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总人口五百多万，其中市区人口两百五十多万，这个城市相当于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口总和，相当于丹麦的总人口，比瑞典少比挪威多。大连的足球人口据大连人自己统计达到28万，从事足球训练的人有4000多人。也就是说，大连是真实的足球城，它甚至相当于一个或几个以足球为主要运动项目的国家。如果大连的足球水平确实很高，它完全有条件组成一支国家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至少可以成为一支在亚洲所向无敌的强队。大连足球虽然为国家队输送了七十名以上的球员，而且仅从八十年代以来就达到六十名上下，但大连国脚照旧没能改变中国足球失败的命运，几乎每一次失败都能看见大连籍国脚的泪水。
大连球迷肯定已经愤怒了：难道大连足球反倒成了中国足球的罪人了？
大连足球对中国足球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谁看不到这个或者故意歪曲只是说明谁的心术不正。就如同当年有人说“十连冠累不累”一样，如今大连万达的不败是靠自己的实力打出来的，不能因为不败就降低自己的水平，“十连冠不累”，“万达还要不败”。万达如果败了，必须败在强大的对手脚下，只是这种对手还没有产生。时下的大连队，只有自己才是敌手，打败它的只有它自己。就像亚洲区十强赛中的韩国和伊朗，车范根说：“韩国队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古汉说：“只要不输给自己，别人就打不败我们。”
差别只在于韩国和伊朗面对的是亚洲诸强，大连万达面对的是中国甲A的球队。以中国国家队在亚洲的实力，我们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大连万达的老大只是低水平竞争中的产物，也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意思。
建国将近五十年，还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大连这样占据着中国足坛霸主地位，“十连冠”的辽宁队其实也就是大连队，只不过旧体制把大连足球戴上了辽宁省队的帽子罢了。广东曾经和辽宁对抗过，如今江河日下已经沦落成二流球队；上海也曾得过冠军，但属昙花一现；北京、山东、天津都曾经爆过冷门，但终归不成大气；解放军队一直在甲级驻足，但他们主要依靠的还是大连球员。完全可以让大连球迷骄傲也完全可以让大连球迷心酸，就看你是如何看待大连足球和中国足球的关系了。
当我们把大连足球重新放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中去考察的时候，我们便不能让大连足球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大连只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大连足球毕竟是中国足球的一部分，它的水平不可能超出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足球人口的多寡，入选国家队人员的多少，都不能证明大连足球凌驾于中国足球之上，它既代表了中国足球最高水准，就同时表明了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准还相当低下。
我谈到了教练水平整体低下的因由，也涉及了现行体制下人的思想是如何落后于时代，那么，在足球自身的发展中肯定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拖住了中国足球的滚动的速度，要逐一分析清楚的确是太困难了，我只希望抓住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
20 民族情结阻塞有效交流
先说中国足球最要命的一个问题：缺少与足球强国的有效交流，足球的闭关自守在各项运动中表现得尤其顽劣。
这其实是一种很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做怪，是近代中国盲目排外在现代中国足球上的延续。我很想把它和民族的东西分割开来，但看样子要分割它如同挖出心脏去检查病因一样荒唐。足球毕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殊产品，它没办法挣脱国家、民族和历史的制约，踢球时大家都遵守相同的规则，但规则之外的东西就带着各自的印记，它们甚至制约了一个国家足球的走向和进步的速度。我们也在试图向足球发达国家学习，学巴西，学德国又学英国，但都不能学到真谛，这中间有—个人们不曾注意但却非常重要的因素阻碍了学习——我们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放下架子，并没有真的想从头学起，我们只是“洋为中用”，这种典型的“洋为中用”适用于很多领域，但却很难适用于体育。竞技体育是硬碰硬的东西，它往往简单到“行就行，不行就是不行”的地步。它不是哲学不是宗教也不是党派纲领，它是人的精神和技能的结合，而学习的东西从根本上讲是技能，这种学习稍有虚伪便会一无所成。而妨碍中国足球学到技能的深层原因恰恰是精神，这种精神恰恰又不是体育精神，它源于中国的独特历史。这种历史决定了我们对外的心态总是不能平衡和达观，学习时就难免先人为主有了某种拒绝，有了这种潜意识的拒绝，任何学习都只能是事倍功半。
