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上认定1.5万。”谢家驹继续说，“我与老黄都被关起来挨整，见不着面对不了证。事后老黄手里的6万元收条找着了。找着也晚了。没想到，跟沈卫华干事的人，都成了被整对象了，都栽了跟头。如今谁也不见谁，见了也没啥可说。我的事，有时叫女婿去找找，找也白找。老了老了弄档子这个事，你跟谁去说？说能说得清？除了你跟小汪来，这件事我跟谁也不说。现在好多事说不清，说清不容易……”说着连连摇头摆手。
我同情地望着他，心想这件事若是真的说不清，这便是他的余生了。让一位老人过这样的晚年，的确够残忍的。可除此之外，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你是老革命了，”我转换话题，“我想问问你。有人说，现在搞廉政过时了，所以向程功搞廉政倒了霉。照你说该不该搞廉政？”
“无论到啥时候，搞廉政也是对的。能不对么？因为你是共产党嘛。可搞廉政有阻力，搞不成，好事不一定能办好。有人理解，有人反对。腐败势力太强大，好人斗不过坏人。咱不说别的，就说向程功在H市，不管谁有事，都可以随时找他，就这一样事，除了他谁能做到？你现在就是有天大的事，跑断脚后跟，又能找见哪个领导？搞廉政上头说归说，具体到实际差距太大。那会儿人们说，沈卫华坐公爵王车。现在你看看，哪个头头儿坐的车不比那车好……”
从谢家出来，走了一段路，我忽然停下。汪维问我怎么了。我说，谈了半天没谈到主题，我忘了问谢家驹：沈卫华以文联朋友要赞助为名，向他索取两万元的事是否属实。
汪维一听笑了：“你没听他再三说，许多事儿说不清，说清不容易吗？这件事也一样，我看你就别问了吧。”
“不问可以。可你要知道，他这一句说不清，可是叫沈卫华被判两年刑呀。”
从谢家回来的路上，隔条马路碰到一个人，汪维和他打招呼。之后对我说，他原是S市公安局政委，现已退休，名叫朱振业。我灵机一动，说不妨采访他一下。汪维显得有些犹豫，不过最终还是同意了。
朱振业家和汪家住一个胡同，也是一个独门小院。
吃过晚饭，汪维带我前去。朱振业正好在家，请我们坐在客厅沙发上说话。汪维简单说明我的来意。朱振业个子不高，身体粗壮，面色红润，谈话言简意赅，且无懈可击：
“1995年，我任公安局纪委书记，临退休时负责矿点工作。我这个矿，是跟别人联办的。沈卫华的案子涉及到我的问题一共有三个：一、贷款100万，由我出面从农行贷的，矿点搞得不错，盈利340多万，两家分了分，贷款后来全部还清；二、公安局买车从矿上提走18万，给我打了借条；三、沈卫华交来2万元饭费，有单据，由我报销。就这三个问题，账上有记录，清清楚楚。”
他所说的联办矿点贷款100万元一事，在沈卫华一审判决书里的贪污罪行里有记载：
S市公安局和××联办矿点，协议规定各投资100万，沈卫华却从中要回扣20万……
我在K市采访时，沈卫华的弟弟沈卫国曾说，一审认定沈卫华贪污受贿一百多万，他从北京请来律师，上诉至省法院发回重审后，贪污数字大大下降，后将死刑改判有期徒刑15年。在这生死攸关的数字升降中，朱振业是一个重要的证人。
他对此十分明确地表态：“沈卫华要20万元回扣一事不成立。”停顿一下，又说，“这件事是我亲手经办的。其他事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我清楚。100万元投资在账面上写得清清楚楚，沈卫华怎么要回扣？联办人给沈卫华20万，叫他在K市给他征地办玻璃厂，沈卫华给对方写有一张20万元的欠条。”
“这张欠条，H市检察院是不是把它当成了沈卫华要回扣的证据？”
“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经手的事。”
“说起来，沈卫华应该感谢你。因为有你的这个证明，他的贪污数额才大幅度下降，由此保住一条命。”
“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经手的事。”他对我的赞语无动于衷，又说，“我跟沈卫华的关系清清楚楚，他叫我到矿上去是好事，若留在局里管财务，以后就麻烦了。”
我想这可能是他们之间工作安排的事。我斟酌一下问：“你对沈卫华印象怎么样？”
“他这个人胆子太大，办事不计后果。他的事我不了解，我们各负责各的工作，除了工作上的交往，平时没有别的来往。”
我问：“沈卫华二审被判刑15年，你认为这次判得怎样？”
“我不了解事实，不知道判得怎样。”
“沈卫华平时是否从矿上随便拿钱，然后大手大脚地花？”
