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我们一行人组成民间知识分子代表团，访问尼泊尔。那时候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已经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尼共（毛）的领导人普拉昌达成为了新一届政府的总理。可是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普拉昌达已经辞去了尼泊尔总理的职务。我的眼前重现了普拉昌达坐在总理府会客室的情景。他侧着身体，用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一万九千名尼泊尔解放军官兵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必须得到公正的解决。
也许正是尼泊尔解放军和政府军是否应该合并的难题，让这位倔强的领导人离开了总理的宝座。
在尼泊尔期间，我们访问了尼共（毛）解放军的营地。我们是经过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营地后，来到了解放军的营地。尼共（毛）解放军的营地虽然设施简陋，而且没有枪枝弹药，可是这支正在等待前途的没有武器的军队仍然纪律严明。我们一进军营，生机勃勃的景象立刻扑面而来。
当我们进入营房时，我童年小学教室的情景重现了。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肖像，当然还有普拉昌达的肖像。就像文革时马恩列史的肖像在中国入乡随俗，和毛泽东的肖像同居一室那样；马恩列史毛的肖像也在尼共（毛）的营地入乡随俗，与普拉昌达的肖像一起微笑。当五个肖像变成六个时，似乎告诉了我们：革命为什么会生生不息。
到了晚上，我们和尼共（毛）解放军军官联欢，酒过之后我 们全体起立，放声高唱文革时将毛泽东诗词改成的歌曲《长征》。我们用中文唱，尼共（毛）解放军用尼泊尔文唱，尽管歌唱者的心态不尽相同，可是两种语言唱出来时，像是只有一种语言。
文革的时候，不仅毛泽东的诗词，就是毛泽东的语录也都被谱写成了歌曲。大人会唱，孩子也会唱；有学问的人会唱，文盲也会唱；人民群众会唱，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也都会唱。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歌词作家。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也在我们的生活里无处不在。从城市到农村，从砖墙到土墙，从屋里到屋外，布满了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还有毛泽东如红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头像。我们吃饭的碗上印有毛泽东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喝水的杯子上印有毛泽东诗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时刻触景生情，当我们睡觉时，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印着“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厕所的墙上印着毛泽东的头像，痰盂上印着毛泽东语录。今天来看，觉得这两个地方不应该出现毛泽东，可是当时竟然无人指出这一点。当时人人都这样说：
“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
我曾经相信毛泽东时刻都在我的身边。我做了好事，他老人家会高兴；我做了错事，他老人家会失望。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晚上梦见毛泽东。我总共梦见过他三次，有一次他走到我 身旁，亲切地摸着我的头发，和我说了几句话。为此我激动无比，喜气洋洋地去告诉小伙伴们，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还摸着我的头发和我说话。让我伤心的是，没有一个小伙伴相信我梦见毛主席了，他们说我是在吹牛，他们说：
“你怎么可能梦见毛主席？毛主席怎么可能到你梦里来和你说话？”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小伙伴们没有说错。“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超现实，毛泽东金光闪闪的头像和毛主席红色字体的语录，以无处不在的方式营造了这个超现实。真正现实中的毛泽柬，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遥远和虚幻，只是存在于某个象征之中。我和毛泽东之间的真实距离，如同我童年的伙伴们所说的那样，就是在梦中也不会相遇。
文革时期，我们小镇上有个人去过一次北京，这个人回来以后声称和毛泽东握手了，他热泪盈眶地告诉我们小镇的群众：毛主席亲切地握住他的手，亲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时间长达四秒多，然后别人的手抢走了毛主席的手。他万分可惜地说：
“差一点点就是五秒钟了。”
这个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小镇的英雄，我经常看到他背着一个黄绿色的军用书包，在街上神采飞扬地走去。他的右手因为和毛泽东的右手接触过，整整一年没有清洗，看上去似乎比他的左手粗大了一些，又黑又脏像是熊掌。我们小镇上认识他的人都去和他的熊掌握手，然后喜滋滋地互相说：“我握了毛主席握过的手。
