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没敢说“归于中国足协指导不力”。还有谁也搞不懂这个“定位”怎么就成了中国足球前进的唯一前提，这个人使用了一大堆条件复句“只有……才能”，又加上了两个哲学术语“偶然”“必然”，真是写天书，只有成仙的人才读得懂。作为一个凡人，我只能读懂文字之间的诡辩和推诿责任，骨子里透着不诚恳不虚心光想指点江山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幸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好政策，否则我这样评论大官儿的语录，不枪毙也要判无期，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我也永远跟着邓小平奔共产主义。
现在和明天的发展是，中国足协里该怎么做官就怎么做官，四年一回的外围赛败就败了，再等下一回，正如体委官员说的：“十强赛让中国足球重新认识了自己和世界，认识到必然和偶然，中国足球还是有希望的，尽管这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多么感人肺腑的信心和决心，只是一家伙就支出几十年上百年去了，咱们球迷只是要你在亚洲区出线，又不是让你拿世界杯，等那么久，真有理由怀疑这中国足球还要不要踢了。不过仅就文章而论，官员引用的是观众的来信，人家不用自己的话说，用球迷的话做结论，这就叫政策水平，从这里得出了必然和偶然，也是从这里才说中国足球需要漫长的时间。事情到了官员嘴里，说变就变，你能怎么样？戚务生说得好：我要负责任，要由组织上决定。行了，我还是闭嘴吧。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还叫唤什么？
（5）维纳布尔斯愿意和日本队争夺半张入场券，但日本人击垮了伊朗，澳大利亚不得不直面刚刚上任的巴西人带领的波斯大军。十八岁的基维尔在第19分钟接队友难杜卡传球，左脚斜射皮球入网。41分钟，阿齐兹终显亚洲最佳球员价值，射穿了澳大利亚门将博斯尼奇把守的球门。下半时，伊朗人发动了潮水般的进攻，博斯尼奇左扑右挡力保不再失球。90分钟哨响，维纳布尔长出了一口气，他终于等到了回墨尔本的机会。但伊朗人的能力证明澳大利亚不愿碰伊朗并非假话，波斯大汉如果能保持住主场的势头，鹿死谁手的确很难判定，更何况巴盖里解禁出征，无疑能使伊朗队的攻防更加成形。澳大利亚实力本在伊朗之上，但多年来难遇强手，充其量四年才有机会碰一碰真正的对手，生死之战时澳大利亚球员的大赛经验让人怀疑。但球员大部分在欧洲踢职业足球，应该能处理好这个环节。维纳布尔斯的能力肯定在巴西教头阿尔代尔·埃维拉之上，他也更熟悉澳大利亚球员，按理论在墨尔本澳大利亚23年之后有望进军世界杯决赛圈。但伊朗球员没有了古汉，反倒心情舒畅斗志高涨，打日本时输在体能和运气，打澳大利亚时无论气势还是体能都占了上风，况且十强赛期间伊朗队打客场的能力比打主场要强，此番做客墨尔本很难说不会创造奇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伊朗队输掉比赛，埃维拉的帅印肯定也保不住，他肯定继古汉之后退位。维纳布尔斯如果主场兵败，用不着澳大利亚足协说话，他自己就会主动辞去职务谢罪。胜者王败者寇，足球场上的铁规矩。
（6）'98世界杯外围赛中北美洲赛区全部结束，墨西哥队4胜6平以赛区第一名夺得巴黎入场券，但由于墨队在后三场比赛一场未胜，前南斯拉夫人米卢蒂诺维奇于11月26日被墨西哥足协解职。从人情世故上讲，这属于拉完磨杀驴，但墨西哥足球在中北美一直是龙头老大，他要求以辉煌战绩出线，有些像亚洲的韩国足协，仅仅出线不行，还必须漂漂亮亮出线。这不难理解，不同的目标产生不同的要求和标准。
对中国来说，这或许是个好消息。米卢蒂诺维奇不是没人要的角色，但中国足球对这个浪迹天涯的人肯定有相当的吸引力，如果能早些请他来，给他多一点时间去了解“中国国情”，我相信他会教给中国球员和中国同行许多东西。以迟尚斌的为人和志向，担当米氏的副手无疑最为适合。但愿中国足协金州定位之后能来点真实的行动。
（7）1981年，苏永舜兵败新西兰之后心灰意冷，只身悄然离开祖国远赴加拿大；1985年，曾雪麟北京工人体育场被香港队2：1击败，中国球迷发生骚乱，警方拘留逮捕了一些球迷，这便是有历史含义的“5．19”。曾雪麟引咎辞职，从此离开球场进了商场。1989年，高丰文创造了两个“黑色三分钟”，中国队“只差一步到罗马”，高丰文继续率队出战北京亚运会，但四分之一决赛被泰国以1：0挡在门外，高丰文非免职非辞职属于国家队的使命已经完结。1992年，徐根宝率国奥队再次折戟，当时的徐根宝集国奥国家队主帅于一身。
兵败之后徐没有辞职亦没有被免职，他担当了施拉普纳的助手，但把国奥队的帅印交给了拉德。后因徐根宝并不服气施拉普纳，便回到上海发展。1993年，施拉普纳率领中国国家队赴中东约旦争夺94年美国世界杯入场券，0：1输给也门，小组未能出线，施拉普纳没有被解职也没有辞职。1994年，戚务生由国奥队主教练上升为国家队教练，施拉普纳丧失指挥权，合同到期便返回德国，后又重回中国发展，足球啤酒双不误。
1996年，戚务生的国奥队未能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入场券，在亚洲杯赛上也未能获得冠军，其实连前四名也未能进去，其实前八也是因为叙利亚人帮了一把。
