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千元的下台矿长
黑色标致车在公路上疾驰。小祝望着窗外，说起1988年冬天，也是在这条公路上，他开着红色皇冠车由H市送我到红村镇采访。
1981年，红村铁矿连年亏损、奄奄一息，孙国庆临危受命当了矿长。孙矿长个子不高但高门大嗓，说话爱打手势，急了爱拍桌子。那时，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刚发表，风靡一时，小说里的乔厂长，成为改革初期的一个代表，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孙矿长在脾气性格、办事方式很多方面颇似乔厂长，矿上的工人便戏称他为“乔厂长”。
他也真像小说中的乔厂长一样，上任伊始，一个生产调度会就叫人们折服了。
他要求9月份的生产任务在9月20日以前全部完成。一个露天矿长摆困难讲条件、东拉西扯抱怨完不成。他当下拍桌子说，几个地下矿都能完成，你露天矿完不成？要不你跟地下矿换换！对方一听知道唬不了他，立刻偃旗息鼓。他这一服，许多人都服了。几年下来便叫铁矿翻了身。
铁矿在抓好生产的同时，还抓了第三产业，劳动服务公司、饭店、宾馆等等随之开展，初步形成集团化产业模式。这在当时全国的冶金系统乃是个创举。由于是“创举”，便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给自己招来祸端。
1986年冬天——我发现但凡整人，一般都爱选择森冷肃杀的冬天，或许冬天能给阴谋助威，犹如春天能给生命增色一样。B省冶金厅组成省、地、市、区四级联合调查组，共计70多人，以副厅长为首，进驻红村铁矿调查一个“贪污犯罪集团”。调查组历时半年，耗资一百多万，涉及1200余人，最后敲定76人，查出“贪污受贿”金额共计10万余元。这76人多是铁矿中层以上领导或技术和业务骨干，其中判刑、死亡多人，免职处分多人，孙国庆被判定“受贿”一千元，免去矿长职务。
后来听说，孙矿长和“76人经济犯罪集团”全部平反。可是铁矿却从此一蹶不振。
回顾了这段历史，红村镇也就出现在眼前了。
这个镇子坐落在西山脚下。原来，这里只有两家国营单位，一家是红村铁矿，另一家是S市硫铁矿。政策允许小矿井开采之后，边角地带一下子井架林立。但是时隔几年，小井架纷纷倒塌，剩下的一些大井架也渐渐了无生气。
此刻，落日的余晖笼罩着灰蒙蒙、静悄悄的小镇，远方山顶上，几个孤零零的井架犹在，但给人凄凉死寂的感觉。
进镇的丁字路口有块不大的平地，上面停了一些杂七杂八的车辆。黑色标致车沿着灰色矿渣路面悄然滑过，透过车窗我看到，狭窄的街道两旁，依旧是一排排低矮平房，相隔十多年，镇子未见什么起色。
孙国庆住一个独院。一溜向阳北屋，门前院子挺宽敞，一切还是老样子：地上开了几溜菜畦；窗前搭了葡萄架；老两口一如他们的庭院，看上去几乎没怎么变样。
听到车响，老两口笑眯眯地迎出来。一见是我，孙婶就说：“小雨来了！”
孙矿长说：“接到小祝的电话，我俩想来想去，也没想出‘贵宾’会是你！”说罢招呼我们放下东西，洗手吃饭。
厨房圆桌上，几个碗盘已经摆好。我也饿了，一点也不客气，端起饭碗就吃，边吃边夸饭菜味道好。小祝边吃边介绍我的来意。未等说完，孙矿长连声说：“好！好！这件事小雨办得好！”
饭后，大家坐在平房客厅的沙发上说话。
孙矿长打着手势、大着嗓门说道：“这些年我老是在想，为什么忠心耿耿、为民办事儿的人老是挨整？为什么那些又奸又猾、不干好事、专门整人的人屡屡得逞？可是想来想去，总是找不着答案。要是能把这种情况倒个个儿，咱们国家的状况就好了。”
谈完国家的状况，又谈起向程功：“这个人主持正义，原则性强，党性强，是一个好干部。为红村铁矿‘76人经济犯罪’的事儿，1988年他亲自到矿上来了解情况。但铁矿属省冶金厅系统领导，他在权限上管不了，不过仍积极帮助向上级反映情况。他知道红村铁矿‘76人经济犯罪集团’根本不存在，而是不干工作的人整干工作的人。其实，不光是红村铁矿干工作的人挨整，别的单位、别的地方，情形也差不到哪儿去。”
说完向程功，他又重提他的伤心往事：
“矿上两千多名职工，五千多名家属，两亿吨资源，年产一百万吨铁矿石，矿石中45%至50%以上属于高品位，开采时间预计可达二百年，是全国少有的储量丰富、离城市最近的一个富矿……就这样让省冶金厅那伙混蛋活活给毁了！前天，我去厂里澡堂洗澡，听到人们边洗澡边议论矿山倒闭的事。一个不懂行的人说，红村铁矿不行了，没资源了。气得我当场骂他：‘你懂个屁，什么不行了？什么没资源了？你调查过吗？都是因为上边胡折腾、瞎整人，硬是把一个很好的矿山整垮了！’他一听我这么说就不吭声了。别的人一听都说，矿山的资源情况孙矿长最了解。1981年我上任时，人们也说矿山不行了，没资源了。我不信这个邪，下大力气整顿，立刻由亏损变为盈利了。一个矿山跟一个地区一样，得看让什么人来管理。向程功在H市搞廉政，换个人他要搞腐败，把能干的人整下去，让不能干的上来，这能把工作干好？别说一个地委书记，就是一个矿长，上任半年，他连矿山基本资源数量都说不清。不信，咱们当场来考考……可惜，可惜，太可惜，整倒我一个孙国庆不要紧，可惜了一个很好的矿山！”