我长大成人以后，有时候会和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朋友们共同回忆文革经历，时常说起这件往事，然后知道朋友们生活过的地方也都有这样的人，有些地方不止一个。我开始怀疑这个过 去的小镇英雄可能是在吹牛，毛泽东的手是那么容易握到的？我心想他可能是挤在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里，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就是那种远远地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检阅。他隐约看见了毛泽东的手，然后虚构了和毛泽东的握手，当我们小镇上所有的人都坚信不疑之后，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那时候，毛泽东像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头像总是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而且毛泽东头像的尺寸明显大于天安门城楼。我几乎天天要看到这样威风凛凛的头像，在我们的小镇的墙上随处可见，我们几乎天天唱着这样的歌：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我大约十五岁左右，站在广场中央，背景就是天安门城楼，而且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也在照片里隐约可见。这张照片并不是摄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而是摄于千里之外的我们小镇的照相馆里。当时我站着的地方不过十五平方米，天安门广场其实是画在墙上的布景。可是从照片上看，我像是真的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唯一的破绽就是我身后的广场上空无一人。
这张照片凝聚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全部的梦想，或者说也是很多居住在北京之外的中国孩子的梦想。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和小镇的照相馆里，都有一幅天安门广场的布景，满足人们画饼充饥的愿望。因为对很多生活在北京之外的人来说，天安门城楼似乎就是毛泽东的家。我站在虚拟的毛泽东家门前拍下了一张照片，可惜的是这张照片后来遣失了。
我对天安门城楼的向往，其实是对毛泽东向往的延伸。文革 期间，每一年的国庆节都有一部关于毛泽东、关于天安门的纪录片。当这一年的纪录片发行到我们小镇放映时，往往已经是冬天了。我穿着臃肿的棉衣，顶着夜晚的寒风向电影院走去，然后坐在没有暖气的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秋天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站在城楼上向着国庆节游行的队伍挥手致意。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夜色降临以后，毛泽东他们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桌上摆着令我垂涎三尺的水果和糕点，广场的上空被礼花照得一片通明，这是少年时期最让我心旷神怡的情景。当时我们过年过节最多是放几个鞭炮，如此多的礼花在空中长时间的开放，虽然是在银幕上，也足以让我目瞪口呆。
在后来有关国庆节的纪录片里，毛泽东的身旁出现了西哈努克，一个被废除了王位的柬埔寨国王，还有他的首相宾努亲王。西哈努克笑容可掬，宾努亲王歪着脑袋像钟摆似的不停地点头。这时候我已经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少年时期，西哈努克和宾努的两位年轻美貌的夫人吸引了我，她们在以后的国庆纪录片中每一次出现，都让我感到是找到了纪录片的主题。而白天的游行和夜晚的礼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西哈努克和宾努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让我羡慕的两个男人。尤其是那个宾努亲王，我心想他都老成那样了，而且连头都抬不直，可是他的夫人却是如花似玉。
有关毛泽东最为漫长的记忆，应该是来自我房间的房顶。我的父亲每年都要更换一次房顶上的旧报纸，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灰尘掉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美化我们的房顶，当时我们居住的房间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上面的瓦片，所以我父亲就在房顶上糊上一层旧报纸，让我们感到上面的瓦片被隔开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旧报纸下面度过的，只要我躺到床上，我就会看到旧报纸上面所有的标题，旧报纸上的文章因为高高在上就无法看 清。几乎是每一年国庆节出刊的报纸上，第一版都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毛泽东最早出现在我的房顶上时，他身边站着的是刘少奇；没过多久，刘少奇就消失了，林彪站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还是没过了多久，林彪也消失了；然后，一个名叫王洪文的文革造反派出现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身边的人不断更换，而每年国庆节报纸第一版的整版照片里唯一没有更换的人就是毛泽东。随着我房顶旧报纸的更换，我看着毛泽东的形象逐渐衰老，后来因为国庆节报纸的第一版不再刊登实地拍摄的毛泽东照片，改用当时统一的挂满全国的毛泽东像，毛泽东在我房顶上的衰老才被制止住。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早晨，当时我是高二的学生，我们像往常一样在上课前全体起立，对着黑板上方的毛泽东标准像，齐声说道：