戚务生萌生去意，但受到足协领导的严厉批评和教诲，戚务生继续执教国家队，小组赛出线，决赛阶段在A组的五支球队中名列第三，如果卡塔尔最后一战不是唯有取胜一条路，而是像中国客场战沙特那样对战平而出局完全可以接受，中国队最好的名次是小组第四。戚务生也会同高丰文、徐根宝、施拉普纳一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随国家队的解散而回家。也就是说，从1985年到现在，只有曾雪麟一个人执行了国际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曾雪麟在人格上是唯一值得球迷们尊重的一个。非常悲哀，一切都在和国际接轨，场地广告费、资金、包机、派队留学、引进洋教头、职业联赛……只有主教练问题上坚持“中国特色”，只能说明是强词夺理。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我们起码知道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绝对不是主教练低能还要留任的原因，我们如今的政治环境肯定不是为庸才提供避难所的腐败之地，肯定不会因为临阵易帅就影响了中国的国际政治形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足协没有能够做到问心无愧，恰恰相反，他们有愧于中国日益改革开放的良好政治环境，应该说中国足协才是这次外围赛失败的真正责任者。他们必须有所交代。
另：伊朗和日本的附加赛如期进行，90分钟踢成1：1平，加时赛第28分钟，日本队替补球员补射入网，“金球”淘汰伊朗。伊朗队不得不在l1月20日对澳大利亚。
结果伊朗在主场1：1战平。11月29日伊朗在墨尔本板球场举行的二回合比赛中创造了奇迹。澳大利亚人先攻入两球，但伊朗在下半时第30分钟和34分钟连入两球，入球者是解禁出场的巴盖里和1996年亚洲足球先生阿齐兹，据说阿里·代伊也有上佳演出。裁判员补时将近9分钟，但比赛终是要结束的。两回合双方战成了3：3平，伊朗队以客场进球多的优势气走了英格兰著名教头维纳布尔斯率领的澳大利亚队。
此前，全世界的舆论都认为这最后一张入场券非澳大利亚莫属。
在某种意义上讲，我甚至比看中国队还要高兴地看伊朗队出线。这是由亚洲一批最优秀球员组成的球队，他们一旦有了最好的教练，就有可能在世界杯赛场上为亚洲争得一些荣誉，他们甚至比韩国和沙特更有希望出线。
上篇完
下篇
33 序
随着十强赛的结束，这本书的上篇才刚好完成。两个月的时间应该非常漫长，我的写作速度也和赛程同样缓慢：那边打完一场，我写完一章。我耐住性子让自己心平气和看比赛也心平气和“诉说”，我一方面期待着中国队出线，一方面盼着他失败。我甚至更希望后一种结局早些到来，我以为中国队一旦出线就会掩盖掉许多东西，只能听见欢呼而更加容不得批评，对中国足球的进步没有半点好处。但真的不能出线还是让我伤心，我毕竟是中国队的球迷，它的不幸肯定就是我的不幸。理智不能代替感情，但感情使人更像一个真实的有活力的东西。
无论如何，还是结束了。我终于可以把法兰西丢到一边去，关心一下国内重新开战的甲级联赛，关心一下徐根宝的去留荣辱，关心一下谁能升到天堂谁又下地狱。国内联赛毕竟是国家足球的基础，只有它才能最终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走势，也只有它能准确暗示又一个四年来到的时候中国球迷将迎接怎样的命运。
34 从赛制看中国足球的战略布局
在记忆中，我们先是有甲乙级球队，然后设置了甲A。甲B、乙级，事实上甲B早就是乙级，而乙级则属于丙级。据说是效仿英格兰的超级联赛和甲级联赛，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英格兰这么干大约是因为足联和足协之间有争端，纯属于为了相互较劲才有此举动。中国没有那么多的组织，因而不存在谁抗谁的问题，据说只是为了调动乙级球队的积极性，大约也是为了刺激乙级赛事的竞争性。从球迷的角度讲，大约看甲B比看乙级好听些。我所能想到的好处大抵如此，不会更多。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甲A球队将增加到14支，它的最大好处是使中国球员在一年中多打几场比赛，而赛事过少一直是我们的球队缺乏连续作战能力的根本原因。在欧洲足球强国，18支甲级队是它们所能接受的最低限额，每支球队除了每赛季的34场联赛之外还有足协杯和其他比赛。前几名的球队首先要解决好球员的状态问题，这中间涉及到相当复杂的科学手段和措施；还要求每支球队必须有足够的球员去补充伤病员和状态不佳的主力球员的位置，这就要求俱乐部必须储备大量的后备球员和三线二线球员，因此每个赛季我们都能发现一些新鲜的面孔。
中国球队的赛事相对要少许多，因此上述两个关键问题多年来一直并不急迫，这也是我们的赛制缺乏活力造成的，它使新星涌现的机会减少，对科学管理方面的要求也就显得并不急切。对中国的甲A球队来说，二十几人组成的队伍就足以应付一年的所有比赛，用不着为兵源和恢复调整操更多的心。
在甲A扩军问题上我们迈的步子大小太慢，“世界杯情结”直接导致了连续几年扩军不成，无形中对中国足球尽早和国际模式接轨产生了消极影响。我们的官方借口是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不高，扩军导致甲A竞争程度的下降，会对球市产生负面影响。事实是1998年扩军也并不意味着中国足球有了质的飞跃，但竞争程度和足球和整体水平没有内在联系，竞争是足球本身所具备的天然素质，足球水平则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抗衡时的表现。国内联赛的竞争程度永远是相同的，就像甲B竞争同样残酷同样激动人心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级别的竞争，竞争本身意味着争取不同的名誉和特权，都是足球赋予的内在含义。
