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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说明
这是我去年断断纩续完成的一部非虚构作品，里面一些内容引用了我过去散文中的几个片断。今年九月，法国ACTESSUD的法文版是全球首次出版。明年开始，美国和欧洲亚洲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也将陆续出版。根据美国兰登书屋编辑的建议，我对此书提及的一些数据进行了更新。尽管如此，明年九月出版的英文版里的数据仍然可能变得陈旧，因为中国大陆日新月异。
余华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四日
目录
前言/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后记
前言
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说：“神祇编织不幸，是为了让后代不缺少吟唱的题材。”几百年以后，中国的先哲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荷马借助神祇置身事外的风度，以叙述者的身分来吟唱世事难测和人间不幸。孟子则是利用人生感受的例子，说明忧患往往可以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反而使人败亡。荷马和孟子从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视角出发，以相同的积极和乐观，在我们今天的不幸和忧患里走到了一起。
我希望此书兼备上述两种质量，让超然的叙述和真切的人生在这里殊途同归。我也希望在这十个词汇里，能够继承荷马与孟子的积极和乐观。
我要感谢白亚仁教授。二〇〇九年三月，我在美国期间，白亚仁邀请我前往波姆那学院(PomonaCollege)讲述当代中国。这位老朋友将我的演讲题目定为“一个作家的中国”，我就是在准备演讲稿的时候发现了这本书。我们驱车行驶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告诉白亚仁计划写作这本书。白亚仁立即表示愿意承担此书的英文翻译。当我回国后决定自己的写作从十个词汇出发，白亚仁就将书名建议为《十个词汇的中国》。我喜欢这个书名的简洁风格。
很久以前，意大利诗人但丁写下了朴素的诗句：箭 中了目标，离了弦。但丁只是轻轻地颠倒了因果关系，就让我们感受到了速度。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飞速变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因果关系颠倒的发展历程。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却很少去追寻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出发，去寻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荷马所说的不幸与孟子所说的忧患将会迎面而来。
所以，我如果面面俱到地叙述当代中国，我的叙述将会难以为继，将会比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还要漫长。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选择十个词汇的理由，因为十个词汇给予我十双眼睛，让我从十个方向来凝视当代中国。
我要求自己的工作简明扼要，从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开始叙述之旅。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琐碎，其实包罗万象，它们丰富、宽广和激动人心。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隐私等等，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发出自己的鸣叫。日常生活就像广阔的森林一样，恰巧中国有句俗语：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写作此书如同一位往返的巴士司机，起点也是终点。我满载故事的巴士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 隐私的驿站，还要经过一些地名不详之乡，一些故事中途下车，另外一些故事中途上车，如此上上下下的长途跋涉之后，我的巴士又回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希望能够在此将当代中国的滔滔不绝，缩写到这十个简单的词汇之中；我希望自己跨越时空的叙述可以将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经验和亲切的故事融为一体；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在当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纷乱复杂的社会里，开辟出一条清晰的和非虚构的叙述之路。
如果荷马的超凡脱俗和孟子的切肤之痛影响了我走向目标的步伐，我会感激。
人民
我在写下这个词汇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写错了，或者说写得不像是“人民”。我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睁开眼睛后觉得它有点像了；我再次闭上眼睛，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终于确定自己没有写错。这个词汇就是这样，让我有时候陌生，有时候熟悉。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汉语里，还有哪个词汇像“人民” 这样处境奇怪，它无处不在，同时又被人视而不见。今天的中国，好像只有官员们还在张口闭口说着“人民”，人民却很少提及这个词汇，或者说正在遗忘它。多亏了官员们的唾沫，这个词汇才显示了自己仍然存在。