“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然后坐下朗读起了语文课本里有关毛泽东的段落，当时所有的文章在描写毛泽东形象时，一律只有八个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这八个字从我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开始，一直延续到我高中一年级的课本，始终没有变化。就在我们刚刚朗诵完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时，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打断了我们的朗诵，通知学校全体师生立刻到礼堂集合，九点钟有重要广播。
我们搬起了自己的椅子，走向了学校的礼堂。当一千多名师生都在礼堂坐下后，等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九点钟到了， 广播里响起了哀乐。我立刻有了不祥之感，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和朱德也逝世了，这一年我们经常听到广播里传来的哀乐。
漫长的哀乐结束后，播音员沉痛的声音缓慢响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我等待了很久，才听到这五个最高权力机构联合发出的“讣告”一词，播音员的声音继纩沉痛和缓慢地响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又等待了很久，才听到毛泽东主席因病不幸逝世，播音员沉痛的声音还没有说到 “享年八十三岁”，我们学校的礼堂已是一片哭声。
我们的领袖逝世了，我的眼泪也是夺眶而出。我在一千多人的哭声里哭着，我听到了呼天喊地的哭声，听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声，听到了快要噎死般咳嗽的哭声……我的思维开始走调了，悲痛不再左右我，离奇的哭声开始引导我。当几个人哭的时候，我感受到的肯定是悲痛，可是当一千多人同时在一间大屋子里哭，我感受到的却是滑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丰富多彩的声音，我心想就是全世界所有品种的动物派出它们的代表，集合到我们中学的礼堂里一起嘶叫，也可能没有比这一千多人的哭声更加稀奇古怪。
这个不合时宜的念头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忍不住偷偷笑了一下，又赶紧将后面涌上来的笑给憋回去。在当时，一旦我的笑容被人发现，我立刻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我的一生就会因此完蛋。我使劲憋住自己的笑，可是笑在我体内迅速发展，马上就要汹涌而出了。我知道快要憋不住自己的笑声了，我极其害怕， 我将双臂交叉地放到前面同学的椅背上，将脑袋深深地埋进自己的双臂里。我在一千多人的哭声里，胆战心惊地笑着，我愈是想制止自己的笑，愈是笑个不停。
坐在我身后的几个痛哭流涕的同学，泪眼朦胧地看到我趴在前面同学的椅背上，看到我因为止不住的笑而剧烈抖动的肩膀。这几个同学错误地认为我对毛泽东的感情很深，他们后来这么说：
“余华哭得最伤心，他的肩膀抖动得最厉害。”
阅读
我在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里成长起来，所以不知道自己的阅读是如何开始的。为此我整理了自己的记忆，我发现，竟然有四个不同版本的故事讲述了我最初的阅读。
第一个版本是在我小学毕业那一年的暑假，应该是一九七三年。文化大革命来到了第七个年头，我们习以为常的血腥武斗和野蛮抄家过去几年了，这些以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残酷行动似乎也感到疲惫了，我生活的小镇进入到了压抑和窒息的安静状态里，人们变得更加胆小和谨慎，广播里和报纸上仍然天天在大讲阶级斗争，可是我觉得自己很久没有见到阶级敌人了。
这时候我们小镇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来了一张借书证，让我们在无聊的暑假里有事可做，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当时的中国，文学作品几乎都被称之为毒草。外国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们的作品是毒草；中国的巴金、老舍、沈从文他们的作品是毒草；由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反目为敌，苏联时期的革命文学也成为了毒草。大量的藏书被视为毒草销毁后，重新开放的图书馆里没有多少书籍，放在书架上的小说只有二十来种，都是国产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我把这样的作品通让了一遍，《艳阳天》、《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和《矿山风云》，原因很简单，这两本小说的主角都是孩子。