如果我们能尽早些使甲A联赛的队伍扩大，中国球员也就能早些适应大量的比赛，俱乐部和教练员也就能早些进入高层次的管理殿堂。你不能指望他们事先就学会这些东西，只有面临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才有可能面临学习和使用。比如说大连万达，只有一方面要打国内联赛，一方面又想打好洲际赛，上述问题才显得迫在眉睫。此前我们的球队只想在国内证明自己，而对出国比赛不很重视，放弃的俱乐部洲际赛不是一次两次了。其根本原因就是球员适应多场次大密度比赛的能力不强，俱乐部的后备球员水平不高，一旦两头都打就两头都打不好，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放弃真正有价值的国家间比赛，把力量放在国内联赛中。
这种情况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可能用赛程的冲突做借口放弃如此重要的比赛呢？除非这支球队不想拥有球迷的支持和尊重，否则没人会这么干。多特蒙德在'96一97赛季伤病号满营，但仍旧以冠军杯为主要目标而不惜置国内冠军于脑后，国家的荣誉比在国内争冠军更重要，反过来也使俱乐部赢得了更大的荣誉。沙尔克也采取了相同的战略，没听说德国足协和球迷有什么不满意，国内冠军谁都可能当，但欧洲俱乐部冠军却不是谁都能争到的。
可以这样说，甲A迟到'98赛季才扩军，也并没有使足协所说的竞争程度提高，深圳平安、武汉雅琪、沈阳海狮、广州松日仍旧是这个赛季降组的首选球队，他们比今年降组的两支甲A球队水平还要低。难道说95年和98年中国足球一下子具备了相近水平的球队如此之多吗？根本不是，95年和98年并没有质的改变，只是98年的做法给更多的球队提供了高层次比赛的机会，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锤炼。也就是说，95或96年这样干就可以使更多的球队多出了两年三年的提高机会，可惜的是我们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也使俱乐部进入高水平管理无端地推迟。这个损失其实在本次世界杯外围赛中就已经看到了：中国教练们不知道如何调整球员状态，不知道两个多月的连续高强度大压力赛事会对球员及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不知道怎样去调整阵容。他们的管理思路还局限在国内联赛的水平上，当主力球员状态不好水平下滑时他们既没有能力调整也想不到换人，只能被动地等待球员自己恢复。他们不知道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在这种比赛中要发生许多微妙的变化，甚至情绪的波动都会直接影响比赛状态。我们没有在国内经历过这种比赛，因此我们的教练除了找球员谈心领球员宣誓不会做别的。有的教练甚至把某些球员的不稳定归结为意志品质不好，他们根本不清楚球员可能只是过度紧张或过度兴奋，可能只是心情上有些反常，可能只是这一天想起了什么事情，可能只是为即将来到的比赛操心，有许多种可能，但没有一种可能会和一个球员的意志品质有多大联系，谁都确信没有哪一个球员在这种比赛中不会为国家为球队拼死一搏。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高峰，国家队教练组的某个成员以为高峰的意志品质有问题，但谁都看见上场以后的高峰拼命奔跑拼命争抢，平时在国内高峰很少回防，但在外围赛中高峰只要上场就非常尽力，在对方压力加大时经常能看见高峰一路连抢追到自己的后场。
我们的教练员没有机会去发达的足球国家学习，即使金志扬李应发这些人去了德国，也只不过学习了短短几个月。回到国内他们使用的大约只是战术原则，在球员的指导方面也还是传统的老一套。至于兵源问题，从来就不是中国教练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他们只是根据已有的兵力做能做的事情。一旦兵多将广，反而不知道如何搭配如何使用。如果他们能更早地面临欧美球队教练的问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就有可能早一些掌握先进的手段早一些积累下实战经验。在足球比赛中，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一个教练员的智慧还有实效。只有身经百战的教练，才有可能对场内场外的突发事件做出最直接最有效的判断。这大约就是大学教授和足球博士也不能指挥球队的原因，理论替代不了实战，而实战的总结却能升华为普遍的理论。由于比赛少，不仅仅使我们的球员能力不高，我们的教练员也同样提高缓慢。所以说我们的赛制初看起来是根据中国足球的实际水平而定，其实是一种缺乏远见的小农意识在起作用。初看起来是稳步前进，其实是决策者对足球的特殊性缺乏了解，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说得难听些，石头一直就露在水面上，但他们一直伸手弯腰从水下面去找，骑驴找驴，有点糊涂。
我们不能动不动就用自己的落后和不成熟做借口，更不能说日本和韩国的职业队也很少我们就必须少。韩国的职业队是不多，但这些球队一年打的比赛却比我们多，况且韩国的大学生球队承担了给职业队和国家队输送新鲜血液的任务。而我们的甲B球队却很少在这方面有所贡献，这也是和我们的战略布局有关，它直接影响了职业联赛的战略效果，变成了单纯的升降组之争，除此之外看不出更多的内容。
