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走市中街
早上出门时，天气就阴沉沉的。这时下起雨来。面包车驶过一段平地后，渐渐驶上盘山公路。F县离我越来越远，D县离我越来越近。这时我想起，向程功由F县调往D县时，他走的也是这条路，所不同的是，我乘坐的是面包车，他乘坐的是吉普车。那时，他的心境如何呢？
进城的街道不算宽，而且路面积了水。汽车趟水而过。面包车在一个路口停下，我犹豫着跳下车，想先找个地方避雨。看到路边有个公用电话亭，便赶紧跑过去，同时掏出采访本，找到要拨打的电话号码。采访本上只有两个人名和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商业局的林本初，另一个是文化局的苗秀兰。我先拨林本初的电话。
“该机因欠费已停机，该机因欠费已停机……”我听了一愣，心里怀疑，商业局也会因欠费停机？再拨打一次，仍然是同样的话音。林本初是联系不上了，只好改拨文化局那个号码。
苗秀兰高高的身材，丰满的体态，眉眼挺精神，衣着挺得体，一看就知是文化界人士。
“向书记他好吗？”她的口吻自然得就像是在打听一位亲近的人，这一点立刻感染了我，使我的心中油然升起亲切的感觉。
“他还好。”
她把我安顿在D县宾馆，说下午两点还有会，散了会她再过来商量我采访的事。
窗外天色已经发灰，树枝在风中瑟瑟摇动。我伸手去拧床头的旋钮，房间灯不亮，卫生间灯也不亮，拧遍所有旋钮开关，屋里灯全不亮。室内光线越来越暗，终于变黑了。
我偎着棉被摸黑坐在床上。内心寻思，自己顶风冒雨来到D县，能否顺利采访？
正想着，苗秀兰敲门进来了。进屋就说：“这么黑，咋不叫服务生送蜡烛？”随即站在门口，叫楼下服务生送蜡烛上来。点燃蜡烛，屋里顿时明亮了许多。
她坐在我对面的床沿上解释，下午的狂风骤雨，刮断了城里的供电线路，造成了部分区域停电。又说，下午开完会，又下乡检查文化市场，一直忙到现在才回来。
她问我准备怎样着手采访。我说：“怎么方便怎么来吧。找一些了解向程功、也愿意说说他的人就行。”
她凝神想了想，说：“县经委原副主任司成琪和他的老伴，在市中街电影院门口开了个小卖部，离这儿不远。他在任时和向书记接触挺多。要不，我俩先去找找他？”
我说：“行啊。”说完简单收拾一下，跟她出门下楼。
街上果然停电。马路两旁的商店里都点了蜡烛，星光闪闪，宛似天上银河平空落到了地上，给D县的夜景增添了一种异样的情调。
苗秀兰手指大街向我介绍：“这条大街叫市中街，是D县的一条主要街道，也是最好的一条街道。这是向书记在任时修的。”我四下看看，这是一条东西方向的大街，路面平整而且宽畅，看上去的确不错。“原先，D县没有一条像样的大街。向书记来后，下大力量整顿市容，接连修建了好几条大街。D县看起来才像个样子了。”
由于停电，马路上车辆很少，偶尔才过往一辆。我俩可以大摇大摆地在马路中间行走，并且边走边随意漫谈。
“原先这条街上，路两旁都是老百姓的猪圈，要不就是临时搭建的小房。向书记下令一律拆除。你不知道，每拆除一个猪圈或一间小房，那都是结结实实的一场硬仗。老百姓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你要打破他的习惯，拆他的猪圈和小房，就像是扒他身上的皮一样，他能不心疼？可再心疼也得拆呀。向书记亲自带队，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对那些硬顶着不拆的，向书记敢于碰硬。那些硬茬儿一看，来硬的不行，只好都乖乖地拆了。拆了猪圈和小房以后，路面拓宽十多米，路两旁的房子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这条大街建成时就这样，现在还这样……”
“说起来，这都是20年前的事了，想不到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对向书记评价依然这么高。”我不禁赞叹。
“在D县，不光我这样评价他，许多人都这样评价他。你若不信，明天你到老百姓中去走访走访，听听大家怎么说。向书记在任的两年，是D县的黄金时代。我不光这样对你说，1991年底省纪委来调查，问到向程功在D县怎么样，我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他们说，向程功已经下台，你可真敢说话。我说，我这不叫什么敢说话，我这是实话实说。他在台上，我这么说；他不在台上，我还是这么说。”
走过市中街，拐上一条小街，没走出多远，苗秀兰手指路边说，电影院到了。因为停电，电影院黑灯瞎火，无人光顾。