中华民族曾经是文明发达的地域，我们曾经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非常伟大的贡献，可以说古代中国一直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但不知什么原因中华民族在近代就演变成一个落后的民族，曾经是祖先的辉煌使后代过分相信自己的强大，一种有理由的自信妨碍了我们的进取精神，我们用轻蔑的眼光看待同类，把别人都看成“蛮夷”和“奴”，而别人正是利用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他们对中国的皇帝礼拜有加，学去了中国人创造和发明的所有东西，洋人真正领会了“中为洋用”的核心，他们很快便迎头赶上并且超过了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近代史的屈辱正是在这种彼长此消的背景下开始的，而这个时期的中国人还停留在“世界中心”的梦想里不能苏醒。当洋人要求和中国平等对话时，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们的辞典中没有平等这个条目，洋人却在自己的发展中确立了“平等、自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看上去是掠夺和反掠夺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的冲突，双方在这种时候都已经视对方为野蛮和愚昧，胜负只能决定于武器的批判。
战争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的创伤，血肉之躯和英勇献身并不能抵抗洋枪大炮和铁甲战船。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无论哪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对洋人的仇视转化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直到毛泽东，也还在宣传“原子弹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普通中国人并不渴望落后，只是封建时代的当权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坑害了自己的民族。世界发展史也都表明了相同的情形，腐败的统治得以维持的最好方法便是实行“愚民政策”，“愚民”最有效的方法是隔绝人们与外部的往来，隔绝的唯一手段是制造出虚假繁荣和没有参照系的强大。清政府在这一点上登峰造极，它一方面割地赔款，一方面还要保持天朝权威。只是由于中国民众身受洋人之害，民族矛盾才从此深植内心，在此后的百十年里始终对洋人持仇恨、怀疑和排斥态度。在这种民族情绪后面，是我们对洋人的畏惧和害怕。问题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自说自话欺骗自己，而一旦真刀真枪打了，就难免溃不成军。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在近百年来落到了最低点，而当代中国尚未把这种民族自卑情结完全解开；改革开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这种情结，但中国人终于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懂得了要振兴自己就要虚心学习进而大步追赶，国富民强之时中华民族才有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十几年中国的大门真正向世界敞开，我们用一些损失换来了更多的进步。足球当然也是开放的受益者，只是它的进步更多的受到了人为的阻碍，说人为的阻碍，绝不是说足球人都是一些坏人恶人，这只是一批满脑子“自力更生”支配下的爱国者，不幸的是这些人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太过单纯，往往反倒阻碍了自身的进步和强大。
21 新时期的叶公好龙和夜郎自大
徐根宝兵败之后，中国足球引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洋教练。虽然中国足协和足球界对这种举措分歧不小，但屡战屡败的局面也确实推动了聘请外籍教练的进程，施拉普纳在中国所受到的欢迎也表明中国球迷对本土教练失去了信心，在那段时间，施拉普纳成为中国足球之神就没有奇怪之处了。随着国家队在伊尔彼德的失利，我们对施拉普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同样正常，比赛的结果最能说明问题，施拉普纳即便真的有水平，但我们确实没看到他如何显示。接下去就换上了本土教练戚务生。这是一个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我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我想到的是中国足协在请洋教练的时候并没有发自内心的诚意，稍懂足球的人都知道国家队教练的首选条件是这个人是否有率队参加过大赛的经历，而且必须是很成功的经历。比如说来中国的南斯拉夫人拉德和前苏联的内波姆尼亚奇，他们都有把弱队带进世界杯赛场的历史，后者还创造了“非洲雄狮”的奇迹。施拉普纳虽然来自足球强国，但他只是德国足坛上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他的曼海姆队的确打上了甲级并且当年就取得了好名次，但接下去施拉普纳就去做生意了。车范根知道施拉普纳，他只是告诉中国同行，曼海姆队的战术简单但狠实用，这支球队靠凶狠和身体踢球，一旦强队了解了这种打法，曼海姆队就无法在德甲立足了。据说马克坚一行到德国进行了考察，但我有理由怀疑考察的认真程度和可靠程度。德国的好教练多如牛毛，偏偏选中施拉普纳不能不让人感到疑惑。不管怎么说，施拉普纳的水平显得太业余了些，战术没有，队型没有，只剩下一群小伙子在足球场上瞎冲乱撞。眼界还不那么开阔的中国球迷也不免要问，洋教练怎么这样差？中国教练也不会是这种水平吧？花钱请洋人不合算吧？