现有的12支甲B球队和欧洲的乙级球队有很大不同。
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乙级球队主要是为甲级球队准备力量，当然也同时竞争有限的甲级名额。我们的乙级球队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因此它们更主要的是依靠甲A淘汰的球员打天下，力争冲进甲A再重新调配力量，然后那些甲A老臣再回到甲B去打甲A，这是种恶性循环，它使甲A球员的兵源出现明显的不足，也由此引发了管理方面的矛盾。甲A球员永远不存在丢饭碗的危机，他们在这里不行到那里还可以打主力。
根本原因在于甲B球队在定位上出现了偏差，而这种偏差恰恰是由于足协的战略不明确造成的。甲B球队本身没有错误，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升入甲A，俱乐部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它们在投入上甚至比甲A更庞大，一切都是为了冲入甲A之后得到更大的回报。如果能在我们的赛制上更灵活更讲究实效性，就应该把甲A和甲B的规模扩大，把升降的名额也同时扩大，如此一来，赛事的增多和比赛的战术性有所加强，新鲜力量的涌现和“甲A老臣”的淘汰都会加速。
各俱乐部培养后备力量就成为它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用不着足协用行政命令和法规的形式去要求了。足球运动内部形成的机制应该拒绝竞争本身之外的东西，机制没能很科学地建立，任何规定和干预都不能使俱乐部自身自下而上出发起作用，到头来还是你规定你的我干我的，两下最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为了升级而升级为了保组而保组，与足球的整体上升没有大大的干系。
赛制的确定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仅就这个扩军问题就有相当的意义。很多事情都会由于其中一件事情出了问题而产生连锁反应，我上述的想法只是想说明赛事本身的多寡甚至就涉及了足球整体水平的升降。足球恰恰是由诸多具体构成整体，有时候，看上去最简单的部分就具备了最根本或最有价值的整体意义。
我不知道中国足协，98赛季开始的战略布局是否有明确的意图，但这种开局本身就已经给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但现在还只是仅仅关照了甲A，对甲B还没能从战略上做出好的布置。甲A不是独立存在于中国足球中，它的发展甚至要取决于甲B的发展。也就是说乙级队是甲B的基础，我们现在所作的还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事情。甲A无论怎样热情，缺乏了甲B乙级丙级的支持都是虚假繁荣，都是缺少了内在活力的联赛，对中国足球的真正提高肯定事倍功半。
在'97赛季的甲B联赛中，被淘汰出局的两支球队都是以年轻球员为主力的球队，而升上甲A的球队中都是以老将担纲的球队。沈阳海狮和广州松日或许是个例外，但沈阳海狮的中坚力量是朝鲜的三名外援和老将李强，松日则是老将高洪波、李红兵和俄罗斯外援拉德。深圳平安是由一些老将打天下，进了甲A之后要大换血，否则，董礼强，傅博这些老将根本打不了日趋激烈的甲A。如果甲B的赛事也多起来，这些老将就在自然淘汰之列，平安也就必须考虑新人的培养，至少不会让朱波也上场充数了。天津万科和火车头是真正意义的甲B球队，但在这种数量很少的比赛中他们既得不到更多的锻炼也显示不出年轻的优势，他们只能看着老球员升入甲A再重新回来打甲B，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前途随着球队的命运变得没有指望。如果甲B球员一年打上三十几场联赛，情况肯定就大不相同。
年轻球员得到提高的机会就多起来，实践会使他们加速赶超的速度；而老球员要想保持优势，就必须学会保养自己的身体，保持自己的状态；俱乐部也会一方面加大对培养年轻球员的投入，一方面也会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良性循环就会在频繁的赛事中形成，真正的竞争机制也才能够建立起来。
一年一度的足协杯都采取和国际惯例接轨的赛制，但我们还没能把这项赛事纳入到正规化的竞争中去。由于人们对它的热情不高，由于比赛的认真程度和甲A赛事不能相提并论，它的含金量也就低得可怜。各俱乐部都把足协杯只简单地当成甲A间隙的训练赛去对待，球队借此机会演练阵容或者调整主力球员的身体及精神状态，只有个别球队才把它当成夺取锦标的大事，因此足协杯的竞争性和实战价值只对几支球队有意义。这不单纯是观念问题，更主要的是中国足协本身对这项重要赛事重视不够。在足球进入市场之后，投入的力度肯定决定某项赛事的价值。如果足协能在这项赛事中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我相信它对各俱乐部的吸引力也会加大，自然而然地各球队的管理水平也能相应地得到提高，球员适应比赛的能力当然也随之提高。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很让让人失望，除了北京国安和济南泰山，几乎所有的球队都把足协杯视为鸡肋，甚至甲B球队也只把它当成打好联赛的训练场。以这种内容进行的杯赛，很明显地失去了真正的意义，而球队也并没有真的获得练兵的机会。我不相信几场比赛就能达到演练技战术的效果，否则，中国国家队十强赛之前的几场热身赛也就能够达到目的了。足球比赛的不同性质告诉了我们一个最简单的真理，练和赛不能划等号，只有把练放到赛的高度，这种练才有意义。我们所做的恰恰相反，把赛降低到练的档次，于是赛也就失去了价值。
