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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梦难圆
洪峰
洪峰本姓赵，1957年11月生于吉林省通榆县，祖籍也是东北。1978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1982年毕业后到白城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任教。1984年底，又调到长春市，在《作家》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88年到北京，就读鲁迅文学院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创作学硕士研究生班，1991年1月毕业。现仍回《作家》杂志社供职。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生命之流》、《湮没》、《瀚海》、《极地之侧》、《走出与返回》等中、短篇。1988年出版过小说集《瀚海》，被列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
01 序
1997年5月末，大约是中国球迷的判断力再一次经受考验的日子。很多人搞不清那件东西为什么要来，也很难想清楚它要干些什么，许多人甚至吃不准是不是真的想看见它。我也是。我有点晕头转向，脑袋里乱七八糟。
世界杯不可思议地来到中国，中国也不可思议地承受了这个虚幻的荣誉。那是很奇怪的一个晚上，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某一个大厅，世界杯就放在一个很古怪的架子上面，金杯的身后是涂满颜色的墙壁，那是比毕加索的绘画还要复杂的颜色。世界杯的单纯和背景的喧闹构成了非常尴尬的《足球之夜》，主持人黄健翔头一回呈现了不知所措的表情，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同样有些不知所措了。后来我想，这大约就是中国足球和世界杯之间的距离，它们彼此之间都很陌生，谁都不能判断对方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在北京集训的中国国家队的许多球员很关心那个金杯是不是真的，中国人被假冒伪劣产品弄得格外多疑，他们有充足的理由问问这个。这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你不必去责怪中国球员的无动于衷。在竞技体育中，痛苦和欢乐只属于那些距胜利最近的人，对中国足球来说，世界杯的形象还没能进入视野，它像初秋的雾一样不可捉摸。
1990年夏天，马拉多纳带着他的同伴走上领奖台。离他稍远一些的地方是马特乌斯率领的德国人。足球始终按着倒叙的方式奖励强者。亚军总是先于冠军登上颁奖台。四年前在墨西哥城，马拉多纳站在台下看着德国人接过银牌。四年后一切都变了，这一次阿根廷人走在了德国人的前面。我们看见这个阿根廷痞子一边哭泣一边挂上银牌，他不肯相信自己会失败，他忘掉了德国人在这一年的确最好，他也忘掉了自己的球队九十分钟之内只有两次离谱的射门，他还忘掉了自己用手把足球“踢”进了希尔顿把守的球门。这个阿根廷痞子只记得自己不应该失败，他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别人，但这一次马拉多纳做对了：他拒绝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握手，这也是只有痞子才干得出来的事情，马拉多纳面对老头子毫不在乎，他还敢骂阿维兰热是“黑手党”。这个令阿根廷人最痛苦的时刻因此染上了幽默的色彩，小痞子对老痞子伸出的手不屑一顾，他非常幽默地替全世界受苦受难的足球绅士出了一口恶气。马拉多纳的哭泣于是变得叫人同情，全阿根廷人都在泪水中看见了马拉多纳的可杀不可辱。
四年后的夏天。在美国那个炎热的球场，巴西人赢了，它在自己的足球历史上写下了胜利的但却是尴尬的一笔，一百二十分钟内巴西人毫无建树，但它终归还是赢了。意大利人输了，巴乔和巴雷西踢飞了点球，皮球飞过球门的瞬间，命运就把意大利人踢进了黑暗。巴雷西哭了，他无法站立，满脸参差不齐的胡子和咧开的大嘴，都使这个三十多岁的意大利人看上去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他的痛苦当然不是一个孩子所能理解的，那是一个优秀足球队员全部梦想的破灭。在那个夏天，我相信所有意大利球员都会终生遗憾，所有意大利球迷都会和巴雷西一样痛不欲生。
我只是想说，世界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无法讲述的故事。每个中国球迷都会有许多心情，但我们始终缺少接近世界杯的痛苦和欢乐。在足球世界里，欢乐和痛苦肯定是最极端的感受，我们在每一次期待之后都发现自己远离了这个世界的两极；一片茫然之间，中国足球都会意识到自己的痛苦与欢乐和世界杯的存在几乎没有关联。马拉多纳品尝过手捧金杯的欢乐，接下去又尝了失去金杯的痛苦，但马拉多纳肯定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运，他肯定想不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人连痛苦的机会也不曾得到过。或许正因为这些，马拉多纳只能是足球场上的巨人，而在人类生活中却是小丑。