“凡经我手的账，我都把住了，他想花也花不了。”他思索一下，“他老想一下子还清100万贷款，我偏偏慢慢地还。不能一下子把贷款还清，一下子还清，他思想上该放松了。他知道贷款没有还清，就不会胡来。”
“他同意吗？”
“账面我管着，详细的事他不清楚。”
“假如贷款还清了，他会胡来吗？他是一个胡来的人吗？”
“这个我不知道。凡经我手的事，我都一一把住了，他想花也花不了，想胡来也胡来不了。”
“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严格把关，不仅会减少许多漏洞，而且还会防止领导犯罪。”
他照例无动于衷。“调查组来后找我，我就是这样跟他们说的。”
他的话虽然有点生硬，但可以听得出，他是在坚持一种原则。我想对他说句表示感谢的话，又一想，他这个人是不需要感谢的。
恐惧在蔓延
早饭后，汪维从外面回来，神情有点不自然地笑着对我说：“早上遛弯时，碰见了谢家驹和朱振业。他俩一个劲儿地埋怨我。”
“埋怨你什么？”
“他们说，小汪呀，你昨天冷不丁带一个陌生人去家里，她是什么人？在哪个单位工作？有没有工作证？她来S市有何企图？她了解沈卫华的案子，究竟想干什么？又不是官方记者……今后万一有啥事，咱可说好了，你得承担后果。”
“你怎么回答的？”
“我……这事有点不好说。”
“这事怎么不好说？昨天咱俩不是说得好好的？因为说得好，你不才带我去他们家的吗？”
“是啊。昨天说得是挺好，可今天叫他们这么一说，我……”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拿不准了？我是什么人，昨天我一来，不是就跟你讲清楚了吗？我们不论到谁家，一开始不也是先介绍我的身份和来意吗？我的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的工作是自由撰稿；我的单位就我一个人；我没有工作证，但我有身份证；我的确不是官方记者……可官方记者敢介入这件事吗？事情已经好几年了，有哪一个官方记者关注和采访过你们呢……叫你说我有何‘企图’，你又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呢？”
“是啊，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可他们还是担心……”
“担心什么？担心会再挨整吗？什么年代了，你考虑还有这个可能吗？”
“这事不是我担心，是他们担心。我有啥好担心的？都整成这样了，还能整成啥样？”
“不管谁担心吧，总之是担心。话已经谈了，收也收不回来了。他们非要担心，我也没办法。”
“他们被人整怕了，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你没被人整过，你不可能理解这种心情。”
“我的确没有像你们这样被人整过。但我理解挨整的滋味儿和心情。我若不能理解的话，我就不会大老远从省城跑过来，辛辛苦苦采访这件事了。当初，联合调查组整他们时，他们是否怀疑过联合调查组有何‘企图’吗？联合调查组成员可都来自冠冕堂皇的单位，并且有工作证，还有身份和地位……可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的行为，符合宪法、民法、刑法和组织法吗？从昨天到现在，我并没做违法的事，我完全是按照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在做我应做之事。这有什么可值得怀疑呢？我的心情他们怎么就不理解呢？”
看我委屈的样子，汪维赶紧解释：“他们怎么不理解？只是他们被人整怕啦，惟恐再挨一回整。”
我没好气地说：“照他们这个样子，没准儿真的还得再挨整。”
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并不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他嗫嚅说：“……昨天，我给你的那份材料，我想要回来，反正情况你已经了解了，要它也没多大用……”
我意识到恐惧带有传染性。听过谢家驹和朱振业发出的警告之后，汪维已不是昨天的汪维了。他出于职业警觉，不想让文字留在我手里。俗话说口说无凭，文字却可以成为证据。他真的是多虑了，可我没办法打消他的顾虑。
“可以，我这就还给你。”起身到里屋，从包里取出那份打印材料，很快走出来递到他的手上。
