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城欢迎你
下午， F县的人敲门进来。向程功介绍：“他叫宋铁塔，是F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他爸爸是跟我手拉手一起到县银行参加工作的。”
宋铁塔面色黝黑，中等个头，随意往沙发上一坐，神态就像到家一样。
我和罗长福继续刚才的谈话，他侧耳倾听，听了一会儿，听出我们是在谈论向程功，立刻对我说：“向书记是个清官。这个，你一问F县人就知道了。”
我笑道：“这不正想搭你的车，去F县打听打听嘛。”
“那好啊，多会儿走？”又说，“来时路上修路，得早点儿走，要不天黑到不了家。”说罢起身。
向程功说：“去什么F县，在这儿说说就行啦。”
宋铁塔说：“雨记者要深入基层，采访了解，这是好事，我们应该支持她。”
向程功和罗长福送我们下楼。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停在路边。
正要上车，只见沈卫华的妻子刘婕骑车匆匆赶来，把一摞复印材料交给我，说这是有关沈卫华的材料。她若晚来一步，这摞材料我就收不到了。我把材料仔细装进包里。我知道它的分量。
我坐到车后座上，宋铁塔与司机坐在前排。从K市到F县约150公里，宋铁塔说，小车正常行驶也就两个小时，现在绕道行驶，时间需要加倍。
和向程功告别，我们起程赶往群山之中的F县。
路上，宋铁塔问我，到F县打算如何着手采访。
我说：“以我目前的身份，不能做正规有组织的采访，只能是随机式的，碰上谁是谁，不过得需要你的帮助。”
他说：“你不必客气，需要谁你只管提，我帮你找。”
黑色桑塔纳驶进F县城。七拐八拐之后，在一座黄檐绿瓦的楼前停下，上书“F县宾馆”。宋铁塔打发司机开车先走，不用等他，然后领我拾级而上进入宾馆。
F县宾馆给我的第一声问候，便是迎宾墙上的几个金色大字：凉城欢迎你。我这才得知，F县号称“凉城”。不知则已，一旦知道了，越发感到凉气袭人。
宋铁塔到服务台登记。然后领我走进一楼一个房间。房间里设了两张床，床头有台灯，附带卫生间。
宋铁塔说：“条件不好，将就住吧。不过，这已经是F县最好的宾馆了。”我知道F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原本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没想到还能住进宾馆，已经很知足了。
我坐到床沿上，抬腕看表，刚刚晚8点，窗外天色已经黑透了。四周听不到一丝声音，寂静得令人联想到大山的封闭。宋铁塔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拿手机给妻子打电话，一五一十地汇报，说从海南来了一个女记者，想为向程功说话，要晚点回去。
关了手机，他面带歉意地说：“按说你远道而来，应该到家里招待一下。但考虑到万一上面追查这件事，问起你到F县是谁接待的……把你安排在这儿，到时候我好说话。”
我也面带歉意地说：“给你添麻烦了，真是不好意思。万一以后追查这事，那也不要紧，我不会出卖朋友，这个请你放心。”
我知道我跟他不同，他是官场上的人，我是民间的人，他心里当然有顾虑。虽然有顾虑，可他仍然帮助我，这使我的内心里很温暖。我希望能打消他的顾虑：“向程功这件事，没有任何人要求我干，包括他自己。这事是我自己想干的，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出格之处。你说呢？”
他听了笑笑，似乎有所宽慰，把一条腿伸展开来，点了一支烟，伴着腾腾烟雾侃侃而谈。
“我22岁当公社团委书记；29岁当乡长；32岁当镇党委书记；当上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已经9年啦。论我的工作能力，在F县是有名的。不信，你可以到县委机关打听打听。”
“我信，”我笑着说，“我从你的气质中已经看出来了。”