中国足球呢?小丑也不是。这大约很少让中国足球人感到安慰。
毫无疑问，这座“大力神”杯是很多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一生的梦想，它甚至不是这项运动的结果而是某种不可言喻的象征。它从来不属于谁，但胜利者可以在它的身体上刻下自己国家的名字。世界杯构成了特殊的时间和历史，它的背面是一代一代球员拼争的身影还有亿万球迷的呼喊和哭泣；或许什么都没有，它只是一座纯金铸成的奖杯，他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全世界只有一座，只有绿茵场上的最强者才有资格拥有四年中的一个瞬间，然后是轮回的期待和梦想。
四十年来，中国人数度追赶金杯的光环，演出了一场又一场让人哭也不能笑也不能的闹剧，不知进入1997年这些毫无新意的演出是不是到了该落幕的时候。世界杯在这种时候来到中国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它如同一个石油大亨走进了一群拾煤渣的落魄汉中间，激起的只能是自惭形秽和不切实际的狂想；或许还有我们听腻了的色厉内茬的决心和宣言。世界杯就这样来了，它给中国足球一个绝妙的讽刺，中国足球还它一个鬼脸。我想，这大约是本世纪中国足球能给它的球迷一个最大的奇迹了。
世界杯的争夺总是激动人心的，从本质上说是悲伤的。90世界杯的主题歌《意大利之夏》应该是对足球运动的最好表达，它和我们的《亚洲雄风》的英雄主义截然不同，《意大利之夏》表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更改的共同命运：人类对自身困苦的不断抗争和不能避免的失败；人类在这种抗争中悲壮地迎接这个结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判断，才产生了奥林匹克精神；也才有了不息的努力和没有尽头的失败；也才有了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会流下的泪水；也才有了找着暴发户感觉的马拉多纳和罗马里奥。还有激流勇退的普拉蒂尼和贝肯鲍尔也才有了足球引发的战争和足球带来的短促和平；也才有了足球总理和为了足球的自杀。
足球的世界就是这种形象，我们时而接近它时而远离它，中国足球在这个形象面前始终像一个被毁容的少女一样绝望和悲愤。我们也有欢乐的时光，高丰文让中国足球进入了一回奥运会，他的球队带着“最没有进取精神”的奖赏回了家，但这毕竟是中国球迷唯一可以炫耀的东西了。更多的时候，我们有备受欺骗和羞辱的感受，球迷们的自尊真的让中国足球的这台绞肉机绞碎了。他们学会了世界各地球迷都很陌生的东西——理解球队，宽容球员，忍受中国足协的无所作为；还学会了输球后的默默无语。
'98世界杯外围赛又开始了最后的决战，中国队不会给中国球迷带来快乐，它只会在球迷受伤的心上再撒一撮盐或者干脆再捅上一刀。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我到了大连。我的想法是忘掉该死的世界杯，我的想法是看—看中国职业联赛的冠军球队，看看大连万达的四十七场不败到底能说明些什么，看看大连队面对主场的胜利和国家队的一塌糊涂到底有多少欢乐，我更想看看我们的足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想法，我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平静的旁观者，我只是要让中国足球给中国球迷一个清晰的面孔。做到这些并不很容易，在中国特色中的足球更加不单纯是足球，剥落它的外衣肯定比让一个中国少女在长安街上裸跑还要困难。但中国足球毕竟包容在世界足球里面，因而我们尚有章可循，我不信中国足球只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表演私欲的舞台，更不相信中国足球丢尽了球迷的脸还老虎屁股不能摸。我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很痴心的球迷，这会让我拒绝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文化面孔；我还知道我的欢乐和悲伤并不具有特别价值，我只是想让更多的球迷听一听他们的同伴对中国足球的诉说，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普通球迷对中国足球的诉说。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这种诉说由声音变成了一种文字，由相聚的谈论变成了一本书籍。
就这么简单。
上篇
02 1997年9月13日大连金州
沈阳球迷助威团在这天早上3点15分离开沈阳，这一天我起得很早，妻子在门口说：“我也看看这场球。”我说：“你在家里替我祈祷，中国队赢。”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有些沉重，那或许是很不好的感觉。我没有流露这种感觉，尽可能带着希望上路。