再看乙级联赛。它本应是甲B的基础，但我们在赛制上的混乱使这个基础变得若有若无。分区赛再集合到一起比赛再决出一些预选队打决赛，看上去热热闹闹，但由于缺少对甲A甲B那样的重视和组织，一年一度的乙级联赛充满了混乱。在升入甲B的争斗中，年年都要闹出裁判风波，年年要解散一些球队又新冒出一些球队，但散来组去，还是原来那帮子人马，最可悲的是本应是年轻人的领域却更多地聚拢了一大群从甲A甲B淘汰下去的球员，恶性循环真正始于乙级赛场，甲B甲A也变得顺理成章了。在这个级别中，不知为什么中国足协失去了铁腕政策。它本该在乙级赛制中做出一些硬性规定，出发点是有利于甲B甲A的健康发展，但足协让乙级赛场放任自流，这不能不表明足协在战略上缺少全局眼光，他们的急功近利才是各支球队急功近利的根源。
我可以这样预测，乙级联赛的问题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最终甲B和甲A都要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根本上的，它最终影响的是后备力量的培养和涌现。指望天才自己冒出来是不现实的，你必须利用足协的战略使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足协过分看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然后自然地把过多的精力物力投入甲A，相反更需要投入的部分却让它自生自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疏漏，它意味着有朝一日我们将重新受到历史的惩罚。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被动地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中国足球已经具备了横向吸纳的条件，为什么不及早行动呢？
欧洲各国的联赛都是跨年度进行，其中德国的冬歇期过长，很影响国家队进行大赛前的备战，如今这个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中国的联赛因为场次少，跨年度有些勉强，但更主要的还是我们习惯了旧有的赛制，按着惯性打了几十年，虽说改动并不费事，但搁到足协身上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旧赛制有相当多的坏处，最大的坏处是经常和洲际大赛世界大赛冲突。
这个冲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搞得我们要么拒绝派队参赛，要么停下联赛一停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多。加之中国纬度跨越幅度大，也无形中耗费了俱乐部有效的经费，搞得俱乐部怨声载道，球员也容易因气温的巨大反差生病和受伤。只有和国际惯例接轨，我们做起事来才方便，球队和俱乐部也更方便执行自己制定好的计划。否则，大赛一来，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战略也就由这些具体措施的笨拙而显示它的低劣的。
35 从几件事看决策的非理性随意性
我们不会否认中国足协为足球的发展所进行的努力，但也必须看到这种努力会常常前功尽弃。
我很难看清深层的原因，但具体事件折射出来的意义还是让我对这些决策者们深感失望。他们似乎经常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经常出台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法规，也经常用权力嘲弄自己的政策，还经常比一个外行还要外行地总结和规划。形象些讲，中国球迷所面对的是一群有阵歇性狂躁性精神病患者：你无法预知他们什么时候会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
据说中国足协自1997年开始召集了各俱乐部老板会议，当然是讨论中国足球的发展大计，第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就发生了：中国足协的主席肯定要讲话，他居然不清楚中国的甲A联赛有几支球队。他说了8支，然后又觉得有差错，“是8支吧？”他问。常务副主席小声回答：“12支。”如果是在英格兰或者西班牙，的确不好记牢，今天22支明天18支后天20支，弄得谁都难免出错，当然足协主席可不敢出错。但中国的顶级球队实在太少，而且12支球队存在了许多年，当然中国足协换届的时间很短，才刚刚四年。
第二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有些突然。干足球的人有些担心为打世界杯停联赛会有坏处，足协主席很生气，说什么联赛不联赛，一切为了世界杯。于是就这么定了，联赛一停就是六十多天，各俱乐部受到的损失很大，国家队也没能进世界杯。这与后来的“定位说”很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只表明了决策者在对待足球上存在着过多的足球之外的东西，它有意无意间伤害了足球。