影院门前左侧，果然有个不大点的小卖部，里面柜台上，点了星光一样的蜡烛。司成琪果然在店里，坐在柜台后面，神态显得有点落寞。见我们进来起身迎接，问苗秀兰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苗秀兰介绍了我的来意。
司成琪皱着眉头听介绍。刚听完，眉头立刻舒展开来，落寞的神态一扫而光，眼光顿时敏锐起来。他请我们到柜台后面的小屋去坐。小屋也点了蜡烛，老伴在屋里，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司成琪和老伴坐在床上，我和苗秀兰坐在炕边的两个凳子上。这时候不会有人来打搅，正好坐下来静静地谈话。
司成琪问我从哪儿说起。我说：“随你怎么说吧，只要跟向书记有关就可以。”他听了把双腿一盘，喝口茶水，润润嗓子，然后开讲。
“1982年，向书记调来D县。就在那一年，上级调我到县针织厂任厂长。针织厂是国营单位，牌子亮，工资待遇高，县机关头头脑脑的孩子、亲戚、朋友……凡扯上点关系的，都争着往厂里送。百姓子女挂不上号，就把针织厂叫成‘花花公子厂’，要不就叫‘千金小姐厂’。这样的一个厂子，明摆着不好管理，我调去之前，已换过三任厂长。说实话我不想去，可上级非叫去，不去不行，只好去了。去了以后，我干脆对孩子们（他把百姓所说的花花公子和千金小姐都当成了孩子）明说，我这个人不搞民主制，我要搞‘家长制’，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家长，谁不服从工厂管理，违反劳动纪律影响生产，我就处理谁，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也不管你跟谁有啥关系。他们一听都瞪眼看我。有一天，向程功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刚调来时间不长，我只听说从F县调来一个县委书记，还没见过。我一去他就问，县机关都有谁走后门往你们针织厂送子女？我说，针织厂没后门，有个后门平时老锁着，只许大车出入，谁进针织厂也得走前门。他说，你不要跟我打马虎眼，针织厂走后门的事，D县百姓都知道。我说，我没跟你打马虎眼，即便有人走后门，那也不怨孩子和家长，要怨只能怨我把关不牢。他拿一双眼睛瞪我，半晌不说话，瞪得我心里直发毛。心想这下坏啦，可把新县委书记得罪啦。不料过会儿，他突然又咧嘴笑了，说，你是不是在厂里处理谁了，叫他们意见那么大，告状告到我这儿？我说，我是处理了，一共处理了有四五个，都是县机关头头脑脑的孩子。这几个孩子不听话，不服从工厂管理，违反劳动纪律，上班迟到早退，别的职工都看着，不处理厂子搞不好，非垮台不可。向程功说，我明白了，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我做事一贯敢做敢当，以往得罪过不少领导，没少给我穿‘小鞋’。没想到，这回遇上个明白主儿，不但没有得罪他，他反而对我有了好印象。以后，他一有空就来厂里，办公室看看，车间里转转。厂里有事儿，我也向他汇报。向书记待人宽厚、诚恳，看人看大节，不斤斤计较。后来，他提拔我任县交通局局长，我给他摆难题，说交通局上边有领导，岁数跟我差不多，我去了软不是硬不是，这个局长不好当。他听从我的意见，改任我为经委副主任。他这个人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只要对工作有利，他听了立马就采纳。在县经委，我跟他打交道不少。他抓工业抓得很死，搞工业得有资金，可D县当时穷得叮当响。向书记动脑筋想办法，在D县首次召开中央八部一委扶贫工作会议，邀请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曾在D县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来聚会。会上向他们汇报情况，请求他们帮助支援D县。这些老领导、老同志回去之后，确实起了大作用，给县里争取过来不少扶贫款、企业基改贷款、低息贷款，解决了不少困难。整个局面是向书记来后打开的，没有向书记就没有D县的腾飞和发展。”
苗秀兰说：“向书记在D县的时候，每天一有时间就到下边转悠，哪儿他都去，企业、商店、戏院、百姓住家……说不准在哪儿，你就会看见他。他不像个县委书记，没有官架子，百姓见了他，都愿意跟他聊天。下边情况摸得准，处理问题很少有差错。”
司成琪顺着她的思路说：“向书记没来时，D县山头都是疤癞头。”
“什么叫疤癞头？”我问。
“就是山上光秃秃的，不长草。”苗秀兰解释。