我还想对他说：我并不需要文字的证据，因为我不是在解决问题，而只是提出问题，以期引起人们的思考；你对我的倾诉，犹如你对自己的倾诉；假如你没有伤害自己，那么你也就没有伤害别人；假如你信任自己，那么也会信任别人……但在目前情况下，我知道，我无论再说什么都不会起作用。
因为，他对自己已失去了信任。
他接过那份材料，忧郁而瘦削的面孔，立刻绽现一片灿烂的微笑。我的心里一酸，险些掉下眼泪。
一份冤死人的“口供”
我在S市街头徜徉。一来平息一下自己纷乱的心情，二来考虑下一步何去何从。
我想起昨天晚上在徐家，我曾给沈卫华的侄子沈放打过电话。他在新区派出所当民警。在K市，沈卫华的妻子刘婕曾给过我他的电话号码，叫我有事找他。昨晚通话时，他说他在外地执行抓捕任务，今天上午有可能返回新区。
我到路边电话亭打他手机。没想到一拨即通。他说他已回到派出所，叫我到那儿找他。
我找到一辆开往新区的小面包车。新区是S市的一个小镇，距S市仅十多华里，小面包车一会儿就跑到了。
下车后，我一路打听找到了派出所。
我走到二楼头一个房间门口，向里面探头张望，发现室内气氛异常：一个身材瘦小、头发蓬乱的小伙子，戴了手铐，神情沮丧地站在桌前。他浑身上下沾满尘土，白背心撕破了几个大口子，裤子没腰带，两手除了被铐以外，还得提着裤子。
旁边沙发上，坐了一个相貌英俊的高个警察。看样子，他对那个戴手铐的人刚讯问完毕，正叫他在桌上的讯问笔录上签名。那个人戴着手铐写不了字，他起身过去，用系在腰间的钥匙打开他的手铐，叫他方便写字。他起身迈步时，我发现他的右腿僵直，不能弯曲。
我抓空对他说：“我找沈放。”他盯我一眼，说他就是。
他请我坐到他对面的一张沙发上，继续手头的工作。
戴手铐的人签完名，他重新又给他戴上手铐。这时一个年轻警察进来，问弄完了没有？沈放回答弄完了。那个年轻警察把戴手铐的人领了出去。
沈放重新坐在沙发上，问我找他有什么事。他的神情压抑而拘谨，看得出，我的到来令他不安和紧张。
我说：“我去过了K市你叔叔家里。到这儿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下你叔叔的有关情况。”
他一听，目光立刻变得很警惕，随后又垂下目光，沉静地说：“我叔叔的事我不了解，他有事没事我都不知道。我对调查组也是这么说的。”
“我听说，调查组曾打过你，还把打你和打你婶婶刘婕的声音录下来，对着你叔叔播放。你叔叔受不了，这才承认了调查组叫他承认的事。这是真的吗？”
他迟疑一下，接着断然否认：“没有。调查组没把我怎么着，就是把我叫去问了问，也就放了。我说，我叔叔的事我不了解，他有事没事我不知道。我跟谁也这么说。”
“真是这样吗？”
“是的。”语气并不十分肯定。
我不想再难为他，便转变话题问：“刚才那个人，就是你昨天抓的？”
“不是。是今天早晨刚抓的。”
“今天早晨？昨天你几时回来的？”
“都半夜两点多了。今天早晨天还没亮，就有人报告，起来就又去了。”
“那你没睡几个小时。”
“是。”
“你每天都这么工作吗？”
“也不是每天都这样，不过也差不多。”
“刚才那个人，他犯了什么罪？”
“喝醉了酒，用刀砍了人。”
“死没死？”
“没死。在医院里抢救过来了。”
“他是什么人？”
“是个南方人，来这儿做小生意的。”
“他浑身都是土，衣服还撕破了，是不是抓他时弄的？”
“是。他不会让你好好抓他的。”
“我看你的腿有点僵硬，是不是抓他时受了伤？”
“不是。这是前几天骑摩托不小心摔的。”
“骑摩托抓罪犯吗？”
“是。”
“摔成这样，怎么不休息呢？”
“所里人手少，事儿挺多。”
在他的神情里，有一种任劳任怨的意思，这点意思打动了我。我还问他今年多大啦？他说32岁。问成家没有？说还没有。问因为你叔叔的事？说不全是，但也难免不受影响。我知道他的父母在省城，便说你叔叔不在S市了，你有什么必要还留在S市？他看我一眼，勉强咧咧嘴。
我看他的不安和紧张有所减轻，便请他帮忙找一下东五路派出所原所长蔡征。他的名字曾出现在沈卫华的刑事判决书中，是此案证人之一。
“我可以带你去，”沈放稍稍提起些精神，“他就在附近村里住，我正好也要出去执行任务，可以开车捎你过去。”
我跟在他身后下楼，他的右腿一瘸一瘸的。
楼下院子里，停着一辆吉普车。沈放坐在方向盘前面，我坐在后排座上。吉普车穿过几条马路，继而拐向一个村庄。
车在村口停下。沈放僵直着腿开门下车，向一个站在家门口、怀抱婴儿的女人打听蔡征家在哪儿。上车后他说，还是几年前来过蔡征的家，现在记不清了。
吉普车停在一个农家小院前。
沈放再次僵直着腿下车，到小院跟前看了看，回来对我说，这个院子就是。一进院子便大声叫“婶儿”，又问：“蔡叔在不在家？”
大婶从屋里走出来：“哟，是沈放呀。你蔡叔不在，才到碾子那儿去了。你有啥事儿？我叫孩子去叫他。”