第三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更早些的时候。海埂春训采取军营方式，有军警站岗，还有军犬护院。足球拒绝记者的介入，更不允许球迷的介入。于是在海埂差不多天天演出闹剧，今天记者和门卫吵架，明天记者被驱逐，后天有人被短时间拘留，大后天新闻无新闻。这种事情确实有些离谱，足球拒绝新闻界的理由似乎是担心球员训练受影响，真不知道我们的球员在足协官员的眼中是些什么东西，难道球员真的就这么幼稚？事实上是管理者的不可思议。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足协对新闻界的警告和惩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和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我知道党中央大约不会提倡足球成为独立王国。
第四件不可思议的事一直在发生：12分钟跑测试。这么干的结果是每年的春训变成了田径训练，而且愈演愈烈，发展到1997年春训的每天一个万米跑。马俊仁听到男足通不过12分钟跑非常震惊，他说踢球的12分钟跑不了3200米还怎么踢球？我的女队员也比他们能跑。在这里我想告诉中国足协，足球场上的跑真的和田径场上的跑不一样，前者无氧跑动更多，后者有氧跑动更多；足球运动员对短距离的冲刺奔跑要求更高，对柔韧性和突然性要求更高更强。洋外援中的绝大部分都对这种测试表示惊诧，也表现出十分的不理解。虽然韩国人特别看重体能训练，但韩国前辈崔殷泽也同样对中国足协的12分钟跑感到莫名其妙。国内的足球人对12分钟跑大呼头疼，但中国足协的命令还要执行。整个海埂基地倒也热火朝天，但足球运动员却在向马家军学习每天一个万米跑（马家军是一天一个马拉松，海埂还需要加量）。哪个球员跑不动了，走也要走完一万米；哪个球员缺了课，俱乐部也要一起受罚。技战术的事迟些再说，一切为了体能测试，如同一切为了世界杯。结果是几十天的大好春光就这样跑掉了，职业联赛几年并没有使球队的技战术水平得到几多提高。
第五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不早不晚的时候。大约是球员挣钱挣得猛了，中国足协没有和出钱的俱乐部打招呼，几个人核计核计就出台了一项法规，搞了个工资和资金的限额。制定好了才想到征求老板们的意见，据说当即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足协可从来不管别人反对不反对，它决定的事死活也要做。于是文件照发，于是各俱乐部根本不执行。足协弄得满脸灰土，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搞得低下。其实很明了的事，足球已经进入市场，一切就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情。哪家俱乐部也不愿意多花钱少办事，但球员资源有限，价值和价格的背离就成了不能避免的事情。这就如同艺术品市场，全人类就一个毕加索，他的画由几十美元卖到几十万几百万也就顺理成章，据说他的一幅画在今天最多能拍卖到六千多万美元。如果有一千个毕加索，很显然卖不到这么吓人的价钱。中国足球现阶段的球员价格肯定偏高，但只有在好球员多起来之后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用法规形式搞硬性规定，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规律，人家不能明着反你，但私下里我行我素就成为必然。各俱乐部要对自己负责，它不可能为了执行足协的疯子原则而毁了俱乐部的基业。你足协张开嘴巴就说了，让俱乐部跟着倒闭，除非哪个董事长也患了同样病症才会照办哩。类似这种说了不做或说了没办法做的事情很多，但足协一直没能让自己理智起来，于是它的威信和可信赖性一天不如一天。到了'98世界杯外围赛失利之时，人们不由自主地要联想到发生过的许多荒唐事，中国足协真的是人提人骂不得民心了。
第六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大约也是发生在这一年里。中国足协召集全国体育新闻单位开会，会中都议了什么不十分了解，但知道给各新闻单位提出了很多要求，或许是上级指派了足协干这件事，但无论怎样足协干这种事是贻笑大方。足协的职权范围从未听说可扩大到管理舆论界，足协是管踢球的，它应该受到舆论界的监督，如今反过来了，足协监督了舆论界。而新闻界真的就老老实实接受了监督。其实中国的新闻界已经非常老实听话，批评足协的事很少发生，顶多大捧小骂，但还是让足协不满。中国足协领导居然敢当面指名道姓斥责一家专业报纸“添乱”，而这家报纸居然屁也不敢放一个，散了会也只敢抱怨“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足协领导不是党中央也代表不了党中央，这么干确实有点“定位”不准，把自己看成老子天下第一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从来没有拒绝过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一个国家和政党要想不断进步，就必须有面对尖锐批评甚至辱骂的勇气和心胸，否则就会失去公众的支持和信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体育项目的专业组织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权利，有记者写了《中国足协十问》，结果这家载文的报纸就得检讨，写文章的人就要穿小鞋。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体育协会简直成了衙门，这种情况十分不正常，和日益民主的时代精神相去甚远。我只能说是中国足协自己误会了自己的职责和权限，把自己定位成了一流的党和政府。真有必要就这些事咨询一下国务院和国家政策办公室，让人们清楚地知道中国足协在中国的政治中到底是哪种角色。