在过去，这个词汇曾经是那么的显赫。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当时最重要的报纸叫《人民日报》；我们这些单个的人民天天说：“一九四九年以后，人民当家作主了。”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人民”是和“毛主席”一样了不起的词汇，我刚刚认字的时候，最先学会的就是这两个词汇，然后才学会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父母的名字。年幼的我曾经认为：“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当时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我得意洋洋地到处宣布自己的发明，我看到很多疑惑的表情，他们似乎觉得我的发明有待商榷，可是没有一个人明确表示反对。那时 候人人谨小慎微，只要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从而家破人亡。我的父母听到我的发明时也是这样的表情，他们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拐弯抹角地表示：这句话好像没有说错，可是最好不要再说了。
这是我童年里最重要的发明，我舍不得不去说，我继续将它挂在嘴边。有一天我突然为自己的发明找到了证据，那时候流行这样一句话：“毛主席在我们心中。” 我发挥了这句话，我说：“每个人民心中都有毛主席，毛主席心中有什么？有我们全部的人民。”所以“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我看到疑惑的表情在我们的小镇上逐渐消失，有人开始点头表示同意，有人开始也这么说了。先是我的小伙伴们这么说，接着大人们也这么说。
当很多人都在说：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我的危机感出来了，革命的年代里是没有专利的，我发现自己作为发明者的身分正在迅速失去。我到处申明：
“这句话是我第一个说出来的。”
可是没有人对此有兴趣，最后连我身旁的小伙伴们也不承认这句话是我的发明，面对我的据理力争，或者可怜巴巴的哀求，他们个个摇着头说：“大家都这么说。”
我开始伤心，甚至后悔莫及，后悔将这个发明公诸于世，我觉得应该将这个“发明永远藏在自己心里，不让任何人知道，独自享用一辈子。则这些年来，西方惊 讶中国的巨大变化。历史在中国就像川剧中的变脸，短短三十年，一个政治至上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金钱至尊的中国。
当历史转折的时候，总会出现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如此。北京的大学生走出校门，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自由，同时反对官倒。由于政府拒绝与学生对话的强硬立场，学生开始绝食，市民们走上街头声援绝食学生。当时市民对“民主自由”其实兴趣不大，吸引他们大规模加入到这个运动中的是“反对官倒”的口号。那时候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十一个年头，虽然改革带来了物价上涨，可是经济稳定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九〇年代工厂的大规模破产倒闭还没有来临，很多任务人还没有成为受害者。当时的社会矛盾并不突出，不像今天的社会到处燃烧着怒火，当时的社会仅仅是洋溢着怨气，对一些高官的子女们利用国家的资源发财致富不满，这样的不满情绪在反对官倒的口号里聚集了起来。现在看来，当时少数人“官倒”的腐败和今天大规模的五花八门的腐败比较起来实在不算什么。
从一九九〇年代以来，中国腐败增长的速度和经济的增长一样惊人。
这场席卷中国的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在六月四日凌晨的枪声里很快安静下来了。同年的十月，我再次去北京大学的时候，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了，天黑之后未名湖畔出现了一对一对恋爱的身影，学生宿舍里传出来搓麻将的声音和背诵英文单词的声音。仅仅过去 了一个夏天，一切都改变了，彷佛春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此巨大的反差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中国人政治热情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说标志着从文革以来积累起来的政治热情终于一次性地释放干净了。接下来挣钱的热情替代了政治的热情，当万众一心挣钱的时候，一九九〇年代的经济繁荣自然来到了。
然后，崭新的词汇铺天盖地而来了。比如经常上网的网民、炒股的股民、购买基金的基民、追星的粉丝、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等，正在支解瓜分“人民”这个业已褪色的词汇。在文革时期，“人民”的定义十分简单，就是“工农兵学商”，这里的“商”不是指商人，是指从事商业工作的人群，比如商店的售货员。我想，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让“人民”内容脱胎换骨的分水岭，或者说让“人民”进行了资产重组，原有的内容被剥离，新的内容被置换了进去。
从文革开始到今天的四十多年，“人民”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现实里好像是空的。用现在中国流行的经济术语来说，“人民”只是一个壳资源，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内容用它借壳上市。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北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警察突然消失了，大学生和市民自发地承担起了警察的责任，我想，这样的北京也许再也不会出现。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愿望，让一个没有警察的城市秩序井然。只要走上街头，你就会感到亲切友好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用买票就可以乘坐地铁和公交车，所有的人都在互相 微笑，人和人之间没有了陌生感。我们常见的街头争吵没有了；平日里斤斤计较的小商贩们，免费向游行的人群供应食物和水；退休的老人从他们微薄的银行存款里取出现金，捐给广场上绝食的学生：还有小偷们，他们以偷盗协会的名义发出公告：为了声援绝食学生，停止一切偷盗行为……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一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城市。
