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丧事办完，又把稻谷都收割了，女儿女婿都叫他和红儿一同到镇上去住，不要管这公狗洼了。他死活不肯，说他要走了，鸡怎么办，牛怎么办，还有他一辈子创造下来的这一头家当怎么办？孩子们说，值多少钱，舍不得就都卖了，搬家！其实他的这些所谓家当送人人家也得考虑考虑是否可以接受。他却说，连个家都没有了，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要去红儿自己去，他要在家看着。红儿又不肯，其他几个女儿女婿也不肯，说留下他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没个照顾，怎么行呢？有个头痛感冒怎么办？说到这，孩子们又免不了错怪起他来说，要是妈当初有人帮找个医生看了打针吃药，兴许不会就这样死了呢。但无论怎么说，他就是不肯丢下一个家跑到镇上去住。
后来是折衷着办，先让红儿去大姐家住些时候，待心情好了再回来。但他有个条件，红儿不能在大姐家住得太久。这期间，女儿女婿们轮流着来看望他。
这样，公狗洼就乘下他一个人了，公狗洼真的全属于他和他那头牛了。
他把稻谷晒干风好，都装进大大小小的木箱、水缸里去。木箱水缸都满了，还装不完，余下百多斤没地方放，让他好费了一翻脑筋，最后才把一对旧木桶割了两耳藏进去。这些木箱水缸原是分散放在各个房里的，都装了谷之后，他又觉得这样分开来放了不妥，靠山老鼠多，老鼠把谷都吃了还轮不到他吃，又把谷都倒了出来，先把这些木箱水缸一股脑儿都搬进他房里来，才重又将谷装进去，只留下一条狭窄的道，可以侧着身在房中穿行。他简直睡在一个粮仓中。想，老鼠想要叼他一粒去也得先问问他同意不同意。这粮食够他慢慢的吃三年五年不定，他可以三年五年不耕不种，还到镇上去白找孩子们的麻烦干什么！
有这堆得落落大满的粮食，他连走路都显得十分踏实。女婿回去之前，用摩托车帮他把谷拉到几里外的机房去碾了一缸的米，吩咐叫他这晚稻不要再种了，吃不了，卖了也不值钱。他听了孩子们的话，真的这晚稻就不种了，一天里三件事，吃饭、睡觉，还有一件就是把牛牵到山根下去吃草。这样的日子也过得很舒心。
只是没事，有时坐着坐着就又想起他的狗，想起他的女人来，想起他们，就难免惆怅，难免有一种孤独感。于是很自然地就想起红儿，想红儿应该回来了；回来了父女两个也有个话说；或者就再买头狗回来养，他睡觉的时候帮他看看院，帮他赶赶老鼠。想起近来自己在北山口上扭了脚，老婆死去，都在狗娃死后，正应了先生当年的说话，公狗洼不能没有狗，就觉得这些时候没有了狗，老鼠好像都欺他孤单一人似的，不独晚上出来在他装谷的器具四周放肆的吱吱叫，就连大白天他还坐在门口的时候，居然也三三两两的结伙出来耀武扬威，向他示威。气得他放任让吃也不是，打也不是——打也是白打，他打它们不着，它们就越发放肆。想，要是狗娃还在，他非得逮着了一个个活剥了它们，挂到院里做了腊味来下酒不可。可是他没有了狗，连个帮手的也没有，只能一独个儿整天眼睁睁看着鼠辈们作乱。
如此过日子也是闷，找些事做吧，眼不见心不烦，他想。于是就满院里转，看有些什么事要做。院子里已经很难找到一根草，还有什么可做呢？看看院墙，墙上盖着的茅草已经都烂掉了，露出砖坯来。泥砖坯子早被风雨剥蚀了许多，都没有棱角了。看看院门，门轴已经朽掉。看看栅栏，木桩大多也朽掉，许多木桩上都长了白的菌，黑的菌，还有黑木耳。转一圈一根根地查看，把上面干缩了的黑木耳摘下用衣襟兜了，居然有那么多。一些朽木桩上长了稻苗，初来的秋风就把它风干枯了，顶着干瘪的秕谷，簌簌地在风中抖动。分明一个破败的院子。偌大的一个院子，他计算着这要做到年底吧。“院墙不倒，人财两旺；院墙一倒，人财两亏”；工程是巨大的，不过非做不可，不然这公狗洼就完了，他经营一辈子的家就完了。
如此，老陶就每天砍树做木桩，砍一根换一根。还没有把木桩换到一半，第一场霜就下来了。霜下得很厚，一早起来看木桩全白了，仿佛谁在昨天夜里在上面涂了一层厚厚的石灰。他就懒得去动，每日在厨房里把木头烧了火取暖，待太阳懒懒的从东山上爬出来，才到元宝石上去坐了晒太阳。不几天，把两手都烤得焦黄了，身上全是灰尘，充满火烟味。
公路上显得日益的繁忙，汽车没日没夜地来回奔跑。他北山口粥店的老顾客，女儿镇上的成衣商全换了装备，把自行车都换成了一色崭新的摩托车，放着响屁从他面前飞奔而去。
有老顾客见到他独自一个坐在院里没事，就跟他打招呼说，怎么不到北山口上去卖粥呢；天冷了，经过北山口要有碗热的粥吃了暖和一下过山去多好。这就勾起他对半年前北山口上的回忆。是呀，天这么冷，要在北山口上摆了锅卖热粥，肯定比夏天里还好卖，只是没个帮手，他自己做得来吗？这样想着，他就不自觉地把衣袖捋起，捏了拳头，看他手臂上的肌肉。肌肉是松弛了，但还很有力量呢。
试试行吧？他想。万一做不来也就罢了，试试看。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按捺不住了，马上回屋去收拾家伙。