“以我这样的资历，向程功若是为我说句话，我早升上去啦，总不会一个局长一当就是9年吧？说句实在话，向书记在位时，不给家乡人办事，许多人对他有意见，跟他挺疏远。后来他倒霉了，家乡许多人都去看他，反而走得近了。F县人就这样，心眼好，不计较，啥事都看得开。以前，我埋怨他不讲私情。现在，我理解他是对的。说起来，向程功算是不小的官了。可是你看看他的家里，有什么？说句实在话，我家里的摆设都比他家强。当这么多年官当成这样，现在回到F县，老家连个窝都没有。我跟他开玩笑说，以前你不肯为我说句话，若是说句话我上去了，起码在老家给你盖两间好房子，夏天你回来避避暑。他听了只是笑。他对F县有感情，年年夏天都回来。回来没地方去，我给他租了部队两间旧营房。搞了半天廉政，落这么一个下场，我心里抱不平，但是没办法。”
室内的寒气越来越重，我极力忍耐着，才不至于让自己打哆嗦。
宋铁塔大概看出我冷：“屋里没暖气。按说这时不该停，可宾馆效益不好，烧不起，只好停了。”
我强打精神：“不要紧，屋里温度还可以。”
送走宋铁塔，我衣服没脱就钻进被窝。不料棉被潮乎乎的，遭霜打了一样，盖在身上十分难受。可那也得盖呀。我裹紧棉被，身体缩成一团，自己暖和自己。后来好容易睡着了，半夜又冻醒了。这时，我才真切地体会到：“凉城”可真是名副其实啊。
这样处理太不公平
早上吃过早饭，宋铁塔敲门领着两位老人进来，分别向我介绍，面色黝黑的叫宋振中，是铁塔的父亲，县人大原副主任；面色白皙的叫韩立民，县人大原主任。两人均已退休。
听了我的来意，两人相互谦让谁先说，最后决定宋振中先说。
“向程功身世很苦，”神态憨厚的宋振中声调沉缓、一字一顿地说，话音刚落，泪水沿着老人眼角深深的皱纹流下来，“他老家在夏县，生下40天，夏县发大水，爹娘用箩筐担着他，从夏县逃荒到F县。在F县他有两个家，一个是石子坡，一个是李庄。石子坡的日子太苦，活不下去，他亲爹把亲娘卖给了李庄一个光棍儿。向程功非常孝顺，自己省吃省喝，也要孝敬两处的老人。我比他大几岁，我俩手拉手到银行上的班。他在县城没有家，没有人照顾。银行同事们看他孤单，常常从生活上帮助他，我还给过他两件衣服哩。这个人品质好，不说瞎话，工作起来雷厉风行。他上学不多，但是爱学习。那会儿，天天早晨起来上业校，晚上还要自学。你别看他穷，但他不贪财。他在H市出事后，人们说这说那，有的说得十分邪乎，但我一点儿也不信，他不是那样的人。”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不光向程功这样，基本都这样，满脑子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考虑个人利益。”韩立民插话。
“原县银行副行长犯有作风问题，判刑15年。刑满释放回来，给哪儿哪儿不要。那会儿我当农业局长，向程功是县委副书记，叫我给他安排了工作。他说，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不能因为犯点错误，就一棍子把人打死。我把他安排到了良种场当会计，一直干得挺好。向程功历来对事不对人，心眼好，从来不整人。这事搁别人谁管？”
“还是由我来说吧。”韩立民接过话茬儿。他当过多年的县委宣传部长，讲话有条不紊，思路十分清晰。
“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建国初期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大得人心，大快人心。那时人们心气盛，一条心。但是接下来反右，让人们的思想产生了疑问；到了1958年大跃进搞浮夸风，1960年饿死人……人们便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在县委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县长工作勤勤恳恳，讲究实事求是。县委书记是外地调来的，生活搞特殊化，工作弄虚作假。县委县政府一部分人对县委书记有意见，到了‘四清’运动时，县委书记就依仗职权，把以县长为首的12个人打成‘反党集团’。我当时是县委宣传部干事，我们部长就是‘反党集团’成员之一。