虽然时隔十年，提起矿山的衰败，老矿长仍然止不住扼腕叹息。我相信他不是在为自己的下台感叹，而是在为矿山的衰败和两千多名职工、五千多名家属的生计无着而感叹。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操，才使我对他肃然起敬，也愿意与他交往。
“这事省领导心里都有数。副省长来检查工作，老远就招呼‘孙矿长’。我说早不当矿长了，别再叫了。他说，在我眼里你还是矿长，并不是谁当矿长就是矿长，那还得看他能不能当好这个矿长。”
“心里有数又怎样，矿山还不是照样垮了？”小祝说。
“在国营体制下，个人起不了作用，非要起作用，往往要遭殃。”孙矿长说。
“可那些整人的人，为什么常常能起作用，并且作用还挺大呢？”我说，“其实心里有数的人，大多都是老好人。老好人其实也不算是好人，因为在关键时刻，他不能坚持正确的，反对错误的。这种人常常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如果向程功这样的领导多一些，都来旗帜鲜明地搞廉政、反腐败，那么，一个矿山或一个地区，就不会让人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毁了。”
“都当上省级领导了，还说什么起不了作用。他要是起不了作用，那是谁在起作用呢？”小祝气愤地说，“孙矿长心眼好，老是体谅别人。向程功也是这样，结果总是自己受害。”
“在我受害平反一事上，程功起了不少作用。他不糊弄人，我去找他，当下就写信，介绍我到省里反映情况。不论需要找谁，或需要他亲自出马，我们之间，从没有过一分钱的交易。”
孙矿长问我，来S市打算怎样着手采访。
我说，S市的采访至关重要。因为沈卫华在S市，他是向程功一案的“行贿人”，由他才构成向程功的受贿罪。所以，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与向程功之间是否跑官买官、他在S市的表现如何等等这些情况十分重要。
小祝说，红村镇后山派出所所长郑豫，曾受到沈卫华一案的牵连，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些沈卫华的情况。孙矿长说，他认识郑豫的弟弟郑秦，明天一早，他可以带我去找郑秦，再由郑秦帮忙找他的哥哥。
小祝转天要返回老家，说这次不能陪我了。孙矿长要他放心走，说一切由他安排了。
脱下警服为我带路
S市公安局是一座新盖的四层大楼，汽车停在门前，孙矿长叮嘱我在车里等，他和郑秦下车，到楼里去找郑豫。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便下车，在路边随意溜达。不一会儿，孙矿长和郑秦从楼里出来，说郑豫不在办公室，到S宾馆大礼堂开会去了，上午是公安局全体民警会。
轿车来到相距不远的S市宾馆。进入大院感觉似曾相识，仔细一看是原来的政府招待所，现在改名叫S市宾馆。旧楼还在，十年前我来采访，曾住在二楼一个房间里。在旧楼斜对面，新盖了豪华宾馆，相比之下，旧楼显得有些寒酸。
郑秦把车停在楼前空地上，说：“人家正在开会，咱们找人不礼貌，不如就在这儿等吧。”三人就此下车，站在树阴处随意说话。站了一会儿腿脚发麻，又回到车里坐下说。临近中午天气燥热，我们便打开车门，摇下车窗，让时间在东拉西扯中流逝。
直到12点过了，才见有人陆续从大礼堂走出。
郑秦很快迎上去，拉住其中一个人到一边小声说话。
这个人40多岁，圆脸盘，黑红面色，穿一身皱皱巴巴的旧式警服。谈完两人一道过来。郑秦介绍我们相互认识，之后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中午了，咱先去找个地方吃饭吧。”
郑豫小声说：“最好找一家清静的饭店。”
黑色轿车悄然驶过几条街道，在一个门可罗雀的酒店门前停下。
几人鱼贯下车，进入前厅，登上楼梯，由女服务员引领，进入一个雅间，围一张圆桌顺序坐下。
我想，郑秦对他的哥哥一定介绍过我的来意了，便单刀直入地对郑豫说：“昨天晚上，我看了有关沈卫华的资料。有一篇文章说，沈卫华是个‘蝇营狗苟、小人得志、贪欲无度、劣迹昭著’的人……你在公安局和他一起工作，一定对他的人格比较了解。他真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篇文章，”郑豫用斟酌的语气说，“沈卫华出事后，当时发他的报道不少，有的我也看过。倘若就文章说文章也就算了，若上升到法律角度来讲，这一类的词用得欠妥当。”