这样的阅让在我后来的生活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没有读 到情感，没有读到人物，就是故事好像也没有赞到，读到的只是用枯燥乏味的方式在讲述阶级斗争。可是我竟然把每一部小说都认真让完了，这是因为我当时的生活比这些小说还要枯燥乏味。中国有句成语叫饥不择食，我当时的阅读就是饥不择食。只要是一部小说，只要后面还有句子，我就能一直读下去。
二〇〇二年秋天我在德国柏林的时候，遇到两位退休的汉学教授，说起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中国的大饥荒。这对夫妻教授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当时他们两人都在北京大学留学，丈夫因为家里的急事先回国了，两个月以后他收到妻子的信，妻子在信里告诉他：不得了，中国学生把北京大学里的树叶吃光了。
就像饥饿的学生吃光了北京大学里的树叶那样，我的阅读吃光了我们小镇圆书馆里比树叶还要难吃的小说。
我记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十分敬业。每次我和哥哥将读完的小说送还回去的时候，她都要仔细检査图书是否有所损坏，确定完好无损后，才会收进去，再借给我们其他的小说。有一次她发现我们归还的图书封面上有一滴墨迹，她认为是我们损坏了图书，我们申辩这滴墨迹早就存在了。她坚持认为是我们干的，她说每一本书归还回来的时候都认真检査了，这么明显的墨迹她不可能没有发现。我们和她争吵起来，争吵在当时属于文斗。我的哥哥是一名红卫兵，文斗对他来说不过瘾，武斗方显其红卫兵本色，他抓起书扔向她的脸，接着又扬手撺了她一记耳光。
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小镇派出所，她坐在那里伤心地哭了很久，我哥哥若无其事地在派出所里走来走去。派出所的所长一边好言好语安慰她，一边训斥我那自由散漫的哥哥，要他老实坐下， 我哥哥坐了下来，很有派头地架起了二郎腿。
这位所长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曾经向他请教过如何打架，他当时打量着弱小的我，教了我一招，就是趁着对方没有防备之时，迅速抬脚去踢他的睾丸。我问他：“要是对方是个女的？”他严肃地说：“男人不能和女人打架。”
我哥哥的红卫兵武斗行为让我们失去了圆书馆的借书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我已经将圆书馆里所有的小说都让完了。问题是暑假还没有结束，我阅读的兴趣已经起来了。我渴望阅读，可是无书可读。
当时我们家中除了父母专业所用的十来册医学方面的书籍，只有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叫做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就是从《毛泽东选集》里摘出来的语录汇编。我无精打采地翻动着它们，等待阅读的化学反应出现，可是翻动了很久，发现自己还是毫无阅读的兴趣。
我只好走出家门，如同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寻找食物一样，四处寻找起了书籍。我身穿短裤背心，脚上是一双拖鞋，走在我们小镇炎炎夏日里发烫的街道上，见到一个认识的同龄男孩，就会叫住他：“喂，你们家有书吗？”
那些和我一样身穿短裤背心、脚蹬一双拖鞋的男孩们，听到我的问话后都是表情一愣，他们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询问，然后他们个个点着头说家里有书。可是当我兴致勃勃地跑到了他们家里，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而且都是从未被翻阅过的新书。我因此获得了经验，当一个被我询问的男孩声称他家里有书时，我就会伸出四根手指继续问：“有四本书？”
他点头后，我的手垂了下来，再问一句：“是新书？”他再次点头后，我就会十分失望地说：“还是《毛泽东选集》。”后来我改变了询问的方式，我开始这样问：“有旧书吗？”我遇到的都是摇头的男孩。只有一个例外，他眨了一会儿眼睛后，点着头说他家里好像有旧书。我问他是不是有四本书？他摇着头说好像只有一本。我怀疑这一本是红宝书，问他封面是不是红颜色的？他想了想后说，好像是灰乎乎的颜色。
我喜出望外了。他的三个“好像”的回答让我情绪激昂，我用满是汗水的手臂搂住他满是汗水的肩膀，往他家里走去时，说了一路的恭维话，说得他心花怒放。到了他的家中，他十分卖力地搬着一把凳子走到衣柜前，站到凳子上，在衣柜的顶端摸索了一会儿，摸出一本积满灰尘的书递给我，我接过来时心里忐忑不安，这本尺寸小了一号的书很像是红宝书。我用手擦去封面上厚厚的灰尘之后，十分失望地看到了红色的塑料封皮，果然是红宝书。
我在外面的努力一无所获之后，只好回家挖掘潜力，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拉动内需。我将家里的医学书籍粗粗浏览了一遍，就将它们重新放回到书架上，当时我粗心大意，没有发现医学书籍里面所隐藏的惊人内容，直到两年之后才发现这个秘密。我放弃医学书籍之后，可供选择的书籍只有崭新的《毛泽东选集》和翻旧了的红宝书。这是当时每个家庭相似的情况，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只是家里的政治摆设，平日里拿来学习的是红宝书。
我没有选择红宝书，而是拿起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一次我十分仔细地阅读起来，然后我发现了阅赞的新大陆，就是《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引人入胜。从此以后，我手不释卷地让 起了《毛泽东选集》。