中国足协放下了所有的权力，把一切都交给了施拉普纳去管，这是他们第二个让人怀疑的地方，这种做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先例，但我们干了。
我的想法是：请洋教练是足球决策层为缓解国奥队失败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方式，是为了平息中国球迷对本土教练的不满而不得不为之，在他的的真实方针策略中，从未打算让外国人占据中国国家队主帅的位子；这也是他们为了表明新的领导机构是开放性和革命性的一种姿态。我想拖拉普纳的命运早就在这层人士的预料之中，他们只是想由此证明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洋教练并不比土教练强，中国教练在施拉普纳闹剧之后登上舞台就顺理成章。施拉普纳也没有实质性的损失，他原本就是一个商人。在足球上失意并没有影响德国老头的生意，他甚至在中国扩大了他的商业地盘，开始推销施拉普纳啤酒。中国足球却因此受到了格外巨大的损失：开放性收缩了，请外教的呼声减弱了，低水平的本土教练重新领导了国家足球，一切又都恢复了过去的模样。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才更加怀疑这个转折是人为造成的，它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现实和世界足球的现实，它只表明了“洋务”派的失败和“本土”派的胜利，最终是一种保守势力重新掌握了中国足球的生杀大权。我说的保守势力并不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也真心地希望中国足球腾飞，但他们不愿让这种腾飞假他人之手完成，他们更想由自己去完成。问题仅仅在于，这些人不知道足球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是孤立的，它必须融入这个传统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世界的总趋势是和平与发展，它的核心是相互间的对话和交流。足球并不能有所例外，我们落后就要学习，这里不涉及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体育有自己特别的精神，我们必须尊重这个精神。
我们的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等项目在世界上领先，外国人就想方设法请我们的人执教和参赛，所谓的“海外兵团”正是由外国人的礼聘才形成的，没听到有谁讲过洋人不要脸。洋人在这些方面比我们更有世界性目光，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全球大家庭中的普通分子，不要还抱着旧有的“世界之中心”的玄想过日子，更不该把体育的正常交流看成关于国家民族尊严甚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十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基本的也是最显著特点就是和外界的交流、向先进国家学习，也就是这个问题才格外受到非议。说穿了依旧是几千年文明形成的历史包袱压迫着我们，使我们一旦面对了开放就想到“八国联军”的入侵，就想到了屈辱的殖民史和洋人对中国的虎视耽耽。“自力更生”的提出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如今世界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并不是由一两个国家就可以主宰世界，中国的处境也有了变化。
我们迫不得已才进行了“自力更生”，如今可以用更便捷更省力的方式得到更大的实惠，为什么不让人庆幸呢？中国的经济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开放和搞活是首要的策略，体育的腾飞同样得益于这个策略。
足球是个例外，它并没能很好地使用这个策略，它还停滞在相对愚昧的时代。只有重新调整头脑中的思想观念，我们才会老老实实真心诚意向足球发达国家学习，才会不再演出施拉普纳式的闹剧。在新的时代下重新理解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重新理解引进和自立，应该是中国足球界最迫不及待的问题，这个东西解决不了，我们依旧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外部世界，我们依然还会在黑暗里摸索许久。
对外国人的仇视和不信任不仅仅存在于高层人士之中，开始的阶段中国球员也有类似的过敏反应。职业联赛第一年，郝海东和广东外援大打出手其实也是同样情绪在起作用；降组后的辽宁队引进了乌拉圭外援、我们的球员在训练中甚至故意踢人而且双脚飞踹，恨不得把人家的腿踢断。情绪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教练员同样这样反问：“洋教练有什么了不起的？”徐根宝就是顶不服施拉普纳的人，肖笃寅也是，陈亦明也是，这怪不得他们，谁让你没能引进真正高水平的外援来呢？问题是这些人不应该由此就认定自己行，你只是面对外国的三流才会有此信心，真正遇见大师仍旧什么都不是。