也是凑了巧，他正忙着准备重开旧业苦无援手的时候，红儿回来了。
“做什么呢？”红儿一进门，看他在忙活的样子，就问。
“到北山口上卖粥去，”他激动地回答说。
“这么冷天谁吃粥？在家歇着吧！”
“吃的，吃了暖和着身子正好下山去，他们说的，”他颇有信心地说。
“谁说的？大姐镇上卖成衣的老客人吗？我认识他们，”红儿说。“不过，天这么冷，还是不要做了，北山口的风太大了。大姐叫什么也不要做了，明年一起到镇上去摆个烟摊……”
“别说了，我不去的！”红儿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她的话说；一提到镇上去摆烟摊，他就老大的不高兴。
没几句话，父女两就陷入了僵局。
他固执地收拾他的家伙。
“到大姐那里去有什么不好呢！”红儿不解的说。看扭不过他，就回她的房里去。说实在的，红儿非常懂事，一提起大姐镇上的那帮商人，她本来就来劲，但看父亲这么大年纪了，这冷天还到北山口上去，她不同意。她回家时，大姐吩咐过，要她好好照顾父亲的，她不能随便迁就了他，又不能过于违抗他。所以回房里去一会儿之后，又出来说：“要不先做几天试试吧。”
父亲听了才开颜：“就是，先做着试试，实在不行就只好不做；你不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一个人闲着多难过。一天只是自己对着灶门洞说几句话，听老鼠说话，连条可听话的狗都没有。”说到狗，他就很自然地想起他的老狗来，心想要是这狗还在，多个伴多好。
几天后，父女两就真的在北山口上卖粥了。跟先前的情形差不多，老人仍然牵了老黄牛，只是少了一条狗，多了一个大铝煲，老婆子换了如花似玉的红儿。
从此，寒风中，北山口上的柴烟便终日的飘着，路人远远的在山脚下看了那烟，知道山上有火烤，便一股劲奔山北口上来。不管吃粥不吃，不管相识不相识，对路人，老人总还是那般地殷勤招呼：还没晚呢，到棚里去坐坐，烤烤手，暖和了再下山；吃碗粥，加了羹酒的，暖和着呢，还驱寒；烧口烟，自己种的，浓着呢……遇上下了小雨的日子，老人更是把火烧得贼旺。山上有的是树木，砍生的杂树回来，架上去就烧，一端冒泡一端冒烟，烧得十分的旺。还常常呼呼地喷出火舌来，老人就说这是火笑，有贵客来临了。却不见什么贵客，还是三天两头见的两帮成衣商和其他他还不认得的各色商人，间或几个陌生的过路人。客人往往烤到两眼被熏得两行热的泪顺着腮帮流下来，也还不肯下山去。
红儿不烤火，没客人时，就拿了一本琼瑶的小说，坐在几块木板钉成的破桌子旁，架起腿来看。她没有考上高中，母亲死后，在大姐家住了些时候，又到二姐家去住了些时候，再到三姐家去住些时候，才换过气来，在书摊上借了琼瑶的小说看，已经看过几本了，正在入迷，回公狗洼时就特意买了一本已经读过的回来。跟父亲来到北山口上卖粥，就忘不了带上它，客人不多，她就整天地看。有时看着看着就自己羞答答地满脸徘红，或者吃吃地捂着嘴笑起来。父亲莫名其妙，就说：你自个的笑什么？傻了不是？红儿不说话，或者娇滴滴地说，人家笑又没关你事，你烤你的火，我看我的书，难道要我跟你一样整天围着火堆不离！父亲也不恼。只有客人来了要吃碗热粥，叫了几下她还沉在书中，父亲才发脾气说，哪有像你这样做买卖的，红儿才慌慌的丢了书赶忙去热粥。
红儿常穿了一条牛仔裤，一件粉红的风衣，回家时大姐、姐夫陪着去买的。她把衣领高高地拉上去，上面只露了一张圆乎乎、红朴朴的脸。她手快脚快，不一会儿，就低着头把一碗热腾腾的，加了葱花羹酒的大米粥捧到了客人的手上。上了年纪的客人都赞她，又漂亮，又勤快，真是个好姑娘。她就红了脸，蹦跳着转过桌角去，重又拿起小说，架起腿来看。有年轻的男子见了红儿，便慢慢的吃粥，把一碗热粥慢慢吹慢慢吃，却目不斜视，盯定了她眉上的一颗美人痣看，越看就越觉得，她这颗美人痣非要配了她这一张白脸不行。红儿自己心里清楚，就把头埋得更低，恨不得要把整个脸庞儿埋进领口里去，只有偶尔被盯得久了，才傲然抬起头，一拂那头披肩的长发，向客人看一眼，虽然不愠不怒，而这一眼却足令客人再不敢抬起头来，只得匆匆的吃了走人，——免不了在离开茅棚的时候要回过头来再看一眼。看到这情形，老人就往往咳嗽一声以示警。他知道原委，往往犯愁：为什么要长一颗美人痣，长在什么地方不行，偏要长在那眉上？好在这样的客人并不多，红儿也才十六岁。
有时候老人就想，让红儿一个在家，他自己来看这店可不可以呢？但红儿不肯，说她一个人在家多无聊啊！倒不如一起出来有个伴儿说话。
粥店依然是一老一少。上山时老人牵了牛在前，红儿挑了担子在后，下山时就反过来，红儿挑了担子在前，老人牵了牛在后。牛背上驮了木柴，牛不停地甩着尾巴驱虫子；山上的虫子簇拥着它，嗡嗡地叫，吮它眼角上白白的眼粪。老牛不耐烦了，就“哞——”地一声长鸣，在山谷里回荡，惊得路旁树上早已回巢的鸦雀扑扑地乱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