当时的夏天，人们习惯在屋外吃晚饭，先是往地上泼几盆凉水，一方面是为了降温，另一方面是为了压住尘土，然后将桌子和凳子搬出来。晚饭开始后，孩子们就捧着饭碗走来走去，眼睛盯着别人桌上的菜，吃着自己碗里的饭。我总是很快吃完晚饭，放下碗筷后，立刻捧起《毛泽东选集》，在晚霞下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邻居们见到后赞叹不已，夸奖我小小年纪，竟然如此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
我的父母听了这些夸奖，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在私底下，他们小声谈论起了我的前途，他们感叹文化大革命让我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否则他们的小儿子将来有可能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其实我根本没有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我谮的是《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这些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注释，比我们小镇图书馆里的小说有意思多了。这些注释里虽然没有情感，可是有故事，也有人物。
第二个版本发生在我中学时期，我开始阅赞一些被称之为毒草的小说。这些逃脱了焚毁命运的文学幸存者，开始在我们中间悄悄流传。我想，可能是一些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将它们小心保存了下来，然后被人们在暗地里大规模地传阅。每一本书都经过了上千个人的手，传到我这里时已经破旧不堪，前面少了十多页，后面也少了十多页。我当时阅读的那些毒草小说，没有一本的模样是完整的。我不知道书名，不知道作者；不知道故事是怎么开 始的，也不知道故事是怎么结束的。
不知道故事的开始我还可以忍受，不知道故事是怎么结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每次读完一本没头没尾的小说，我都像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找人打听这个故事后来的结局。没有人知道故事的结局，他们读到的小说也都是没头没尾的，偶尔有几个人比我多读了几页，就将这几页的内容讲给我听，可是仍然没有故事的结局。这就是当时的阅让，我们在书籍的不断破损中阅读。每一本书在经过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的手以后，都有可能少了一、两页。
我无限惆怅，心想我前面的这些读者真他妈的缺德，自己将小说读完了，也不将掉下来的书页黏贴上去。
没有结局的故事折磨着我，谁也帮不了我，我开始自己去设想故事的结局。就像《国际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每天晚上熄灯上床后，我的眼睛就在黑暗里眨动起来，我进入了想象的世界，编造起了那些故事的结局，并且被自己的编造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不知道当初已经在训练自己的想象力了，我应该感谢这些没头没尾的小船说，它们点燃了我最初的创作热情，让我在多年之后成为了一名作家。
我让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也是一样的没头没尾，我不知道书名是什么，作者是谁？不知道故事的开始，也不知道故事的结束。我第一次读到了性描写，让我躁动不安，同时又胆战心惊。让到性描写的段落时，我就会紧张地抬起头来，四处张望一会儿，确定没有人在监视我，我才继续心惊肉跳地往下赞。
文革结束以后，文学回来了。书店里摆满了崭新的文学作品， 那期间我买了很多外国小说，其中有一本小说的书名叫《一生》. 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开始阅读这本《一生》。读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时，我惊叫了起来：原来是它！
我多年前心惊肉跳阅赞的第一本没头没尾的外国小说，就是莫泊桑的《一生》。 我当时阅读的那些毒草小说里，唯一完整的一本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那时候文革快要结束了，我正在上高中一一年级，《茶花女》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来到我们手上。后来我阅读了正式出版的《茶花女》，才知道当初读到的只是一个缩写本。
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刚刚去世，他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被我们称之为英明领袖。华国锋当时正在昙花一现，后来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他就淡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我记得一个同学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告诉我，他借到了一本旷世好书，他看看四周没人，神秘地说：
“是爱情的。”