生活在中国的城市里，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人多。可是经历了天安门广场的百万群众大游行之后，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站在广场的一隅，或者站在街头日复一日地演讲，嗓子哑了，甚至说不出声音了，仍然顽强地说着。围观的人是男女老少，不论是饱经风霜的老者，还是怀抱婴儿的母亲，面对年轻学生稚气的脸，甚至是稚气的话，都是满脸尊重的表情，频频点头和热情鼓掌。
也有让我感到滑稽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昏暗的大屋子里，参加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一个聚会，在等待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的严家其时，我看到几个人在指责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这家报纸刚刚发表了一份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声明，这几个人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声明中的署名位置太靠后了，在他们前面的署名里有几个人没有他们的名气大。他们责问，为什么把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放在他们前面？那位倒霉的副总编辑一再解释不是他们的责任，甚至道歉的话也说了，可是这几个人还是不依不挠。直到 严家其的出现，这出闹剧才算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严家其，以后没再见到过他。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的情景，这位当时能够经常见到赵紫阳的著名学者，心事重重地走进了这间昏暗的大屋子，人们安静下来，严家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低沉地说：“紫阳住院了。”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政治人物只要是以身体有病的理由住到医院，就意味着失去了权力，或者意味着躲避了起来。严家其带来了赵紫阳住院的消息，那间大屋子里的知识分子们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有人开始悄悄地溜走，然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像是落叶在秋风中散落那样离去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赵紫阳销声匿迹，直到二〇〇五年逝世，新华社才为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发布一条简短的新闻：“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在中国，就是一位退休的部长去世，官方的报导也比这条新闻丰富得多。这条新闻里没有介绍这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生平，也没有提及逋体告别的日期。可是生活在北京南站的一个上访者的群体，却知道赵紫阳遗体告别的日期。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社会里最为弱势的“人民”是透过什么渠道获得的，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警察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没有遗体告别的准入证，他们就在外面拉开横 幅，缅怀和悼念赵紫阳。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上访者，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牺牲品。他们遭受了各种冤屈和欺压，他们曾经满怀希望诉诸法律，希望中国的法官们能够还给他们公正，可是中国司法的腐败让这些人对法律完全绝望了。他们来到北京上访，期望更高级别的官员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些人被称为是中国的“司法难民”。
中国有一个建立在法律之外的信访制度，让蒙受不同冤屈的人有一个残存的希望，让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幻想还有清官的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清官的期盼超过对法律的信任。这些上访者倾家荡产地东奔西走，梦想着有一天会出现某个清官为自己伸张正义。二〇〇四年的时候，中国官方公布的上访案件已经高达一千万起。这些上访者的艰难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像乞丐一样被警察到处驱赶，还被少数生活优越的知识分子称之为精神病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人民”，二〇〇五年一月的时候来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了。他们认为赵紫阳是“中国最冤的人”，比他们还冤。他们虽然饱受冤屈，可是还有上访的机会，他们说冤枉的赵紫阳都“无处上访”。
五月底我回到浙江，处理完家事，六月三日下午坐上火车返回北京。我躺在硬卧车厢的上铺，听着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隆隆响声，车厢里亮起了灯光，我知道黑夜来临了。那时候我觉得这场漫长的学生运动就像马拉 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可是清晨我醒来的时候，火车接近了北京，我听到车厢里的广播响起，播音员激昂的声音让我明白部队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了。