车队在高速公路上一点一点拉开了距离。沿途遇见了一起车祸：三辆汽车撞到一起，一辆小汽车的车头已经没了，挡风玻璃上有一个很大的洞，洞的边缘呈放射状形成几十条裂纹。我猜测一定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冲破挡风玻璃射了出去，但愿这个人还活着。
到达金州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体育场外面有许多人，其中一些人手里捏着一沓一沓的球票，他们卖得很便宜。比原价格低了许多。二百八十元一张的票只要一百元。入场时遇到了很多麻烦，我的面包也被警察抓出去丢了。警察还用金属探测器在你身上探测。然后又有警察伸手在你身上摸一遍用口是很糟糕的感觉，跟你心爱的异性摸你完全不同，这种拍抚使你周身都会产生被虫子爬一遍的那种恐怖和恶心。
这一天金州赶上了晴朗的下午，看台上的球迷始终无法安静，鼓乐不时响起，还有人不停挥舞手中的旗帜。足球场是这里唯一安静的地方。绿色的草地和上边蓝色的天空还有看台上密集的球迷，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致。我已经是第四回坐到体育场看球了。第一回是1985年的5月19日，那时候我出差去南方路过北京，一个朋友给了我去工体的球票。比赛输了。第二次是1990年夏天，我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混日子，刘毅然也是很痴的球迷。他买了大约六七张球票，我们一共去了和票数相当的人。比赛输了。第三次是1995年秋天，我和赵力群从阜新赶回沈阳，那天辽宁队迎战广州太阳神。比赛输了。一下子就到了1997年，张昕说他们的总编辑吉明刚打算送我一套球票。
我当然很高兴，但张昕送票来的时候我又开始犹豫，我说了前几次看球的不幸。张昕说：“事不过三，这一回肯定行。”一路上我老想着“事不过三”，但心里还是盼着中国队千万别先进球。我更愿意这场比赛以0：0结束。我把这个想法跟同车的一个记者讲了。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很乐观，认为中国队能赢。我当然也希望中国队能赢，但我不相信能赢，我认为我比戚务生更了解亚洲足球，而且相信我看的比赛比中国球员和教练都多，中国球员和教练的时间都花在比赛和训练上，我则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电视看中国以外的比赛。我对杨一民带回的伊朗队情报深表怀疑，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伊朗队胜韩国纯属偶然这个结论的。
我有点崇洋媚外，对足球尤其如此，我确信德国足球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项目。它不可能选择低能的球员去自己的国家挣钱。代伊、巴盖里和阿齐兹能进入德国甲级球队可不是拉关系走后门的结果，这三个人构成了伊朗队的中轴线，这标志着一支球队形成了最坚强的脊梁。我不知道中国队靠什么去摧毁这条中轴，除非出现奇迹。
球迷们一直不肯安静，一直吹一种怪声怪气的喇叭。
北京来的球迷还在《中国足球报》上发表了倡议，大意是建设一个文明的主场。这一天他们也来了，集中在一个看台上，他们开始齐声喊北京球迷最顺口的“傻×”。口号声一下子把全场震住了，似乎每个北京之外的球迷都无法判断出这句“傻×”是不是文明的标志，他们只能默默地听北京人喊了四五回“傻×”。
此前我不知道北京球迷来了，这一回果真知道他们来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想到了他们在《中国足球报》上的那篇倡议书，然后想到这才真是一伙“傻×”，分明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让全国球迷瞧不起。果然有球迷开始起哄，哄得北京球迷很孤独，不是“傻×”是什么？
球赛开始的时候天色有些暗了，两国球员进场热身时享受了不同的待遇。伊朗人试图跟看客们交流中伊友谊，但被中国球迷狠狠地哄了一家伙。这没什么可指责的，主客场的全部内涵就在这种哄叫声中了。后来，我在凌晨两点多钟时回到家里。我非常饿也非常渴，我吃了一些很凉的东西然后喝了水然后进了卧室。妻子醒了，她说：“心里边难受吧？”我说不难受。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录音机里只有山呼海啸般的叫喊声，我感觉中一直是赢球时的声音。妻子说：“中国队进球的时候我乐得在地上乱蹦，真有点彪了。”她是辽南人，那一区域的辽宁人把发疯发傻都说成彪了。我没有说什么，心里别扭极了。妻子又说：“怎么能这样呢？让人家一下子进了四个球？”我说我不知道。她又说：“干吗让人高兴呢？莫不如开始就输两个了。”我说是这样。妻子又说：“伊朗队真的比我们厉害是不是？”我说是。这时候已经是天要亮的时间，她又说：“伊朗队员真吓人，眼睛跟狼似的。”我马上想起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伊朗队那个代伊和巴盖里。我还回想起我在动物园里所见到的狼的眼睛，那是一种平静的冷酷的充满寒意和杀气的眼睛，它看着你仿佛你根本不曾存在，它似乎凝视着你身后的某种东西，你不寒而栗。是这样的，代伊和巴盖里就睁着这样的眼睛。妻子又说：“我们进了球怎么会是那样的表情？”我问：“哪样的表情？”“好像受了多大的冤屈终于昭雪了一样。”