“原因是‘靠山吃山’，只知道吃，不注意养护。向书记来后，带领群众搞荒山绿化，在山坡上种草、种洋槐，防止水土流失，疤癞头上才有了头发见了绿。为了保护山坡绿化，春季实行封山，不许牛羊上山。有个大队书记的羊照常上山吃草，向书记先拿他开刀，抓他当反面典型，叫他在大会上又做检查又罚款。这一来，群众的羊也就不上山了。这件事儿她最清楚。”司成琪指指苗秀兰。
我问：“她怎么清楚？”
司成琪笑道：“那个大队书记就是她的公公。”
苗秀兰笑着点头：“是，是。向书记就这样，他不管是谁，有事儿先拿干部开刀。”
“她公公也不错，挨了整反而说，向书记是条汉子。向书记说，你也是条汉子。两个人还成了好朋友。”
谈得差不多了，苗秀兰跟司成琪商量起第二天我采访的事。
我们说定，明天一早由司成琪带我去找商业局的林本初。
满县的路，满山的树
林本初家与小卖部相隔一条街，步行一会儿就到了。
林家是一个小院，院子地上铺了水泥，住房是铝合金门窗，室内刚装修过。林本初夫妇手上沾满了白灰，正在屋里忙碌，说是前几天下雨，屋顶漏了一块，现在补刷一下。屋里摆设挪了位置，显得有点凌乱。两人一再抱歉，忙着移动沙发请我入座。
司成琪介绍了我的来意。林本初说：“这么多年了，真该替向书记说句公道话。我们早就想说，可是不知道往哪儿说，也不知道跟谁说。”
“回想起来，向书记离开D县已经近20年。可是直到现在，D县人聚到一块儿聊天，一谈起D县哪个领导最办事儿，都众口一词地说：‘向书记数第一！’向书记若是多待几年，D县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向书记走了，可人民敬爱他、怀念他，他在人民心目中扎了根。
“大家为什么有这观点？因为大家心里有个对比。他走后，历届县委书记换了六七茬，几任县委书记都被抓，有受党纪处分的，有受行政处分的，还有三个住监狱的……为什么？因为风气不好。向书记在时，D县风气好。他从宏观上抓大事，搞基础设施建设，整顿市容市貌，打通几条街，使脏乱差、贫穷落后的D县眼见有了新变化。从微观上抓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各单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搞演讲、搞培训、搞演唱比赛；进行文艺宣传；办黑板报、办广播电视，通过舆论宣传，使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些东西，现在不也在抓？”我问。
“现在抓的，都没有超过向书记的圈儿，向书记十多年前就开始抓了，要是那时一直抓下去，D县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人大事儿亲自抓，小事儿也不松手，没白天没黑夜地干。他白天下乡，晚上在机关检查工作。家有家风，县有县风。D县当时是‘好汉子世界’，谁敢拼敢打谁就是英雄好汉。向书记敢于虎口拔牙，扶正压邪。史大光在公路上盖房，多少人不敢管，向书记硬叫他拆了。家风怎么样要看家长，县风怎么样要看县委书记。
“向书记调K市，是全凭能力干出来的，他升再大的官儿，下边也服气。不信就比比，一比就比出了山高水低。就是现在，D县人也欢迎他来当县委书记，投票试试看，还得选上他。别人把官当成自己的宅基地，向书记把官当成为百姓办事的好机会。
“向书记走时，人们自发到市中街相送，人山人海，恋恋不舍，那场面真是感人。为官一任有上这么一回，我看这官就没有白当！”
林本初讲完，我说：“你刚才提到在公路上盖房子的史大光，我想见见他。”
司成琪说：“这个人不好找，他整天不在家。”想了想又说，“要不找找城乡村的苏树林，他和史大光或许有联系。”
到城乡村有较长一段路，司成琪回小卖部推了自行车，要我坐在后车架上，蹬车到了城乡村。
顾名思义窍绱寰褪浅窍缃唤绲牡胤健４逯薪ㄖ彩浅窍缂娑兄姆绺瘛？
苏树林的家，在村中挺突出。二层小楼，迎面拱形阳台全部用蓝色玻璃装饰，阳光一照闪烁耀眼；院子门口拴了条大狼狗，一见我们“汪汪”乱叫。
苏树林不善言谈，语言简洁得不能再简洁。
“我从1983年起，当了14年村主任、4年村支书，去年辞职。”个人简历算是讲完了，“1983年底，慰问老山前线战士，和向程功初次见面。他受处分后，又见过两回，喝过两回酒。在台上没喝过。”
“在台上没喝过，他受处分后，反而喝过两回酒？”
“是啊。在台上时没机会。下了台有人请他，叫我作陪，我就去了。”
“去了怎么样？”
“能咋样？还跟台上一样。我陪的是他这个人，不是陪的他台上台下。”
“你跟他没说点儿什么？”
“说啥？喝酒就喝酒，我知道他就行啦。”停顿一下又说，“他给我的印象，雷厉风行，以身作则，只要对工作有利，再难再苦也敢闯。”
“你能不能讲细点儿？”我笑问。
“还粗？”他反问我，又自答，“够细的啦。”
“那就再细点儿。”我忍住笑说。