“就文章说文章，这类词用得也欠妥当。严格讲，这类词不应该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新闻报道的用语，一定要客观、准确、实事求是。”我又问，“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沈卫华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脾气、性格、为人……究竟怎样？他作为公安局长平时都干些什么？是不是整天忙着跑官？”
他用不动声色的微笑来掩盖眉眼之间警觉的神情。
“虽说沈卫华被判刑，但实事求是地说，沈卫华在S市是有政绩的。S市公安局原来办公条件很差，沈卫华来后盖了大楼，增加了不少交通工具，新监狱和家属宿舍楼也是他来后盖的。这方面的工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人有事业心，干工作有魄力，敢想敢干，也敢于负责。他的案子先是判了死刑，后来改判十五年。人们对此私下有些看法，认为前后两次差距太大，就是后一次判决，也认为有点过重。”
我等待他继续说下去，他却停下不说了。其他人知道我们在谈一个严肃的话题，谁也不搭腔，一时有点冷场。
“我听说沈卫华一案，S市公安局受到牵连的人不少。”
“是的。”
“你受到牵连了吗？”
“没有。”
我记得小祝说过郑豫曾受到沈卫华一案的牵连。但他说没受什么牵连。或许他真的没受到牵连，或许受到牵连不愿意说，或许还有别的想法。总之，他拒绝谈自己。他实在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公安，与他相比我显得“嫩”了点。
他见我有点尴尬，又说：“公安局受牵连重的有几个，其中有户籍科长汪维，被关押22个月，最后无罪释放。”
“我想找汪维谈谈，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他已有几年不上班，我一直没有见过他。”
“你有他的电话吗？”我穷追不舍。
“我没有他的电话。”他有意回避。
“你知道他在哪儿住吗？”
“他最近搬了家，我弄不太清楚……”
“你能帮我问问别人吗？”
“这个……”迟疑一下，“我大概其知道他家……不过，你找他恐怕不行。”
“为什么？”
“他可能不会见你，即便见了，恐怕也不会跟你说什么。他遭受打击太大，听说他现在闭门不出，谁也不见，挺灰心……”
“我想尝试一下，请帮帮忙吧。”我真诚地说。
他迟疑再三，终于说：“那好吧，吃完饭我领你去。”
我知道他说这句话一定下了很大的决心，连忙诚心诚意地表示感谢。
吃完饭，我们下楼出门上车，我和郑秦坐在前排，郑豫和孙矿长坐在后排。
黑色轿车驶过一条大街，又拐过一条小街。这期间，我从座位上方倒车镜中看到，郑豫面容严肃地脱下警服上衣，把它整整齐齐地叠好，转身放在车后，身上只穿一件灰色羊毛衫。
轿车在一个胡同口悄然停下。郑豫说到了。
小胡同静悄悄的，两侧盖满一排排二层小楼，小楼前面是一个个的独院，院门大多关闭着，有的上了锁。
郑豫左右看看，快步走到一个独院跟前，伸手指指，点点头，小声对我说：“这家可能是……”话音未落，迅速转身离去。
我们不是整你，是整你们局长
孙矿长走上前去，抬手敲打黑漆的铁门。
里面传来一阵脚步声。门打开一道缝，露出一张男人的瘦长黄白的面孔和一双忧郁的眼睛。他和孙矿长对视一下，同时咧嘴笑了，这才把两扇铁门全部打开，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原来他们相互认识。
小院有些凌乱。面容忧郁病态的汪夫人站在门口迎我们进屋，并请我们在外屋沙发上就座。人造革的沙发很陈旧，扶手和靠背均磨破了。
孙矿长介绍我的身份和来意。汪维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静静地听着。我想起在沈卫华的刑事判决书中，有关他的一段文字——
被告人汪维，男，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生，汉族，中共党员，S市×村人，捕前系S市公安局户政科科长。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因挪用公款被拘留，同年六月十四日被逮捕。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被取保候审。