六月四日的枪声之后，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外地来的大学生开始撤离。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早晨走出北京站时人山人海的情景，当人们大规模撤离北京时，我却不合时宜地返回了北京。我背着旅行袋茫然地走出火车站前的广场，与蜂拥而来的人群不断相撞，我意识到自己也会马上离开这里。
我是六月七曰离开的，当时因为上海的一列火车被烧毁，京沪铁路的交通暂时中断，我计划坐火车绕道去武汉，再从武汉坐船回到浙江老家。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辆雇来的平板车上，沿着长安街前往北京站。几天前还是沸腾的北京，几天后已是满目冷清的景象，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一些烧毁的汽车还在冒着残存的黑烟，经过建国门立交桥时，一辆坦克驻扎在挢上，炮筒威风凛凛地对着弱不禁风的我们。到了北京站，在拥挤的售票窗口互相推搡，费尽力气终于买到了站票，那时已经没有座位票了，进站时受到执勤军人的严格检査，确定我的脸不像通缉令上所有的人像后，才放我进去。
我从来没有坐过如此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全是逃离北京的大学生，人和人挤在一起几乎都没有了缝隙。麻烦的是，火车驶出北京一个小时后，我必须去一趟厕所，我使劲往车厢厕所的方向挤过去，挤到一半的路途时，我知道挤过去也没有用了，我听到有人吼叫着使劲拍打厕所的门，可是厕所里也挤满了人，里面人的喊叫着说 门无法打开。我只好将尿憋了三个小时，到了石家庄我立刻下车，出站后先去了一趟厕所，然后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当时石家庄的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打了一个请求援助的电话，这位主编在电话里听完我的讲述之后说： “现在这么乱，你那里都别去了，住下来给我们写小说吧。”我在石家庄住了一个多月，心猿意马地写着小说。最初的时候，电视上每天都在播出抓到了通缉令上的大学生，而且是以滚动的形式反复播出。这样密集的滚动播出，以后只有在奥运会期间中国运动员拿到金牌时才会出现在电视上。我身处他乡，在陌生的旅馆房间里，看着电视上被捕大学生茫然的表情，听着播音员激昂的声音，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恐怖。
突然有一天，电视的画面完全变了，没有了抓到通缉学生的滚动画面，也没有了得意洋洋的解说。虽然抓捕行动仍然在进行，可是电视的播出重新回到了我熟悉的画面：我们的祖国到处都是繁荣的景象。播音员的声音，一天前还在慷慨激昂地控诉被捕学生的种种罪行，一天以后就变成了喜气洋洋地歌颂祖国昌盛的腔调。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天安门事件从中国的媒体上销声匿迹，就像赵紫阳的销声匿迹一样，以后我也没有看到过有关它的片言只语，好像这个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它被彻底摒蔽了。即便是经历过一九八九年春夏游行的人，也似乎淡忘了，可能是后来的生活压力让他们无暇回忆往事。二十年过去以后，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出现了，就是在今天中国年轻的这一代里面，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知道的人，也是含糊不清地说： “听说有过很多人的游行。”
二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相信历史的记忆不会转瞬即逝。我想，参与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每一个人，不管今天是什么立场，在某一天突然回首往事的时候，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铭心刻骨的感受。
我的铭心刻骨的感受就是让我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一个人和一个词汇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一个机会。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词汇，有些词汇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就理解了，有些词汇虽然相处了一生，可是仍然没有理解。
“人民”就是这样的一个难题。它是我最早认识和最早书写的词汇，其后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流连忘返，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和响彻在我的耳边，可是它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我的内心。直到我二十九岁那一年，一个来自深夜的经历终于让我真正理解了这个伟大的词汇。当我和这个词汇有了真实的而不是虚拟的相遇，我所说的不是语言学或者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意义上的相遇，而是人生经历里的一个真实的相遇，一个去除了所有理论和定义之后的活生生的相遇，然后我才能够告诉自己： “人民”这个词汇不是空的。因为我曾经见到过它有血有肉的模样，见到过它心脏的强烈跳动。
我对“人民”的理解，并不是来自于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大游行，而是发生在五月下旬深夜的一个小小经历。当时的北京已经戒严，学生和市民自发地守卫起了北京的各个交通要道，以及所有的立交桥和地铁出口，阻止全副武装的军人进入天安门广场。