沈放指指我：“是有点事儿，叫孩子去叫一下吧。”
大婶立刻叫一个半大男孩过来，叮嘱他去碾子那儿叫爷爷回来。随后请我们进屋，在沙发上就坐，并为我们斟了白开水。
沈放坐了一会儿，见还不来，就出门去迎。过了一会儿，和蔡征一块儿进屋。我的身份和来意，他大概已和蔡征讲了，故而简洁地对我说：“我还有任务，你们谈吧。”说完赶紧抽身走了。看得出，他想急于摆脱这件事，避免卷进去，因为毕竟他目前还是公职人员。
蔡征身材单薄瘦削，面色苍白，面带微笑望着我。
我觉得有必要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雨翔，从省城过来，想了解一下沈卫华案子的情况。关于沈卫华的案子，官方已经报道过不少。今天我来，不想听那些已经报道过的情况，只想听一听没有报道过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我想从民间角度报道一下。你是沈卫华一案的证人之一，你给我讲讲有关的情况，好吗？”
他微笑着点头：“可以。”目光流露着坦诚，以及隐含的期待与希冀。他抬头略为思索一下，然后用一种平板的语气，缓缓而谈——
“1995年6月6日，联合调查组突然把我叫到S市宾馆二楼，叫我揭发沈卫华的问题。我们派出所，曾和公安局户政科联办了一个矿，所里投资23万元，户政科投资7万元。可调查组硬说，不是派出所和户政科联资办矿，而是沈卫华个人投资办矿。我说不是这样的，派出所有账，你们可以查账嘛。他们说，你不老实，别人都揭发了，你还不揭发。我说，我不管别人怎么揭发，我要实事求是。明明是局里投资，非叫说是沈卫华个人投资，叫人睁着眼说瞎话，这种事我不干。他们说你不干，你就冲墙站着。我说站就站。不叫睡，不叫坐，不叫喝水，饿了叫吃一点点，不叫吃饱。他们三班倒整你一个人，就跟整犯人一样。站也不叫你好好站，叫你平举两手站着，就这样——”说着起身，平伸两臂，演示当时的动作，脸上仍带着微笑。“咱干公安的能不知道？这个罪顶不好受。别看你手里不拿物件，时间一长，比拿物件还难受。”
“我看过一本书，书里描写敌人就用这个方法来折磨被抓到的共产党员。”
“我就是共产党员，他们也是，共产党员折磨共产党员。”停顿一下，接着说道：“从6月6日早8点开始，到６月9日晚9点，整整四天三夜，一直就这样折腾人。主要叫我交待沈卫华从矿上拿过多少钱？我给他送过多少钱？我说，沈卫华从没有直接从矿上拿过钱，我也从没有给他送过钱。他们说这样说不行。非叫你按他们的意思说。还说沈卫华已经交待了，就看你交待不交待了。我说，他既然交待了，我还说个啥？他交待是他的事，你交待是你的事，就看你老实不老实了。看我不交待，就说我不老实，就对我拳打脚踢；要不就用棍棒打，用皮带抽……我实在顶不住，晕过去了。９日晚，趁我神志不清时，录了口供。录的啥内容，我不知道。录完了，叫儿子送我去医院。到了中医院抢救、打吊针，到第二天下午才苏醒过来。住了9天医院。好了就上班了。
“我以为没事了。不料到8月23日，公安局又突然通知，说县委副书记找我，叫我立刻去。公安局副局长也在。书记说，老蔡，检察院找你谈话，要有啥说啥。沈卫华的问题要揭发检举，你自己的问题要澄清。我说行。随后到检察院。他们说，老蔡，上次你装死，问题没说清放了你，这次不怕你再装……不容分说，‘哗啦啦’戴上了手铐。铐上就铐上吧，咱知道这个事，有事没事都是先铐上。接着带上车。手铐太紧，半路还堵车。到了H市一看，两个手掌变成了紫茄子。他们押我到粮食局招待所，上到二楼一进门，就把手铐铐到一个橱子上。橱子太矮，人得就乎它，身子站不起来又蹲不下，就这样——”说着，起身做半蹲式演示。
整了一个白天，我始终没供。到了晚上，来了两个壮小伙子，一个姓刘，另一个不知姓啥，一顿拳打脚踢，我一头栽倒在地下，提起来再打，又栽倒在地下，再提起来打……一打再打，我还是说没有。就改用链子锁打，一打一条红棱子，脊梁背上打满了，又打屁股和大腿……这身子是肉长的，哪经得起这么打，后来起了痉挛，接着就不省人事了……半天醒过来，见自己躺在一汪水里，可能他们见我昏迷，往我身上泼水来着……”
讲这些情节时，仍用了平板、和缓的语气，病态的脸上仍浮现着笑意，越发令我感到惊心动魄、毛骨悚然。
“再一个办法就是‘吃料豆’。”
“怎么个吃法？”
“就是叫你背贴墙站着，仰起下巴颏，一个人用大拇指顶你的喉头。”又起身站到墙边演示，“顶得你实在不行了，这才把拇指放开，叫你喘上一口气，问你说不说，不说再用拇指顶……”
“顶了你多少次？”