9月中旬去中央电视台参加他们的《实话实说》，主题是关于甲A是否要引进外援。我有些吃惊，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要讨论这种虚晃晃的问题。后来才知道，有一批人大委员联名写信，状告足球引进外援妨碍了本土球员的生长，还有一个理由是凭什么把钱都让洋人挣了？节目搞了很长时间，播出时就删得差不多了，但基本上反映了讨论的面貌。别说，还真有反对引进外援的，理由恰恰也是那两条。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一种大中国的民族情绪起作用，许多人就是从感情上不肯接受引进的现实。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人，但他们的爱国热情用错了地方，他们本可以去大连的金州体育场为中国队加油鼓劲，去同声高唱国歌，那时候的爱国主义才显得更真实更有用处。
主持人是一个很机敏的年轻人，他很客观，这大概是中央电视台的特色。中央电视台的年轻人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经常假装着没有倾向性。讨论当然没有结论，但赞成引进的还是占绝大多数，大家只是反对引进“水货”。这也应该看成是对中国足协的指控，如果不是引进施拉普纳，也不致于戚务生赶鸭子上架把国家队糟蹋成如今这副模样。恰好那一天有许多从大连赶到北京的球迷，成都的、襄樊的、重庆的、武汉的，差不多都很激动，都在说要好好学习欧美足球，一定要引进高水平外援。北京国安队的领队还说外援给国安带来许多好东西，中国的年轻球员憋足了劲要赶超外援。杨群还说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球员也会成为别的国家的外援。黄健翔说外援虽然挣得钱多些，但他们给中国球市带来的收益更大；国安的球员要拿工资，还要养老金和住房，相比之下，不能就说钱让外援赚了。毕熙东说挣钱多少有个生活起点问题，外国球员的生活起点高些，我们看他在中国挣得多，但在他们自己国家里就不算多。
但反对请外援的人最终还是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
看看，一下子又把事情扯到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上去了。没有谁把外国人看成是中国足球的救世主，我们只是因为落后才去学习，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只不过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然后才有能力自己救自己。中国足球的发展最终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当然要自己救自己了。
22 学学日本抓住我们的机遇
在中国足球的现实中，从根本上改变观念肯定至关重要，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和快，中国足球就能早一些和世界足球的潮流汇合，否则我们肯定要越追越远。
我们的近邻日本是世界上民族意识最强的国家之一，但战后的日本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一个以“大和民族”为世界中心的国家成了一个最善于学习的国家，也成了最能吸纳外人精华的国家，在这种新的国民精神指导下的日本很快就发展成世界上最具经济实力的国家，如今的日本的确又重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在足球方面它也不甘居于亚洲中流，它照葫芦画瓢，还是引进。它希望引进能带来自身的进步，日本人花了数不清的钱请了法尔考、济科、布赫瓦尔德、莱因克尔、斯基拉奇、劳德鲁普、斯托依科维奇，还请了奥夫特、温格一大堆大球星和外国教练。短短几年，日本就一跃成为亚洲的强队，谁碰到它都难说不是生死之战。日本足球如今只欠缺一份大赛的经验，一旦这个方面有所补充，它肯定将是老牌亚洲强队夜不能寐的心腹大患。
不说日本，我们的周边国家都在这么干，其中不乏那些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越南就请了德国人。
其他亚洲足球强国也这么干，沙特、科威特、韩国，只有几个不肯改革开放的国家才拒绝外籍教头，比如说伊拉克。足球发达国家也并不只相信本土教练和球员，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格兰、荷兰，这都是传统的足球强国，但他们依旧把足球搁在传统中，把交流和引进看得格外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比你差的比你强的都这么干，你凭什么就要“自力更生”呢？这种近视的爱国主义实在有害，它最终只能导致我们越发落后越发挨打。
'98世界杯外围赛是又一个历史契机，中国队出线与否又会给新问题留下两个答案。如果我们能全面客观地评估自己，中国队出线与否都不能表明中国足球在世界上有了一争高下的实力。我们必须坚定自己的方针和策略，加大引进的力度，并且不仅仅局限于国家队，只有全面引进，我们的足球思想才会有质的飞跃。和王健林的会面很集中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正是王健林对引进外籍教练方面有十分坚决的态度，我才敢讲大连万达有可能给中国足球做出新的贡献。上海人在这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这或许是上海一直处在中国对外交流的前沿的缘故。上海人在引进外援方面做得坚决，从斯托依科夫下课到安杰依登台，申花俱乐部彻底打消了本土教练重执申花帅印的念头，申花等于向足坛宣告：一定要在这方面干到底，甚至可以置申花的现实战绩于不顾。上海不仅仅是申花，其他的几个俱乐部也采取了相同的方略，豫园、浦东都是外籍教练，而且上海舆论和球迷也都表达了他们的支持。遗憾的是其他俱乐部缺少这种革命的环境，他们还是满足于在自己现有的资源下折腾。比如说辽宁队，下了杨玉敏上李树斌，下了王洪礼上杨玉敏，下了杨玉敏上王洪礼；比如说广东队，下了岳永荣上陈亦明，下了陈亦明上郭亿军，下了郭亿军上岳永荣；越是足球历史悠久的地区，这种闭关自守越严重。他们总是在内部换来换去，还是一些老面孔老方式老打法老思想，就是不肯放下架子请外人。在这种地区，他们一直认定“我们有中国最多最好的人才”。这种想法或许不错，但他们就是不愿正视中国足球整体落后的事实，就是不肯屈尊求教于天外之天人外之人。