那时候我住在北京东边十里铺的鲁迅文学院，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骑着一辆各个部位都会发出响声，可是车铃不响的破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待到深夜或者凌晨才骑车回到学校。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的北京，中午很热，可是深夜就冷了。我记得有一天中午出发时，因为太热只是穿着一件短袖的衬衣，到了深夜的时候，我感到了寒冷，骑车从广场返回学校，冷风迎面吹来，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和破自行车的每个部位一样抖动起来。我骑车在路灯熄灭的街道上，月光为我指路。我愈往前骑车，愈是感到寒冷。在逐渐接近呼家楼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一股热浪在黑暗里轻微地涌来，随着我继续往前，热浪强烈起来了。接着，我听到远处有歌声在飘扬过来；再接着，我看见远处有灯光在闪烁。然后惊人的场景出现了，在热浪滚滚而来时，我看到了灯火通明的呼家楼立交桥，桥上桥下有一万多人守卫在那里，他们激情满怀，在夜空下高唱国歌：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可是坚定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肉之躯可以阻挡部队和坦克。他们聚集在一起热气沸腾，彷佛每个人都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
这是我生命里重要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光应该传得比人的声音远，人的声音又比人身上的热量 传得远。可是在我二十九岁的这个深夜，我发现自己错了。当人民圃结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传得比光要远，而他们身上的热量传得比他们的声音还要远。我终于真正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
领袖
我这里所说的领袖拥有这样的特权，就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盛大游行时，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游行的群众挥手，其他领导人没有挥手的权力，只能站在他身旁鼓掌。毫无疑问，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热，还是因为髙兴？他常常脱下军帽，向游行的群众挥动起了手里的军帽。毛泽东最具魅力的挥手情景，应该是他畅游长江以后，身穿浴衣站在船头向两岸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位领袖将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诗人的我行我素集于一身，他的深谋远虑时常以即兴的方式表达出来。
文革开始，大字报出现了。这些张贴在街头墙上的大字报像中国传统建筑的窗户一样大，少则两张纸上下排列，多则五、六张纸贴成一排。这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书法展示，丑陋的字体遍布中国城镇的大街小巷，偶尔也有漂亮的字体。人们站在街头津津有味地阅读，虽然大字报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革命语言，可是大字报对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官员们开始指名道姓的批评，让阅赞的群众感到十分兴奋。
大字报的出现可以说是弱势群众挑战强势官员的最初行为，这样的行为受到共产党中央和北京的一些高官压制以后。毛泽东，这位强权人物不是利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去纠正，而是采取了与弱势群众相同的做法，也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他在自己的大字报里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可以想象当时 群众的狂热，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写出了大字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毛主席也有着和普通群众一样的遭遇。不言而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刻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吞噬了中国。
综观中国的历史，无论是贵族出生，还是草根出生，凡是成为了皇帝的，都是约定俗成的皇帝嘴脸和皇帝言行。只有毛泽东例外，他成为领袖之后，常常不按领袖的方式出招，让他身旁的共产党领导们时时措手不及。毛泽东深知如何在群众中间煽风点火，文革初期他频频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狂热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让文化大革命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
畅游长江更是显示了这位领袖的独到风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武汉革命群众畅游长江的活动之中，在两岸群众的欢声雷动里，在高音喇叭里唱出的《东方红》里，七十三岁高龄的毛泽东和五千名群众一起乘风破浪畅游长江。与毛泽东一起畅游长江的群众激动万分，他们一边游泳一边在波动的江水里使劲高喊“毛主席万岁”，肮脏的江水呛进了他们呼喊口号的嘴里，又灌进了他们的胃里，可是他们上岸后都说江水“特别特别的甜”。毛泽东畅游长江以后，爬上轮船，穿上浴衣，风度翩翩地向两岸黑压压的群众挥了挥手。毛泽东只是短暂地挥了挥手，就钻进船舱更衣去了。后来的新闻纪录片将毛泽东挥手的情景经过剪辑，变成了毛泽东长时间向人民挥手。宣传画上的毛泽东挥手情景，更是不知疲倦地定格了长达十多年。