听说是爱情的，我立刻热血沸腾了。我们一路小跑，来到了这个拥有《茶花女》手抄本的同学的家中，喘息未定，这个同学从书包里取出白色铜版纸包着的手抄本，打开铜版纸的正面以后，我吓了一跳，他竟然用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标准像包装起了《茶花女》，我叫了起来：
“你这个反革命分子。”
他同样吓了一跳，他也不知道包着《茶花女》的是华国锋的 标准像，他说是另一个反革命分子干的，就是借给他《茶花女》的那个反革命。然后我们商量怎么处理已经皱巴巴的华国锋肖像，他说扔到屋外的河里去，我说不行，还是烧毁吧。
我们不留痕迹地处理掉华国锋肖像，然后端详起了手抄本的《茶花女》，清秀的字体抄写在一本牛皮纸封皮的笔记本上。这个同学告诉我，只有一天时间，明天就要将手抄本还给人家。我们两个人的脑袋凑在一起阅读了，这是激动人心的阅赞过程，赞到三分之一篇幅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已经感叹不已，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小说。我们开始害怕失去它了，我们想永久占有它。看看手抄本《茶花女》并不是浩瀚巨著，我们决定停止阅读，开始抄写，在明天还书之前抄写完成。
这个同学找来一本他父亲没有用过的笔记本，也是牛皮纸封皮的，我们开始了接力抄写。我先上阵，抄写累了，他赶紧替下我；他抄写累了，我接过来。在他父母快要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决定撤离，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返回学校的教室。
当时我们高中年级在二楼，初中年级在一楼。虽然所有教室的门都上了锁，可是总会有几扇窗户没有插好铁栓，我们沿着一楼初中年级教室的窗户检査过去，找到一扇没有关上的窗户，打开后，翻越了进去。开始在别人的教室里继续我们的接力抄写，天黑后，拉了一下灯绳，让教室的曰光灯照耀着我们的抄写。我们饥肠辘辘又疲惫不堪，就将课桌推到一起，一个抄写的时候，另一个躺到课桌组成的床上。我们一直干到清晨，一个抄写时，另一个在课桌上睡着了。我们互相替换的次数愈来愈多，刚开始一个人可以一口气抄写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后来五分钟就得换人了。他躺到课桌上，鼾声刚起，我就起身去拍拍他：“喂.醒醒， 轮到你了。”
等我刚睡着，他来拍打我的身体了：“喂，醒醒。”就这样，我们不断叫醒对方，终于完成了我们人生里最为伟大的抄写工作。我们从教室的窗户翻越出去，在晨曦里一路打着呵欠走出学校。分手的时候，他将我们两个人合作的手抄本交给我，慷慨地让我先去阅读。他拿着字迹清秀的手抄原本，看看东方的天空上出现了一圈红晕，说是要将《茶花女》的手抄原本先去归还，然后再回家睡觉。一回到家中，我的父母还在梦乡里，我匆匆吃完昨晚留在桌上的冷饭冷菜，躺到床上就睡着了。好像没过多久，我父亲的吼叫将我吵醒，问我昨晚野到哪里了？我嘴里哼哼哈哈，似答非答，翻个身继续睡觉。
我一觉睡到中午，这天我没有去上学，在家里读起了自己的手抄本《茶花女》。我们的抄写开始时字体还算工整，愈到后面愈是潦草。我自己潦草的字体还能辨认，可是同学的潦草字体就完全看不明白了。我读得火冒三丈，忍无可忍之后，我将手抄本放进胸口衣服里，夹在腋下，走出家门去寻找那位同学。
我在中学的篮球场上找到了他，这家伙正在运球上篮，我怒吼着他的名字，他吓了一跳，转身吃惊地看着我。我继续怒吼： “过来！你过来丨”
可能是我当时摆出一副准备打架的模样，他被激怒了，将篮球往地上使劲一扔，握紧拳头满头大汗地走过来，冲着我叫道： “你想干什么？”
我将胸口衣服里面的手抄本取出来，给他看一眼后立刻放了回去，愤怒地说：
“老子看不懂你写的字。”
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擦着满脸的汗水，嘿嘿笑着跟随我走进了学校的小树林。在小树林里，我取出我们的手抄本，继续自己的阅读。我让他站在身旁，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怒气冲冲地问他：
“这些是什么字？”
我的阅读口吃似的，结结巴巴地让完了《茶花女》。尽管如此，里面的故事和人物仍然让我心酸不已，我抹着眼泪，意犹未尽地将我们的手抄本交给他，轮到他去阅读了。
当天晚上，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他来到了我的家门外，怒气冲冲地喊叫我的名字，他同样也看不明白我潦草的字体。我只好起床，陪同他走到某个路灯下。他在夜深人静里情感波动地阅读，我呵欠连连靠在电线杆上，充当一位尽职的陪读，随时向他提供辨认潦草字体的应召服务。
第三个版本从街头阅读说起。我说的是大字报，这是文化大革命馈赠给我们小镇的独特风景。在当时，撕掉墙上的大字报属于反革命行为，新的大字报只能贴在旧的大字报上面，墙壁愈来愈厚，让我们的小镇看上去像是穿上了臃肿的棉袄。
我没有读过文革早期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七岁左右，所认识的汉字只能让我吃力地读完大字报的标题。我当时的兴趣是在街头激烈的武斗上面，我战战兢兢地看着我们小镇上的成年人相互斗殴，他们手挥棍棒，嘴里喊叫着“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口号，互相打得头破血流。这让年幼的我百思不得 其解：既然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何还要互相打得你死我活？
我当时十分胆小，每次都是站在远处观战，斗殴的人群冲杀过来时，我立刻撒腿就跑，距离保持在子弹射程之外。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胆量过人，他每次都是站在近处观赏武斗，而且双手扠腰，一副休闲的模样。