从全国十几支甲A、十几支甲B的实际情况看，我们面对着相当顽固的守旧势力，这种传统势力并不那么容易就让出地盘，学习和引进只是在有限的几个俱乐部里行得通，大部分俱乐部还认定“中国国情”比足球规律更能决定一切。我们的大部分中国教练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愿有外藉教练带球队，中国助手起到的作用大部分都是消极的，虽然没有谁傻到公开做梗，但暗中拆台的事屡干不爽。从施拉普纳到维尔纳再到浦东的乌拉圭人，都是在莫名其妙中就卷了铺盖，外籍教练的直来直去在中国助手的太极神功面前很快就一败涂地。我敢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中国教练没有真的为球队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中国足球的大计着想，在现实的个人利益面前，他们的爱国主义和事业信念只是一堆骗人的空话。
23 关于“特殊国情”
自从中国因政治制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创造了“特殊国情”这一政治词汇之后，许多事情一旦遇到冲突便使用它来解释。随着改革开放的领域不断拓展，“中国特殊国情”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在足球界，这个概念不带积极意义，它成了向外界学习的一个障碍。俱乐部不能向国外看齐，是因为“特殊国情”；引进外籍教练不成功，是因为“特殊国情”；球员市场混乱，是因为“特殊国情”；反正一旦出现了问题，一句“特殊国情”就遮掩了一切，仿佛“特殊国情”是一个万能的借口，而使用这个借口的足球人几乎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扭曲了“特殊国情”的积极意义，把它变成了保护自己既得利益、不思进取的理论武装。
对足球来说，它虽然因民族特质的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但足球本身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变更。对于同操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来说，他们和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一起构成了美洲足球，它和本世纪九十年代才为人注意的美国足球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战术模式。美国足球更趋同于欧洲，而欧洲足球虽然有拉丁派和力量派，但整体上又区别了美洲。作为一项体育项目，欧洲的强大足以影响世界足球的发展，往往哪一种足球率先进入哪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足球就染上了闯入者的色彩。比如说非洲足球，它们都和法国式的足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足球既有很好的技术同时也有更强烈的侵略性，这肯定和非洲人先天的生理特点有关，如果说足球受“特殊国情”的制约，往往在这些方面才显现出来。我的意思是说，球员的先天生理条件的不同才是真正意义的“特殊国情”，这些条件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人适合于踢哪一种足球。欧洲人的生理特点和非洲人、美洲人都不相同，他们只能使强壮和战术结合得更好才有可能抗衡美洲人的灵巧和柔韧。欧美近百年来一直难分高下，都是因为一直看重自己的“特殊国情”，各有长处又各有短处，谁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对方的长处，谁学得更快更好，谁就会抢占先机。94年美国世界杯赛巴西人能杀出欧洲人的包围夺取冠军，取胜的根本原因是加强了战术方面的革命，他们学到了欧洲足球的理性精神，放弃了只重过程不重结果的表演性踢法，它更像一支欧洲拉丁派球队而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巴西足球。哥伦比亚人不信邪，它死抱往南美传统不放，其结果是每场比赛都能很长时间地戏弄对手，但最终还是被对手抓住时机一蹴而死。
对亚洲足球来说，近几十年来也正因为师承不同的足球传统面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西亚国家还有东亚的日本，他们都把南美足球作为自己的榜样。对西亚的球队来说，他们学巴西学阿根廷似乎更合适些，阿拉伯人的身体条件似乎天生与南美足球有缘分，也正因为如此，西亚足球才有可能在94年世界杯中闯入十六强。日本人学巴西有些勉强，虽然他们也努力像巴西人那样跳桑巴舞，但总是跳得很僵硬。我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更适合南美人的那种奔放和无拘无束，但他的战绩至少说明他们还没有成功。同是西亚人，伊朗的足球却染上了欧洲的色彩，这是一种更崇尚力量和战术的球风，肯定是伊朗人的身体条件更适合于接近欧洲，因此伊朗足球在亚洲一直是很可怕的力量，如果不是战争不断破坏了伊朗人对足球的注意力，这支球队完全可以像土耳其一样和欧洲的任何一支球队杀个天昏地暗。韩国做事肯定要区别于日本人，他们老早就瞄上了欧洲，早年有车范根独闯西德，后来又有金铸成踢德国甲级联赛，这或许是德国式足球在韩国人心中扎根的潜在因素。韩国人讲纪律重体力热心于战术设计，这使他们能连续进入世界杯决赛圈，虽然至今尚无胜绩，但毕竟一届比一届踢得更好，它还差一点逆转了老师傅德国队。克林斯曼赛后心有余悸，对韩国人的顽强和努力惊叹不已。
