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也不敢出风头了，无论到哪儿，不说什么也不干什么。成天歇着啥事儿没有，只要一干工作就准受打击。有些人，就是不愿意让别人干事儿。去年填招聘表，规定县聘的回家，省聘的留下。有人琢磨我是县聘，问是谁招来的。我说，中央首长招来的，填表也这样填，现在谁也不敢叫我回家。这都是逼出来的，他们看人不看才干，专看你是谁的人，跟哪个大人物有关系。我就挑个大人物跟他们说。这是真的，又不是假的。”
“你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实在太艰难了。”我不禁感慨，“你不能离开这个环境？哪怕是回乡当兽医，也比在这里受窝囊气强百倍呀。”
“要是为我自己，我早就回山沟去了。”
“那你究竟为什么，还要硬撑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说不清究竟为什么。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个地方再怎么说，也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也还有过向书记那样的县委书记，我也还是县科协的一名副主任。这个位置可以用来谋私，也可以用来为百姓办事。我跟向书记接触并不多，也就是有数的几回。但每回见面，他都鼓励我好好工作，要为D县的发展多动动脑筋。他支持肯定我这个人的价值。过去我干兽医只是凭兴趣，是向书记的支持和肯定，使我把兽医当成了一项事业。如果不是怕周围人议论，我甚至都不想结婚。业余时间，我写了不少论文，其中一篇《针灸中药结合治疗猪脑膜炎》被评为省优秀论文一等奖。要不是担心出风头，我还会写更多的论文。想想还是算了吧，让人家歇歇吧。”
“让谁歇歇？”
“让那些一看我就有气，就想朝我打靶子的人呀。”说着又笑，笑完又认真地说，“关于D县畜牧业发展，我脑子里有过许多的想法，可惜这些想法一样也实现不了。我何尝没想过自己干？这样一来不仅家庭和睦，而且经济收入肯定不错。我有挣钱的本事，这一点我不是吹……可是，我总觉得这么一来，好像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D县的父老乡亲，对不起向书记……我也忘不了选举副乡长时，老百姓怎样冒雨到乡政府要求，又怎样投我的满票……人得有良心。我现在的心情很矛盾，也很惭愧。以我现在的表现，我对不起他们，辜负了他们对我的一片心意，尤其对不起向书记。从他身上，我知道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应该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身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但他们的思想、品德和所作所为，实在不及格。可我没有办法，应付不了他们……实在不行，我想调出D县，希望找到一个地方，能让我不受干扰地工作。另外，我现在还有个心愿，不过告诉你，你可不要跟别人说，千万不能说，一说，我就完了……”
“什么心愿？你说吧。我答应你不跟别人说。”
“我想抽时间去中央，我要对中央领导说，向程功是个难得的好干部，省纪委整他整错了……”
我违背了对她的承诺，把她的心愿公开在这里了。如果她见到我写的这段文字，希望她能谅解。
见了向书记，你替俺谢谢他
鲁银珠曾向我提到一个姓姜的人，说他在“文革”中受过不少苦，是向程功为他落实了政策。我又向苗秀兰提到，她很快了解到他叫姜圣尊，和鲁银珠的婆家是一个村子的。正聊着，县法院原副院长秦立本来了，他知道了我要来采访，说是下班过来看看。姜圣尊的事他也清楚，我邀请他一起去。
晚饭后，我们乘着一辆小面包车，二十里的公路，不一会儿就跑到了。
姜圣尊站在亮灯的门前迎接我们。他穿一件皱皱巴巴、过时褪色的军绿上衣，两肩下垂，长脸瘦削，身材羸弱，看人的眼神，令人想起山坡上那些温顺的绵羊。
屋里暗淡的灯光，映照着迎面墙壁上的两个镜框。其中一个上面，摆放着两张四寸左右的彩色大照片。照片上的两位老人，头发覆雪，面容矜持；男的西服领带，女的戴着银丝眼镜。
“那个老头儿是他父亲，现在在台湾。”鲁银珠为我介绍，“老太太是老头儿的后老伴儿。你看人家台湾老人多富态！你再看看姜圣尊，这哪像是他爹的儿子！”