‘文革’时可整惨啦，揪斗、游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我当时作为‘反党黑干将’，同‘反党集团’成员一起，多次被批斗……我为啥成了‘反党黑干将’？一是和我们部长思想观点一致；二是宣传部搞了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叫《思想动态》，我主办这个刊物，主要反映不同时期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态，供领导决策参考。结果，我如实反映的一些问题，就被说成是‘反党’。
“1978年，向程功当时是县委副书记，主抓落实政策。F县落实政策比较彻底，这和向程功分不开。当时的县长不同意为‘反党集团’平反，因为打这个‘反党集团’时，他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和县委书记观点一致，现在叫他给平反，这等于是叫他公开承认错误，他思想上拐不过这个弯。再加上是地委定的案子，难度真的挺大。但向程功从党的政策要求出发，坚决主张平反。平反仍要征得地委同意，这等于是叫地委也公开承认错误，好在地委还有这个勇气。向程功为此下了很大功夫。平反较为彻底，凡是株连的都给予平反，就是没申诉的也给予平反；活人给予平反，死人也给予平反。能做到这一步，的确不简单。我家属受我的株连，带着俩孩子强迫下放农村，城市户口转成了农业户口。我要求县委给我落实政策，可是拖了好长时间解决不了。原因是当时的县委领导对我抱有成见，仍把我看成是‘反党集团’的人。这件事我没找向程功，可他积极主动地帮我办，多次把情况上报地委。地委批示后，县委给我写了平反决定，恢复名誉，家属户口转回城市。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其实很不容易，其间经历了不少波折。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干部跟干部不一样，向程功是对事不对人，目的是救人。
“若给F县落实政策总结的话，当然是县委领导得好，但其中向程功的功劳最大。不光功劳大，而且作风清正廉洁。他不是到H市才搞廉政的，他在F县时就开始搞廉政了。廉政是党的一贯作风，是几十年如一日养成的，不是一时喊喊口号。向程功搞落实政策，不分哪宗哪派，只要符合政策就落实。他解决落实了那么多的问题，却没有沾过他人一烟一酒、一茶一饭。F县落实政策效果非常好，可以说没留下后遗症。通过落实政策，向程功在F县的威信提高一大截。落实政策对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威信、团结人民群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向程功这个人不是一派说他好，而是多数人都说他好；不是当时的人说他好，而是事后人们还念他的好。这才是真好。纵看他一生，对他最后的处理太不公平。”
“小康”这么个奔法，又奔回到1958年了
F县城坐落在四面都是大山的一块凹地上。
黑色桑塔纳在高低起伏的县城街道上行驶。
白天的F县城，揭去了昨夜神秘的面纱，显露出她的本来面目。街道两旁有不少新盖的高楼，上书“酒楼”“宾馆”“夜总会”之类的字样。看得出，F县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也在努力大踏步地向城市化方向迈进。只是这种努力，给人的感觉不太舒服：难道我们的每一座城市，都要变成一种模式和一个格调吗？殊不知，保有地方特色和富有个性的城市，才是令人喜爱的城市。
车停在郊区一片开阔平地上。说它开阔，并不是它真的有多开阔，而是相对而言。平地上坐落着一片平房，排排平房坐北朝南，家家户户一个四合小院。这种布局我挺喜欢。它既有四合院的封闭和安静，又保留一些农村格调和风味。
司机领我走进其中一个四合院，院门敞开着，这是县人大原副主任魏丰年的家。老人方脸盘，面色红润，目光敏锐，刚午睡起来，已从电话中得知有客，早早站在门口迎我们进屋。