足协在各支球队的训练方面管得太多，甚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也要介入。每年一度的海埂集训之所以能沿袭至今，恰恰表明足协在观念上没能跟上职业化的需要。足协管得太多看上去似乎是为俱乐部帮忙，其实真正的效果是显示足协的权威。在职业化的过程中，足协角色的转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足协一直不肯适应这个必然，他们用“中国国情”为借口在拼命维护曾有过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球员的工资奖金管不了，教练的任免管不了，我还能控制你们训练和比赛，如果连这个也管不了，还要足协干什么？我们难道都是吃干饭的不成？从这几年的情形看，发展良好机制健全的俱乐部顶讨厌搞什么全体集训了。这种集训的最大弊端是消解俱乐部的职能，一切由足协来管，一切由足协来办，俱乐部只剩发奖金和为演练阵容操心了。从竞技本身来看，十几支球队本来都要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人员，设计战术，诸如此类需要保密的东西都统统作废。一年的联赛开端就没有悬念没有戏剧性，这个功劳应该记在海埂集训上。一年的联赛如同一出戏剧，只有不停地出现悬念才有味道，但集训的环境决定了每支球队都没有秘密，包括引进的外援也会在这么长的集训中被对手了解透彻。没听说国际足联会规定每个洲每个国家采取什么方式训练，也没听说哪个足球发达国家的足协要管理俱乐部的训练。足协在许多方面可以行使权力，唯独在这些方面不该说东道西。说得具体些，没有哪个足协官员比俱乐部老板比主教练更了解球员的情况，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对训练发表指令。更没有哪个足协官员比俱乐部老板和主教练知道缺什么少什么，只有他们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足协的这种做法不单纯是行使了不该行使的权力，更主要的是破坏了职业足球的规则，不知道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如果国际足联也是一群四处伸手的人，恐怕真要制裁中国足协了，但国际足联的一贯做法是进行原则性指导，从不干涉一个下层足协的具体实施手段。中国足协至少也应该学习国际足联，只管原则就行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足协从不接受批评和建议，一直就顽固地坚持这个愚民政策，'98赛季之前依旧老套子照搬，只是把军犬撤了，据说是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实际上军犬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根本内容没有变化，集训的弊端依旧。中国足协经常开会，为什么不召集各方面人士开会好好讨论一下中国足协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呢？
国奥队国家队主教练人选问题历来是各个国家足球的重要部分，按照国际惯例，至少要事先有个民意测验，同时还要有新闻界和专业人士在一起研究讨论，然后才能圈定几个人选，最后由专家进行考评确定，也就是说要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很复杂很周密的酝酿才能形成决定。但我们这方面依然是长官意志，几个人坐下来议一议就可以拍板决定。据说徐根宝又要入主国奥队，我不知道真的选中徐根宝有什么根据，只能说明徐根宝深得足协官员的赏识。他的业务能力和水平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眼见着比职业化未曾开始以前还倒退了一大步。想当年年维泗时代国家队国奥队重新组阁还搞了一个象征性的竞选演说呢！至于徐根宝究竟是不是新一届国奥队和国家队主帅的合适人选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足协在兵败十强赛之后并没有从深层次自我反省，他们依旧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处理这件对未来国家队至关生死的大事。
1993年中国足球发展十年纲要设想的东西——打进'96亚特兰大奥运会和'98法国世界杯——都成了笑谈，这就进一步使2000年和2002年的远大目标变得充满讥讽意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了解中国足协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就不会对他们急三火四讨论主教练感到奇怪。也就是说“定位”归定位，但他们还是要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反省的情况下用新一届国家队国奥队进行赌博。这是一些只想对自己的官位负责而并不想对中国足球负责的人，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便可以证明这一点，十强赛打成那个熊样子，中国足协居然总结出了十条经验，而败因只有四条。即使吴承恩从坟墓中跳出来亲自操刀捉笔，恐怕也不会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