我抬头看看照片，又扭头看看姜圣尊，两人的反差实在太大啦。
秦立本对他说：“你把向程功给你落实政策的事，给雨记者说说吧。”
“俺老家是河南的。俺四个月上，河南发大水，全家来到这儿。俺五岁时，娘半夜偷偷跑了。奶奶打了娘，说娘偷嘴吃。不过吃了一块饼子，就这么大，”他两手圈起比划了一下，“奶奶用一根擀面杖打娘，把娘打得浑身青紫，娘疼不过，半夜偷偷跑了。娘识字，跑到外村，那里有共产党，娘入了共产党。后来转移到山西灵丘，跟一个学生结了婚。”
“跟一个学生结了婚？”
“学生是共产党的一个干部，年龄比老师还大。”鲁银珠说。
“你娘回来看过你吗？”我问。
“偷着回来看过，不敢进家，在村外说上几句话，又跑了。”
“你娘见你难过吗？”
“能不难过？再难过也得离开……唉……”说着直叹气摇头，“俺这一辈子，活得，活得……天底下，没有比俺更可怜的了。俺这一辈子，在娘怀里四个月，爹就撇下娘走了，到南方当了国民党黄埔军校的兵；五岁上，娘跑啦；七八岁就下地拾柴禾；十二三岁到外村放牛……”
“你从没上过学？”
“打小就劳动，哪上过学？土改清算了牛，没的放了。两个叔叔当八路军走了，写信回来，叫俺哪儿也别去，娶个媳妇在家侍候爷爷奶奶。俺不想在家憋着，背上铺盖卷到兰州找叔叔去啦。在兰州待了五年，在宁夏银川待了五年。在电厂当工人，工作踏实，当上了劳模。自治区成立开大会，叫俺上台，首长在台上跟俺握手，叫俺好好干。甘肃省奖俺一本书，书名忘啦，过去多少年啦。”
“这么说，你真不简单，还是名人哪。”我瞪大眼睛说。
“在兰州一直当劳模，还当过一年代理队长，自学得能写信了。可自打从兰州回来就挨整。因为家里成份给定了个富农。到河南电厂干了六天，因为是富农人家不要啦。不是人家不愿要，是怕富农破坏电厂。没法儿啦，带民工去F县兵工厂干瓦工，干了二十天，村里去人把我叫回来了，说富农不能留在外边，要回村接受批斗。俺回来一看，村里墙上贴满大字报——‘姜圣尊是大毒蛇！’……天天批斗，跪在台上，要不就跪板凳……在板凳上一跪就是几个钟头，有时跪一天也不叫下来。叫下来时，两条腿木得下不来啦。见你下得慢，就发火，要不薅下你来，要不一脚踢倒板凳。有一回栽到地下，把头皮磕破，血流得蒙住了眼……”
听到这里，我的心揪起来。他依然用平淡的语气讲述：
“天天叫跪着，不开批斗会也叫你跪。干部开会叫你跪，群众开会叫你跪，人家在屋里开会，就叫你在门口跪着。他们在屋里说说笑笑，可一见俺，那火气就不打一处来。我自个儿寻思，俺这个人招人恨，活着还有啥意思？死了算啦。吃过一回老鼠药，不想吐出来了，毒死几只老鼠，人倒没死。”
“究竟为什么村里人斗你斗得这么厉害？你招谁惹谁啦？”
“他这个样子，能招谁惹谁？”秦立本说，“他爷爷那一辈儿在村里富，别人看着嫉妒呗。”
“他们给俺家定了富农，实际一年就吃两担租子。主要是爷爷脾气不好，得罪过村里人。”
“他母亲、两个叔叔不都参加革命了吗？应该是革命家庭嘛。”我说。
“参加革命也救不了他。再说那会儿，他娘和两个叔叔自身难保，躲还躲不及，谁还往自己身上搅虱子？所以，他就成了受罪的代表。”秦立本说。
“……‘文革’后来找县委落实政策，不给落实，跑了多少趟也不给落。他们说，我不属于这个范围。人们叫我找找向程功，都说他这个人不赖。那会儿他才调来，俺找到他说了说。他叫俺写个材料。俺不会写，坐车到省城找亲戚，叫人家给写了写。先递到县里，又递到K市。过了三个来月，给了个结论，意思是‘文革’整的，俺属‘九种人’是错的，给俺纠正过来，又通知俺上班。”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现在看起来简单，当初其实一点儿也不简单。”秦立本说，“落实哪一个人的问题，都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像他父亲这么大的问题，D县也就是头一份，真正落实起来，不定有多难。他不知道就是了，向书记也不会跟他说。”
“你落实政策后，又见过向程功吗？”我问。
“俺去找过他，他正在开会。俺不想打扰他，就悄悄回来啦……他要是不走就好了，俺老想见他一面。”
“见他一面干什么？”
“俺想当面跟他说声谢谢，可是再也没见着。你要是见了向书记，就替俺捎句话，就说俺谢谢他……”
反悔
H市到了。我抬腕看表，指针指向十一点半。我急于和许艳联系，所以汽车未到终点，我就下了车，到路边一个电话亭拨打电话。
对面传来一个女孩清脆的声音。我听了一怔，心想坏了，上次许艳在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叫我避开周六和周日，以免碰上她女儿。来的时候，我特意看了月份牌，选择了星期一来，她女儿怎么会在家呢？可是事已至此，只好问：“请问许艳在吗？”随即听到很清脆的喊声：“妈，电话！”