宾主在客厅就座。他老伴为我们斟上茶水。他已知我的身份和来意，所以不用我介绍，一句话就直入主题：“向程功的事是个冤案。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在F县他青云直上，赶上了好时候。我跟他打交道不少。他先是我的部下，后是我的上级，后来者居上嘛。向程功露头，是在‘文革’前。县委书记搞农业学大寨，下乡选拔人才选上了他，点名调到县委政策研究室。
“他这个人不管到哪儿，白天干活儿，夜里抱床被子，土炕上一偎，天明写出报告，站大礼堂台上一讲，台下听的人都佩服，都说讲得不赖。做群众工作，光有脑瓜不行，还得能说能写才行。向程功脑瓜快，工作上有套路，上边政策领会快，落实得也快，加上联系群众，不论到哪儿，都能独当一面工作。这样的干部谁不喜欢？
“‘文革’前，他升到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文革’后，县委考察他，想提副书记。一个姓张的想敲下他，说他是造反派。我说，向程功是秀才，不是造反派。一句话驳了他。这个人一不会说，二不会写，三没能力，他为啥踩乎向程功？嫉妒呗。向程功从这时真正起步，我算是他的推荐人。
“他出事后，F县多数群众都认为他是受迫害。在这之前，我到H市看过他一次，听到周围一些反映，曾侧面告诉过他，叫他注意团结人。他说，不清廉的人没法团结。可你不团结他，他就反过来害你。到底吃亏的还是你。他本身是清官，这不用怀疑。只是叫我看，清得有点太厉害了。他光考虑清廉，妨碍了他人利益。什么上班不叫坐车啦，下班不叫大吃二喝啦，还有不叫超标住房啦，等等。这都是捅人肺叶的事，人家能不跟你急？
“听说程功在H市搞‘四菜一汤’，省里许多领导都不去H市了。有的领导一见上‘四菜一汤’，要不扭头就走，要不撤了重上，照样七个碟子八个碗。还有的名为四菜一汤，实际一个大盘里多搁几样，换汤不换药。总之是你有政策，他有对策，他不想听你的，你就治不了他。向程功本身没问题，只是搞廉政的策略方法少了些。这是他工作上的不足之处。”
魏丰年问我，还想找谁再聊聊。我说能找到谁就找谁吧，不必勉强。他说这样最好，想了想说，就找徐敬贤吧。
徐敬贤是县纪委原副书记，后任县人大副主任。他住的离这儿不远，也了解向程功。魏老说罢，起身到里屋打电话。
徐敬贤瘦高个儿，长脸，神色拘谨。我冲他笑笑。他也还我一个笑容，神情稍微轻松了一些。
“你想了解向程功啊，这好啊。我任县纪委副书记时，向程功任县委副书记，俺俩一天到晚没少抬杠，一抬就弄个脸红脖子粗。我俩抬杠不为别的，就为干工作。那时候的人实诚，心里有啥嘴上就说啥，表里如一。
“俺俩从小就在一起，程功人聪明，有才干，既是才子又是孝子。‘文革’中，F县委大院出现反动标语，上写‘打倒刘海清’。刘是38军军长，你打倒他还了得？科局长以上干部，一律到部队农场办学习班。38军来卡车连夜拉走，案子一天破不了，人们就一天天地圈着。除了学文件，就干苦力活儿，跟犯人一样。查对笔迹时，开始说是县委书记干的，这下可把他吓坏啦，吓得不成个人样。后来破了案，我们才跟着解放了。放回来那天正赶上过年。程功到邮局给娘寄钱，圈了几个月不发工资，加上工资又少，就寄五块钱，觉得拿不出手，站在门口掉眼泪。正好我从那儿过，一问咋回事，原来为这个。我心里挺感动。心里说，程功是个孝子。他这个人明事理，重人情，度量大，我挺佩服他……可是在H市，窝囊得不行，受气受大啦！
“B省委历来不团结。赵昆一调来，就跟曾艺航弄派性。他不敢把曾艺航怎么着，就拿向程功开刀。向程功下台后，我到K市去看他。正赶上二小子结婚，小两口住了正房，老两口在外屋打地铺。听说婚礼办得很俭朴，也就请了十来个亲戚朋友，在地委招待所食堂招待了招待。他根本不是贪官，要是的话，能这样给小子办婚事？他家穷得叮当响，哪像一个地委书记的家？要是叫地委书记申报个人财产，他这个地委书记准合格。他要是不搞廉政，也就不会招来这些事。”
谈完向程功，魏丰年问起离退休干部拖欠工资和医药费报销的事。
徐敬贤说：“去年12月中央就发文，今年１月已发到各县。文件规定，五部委拨款专门解决这个问题。F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自然在解决范围之内。可是县里头头不上报，不签‘情况属实’这几个字。”