“伊朗人呢？”“他们进了球很高兴，像孩子似的光是高兴。”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球员和外国球员的不同了。这种不同使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负重踢球，要想发挥自身的潜能谈何容易？究竟是怪教练还是责怪我们的教育方式呢？
比赛开始了。全场三万多球迷都大声唱国歌，那是一个让人有流泪冲动的时刻。我看见中国球员手拉着手，他们的脸实在太僵硬了，这不是好兆头，他们应该放松肌肉把力量转移到自己的眼睛里，但我们的球员每一双眼睛都有些紧张的神色，他们的求战欲望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突然附加了别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但我也跟随他们紧张起来。
比赛开始了。伊朗人有些放不开，他们每一次拿球都遭到三万球迷的嘲笑，同时也遇上了中国球员近乎疯狂的抢劫。伊朗人不时把球踢到界外，这使他们遭到更大声的嘲笑，看样子伊朗人有些傻了。但赛后古汉告诉中国人，为了破坏中国队的速度节奏，他指示球员不惜把球踢出界外。这看似发昏的方式果然抑制使了中国队的进攻速度，中国教练员当然不知道这是一种计谋，他和球员及球迷一样被鼓舞了，而我们的体能就是在这种冲击中一点一点消耗了。赛后戚务生把体能不足归结为心理紧张，听起来很有科学道理，但事实上我们没能把握住节奏，而掌握了节奏的人就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在这场比赛中，如果中国队不是意外领先两球，真的就会只剩下输球了。伊朗人本想后发制人，但失球使伊朗人不得不提早改变自己的节奏。可以这样讲，不管中国队怎样提前消耗了自己，但毕竟打乱了客队的战前部署，也就是说中国队在无意识中占了先机。我们就是在这种占尽先机的大好形势下输掉这场比赛的。如果我们的教练和球员有经验，这场球至少不会轻易输掉，我们就有了很好的局面。
比赛结束了。全场没有了声音，所有人都不肯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几个中国球员朝观众挥了挥手，然后低着头走出草坪。戚务生有些发呆，他肯定和球迷一样不愿相信大好河山就这样奉送给了对手。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体育场外面到处是汽车，它拥挤在金州狭窄的街上，警察格外温和地疏通人群和车流。我一时间找不到“沈阳球迷助威团”的车队，我窜来窜去四处打听，但没有人知道沈阳的车队。后来我听到有人叫我，我的心放回肚里，沈阳电视台的体育记者朱挺也同样乱窜呢。再后来我们上了汽车，我渴极了。嗓子干得说话也费劲；还很饿，但吃了一口就吃不下。
中途在一个加油站有许多人下了车，我没有动，实在没力气。我更担心买了水喝得憋尿，天太晚了，停一回车都会让同行者着急。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忍耐几小时，我知道这不会让人死。我让自己努力忘掉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努力想一些和足球没有关系的事情。
后来我成功了，我注意到身边坐着一个小伙子，他一直脸朝窗外。我发现他很年轻。比一股的男人更白些。这时候他回过头来，于是我开始分辨出这是一个女人。我很尴尬，因为我差一点就叫“嗨！小伙儿。”
那肯定会被认为要耍流氓了。如今的女人遇着真流氓只会害怕，对惹着她的老实人反倒不依不饶一副抗暴安良的架势。我说：“女球迷可不多。”她说：“我喜欢足球也才近几年的事。”这时候又有几个人加入了谈话，没有人谈这场比赛，都谈一些别的。我只是东一个西一个问，他们东一个西一个说，后来演变成几个人相互说明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个女的说她每天都打保龄球，每天都要消费二百元左右，她还伸出手让人看手指上的茧，我不知道保龄球怎么打，但想象中应该磨出老茧。其他人看样子都没有她的那种优势，就讪讪地说些别的。我说：“一般人没法养活你是不是？”她说是。我说我一个月的薪水才八百元，只够她打四天保龄球。她说一般人的确消费不起。这时候我想到自己的妻子，她肯定不会要求打保龄球的，她甚至舍不得花一百元买一张球票来看球。我于是很激动，想自己没有下车买矿泉水喝是正确的，一个人最好的活法是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知道妻子可以在晚上去沈阳北站的广场上逛一圈，那里有免费的花和绿草可以观看。还有变幻色彩的灯光广告可看，也不收钱。我们不去想保龄球馆或者KTV包房，憋得狠了，在家里唱几首歌也挺高兴。至少。我们有电视可以看，里边经常有很好的电影。
到达《辽宁日报》社时沈阳已经十分安静，我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里边是中国队进球时的狂欢。还有中场休息时球迷唱歌的声音，还有一些球迷的叫骂声，还有我对录音机说话的声音：“中国队现在进了球，范志毅罚中了点球。”“这是中场休息。”“李明为中国队进了第二个球。”接下去再没有解说的了。我已经关闭了录音机。它里边记录了我和球迷的欢乐。我想在这—天我只须记住自己曾经是多么快乐，我不想让那种从天空直坠而下的绝望和恐惧留在我的生活中。
03 猜想大连