一个训练有素的声音响起。我说：“我是雨翔，上次为向程功的事，跟你通过电话。你不是答应我来H市找你吗？现在我到了，我想去你家，你告诉我地址好吗？”
话筒里一时没有声音。过了一会儿，许艳说：“你别过来，我马上要出门，去杭州，一点钟的火车，我正在吃饭，吃完饭就走……”
我很惊讶：“真是赶得不巧，那怎么办呢？要不你告诉我地址，我打的到你家，我们只是见个面，有话以后再谈，也就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保证不影响你赶火车……”
“现在已经晚了，我马上要出门。”
“要不，我到火车站候车室门口等你，我现在就在火车站附近，你不是乘一点去杭州的车吗？我们在那里见面更保险……”
“不单单是影响不影响火车的事……”
“那还有什么事？上次我们不是说好了，你叫我来H市找你，你要跟我详谈？”
“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上次谈完后我想了想，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考虑再三，我们还是不见面的好。”
“我是干什么的，上次电话里不是给你讲了吗？我是好人还是坏人，见了面你不是就知道了嘛。”
“正因为不知道你是好是坏，才不想跟你见面。见面能知道什么？谁知道你安的是好心还是坏心……现在坏人这么多，我不想给自己和家庭找麻烦，我们还是不见面的好……我不跟你说了，我得马上走，再不走火车要误点了。”
“要不这样吧，我们同时往火车站走，在候车室门口见面，我上身穿一件蓝色茄克衫，肩背一个黑色皮包……我保证误不了你赶火车……”
“别，别，”她急了，“我告诉你别去火车站，你去了我也不见你，你也找不到我！”
我看一时很难谈得拢，就退一步说：“你到杭州旅游，什么时候回来？不行的话，我在H市等你……”
“最少也得一个星期，不对，是半个月，或许一个月……我说不准……你别等我，等我也不见你……”电话挂断了。
我手握话筒，站在那里发怔。心想，这还是上次通话的那个许艳吗？她那时提起往事激动不已，还抱怨我说，十年前为什么不来采访她……现在我真的来了，可她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怎么啦……
不管许艳见不见我，我还是对她充满了同情，她毕竟受过伤害，虽然她也害了向程功。
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对许艳的采访泡了汤，下一步怎么办呢？忽然想起向程功曾提到他在H市时的秘书和司机的名字，当时我随手记了下来。于是，赶紧从包里掏出采访本查找。只见本子上写着秘书叫董刚，现在H市检察院工作；司机叫贾权，现在市政府工作。我试着拨了检察院的电话找董刚，对方回答说他下乡去了，下午三点才能回来。又打他的手机，关机。
抬腕看表刚一点半，距董刚回来还有一个半小时。问题不在于这一个半小时，而在于我能不能找到他。万一他不上班或又有事出去了呢？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1988年来H市采访的情景，那时无论我采访谁或是去哪儿，都有祝志强鼎力相助……
小祝是S市红村镇人，当过兵，头脑敏锐，敢想敢干。政策允许后，率先搞起小矿井。他既是红村镇首先致富的人之一，又是硫铁矿欠债不还的受害人之一。开矿不行了，他和几个农民承包了S市国营印刷厂，这件事在当年是一件新鲜事儿。向程功督促S市政府、硫铁矿、矿选厂承包人三方还款60％后，我和小祝没再见过面。我拨了小祝的电话，和他约定下午三点在检察院门口见面。
我按照电话亭老大爷的指点找H市检察院。还没找到检察院，却看见H市政府的大门。反正能否找到董刚还是未知数，不如到市政府找向程功的司机贾权。
市政府的门卫说贾权在市委机关生产经营办公室当主任，我坐出租车到了市委。贾权的办公室在二楼。我推门进去，一个人脸冲窗外坐在桌前，看样子正在走神。他一时拽不回自己的思绪，便背脸问我找谁。我说找贾权。他说他就是。依然还是背着脸。又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是向程功介绍我来找你的。他一听“向程功”三个字，立刻把脸扭回来，眼睛为之一亮，上下打量我。我同样也打量着他。