“为什么不签？”我问。
“签了字，不就说明你这个县的工作没做好嘛。”
“县里的离退休干部，已经近一年没发工资了。”魏丰年解释，“一共欠了我七千元。老徐你呢？”
“连新带旧，共欠五千元。”徐敬贤回答，“我听中组部一个老乡说，B省官员净傻蛋。”
“B省官员咋净傻蛋啦？”我问。
“五部委文件说，保证拨款兑现25个县。F县排在第10位。第10位不报，弄得以下各县没法报，弄得大家乱骂F县。该报的情况不报，你说他们傻不傻？”
“他们才不傻哩。一报就丢脸啦，丢脸乌纱帽就没啦。”魏丰年说。
“不报，县财政状况也没好转。”徐敬贤说，“F县18个乡，一年光吃喝就干掉一千多万，赤字四五百万。就这，年底还说收支平衡哩。现在咋样？1958年的浮夸风又回来了。从那时起就说瞎话，一直说到现在。不光说瞎话，还有更邪乎的。上边一个劲提减负，下边百姓怎么样？一个社员一年上交提留63元，这还是减了又减。若不提减负，上交提留不定有多少。就这，乡政府也开不了支。开不了支，还得把减下的要回来。听说有的村奔‘小康’，各家拿５元买，一买就达到啦。真是闹笑话。人们闲聊，说各村村干部成天不干实事，就知道掰着手指头算：一只鸡一年下多少蛋？十只鸡一年下多少蛋？一百只鸡一年下多少蛋……就这么蛋生鸡、鸡生蛋地算。你瞅瞅，奔小康就这么奔！”
魏丰年说：“‘文革’时，不是批判邓拓的文章《一个鸡蛋的家当》吗？‘小康’这么个奔法，又奔回到1958年了。”
续姐姐
早上一睁眼，恍惚觉得窗外有点异样，再一细看，原来昨夜下雪了。四月中旬了还下雪，我是头一回碰到。
早饭后，司机开车来接我。昨天跟宋铁塔说好，今天上午去李庄，采访向程功的“续姐姐”。向程功说过，他的亲姐姐16岁出嫁，19岁生孩子难产死了，姐夫又娶了个“续姐姐”。
李庄距县城60里，乘车半小时就到了。
村子看来还不错，街道整齐、干净，路边盖了统一规划的排排新房。司机把车停靠在路边，下车向村民打听。一个小伙子热情地给我们带路，从大街拐进一条小巷。小巷十分狭窄，路两旁是密匝匝的石头房子，鹅卵石铺成的路面，走起来有点硌脚。在小巷顶头拐弯处，小伙子手指一个宅院：“到了，就是这儿。”
低矮的木栅栏门，院子里堆着柴禾垛，窗棂上糊了新白纸，窗台上、屋檐下悬挂了黄澄澄的老玉米。一个高挑女人迎出来，问我们找谁。司机说找向程功的续姐姐。她说她就是。
司机介绍：“这是雨记者，想了解向程功的事。”
续姐姐叫我们到里屋炕上坐。炕上铺了素花的人造革布，棉被打摞得整整齐齐放在墙角。
不大工夫，姐夫从工地回来了。沾了满身土，手上带了泥。姐夫的个头比续姐姐还要高，加上脸盘瘦长，整个人像是被拉长了一样。他屈膝坐在大炕上，拿出烟丝和纸条，卷纸烟来抽。
续姐姐今年66岁，姐夫今年70岁。
儿子和儿媳闻讯过来。儿子文静内向，儿媳喜眉笑眼。望着这朴实和睦的一家人，我一时忘了问话。向程功大起大落的遭遇，与这一家人的现状似乎相隔甚远。
墙上镜框里，装了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其中有个老头儿，身上穿一件黑色对襟棉袍，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留着胡须，鼻梁挺直，目光直视，气宇轩昂。续姐姐手指这张照片介绍：“这是程功的亲爹。”
我仔细端详这张照片，想起就是他用两个箩筐，担起一双儿女，和怀抱襁褓的妻子一道，翻山越岭，从夏县逃荒到F县。他们来到石子坡，这里的人好，可生活贫困。五岁的大儿子饿死了，为了保住女儿和小儿子的命，他决定“卖活人妻”。当他作这个决定时，我想，那一定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一件事！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山道上和破屋里，曾洒下他多少心痛的泪水啊。送走妻子和儿女，他一边给人扛长活，一边在山坡上拓荒，他的两手总是血淋淋的……然而，他的努力并未奏效。直到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上贫协会长，推翻一个旧制度之后，他的命运才得以根本改变。