大连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当一个外乡人来到大连的时候，你的确找不着更好的说法去判断它，想来想去只能说：“大连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其实没这么简单。在我的印象里，大连很可能是一个虚荣的城市。我的印象来自辽宁人对大连的概括——“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这句打油诗所选取的物质成分决定了它创作的年代不会太远也不会很近，民间诗人们在今天不会使用“料子裤子”，在五十年代之前也不会使用“料子裤子”。我的猜测是这种评判至少了有四十几年的历史，对一个城市来说，四十年只是某种传统的一个片段，但对于人群来讲，它足以完成几代人的使命。这句打油诗很容易使人想到一个更久远的故事，那也是一个和虚荣有关的故事。故事说一个人用猪肉皮擦了嘴巴然后出去和闲汉们吹嘘自己的山珍海味，他的神话被拆穿的时候他正享受闲汉们羡慕的注视，他的儿子挤进人群说：“爹啊！快回家吧！你擦嘴的肉皮让狗叼跑啦！”大连的当代标志是它的服装节，每年一度已经有了八九度。每一年秋天，大连市的人民体育场便成为展示大连市的舞台。
据说大连人民受益非浅，大连的国际知名度也因服装节而跃升。的确服装节不仅请来了中央级的领导，还请来了一些曾经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如今退了休的名流，比如说基辛格和加利，就如同日本联赛买来了40岁的法尔考和昙花一现的斯基拉奇一样让世人惊奇。虽然体育场的草皮每年都要被蹈足欢歌的演出踩死。虽然每次重植草皮要花几十万。但和提高大连知名度相比肯定是小意思。据说大连市有用不完的钱。
对于一个外省人来说，大连的现代神话和我没有关系，我的收获是通过看电视知道了大连有一个能用英国话致开幕词的市长。记忆中当时我目瞪口呆了。在那一天晚上，我的耳边一直是中国市长的英文，再也听不见歌星们的歌唱了。我想，市长肯定代表了一个城市最本色的东西，我还讲不清大连的本色是什么。
但肯定不是“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时代变了，苞米面大部分喂猪，料子裤子不再是上品，大约应该是生猛海鲜夜总会两万元的裘皮衣和三千元的月薪还有服装节的礼花。当然，全中国的球迷都不会忘记，大连还有足球。对于球迷来说，大连就是足球的同义词，中国足球的同义词。服装节是大连自己的事情，球迷没兴致评头论足，球迷们关心的是中国足球，而大连足球就天然地成了中国足球的关注焦点。比如万达队的连续不败，比如王健林和迟尚斌，比如大连金州的主场赛事，比如中国足球和大连足球能给球迷什么礼物，比如……大连足球是不是中国足球现代神话的延续者或终结者？
大连在我心里真的有趣了。我希望自己重新拾回十年前对大连的感觉，那种感觉使我满怀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依恋。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正开始成为一个对写作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一个对生活开始表达敬畏的老年人，一个把大连当作音乐启蒙导师的心怀感激的学生。那是1987年夏天，那时候的大连还没有顶级球队，这个城市的足球精英都去了沈阳，他们代表辽宁足球横扫中国足坛，正一年一年接近着“十连冠”的最后辉煌；1987年的大连也还没有服装节和讲英语的市长。我记忆中不能消逝的是大连一条叫作兴工街的街道和街道交叉处的一架铁桥和桥下的盲艺人，还有灼热的阳光、嘶哑的歌唱还有额头滚落的汗珠。
记忆保存下来的东西肯定是一个人生活中和命运相关的部分，但我很难说那个夏天的中午和我的命运有什么联系。那个中年男人拉一把二胡，面前放一顶帽子，他唱一支歌。他的声音很哑，但唱得非常投入。
不知为什么我就坐到了他的面前。天很热太阳很毒，他比我幸运，用不着担心阳光灼眼，流浪艺人一般都双目失明。他头上的汗珠不停地冒出来，我也是。我大约听了一小时还多。后来我一边走一边就能唱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流浪艺人。我有预感，有一天会双目失明。这种预感规定了我的生活，我尽可能延迟睡觉的时刻。我什么都看。我希望尽可能多地看些东西，希望陷入永久的黑暗以后能说出光明的样子。在那天下午。我肯定流出了一些眼泪。十年了，我一直都不能回忆出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找只是惊奇：那是我头次听到《橄榄树》，然后就会唱了。这个夏天成了我喜欢音乐的开始，但局限于听流浪艺人的演唱，即便是陪妻子上街我也不会在流浪艺人身边走过去。我并不强迫妻子也听，她可以到就近的商店里去，远一些的更好。我可以挤进人群听他唱和演奏，但我已经不能获得1987年夏天的那种感受。我知道没理由失望，我的喜欢是真实的。我愿意少喝一杯可乐把钱扔进艺人的帽子或者罐头盒。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小声唱《橄榄树》，我的眼前经常会出现居住了18年的土房，我的外祖母就死在那间土房的小土炕上；还有后面的护城壕。城壕上种了玉米和豆角，这种时候玉米都掰了，一群孩子进行着激烈的八路打日本的战争；在护城壕的一端，是日本人当年的碉堡；还有，我家的土房和许多人家的土房都盖在城壕圈定的大平场上，那里曾经是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刑场……我没有理由不喜欢大连，准确些讲没有理由不喜欢那个教会我唱歌和思乡的大连。