我们当时每天混迹街头，看着街上时常上演的武斗情景，就像在电影院里看黑白电影一样。我们这些孩子之间有过一个口头禅，把上街玩耍说成“看电影”。几年以后，电影院里出现了彩色的宽银幕电影，我们上街的口头禅也随之修改。如果有一个孩子问：“去哪里？”正要上街的孩子就会回答：“去看宽银幕电影。”
我迷恋上大字报阅读时已是一名初中学生。大约是一九七五年左右，文革进入了后期，沉闷窒息的社会替代了血腥武斗的社会。虽然小镇的街道一成不变，可是街道上的内容变了。我们也从看“黑白电影”变成了看“宽银幕电影”。对于我们这些街头孩子来说，“宽银幕电影”远远没有早期的“黑白电影”好看。文革早期，我们小镇的街道喧嚣热闹，好比是好莱坞的动作电影；到了文革后期，街道安静沉寂，好比是欧洲现代主义的艺术电影。我们从街头儿童变成了街头少年，我们的生活也从动作电影进入到了艺术电影。艺术电影里长时间静止的画面和缓慢推进的长镜头，彷佛就是我们在文革后期的生活节奏。
我现在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三十多年前的自己，一个放学回家的初中生，身穿有补丁的衣服，脚蹬一双磨损后泛白的黄球鞋，斜挎破旧的书包，沿着贴满大字报的街道无所事事地走来。我就是在这个陈旧褪色的镜头里获得了阅读大字 报的乐趣。就像观赏艺术电影需要审美的耐心一样，文革后期的生活需要仔细品尝，才会发现某个平淡的事物后面，其贲隐藏着神奇。
一九七五年的时候，人们对大字报已经麻木不仁，尽管还有新的大字报不断贴到墙上去，可是很少有人驻足阅让。这时的大字报正在失去其自身的意义，正在成为了墙壁的内容。人们习惯于视而不见地从它们身旁走过，我也是这视而不见的人群中的一员。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一张大字报上有一幅漫画，然后继《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之后，我又一个阅读的新大陆被发现了。
我记得是一种拙笨的笔法，画了一张床，床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而且涂上了花花绿绿的颜色。这幅奇持的漫画让我枰然心动，当时我见惯了宣传画上男男女女的革命群众如何昂首挺胸，可是画面上的男女之间出现一张床，是我前所未见的。这张画得歪歪扭扭的床，竟然出现在充满着革命意义的大字报上面，还有同样画得歪歪扭扭的一男一女，床的色情含义昭然若揭，我想入非非地让起了这张大字报。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阅读的大字报。在密集出现的毛主席语录和口号似的革命语言之间，我赞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片言只语，这些片言只语讲述了我们小镇上一对偷情男女的故事梗概。虽然没有读到直接的性描写语句，可是性联想在我脑海里如同一叶方舟开始乘风破浪了。
这对偷情男女的真实姓名就书写在花花绿绿的漫画上面，我添油加醋地将这个梗概告诉几个关系亲密的同学，这几个同学听得眼睛发直。然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分头去打听这对偷情男女的住处和工作单位。
几天以后，我们成功地将人和姓名对号入座。男的就住在我们小镇西边的一个小巷里，我们几个同学在他的家门口守候多时，才见到他下班回家。这个被人捉奸在床的男人一脸阴沉地看了我们一眼，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家中。女的是在六、七公里之外的一个小缜百货商店工作。仍然是我们这几个同学，约好了某个星期天，长途跋涉不辞辛苦地来到了那个小镇，找到那家只有五十平米左右的百货商店，看到里面有三个女售货员，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我们站在商店的大门口，悄悄议论哪个容貌出众，最后一致的意见是都不漂亮。然后我们大叫一声大字报上的那个名字，其中一个答应一声，转身诧异地看着我们，我们哈哈大笑拔腿就跑。
这是我们当时沉闷枯燥生活的真贸写照，因为认识了大字报上偷情故事的人物原型，我们会兴髙采烈很多天。
文革后期的大字报尽管仍旧充斥着毛主席语录、鲁迅先生的话和从报纸上抄录下来的革命语言，可是大字报的内容悄然变化了。造反时不同派别形成的矛盾或者生活里发生的冲突等等，让谣言、谩骂和揭露隐私成为文革后期大字报的新宠。于是里面有时会出现一些和性有关的语句。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成为了那时候人们互相攻击和互相诋毁谩骂的热门把柄。我因此迷恋上了大字报的阅读，每天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都要仔细察看是否出现了新的大字报，是否出现了新的性联想语句。
这是沙里淘金似的阅让，经常会连续几天让不到和性有关的语句。我的这几个同学起初兴趣十足地和我一起去阅读大字报，没几天他们就放弃了，他们觉得这是赔本的买卖，瞪大眼睛阅读了两天，也就是读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句子。他们说还不如我添油加醋以后的讲解精彩。他们因此鼓励我坚持不懈地读下去，因为 每天早晨上学时，他们就会充满期待地凑上来，悄悄问我：
“有没有新的？”
一个未婚女青年和一个已婚男人的偷情梗概，是我大字报阅读经历里最为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是我赎到的最为详细的内容，部分段落竟然引用了这对偷情男女后来写下的交代材料。