他人到中年，腰板挺直，一头黑发，眼神深邃。他请我坐在沙发上，为我斟水，然后坐回椅子上等待下文。
我按照在K市、F县、D县形成的采访习惯，照例又从我与向程功的相识谈起。
“向书记太冤了，早就应该有人为他说句公道话了！现在你来做这件事，实在太好了，真该谢谢你！”
他问我从哪儿说起。我还是以往那句老话：“随你怎么说吧，只要跟向程功有关就行。”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回来，分配到地委，又分配给向书记开车。从那时到后来，我先后跟过几任地委书记，还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个像程功书记这样做人的。”
说到“做人”二字时，他加重了语气。这使我意识到，地委书记绝不仅仅是一种职务。
“他这个人爱下乡，爱到老百姓家吃饭。我每回开车跟他下乡，到村里老乡家，吃一碗面条俩鸡蛋，他都叫我给老乡5块钱。每回给完钱，我都跟他说，给得太多了，一碗面条俩鸡蛋，怎么能值5块钱？可他对我说，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不要我们头脚走了，后脚叫他们心里觉得吃亏。一碗面条俩鸡蛋五块钱，还能觉得吃亏？这事谁不愿意干？所以无论他到哪个村里，老乡都争着往家请。能不请么？这事若换了我，我也得请他。他这个人，做事总是先考虑老百姓，其次还要叫他们心里高兴。
“乡下的路不好走。有时，吉普车一不小心，就会轧死一只鸡、撞伤一只鸭什么的。他一看见，就立刻叫我停车，还要叫我到村里去，找到鸡鸭的主人，赔给人家钱。我心里不高兴，就小声嘟哝，这事又不怨我。他问，不怨你怨谁？我说，怨那些鸡鸭呗，谁叫它们瞎跑？要不，就怨它们的主人，谁叫他们不圈好？我的车轱辘没长眼，再说又没有人看见，谁知道是谁轧的？程功书记听了，立刻冲我瞪眼，训斥我说，谁说没人看见？我不是看见啦？你不是也看见啦？亏你还当过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么学的？”
说到这儿，他脸上浮起一丝笑容，整个人沉浸在温馨的回忆里。
“有时吉普车不小心，还会碰倒路边地里的庄稼，一棵玉米啦，几棵谷穗啦什么的。只要是叫他看见，不用说，他又得叫我到村里赔钱。一赔就是十块钱。我说，一棵玉米，几棵谷穗，能值十块钱？程功书记说，你心疼啊，心疼就不要轧它们……一年到头，我俩为这类小事，没少戗戗。一来二去我也就注意了。只要吉普车一上村道，我就小心翼翼地把好方向盘，看好两边地里的庄稼，还要防备老乡的鸡鸭冷不丁地钻到我的车轱辘底下……
“他经常到下边检查工作。有时召集乡镇干部开会，中午走不了，只好留下吃饭。每回吃完饭，我结账后的票据，他都要仔细查看，只能多交不能少交。多交没事，一见少交，眼睛就会瞪起来。到企业检查工作，从不在企业吃饭。到了中午就告辞出来，到路边找个小摊，要上一碗面条，呼噜呼噜一阵就完了。这事搁谁行？别说是地委书记，就是地委一般干部，到下边检查工作，谁肯到地摊上吃饭？在H地区他有个绰号——‘面条书记’。这个绰号在H地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以后习惯了，只要跟他一起吃饭，一问吃什么，大家便会说：‘面条，面条……’”
“他真的喜欢吃面条吗？”
“哪里，他是为了省事。他在生活和饮食上，一向都是怎么省事、怎么简单就怎么来。他不是喜欢吃面条，而是不想给企业添麻烦。他说，企业是生产单位，整天招待上级领导，怎么受得了？”
“他叫‘面条书记’，那你不是成了‘面条司机’？”
“倒是也有人这么叫过。”
“那你喜欢吃面条吗？”
“说句实在话，谁愿意整天吃面条？谁不愿意吃点好的？可你跟着这样一个地委书记，没有办法不随他。他这个人，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打麻将，四不钓鱼，五不闲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每天来信来访不断，有时一天收到几十封信，要打发好几十人。夏天天热，一到礼拜天，办公室没了别人，他就光穿一条裤衩，趴在桌子上看群众来信，边看边在上边写批示。有时，我过去看他，见他满身都是汗，问他怎么不开空调，他说开什么空调，眼下正是农忙时候，农村浇地都没电。我说，不开空调能省几度电？他说，能省一度是一度，要是都不省，一度也省不了。”