续姐姐不知道我想些什么，只顾热情地给我介绍下一张老照片：“你看，这是程功的亲娘。”她看到我的目光端详照片不肯离开，又说，“程功的亲娘命苦啊，几斗红高粱就卖了‘活人妻’。”
“那时卖‘活人妻’的多不多？”
“不多，也不少。山里人穷，吃不上饭，把老婆孩子卖了逃条活命，总比一块儿饿死强。”没等我看够，又手指另一张老照片，“这是程功的继母，是土改后亲爹后娶的。”
照片上的两位母亲，从外表到气质十分相像，都是一副忍耐、宿命的样子。旧时代的母亲，除了认命，又能怎样呢？
续姐姐说：“程功可孝顺哩。过去工资低，一月挣二三十块钱，月月还要挤出十块八块给娘。”
儿媳接话说：“每次回来，都守着娘说长道短，给娘洗脸、梳头，还挽髻哩。”说完抿嘴笑。
“是啊，真是这样。”续姐姐说，“他工作忙，轻易不回来。回来了娘让住一天。他说不行啊，好多事哩。娘说，吃了饭再走吧。他说不吃啦。娘说那你走吧。前脚出去，后脚娘就擦眼泪。回回都这样。那年调D县，来家跟娘说，娘，我孝顺不了你老人家了。娘说，孩子，去吧，别惦记娘。自己的娘是娘，别人的娘也是娘，天底下哪儿都有娘……你只要好好为百姓办事，这就等于是孝敬娘了。俺这兄弟啊，心眼实着哩，没有一句虚的，到哪儿都实打实地干。调D县第二年，娘病了，捎信急急忙忙赶回来，还好，正赶上娘咽气，俺兄弟哭得那个痛啊……问我，咱娘有装裹衣裳吗？我说有，早就备下啦。他叫我拿来衣裳，亲手给娘穿衣裳。村里人说，老人一辈子不容易，往大处办办吧。俺兄弟说，不。把一家人叫到一块儿，规定几条：不披麻戴孝，不摆酒席，不吹吹打打。每人臂上戴了一块黑纱，就这样把娘打发啦。他说，孝不孝在心里，难受不难受也在心里。想想，这话对着哩……娘埋在李庄，爹埋在石子坡。以后年年回来，先到李庄给娘上坟，后到石子坡给爹上坟，一年都不落下。”
“还有那回，大海被人打……”姐夫提示说。
“是啊，”续姐姐想起来，“有一回，大海在街上被俩小子打得头破血流。派出所抓了那俩小子。俩小子家长来求情，向书记你有权，你到公安局替俺说说，放了他俩吧。别人都不叫程功去说，都说把大海打成那样，不能轻饶他俩。可程功说人已经打了，知错就行啦。俩小子放出来，家长带了礼品去家中看望，程功叫他们把东西提回去，以后成了朋友……”
“他当官时，给不给亲戚办事？”
“俺们是农业户，不用他办事。地里啥都有，不缺吃不缺穿。大儿子在信用社当会计，前年下岗。二儿子在工商所，去年减员，也下岗了。上边统一规定的，又不是咱一个，下就下吧，干农业呗。原先不都干农业？咱不弄特殊事，叫人家背后戳脊梁骨。”
“他在H市出了点事，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没问过。即便出点事，那也不是俺兄弟的毛病。”
“他出事以后回来过吗？”
“回来过。看出他心里难受，端起饭碗只吃一口……俺们跟他从不提这事，就当没事一样，光说些高兴话。”
望着续姐姐，我的心里热乎乎的。这就是乡土，我想，乡土给予人的，是许多说不出的感受。向程功年年回李庄，要不就回石子坡，他不是单单来上坟，他所得到的，一定是更多的我说不出的感受吧。
从续姐姐家出来，我还想去石子坡，想去看看向程功的另一个家。可司机说，石子坡不过几十户人家，四面都是大山，路面狭窄车开不过去。再说，向程功的那个家里早没人了，去了也没多大意思。还是抓紧去南磨坊村吧。
石子坡没去成，对我来说，总觉得是个遗憾。
程主任送俺回家，向书记向俺认错
黑色桑塔纳重新上路，沿着山脚行驶。早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了，柏油路面湿漉漉的，只有山顶的积雪，还在和明晃晃的阳光对抗。
说话之间，南磨坊村到了。车在村口一个小饭店门前停下。门口站着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司机下车前去询问，说找原村主任陆大有。那人说他是陆大有的儿子，问有啥事。
司机手指一下我：“上面来了记者，想找你爹谈谈。”
我们在雅间桌边坐下，老板给倒了茶水，然后出门去找他爹。