轮到中国，马上会发现一个奇怪的足球。我们学巴西、学德国、学英格兰、学匈牙利、学俄罗斯，但最终没能把任何一个学成。从这方面看我们并不着重“中国特殊国情”，似乎我们的国情适合任何一种足球又对任何足球都不适合。我们派出了一支“健力宝”，在巴西折腾了好几年，结果一比赛就显示了它的不堪一击；我们还派了一支国家青年队去德国和俄罗斯临阵磨枪，结果东亚运动会上让韩国人灌了一个0：7。
如今又要重新挑选少年先锋再去南美和欧洲，看样子并不看重“特殊国情”，我们只是在引进时才看重中国国情。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走出去”只会给中国带来好处，而“请进来”则会直接威胁中国足球平庸之材的生计？“走出去”可以有人享受肥缺，“请进来”则有人要丢掉饭碗。正是因为这个，“特殊国情”才只在“请进来”的问题上生效，而“走出去”就没有了效力。我说中国足球人彻头彻尾强奸了“中国特殊国情”，就是源于对这种特殊现象的存在。我得不出更好的结论。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并不复杂，穿过冠冕堂皇的说辞你一下子就能看见现实利益的作用。其实中国足球到今天依然在“学习”上左顾右盼，一直用“特殊国情”排斥引进，传统观念只是起了一个引发国人排外情绪的作用，最直接的力量是来自于中国足球人自身的职业危机。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我们就不难看到中国足球不能飞速前行的人为障碍，也不难找出排除这些障碍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按生活发展的普遍规律办事，按竞技体育的普遍规律办事：适者生存，强者生存，优胜劣汰。
如此简单的问题，但真正要去解决却难上加难。一种民族的和历史的沉积又会在新的时代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它很容易掩盖住那些低劣的品质而冠之以“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和“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去做”。
24 走出去和请进来
如果“中国特殊国情”在足球领域里不去计较政治色彩，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分析自身的生理特点，从而找着这个民族的独特性，进而知道我们更适合于向哪种足球靠拢，或南美、或欧洲，或者什么都不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踢什么样的足球。在这种迷迷糊糊的情况下，学什么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收获，学什么最终还是一无所成。很简单的原因，一个不知道自己缺什么有什么适合什么的人不可能理解老师的意图，照葫芦画瓢不会使一个平庸和昏头昏脑的人成为天才艺术家。中国有句古话“学然后知不足”，也只是告诉后人有了学问的人进一步学习之后才更知道自己的缺陷，它的前提是这个人必须善于学习并且能知道自己的不足。竞技体育和一般意义的读书学习尚有不同，它首先要求先天的身体条件，也就是说作为一项竞技运动，最基本的一点是一个人的生理身体心理有特别之处，否则无论多么顽强多么刻苦都无济于事。对中国人来说，只有找到自身种族的特点，只有在这些与生俱来的特点之上去寻找模式，才有可能学到适合自己的足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才格外看重和重新注释足球革命中的“特殊国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才肯定说“引进来”比“走出去”更能加速我们的寻找，更能事半功倍地了却心愿。
“走出去”只是送出有限的一些学生，而这些学生又是一些没有多少文化基础的孩子，他们只有感受力而缺乏分析力，他们没有把经验变成理论的能力，回到国内时间一长，又会重新消解到大的足球环境中。
“健力宝”的四名年轻人初进国家队时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很快就无法区别于在国内足球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球员了，刚刚学到一点南美技术很快磨光了，反倒不伦不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每次世界大赛中国足协也组织一些教练走出去，但我以为这种走出去名义是学足球，实际是旅游观光，只有傻子才相信看几场世界杯赛，到哪家足协参观一番就真的学到了真本事。这种走出去都是多花钱少办事和撞大运，于中国足球的长远利益没有好处。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根本不同是前者把高手请进来当老师，一个老师可以教导我们一大群学生，在经济上也比“走出去”划算。