第一天的《人民日报》这样说：“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关于自己畅游长江，毛泽东在诗词《水调歌头》里写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就是我所说的领袖，轻描淡写之间，就将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疯狂的境地。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情景摄制成了纪录片，在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地区反复放映；也制作成了宣传画，贴满了中国从城镇到乡村的墙壁。身穿浴衣的毛泽东在宣传画上被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和商业工作者簇拥着，毛泽东微笑地挥手，工农兵学商幸福地做出了奋勇向前的动作。想一想，哪位政治人物会身穿浴衣向人民挥手？只有毛泽东有此不同凡响的风度。
其实抗战时期他就具有了这样的风度，当时他还没有成为中国的领袖，还在延安的窑洞里过着苦日子。我行我素的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手一直在自己的裤裆里摸索着，一边捉着虱子一边畅谈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胜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每次挥手出现时，尾随其后的共产党领导们不再是鼓掌了，他们的右手也轻轻挥动起来，因为他们的右手捏着《毛主席语录》，当时称之为红宝书，红宝书让他们也有了挥手的机会。当然，他们的手举得没有毛泽东高，挥动的幅度也没有毛泽东大。
文革期间，就是没有毛泽东出现的场合，这些领导们也是右手轻轻挥动红宝书，向革命群众致意。就像现在的女明星没有化妆绝对不会出现在公众场合一样，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们手里没有红赍书也绝对不会公开亮相，红宝书是他们的政治化妆品。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集体领导，当九个政治局常委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时，他们同时向记者们挥手，他们的手举得一样高，挥动的幅度一样大。这时候我就会想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旁人鼓掌他一人挥手的情景十分突出。抚今追昔，我感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国家领袖了，只有国家领导人。
正版的领袖毛泽东逝世多年之后，山寨版的领袖在中国如雨 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一九九〇年代以后，选美比赛风靡中国的同时，评选领袖的比赛也是接踵而至：时尚领袖、风采领袖、魅力领袖、美女领袖的评选与选美比赛争艳斗彩。选美比赛虽然花样翻新，可是始终局限在“美”上面，比如参赛年龄在六十岁以上 “银美人大赛”，漂亮姑娘们疯狂喝酒的“醉美人大赛”，还有经过整容手术以后“人造美女大赛”等等。
领袖的比赛没有局限也没有边界，于是各个领域的领袖们层出不穷了。青年领袖、少年领袖和未来领袖等等；创新领袖、地产领袖、IT领袖、传媒领袖、商界领袖和企业领袖等等……今天中国的领袖之多，令人眼花撩乱。领袖一多，各种领袖峰会自然也多了起来，商界领袖高峰论坛、企业领袖高峰论坛、传媒领袖高峰论坛等等，这些山寨领袖的高峰论坛，其装模作样的程度可与G峰会相媲美。与此同时，领袖的评选还涉及到了地理和物质的领域，比如风景领袖和电梯领袖。这就是毛泽东之后的今日中国，连电梯们都有自己的领袖了。我不知道明天天亮以后，还会在哪些角落里冒出一堆新鲜的领袖。
如果评选中国这三十年来贬值速度最快、贬值幅度最大的一个词汇，我觉得“领袖”将会毫无悬念地当选。
在文革时，“领袖”是一个神圣和伟大的词汇，是“毛主席” 的代名词，或者说是毛泽东的私有财产。没有人胆敢声称自己是什么“领袖”，即便是在梦里也没有这个胆量。“领袖”一词，对于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禁区。当时流行过这样一句话“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然后“神圣不可侵犯”常挂在了我们的嘴边。“领袖”就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词汇，除此之外， “毛”这个姓氏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的妻子告诉我，她过去生活的小镇上有一位工会主席姓毛，小镇的群众也叫他毛主席，他自然而然地答应了。结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打倒了，他的罪行是让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毛主席。这位姓毛的小镇工会主席从此倒霉。他十分冤枉，眼泪汪汪地申辩，是别人这么叫他的，不是他自己这么叫的。打倒他的革命群众说:
“别人可以这么叫，你不可以这么答应，你答应了就是反革命分子。”童年时，我曾经对自己姓“余”而没有姓“毛”深感遗憾，心里经常埋怨我父母的家族里为什么没有姓“毛”的人。我当时不知道，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毛”既是一个神圣伟大的姓氏，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姓氏。
当时有一个流行的比喻，就是将共产党比喻成人民的母亲。我心里暗暗思忖，如果有母亲，必然有父亲，谁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父亲？理所当然是毛泽东。我童年的逻辑将中国共产党变成了毛夫人，可是毛泽东的正宗夫人江青怎么办？当时我是文革时期的红小兵，只知道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不知道中国过去的男人可以有几个夫人，更不会想到今天中国的男人会有二奶和情人。年幼的我左思右想，把自己的脑袋想疼了，也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领袖除了毛泽东，还有四位外国领袖。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前面黑板上面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后面的墙上并排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我最早见到的外国人。我们曾经好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长头发，比我们小镇上女人的头发还要长，当时 的中国女人都是一样的齐耳短发，列宁和斯大林在我们看来还算属于正常的男人发型。童年的时候，我们是以头发的长短来区分男女的性别，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型令我们好奇。尤其是马克思，他蓬松的鬈发差，不多遮住了耳朵，我们小镇上女人的耳朵就像马克思的耳朵那样，在头发里时隐时现。好在马克思还有一脸的络腮胡子，阻止了我们对他性别的继续猜想。可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竟然无视马克思脸上络腮胡子的存在，公然宣称： “马克思是个女的。”