工夫不大，门口进来一位老人，皱纹满蹙的一张脸，活像是棵百年老树根。他就是陆大有。老人不善言谈，却当过30年村干部。
老人一听要谈向程功，立刻连连点头：“那人还行，不太坏。”
我听了有点纳闷。什么叫“还行，不太坏”？心里想，老人饱经人世沧桑，可能在他看来，凡人没有不坏的。一句“还行，不太坏”，大概是他对一个人的最高褒奖了。
我问：“他怎么不太坏？”
老人认真地从头说起：“1978至1979年，向书记在俺村下乡（我注意到，虽然时隔二十多年，向程功早已下台，但老人对他还是以前的称呼）。那当儿，他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带职到俺这儿扶贫。那人不太坏，办事讲直理，敢批评人，自己错了也敢认错。二愣是造反派头头儿，当过村支书，后来下台了。村里闹派性，‘一批三打’时，群众乱咬他。向书记给他戴上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扫大街，不许乱说乱动，出门要打报告。后来上面有了政策，向书记马上回村，召开村民大会。向书记在会上说，给二愣戴坏分子帽子不合适，给他戴错啦，宣布摘掉平反。我对不住二愣，给二愣赔礼道歉了。当场给二愣鞠躬。向书记在俺村住了一年多，跟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帮俺村做了不少工作，对南磨坊村贡献不小。你看，”老人起身站到窗前，手指窗外对我说，“你看那麦地，你看那水井，这都是当年向书记领着俺们弄的。”
我起身站在窗前，眼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外瞧，只见公路南好大一片开阔耕地，平展延伸开去，一直与天边的起伏群山接壤。
我不禁脱口称赞：“都说山区缺少耕地，这里的耕地不少嘛。”
“像这么大片的耕地，F县没有几块儿。南磨坊村的耕地，在F县算是好的啦。”
我向陆大有提出，想见见那个先是造反派、后当村支书、再后来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二愣。
南磨坊村被一条公路分割成了两半。我们先到路南二愣家。二愣不在家，老伴说，他去路北儿子家拿东西了。我们从原路返回来，穿过公路走进路北村里，来到二愣儿子家。二愣的确在这里，他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又忙着拿壶沏茶。我一再说，说几句话就走，他还是一个劲地忙活。
我问二愣：“刚才听陆主任说，向程功在你们村时，曾经整过你，又曾经向你认过错。有这回事吗？”
“是有过这么一回事。我1965年当贫协主席；1966年当‘文革’书记；1967年武斗……那时，咱分不清究竟谁对谁错，两派互相闹。不过咱没做过什么为非作歹的事儿。在村里无论对谁，咱都没有平白无故地欺负过人家。那时两派天天打仗，今天这村打死一个，明天那村打死一个。可在俺村，我对大伙说，咱村打仗可以，可是绝对不许打死人。”
“你们村真的没打死人吗？”
“没打死，一个也没打死。”二愣肯定地说。
陆大有也点头加以肯定：“俺村人性好。”
“F县当时分书记派和县长派，”二愣接着讲，“当时我算书记派。两派经常干仗。后来，上边叫搞大联合。开始复课、抓革命促生产，机关工作人员都回单位闹革命，武斗算是结束了。当时，我是大队书记兼农机站站长、乡党委委员，得罪过一些人。到了‘一批三打’，我村是重点。向书记包村带队过来，每天晚上组织群众批斗，叫我做书面检查。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俺认错行不行？不行，不叫过关。他们说我不老实，乡里拿我当重点，给我戴上坏分子帽子，戴大牌子批斗，叫和四类分子站一堆儿。我不是坏分子，凭啥叫我跟四类分子一样？在大队关了半个月，老婆带小子去看。小子说，爹，俺今晚不走啦，跟你睡。这句话，可把俺的心伤透啦。他不知道爹天天夜里是咋睡的。想起来有点后怕，关在学校里，白天黑夜都叫人看押着，逼你、打你，还说，你可别想不开跳井……乍一听是劝你，实际那是给你指路，叫你往井里跳哩。我才不跳，我才不死，死了就洗不清啦。除非叫他们打死，我决不自杀、不上吊、不跳井、不吃药——这是当时我给自己定的‘四不原则’。就等有一天还自己一个清白。