比如说施拉普纳，虽然带国家队不称职，但他的管理手法和其他如恢复手段、营养调配等等还是对中国足球传统模式构成了冲击，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施拉普纳一个人就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他对中国足球的贡献是观念上的也是实践上的，他的作用是花了几百万美元的“健力宝”无法想象的。西亚足球原是一片沙漠，但西亚人不输出只引进，虽然有点偏执，但引进高水平教练的成果是西亚足球的突飞猛进。事实上，职业联赛以来我们一直没能给外籍教练创造出自由的环境，对外籍教练的要求往往超出了学生能接受知识取得学位的能力。在这种时候我们不怪自己低能，反倒责怪老师不适应中国国情，我们总是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让高的适应低的，让好的迁就坏的。从维尔纳的下野到浦东乌拉圭人的愤而辞职再到斯托依科夫伤神上海滩，都是这种有悖于常规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非要强调“特殊国情”，那只能是我们自己太不争气太没有进取心了。一种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学生努力适应老师，前提是老师告诉我们的都是先进的东西，而外籍教练大都是来自足球发达地区，他们的执教思想基本上都是领先的。我们因自身的愚顽不能领会却偏偏指责人家不行，这就有些无知造成的盲目自信和自尊。至于思想和灵魂方面的工作，有中国助手去做，没有道理要求外人去做，这才是国情需要的不同分工，我们只学习老外的足球思想和技战术就行。我们的目的是学到好的东西消化成自己的养分，目的是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足球方式，目的一旦明确，该采取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就不难把握。因此说请进来不容易丧失自己的特质，而让孩子们走出去却很难保证不培养不伦不类的足球人。一个民族的独特内涵有先天的排他性，在自身的修养尚未达到较高境界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民族气氛中虽然容易感染外族的东西，但这些感染很快又会在本民族的大环境里被排斥，因为孩子们更多地学会了某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足球方式。“健力宝”的孩子们出国留学的成果也不是巴西的足球方式，他们只是学到了一些我们在电视中经常看见的动作，但在正式的大型比赛中，我们所看到的依然是中国足球：动作僵硬、视野狭窄、战术死板，心理紧张，和成年的中国国家队毫无两样，其中入选了国家队的成年队的四名选手则更是没了丝毫巴西味，整个是退化了的中国式踢法。唐鹏举的中青队也不能学到德国人的精髓，一旦遇到了硬朗的韩国人，不是0：3就是0：7。“走出去”貌似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揠苗助长急功近利，对打好中国足球的基础没有根本的好处。我们肯定学到一点东西，但比起请进来所能得到的效益，显然要差得多。
据说拉德先生在中国一事无成，他办起了足球学校，如果有这样一批外国能人帮我们做这些工作，肯定比请外国人当国家队主帅更有历史意义。国内球员能力差主要是从少年时代就没有接受过高人指引，他们学习自己的师傅，而这些师傅本身就是平庸之辈，倾其所有教出的徒弟也当然不能摆脱平庸。举个例子，四川全兴的主教练余东风的执教水平之低有目共睹，他也知道这一点，于是想退下去带二线甚至三线球员，乍听上去觉得余东风不为名不为利一心要为足球事业培养后备人材，殊不知余东风此举只能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利，他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可想而知。要培养足球人材，只能选拔那些高水平的教练才是上策，而我们却往往把一些被高水平竞争淘汰掉的末流教练安排去带青少年球队，这实在是本末倒置。正因为如此，本届八运会才只见拼抢和奔跑而不见技术意识出众的小伙子出现。各个城市俱乐部的二三线球队教练，为人所知的高手凤毛麟角，如今只有高丰文、李应发、苏永舜、刘敏新屈指可数的几个名帅才能做这方面的工作，而苏指导大约只是个虚名，他的大部分精力是经商或者评球。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就可以把国外一批退休的高水平教练请进来给我们的教练做教练，给我们的足球学校做校长，这种收获肯定比送出十支“健力宝”还大。
当然，如果能派出一千个足球少年出国学习，这种量的积累就可能改变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每年有千，很自然足球人才都可能是留洋博士，也就不必在意国情的条件了。但谁都知道这属于天方夜谭，我们没办法做到。即便真的能办到，国内教练的低水平仍旧会毁了这些少年。除非把中国教练也都派到国外去，这当然更是痴人说梦了。
“请进来”和“走出去”虽然都是改革开放，但在中国的足球现实中，“请进来”无疑是更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方略。本届世界杯预选赛之后，中国足协如不迅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面临下一届世界杯仍旧铩羽的窘境，中国足球就真的有愧于中国飞速向世界先进水平靠拢的大局了，更有愧于球员的拼争和亿万中国足球迷的付出了。