“那会儿哪顾得上数？光顾了喘气了。他们说，王海生和赵更虎已经供了，你照抄一下就行。想要我的笔体。我不抄。不抄就接着折腾你，整黑夜整黑夜地折腾你。他们对我说，老蔡，你骨头真硬，比沈卫华还硬。你不是硬吗？好，下回变个花样。”
“又变什么花样了？”
“他们用两条棉被蒙到我身上，两个壮小伙子坐在上面唠磕。天气原本就热，再蒙上两条棉被，人哪能受得了？没过一会儿，我就憋闷得喘不上来气。这回把我憋草鸡了，心想这下完了。接着就昏过去了。他们见底下没动静了，掀开被子问，你抄还是不抄？我透过气来说，不抄！再问一遍，你到底抄还是不抄？还是回答，不抄！当时心想，怎么着也是一个死了，你们就看着来吧！不抄，好！再换一个花样。”
“又换了一个什么花样？”
“这回是把我弄到卫生间里，把我两手铐到衣架上。衣架太高，我只能两手高举着。时间一长，血液不流通，两手就麻死了。他们关上门睡觉去了。我就这么举着、站着……他们睡够了过来，还是那句话，你抄还是不抄？我也还是那两个字，不抄！不抄就又拿被子蒙上头，他们坐在上面唠磕……这样连整了三回。到第三回时，天明了，我实在顶不住了。心想，这样死了也是白死，照他们写的抄吧，弄哪儿算哪儿吧。天明啦，没法啦，先顾命吧。判就判吧，判刑总比死了强，判刑还有熬头，死了就没熬头了。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我说，递给我一张纸。他们立马眉开眼笑了。赶紧双手递过一张纸，还再三把纸胡噜平；又双手递过一支笔，点头哈腰地说，老蔡啊老蔡，你要是早想开，何必受这苦呢。我被链子锁打得浑身是伤，坐不起来。书记员是省检察院的。他是1965年的兵，我也是1965年的兵。他跟别人说，别叫他站起来了，叫他趴着写吧。
“我趴在水泥地板上，手指疼得捏不住笔。他们说，老蔡，慢慢抄，不着急。其实，他们心里比猫爪挠都急，恨不得叫我一下抄好，他们好送去交差。他们已经在一张纸上写好了字，刚抄几个字，心里一酸就哭了，眼泪流得哗哗的……我从部队一回来就干公安，一干就是十几年，连年当先进……没想到，今天蒙受这样的冤屈……”
讲到哭时，他苍白的脸上仍含着微笑。他得经历多少磨砺和考验，才能把一张哭泣的脸，变成一张微笑的脸啊。
“我抄完了，他们按我的笔迹又抄了一遍。然后念给我听。我一听不对，我不是这么抄写的，他们篡改了我的意思。我说我不是这么抄的，一个姓张的不容分说，硬叫我摁手印，姓赵的也叫我摁手印。我不摁，姓赵的不管了，扭身走出去。进来两个壮小伙子，一人拿一条链子锁，又把我一顿好打。边打边骂，你他妈的签了字，又不摁手印，我叫你不摁！我叫你不摁……打骂了两小时，实在受不了了，只好摁吧。拿过来一看，实在没法摁。他们一看我犹豫，两个壮小伙子又过来，把我摁在地上，两手分别铐到两个床脚上。问，摁不摁？不吭声。不吭声就打。打得忍不住喊。一喊就往嘴里堵毛巾，怕招待所里其他人听见。打得实在没法儿了，我说喝凉水。他们说，你想死啊。不给凉水喝，非叫喝温水。怕我喝凉水死了，死了就没口供了。喝完水，歇了歇，缓过气来，终于摁了手印。这下玩儿完啦，算是铁板定案啦！口供由三部分拼凑而成，前边是办案过程，中间留出空白，叫我抄写要钱的那几句话，最后是我的签名和年月日……不知后来档案里留没留下那份口供，真是一份冤死人的‘口供’！”
我要有脚后跟，就去找他们说理
小面包车在路口停下。这是一个停车场，周围停着不少大小面包车。大的是国营的，小的是私人的。一见车停下，车主便跑过来争着拉客。
我不急于上车，想去看看白塔，看它是个什么名胜古迹。可我未能如愿。因为一个手拿票夹的女人朝我快步跑来，边跑边热情地招呼，非叫我上她的小面包车。我问她的车几时开？她说，人上得差不多了就开。我问她的车上上了多少人？她说已经上了不少人。她看我不信，硬拉我来到她的车前，不由分说把我推上车。上了车我一看，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禁哑然失笑：世界上竟然有这样骗人的，明明没有人，她偏说有人，或许在她看来，满车厢里都是人——她但愿如此。既然上来了，就凑合着坐吧。我找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
车上的人终于坐满了，不光坐满，站也站满了。售票女人这才朝司机大嗓门发话：“开车！”
车向西方行驶。群山连绵起伏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地扑入我的眼帘。我怕错过下车地点，告诉女售票员，车到中关村一定要通知我。
