。他说：“你身为地委书记，依仗职权，长期欺负女话务员许艳，强迫她跟你在办公室、总机室和宿舍等处多次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件事在地委大院和地直机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省纪委决定对你严肃查处。”
我说：“许艳的揭发检举不是事实。她是因为和我妻子吵架以及被调换工作才做出这么不理智的事。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许艳不仅揭发你与她多次发生性关系，还提供一条毛巾作为证据。毛巾上的几根毛发，经调查组反复‘分析’，应该是你身上的，为此需要抽血化验，组织上希望你能积极主动地配合。”
“你说这条毛巾是许艳提供的，谁能证明她是从哪儿得到的？谁又能证明这条毛巾和我有关？你们根据什么分析说，上面的几根毛发是我的？既然这几个前提都没有确定，那么，凭什么要抽我的血来化验？照你的荒唐逻辑，应该抽现场所有男人的血来化验。”
他立刻沉下脸来，拍着桌子怒吼：“你说的什么话！简直是在污辱我！你是谁？我是谁？你是被审查对象，我是审查你的省纪委书记！”
我也毫不示弱：“是我污辱你吗？是你自己在污辱自己！看看你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省纪委书记！告诉你，在我的问题没有查证落实之前，在我的职务没有被免去之前，你没有权力这样对待我！你这样做，是对一名在职地委书记和一名共产党员的肆意侵犯，我要到中纪委告你！”
“什么……什么！反了你啦，向程功！我也告诉你，我就不信抹不黑你，就不信整不出你的问题！”
专案组一查就是半年。半年中，省纪委书记周平六下H市，对专案组工作不断给予督促和指导。其目的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整出我的“问题”。可他没有达到目的。
这不好收场啊。于是，他多次给省委打报告，要求省委免去我的职务。1991年底，B省省委作出免职决定，要我离开H市，到K市等候处理。
为什么非要把你“抹黑”
我被事情的一波三折所震惊。“许艳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仅仅为调动工作，就值得给自己、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吗？”
“她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她一时气愤写了那封信，很快她就后悔了，多次找到调查组，说写那封信不是她的本意，而是杨利君乘她在火头上叫她那么写的，她和我之间是清白的。可调查组的人对她说，就按你最初写的书面文字为准，口头说的不算。她还多次给中纪委写信，中纪委曾批示让B省纪委复查，但他们置若罔闻。”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长得漂亮吗？”
“这重要吗？无论她漂亮不漂亮，由于她跟地委书记有了关联，人们都会依照自己的想法，作出各自不同的判断。问题不在于她漂不漂亮，而在于一种机缘巧合。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地委秘书长杨利君看到许艳正在气头上，给她耐心解释一下，这事也许就完了。问题是杨利君不会这么办，他想利用这件事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他不满什么？”
“他是地委常委。此前不久，在地委常委会议上，他曾被提名为地委副书记，但我不同意，理由是他已经56岁了。中央一直强调，领导班子要年轻化。我提议让一名年轻人上来，结果他的提名被否决了。”
“那行署专员罗涛又是怎么回事儿？难道他也是因为升官被你挡道了吗？”
“他不是因为升官被我挡道，而是因为一台电冰箱。1988年6月，我由K地委调到H地委。我一到就搞廉政，在地委机关党员干部自查互查时，群众反映他收受了一台电冰箱。当时受贿500元，即可立为刑事案件，一台电冰箱2900元，算是个大问题了。我几次找他谈话，希望他把电冰箱退回去。他怎么也不肯承认，说没有这回事。地委常委开会决定要他退，他这才勉强退了。之后地直机关开大会，他在会上作了检查。我特意给大家说明，电冰箱是家属收的，罗专员不知道此事，知道后退了，退了就是好同志。”
“他有没有受到处分？”
“没有。群众议论的是电冰箱，他把电冰箱退了，群众不再议论，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但他从此对我抱有成见。他任H地区行署专员多年，作风霸道，老虎屁股摸不得。人们说，敢摸这个老虎屁股的人也就是向程功了。”
我看他那倔犟的样子，心想就凭这一点，他在政治上的跟头算是栽定了。
“省纪委书记周平跟你有什么过节？你搞廉政又搞不到他头上，他为什么非要把你‘抹黑’呢？”
“我搞廉政挺红火，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1990年省委要换届，当时，我和周平都是省纪委书记候选人。大家原本对我的呼声挺高，可最后确定的却是周平。在会议讨论时大家发言比较热烈，说中央对省级领导的提名原则是‘七上八下’，即指57岁以下可以上去，58岁以上要下来。可是向程功5５岁下来了，周平60岁反倒上去了，这是为什么？周平得知后，对我大为不满，认为是我鼓动的。”