足球在亚洲的进步留给中国追赶超越的时间已经很少，机会也只是四年才出现一回，每一次犹豫和耽搁都意昧着一代球员的运动生命的完结。中国足协务必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切不可再一度玩忽职守得过且过推诿责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此下去，将落得一世骂名钉到中国足球的耻辱柱上了。
25 1997年10月17日德黑兰阿扎迪体育场
伊朗人对足球的热爱一点都不比中国人差，十万人的体育场发出的叫声在电视里也听得让人心惊肉跳。
伊朗人一个月之前尝到了大连金州体育场中国球迷的滋味，他们在上半场被三万中国人喊得动作失常，一个月后伊朗人以三倍于中国球迷的吼叫声回报了中国球员。中国球员在伊朗人的包围下显得格外瘦小。镜头里偶尔出现中国助威者简单的面孔，他们在十万张波斯面孔中难免像百十个稀有的动物，我们根本听不见熟悉的中国语音，但还能看见几面鲜红的旗帜。
比赛的当天下午，《小说选刊》的冯敏打电话来说十强赛，放电话之前我们都预测了伊中之战的结果。冯敏说中国队有可能要胜，最差是打平。我说最好的结果是平，输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中伊胜负是大比分。
冯敏说你那么悲观？北京这边的几个朋友都挺乐观。
我说我当然愿意我输，但愿吧。我又说，不求别的，只要打得有模有样就行。晚上，赵力群和刘成伟都来我家看球，后来又来了鲁一玮。刘成伟希望中国队输，他的想法是中国队一旦出线中国足球就再没希望了。我非常同意他的想法，如果中国队出线就又是一片歌舞升平，中国足球又会歌功颁德，又会让韩乔生说：“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一切都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就是好就是好，足球在中国又是固步自封老子天下第一不知天高地厚不思学习不思进取了。但从感情上，还是不愿意中国输球。谁让你是中国球迷呢？人总是当局者迷，因此还抱着希望看这场生死搏杀。
我们还没稳定住屁股，伊朗就攻破了中国队的球门。
慢镜头一放，大家就有一点心寒，伊朗人这个球进得太轻易了。他们又是依靠肋部的配合获得成功，而此前伊朗队的八个入球中有六个是用这种方式打入的，而中国队仍旧让伊朗人再一次演练成功。我们真不知道后卫出身的中国教练是怎么研究伊朗的比赛的，他似乎根本没有在这个柔软区域给予起码的重视。这个失球看起来是球员失误，但根本责任应该由主教练来负，他忘了伊朗队在这个区域除了2号，还有一个7号曼索里恩。
接下去的比赛中国队表现不错，孙继海和刘军让人看到了中国队员并不惊慌，郝海东的射门更让我们觉得中国队有希望。我有些担心，中国队太在乎这一个失球了，攻得有些不遗余力，9．13主场时我们就有点太凶，科威特输给中国也是因为失球后攻得太凶，结果下半场让中国队占了优势。我说：“失一个球没关系，只要上半时不再丢球，下半时还说不好谁赢呢？”这时候上半场就要完了，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区楚良去扑一个不该他去扑的球，皮球不紧不侵越过进攻者和防守者的头顶，然后朝地下飘落，我们的两个球员阻住了伊朗人的路线，伊朗球员这时候也停住脚步，他们也知道这个皮球将归防守者控制，他们打算回防了。但区楚良突然冲出小禁区，他发疯似地扑向皮球，他居然没能扑住慢悠悠的皮球，他的一扑脱手反加大了反弹力，皮球一下子跳过中国后卫的头顶，伊朗队的17号莫迪洛斯塔原地不动就接着了如此舒服的传球，一搓，球进了。
这场球输定了。
我的确不想再看下去，我一直写文章呼吁换下区楚良，在1996年我就认为区楚良不是一个好守门员，他在职业联赛失球最多，在亚洲杯赛中失误最多，只是在热身赛里才有好的表现。在国内的守门员中，他比不上江洪、江津，甚至比不过符宾和韩文海。他的大赛出场次数并不能遮掩这个人的胆怯和不负责任，他的每一次出击几乎都要让中国队的球门告负或失守，但国家队却一直使用这样的门将支撑半支球队。（赛后，国内舆论界几乎一致暗示这件事的罪魁是英国守门员教练里默，这难免有些无耻了。里默看到的是区楚良的灵敏和技术，他根本无法知道区楚良的心理脆弱，这一点只有中国教练最清楚，但中国教练不敢承担责任，却宁可把这个责任推给外国顾问。）余下的时间里我强拉了赵力群下棋，刘成伟和鲁一玮继续看球，他们不停地叫喊。最后听到了中国队的一个进球，居然是毛毅军打入的，居然是他打进了唯一的入球，真是天大的讽刺。毛毅军顶替范志毅就如同女足队员顶了男足队员的位置打比赛，但偏偏他就进了球。还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做球的居然同样是平庸的黎兵，正是黎兵的横敲让毛毅军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伊朗球迷对自己的国脚要求得近乎苛刻，他们2：0领先之后还要让国脚不断扩大战果。伊朗国脚就是在主场球迷的起哄声中再进两球，直到这时伊朗球迷才回报以大声欢呼。我说：“输了也好，中国队可以平安无事回家。要是胜了，说不准伊朗人要打黑枪呢。”
伙伴们都笑，说：“这么想对头。可以心中保持不败。”
其实阿扎迪球场并不像国内媒体说的那么差，伊朗队的大范围转移和短传配合并没有什么失误，中国队的带球疾进也没有发生皮球变向的情况，应该说输球有一万条原因，但实在不能责备阿扎迪球场。
接下去是科威特和沙特的争斗，科威特居然赢了。这一回可真是天下大乱了，谁能想到科威特能打败沙特，但确确实实就打败了。体育台的评论员一直说科威特一旦胜了沙特队中国队就有一线生机，大家都是同样的心情，但让电视台这么一说，就让人越发觉得咱们自己没面子。让人更讨厌的是远在德黑兰的韩乔生，一直说中国队应该全力防守，力争少输一个是一个，这样可以和对手比净胜球。这简直就是输得糊涂了，在A组的比赛中，根本就不存在净胜球的事，除非中国队大分够用，否则没法子和西亚人比净胜球。这是亚洲赛事的常识，韩乔生居然连这个也不懂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