“尤其联系群众的作风，历届县委书记都比不了。他刚来D县时，形势不好，两派斗争还没下去，派性头头多数当领导，在使用干部上问题不少。那时社会秩序乱，人们思想乱，事情越办越复杂。向书记来后一心抓工作，从经济建设到文明建设；从工农业生产到计划生育。他不是光抓大事不抓小事，大事小事他都抓，台上台下是那么回事儿，像个县委书记的样子。现在的干部，没一个能比得上向程功。”
我瞪眼看着他，意思是等他接着往下说，可他半天不吭声，只顾自端杯喝茶。我只好问：“说完啦？”
“完啦。”
“这有点儿太简单啦。”
“这还简单？”看我不满意，两眼转动一下，想了想又说，“向程功在D县修路不少。满县的路，都是他来后修的。”
“不就是修市中街吗？”
“不光是那条街。整个D县的路，都是向程功来后才大修的。”
我想到来时坐车翻越山岭的辛苦。坐车行路尚且如此，在山上修路可想而知了。看苏树林坐在那里，又是一副讲完的样子，我问：“还有呢？”
他这才又开口说：“还有修整县城街道，该拆的拆，该安置的安置，闹事儿不行，史大光在路口盖房……”
“说到史大光盖房，”司成琪说，“我正想叫你给帮忙找史大光哩。”
“行啊。我看他在不在。”苏树林边说边伸手到腰间摸手机，电话通了，他叫史大光不要走，过会儿他带人过去找他。史大光可能问带谁过去。他神秘地说，见面你就知道了。关了手机，对我说：“史大光跟人合伙开了个装饰材料公司。”
司成琪嘱咐：“那你带雨记者过去，我就不去了，小卖部还等我进货。”
他点头应承：“行，你忙你的吧。”
在路口，我向司成琪告别，谢谢他陪我半天。他叫我有事随时找他。
我和苏树林沿街道朝西步行。街道尽头，展现着屏障似的群山轮廓。
苏树林扬手说：“这座山原先光秃秃的，向书记来后，发动机关干部上山，栽了满山的树。”
我顺他手指的方向，看到了在蓝天的衬托下，群山起伏的粗犷轮廓和一派郁郁葱葱。群山有气，树木有情。两者汇成一道绿色的波涛，在蓝天下此起彼伏、汹涌澎湃……
他上任头一脚，踢的就是我
苏树林领我来到一栋楼前，他不从前门上楼，而是绕到后门上楼。一进楼道，就见石料、革料、板材堆得满地都是，化学气味刺激得鼻腔发疼。上到四楼，推门进去。只见室内老板桌前，两个人正在忙着谈生意。苏树林指指其中一个：“他就是史大光。”
史大光个子不高，有点塌肩，还有点儿秃顶，乍看之下不够威猛，与我想像的不大一样。不过言谈举止之间，依稀透露当年的“英雄”气概。他送走那个谈生意的人，邀请苏树林和我坐到外屋沙发上。苏树林向他介绍了我的来意。
他听了不客气地挥手道：“我向来对记者不感兴趣，记者光胡说八道。”
我说：“世上有胡说八道的记者，也有不胡说八道的记者。”
他盯着我：“你就干脆说，你来是个啥意思吧。”
“我看过有关你的一篇报道，说你在县城超过公路中心线处盖五间平房，谁也不敢管，是向程功叫你把房子拆了。”
“是啊。”他收回目光，稍稍缓和了语气，“当年，报上登过一篇文章，叫‘上任头一脚’，你不知道吧？他上任头一脚，踢的就是我。”
他所说的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县食品公司有一位人称“刺头儿”的青年工人，无人敢惹。1981年，他在D县城公路上跨越中心线处，盖起钢筋水泥浇筑的平房五间，严重阻碍交通。当时，有关部门曾加以制止，但他不听，引起民愤。县委决定拔掉这个“钉子”。“刺头儿”先是威胁县委，后来又托人说情，一夜之间找遍了县委十多个领导。他岳父是离休老干部，拄着拐棍来找向程功，为女婿说情。向程功对他说：“你是革命老前辈，现在纠正党内不正之风，你应该帮助县委做工作。”老人被说服后，由阻力变成了动力。
“刺头儿”气急了，站在街上大骂：“向程功拆我的房，我叫他不得好死！”向程功在大会上坚定地说：“我宁愿冒生命危险，也要刹住歪风！”县委把这座“钉子房”该不该拆的问题，交给县级机关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拆。在众议的压力下，“刺头儿”向县委写了检讨，承认错误，表示要拆除房子……
其实，向程功的“上任头一脚”不光踢了史大光，还踢了D县的其他不正之风——
……经过20多天的调查，他了解到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有三大问题：第一，有的干部凭借职权，贪占公家的便宜，有82个在机关院内和农田里盖私房。第二，“农转非”五花八门，有的改名换姓，冒名顶替；有的借落实政策之名弄虚作假，“户口旅行，空中飞人”；有的盗窃公安、粮食部门的证明，私刻公章，骗取户口。第三，有的干部利用职权和各种关系，把子女和亲属招工到城里……
向程功对这三条，都一一进行了“踢脚”。但史大光不说这些，只说自己。