“你成天跟着他，心里也会感动吗？”
“即使成天跟着他，心里也常常受感动，你没法不感动。有时候，我也难免有私心。一天到晚开车，工作没钟点，辛辛苦苦不说，一个钱也不多挣，还要养老婆孩子……可是，你别指望沾他的光，他的老婆孩子都沾不上他的光，他自己都不沾自己的光……他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地委书记，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跟他在一起时的心情，是常常怨他又不得不敬佩他。那时候，他二小子在团中央帮忙，去北京之前带行李挺多。我知道请示他他也不同意，就悄悄开车送二小子去了北京。回来后，程功书记瞪着眼睛批评我：‘你这是帮倒忙！他有什么资格坐公家的车？要都这样用公车，我还怎么要求别人？’我叫他训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心里说，我以后再也不管你家的事了……哪个书记做人跟他一样？许多事看起来是小事，但许多人都做不到！他办的许多事，当时许多人根本不理解。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只有他肯这么做，换了谁也不行。”
“对他的‘作风问题’，你怎么看？”
“他的家属不在H地区。他平时很少坐办公室，一年中有半年多下乡。就是下乡，也要随身带上许多事，同时见空插针办……你可以想一想，那么大的工作量，哪儿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些歪事？许艳为她弟弟‘农转非’的事往家里打电话。向书记老伴心眼挺好，但脾气直爽，说话不讲究方式方法。那时她在K市，偶尔来H市住几天，正是一家人吃饭的时间，当然不愿意叫外人打搅……两人在电话里吵起来。”
“1997年我来H市时听说，有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向程功下乡都带着她？”
“程功书记下乡，真的带过一个护士。那是有一次感冒发烧，在医院输液没输完，又赶着去开会，只好带了一名护士下乡，边输液边听工作汇报。这件事，当地领导都知道。那个护士是地区医院的，我可以介绍你去采访她。”
“我不想因为这个去采访她，这件事我压根儿就不信。”
“还有比这更邪乎的，说向书记在H市玩女人玩多了，光我给他开车接送的，就不下几十个……程功书记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最终承认了这件事。1991年底，省委召开县以上书记会。有一天中午，他在招待所屋里写信。写完了，叫我下午交给周平。我问写的什么内容，他说那件事他承认了。我一听就急了，说这封信我不送，要送你自己送。他说，省纪委兴师动众，来H市六七次，为这事，老跟领导僵持不好，委曲求全算了。我说，他们来得越多，越证明他们没搞出问题，不过是千方百计凑材料，这不是僵持不僵持的事，也不是委曲求全的事，它涉及到你的名誉和人格，你怎么能承认呢？他连连摆手说，送吧，送吧，送去就完事了。到了下午开会，周平坐在主席台上。我手里拿着那封信，在台下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下不了决心，是送还是不送？考虑再三，扭头又回来了。他见我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信，一下子跟我瞪眼：‘这点事你都不肯替我办，你这是成心叫我自己去送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说到这儿，他的眼里真的含了泪。
“我说，向书记，不是我不肯帮你办这件事，而是我觉得你不该这么做。你本来没事，为什么要承认呢？换了任何别的事，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给你办，但是这件事，我打心眼里不想给你办。他说，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你的心意我明白，你还是帮我去送吧。我只好转身回到主席台下。站了一会儿，见周平起身下台去厕所，我就跟了过去，站在厕所门口等他。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我把信递给他。他接过信一看，立刻眉开眼笑地说：‘他要是早点承认了，不早就没事了嘛。’他回到主席台上，把信递给旁边一位省委副书记看。这位省委副书记接过信一看，脸色立刻沉下来，又把信递给旁边的人。两个人的脸色十分严肃，只有周平既轻松又高兴。