B省H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以被告人汪维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汪维伙同沈卫华贪污公款7.1万元、挪用公款38万元……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沈卫华、汪维挪用卖户口款38万元，与他人联合办矿是以户政科的名义办的，而非个人投资入股办矿，投入到铁矿的七万一千元是个人款，而不是公款，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汪维，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事实不能成立，应当宣告被告人汪维无罪……
孙矿长介绍说：“雨记者这个人有正义感。1988年，曾来S市采访硫铁矿欠农民矿石款一事，后来找到向程功，向书记对此做了妥善处理。同时采访过我，还在我家住过几天。你把你的事，对雨记者谈谈，只要有可能，她一定会尽量帮助你。”
我说：“我听说，你是沈卫华一案受牵连最重的一个。不用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你的家庭也一定受了不少苦。我很想帮助你，但我不是官方委派的记者，这一点，我必须要对你讲清楚。目前我所能做的，也就是以个人的名义，了解一下沈卫华一案的情况，如实记录下来。因为沈卫华一案涉及到向程功一案，两个案子究竟是独立的，还是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需要了解清楚。我不能保证我所写的东西一定能发表，我只能说，倘若能发表的话，我想在澄清事实方面，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汪维目不转睛地听我说话。听着听着眼圈忽然红了，继而掉下了眼泪。他用手背不断地擦拭，无奈越擦越多。
他伤心的样子使我想起沈卫华的妻子刘婕，她初次与我见面，也是话没说完就流泪不止。一个人如果不是受了很大的委屈，怀了满腔的压抑，决不会一下子流这么多的眼泪，何况汪维还是一个男人。汪夫人看到丈夫流泪，也跟着抬手擦拭眼睛。
汪维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终于开口说：“我不要求别的，我只要求实事求是就行了。”待情绪平静之后，汪维开始从头讲述：
“向程功未调H市之前，S市出过一件怪事：市医院一名外科医生在饭店吃饭时，无意中摔坏一个酒瓶，结果被饭店老板活活打死。这个老板与当地派出所有吃喝关系，派出所袒护他，说他是‘治安耳目’，打死医生是为了维护治安，这个老板一直逍遥法外。向程功调来H市后，每周设地委书记接待日。医生家属上访找到他，向程功当下批示，叫派出所所长和指导员停职检查。这下，他俩跟向程功较上了劲儿，写信诬告向程功。沈卫华调来S市后，他俩认为他是向程功的人，就把矛头对准了他。后来，告沈卫华的人和告向程功的人纠集在一起，上下结合告他俩……”
“你是怎么受到牵连的？”
“1992年6月，S市五套班子决定，由公安局户籍科统一卖户口。所得钱除上缴政府财政外，公安局按一定比例提留。按照省政府、省纪委、省公安厅联合发文要求，可从中提留5%至10%。S市卖户口共得1800万元，局党组会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从中提留7%，公安局可以从中提留130万元，完全在省发文规定之内。局党组会决定搞三个矿点，共投资45万元。沈卫华特意在局科级干部会议上说，公安局资金十分紧张，这笔钱谁也不能动，只能用来搞创收。会后沈卫华通知我，叫我把钱分别送给了三个矿点。”
“在沈卫华的判决书中，H市检察院指控你伙同沈卫华贪污公款7.1万元，挪用公款38万元，这是怎么回事儿？”
“当时三个矿点要款要得急，卖户口款存在银行里一时取不出来，我就把我弟弟做生意转账的38万元和个人存款7万元，以及我自己的1000元，一并拿来临时垫用一下。谁知没来得及周转，沈卫华就出了事，随即牵连到我。1995年5月23日，省、地、市联合调查组突然进驻S市公安局。24日下午，我到市委向主管政法的副书记汇报工作，回来还没迈进公安局的大门，联合调查组的人就把我拦住叫走了。先弄到H市招待所一个房间里，许多人围着我，非叫我承认公安局投资办矿的45万元，不是公安局投资，而是沈卫华挪用公款个人投资。我向他们反复说明，这45万元不是沈卫华个人投资，而是经公安局党组集体讨论一致通过的局里的投资。他们说，公安局投资只是个名义，实际上是沈卫华个人投资。我说，这事没有经我手也就算了，既然经过了我的手，我得实事求是，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们不听我解释，只是反复叫我承认，我始终不承认。