它肯定连接了我生命中某些已经开始中断的部分，否则我肯定不会来到辽宁，更不会在1997年秋天又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虽然我实知道这一次到大连不再是寻找某一个流浪艺人，也不是为了重唱“我的故乡在远方”，但感觉中1997年的大连肯定是一个让我陌生的城市，一个让乡下人惊悸不安的城市，一个比只会讲中国话的小说家自惭形秽的城市。幸运的是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中国的一只足球，那只圆得飞不进对手球门的黑白相间的足球。
我头一次面对硬皮本子无所适从。这种硬皮十六开一百页的横格本子一直是激发灵感的可见物质，但这一回我没有把握。在第一个夜晚，《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林建法睡了，他为了替刊物拉赞助去陪某个老板打保龄球。他回到宾馆时已经子夜，后来他睡了，我却用睡不着了。我穿上衣服出去，外面当然很黑。但大连的夜晚显然比沈阳的夜晚多出许多灯光。站在平台上我可以感觉到海风那种特别的潮湿，我突然有些怀疑这次大连之行的必要性。我想到了9月13日的那个主场赛事，我又一次目睹了中国队先胜后败的掺剧，也头一回看见了大连球迷的平静和无奈。在这天凌晨，我问黑夜还没有结束的大连：一个不折不扣的足球城怎么会如此平静？国家队输得如此难堪，足球城为什么能如此平静？这种平静到底表达了什么呢？是某种成熟还是无奈？是放弃了希望还是学会了忍耐和等待？不管是什么，足球城的平静让我惊讶，不管搞新闻的人怎样去赞美中国球迷，我依旧不能理解这种平静。我觉得这座冠军城市不应该是一座如此平静的城市，它比任何一座城市郡有理由产生回响，它有一万个理由对金州的失败爆发出愤怒。让我惊奇的是9月的大连依旧美丽，夜空有灯光折射出的点点水珠，夜幕下有夜总会不灭的欲望之火。还有一件事在我心里萦绕不去，那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十岁儿童，他从山西阳泉到了金州，他想买一只球让国脚签名，我不计较明星拒绝了孩子的敬意，中国球员对人的不尊重并不让人意外，他们的教养还没有教会他们尊重自己。我伤心的是一个宣称“天下球迷是一家”的饭店老板把一只不值百元的小足球卖给了这个孩子，他居然要了两百多元。我猜测足球在这里构成了一条奇特的食物链，但不管怎样我想象中的大连在1997年的9月不应该是这种样子。那好吧，我们去看看万达俱乐部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并不着急。肯定是大连这个宁静的夜晚让我疑惑，我甚至怀疑有没有必要了解这支47场不败的球队。我回想起万达和泰国冠军的那场比赛，万达的确赢了，但我总去不掉心中的那份难堪。我觉得朝鲜裁判充当了万达的第12名球员，那不是我理解的足球，更不是我渴望的胜利，就如同我不喜欢中伊之战张恩华得到的那个点球。我宁愿裁判成为我们的放手但我们还能取胜，因此我格外把尊重献给伊朗。万达不败在中国足球引起的反响非常浑浊，大连人的骄傲因此也显得没有根基。
04 足球的背景
我的面前有几本书，这是万达队96赛季夺得冠军时出版的一套“大连足球系列图书”；我这里还有另一个统计，金州主赛场的球票全部售出，扣除各种支出，惧乐部有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赢利；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万达足球都应该受到称赞。由万达不败得出中国足球不幸的结论也好，因金州挣钱骂万达唯利是图也好，都不值得腾出精力去反击。这些人只是一种“红眼病”的典型患者，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理睬。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万达的两种成功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它除了说明中国足球的低水平竞争还能说明刚刚成为暴发户的农民心态。
这套丛书记录了大连万达足球队职业联赛的历史，它还给球员和教练写了小传，其中有一本书是专门写迟尚斌的。这本书有二十几万字，讲述了迟尚斌的很多故事。作者石雪清倾注了很多感情和精力，他讲出了一个中国冠军球队主教练执教的基本过程，无论怎样评说，这都是一本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完成的书。很奇怪．读了石雪清的书以后我发觉迟尚斌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我想象中的冠军队主教练似乎不应该是迟尚斌这种人，虽然迟尚斌得到硕士学位还吃过很多年的日本料理，但我总感到迟尚斌身上缺少点什么。我当然说不清他缺少什么，我希望国家队的十强决战能帮助我了解迟尚斌。后来我认为找着了，迟尚斌缺少的东西也是戚务生金志扬高丰文徐根宝们同样缺少的，也正是因为这个。迟尚斌有理由有资格充当冠军球队的教头。