“散会以后，周平来到向书记的房间，打着哈哈说：‘你早怎么没走这条路呢？欢迎你走这条路……’看着他那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心想，这个人的心可真够狠的！他走后，程功书记大哭了一场，连午饭都没吃……他知道，从那一刻起，他的政治生命注定完了！”
“以前难道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吗？”
“以前他哪会想到周平这么狠？程功书记冤就冤这儿啦。如果他生活确实糜烂，怎么处置他也应该。可情况恰恰相反，他的生活十分廉洁，我这才替他抱不平！他要是始终不承认这件事，谁也奈何不了他。不承认就不能免职，不免职还有说话的机会，一免职就完啦。他搞廉政头脑挺清楚，可在这件事上，他实在太糊涂了！他政治上的不成熟就集中表现在这儿了。我认为他太幼稚了。我年龄小，按说不该说这话。若是换了我，打死也不承认！现在，当初劝他的那些人哪儿去啦？他们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又有谁肯出头为程功书记说一句公道话？”
“对他的‘受贿问题’，你怎么看？”
“在这件事上，程功书记更冤。沈卫华有没有经济问题，那是沈卫华的事，不能混为一谈。沈卫华调S市是经过S市组织部考察的。程功书记不过是说了一句话。程功书记走过那么多地方，提拔了不少干部，照这样推断，他会受贿多少钱？假如沈卫华当了全国劳模，是不是程功书记也跟着受嘉奖？受贿的事我不信，程功书记不是这样的人。可这件事，最终他也承认啦。他对调查组说：‘你们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说到这里他的脸涨得通红，右手握成拳头，重重地拍在桌上，“全国知名的廉政书记，最后却落得这么个下场！”
“你的工作受没受影响？”
“程功书记走后，人们说这说那，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我认定，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要好好工作。好在领导还能理解，叫我继续给下任地委书记开车，并且任车队副队长。不管给谁开车，我自己有个原则，那就是只管开好我的车，政治上不参与。大家都知道，一天二十四小时，大部分时间司机都跟领导在一块儿。司机不光是司机，还是领导的耳目。有时领导想听下边意见了，也会问一下司机。有的司机在领导面前，一味唱赞歌。我不，我一向实话实说。”
“叫你说，喜欢听赞歌的领导多呢，还是喜欢听实话的领导多？”
“当然是喜欢听赞歌的领导多啦。像我这样实话实说的，得碰对领导，否则就完了。”
“你碰对领导了吗？”
“程功书记算一个。下任地委书记也可以。调这儿之前，原准备调我去接待处。我跟领导说，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去那个地方不合适。结果把我调到了这儿。”
“你不抽烟不喝酒，是向程功要求的，还是你本来就这样？”
“原来也抽点儿、喝点儿，后来跟程功书记在一起，渐渐地就不抽也不喝了。”
“难怪你给向程功开了三年车，你要是又抽又喝，恐怕连三天也开不下去。”
“在H地区，他有几项举措，给自己树立了对立面。其中一项是50岁以下的领导干部上下班不准坐专车，提倡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件事肯定对，老百姓也肯定欢迎。但这些人中有的能接受，有的不能接受。坐惯了专车上下班，一下叫他改骑自行车，一是心理上不习惯，二是面子上不好看。现在回想起来，得罪的人也实在不少。真理是在他这一边，可多数人反对他，对他不满意，真理在他一边又有什么用？”
“你所说的多数人，是指领导干部吧？”
“当然是了。如果包括老百姓，他们就成了少数。可老百姓无权，说了不算。省领导成心要整他，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最终会有说法的。”
“最终到几时？你可能会说，历史是发展的，可一个人的生命却有限！事情已经过去10年，至今还没有一个公正的说法……人生能有几个10年？”