最后没法儿了，他们说，实话对你说吧，我们不是整你，是整你们的局长，你应该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说，你们这样整人是不对的，我不能配合。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窍，别人都配合了，惟独你不配合。我说，我不管别人怎么配合，我反正不和你们配合。他们见劝不动我，就叫我在已经写好的证词上签名，我就是不签。于是就来了硬的，叫我对墙站着，不许合眼，不许晃动，不许喝水，长达七天七夜……”
“这叫‘车轮战术’，”我说，“向程功也经历过这个。你签名了吗？”
“没签。就是刀架在脖子上，这个名也不能签啊！”
“可是不少人都签了呀。你当时怎么想？”
“我当时想，这不光涉及沈卫华一个人。我这一签名，他的罪名就成立了，他的罪名一成立，我就跑不了了，党组作决定的人也就跑不了了。”
“可调查组的人说得很明白，他们的目的不是整你，也不是整党组作决定的人，而是整你们的局长。你若签了字，或许你早就没事儿了，也就不会再拘留你22个月了。”
“话是那么说，我若真的签了字，或许就不是拘留22个月，没准儿早就枪毙了呢……什么叫实事求是？这就叫实事求是！我为实事求是被拘留22个月，别人说瞎话‘配合’却得到提拔、升迁……”说着他攥紧了拳头，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
“6月5日下午4点，调查组正式宣布拘留我，开始叫我‘犯罪嫌疑人’。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凭什么要拘留我？凭什么叫我‘犯罪嫌疑人’？我问他们，你们懂不懂法律？刑法规定，拘留不能超过七天，可他们一共拘留我整整610天！”
“在610天里，你动摇过没有？有没有过签字的念头？”
“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也没有。更没有产生过签字的念头。我仔细想过了，这个名无论如何不能签。不签他们又不放过我，怎么办？不如死了吧。当时动了几次念头，想从身后的窗口跳下去。我当时在四层楼上，真跳下去估计能摔死。想了又想没有跳。我想，他们为什么下大功夫整我，还不是为了要我的活口？假如我死了，活口变成了死口，死无对证，这个案子就算铁了。这个案子一铁，不光我变成了‘黑人’，我的老婆孩子都变成了‘黑人’，我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可他们活着的，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我不能死，我要留下自己的‘活口’，等机会跟他们讲理！”
“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你入党举手宣誓时，你想没想到在和平时期，自己有一天会经历这样的考验？”
“没有想过。自己在举手宣誓那一刻，想的就是如何听党的话，如何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我是烈士子弟，两岁上父亲为国捐躯，母亲改嫁。我是跟爷爷、奶奶在敬老院里长大的。我是国家养大的孩子，是党养大的孩子。我的身世，S市的人都知道。18岁高中毕业，到S市公安局工作，多年被评为市、地区、全国公安系统先进工作者。以前我心中所想的，就是如何报答党和国家的养育之恩。我万万没有料到，有一天，我会因为听党的话而被党组织所审查、所羁押；还会因为听党的话而蹲了共产党的监狱！”他抬手擦拭眼睛。
“你误会了，这不是共产党在整你，而是共产党内的腐败势力在整你！”孙矿长气愤道。
“话是这么说，可腐败势力实在太强大了。”
“腐败势力再强大，你不是仍然坚持了实事求是，不在假证词上签字吗？”我问。
“是啊。我自打说过这句话，一直就没有变，直到法院开庭，在法庭上我都这样说，一个字都没有变！”
“真有骨气！”我不禁脱口赞叹，“我认为，这才叫真正的共产党员。那些昧良心说瞎话‘配合’的人，根本够不上共产党员的标准，简直丢共产党的党格。”
汪维对我的赞叹无动于衷，他有自己的看法：
“坚持实事求是太难啦！在看守所里，晚上冷，不给棉被盖，就叫睡在水泥地板上。你虽然没签字，可人家已经把你当成罪犯了。由于走得匆忙，我当时身上只穿一件衬衣。看守看着可怜，给家里打电话，通知家属给我送被子和换洗的路５鞑樽橹篮螅莺萆蟛榱四歉隹词匾欢佟Ｋ桥挛页靡薇缓鸵路幕幔蛭阑ǚ绫ㄐ拧５诙欤⒖贪盐易屏说胤剑昂蠊沧乒母隹词厮Ｋ俏说玫娇诠幌б磺惺侄巍５鞑樽橛懈鋈硕晕宜担贤舭。恢拦簿只д瓶瞥な欠⒉频慕巧愕闭飧鼋巧饷炊嗄辏纸挪豢赡芨筛删痪唬馐侨酥Ｇ椋伎梢岳斫狻叶运担阏飧龅吃焙细癫缓细裎也恢溃艺飧龅吃蔽抑朗呛细竦模∷擞质瞧沧欤质且⊥罚质谴蚬馑际俏蘼廴绾尾幌嘈拧Ｎ叶运缸约旱男睦锘埃沂枪膊逞蟮模移拮右彩橇沂恳殴拢叶怨膊秤凶盘厥狻⑸詈竦母星椤Ｎ颐嵌韵衷诘奈镏噬罘浅Ｖ悖ぷ鞫嗄昙抑忻宦蚬耍际亲约褐植顺浴？