“你看人家能耐有多大？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想找茬踢踢。人家这么三踢两踢，‘噌噌噌’就升上去了。人家不踢我，那官怎么往上升？”他的话，把屋里几个人逗笑了。
“听说，你知道向程功要拆你的房子，你站在大街上嚷嚷：‘谁拆我的房子，我叫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故意问。
“没说过，从来没说过。说实话，有过想弄死他的想法，但没跟人说过这句话。记者写文章没采访我，是瞎编的。他琢磨我可能会说这句话，就把它给写上了。我是想过弄死他，可是哥们儿天天跟着劝，不叫我为房子出人命。”
“你的哥们儿还不错，他们这样劝你就对了，你要真的弄死他，你今天就坐不到这儿了。”
“是啊，我的哥们儿都是好哥们儿。你知道盖起那五间房子多不容易。当时月工资只有30多元，出差一天补助8毛，七毛八一瓶酒一口不敢喝，一天硬是省下四毛钱。牙花上抠出来那点儿钱，卖掉老家16棵大树一共3000多元，加上东拼西凑不到一万元，这才盖起那五间房……拆房那天，眼看着房子被扒掉，就像是扒自己的肋骨，眼泪哗哗流，有半个钟头，身子一动不能动。哥们儿非拉我离开，不叫看，我说不离开非看，一直看着他们把房子铲平。看我这个样子，周围的人也心酸掉泪。”
“那情景是挺惨的。可你盖房时为什么不考虑周全，什么地方不能盖房，为什么偏偏要在超过公路中心线的地方盖呢？”
“这个——”他一副有苦说不出的样子，“要是考虑周全了，哪还会有拆房这一说？”
“我还听说，你曾经找过向程功，对他进行威胁，是否有这事儿？”
“是找过他一回，不过没有跟他吵。只是火气大点儿。新房刚住进四年就叫拆，这事儿搁谁头上能不火？”
“说起来，你是D县的一个人物了。不然的话，向程功怎么敢踢你？”我笑着说。
“除了他敢踢我一脚，别人还真不敢！”
“叫你说，他踢得对不对？”
“打也打了，罚也罚了，还问对不对？这叫人怎么说？”他嘿嘿干笑两声，把屋里人又逗笑了，“要说他对吧，我心里不高兴；要说他不对吧，人家也不是为自己。干工作不可能没毛病，就凭这一条，我啥也不说了。总的来说，这个人能干、也敢干。那会儿不兴受贿，人们叫他‘向青天’。”
“我听说他下台后，你还去看过他，你的度量够大的，像个男子汉。”
“看过两回。第一回喝酒，给他敬了杯酒，那会儿倒是想跟他说几句话来着，后来没说。”
“你想跟他说什么话？”
“我想跟他说，你拆了我的房，我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我后来哪能又盖起一处院？我这处院盖的是二层楼，堂堂正正，既碍不着张三，也碍不着李四，比原来那五间房，强了一百倍……又一想，人家已经下台啦，不中听的话，就不要说啦，别给人家添堵啦，所以没说。
“第二回是在H市。那年，我坐大狱出来，弟兄们有点事儿找他。住一年大狱住胖了，我估摸他没认出来是我。我说是D县的事儿，向书记立刻就给D县打电话，叫好好给解决一下，最后解决得还不错。他这个人办事比较公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拿腔拿调压人。他下台后，有人找我联名告他。我没跟他们联名。人家正在倒霉，咱不能落井下石。”
简简单单一件事儿
吃完饭，苏树林到门口抓了一个熟人的“公差”，要他开车送我们到县妇联原主任苗秀英家。
苗秀英性格爽快，听苏树林讲完我的来意，立刻说：“向程功是个好书记，这个没说的。咱不说别的，就单说信访这一块，那是实打实接触群众。向书记早上一起来，就把房门打开啦。不管谁有事儿，敞开进。哪像现在的领导，门口左一道岗，右一道岗，谁能轻易见得着？向书记刚来时，上访的人群天天堵门子。县委白天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挪到黑夜开。向书记白天黑夜忙，一天下来，总要把上访的都打发回家，自己才歇息。向书记规定，头一天上访，第二天落实，第三天要结果。那真是痛快……”
正和苗秀英谈着，苗秀兰来了。我这才知道，苗秀英原来是苗秀兰的姐姐。我说怎么看着苗秀英眼熟，原来是姐儿俩。
苗秀兰在司成琪的小卖部里曾经谈到，向程功下台后首次来D县，招待所等了不少人要见他。有个叫鲁银珠的老太太，非要拉他去家里吃饭。她说，他在台上时没请过他，现在他下了台，说什么也要请他吃顿饭。那个老太太她给联系上了，问我现在去不去。
我说：“去呀，为什么不去？”
鲁银珠家是座新盖的二层小楼，屋里装饰得色彩鲜艳、干干净净。鲁银珠今年68岁，乍看之下，长相有点像晚年演小品出名的赵丽蓉。她见我对她的小楼赞叹不已，便自豪地说：“你看怎么样？这楼是我自己设计的。”
鲁银珠邀请我到楼上谈话，我的身份和来意，苗秀兰早已告诉了老太太。所以，她为我斟了茶水，放在跟前的沙发茶几上，没有过多寒暄，就直接讲起她和向程功首次见面的情景：