这个同学差点因此成为小反革命。那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小学有一个一年级的女生，因为把毛泽东的肖像折迭了，让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的影子，她因此被打倒，我们都叫她“小反革命分子”。她在全校的批判大会上痛哭流涕，口齿不清地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
批判会后，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被老师召集到一起，要求我们揭发其他隐藏在其他同学中的小反革命分子。记得有两个人被同学们揭发了出来，第一个名字我们不熟悉，老师问了很久才知道那是一个三岁的男孩，是揭发者邻居的孩子，这个男孩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就是在某一个黄昏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太阳掉下去了。”当时流行把毛泽东比喻成红太阳，因此我们不能随便说到“太阳”。就是在黄昏的时候也只能说“天快要黑了”。这个男孩说太阳掉下去了，等于是在说毛泽东掉下去了。
第二个被揭发出来的就是我们班上那个宣称马克思是女人的同学，他吓得脸色惨白。当老师问他是否说过这句反动的话时，他哇哇大哭了，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边咳嗽一边结巴地说：“好像说过。”
我们的老师拯救了他，问他：“是好像说过，还是好像没有说过？”这个同学沉沦在惊恐和哭泣里，语无伦次地回答，一会儿是好像说过，一会儿又是好像没有说过。直到揭发会结束时，他仍然在“好像”里不能自拔。“好像”救了他，让此事后来没有了结果。
我年幼时曾经以为毛主席就是这位领袖的姓名。那个时代人人嘴上都挂着“毛主席”，这三个字脱口而出时，比叫爷爷爸爸还要亲热；若有人直呼其名，就是大为不敬。好在当时人们常常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常常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让我明白了原来毛主席是姓氏加官衔，毛泽东才是其真正的姓名。
二〇〇九年的端午节，一条搞笑的手机短信在中国流行：“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八曰电：中国科学院成功克隆（Clone，生物复制）毛泽东，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其盛年水平。新闻发布后，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欧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和台湾关系法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曰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靖国神社，并承认约鱼岛是中国领土并赔偿侵华损失十三万亿美元。欧盟声明解除对华武器禁售。梅德韦杰夫(俄国第三任总统)签署公告，称大兴安岭之北三百万公里土地属于中国。蒙古向联合国递交声明，称蒙中两国历来是一个国家。马英九表示一切听从大陆安排，并申请到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金正日正式通电六方会谈代表，按毛主席指示办。国内形势迅速扭转：二十四小时内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九百八十万亿元，私营企业主动改制归公；二千五百万三陪女一夜之间从良；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百分之六十；十三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时代最强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又出了个毛泽东。”
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变成“中国又出了个毛泽东”，民间的幽默让这位逝世三十多年的领袖重返人世间，然后全世界为之胆怯，中国的腐败官僚们更是闻风丧胆，困扰今曰中国的历史问题、外交问题和国内问题通通迎刃而解。这个狂想曲似的幽默意味着什么？是否表达了很多中国人不满现实的心态？是否暗示了一些新民族主义者的狂热？或者说仅仅只是一个幽默，一个对我们今日生存环境自我嘲笑的幽默？我想可能都有，甚至意味着更多。
中国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然而付出的代价更是惊人。二〇一〇年七月初，南非世界杯结束之前我离开时，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的离境免税店里插满了呜呜祖拉（一种长约一米的号角），每支售价一百元人民币左右。我回国后才知道这些中国制造的出口价只有二元六角人民币，这个可怜的价格里还包含了环境污染等等问题。中国浙江的一家企业生产了一千万支呜呜祖拉，可是利润只有十多万元人民币。一位我尊敬的老者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是付出一百元挣回十元的 GDP？增长模式。环境的破坏，道德的沦丧，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丛生，使今天中国的社会矛盾愈来愈激化。几百上千，甚至上万的群众冲击政府机关，砸汽车烧房子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很多人开始怀念过去的毛泽东时代，我想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可能只是怀念而已，并非真正想回到那个时代。对于这些人来说，毛泽东时代虽然生活贫穷而且压抑人性，可是没有普遍的和残酷的生存竞争，只有空洞的阶级斗争，当时的中国其实没有阶级的存在，所以这样的斗争仅仅停留在口号里。那个时代人们节衣缩食平等相处，只要小心翼翼，谁都可以平安度过一生。