“你跟他谈这个，他信吗？还不是对牛谈琴。”我说。
“我不管他信不信，我想谈就谈。反正他不信我，我也不信他，我们各信各的。没法了，他们就对我诉苦，这是上边派下来的案子，我们不得不办。你跟沈卫华是铁杆儿，他的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还是好歹承认了吧。我说，沈卫华是公安局长，我是户政科长，我俩是上下级工作关系。要说我俩关系好，那是工作上配合不错，个人之间没有拉拉扯扯的事儿。我一向踏实、认真地工作，哪个局长不喜欢踏实、认真工作的人？我在公安局经历七任局长，不管哪任局长我都这么干。我最早进S市公安局，论工作资历可以跟所有的人比。沈卫华来后，提过几次副局长，并没有提过我，我对他也没有怨言。我们干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了升官。”
“你这个思想过时了，现在的人可不这么想。”孙矿长笑着说。
“我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就是对任何人都应该公正评价。沈卫华这个人干工作任劳任怨，非常卖力气。来S市三年，到下边派出所检查工作，从没有吃过饭，即便到了中午也要赶回来，不愿意给下边添麻烦。他来S市之后，公安局有多大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后来有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想更快升官……想更快升官的人多了，他们咋不这么干哩？要是想升官的人都这么干，我看国家也就不腐败了。沈卫华在S市公安局，重用的都是干工作的人。不干工作、光琢磨搞歪门邪道的人，他向来不尿他们。不过沈卫华也有不足，办事考虑比较粗，一件事他办过忘了，人家没忘记他的仇，他自己还不知道。他对下边老百姓从不小看，见市长书记有不对之处，也敢大声冲他们嚷嚷，他最后吃亏在这上边……”
沈卫华的这些性格特点，使我不禁想起向程功，他是他推荐的，两人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
“你坚持不签字，他们拿你怎么办呢？”
“他们想从别人身上打开缺口。S市公安局凡是与我接触多的人，全部被隔离审查或非法拘禁，挨个叫他们交待，你给汪维送过礼没有……最后也没查出一个。检察院只好硬性提起公诉，把问题交给法院。法院一阅卷，认为证据不充分，不能定案，对检察院意见大啦。检察院对法院诉苦，你们不知道我们的难处，这个案子每走一步，都要给省里汇报，还不如交给省里去办……”
“难道他们就没有想想，最终提起公诉的是H市检察院，而不是省里的什么部门。现在司法部门开始实行错案追究制了，抱这种想法迟早要倒霉。”我说。
“倒啥霉？办沈卫华案子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后来都提升了。省里原准备枪毙沈卫华，法院坚持改判15年。合议庭否了三个矿点投资45万元是挪用公款，但留下一个矿算挪用20万元，上边的意思不能全否，无论如何得留下一个。我算是协同挪用公款，结果判三缓五。判完我就提出上诉。沈卫华也提出上诉。宣判的案子都上诉，这就是他们的办案结果。当时宁可错判，也要向省里交差，哪怕日后再纠正。二审判决宣告我无罪。在当时压力下，H市法院敢于宣告我无罪，能够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这说明在我们执法队伍中，还有人能够坚持正义。”
“它还说明，以权代法的能量毕竟有限。”我说。
羊毛出在羊身上
早上起来，汪夫人已在桌上准备好早点。吃过饭，我和汪夫人坐在沙发上闲聊。
她是一位小学教师。丈夫没出事之前，一直当班主任。丈夫出事后，她得了心脏病、高血压。同时，两膝上的骨刺也快速增长，以致行动困难，不能再站到讲台上给孩子们讲课，只好病休在家。骨刺在医院屡治不愈。最近听说有一位老中医，用中药治疗骨刺效果挺好，就开始服用他的药。这种药吃下去反应特殊：浑身燥热、肌肉颤抖、头晕欲呕，必须卧床忍耐一两个小时，反应方可过去……因此，她昨晚未等我回来，便早早睡下了。
望着她抑郁寡欢的面容，我想起昨晚汪维说的那句话：“从这件事后，我整个的人都变了。”其实，改变的何止是他一个？他的妻子肯定也变了，他的儿子肯定也变了。