丛书中提到万达惧乐部和董事长王健林的地方不多，报纸上的王健林有传奇英雄的味道。和大连的朋友提起王健林，他们的反应让我迷惑，他们都回避和王健林有关的话题,还有人告诉我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欠了很多外债，还说王健林的家人都在东南亚的某一个国家。对政治和经济我始终外行，我只是偶尔从电视里知道一些诈骗和携款外逃的案件。我觉得这些人似乎暗示了电视里的故事，我马上想象了王健林正携款外逃。这种想象使我毛骨悚然，我开始怀疑自己正准备和—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我把这个想法跟林建法讲了，他对足球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很懂改革，他说他也有相似的反应。后来我们谈到了前北京市的书记陈希同，结论是王健林无论有多大的本事也不会比陈希同更大。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至少此时此刻，王健林还是好同志。我的意思是说王健林对足球肯定很热爱．即便他真的揣钱跑了。大约也是因为中国足球真的没了希望，他大约想去揣钱搞别的足球。我只是担心王健林会不会跟他的市长一样会讲英国语，如果他不会讲，他在外国的日子肯定比市长在外国还要费劲。我想王健林多半不会讲英国语，因此他充其量逃到海南岛或者南沙。用不着担心，我相信党和人民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应该相信万达和它的董事长，东西南北中都在党的领导下，万达集团当然不能例外。最初的想象和恐惧只能表明我对改革开放缺少深刻的认识，这一回我终于接近了本质，我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见见王健林见见迟尚斌见见万达惧乐部，我只需关心足球就够了，其他的由党和政府去管。千万别模糊了自己的角色——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球迷。
任何一个没有丧失记忆的球迷都知道中国人对足球的偏爱起自何时。那还是一个没有桑拿浴和歌舞厅的时代，还是中国球员只拿工资和补贴的平均主义未结束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没有今天这么难以遏制的欲望，足球场似乎是他们唯一可以撒欢和放肆的地方。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中国队大胜科威特仿佛成了不能重演的历史，中国队先失两球再进四球如今还输给了沙特和伊朗。很有趣的是我们很容易找到自我安抚的方法，球虽然输了，但中国足球从此编织了一个“志行风格”的体育神话。这个容志行如今有一面大鼓一样的肚子和转动也很吃力的粗颈，他一直做官做得惬意，心安理得地让“志行风格”成为自己攀岩的软梯。在1981年，苏永舜和容志行唤起了中国人对足球的热爱，然后苏永舜去了加拿大，新西兰人去了世界杯的主赛场。我记得中国队反败为胜的那天晚上，东北师范大学几乎成了篝火晚会：许多窗子开了，有燃烧的床垫和棉絮飘飘而下；街上口号声使人联想起五六年前上街“闹革命”的情形。还能记得大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当李富胜扑出科威特人射出的点球时。欢呼声简直把楼顶掀开了。大教室前后不少于30米。只有—台18寸的黑白电视机，但它足以让正在准备考试的学生们感受一回疯狂和放松了。后来的事情简单多了，中国球迷怀着悲愤斥责沙特阿拉伯人的不仁不义，怀着复杂的心绪迎接国脚的归来。那大约是中国球迷第一次朦朦胧胧地感受了竞技体育的残酷，第—次对胜利和失败进行了模糊的反思。但我们始终没能反思中国体育的弊端，直到何智丽在乒乓球台上的拒绝，人们才真正开始理解体育精神和国家利益、团队利益的冲突。这时候我们再看1981年的沙特，你不能不说沙特人还是相当中立的，他唯一的错误就是不该让中国队和新西兰队自己去拼个死活。当然，这只是中国足球自己的看法，多多少少有用“体育精神”的大帽子扣人的嫌疑。
事情毕竟过去了很久，但中国人对足球的热情却从此变得浓烈。也正是因为一只脚已经踩进了世界杯的赛场，中国足球从此变得夜郎自大。中国的足球人多年来一直都认定自己是亚洲强队，毕竟中国队得过亚洲杯赛和亚运赛的亚军嘛。苏永舜直到今天还依旧强调中国足球可以和亚洲诸强争一短长，但苏指导失却了一个很简单的回忆：他带辽宁队之前一直以为凭它的实力掉级属于意外，待去了辽宁才发现队员的水平比最坏的假想还差。其实中国足球整体上的欠缺正如同辽宁队，苏永舜的评判还停滞在十六年前中国胜朝鲜、斩科威特、逆转沙特阿拉伯的那个时代，如今的中国队已经没有当年的那些特长和优势了。不是说我们没有进步，只是因为别人进步得更快而我们进步缓慢。其实这是相当委婉的说法，真正的含义应该是进步慢和进步快一旦成为相对的比较，就意味着退步。