“你讲的这些似乎顺理成章，可我还是不明白，作为一名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已经产生很大影响的地委书记，怎么说免职就免职了呢？周平虽说是省纪委书记，可毕竟还有省委书记、省长和其他常委啊。他们怎么能单凭周平的一面之辞就把你免职呢？”
向程功苦笑一下，张张嘴又闭上了，转而讲起他的第二个问题，即所谓“受贿”两万元，被H市中级人民法院判缓刑的事。
我们是奉命办案
——引自与向程功的谈话记录
我在H市任职的最后一年，S市市长找到我，要我给他推荐一个得力的公安局长。该市当时社会治安比较混乱，打架斗殴、拦路抢劫的案子连续发生。我考虑了一下，便给他推荐了K市一个派出所所长，名叫沈卫华。我在K地委任主管政法委的副书记时，对他有一定的了解，年轻人有魄力，挺能干。S市组织部门考察后，把他调入S市公安局，先任政委后任局长，连续破获了二十几个案子，曾受到省公安厅表彰。
1996年6月，B省省委和H市委（此时地委已撤销，原H地区改由H市管辖）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S市公安局。他们问沈卫华，是谁提拔你当公安局长的？你的后台是不是向程功？他提拔你时，你给他送了多少钱？沈卫华说，我任S市公安局长，是正常的工作调动，是经市委组织部考察合格才任用的。向程功不是我的后台，我也从没给他送过钱。调查组说，这样回答不行。沈卫华问，怎么回答才行？调查组的人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口供，叫他在上面签字画押。沈卫华不签。他们就动用多种刑具，严刑拷打。沈卫华实在顶不住，只好写了一份“立功检举材料”。
1996年9月的一天，一伙人突然闯进我家，自称是B省省委调查组，说我涉及一桩受贿案，要我配合接受审查。随后我被秘密押解到H市电厂，后又转到军需学校和煤矿，实行封闭式审查，历时112天。
调查组要我承认：沈卫华为调到S市当公安局长，曾向我一次行贿两万元。我对他们说，我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先后十五年，推荐和提拔过无数的干部，从没有收受过任何人的贿赂。他们就给我念沈卫华在关押期间所写的“立功检举材料”。我要求看看是否真是他写的，他们不叫我看。在“立功检举材料”中，沈卫华把多年来过年过节给我送的“礼品”加在一块儿，总共算是向我行贿两万元。我说这不叫“立功检举”，这叫胡说八道！这样的“检举”，你们竟然也会相信！你们把沈卫华叫来，我可以当面跟他对质。他们不可能叫我们对质，只是逼着叫我承认。为此，省检察院一名副检察长坐镇指挥。
调查组对我实行“车轮大战”，叫我面对墙壁站着，不许摇晃、不许低头、不许弯腰、不许打盹儿，稍微不注意，就有壮小伙子过来，狠狠地给你一下子。我知道考验我的时候来了。记得入党宣誓时，我曾举手握拳，向着鲜红的党旗宣誓，要接受党的各种考验，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今天接受的竟会是这样的“考验”。这使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不过，我在内心里把握一点，那就是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决不丧失自己的做人原则。我想只要我不承认，他们就会叫我一直站下去，那我就一直站下去吧。他们看得烦了，开始在旁边说笑，我在那里站着；他们看得累了，搬椅子在旁边坐下，我在那里站着；他们看得饿了，轮流出去吃饭，我在那里站着；他们看得困了，趴在桌上打盹儿，我还在那里站着。他们小声议论，这老家伙还挺能站。直到他们不想再搞下去了，这才发话叫我坐下。站得久了，我哪里还坐得下，我的两腿僵硬得像是两根石柱，活动了老半天，这才挪到椅子上。
这样的“车轮大战”连续搞了三次。前两次我挺过来了，最后一次犯了冠心病，晕倒在地上。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从医院回来接着再整，看我实在不行，就叫医生在外屋盯着，一看不行就打针吃药。在整我的一百多天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有医生陪着。一个年轻的办案人员实在看不下去，趁周围没别人时，悄悄地对我说：这是省委书记赵昆批示的案子，这个案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们是奉命办案，不这么办不行……
我这才明白，他们是在往死里整我。我寻思要是这样死了，不仅轻如鸿毛，还不明不白。这样一想，我便对他们说，就按你们说的办吧。他们立刻叫我签字。我拿笔的手颤抖着，在他们写好的审讯笔录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我的名字，同时眼泪夺眶而出。我不是为我的遭遇流泪，而是为自己放弃原则流泪……