一个人的灾难，往往也是一个家庭的灾难，甚至是下一代人的灾难。
谈过这番话，我要汪维帮忙找几个其他受牵连的人。
他说：“我房后住的是原公安局副局长。他牵涉到受贿一万元，和伙同沈卫华私放犯人，算是犯徇私舞弊罪。他性格内向，在公安局一向威信挺高。被调查组胡乱审查一顿，精神受刺激，时间不长得了糖尿病，接着脑出血住院，又出现肺炎……去年把命丢了，才58岁。”
我问能不能找其家属谈谈。汪维脸上流露为难神色，说：“老伴精神也受刺激，见人不说话，总是低个头……你即便找她，恐怕她也不会跟你谈。”
“我才说找你时，也有人说，你精神受刺激挺大，即便找你，你也未必跟我谈。结果，你谈了这么多。人有倾诉的愿望，不能把委屈总是憋在肚子里。”
“要不，晚饭后咱去看看。有时傍黑，能看见她在门口站站。”
我问现在能找到谁。
他想了想说：“老公安局长谢家驹的家我倒是认识。要不，咱这会儿去他家？”
谢家驹家离这儿不远，我俩步行过去。
汪维边走边说：“沈卫华当局长后搞创收，发挥老干部作用。谢局长已离休，聘任为S市公安局劳动服务公司经理，主管公安局投资的三个矿点。劳动服务公司总共也就五六个人，调查组来后，不分青红皂白把他审查一顿……”
谢家驹也住一个独院，房屋样式与汪维家一样。
汪维上前敲门，黑漆铁门从里面反插着。敲了半天，不见有人开门，只听到院里狗吠声声不绝于耳，听声音一定是只大狼狗。
汪维扭头对我说：“他耳朵背，得多敲一会儿。”边敲边把一只耳朵贴到门上倾听院里动静。过了好大一会儿，扭头笑着对我说：“院里有脚步声了。”
大铁门打开一道缝，露出老人一双警觉的眼睛。
一看汪维，眼神立刻变得温和了：“原来是小汪啊！”
汪维指指我，介绍：“这是从省城来的雨记者。”老人稍稍怔了一下，随即请我们进去，并把大铁门仔细重新反插上。
小院整齐而干净。北墙根处的大铁笼子里，关了一只威武雄壮的黑毛大狼狗，对我又蹦又跳地狂吠不止。老人看我胆怯的样子，朝铁笼子喝斥了两声，里面的家伙立刻偃旗息鼓，乖乖地趴在地上。
老人笑着对我说：“没事儿，它跑不出来。”
好在我们很快走进屋子，又好在客厅门上和窗户上，均安了指头粗的铁栅栏。这样坐在客厅沙发上，心里才有了安全感。
谢家驹由于耳朵背，特意从里屋搬了一把椅子，靠近我们说话。汪维向他介绍我的来意之后，我请他谈谈在沈卫华一案中受牵连的情况。他听明白我的意思之后，立刻连连摇头摆手，显出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样子。
“从沈卫华那件事以后，老局长精神受刺激，你得容他个时间，让他慢慢想想……”汪维对我解释。
谢家驹与沈卫华的牵连，在沈卫华的刑事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九四年春节前后，被告人沈卫华以省文联朋友要赞助为名，向S市公安局劳动服务公司经理谢家驹索要现金二万元。
这是沈卫华犯贪污罪的主要也是惟一的事实。可能这也是老人受牵连和受刺激的原因。过了一会儿，老人的情绪平静下来，缓慢地开口诉说：“自己办了一辈子案，凡是涉及到钱物的事儿，样样要求十分严格……从没有见过像这样办案的。”又是连连摇头和摆手。
汪维说：“我当公安局行政内勤，管理收缴上来的赃物，就是一根针、一条线、一根火柴，也要在账上登记得清清楚楚。这种严细作风，就是受老局长的影响。”
“1995年我67岁……不愿说这事了，一说，这脑子里头就乱……”谢家驹抬手指指脑子，又摇头不止。
汪维代他说：“调查组审查时，老局长正犯病输液。儿子求他们，能不能缓几天再审查。他们不答应，非叫拔了输液针跟他们走。儿子气得跟他们打了起来。”
“什么调查组，简直是土匪！”我愤然道。
“他们倒是没打我，叫我住到学院招待所。没动刑具，光是七八个人，轮流折腾了一晚上……”谢家驹断断续续说，“我就说这事儿，错了，是啥事儿，实事求事地说清楚，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检察院不这么着，他们胡来，不按事实说话，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抄家，硬是抄走我7.2万元。这7.2万元是毛村的卖矿石款，公司当时资金紧张，几个人凑了15万元，还人家卖矿石款……”
“他的意思是说，”汪维见我听不明白，解释，“毛村矿点资金紧张，他们几个人投了15万元进行资金周转。这个矿经营不行，后来卖了，退了7.2万元还他们几个人。他还没来得及还给人家，检察院就来抄家，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钱拿走，至今不还。”