“俺老头是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到北大荒的干部。D县老家原先有爷爷，后来爷爷没了，只剩下奶奶。儿子师范毕业，想调回D县教育口，捎带照顾奶奶。为这事，我从东北到D县，来来回回跑了不下五趟。白天找不着人家，黑夜就在门口等着，一等就是十一二点。我办事儿向来凭的是个理字。最后这一趟过来，听人说，才调来一个向书记，这个人挺办事儿。我立刻就去找他。他们正在开常委扩大会，百十号人坐在一间大屋子里。我不管他们开不开会，径直就闯进去了。站到门口大声问，哪位是向书记？秘书赶紧过来，问有什么事。我说有要事。有要事你给我说说。我不给你说，给你说不顶用。这事儿就得跟向书记说。向书记立刻站起来说，我就是。我说你出来，我有要事找你。他就出来了。我说，我公公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去世了，家里剩下一个老婆婆，身边需要有人照顾。我想把儿子调回来侍候老人，可是办了几年都办不成。我一家到北大荒30多年，回来两眼一抹黑。我问你，这事符合不符合政策？能不能办？他问我带没带材料，我说材料随身带。我把材料递给他。他二话没说，弯腰就在材料上批了几个字。简简单单一件事儿，可我求了多少人，跑了多少腿也办不成。事情到了他这儿，二话不说就办啦。我与他素不相识，我几句话一说，他就给办啦，救了老婆婆啦。他这样的干部，我还是头一回碰到。他没吃过我一口饭，没喝过我一口水，没要过我一星半点东西，他图个什么？就图给老百姓办事儿。单单这一点，我就服了他啦……”
“我还忘了问你，你那次在招待所等向书记，要请他吃饭，后来吃了没有？”
“吃啦。我把他请到家里，问他吃什么，他说吃面条，我就煮了面条给他吃。这碗面条不是普通的面条，而是我的一番心意，我要让他知道，即便你下了台，我也看你跟在台上一样。”
我被她的这番心意深深感动了。我想，向程功不过是尽自己的职责，做了应做之事，可是却赢得一颗心的长久纪念。老百姓真的是有良心的。
三面红旗整倒两面
邓刚家靠近一条路边，门前堆满沙子和石灰。进门后，邓刚先向我们解释，这几天正在改造厨房，家里有些凌乱。他的妻子沈兰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在外屋沙发上就座。邓刚50来岁，但已秃顶，脸面浮肿，行动迟缓；沈兰面色发黄，身体瘦弱，两人看上去都像是大病初愈的样子。
邓刚说：“向书记在D县是个好书记。有一次，向书记带了县地矿局长、县财政局长还有我，一行四人到山区考察矿山资源。爬山越岭喝凉水，走哪儿住哪儿吃哪儿。白天考察，晚上就住在老百姓家里，不叫大队干部知道，也不叫老百姓知道，怕给他们添麻烦。历时四天五夜，行程达几百公里，把整个西部山区都转了个遍。正是暑八月天气，不动还出汗，爬山越岭可想而知。我们看向书记那么能吃苦，心里真是感动。人家是外地人，还这么实打实地干，咱是本地人，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那次考察收获不小，共考察出金、银、六棱石等矿物资源好几处。身边带着财政局长哩，正好当场拍板投资开发。这一次给我的感受特别深。县化工厂是他一手抓起来的。一点耕地不叫占，硬是在大山沟里创业起家，那苦吃大啦。”
“向书记在时，化工厂是D县惟一的国营大厂，全国127个红旗企业之一；沈兰管计划生育，也是全国红旗单位。D县三面红旗，有两面红旗在他家。”苗秀兰说。
“还有一面呢？”我问。
“还有一面是文化工作。D县连续几年被评为全国文化红旗单位。”苗秀兰说完叹口气，“唉，三面红旗倒了两面；剩下一面，比那时也差多了。”
“这两面红旗怎么倒的？”我问。
“1991年底，省纪委、地纪委联合两级调查组来人，他们一来， 34名科局级干部一齐遭殃。三天四夜不让吃睡，叫揭发向书记。”
“他们叫揭发什么？”
“说不上什么问题，反正就叫你揭发，什么问题都行，但是不揭发不行。”邓刚说，“他们先拿我开刀，认为我是向书记提拔的，准给向书记送过礼。调查半天没送过，只是正常工作关系。他们给D县干部划了线，凡是跟向书记干工作，干工作认真的人都查，从祖宗八代查起，八棍子敲不着的也查，非查个底朝天不可。”
“他们查出问题了吗？”
“查出来就好啦。他们想从我这儿打开缺口，打半天也打不开，我们之间没有歪事儿，查半天白查。两级联合调查组丢人丢大发啦。他们认为准能整出事儿来，结果什么也没整出来。D县整我最厉害，因为化工厂是红旗厂，他们认为这面红旗是黑旗。从1991年5月31日起，至1995年6月4日止，共羁押我4年。”