他们偷情的前奏曲是男的在水井旁洗衣服。他的妻子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才能回来。所以邻居的一位未婚女青年经常帮助他洗衣服，起初，她将他的内裤取出来放在一旁，让他自己清洗。过了一些日子以后，她不再取出他的内裤，自己动手清洗起来。然后进入了偷情的小步舞曲，除了洗衣服，她开始向他借书，并且开始和他讨论起了读书的感受，她经常进入到他的卧室。于是，偷情的狂欢曲终于来到了，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一次、两次、三次，第三次时被人捉奸在床。
到了文革后期，捉奸的热情空前高涨，差不多替代了文革早期的革命热情。一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将自己偷情的欲望转化成捉奸的激情，只要怀疑谁和谁可能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就会偷偷监视他们，时机一旦成熟，立刻撞开房门冲进去，活捉赤身裸体的男女。这对可怜的男女，就是这样演绎了偷情版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
我在大字报上让到这位未婚女青年交代材料里的一句话，她第一次和男人性交之后，觉得自己“坐不起来了”。这句话让我浑身发热，随后浮想联翩。当天晚上，我就把那几个同学召集到一起，在河边的月光下，在成片飘扬的柳枝掩护下，我悄声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吗？女的和男的干过那事以后会怎么样？”这几个同学声音颤抖地问：“会怎么样？”我神秘地说：“女的会坐不起来。”我的这几个同学失声叫道：“为什么？”
为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还是老练地回答：“你们以后结婚了就会知道为什么。”
我在多年之后回首这段往事时，将自己的大字报阅读比喻成性阅读。有意思的是，我的性阅读的高潮并不是发生在大街上，而是发生在自己家里。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所以我们的家在医院的宿舍楼里。这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楼上楼下都有六个房间，像学校的两层教室那样，通过公用楼梯才能到楼上去。这幢楼房里住了在医院工作的十一户人家，我们家占据了两个房间，我和哥哥住在楼下，我们的父母住在楼上。楼上父母的房间里有一个小书架，上面堆放了十来册医学方面的书籍。
我和哥哥轮流打扫楼上这个房间，父母要求我们打扫房间时，一定要将书架上的灰尘擦干净。我经常懒洋洋地用抹布擦着书架，却没有想到这些貌似无聊的医学书籍里隐藏着惊人的神奇。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里曾经浏览过它们，也没有发现里面的神奇。
我的哥哥发现了。那时候我是一名初二学生，我哥哥是高一一学生。有一段日子里，趁着父母上班的时候，我哥哥经常带着他的几个男同学，鬼鬼祟祟地跑到楼上的房间里，然后发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叫声。
我在楼下经常听到楼上的古怪叫声，开始怀疑楼上有什么秘 密勾当。可是当我跑到楼上以后，我哥哥和他的同学们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嬉笑地聊天。我仔细察看，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当我回到楼下的房间后，稀奇古怪的叫声立刻又在楼上箬起。这样的怪叫声在我父母的房间里持续广差不多两个月，我哥哥的同学们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楼上父母的房间，我觉得他整个年级的男生都去过我家楼上的房间了。
我坚信楼上房间里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一天轮到我打扫卫生时，我像一个侦探似的认真察看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什么。然后我的注意力来到了书架上，我怀疑这些医学书籍里可能夹着什么。我一本一本地取下来，一页一页认真检査着翻过去。当我手里捧着《人体解剖学》翻过去时，神奇出现了：一张彩色的女性阴部的图片倏然在目。好似一个晴天霹雳，让我惊得目瞪口呆。然后，我如饥似渴地察看这张图片的每个细节，以及关于女性阴部的全部说明。
我不知道自己当初第一眼看到女性阴部的彩色图片时是否失声惊叫了？那一刻我完全惊呆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反应。我所知道的是，此后我的初中同学们开始络绎不绝地来到我家楼上，发出他们的一声声惊叫。在我哥哥高中年级的男生们纷纷光顾我家楼上之后，我初中年级的男生们也都在那个房间里留下了他们发自肺腑的叫声。
第四个版本的阅读应该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被视为毒草的禁书重新出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们的文学作品最初来到我们小镇书店时，其森动效应彷佛是现在的歌星出现在穷乡僻壤一样。人们奔走相告，翘首以待。由于 最初来到我们小镇的图书数量有限，书店贴出告示，要求大家排队领取书票，每个人只能领取一张书票，每张书票只能购买两册图书。
当初壮观的购书情景，令我记忆犹新。天亮前，书店门外已经排出两百多人的长队。有些人为了获得书票，在前一天傍晚就搬着凳子坐到了书店的大门外，秩序井然地坐成一排，在相互交谈里度过漫漫长夜。那些凌晨时分来到书店门前排队的人，很快发现自己来晚了。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满怀侥幸的心态，站在长长的队列之中，认为自己仍然有机会获得书票。