“六年了，不说个长短。”谢家驹继续说，“这是三个人的投资款，他们看我的老面子，不好意思找我要。我欠人家账，心里惭愧……惭愧也没有办法，没钱还人家。这事儿太伤脑筋……办案子就这么胡来，执法犯法。自己办了一辈子案，这还是头一回开眼。我这一辈子没办过错案，从没叫人告过。一个人有能力没能力，有威信没威信，不在于摆架子说空话，而在于实实在在给群众办事儿。我也办过不少大案子，证据都亲自过手，每一个细节都凿得实实的。”
“老局长办案，每个大案都亲自到现场指挥，没有一个案子处理冤过。”汪维说。
“要是老有人追你告状，你还干不干工作？哪像现在，办一个案子，屁股后头留一堆告状的。如今，到北京告状的人多去了。他们整人行，一叫认错就不行了。实际上他们也坐蜡哩，一个个就那个吃喝劲儿，那个花消，天天吃喝，成黑夜打麻将，办案几下月下来，哪来的钱？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听说，光方便面就报了7万元。”汪维说。
两人为沈卫华一案算了一笔经济账——
扣压公安局劳动服务公司账上存款100万元；
宣布公安局五辆新车“报废”价值70万元；
从“犯罪嫌疑人”身上罚款数十万元；
本案总计得款约300余万元。
在沈卫华的资料中，还有一份“H市检察院扣押物品清单”，上面登记了从沈卫华家抄出和扣押的物品，以及刘婕要求退还的物品。其中包括：
现金24万余元；
各种发票与单据5万余元；
桑塔纳轿车一辆，价值15万元；
29寸彩电一台价值1万元；
公安局集资房四间价值9万元；
共计人民币54万余元。
除此之外，还有H市检察院给沈卫华母亲开具的一张白条——
说明条
白凤英（沈卫华母亲）15万元（壹拾伍万元整）。不管什么钱，这是白凤英救儿子的钱。
1995年8月24日
我记得沈卫华母亲说，沈卫华半夜从关押处打来电话：“娘，什么也别说了，先顾命要紧，先顾命要紧……”一家人到处磕头求人借了15万元，给了H市检察院。
沈卫华的妻子刘婕说，检察院收钱后，她要求他们打个收据。他们说什么也不给打。最后腻腻歪歪地给打了这张白条。她要求有个署名，他们死活也不肯署。条中所写“不管什么钱，这是白凤英救儿子的钱。”这句话实在意味深长。
它到底算什么钱，要这笔钱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谢家驹所说“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含义。这还不包括国家给予的办案拨款。
汪维说：“据H检察院的人透露，整个案子历时两年半，耗资30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用的是‘赃款’。”
谢家驹说：“就算是‘赃款’，你们能这样胡花？也应该入账交国库才对。这些人不能见钱，一见钱就抓挠，像疯了一样。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无论如何，我还得找H市检察院，想法要那7.2万元，我不能老了老了，欠人家钱不还……”
谈了一通钱，我转变话题问谢家驹：“沈卫华当局长后，请你任公安局劳动服务公司经理，你们接触过，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啊？”
“这个人直性子，讲义气，说话算数，是个干事业的人。有时候考虑事儿不细，但说了算数……有事儿说事儿，不能一有事，啥都不是了，瞎给人家凑罪。”
我笑道：“老百姓给官员画像，说是‘喝起酒来两三瓶不醉；打起牌来三四宿不睡’。沈卫华是不是这样的人啊？”
谢家驹连连摇头加上摆手：“不是，不是，他可不是不干工作、任意胡来的人。他平时不喝酒，来了人才喝上一点儿。他总在局食堂吃饭。原先公安局没有食堂，他来后搞了个小食堂，搞得还不错。不是没在外面吃过，也吃过，但多数是在小食堂吃。家属来了，就自个儿起火做饭，家属也挺朴实。他不打麻将，不打扑克，不泡馆子，不钓鱼……他是个干工作的人。”
“你说沈卫华这个事，处理得合适不合适？”
“不合适！”他很坚决地说，继而又摇头，“可是不好说清楚。好多事都不好说清楚，想说清楚实在太难了。已经这样了，判了好几年了。”说完低头不语，沉默良久。
“你自己的事有结论吗？”
“有结论。判刑半年，缓刑一年，认定贪污1.5万元。本来已办了离休手续，又招惹来这事儿。认了……公司从老黄的铁矿拿6万元，我打电话给老黄，老黄拿钱来我家；我又打电话给公司一个副经理，叫他过来拿钱。他来晚了，没见着老黄，我把6万元交给他。他已给老黄打6万元收条，他俩办手续未经我手。审查时，他说他收到4万元，把两万算到我头上了。”
“把两万算到你的头上，他可能有他的苦衷，调查组是否也叫他‘配合’，他被逼无奈，只好瞎说……”
“有这个可能。”汪维说，“像我这么认死理、不‘配合’的有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