小面包终于来到西山脚下。一个小村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村口一棵柳树下，在柳阴下的一个屋檐下，几个鹤发童颜的老人正在惬意地晒太阳。
售票女人扭回身子，朝我大嗓门喊道：“中关村到了！”下了车，我朝晒太阳的老人走去，问孟达的家在哪儿？
一个老人手指公路旁的一条村路，叫我顺路照直走，走到头再打听。我谢过他，边走边打量眼前的景致。
村路弯弯曲曲通向村里。村子顺山势而建，砖瓦平房错落有致地四下铺开。正值下午，村里十分安静。只有农家小院里的牛或驴，在我路过时，突然打个响鼻，或是冷不防地叫两声。村路走到头，竟然没看见一个人影。
我猜想孟达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的宅院一定与众不同。这么一想，果然看见一处宅院，灰砖到顶，高墙矗立，十分气派。恰巧有个担粪桶的男人走过，我连忙上前，问孟达家在哪儿？他朝那个大院努努嘴。没想到真叫我猜中了。只可惜铁将军把门。
我在路边一根放倒的水泥电线杆上坐下来，两手托腮，闭上眼睛，让自己沉浸在山村少有的静谧中。
不知过了多久，耳边突然响起问话：“你没事儿吧？”
我睁眼一看，眼前站着一位大婶。她大概以为我不舒服。
我说：“我没事儿，我在等孟达。”
她说：“他每天下午都到矿上去，估摸这会儿该回来了。”话音没落，又说，“你看，他回来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到。
村路上，一位手拄拐棍、面容威严的老人，缓步朝我走来。他穿一身无肩章的旧警服，脚上穿一双家做的旧布鞋，迈步时左脚有点踮。
我连忙起身迎上去：“你是孟达吧？”他点点头，脚下丝毫不停。
“我有事找你。我早就来了，一直在这儿等。”
“啥事？”问话简约到极点。
我知道跟这种性格的人说话，不必拐弯抹角，所以很干脆地说：“几句话说不清，我们还是到家里再说吧。”
他不置可否。我跟在他后面来到他家宅院前。他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开门上大铁锁。我随他穿过院中甬路来到北屋。三间贯通的房间里，冲门摆放了老式的条几、方桌和靠背椅，左边靠墙一个大土炕，我猜想老人腿脚不便，冬天睡大土炕暖和。在条几上方的墙壁上，悬挂了几张放大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人物，从年轻到年老一字排下来。人物所穿的衣服，反映了老人一生主要的履历：从穿八路军军装，到穿解放军旧式军装，再到穿公安旧式警服……另外还有和老伴的一张合影。
照片上的老人，神态威严，目光炯炯，直视来者。生活中的老人显得压抑和沉闷。
他请我坐在方桌前的一把靠背椅上，自己在另一把靠背椅上也坐下来。然后拿起桌上一个老式茶壶，先给我斟上一杯茶水，再给自己斟上一杯。之后径自端起杯子喝水，同时用眼神示意也叫我喝。语言能省则省。
“说吧，啥事？”
我一边观察他的动作，一边简单说明自己的来意：“我是来了解沈卫华案子有关情况的。在沈卫华的刑事判决书中，曾提到你和他有过经济上的来往。为这件事，你也受到了牵连。你能给我谈谈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他未置可否。清清嗓子，顺着自己的思路说：“沈卫华从我这儿，是拿过钱……”
关于这件事，沈卫华的刑事判决书上，是这么写的——
S市公安局劳动服务公司铁矿负责人孟达（另案处理），为将其子调入S市公安局工作……先后三次送给沈卫华现金二万五千元。
孟达解释：“这两万五千元，是相互借的，我有病时，也曾借过他的钱，谁也有困难的时候。他为买房子，手头一时紧张，我说我借给你吧。分三次给了他两万五。调查组来后，问我给过他多少钱？我说给过两万五。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这笔钱算成是我向沈卫华行贿的钱。不光这，搞铁矿时，为工作方便，局里配给我一辆旧吉普车。他们把车折价，修理费、油费，还有奖金加在一起，共计7万多，说成是我贪污。”
“你担任铁矿负责人，是S市公安局劳动服务公司返聘的吧？”
“是啊。当时我已退休，沈卫华几次找我，非叫我在劳动服务公司挂个名，说是局里要创收，老同志有威信，说话管用。就这么着挂了个名。没想到，这名挂错了。”
“当时政府不少部门都搞创收，这是一股风的错，不是个人的错。”
“可真出错了，他们可不管上边下边，谁弄住谁算谁。”
“你受牵连也挺重的吧？”