今天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压力让很多中国人的生存像战争一样。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和坑蒙拐骗自然流行起来，于是安分守己者常常被淘汰，胆大妄为者常常会成功。价值观的改变和财富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带来了社会冲突，今天的中国已经真正出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
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凭借其个人的威望倡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可是这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思考：发展以后出现的问题，比不发展还要多。
也许正是中国发展以后出现了太多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逝世以后才会不断“复活”。不久前中国的网络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规模不大的民意测试“假如毛泽东在今日醒来”。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认为将是一件好事，百分之十的人认为将是一件坏事，认为对世界和中国不会再有影响的人只有百分之五。
我无法知道参与这个网络民意测试的人群组合，如果根据中国网民的人群结构，我想可能是年轻人居多。今天中国年轻的一代对毛泽东所知甚少，他们也纷纷加入到让“毛泽东复活”的行列之中，是否暗示了这样的事实：“毛泽东复活”已经成为了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心态的表达。这样的社会心态错综复杂，不同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观念和不同遭遇的人，在这里聚集了相同的不满，既认真又搞笑地举行了借尸还魂的仪式。
“假如毛泽东在今日醒来”的网络话题讨论中，有人诙谐地写道：毛泽东爬出水晶棺材，在太阳初升之时，走出毛主席纪念堂的大门，站在台阶上看着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安门广场。这时候一些游客发现了他，立刻奔跑过来，对着毛泽东喊叫：
“古月，请给我们签个名。”
古月是一位经常在电影里扮演毛泽东而在中国出名的演员。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自豪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的论据有两点：一是我们中国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外国的四位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逝世了，外国已经没有伟大领袖了；二是我们中国的人口最多，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
可是当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在报纸上和广播里天天出现后，我暗暗伤心了，没想到美帝和苏修是第一世界，日本和欧洲国家是第二世界，而我们伟大的中国竟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小国家一起挤到第三世界去了。
年幼无知的我如何能够理解毛泽东的胸怀？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没有因此故步自封，他不满足于只做中国人民的领袖，他想成为世界上所有被剥削被压迫者的领袖，他豪情满怀地说：“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矛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开始思考世界革命，他要解放全世界的无产者，并且付诸行动，开始输出革命。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功过是非暂且不论，有一个事实却是愈来愈鲜明，就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因为他生命的结束而消失，对于世界的影响反而与日俱增。我发现，对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很多人，毛泽东在中国做过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历久弥新，而且像种子一样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结果”。
二〇〇九年五月一日，奥地利的人民在维也纳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他们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巨幅 肖像。类似的情景也在欧洲的其他城市不断出现，这是否暗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毛泽东复活”既是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心态，也是全球化的社会心态。如果是，那么意味着什么？我想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世界病了需要革命，就像人体病了需要炎症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