我哑口无言。
“1991年底，程功书记被免职，省委叫他回K市等候重新分配。他离开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雪。我开车去地委平房接他。他没有通知别人，想悄悄地离开。我在他家待了三天，家里一贫如洗。看着那个家，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会是一个地委书记的家。他好像抱定了一个信念：当共产党的官就得受苦。”
“你在他家住了三天，事后你不怕别人说？”
“我是自愿的，没有谁叫我这么做，也不怕别人说什么。我跟了他三年，这三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我跟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我认为从感情上应该这么做。他受到那么惨重的打击，犯了心脏病，家里除了老伴就是我，屋子里冷冷清清……我试着安慰他：你要想开点儿，身体最重要，没有身体就什么也没了。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肯定会来到，这事会公正处理，我们一定要等到这一天。他不说话，只是点点头。我知道他点头的意思，是不想叫我心里太难过。他做事一向考虑别人的心情。我这么劝他，其实也是在劝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看不到有改正的希望！”
“你想过他下台的原因吗？”
“省领导想整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认为，向书记是一个合格的地委书记，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太倔强、太耿直。他搞廉政是对的，但是大气候不允许他这么搞。有些事，从道理上讲是对的，但道理代替不了现实。现实的情况是，小气候根本拗不过大气候，谁搞廉政谁吃亏。”
他问我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说：“你只要帮我联系一些了解向程功、同时也愿意谈谈他的人就行。我过会儿要去S市，估计要在那里待几天。等我回来，就开始采访你帮我联系的那些人。”
他说可以。
告别的时候，贾权说：“我说的这些话句句是实话，不管对谁我都会这么说，我对我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能负责……”
我说：“我们现在所说的话，不需要对别人负责，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位卑未敢忘忧国
小祝除了有点儿发胖，较之十多年前，原本聪明憨厚的气质中，增添了些许成熟与稳重。
他问我此次来H市有何公干。我简单介绍了采访向程功的事。他犹豫一下说：“……别管公干还是私干，咱先找个地方说说话吧。”
车很快驶进顺德宾馆。下了车我才发现，这家宾馆正是我初见向程功时，他叫秘书安排我住的那个地委招待所。当时门庭比较简陋，现在当然“鸟枪换炮”了。
小祝到服务台开了一个房间，然后领我上楼。
我简单讲了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又问他这十多年是怎么过的。
他说，红村镇的矿山不行了；承包S市印刷厂也不成功；前几年去河南开矿赔了钱；这几年又在张家口搞了个矿，基本建设完成即将投产，但合伙人过于急功近利，两人产生矛盾，前途还很难预料。
我说，还是跟合伙人好好谈谈，挽救企业要紧。
他说已经谈过了，思想不在一个层面，很难找到共同语言。
谈到我此次的采访，我没有想到，小祝竟然与向程功很熟悉。谈起向程功，他的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情：