我的案子由H市检察院向H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开庭前，法官找我谈话核对事实。我说，我的供词是办案人员逼供的产物，希望法官公正审理。另外，我要求沈卫华出庭作证。法官宣布暂不开庭。回来之后，调查组又整了我十多天。为了保命，我只好对他们说，下次开庭无论如何不再翻供，也不叫沈卫华出庭作证了。正式开庭时，法官无论问什么，我只回答“是”。律师想为我辩护。我说，不要白费力气了。
我被H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两年，缓刑三年。法官问我上不上诉。我说当然上诉。上诉状早已写好，随后递交省高法刑事审判庭。经过一个多月的复查，庭长对我说：这肯定是个冤案。但是上边定的案子，我们翻不过来。
省高法最终驳回我的上诉，维持原判。
我被判刑之后，H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沈卫华一案。他当庭推翻了他对我的“揭发检举”，他说，他的“揭发检举”完全是受刑不过凭空捏造的。在他的刑事判决书中，向我行贿一事只字未提。既然他没有行贿，我何来受贿呢？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也就是B省独有，还偏偏发生在我的身上。沈卫华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改为15年。
沙尘暴中的采访
早上起床后，我站在窗前凝望窗外，脑海里却满是向程功的事。
既然向程功的政治罹难始于许艳，那么就应该由她入手采访。向程功说过，许艳调离地委后，到火车站邮电所做报刊分发工作。于是拿起桌上电话，拨“114”查询火车站邮电所的电话号码。
这时，门窗突然“噼啪”作响，我抬头朝窗外一看，只见树枝倒伏，空中电线乱颤，白色垃圾上下翻飞，黄色沙尘遮天蔽日……我想起昨晚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沙尘暴，不料这么快就来了。
电话里“嘟嘟”响着。我惟恐没人接。还好，很快传来了一个麻利、爽快的声音。
我说：“我找许艳。”
对方回答：“我就是。你是谁？找我有啥事？”
我赶紧简明扼要地说：“我叫雨翔，是记者。你还记得向程功吗？十年前的地委书记，当时搞廉政挺有名。可是后来我听说他犯了错误，受到党纪处分。这涉及到你。所以我想找你谈谈，了解一下是否属实。可能的话，我想写一写……”
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那边突然爆发出一阵哭声：“你提这干什么？你找我干什么？事情已过去十多年了，我早把它忘了！我现在退休了，身体有病，家里好不容易安静下来，我不想再起什么风波！你不要找我，我什么也不想说！向程功他不是东西！他搞什么廉政？他算什么好官？他老婆跟我吵一架，就调离我的工作，我找他他不见我……我恨他……出事后，多少人找我，纪委、法院、检察院……都说是为我好，结果都是骗人……当初人们怎么议论我？我怎么活过来的？要不是考虑孩子，早就死啦……”
我任凭她发泄。想想这些年她跟一个“罪犯”地委书记搅到一块儿，一定受过不少苦，的确令人同情。
等她的哭声渐渐停了，我才开口说：“你真的把这事忘了吗？你可以欺骗自己，说自己把它忘了；可你不能要求别人也把它忘了呀！这件事不光给你造成了伤害，给向程功也造成了伤害，不仅他个人，他的全家都受到了牵连。我知道，我们第一次通话，你不会轻易相信我，或许还把我想像成坏人，认为我想利用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我的目的已经跟你说了，就是想了解一下事实真相。”
“我不是不相信你，”对方的口气缓和下来，“我是不想再提这件事。现在我的家庭挺平稳，我不想再节外生枝，更不想让孩子听到这件事……十年前你怎么不来？你若那时来就好了。”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可那时谁关心过我？谁又公平地对待过我？”
“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受害者。在一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我们每个人都有意志薄弱的时候，都有可能被迫说一些违心的话。不过，我不会强迫你说违心的话，只希望你说出事情的真相。过去，你受到舆论的伤害，今天，如果舆论能给你澄清，难道不好吗？”
“你……现在才采访，已经过了十年，就算能纠正，那也太迟了。”
“不迟。纠正错误什么时候也不迟。你要知道，公正不是容易得来的：布鲁诺二百年后才平反，‘右派’二十二年后才纠正，‘文革’十年才结束……迟来的公正总比没有公正好。”
“你说的这些我不懂，我也不想懂那么多。我只是考虑自己的事……”
“我也在考虑你的事。我理解你的心情。我采访你是想澄清一些事实。你已经受过不少伤害了，我不想再给你造成新的伤害。我相信这件事做成后，它不会破坏你的家庭，只会增进你家庭的和睦，你的退休生活也会过得真正幸福。要不这样吧，咱俩约个时间见面谈一谈，电话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
最后我和许艳商定，我可以去H市采访她，但要避开她的孩子。