他说的这个时间，又引起我的注意，抓沈卫华的日子是1995年6月4日，难道这是偶然的巧合？抑或是从D县没“整出事”，又到S市拿沈卫华开刀，企图从S市“打开缺口”？如果不是这样，同一个联合调查组，为什么离开D县又到S市，放了邓刚又抓沈卫华呢？其间的内幕谁又清楚？这个内幕谁又能够揭开呢？
“在我关押期间，父母先后去世。父亲78岁，他们叫他揭发我的问题，父亲被逼得精神失常而亡；母亲伤心致病，时隔不久，也随父亲而去；老婆和她两个弟弟也被抓起来……”说着红了眼圈。
“他差点没死了，关押期间得了脑血栓才被放回来。”沈兰哽咽道，“现在恢复得已经不错了，可跟过去比，还是差远了。”
“出来以后有个说法没有？”我问。
“结论是‘不诉处理’，恢复职务，补发工资。”邓刚回答。
“什么叫‘不诉处理’？这个词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就是不叫你再上诉了。你要上诉，后两项就没了。”邓刚解释。
“这个结论够有诱惑力的。”
“是啊。考虑到生活，我只好接受。”邓刚说罢低下了头。
“沈兰关押期间，被医生诊断是癌症才释放回家的。”鲁银珠说，“在她关押时，我曾去看望过她，人瘦得不成样子。他们跟我瞪眼，她有问题，你还来看她。我也跟他们瞪眼，有问题也没犯死罪！我不管她有没有问题，我想看她就来看她。”
我望着沈兰瘦削、发黄的面孔，没有说话。沈兰摇摇头，叹口气，一副饱受苦难的样子。
“向书记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心就像金子一样。”邓刚满怀感情地说，“1984年腊月二十七，向书记冷不丁给我打来一个电话，问厂里是不是有个工人叫刘贵，家住东下关村。我说有。又问他家经济状况怎么样，我说听说挺困难。向书记说，你们领导班子了解一下，听说过不了年了。我一了解是挺困难，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和老婆都有病，就他一个人上班。可他并没有找过向书记，家里的事儿也从没跟厂里人说过呀。他心里纳闷，我心里也纳闷，向书记怎么知道他的情况的呢？原来，刘贵有个亲戚家在F县，这个亲戚来D县看他，一看家里挺困难，回到F县跟人说，刘贵家里困难得过不了年。向书记听F县传过话来，知道了这个情况，特意给我来了个电话。厂领导商量后，补给刘贵300元，送到家里叫他过年。”
“你被关押后，化工厂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勉强维持了几年，早已经倒闭了。工厂倒闭后，有些工人找到我说起厂里的情况，不住地掉眼泪……我能怎么样？我也只能陪他们掉眼泪。”说着连连摇头。
我把向书记当父亲
D县的街道，比F县的街道还要高低起伏。在一个坡度挺陡的土丘上，坐落着县科委陈旧的二层小楼。走近了发现墙皮脱落，楼梯破损，实在毁坏得不成样子。
在二楼一间窄小的屋子里，我找到了马莲。
小屋只有十来平米；一张大床占去二分之一；靠墙摆了一张桌子；对面有一个破沙发；门后放了炉子和碗橱；沙发前的小地桌上碗筷狼藉。马莲说，她刚打发两个孩子吃完饭去上学，还没顾得上收拾。我问孩子多大。她说一个九岁，一个七岁，都是女孩。我问她的办公室在哪儿。她说这儿就是。原来科委没有宿舍，她就一室两用。
“我是D县东关水塘村人。自打记事起，就见村里不断有猪得病，或者冷不丁地死去。我家也养猪，好不容易养一头猪，一得病爹娘就对着猪犯愁。那时我心里就常常想，人得病能治，猪得病咋就不能治呢？要是我能给猪治病，那该多好啊。上小学时，我学习挺好。上中学后，学校有了兽医课，我很喜欢这门课，每堂课都认真听讲，还认真地做笔记。1977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没有出路，就在家里自学兽医书。刚好我家的猪得病，我按照书上的方法给它治，没想到竟然治好了。邻居得知，请我给他家的猪治病，也治好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论谁家的猪得病，都请我来治，渐渐在村里有了名。大队选妇联主任，大伙儿就把我选上了。村里人不看别的，就看你能干、有用就行。当妇联主任要给妇女节育上环，我又自学了妇科有关知识。我高中学校有个老师姓刘，他是我的兽医启蒙老师。他对我说，兽医是农村最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农民最需要。你是农民的女儿，应该学好兽医，为农民服务。可是，有不少人瞧不起兽医，认为女孩子当兽医名声不好听，将来嫁都嫁不出去。我也觉得名声不好听。县机械厂来村里招工，我报名去考，考上了。在机械厂干了两年，可是心里丢不下兽医，每天下了班，仍然喜欢看兽医书。两年后，公社兽医站招聘兽医员，兽医站站长找到我。他说，农村缺少兽医人才，你能给猪治病，丢了实在可惜。他鼓励我去应聘，还出了复习题要我复习。我想，站长这么看得起我，试试吧。一试考上了，被任命为兽医员，按社用人员开工资，到兽医站上班。兽医站实行自负盈亏，因为我名声在外，来看猪病的特别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你跟向程功怎么认识的？”