“但凡牵连的，没有不重的。抄家就有好几回。抄家不抄别的，就是抄钱。不管是谁的钱，也不管这钱是干啥用的，只要是钱就一律抄走。一共抄走我两万五。抄走就摁住了不撒手。不撒手总得有个说法，这说法得说得像那么回事。于是变着法给你瞎安。说我为给孩子调动，给了沈卫华两万五。哪有这事？我孩子有现成工作，工作挺好，我干啥调他？”
“你儿子是在公安局工作吗？”
“哪有这事？我儿子在他单位干得好好的。”
我想起在白塔镇倒车时，车上明明没人，那个售票女人偏说有人的事。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人，敢于空口说白话。可她只是个售票女人，再敢说瞎话，也只是骗张车票钱。联合调查组可就不同了，他们的手中操着别人的身家性命。
“除了抄家拿钱，他们对你还做了些什么？”
“整了我70天。头一天到那儿，就叫在中间站着，转圈11个人围着，个个手里都提着电棒。我说我没犯法。他们说，你是犯罪嫌疑人。H市反贪局局长说，老同志了，不能胡来。搬个凳子叫我坐下。我不坐，我说我是犯人，没权利坐。他们说，你主要受沈卫华的牵连，你把他的事说清楚就行。我说，他有事你们找他，何必找我？他们说，公安局在联办矿上算股，不是公安局算股，是沈卫华个人算股。我说不是这样，两家有协议，经公证处公证过，你们可以去调查。他们揪住沈卫华不放，非叫我证明，是他个人算股，不是公安局算股。他们写了现成的‘口供’，非叫我在上面摁手印。”
“你摁了吗？”
“你不摁，他们白天黑夜不叫你睡觉，不叫吃饱饭。”老人垂下目光，过一会儿又抬起来，“法院开庭时，我对法官说，他们逼供、诱供，这样的证据不真实。不真实也照样判。你说啥也不顶用。从庭上下来，他们说，老家伙，你真狡猾。我说，不是我狡猾，是你们这么执法犯法太缺德……我办了一辈子案，从没见过这么干的。”
“你以前怎么办案？”
“重事实重证据呀。这都是涉及人的事，得向人家负责……办了一辈子案，连人家一颗烟都没抽过……老了老了开开眼，经历这么一档子事。关了７０天出来，还叫自己掏房费、饭费，共计5000元。平均一天七八十块钱，跟住宾馆一样。住宾馆有这么住的？”
“他们不是说，你是犯罪嫌疑人吗？”
“是啊。犯罪嫌疑人还得自己掏钱挨整，哪个国家也没这种事。”
“S市就有这种事。”
“是啊。怪事都出在S市了。放我出来时，我不出来，非要弄清这件事。他们一个劲儿说好话，老同志，你先出去，出去了再说。出去了咋说？一出来就写了上诉材料，法院不受理，检察院也不受理。没地方讲理。材料二小子一直拿着，时不时就找他们。他们光说好话：圈了７０天，又没给处分，算了吧。二小子问，没给处分，你们办的这事错不错？他们不说错不错，光说别说了，唉，别说了，都是上头叫办的，不办不行。”
老人庄重的样子和他荒唐的遭遇，形成强烈的反差，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这事不说清不行。他们办案太过分。法院开庭时，沈卫华脱下衣裳叫人们看，浑身上下都是伤，牙都打掉了……哪有这么办案的？这事不算完，扣我的两万五我得追，这钱到底黑不黑？你们得给我说清楚。”
“你追他们了吗？”
“我要有脚后跟，就去找他们说理。”
“你就是有脚后跟，你能跟他们说清楚吗？”
老人沉默不语。
“你的脚后跟是怎么回事？”
“从房上掉下来摔的。”
“怎么会从房上掉下来呢？”
“挨整回来，二小子结婚盖房。我说上房看看吧，一下掉了下来。”
“它和你挨整有关系吗？”
“咋没关系？受这么大冤屈。干了一辈子，落这个下场……”
“看照片你还当过八路军？”
“是啊。14岁就当兵到武工队，南征北战，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干，出生入死，捡回一条命；转业干公安，一干几十年……唉，说这些不顶事，没人听你说。家里人老劝，算了吧，又不是光整你一个人，上边一条线串下来的，整了好几十号人……不行，想来想去不行，这口气实在咽不下。”
“你还要多加保重，不要气坏身体。”我又问，“你和沈卫华共过事，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忠厚，对下边关心，有时抗上，最后吃了这个亏。这个人讲真理，为工作敢跟县级一把手吵，没坏心眼，不会整人，不搞阴谋诡计。为这个我说过他，当时他也听，可是脾气一上来，又管不住自己了。咱是这样评价他，别人有别人的评价，一个人一个看法。要叫我说，我就是这看法。”
看看谈得差不多了，我问他认不认识踞县的简长青，他和S市公安局联办过矿。他说人见过不太熟。我说我想给他打个电话，准备回来采访他。他说可以。