涉及到中国足协的时候，我总是没办法生气，只是心中一片奇怪。我觉得这是一群没有理性却习惯颐指气使的人，失败并没有使他们的霸气受到丝毫打击，他们照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怎么也想不到足协新近又出台了转会细则，这个细则属于最典型的拉倒车。
比如它规定各队严禁球队与球员进行私下交易，先不说球队和球员会不会遵守，单纯以商品交易的角度也无法说得通，又不是封建社会娶老婆嫁汉子，进了洞房才揭盖头。说穿了这是市场经济的一次反动，是计划经济在足球领域的死灰复燃。问题是足协的这个章程又要形成一纸空文，他们这么干也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执行不执行，只要做得不明显，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算了。接下去的转会规定是球队当年名次将决定购买次序，这更荒谬得离谱，它几乎是扼杀了转会，也扼杀了整个足球的良性循环。中国足协做事像有意和球员和俱乐部过不去，12月22日公布首批转会名单，到一月底国内球员的转会就宣告结束。如此短的时间对足协来说真是分秒必争，就像讨论主教练人员一样雷厉风行，但对转会本身来说，造成的混乱肯定会在以后的时间里显现出来，人财两方面的盲目投入肯定会造成无谓的损失。你真说不清楚中国足协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老是干一些心血来潮想当然的蠢事。我一直寄希望于中国足协能按科学理性精神做事，但想来只是决定足球进入市场这桩事干得符合足球规律。但足球一旦进入了现代模式，你发现我们的领导者却不是由现代思维构成的集团，他们一方面试图改变中国足球的旧有规范，一方面自身的修养又使他们不能适应突变的形势，进而产生出抵制情绪。单纯从一个转会问题上闹出的风波就连续数年没有平息，怪就怪在他们经常有机会出国考察，怪就怪在经常会有考察报告，怪就怪在时时刻刻要向世界先进的足球管理模式靠拢。
'98赛季的前途已经由新出台的转会规程决定了，它甚至不如前几个赛季那样有活力。世界杯外围赛失利的阴影本来可能依靠国内球坛的活跃去冲淡，然而足协的规定和继续集中春训的决定再一次使国内足坛陷入一潭死水之中，实在让人齿寒。
足协在这些年干了许多类似的事，我只记住了上边几件最让人震惊的事。我不想把这些简单成数字的罗列，我只是想从中看到中国足协工作上的问题，这样干大约不涉及党纪国法只涉及足球运动自身的健康发展，对我对中国足球都容易接受些。
我想说中国足协的决策层或许有良好的出发点，但他们还不习惯从行政命令转向市场管理的新规则。足协能发布许多执行不了的法规，体现的是良好的愿望和实践效果之间的误会，也表明这些人对足球进入职业化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他们当了多年的专职干部，但却刚刚涉足职业领域，因而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无知和充满偏见。在我所列举的几件事中，有因无知造成的混乱，更有偏见造成的笑话，其中除了第一件事属于无知，其余的都是两者的混和，你几乎无法定义于单纯的范畴，因此随意性和武断固执不计后果便成了足协几年来经常显现的面目。加强自身的职业修养应该是足协决策层的当务之急，否则足协本身将是中国足球进步的最大障碍。更深层次的革命要来自人的观念，他们只有早日从官本位的思路中走出来，才会像世界各国足协那样把自己的根本位置定在为本国足球为各俱乐部为球员服务上面，然后管理、协调、指挥职能才会有理性的发挥出来。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国际足联，它们哪怕是推行最微小的改革措施，也都要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然后还要进行民主表决，即使通过，还要有很长的试行期，直到被证明对足球运动的发展确实有益处，才最终定为法规。比如说越位规则的改变、背后铲球的判罚标准。
不许回传球给守门员的规定、比赛多球制的试行、扩大球门的动议、脚发界外球的尝试、双主裁判的建议，都是用这种方式解决。我们既然要服从国际足联的指导，为什么不能学到一点国际足联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呢？更主要的，这种思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完全一致，都是用“实事求是”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指导的工作作风。我们可以说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但不可以说违反职业规范的做法更适合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新时期的中国从来就不拒绝外来的好的和先进的东西，从来不赞赏自毁前程的借口和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