“第一次见向书记那天，我正在搬炕坯，两手、胳膊上、脸上都沾满炕灰。我看见有几辆小轿车开过来，到我家门前停下了。接着车门打开了，走下一个小老头儿，过来要跟我握手。我赶紧把两手藏到身后，不跟他握，我没法儿跟他握，怕脏了人家的手。一个大个儿的人，站在旁边看了笑，对老头儿介绍说，她就是回乡知识青年马莲，坚持六年为乡亲义务当兽医。老头儿对我父亲说，你养了个好女儿。对大个儿的人说，你要好好培养人才。对我说，你有困难就找我。等他们走了，人们说，那个老头儿是一位老首长；那个大个儿是县委书记向程功。以后县委下发文件，‘远学张海迪，近学马莲’，我一下子成了名人。
“25岁那年，我调到东关兽医站当站长。一些人对我说三道四，不同意我当站长。向书记给公社书记做工作：‘你们手头明摆着人才，为什么不用？’我当站长当得挺好。选举副乡长时，一些人为了拉选票，千方百计诋毁我。可是百姓拥护我，数百人冒着大雨到县政府要求，说俺们要选马莲，马莲能给猪治病。当上副乡长不如不当，一些人捣乱干不成工作。鸡得传染病不叫我治，我发现后，赶紧坐班车到城里请养鸡专家，可是来晚了，鸡死了很多。他们宁肯叫鸡死，也不叫我给治，就是对我当副乡长有意见。乡长不是我要当的，是群众选举的，我说了不当，可不当不行。对我有意见拿鸡出气，鸡碍他们什么事儿啦？有些人想利用你，却又瞧不起你。我一点也不明白，他们的心到底怎么长的。他们越瞧不起我，我越要干好我的工作，反正农民瞧得起我，农民欢迎我，气死他们……”说着，她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咯咯”笑，大眼睛闪光，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
“当副乡长要管民事调解。一宗案子公检法多年解决不了，愁得我没法儿了，跑去找向书记，问这事儿该怎么办。他叫我先征求两家意见，然后折衷处理，结果两家和好了。”
“你工作上遇到难题，是不是经常请教他？”
“遇到几次特别难的，就去问他。一般的事情，自己想想也就解决了。”稍停一下，又说，“乡里规定，凡在乡政府工作过的干部，调走时给三间房的木料。调走时，我去找向书记，问能不能要这三间房的木料。向书记说，木头一根也不要，你怎么来的，还怎么离去，要清清白白离开。”
“你听他的话了吗？”
“听啦。我连一根小草棍都没有拿。我听他的话，因为他这是真正为我好。他对我的要求，就跟父亲的要求一样。我没有父亲了，在我的内心里，我把向书记当父亲。”
谈完向程功的支持和保护，我仍然关心马莲后来的命运。
“1984年7月，向书记调K市任地委副书记。走之前开欢送会，我赶去参加，想跟他说句话，一看人挺多，就没上前说。同年9月，我考上B省兽医中专学校。上了三年学回来，县委组织部任命我为县畜牧局副局长。一次带队去北京考察，几个部的领导接见我们。水利部长问，你们来北京考察什么？在座20多个人，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说话。我站起来说，来北京考察项目。考察什么项目？考察适合D县发展的项目。什么项目适合D县发展？D县八山一水一分田，这样的话，就得朝着矿业、林业和畜牧业方向发展。要发展就得有启动资金，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答上几个问题，支援D县300万元现金、700万吨粮食。回来后县财政局局长说，这是你争取来的，你安排吧。我说，我不管，你们看着办吧。我又不是为自己要，我是为D县要的。”
“你真行，你给D县要来这么多东西，这不挺好吗？”
“好什么呀！有人说你好，有人可就嫉妒了。他不认为你是为D县，他认为你是出风头，于是就给你造谣，污蔑你的人格。在D县我待不下去了，1990年考上K市农大，半脱产学习三年。毕业后想考研，生了女儿舍不得断奶。1992年毕业，调任县科协副主任。在科协搞科技知识电视讲座，我讲的畜病防治课受到百姓欢迎，又有人开始说三道四。农村函授大学招生招不上，最多招13名。我下乡去招，一下就招了117名。这一下又招来闲言碎语。我这个人好像天生遭人妒，到哪儿都要撞小人。我给别人诉说自己的苦恼。他们说，你年轻又是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