我拿起桌上电话，拨打简长青手机。很快拨通了。我首先自我介绍，其次简单讲了我找他的意思。他没等我说完，立刻就张口大骂：“他妈的赵昆……腐败官僚！军阀恶霸！贪官污吏！座山雕！黄世仁！南霸天……他批示省委联合调查组，整我好几个月，坑我几十万，天天还打我……”
他骂得差不多了，我笑着说：“你别光顾骂了，还是跟我定个时间，我们见了面你再接着骂。”
他问我现在在哪儿？我说在中关村孟达的家里。
我问他现在在哪儿？他说在山西省长治县开矿。准备明天上午返回踞县。
我问他在踞县能待多长时间？他说没准儿。从踞县还要去别处。我考虑初次通话，不好进一步深谈，便放下了电话。
我向孟达告别。
他起身拄了拐棍，走出院子，锁好临街大门，然后送我出村。
山村仍然静悄悄的，很少看见一个人影。我想，如果没有沈卫华这件事出现，老人在山村的晚年一定会过得很愉快，但现在无疑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俩走上村外公路，在我来时下车的地方，他挥手拦住一辆机动三轮车，嘱咐司机到白塔镇停车，又嘱咐我从那儿倒车去H市。
“原始取证”与“自由心证”
沈卫华在他的上诉书中写道——
1995年7月中旬，由B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和H市人民检察院组成五十多人的联合调查组，在调查提审期间，他们大搞刑讯逼供，滥用法律，在原R地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三楼东侧南北两屋，把我铐在暖气片上，并用两根一米多长的电警棍轮番向我身上电击，用棍棒、电线、胶皮线、铝线、钢丝绳等非法刑具残暴地抽打我，进行肉体的折磨、身心的摧残、精神上的打击，致使我全身浮肿、双腿麻木、腰部损伤、大脑神经受到严重的刺激，神志不清。他们连续突审我一个月，采取了法西斯式的审讯方式，连续十五天不让睡、不让坐、不让喝水、残酷地毒打我的全身。特别严重的是，他们使用了极为卑鄙而下流的手段，使用了化学药品，将我重昏迷时让我按他们的授意回答问话，并残酷地用烟头烫伤我的右臂，还用拳头、棍棒打掉了我的四颗牙齿。在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在处于半昏迷中，我不得不按他们的授意回答“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株连九族，致使我全家和S市有关人员三十多人受到无辜株连，他们使用非法收审手段，随意扩大收审范围，非法延长审讯时间，执法犯法。
他们提审我哥沈卫东、弟弟沈卫国、沈卫民、侄子沈放，以及我妻子刘婕等人时，残酷摧残他们，致使他们痛苦的呻吟声严重刺激了我的身心。为使他们解除痛苦，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被迫在他们写好的逼供材料上签字画押，之后于1995年11月下旬，他们使用了同样的手段，突审我七天七夜，再次使我在极度昏迷的情况下承认犯罪，并在他们事前拟好的审讯笔录上签字画押……
这是一幅幅多么可怕的画面！我实在不忍心再摘录下去了。这些画面使我联想起《法制与新闻》所发表过的一篇题为《自由心证》的文章，文中说——
……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中，司法裁判人员在真假难辨时，常常借助神意来获得证据。原始的取证方法有水审法、火审法、热油审法、毒审法、圣谷审法等等。欧洲国家进入封建社会后，证据制度取代了神示证据制度。一度，法典曾把被告人自白，规定为完全的证据，即不管内容如何，只是以此作为“证据之王”。后来，“自由心证”取代了“证据之王”，即法律不预先规定各种证据的证明力，而由法官或陪审员根据自己的良心或理念，对证据进行自由的判断。其判断标准是看法官或陪审员，心里是否对证据相信，故而也叫“内心确信的证据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历来采用自由心证的原则，如美国在刑事诉讼中采用“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即若认为证人所出证据只要有可合理怀疑之处，即可判定被告人无罪。什么是“合理怀疑”？美国多数法官拒绝回答，因为对“合理怀疑”一词来说，没有比其本身更清楚的回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