放下话筒，我抬头望望窗外，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已经过去，地面和天空已复归平静。刚才光顾了通话，我压根儿不知道沙尘暴多会儿平息的。再说通话时，我脑海中的沙尘暴一点也不亚于窗外的沙尘暴。
“文革”不光1966年才发生
打算再次采访向程功的时候，他已经回了K市的家。我与向程功商定在K市见面。
从省会到K市，只有一百公里，公交车正常行驶的话，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但公交车为了多拉客，只要路边有人招手就停，结果磨蹭了近三个小时才到。
向程功的大儿子大海开着一辆白色桑塔纳在车站等我。那是一个高个儿、肩背有点前倾、戴眼镜的中年人。
汽车发动后，他说：“我爸有个老朋友中午请客，他没在家吃饭。现在时间已经过午，我们先去找个地方吃饭吧。”
汽车穿过古城灰色的街道，停在环城河边“和平饭店”门前。
大海要了一个包间，小得只能相对坐下两人。
大海要点菜，我说不必了，来一盘炒饼就行。大海说这哪儿行，执意给我要了一碗鸡蛋汤。
我问他要点什么，他说他吃过了。
肚子的确饿了，所以炒饼一端上来，我就大口吃起来。
大海没有寒暄话，这一点随他的父亲。
我说：“你父母和你弟弟一家在省会，就剩下你一个人在K市了。”
“是啊，”他说，“不过他们经常过来。”
“你跟你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是不是不多？”
“我从小跟母亲在F县长大。父亲常年忙于工作。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少回家，总见母亲一个人忙忙碌碌。有时我想，父亲好像不是我一个人的，似乎是很多人的。那时，感情上跟父亲较疏远，所以他要求我这样，我偏要那样，故意跟父亲较劲。1984年，父亲调到K市，我随父亲来K市上中学，这才有了跟父亲较多接触的机会。在父亲身边，看着父亲每天从早忙到晚，我明白了当官是怎么一回事。”
“你父亲的事，对你一定有影响吧？”
“那还用说？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虽说不再株连九族，但是父亲的问题，没有不影响儿子的。中学毕业后，我先在一个单位开车，后来调市检察院做助理检察员。1996年4月3日，检察院派我们三名检察员到外地追捕一个经济犯罪嫌疑人。这个人是个包工头儿，集结了60多名民工，对我们围攻。迫不得已，我对空鸣枪警示，但他们不予理睬。我抬手打第二枪时，一个民工抓住我的手腕，枪走火打中另一个民工，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件事查清后的结论是：属于抓捕中的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但是有人汇报到上边，省委主要领导三次批示，要求严肃查处。K市检察院汇报说，这件事已做结论。但上边说不行，必须要严肃查处。我因此被拘捕判刑。”
“就因为你是向程功的儿子？”
“应该是吧。”
“你父亲这时已下台，上边为什么还揪住你不放呢？”
“我父亲虽说已下台，在K市和H市仍有一定的影响，可能是怕他东山再起吧。”停顿一下，大海接着说，“祸不单行。这时，父亲因沈卫华的‘揭发检举’神秘失踪；我弟弟在F县开矿，也被人用‘诈骗’的罪名关押起来；家中只剩下母亲，省委调查组几次抄家，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不说，还逼着母亲揭发父亲……”
“这事发生在哪一年？”
“1996年９月。”
“听起来就跟1966年的‘文革’一样。”
“其实，‘文革’不光1966年才发生，它是以极左思想为基础的。极左流毒不肃清，‘文革’随时都有可能再发生，只不过形式上有所改变。”
向程功家是一套三居室的房间，屋里摆设普通而凌乱。
向夫人请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又为我倒水：“我给你呼向程功吧。”
向程功很快回了电话，大概说一时不能回来。我想这会儿向程功不在，正好是我俩谈话的好时机。
向夫人的额上、眼角满是皱纹，眼神忧郁。
我的心里忽然涌起同情，开口道：“这么多年，向程功忙于工作，当他的妻子，一定挺不容易吧？”
“唉，”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别提了，我跟他只有受罪。”
“向程功对自己的家人挺严格吧？”
“当然，”她立刻说，“不管什么事儿，只要是涉及到别人，他总是先批评我，我这儿不对啦，那儿不对啦，好像咱是个浑不讲理的人。我跟他……唉……别提啦……”
“听说你过去是老师？”
“在F县是老师，到K市改了行。”
“为什么改行？”
“向程功叫改的。当时教育口是热门，人们走后门抢着进，他不叫我凑这个热闹，说是先紧着别人进。我先去市委党校上班，在郊区离家太远，照顾不了俩孩子，接着去市总工会管文秘档案。两个部门都是‘清水衙门’，月月拿死工资，奖金一分没有。”
“你愿意改行吗？”
“不愿意。师范学校毕业，工作十多年，专业丢了，人矮一截。”
“照你看，向程功这个官当得怎么样？”我又问。
“工作上实打实地干，也挺能干，就是脾气不好，直来直去，有时让人家难以接受。事情过后他忘了，可人家没忘……不能说他不对，可人家受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