或许中国足球的比赛比当年更激烈更残酷对个体的要求更高，但一个时代有自己的时代水准。就如同贝利成为球王而无可争议一样，谁都清楚贝利时代的足球远没有今天这样激烈，对身体的要求也远没有今天这样高，进球的难度也没有今天这样大。完全可以这么讲，贝利的时代不会再有了，如今的足球已经演变成某种复杂的工程，纯粹的个人表演只是在特殊的场合才会找到机会。现代足球似乎正展示一个国家的综合力量，它愈来愈和现代科学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足球比赛在关键时刻变得索然无味。每支像模像样的球队都要配备庞大的后勤和医疗保健，都要事先进行细致周密的情报分析，都要把球队每一个球员重新拆解和组装。即便你是世界足球先生，也只能服从一个整体的作战计划，否则，世界足球先生也同样在场上无所作为。罗纳尔多无疑比许多人有威力，但缺少了队友的全力支持也会显得愚钝。他在意大利国际米兰的最初几场比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前场有些发呆，在后卫的盯防下总是跌跌撞撞。后来稍好了一些,那是因为米兰的队友给他提供了支援，于是罗纳尔多开始进球。阿根廷自从有了马拉多纳，它的足球便成败系于马拉多纳一人。马拉多纳与其说是阿根廷的攻防核心，莫不如说是阿根廷队的精神领袖和灵魂。其实每支球队都有自己的领袖和灵魂，只不过没有谁像马拉多纳一样不可替代。马拉多纳老了，阿根廷队也显得六神无空，它正在一团混乱中苫苦挣扎。'94美国世界杯赛阿根廷队中道而返，1997年的阿根廷队试图重塑现代足球的团队精神。它已吃尽了苦头,似乎正逐渐脱离马拉多纳巨大的阴影。没人知道阿根廷在1998年的巴黎会是怎样的表现,但一支习惯了依靠巨星的球队很难有大的作为，在欧洲的团队精神面前阿根廷肯定没有机会重现1936年马拉多纳鼎盛时期的那份辉煌。
现代足球正在一天天形成拒绝个性的机器，每一个人都是这台机器上的部件。当然，人们还没有忘记挑选最优良的部件进行组装，他们将决定这台机器是否能运转良好并且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这应该是中国足球所面对的足球背景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足球已显得力不从心，我们既缺少巨星也缺少综合力量，因而我们每一次对世界杯的梦想总是破灭。但这并不是中国足球的末日，可怕的是我们知道这些又不肯去改变。可怕的是我们明明知道自己落后却又妄自尊大。
05 开始和结束
'98世界杯外围赛开始了。我们面对着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这是几支和中国队有很多的历史纠葛的球队。从苏永舜到施拉普纳似乎都有过战胜阿拉伯球队的战例，但每一次都没能冲破西亚人的包围。戚务生战前也曾告诉中国球迷，中国队有对付西亚人的办法，中国队从来就不怕西亚队，对这些阿拉伯人我们保存着很好的心理优势。谁都相信这一点，我也信，问题是心理优势转化为战场优势完全是两码事。而真正的心理优势必须有技战术作为支持。
中国队派出了杨一民去加拿大猎取伊朗人的情报。他带回了伊朗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录像。那本录像带的效果和杨一民的结论同样糟糕。杨一民认为伊朗队并不可怕。接下去中国的舆论界和教练组也认为伊朗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一直认为这是中国教练为了鼓舞球员采取的心理计策，但总觉得这是很笨拙的计策。中国球员不是呆子傻子，他们看过伊朗队怎样6：2狂胜亚洲老大韩国队，他们不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有战胜伊朗人的把握。当一项计策背离了球员的根本判断之时，一场比赛的胜负事实上已经决定了，因此我才会说中国队员并没有输给伊朗，只是我们的教练输给了伊朗。从比赛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队教练根本就不曾想到过中国队会领先，更没有想到会2：0领先。突如其来的比分使中国教练所有的部署变得非常荒诞，场上的球员当然不可能很好地应付这种意外的局面。在足球发展到今天的时候，落后两球大逆转的情况并不多见了，但偏偏中国队遇着了两回。
如果说亚洲杯对沙特可以原谅，这一次对伊朗则无论寻找怎样的理由都不能原谅。足球终究不是篮球，大比分不是它应有的规律，稍稍的稳定都有机会扩大优势或者至少保持均衡。2：4的结果终于暴露了中国教练的无能，也使我知道李传琪赛前的预测和信心是在欺骗自己和欺骗球员。
9月13日中国队主场负伊朗的这场比赛惹起的倒戚风潮其实不过是中国球迷对足球失去信心的继续。这场比赛值得中国足球反思的东西非常丰富，只是因为世界杯外围赛还有7场比赛要打，球迷们还怀着希望看中国队创造奇迹。他们还没有精力去探究更多的秘密。
06 臭皮匠哲学
苏永舜指出了这场比赛中我们指挥的失误，许多足球人也指出了戚务生的失误，更多的球迷指出了戚务生的低能，但没有谁指出戚务生已尽了全力，甚至说教练组尽了全力。我们不该怀疑戚务生金志扬迟尚斌的能力，他们无疑是中国足坛上最优秀的教练。我确信苏永舜想到的、杨秀武想到的、年维泅想到的、曾雪感想到的，戚务生和迟尚斌、金志扬也都想到了，甚至更全面些，但每一个中国教练一旦担当了现役主教练，都会在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上犯相同或相近的错误。身在其外时谁都是明智的和智慧的，但身临其境时又都会陷入同样的困境。这是中国教练员们的共同命运，无论哪一个都不能例外。要创造这个意外也容易，比如说高丰文曾经率队冲入了奥运会，但那时候的中国队赶上了好时候，除了水平下落的伊朗，我们没有遇到真正强硬的抵抗。日本在那时候还是中国队的脚下败将，中国队从来不把它放在眼里。应该说高丰文的例外并不能证明中国教练已经修成正果，高丰文的两个“黑色三分钟”才是中国教头的真实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