“向程功人不错，我跟他的关系既是朋友，又像父子。他的案子我完全了解，说是个冤案一点儿也不过分。但是，这个案子已经盖棺论定，想翻过来难度太大。人好只是一个方面，要个说法却比登天还难。中国的事儿一向得有大人物说话才行，曾艺航这棵大树倒了，没有人再肯替他说话，若有也早说了，何必等到今天？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无论是到我家还是我去他家，饿了吃家常便饭，渴了一壶清茶说东道西。跟他心里没有隔阂，觉得挺亲近。不然的话，他不会交上我这个农民朋友，我也不会交上他这个大官儿朋友。我很珍惜这段交往，我长这么大，也就交了他这么一个当过地委书记的朋友。事业上，他给过我不少帮助，有了麻烦事儿，我常向他汇报和请教。他出事儿后，我立刻开车到K市看他，谈了很多知心话。去年4月17日，在曾艺航的追悼会上，我俩见了面，相互没说什么，心情都比较沉重。曾艺航两袖清风、死得挺惨，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他支持向程功搞廉政，向程功被人划到他的一条线上，其下场也是必然的了。你干这件事难度挺大，真的挺大；现在要说法实在太难……多年未见，见面先泼凉水，请你别在意。”
我一时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不是想翻这个案子，两级法院已经判定的案子，我怎么能翻得过来？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向程功，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领导干部。你刚才说了，中国的事得大人物说了算，这说明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国家培养一个普通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地委书记更不容易。人们往往注重物质的浪费，忽视人才的浪费。其实，人才的浪费才是最大的浪费。向程功的事我仔细考虑过了，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向程功的遭遇，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叫做‘向程功现象’——即对一个人亦黑亦白、亦是亦非、亦捧亦杀的现象。奸臣当道，清官蒙冤，这是封建社会的惯例，中国人为此喟叹了几千年。但它不应当成为今天的惯例。今天，我们国家喊得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即是‘依法治国’，你先不必管它实际怎样，它只要能喊出这声音，就已经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了。我想，处于这个历史时期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此做点什么。你还记不记得，你和你的几个伙伴，当年承包S市印刷厂时曾经讲过一句话——‘位卑未敢忘忧国’。当时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就是在这句话的鼓舞下，冲破阻力和困难，坚持把硫铁矿欠农民款一事采写完的。现在，我仍然要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虽然我不是官方记者，但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所知道、所了解，以及他人所知道、所了解的向程功其人其事，用文字写出来……”
小祝突然打断我的话：“大姐你别说了，现在我就带你去红村！”
我不明白他脑子里又在转什么念头。
他解释说：“照我原来的想法，只是想跟你叙叙旧，让你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明天送你回省城。我考虑这件事你根本办不成。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改变主意了，我支持你干这件事。现在，咱们就到红村找孙矿长。十年前，你曾经采访过他，是不是还在他家住过？他了解向程功，他们是一类人，他的遭遇也属于‘向程功现象’。”他边说边拨打手机，顷刻与对方搭上话，说是一会儿带一位贵宾到家吃饭，叫婶子准备饭菜。
我望着小祝打起精神的样子笑了：“我说了什么，怎么你一下子改变主意了？”
“大姐你别说了。现在年龄越大，我发现反不如年轻的时候。”
小祝还是从前的小祝，他还是我十年前所认识的那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