“这日子没法儿过啦，俺琢磨去北京告状。临上北京前，俺把家里缝纫机、车子都卖啦。共卖180元，卖得太便宜。俺自个儿揣了90元，给家里留下90元，又跟老婆说，俺要是过半个月不回来，你就赶紧嫁人，别再等我，问题解决好了我回来，解决不好就不回来了。一辈子头上戴顶帽子做人，不如一头扎进永定河里算啦。
“1978年8月去北京，我先后找过中组部、农村工作部、国务院办公厅……最后找到甲8号办公室，也叫邓小平接待站。啥街咱不知道，是在火车站有人告诉的。接待站比半个南磨坊村不小，前去上访的啥样人都有。有手举几尺白绫的；有怀里抱着光屁股吃奶孩子的；有前后心写个冤字的；还有当场咬破手指头写血书的……那时，全中国的冤气大发啦，四面八方都来北京上访告状。
“在北京住着我不出屋，天天趴在大通铺上写材料。过了大约六七天，大喇叭突然喊：‘B省二愣，B省二愣……’接着来俩当兵的，一进门就喊：‘B省二愣出来！’我一听吓一跳，莫非又要批斗？又一想，这是在北京，不是在南磨坊村呀。那心情你不知道，多少心脏病都是这么吓出来的。我想坏啦，这下要蹲监狱了吧。谁知走到门口，两人口气变了，说：‘领导请你去，要跟你谈谈。’两人见我腿脚不稳，就挽着我的胳膊坐上车。不一会儿，到了程主任办公室。程主任四十几岁，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说话和颜悦色。一进门，他就请俺坐在沙发上，还端茶倒水。那人相当好。程主任对俺说，你报上来的材料我看了。全国问题一件件报上来，开会分类，你的要先解决。回去后不要报复，要正确对待，要抓革命促生产。我当下就哭了，说哪能报复，回去后一定好好干，报答党的恩情。这就对啦，程主任说。还写了一封信叫俺带上。信没有封口，上面写道——
“K地区F县：
“你县二愣来京上访，据材料看，该同志没多大问题，应予以纠正。但要调查核实，把解决情况上报中央……
“这下，咱小村民杆子可见了青天大老爷啦。程主任把信递到俺手上，说：‘你今天无论如何得回家，一家人说不定多么盼你回家哩。’俺一个劲地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个当兵的给俺买了火车票，又开车送俺到火车站。
“回来下车先去县信访。县信访的人也不问问咋回事儿，一见俺又扯起官腔：‘你的事儿，还那样儿，我们正在研究，还没有结果，你回去等着吧。’我气得一下跳起来说：‘你们还研究啊？你们也不看看这是啥？’我拿信叫他们看。他们一看上面盖的国务院的大红印章，立马就吓傻啦。我说：‘信上写了叫你们立马落实，你们还牛气个啥？’回到村里，革委会的人听说我从北京回来了，当天晚上又到家里，想把我拉去揪斗。我扬着信跟他们说：‘嗨嗨，这回你们斗不成我啦！我有中央的信。’他们不信。我叫他们看，一看一个个也都傻了眼。信封上不光盖着官印，还盖着红字：不准撕扯。他们一个个泄了劲，灰溜溜地离开了。
“第三天上午，向程功来了电话，叫我到他家去。到了他家，他请我坐在椅子上，就像程主任一样给俺端茶倒水，并给俺道歉：‘我在村里调查不细，注重了派性，没有注重实事求是，把你当成‘一批三打’的重点对象。整错了你，实在对不住你了，叫你受了不少委屈……’俺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又发酸，眼泪就又流下来了。他叫俺说几句，俺心想，人家都承认错误了，咱还说个啥？他问俺‘文革’中有何损失，有何要求尽管向他提。中午还留俺在他家吃饭，亲自给俺下平反通知。下文前，人家又在县直机关大会上作了检讨。能把事情做到这一步的领导，的确不多。平反书俺一直锁在抽屉里，前些年一有工夫，俺就拿出来看看，还能一条一条背下来。俺跟儿子交代，你别小看这个物件，你得把它保存好。以后我死了，你手里有这个物件，你们就有着落；没这个物件，一有事儿你们就没着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